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上電話後，米莉搖顫著頭盯著我。十七歲出嫁、三十歲守寡的貴夫人米莉看不起現代人的生活。她盡量離現代生活遠遠的，以一種高姿態去看盛在電視機玻璃櫥窗裡的現代生活。她對我們這些男男女女整天在輕輕搖頭，把我們的感情方式、穿著方式、語言風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這樣不可思議、不屑一顧地輕微搖頭；在她瞭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瞭解不瞭解都沒關係，反正她反對。但米莉的反對是高貴而傲慢的，她傲慢得連介入都懶得。她見我穿了條牛仔褲去見安德烈，脫口叫起來：你就這樣去和他吃午飯？！我問怎麼了。她微翹著下巴輕輕搖頭，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於對我們的一切過問、插嘴、評點，甚至不屑於她自己的不屑於。每次約會回來，她用甜美的假聲說：我說他不會帶束花給你的。或者說：我就猜到他不會送你香水。或者說：我料定他不會請你看芭蕾。有回我見一個花鋪正大減價，花了兩塊錢買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頭。米莉帶著微微的噁心朝花搖一陣頭，說：你看，我告訴你他只會買這種雜花——這種七拼八湊的雜花。你們這些人裡沒人懂得該怎樣送花：什麼人送什麼花，什麼花代表什麼，統統亂七八糟。這樣亂七八糟，當然什麼都可以被忘掉。我問：你指什麼被忘掉？她說：不是上次你們在談論忘掉嗎？我大吃一驚：九十歲的米莉竟有這樣好的記憶。
我承諾「一定忘掉」之後，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個電話。
這時我突然站住，回頭去看傑克遜街×××號那幢龐然大樓。我是怎樣被它吸進，又怎樣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體積與力量上的可笑懸殊。從它那一個個雪亮的窗口收回視線，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來了，我可不能誤課。
站在角落裡抽煙的人們視而不見地任憑無數雙腳濺起細小的一蓬蓬泥漿走過去，走過來。我這雙兩塊錢買來的舊靴子亦混跡其中。抽煙的人們心情被難看的街景弄得壞透了。他們在痛苦地想，該拿這心情怎麼辦，拿這難看的芝加哥怎麼辦，拿我這個入侵的另類怎麼辦。他們吸一大口煙，再吐出來，和著午餐的洋蔥、大蒜氣味吐出來，同時任其自然地惡毒，任其自然地絕望和痛苦。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面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倖存。
大樓陰影中的一張張面孔看著一個瘦骨磷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
我一邊切菜一邊對著電話複述審訊的過程。安德烈最初的驚訝漸漸緩解，他開始以一種被逗壞了的口氣插一兩句話，或像啦啦隊那樣叫喊一兩聲。再聽下去，他實在覺得這事太可樂了——我居然坐進了六平方米的審訊室，居然一本正經給審了一小時。他等我說完，便放開音量大笑起來，我等著他笑。
我發現自己很不高興他這副態度。我說：「安德烈，有關我的事，你到底攤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就那些：你曾是軍人，少校，父親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話音帶著笑的餘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電話裡僅僅重複他和我的「供詞」。兩個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張「安全核審表」。他在電話上再三叫我別緊張，它不過是外交官員的例行核審。但我聽得出，他緊張極了，一句中文裡有三個單詞是英文。他一緊張中文詞彙量就立刻縮小。「安全核審表」和美國海關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絕大部分試卷相同，每項提問有三個選擇。因此不論多細緻多複雜的問題只能有三種「是否」。表格上有這樣一項提問：你接觸了一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女性；你和這女性發生了１臨時的性關係；２較長期的性關係；３趨向婚姻的正式羅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選擇上打了鉤。於是，他和我之間進行著的這樁事便是正式羅曼史。他告訴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這種三項選擇式問答有多萬惡。你不得不粗率簡陋，你不得不摒棄最貼切最精確的。假如那表格上有４生死攸關的壯烈愛情；５為其願放棄一切的愛情；６在國家和愛情之間只能擇一而終的愛情；７為其不計後果，以至導致自我毀滅的愛情……安德烈滔滔不絕地將三項基本選擇之外的選擇一一排列。他告訴我，如果擬這些選擇的是他自己，他的對鉤會更準確。他滿口打趣，但我聽出他在面對表格時，心情沉重而悲壯。他在這樣的壯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間他沒有給我打一個電話，也不接我的電話。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楓林踱步了一小時，回到公寓，打了電話給航空公司。把他信用卡上僅剩的限額拿出來，買了張一千四百元的機票，他從機場乘地鐵到我打工的餐館時，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下班。