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黃包車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條街時,已經接近午夜。我不能確定彼得家具體在哪個門洞,因此只得站在帶陽台的那一邊弄堂裡,等著運氣降臨。也許碰上晚歸的鄰居,會告訴我寇恩家的門牌號。一個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夜晚,只是舞台調度相反。我那時真是個無救的小布爾喬亞。
    弄堂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只有一家開了盞蠟黃的燈,燈下無非是個讀書或者玩兒單人牌戲的夜貓子。
    我越站越冷,腳指頭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狹窄的夜空不時飛過幾架飛機。我顧不得臉面了,跑到那家有燈的門口去按門鈴。應門的是一個俄國男人,五六十歲,一個多毛臃腫的身體,一個多肉的腦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靈機一動,脫口就抱歉,說自己按錯了門鈴,以為這是寇恩家的門。俄國男人問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麼。他卻說,寇恩有兩家,前面弄堂裡還有一家。這條弄堂裡的寇恩剛死了一個兒子。自殺身亡。彼得·寇恩嗎?不,好像叫大衛·寇恩。
    我想起來了,彼得在講到他們的奧地利故居時,總說大衛養了一隻鴿子,一直跟著他們的火車飛……大衛在院子裡的蘋果樹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衛到鄰居家向那對寵愛他的老夫婦告別,但他們沒有開門……
    我都不知道俄國男人什麼時候關上了門。也不知道我在關上的門前站了多久,面孔離門只有半尺。大衛才十八歲呀。大衛還有一大段人生沒被啟開,就不願再去啟開它了。大衛都不給我一個見面機會,就走了。
    我對自己猛烈譴責;我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彼得,我在這兩個星期裡幹什麼?陪著傑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廂,逛猶太難民區,聽他大而無當地發有關迫害、有關種族的宏論。這兩個星期的歷史應該改寫:我和彼得全家相會,跟大衛聊得很開心,聊美國的拳擊和籃球,聊百老匯膚淺快樂的歌舞劇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園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遼闊,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圓滾滾的屁股。我可以讓他看到他們家並沒有那麼無助,或許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條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國了,不是嗎?一旦買得起船票就去,然後寇恩一家整盤棋都活了,不是嗎大衛?……
    設想一下寇恩家現在的氣氛吧。我該做什麼?最應該做的是讓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靜靜地把最無法忍受的忍受過去。換了我,這時有個外人來囉哩囉唆地安慰我,我會對她說:饒了我,別理我吧。
    我又回到靜安寺大街上。國際飯店門口也沒有一輛車。這可有點不對勁。我鬼使神差地走進門,上了電梯。我不想立刻回去睡覺。彼得的弟弟自殺了,我需要定定神,理理心裡的頭緒。進了酒吧,我坐了一陣,希望能碰上一個不太討厭的男人請我喝杯葡萄酒。結果我自己買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緊一陣慢一陣地想著彼得一家的不幸。哪裡冷清也冷清不到國際飯店,這天夜裡酒吧卻沒幾個人。美國人英國人走了,法國人日本人不會停止過日子啊。他們過日子就必須來這裡消遣,交換消息,拉扯生意關係。清晨時分,我有點睏了,走出飯店叫了一部黃包車。
    我記得黃包車從國際飯店跑出去兩百多米的時候,身後的黃浦江邊響起驚天動地的炮聲。現在我告訴你那是炮聲,其實當時我根本聽不出那是什麼聲響。天崩地裂,五雷轟頂,就是我當時的感覺。黃包車伕「哦呦」了一聲,身子向後仰,兩腳使勁搓著地,生怕車子在減速時翻掉。與此同時,我不知自己在叫喊什麼。我一定叫喊了什麼。車伕停下來,回過頭看,嘴巴張得老大。炮聲把我的聲音壓住了。我一定喊了什麼,因為車伕飛奔起來,從大馬路拐彎也不減速,人和路面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戶戶都裝聾作啞,炮聲裡,一條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戰。
    炮聲停止了,黃包車伕的喘息聲在我知覺中越來越響。車子停在一大攤污水旁,路面陷進去一段,積下了頭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鄰區在此時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緊閉,所有觀望的、恐懼的面孔大概都藏在窗簾後面。
    還沒走進家門就聽見無線電尋找波段的嘈雜之聲。
    見我進門,傑克布從沙發上欠起半躺的身體,兩束目光拒我於千里之外。他搖身一變成了主人,對我要開審。他說什麼理由都不能贖回我的過失——日本剛剛轟炸了美國的珍珠港,美國和日本開戰了,這樣的時候我出去找死!他急得喝下一瓶滋味如下水道污水的烹飪黃酒!
