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生活在海外傳說中
佚名
一直在變的不僅是她的小說，嚴歌苓自己也一直在變，在決裂。從去美國的1989年開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條命」裡。
12歲當兵學舞蹈，20歲做中越戰爭前線的戰地記者。從軍13年，她最大的收穫是「胸襟」。採訪過她的媒體記者在雜誌上寫，嚴歌苓是多麼優雅的女人啊，聽到這個，她會有點爽朗地笑出聲來，她自稱很有軍人氣質，「粗線條的，不婆婆媽媽，也不細膩」。軍隊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個人走在馬路上，不能橫著走，要豎著走成一排。
「那是一個非常粗糙的集體，發現一點細膩的東西，它都會扼殺你。從人性角度來講，我確實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顯謹慎，不過她的作品早表達了她的立場。《穗子物語》、《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都是軍隊題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掙扎來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體為主題的《天浴》中，她寫文秀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將肉體獻給陌生的男人——你會感到背後的嚴歌苓，嘴角含著隱忍之冷。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蘭芳》的陳凱歌為什麼把她引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後，陳凱歌一語點破：「她的小說中潛在的，或是隱形的一個關於自由的概念，特別引人注目，我覺得，那就是個人自由。」這意味著，他們對共同經歷過的「文革」荒誕時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條自由的命，肇始於1989年。一場不圓滿的婚姻之後，那一年她赴美學習，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的研究生，開始了她的海外生涯。從英語的每一個單詞，從叉子西餐簡單的生活技巧，這位30歲的女人，開始了自己「返老還童」的痛苦歷程。
一邊刷盤子，一邊寫字，寫作依然是她謀生的手段。她寫很多短篇小說，投到台灣的報刊，掙美金。她沒覺得那時候為了賺錢的作品，寫的不如現在，相反，她甚至覺得那時候寫的比現在好。
在陌生的國度裡，生長出另一個嚴歌苓。「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那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你自然可以想像，「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歡的美國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來的樂與痛。
半路出家學來的西方文化，讓她沒有歸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的，美國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邊緣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脫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這幾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嚴歌苓短暫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經缺席了20年的北京。「變了，變得很厲害。」她歎息說，「要好好補課。」
200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