第02章

老闆怎麼會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僱用難民會成為他慘淡經營的徵兆,客人們會看破它。老闆讓所有考生吃完麵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讓我回去等他的電話。我在霞飛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訴了他,彈鋼琴這碗飯對於我來說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歲的前律師)都對那巨大無形的麵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後兩秒鐘,不甘地陸續站起來。忍了半天不去抓渾身的癢,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幾下。他們幾百人住一個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蟲在夜間從一具肉體逛到另一具肉體上去嘗鮮。
    好吧,我對年輕的瘦子說。
    你是指當教練這事嗎?他問道。他的英語相當倫敦味。
    我回答說不是的,我是指「A角」。這個鋼琴手的A角理所當然該是他的。但我暫時急需這位置。如果他願意,我可以再幫著找幾個比我還沒音樂天分的學生。因為他們學不出來,所以他可以永遠教下去,永遠有收入。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會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張口就這麼玩世不恭。但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是個不會正經八百的人。
    我說:怎麼樣?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過你要做好捶胸頓足的打算。他們比我還沒指望。
    他說:那你呢?
    我說:我你就放棄吧。我豈止是小指頭的毛病?
    他說:我是問,那麼好的掙錢機會,你為什麼不去?
    他朝我側轉臉,鋼琴上的蠟燭映在他眉弓下兩泓深深的潭水裡。
    我突然感到了我們肌膚的接觸。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擠著我,我貼著你。奇怪的是,只有心裡突然有了什麼,肌膚廝磨才發生意義。所以一切都是心靈作怪。我馬上向旁邊移了一點。沒有用,他的體溫和氣息與我的仍在交融。一陣燥熱來了。我的避讓反而使我們更敏感。
    也許我在美國生活的那十二年(雖然成長在洗衣坊的後院),讓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過的中餐一樣容易接受。也許是從小讓我母親的戒尺抽著學芭蕾,弄出了個優雅的假象。也許很簡單,我就是那種讓男人們認為很好上手的女人。後來彼得·寇恩說:你一進來,我就被你的優雅美麗征服了。陳詞濫調,是不是?不過那時候我們都看慣了好萊塢的浪漫故事,對類似浪漫的陳詞濫調充滿期待。別出心裁的浪漫語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邊彈奏,一邊告訴年輕的瘦子(要到一個多小時之後,我才會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選擇這個餐館,因為這一帶的書店和圖書館都是我父親常來的。我墮落到做餐館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顯然沒聽懂,這是什麼樣的父女關係。
    我要我父親看到他女兒自食其力的場面。這可是經典場面,多有戲劇性?
    不用告訴你了,我當晚就被半法國老闆留下來,彈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幾個陳詞濫調。現在,年輕的瘦子開始打聽我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小姐?
    你呢?我問他。
    現在他不用給我翻譜了。那些調調太熟,自己找到路,從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鍵上。我希望他緊挨著我坐在同一個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結束這一晚的工作。
    他說他叫什麼、姓什麼。就是我已經告訴你們的那個常見的猶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訴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諧音。五月的女兒,所以就叫五月。我們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圖省事。但我在家裡叫「妹妹」,因為我伯父、姑姑們的孩子都年長於我,我是所有晚輩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歡這個名字。彼得說。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樣對號。我懷疑彼得是表面消極、被動,實際上頗有攻擊力的小伙子。他馬上問我,結束工作後能不能一塊兒出去走走。去哪裡走走?你說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橋宵禁之前,過到橋那邊就成。一點鐘宵禁嗎?嗯,所以還會有不少時間。來了上海我哪裡都沒去過,這個招聘廣告還是我在一張猶太人的免費報紙上看來的……你看,我賣琴藝不妨礙我和彼得閒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說。