我見他兩頰潮紅，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嚴重地缺覺，並有同我長談的緊急必需。我笑笑說：你在飛機上刮的鬍子？他說：你怎麼知道？！我說：你沒給我打電話的三天裡沒睡覺，所以你不必以刮鬍子來開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們在一個酒吧坐下時，已半夜十一點半。這是一家關門最晚的酒吧，打烊時間是凌晨三點。安德烈付了一筆瘋狂的小費，要一個老酒保打電話雇計程車。計程車上，他一直攥緊我的手，不斷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點的班機回華盛頓上班。空蕩蕩的候機大廳裡，只有他和我倆人。他替我脫下外套，請我坐下。他的姿態手勢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後，他從他僅有的行李裡取出那份「外交官員安全核審表」。他表情正式地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我問他對不起我什麼。他說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它內容。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兩隻極大的手摀住大半張紙，以免在我這裡洩露了他國家的秘密。
我笑笑，說：我對你的國家的秘密完全無所謂，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他說：你有沒有興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討厭秘密。
你討厭也好不討厭也好，都不關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對不起。
別對不起呀。
謝謝你的理解。
別客氣。
我看見紙上僅有的兩英吋空間中，那三項僅有的選擇。１打算中斷此關係；２打算將此關係轉化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關係；３打算將此關係發展成為婚姻。我們都沉默著，他慢慢從西裝內兜抽出一支派克圓珠筆。
他看著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張表情豐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個選擇花掉他一千四百塊，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後的信用。他開始落筆了。他連夜飛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這個簡單的筆觸：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個鉤打在第三選擇上：「打算將此關係發展成為婚姻」。
飛機起飛前，他將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後向機艙走去。在他半個身體已進入甬道時，他回身向我揮揮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滿絕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勁兒，卻沒笑出來。我突然發現他那身深灰色西裝看起來非常昂貴。他穩穩向甬道深處走去，深灰西裝合體極了，一派高檔的樸素使安德烈很神氣、很男人了。
我用下頦夾住電話，把一個雞蛋在鍋沿上磕碎，溜進鍋內。接著又去磕第二個。廚房一股令人作嘔的方便面氣味和水浦蛋的氣味。
「請別告訴我！千萬別在電話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時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這個名字告訴他。
「你記住，」安德烈又說：「別在電話上跟任何人複述這場談話。」
「那不是談話，是審訊。」
「沒錯，是審訊。我很抱歉。」
「你抱什麼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這麼討厭。你要記住你今天對審訊者說的每一句話。躺在床上，閉上眼，好好回憶一下，你今天講了哪些話。把每句話都背幾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這些人很難相處。處不好很討厭。他們可以讓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頂的日子。他們可以長久地、不傷和氣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們也拿他們自己沒法子，就是這麼個工作性質，靠麻煩人拿政府的錢。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在電話裡戀戀不捨，道了七八次晚安還捨不得掛斷電話。似乎是身處絕境的一對戀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當徹底。這種孤絕感使我和安德烈變得很纏綿。纏綿到一鍋方便面也煮爛了。
我將小鍋裡稀里糊塗的湯水倒進一隻大碗，端進我的房間，關上門。如果房東不在家，我會連碗都省略，把麵條直接從鍋裡扯進嘴巴。房東是年輕的牧師和他年輕的妻子。他們吃東西向來不被我聽見，所以我也該識趣些，體諒些，盡量無聲地拉扯麵條。有時牧師妻子獨自在客廳裡看電視，一面無聲無息吃著微波爐烹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見，她會臉也紅起來。年輕的牧師夫婦或許把吃這項活動看成純粹肉體的，相對他們從事的純粹精神事業，吃這個肉體事務該放到私下裡。就像他們的夜夜做愛，天天清晨在衛生間的各項清理，吃同樣是不得已的肉體活動。