    凱瑟琳和顧媽都幫他的腔。炮響的時候她們發現我不在臥室裡,都急瘋了。兩個女人見我毫髮未損地回來,叫著說天真冷啊,同時縮起身體抱緊胳膊各自回去睡了。世界大戰發生在這一刻,但她們看不出它的重大意義,也看不出事情還能往哪裡惡化,米價還能往哪裡漲。
    我也正要上樓,傑克布走上來。他的勁頭加酒的勁頭,一下子全在那一摟抱上。他重手重腳地緊緊抱著我,就像扳手擰緊鏍絲帽那樣,緊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著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還是哆嗦到我肉體裡。傑克布的表白就是這樣,沒有甜美語言,但讓你從骨頭縫裡都明白他表白了什麼。他問我怎麼能在如此危險的夜裡跑出去。我說美國總統一定都讓日本的突襲弄得措手不及,誰會預知這個夜晚藏著那麼大的禍心。他不放過我,說這是個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蹤的邪惡城市,難道一個年輕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隻身來往的嗎?我說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個爸爸。
    這種時刻,一切都大亂。有些東西是扯不清的,意願非意願,理性或感官,你以為你恪守心靈的從一,但心靈也是肉體的一部分,心靈首先是血肉組成,到了傑克布和我緊密相偎的一刻,什麼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傑克布面前流眼淚。這時他任憑我流淚。我不告訴他我為什麼流眼淚,但他知道我的淚水是為夜裡外出得到的某個消息而流。無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項不新鮮的事,門口街上剛剛看到一隻手伸上來接你施捨的一個銅板,等你一個差事辦完回來,拿著銅板的手已變了色。難民營裡常常有人死去,草蓆擺出的零售攤子,某天換了主人,新主人告訴你攤位被他買下因為老攤主死於阿米巴或傷寒或猩紅熱。
    我昏昏地睡在傑克布懷裡,他靠在沙發上,一個肩盡量給我做個好枕頭。這個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攤口水。
    天亮後,外面馬路上有無數只腳在走動,走得急促整齊,似乎整個上海都是操場,所有人都在操步。後來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開進租界。
    傑克布出去了,一個多小時後從外面進來。他早上沒有洗漱修面,隔夜的鬍子長黑了他半張臉。他手上拿了幾張紙,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腳印。我發現那是日本人撒的傳單。「因為同盟國的錯誤以及日本方面的處事不當,日本與同盟國之間已十分不幸地拉開戰幕。」
    我第一個念頭是,必須馬上拿到傑克布的護照,帶著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許已經太晚。我白費心機,把傑克布帶回來,一切都成了一場荒唐玩鬧。
    我再次出了門。傑克布堅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別管我。他突然問:是誰死了?我一愣,然後說:一個朋友。我以為他還會問下去,但他只嘟噥了一句「sorry」。我又說:是自殺的。
    他看著我。
    街上的人個個眼發直,看著日本兵一列一列走過,打著他們難看的旗子。一時還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壞。滿地都是傳單,白色紙張落在屋頂上,樹梢上,大街小巷,在服喪似的。一架直升飛機朝著人們揚起的臉轉動著螺旋槳,同時飄出一個白色條幅:不准混亂!……不准製造傳播謠言!……製造混亂者必當法辦!……
    奇怪的是照樣有賣大餅油條的攤子在路邊擺開。也有黃包車上來向我攬生意。路面上的糞跡也證明馬桶車剛剛通過,昨夜降臨的世界性大災難並沒有阻塞上海的新陳代謝。不知為什麼,這些給上海帶來惡名的馬桶車轍使我感動,給了我一切都還活著都還在蠕動的證明。
    我跟彼得見面是租界淪陷的第二天。那天發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毀了一艘英國軍艦,降了一艘美國軍艦,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戰時俘虜)。日本兵佔領了沙遜大廈,佔領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動產業。我在早晨七點多來到彼得家的弄堂,用傳呼電話把他叫了下來。我們相擁而立,無言了很久。