    我心跳了,手指頭也開始亂。他那麼想把這個夜晚變成我們倆的,卻又那麼六神無主地看著我,要我把他對我的邀請變成我對他的邀請。不知怎麼,這一點特別打動我。走走有什麼不好?它是最沒有後果,最不需花費的溫馨時光。這是一片淪亡的國土,周圍全是亡國的人們,和這個清秀優美、祖上就沒有任何國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點點頭。
    餐館在十一點就基本沒什麼客人了。到底是個新餐館,來這兒的人都是為了趕飯,不是圖享樂。名牌餐館到凌晨天濛濛亮,還會有新到達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總是會在那幾個餐館照上面。
    就像現在一樣,你去上海的幾家名餐館名酒吧,常常看見的就是那幾幫人。
    我們在十一點十分走出餐館。他兩手插在褲兜裡,微微縮著脖子。才當幾個月的難民,就有了難民的倉皇寒酸的姿態。可以想見我祖父他們走到舊金山金融街(註:舊金山的金融街和唐人街幾乎相連)的樣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對我講起他的家庭。
    我們走在法國梧桐的影子裡。十二月初的樹葉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縮了,捲起邊,風從樹裡過去,發出紙張的聲響。我一邊聽一邊想像那個維也納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幾個合夥人創辦了一家私人銀行,做得勤勉之極,放在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就是個優秀企業家。經理太太和其他猶太妻子一樣,相夫教子,任勞任怨,理財方面無師自通。家裡沒有任何事情不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包括這次逃離奧地利。母親和父親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幹了起來,把房產出手,銀行兌現,向十多個國家申請移民簽證(不久是三十多個國家,一年後是五十多個國家),而要去的所有國家都拒絕了他們的移民申請。美國的領事對他們說,不服的話,歡迎他們半年後再次申請。
    美國也是個排擠歧視猶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嗎?!彼得停下講述,朝我睜圓巨大的黑眼睛,討公道地攤著兩隻蒼白的巴掌。美國給猶太人的簽證定額並不因為納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猶太人住的豪華社區送洗乾淨的衣服,回來時腦瓜讓猶太男孩兒們開了瓢。同一個表哥,有一次和幾個唐人街的男孩兒開了一個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國是個好地方,各種人都能找著歧視的對象,形成一個歧視的大環鏈。
    彼得接著往下講。
    彼得的母親可沒閒著,在丈夫被五十多個國家的領事館拒簽之後,她找到了一個地址。中國總領事館的地址。不少猶太人開始傳遞這個地址,說是那裡可以簽發去中國上海的簽證。母親告訴全家,中國領事館裡有個何總領事,所有在總領事館門口大排長龍的猶太人都是等何先生開恩的。何先生一開恩可以讓全家到中國上海。上海?那是個什麼鬼地方?太遠了,彼得的父親反對。太遠?彼得的母親反問:離哪裡太遠?!母親這句話使全家苦笑了。對於從來沒國土的寄居者來說,哪裡算是太遠?!「farfromwhere?(離哪裡太遠?)」問這話的似乎不止母親。寄居者們幾千年來都會這樣苦笑著玩味這句詰問。
    就像母親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樣,辦理去中國的簽證也是她的留一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水晶之夜」爆發了。父親的一個合作夥伴被打死了。父親並不曉得厲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響想跟一個在政界的熟人「談一談」。第二天一清早,父親就被堵在浴缸裡,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帶走了。彼得抱著他的內衣內褲、降壓藥片、安眠藥片、床邊書籍追了兩條街,不知怎麼一回事,負責逮人的男子一順手把彼得連同包裹一塊兒拎上了囚車。
    母親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貝多芬廣場邊的中國領事館對於彼得母親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經來過兩次,每次都因為排隊的人太多而放棄。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領事館的大門上貼了納粹的封條,說是「此建築為猶太人產業,已被政府沒收」。而在不遠處的約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猶太人。彼得的母親在這裡聽說,納粹封了中國領事館之後,何先生自己花錢租了一間私人公寓,掛出了領事館牌子,繼續辦公,給猶太難民發放去上海的簽證。等候簽證的人攻城一樣,裡三層外三層圍著領事館的院牆。一片竊竊私語,說不知誰告發了何領事,何領事的上司派了調查員來,看看何領事到底一張簽證賣多少錢。人們開始對小公寓內大聲說話:我們可以做證啊,何先生一分錢的賄賂也沒收過;假如何先生可以賄賂,我們寧願讓他發財,也不願把帶不走的動產不動產留給納粹啊!……

《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