我趴在書桌上放開音量吃麵條。我每週有兩個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開伙。其實我挺渴望這樣的晚上，寧靜伴隨低劣食品。我總是邊吃邊找些東西來閱讀：報紙、雜誌，要不就是減價廣告。有時會有些彩票組織的來信。儘管知道字裡行間佈置得十面埋伏，我還是讀得很認真。他們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語在吃方便麵的時候讀，還是給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當，一個巨大的甜頭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後面。這些騙子們一般都以一個瘋瘋癲癲的狂喜口吻開始騙局——恭喜！萬分榮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萬人中的幸運兒，已進入了最後一輪淘汰賽，五千萬美金正向您微笑！……緊接著，騙子們開始替你操心如何開銷這五千萬；他們認為先去乘一個月的豪華郵輪，再去買一幢帶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買幾輛波沙或本茨車。為如此的財富我必須做的貢獻很簡單，往往只是在一百來種無聊雜誌中選訂五到十種。
我推開那個超大信封，上面印的兩張臉誠摯熱烈，一點兒也不像騙子。其中一張臉有六十多歲了，跟真正的闊佬沒什麼區別，就是說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輩子，到這把歲數總算有了副闊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張臉大約二十多歲，這個勸人上當的行業倒也前赴後繼，新人輩出。這一老一少兩個傢伙最多一個月前剛給我寄過一模一樣的「賀信」，這麼快就又回來了。
我把最難看的東西放到最後來讀。幾份賬單被我放在書桌角落上，不到實在挨不過去，我絕不碰它們。此刻我喝完最後一口味精比例過大的麵湯，把賬單拿到面前。我翻著學費賬單、圖書館押金賬單……我看著一筆筆數目字，心裡檢討：該取消課間那杯咖啡；該跑遠些去買九角九一打的雞蛋；該記住收藏好各種減價券，一張減價券能讓你在買洗頭香波時省五角錢。賬單下面是銀行的月終結算。它是我最怕看的東西。一般我會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實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壯著膽將它扯開。果然那三位數的存款又縮小了。我的存款從沒上升為四位數。搬進來做牧師夫婦的房客，我交納了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水電煤氣費。一天年輕的牧師太太對我說：真抱歉打擾你，不過我得告訴你，你給我的支票是壞的。我並不明白她說的「壞支票」指的是什麼，馬上說：那真糟——我這就去再寫一張好的給你。她臉上的笑容十分美好，不忍心揭示殘酷真相的樣子。她是我惟一碰到的在金錢上態度嬌羞的美國人。
她說：可是，如果你繼續開壞支票，銀行會罰你更多錢的。
我使勁想，她到底窘什麼？
是這麼回事，她說，臉色極紅艷，連比劃手勢的十根手指都漲紅了：你已經沒錢了，你的銀行賬戶已經空了……你懂我在說什麼嗎？她實在不忍繼續揭我的短。
我不再敢去看她的臉和手指頭。它們再紅下去她可吃不消。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說：我明白你在說什麼。太謝謝你了。
哪裡。她說著把空頭支票遞到我手裡。然後眼皮一垂，迅速走開。當初他們在挑選房客時花費了兩個星期，接見了總共五十來個候選房客。從五十來個男女老少中選定我，是他們認為我看上去體面，負責任，幹不出拖欠房租或開空頭支票之類的事。年輕的牧師夫婦在我搬進來那天大鬆一口氣，幾乎動了感情地告訴我，他們頭一眼就相中了我，對我所具備的優秀房客的素質極有信心。他們甚至搞了一套近乎儀式的午茶會：在正式餐廳擺了一盤餅乾，一盤奶酪，一壺紅茶和牛奶。我吃著年輕的牧師太太自製的餅乾，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們的友善和信賴，一定不禍害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定幫助他們保持一個體面、負責的房客形象，儘管這個良好形象存在著大量不實之處；它大部分基於他們的美好主觀願望。我在那個九月的午後坐在烘烤餅乾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氣中，看出這對牧師夫婦動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節日用的銀器，餐紙是深藍色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們一再表示能找到我這樣的房客是他們的幸運。我一再說，哪裡、哪裡。他們說：真的真的，在芝加哥這類住宅區，找個人品端莊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驚天動地的搖滾不在電話上一吊兩小時或對著電話一口一個「我操」就已經不易。他們曾經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煙不喝酒，安安靜靜，但後來發現他不聲不響原來是在臥室裡養蛇和蜥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