    彼得還沒有梳洗,睡得一側面頰上全是枕頭的褶皺。我看著那一半面頰,好心動。似乎只有愛人才會看見這片臉頰,因為它不會公開,是體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訴他,什麼都怪我,我該早點來安慰他的家人,讓大衛不至於想得太絕,對自己幹得太絕。現在想來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歲的我真覺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話就告訴他,千萬別急,我從沒來得及撤走的美國女同學那裡打聽到,即便上海和美國的航路中斷,我們也可以溜到澳門,從哪裡乘船去葡萄牙,再轉道去美國。然後我說:我知道大衛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點吃驚,似乎想問我是聽誰說的,但馬上又抿緊了嘴。誰告訴我的有什麼重要呢?我們慢慢往裡弄口走。裡弄盡頭的光線好得多。
    彼得說全家沒一個人意識到大衛會想到絕處。大衛一直安安靜靜,用推車幫母親把加工成的綢傘從楊浦區作坊運回來,仔細地一個個地檢驗瑕疵。十八歲的大衛從母親那兒掙零花錢,拉一車陽傘,掙五根煙錢。
    大衛是在難民大宿舍養出的煙癮。
    誰也想不起大衛顯露過任何異常。父親從輪船底艙出來之後,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暈厥病,無論是過馬路,坐馬桶還是登樓梯都會隨時暈倒,所以大衛盡量不離父親左右。
    大衛每天下午六點左右,都拿一個竹籃去不遠的菜市場買菜,那時蔬菜都是殘枝敗葉,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場中段,都會碰到個六十多歲的老爺子,賣一種梗子又厚又長的綠葉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衛有時從菜場一頭走到另一頭,竹籃仍空著,不是菜太貴,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認識。走過去走過來,老人筐裡的菜還是賣不掉。這天老人對他招招手,說他的菜橫豎賣不出去,不如送給大衛。大衛問他,為什麼他的菜賣不出去,老人說上海人吃不慣這種陰溝裡都能活、冬天也凍不死的長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難逃到上海,住在一個炸塌的房院裡。沒有足夠的土地種其他東西,只能種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著兩筐菜來,運氣好的話他能賣點錢。到了市場落市,他無論如何挑不動剩下的菜走回閘北。大衛的上海話只夠他和老人聊這些,關於老人的孩子們怎樣了,是活是死,他都沒聽懂。
    老人總是笑瞇瞇地看著大衛,用下巴點一點破爛棉鞋前面蔫頭蔫腦的菜,要他全都作禮物收下。大衛若放下幾枚零錢,老人便做出一張老虎臉,奓起髒兮兮的鬍子。老人的這些禮物給彼得母親做成各種燉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黃油,陰溝裡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衛自殺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帶了一籃菜回來,什麼異常也沒有。
    誰都無法猜想,大衛怎樣對父母「就會好的,只是暫時的」這類話聽夠了。或許,他自殺的念頭產生得很早。也許在奧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車上就產生了。他看著他的鴿子一程一程跟著火車飛,便萌發了不如一死的閃念。或者,在他認識一個中國的賣菜老人之後,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國老人那樣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讓他明白,他的忍受僅僅是開始,還有多大的餘地。人對於忍受原來有如此驚人的潛力。他可不要發掘自己的潛力。老人對他那樣笑瞇瞇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這樣的微笑,對所有忍受下來的和將要忍受的如此寬厚不計。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從皮夾子裡拿出來,遞到我手裡,只說了一句話:大衛是服毒死的,為了防止蚊子消滅臭蟲,彼得母親的六六粉儲存非常豐厚。他從家裡拿了足夠的毒藥,獨自去黃浦江邊飲盡了它。

《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