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盤子一一卸下，然後是飲料，與此同時，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請求，我說：沒問題，我馬上給你送過來。除了兩小袋辣醬，你還要別的什麼？……便衣福茨看著我的側影，繼續打問著我非凡的曾經。十八歲的軍隊記者，二十五歲的女少校，這絕對不平凡吧？他這樣問道：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女人的經歷也屬於超常，對嗎？女領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見她的歉意笑容；她幫不了他的忙，因為這餐館的工友之間從來沒人談自己的曾經。如果到了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還不去改變或推翻自己的曾經，這遠走高飛還有什麼飛頭。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不大喜歡自己的曾經，我們的背井離鄉證明了這一點。這份「不喜歡」微妙豐富，同理查·福茨是講不清的。女領位穿著粉紅長旗袍，亮晃晃假緞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點著菜單上的一隻隻招牌菜，連笑容都廉價起來。她比我大幾歲，還在大學做本科生，還要靠亮大腿掙口糧，她怎麼可能喜歡我的曾經。
我背轉身，麻利地將一個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錢小費抓過來，塞入圍裙中央的兜裡。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準著我，我肩上、背上，後腦勺都負載著一種奇特的壓力。我的肩膀單薄，上面曾挎過武器。
晚上下課時間是十點半。所有的同學都說要去學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樣，先是藉故有事，再是托辭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樣：跟著他們進了帶男性頭油氣味的這家酒吧。我硬不來面子上掛不住，等於告訴全體同學我多麼窮。如此之窮，他們也幫不上忙，你要他們怎麼辦。窮到這地步，就不合群了。這點我相當明白。因此我來是來了，卻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塊錢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這個班曾在學期剛開始時有過一個男同學，叫漢斯，一頭淺色頭髮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靜，從來不換襯衫。一次他向一個女同學借了六塊錢吃晚餐，從此再沒回到教室來上課。大家認為他窮得過火也自尊得過火。直到今天，一提漢斯人們還會哈哈地笑，為了赤貧和清高，漢斯把自己給放逐了。而我明白，漢斯若不放逐自己，這個集體也早將他逐了出去。那麼窮誰受得了？那麼窮不是對所有人都是個頗大的嘲諷嗎？
因而我對我的貧窮守口如瓶。
進入地鐵站已近午夜。儘管啤酒會上談的話題都很高雅，我對自己仍十分惱恨。我難道高雅得起？是什麼讓我跟著他們在酒吧裡高談闊論？是虛榮。可我虛榮得起嗎？
地鐵車廂裡只有三個人。我迅速在兩個旅伴中做了選擇，走到那個梳馬尾辮、穿一身黑的亞洲男子身邊坐下來。第三個人在我上車時朝我堆出一個很大的笑容，這不是什麼好事。在深夜十一點四十五分，我選擇一身黑衣的亞洲男子做我的旅伴，並不是認為他完全沒有危險。只能是兩害取其輕。
亞洲男子眼神遙遠，看著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極慢，細長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擊卻頗激烈。我從書包裡翻出巨大的筆記本和書，發現他敲擊的手指停止了，卻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這邊的忙碌打斷了，那些手指不耐煩地僵滯住，等著我忙完，它們好繼續剛才的敲擊。
順著那些細長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見一層淡得難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蒼白的皮膚下。當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層，向他的顴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時，你仍舊不能確定那是個笑，只是個笑的許諾。這個時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打發掉那個令他發笑的荒唐念頭。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這罕見的寧靜中存在著危險，內向的危險及他自身的危險。
我翻出書包裡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課堂上記下的兩個生詞。我查字典一貫有這種按捺不住的急切響動。這響動在別人聽來大概十分亂心。他湖面般的寧靜側影動彈起來，向我轉過臉，濃黑的眉毛微微擰起。
我驚訝地發現，他蒼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長的鼻樑下，一副嚴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翹的下巴。我發現自己看他看得很細，連他右眼下面一顆很小的痣也看見了。看著看著，我笑了一下。我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三更半夜對著一張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麼意思？
他馬上還我一個笑。他笑起來露出一口女孩子的又小又齊的白牙齒。
我想，可以了。我馬上合上字典，拿起筆，剛剛查過的兩個生詞，忘得十分乾淨。我朝著筆記本眨巴著眼，咬著圓珠筆屁股。在課堂上我最膩味別人咬筆屁股。除了我之外，幾乎全班的人都會這一著。而這時我竟也犯這毛病，似乎要給這年輕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緊事要做；我做得這麼專注，根本顧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視線落到了我的筆記本上。我不願他看見紙面上的空白，便從嘴上抽下筆。現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筆尖上了。而筆尖僅點下一個黑點，隨車廂晃動，黑點漸漸腫大。一分鐘過去、兩分鐘過去。我終於承認我並不打算寫什麼，我這套動作是虛擬，充滿表演性。我在表演給一個陌生的亞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來多麼有模有樣，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態。這個發現讓我大吃一驚：原來我的心竟這樣不老實！
忽然，我聽見一個聲音說：你做不出功課嗎？
我抬起頭，見他正看著我。
我笑笑。趕緊在紙上「刷刷刷」寫下一行字：親愛的安德烈……我頭也不抬地說：不，我在寫信。緊急中寫下這樣一行字是什麼意思？安德烈和我從來是不通信的。
我們的對話就這樣撂下來。五分鐘後，我說：你的中文說得很好。
他說：你的也說得很好。
我笑起來。這笑聲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著，心裡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鐘過去，他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平常是不講中文的？
我說：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講中文。
我九歲來美國的。
從哪裡來的？
印尼。你呢？
從北京。他的手指又敲擊起來。手腕上有條細長的傷疤。他之所以危險，我似乎找到了根據。他已經又轉回臉去看窗外，但我很快發現他始終以玻璃的投影在觀察我，正如我對他幹的是同樣的事。
他問：你住哪裡？
艾文斯頓。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車了。他平穩地看著我，手指敲得更激烈。
你什麼意思？
你沒注意？你乘錯車了。艾文斯頓在你背後。他說。
這時車停在一個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確的，我的確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車。這是向南走的車，終點是芝加哥有名的貧民區。那裡的夜晚遊蕩著許多孤獨的人，憑空罵著大街或一聲不響地狂怒，偶爾過路的人反而要夾著尾巴，忍氣吞聲，而正是人們對他們的躲避惹出他們滿心仇恨。那區域維繫著芝加哥的壞名聲和陰慘兇惡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噥著向車門口奔去。車門卻已關上，比我印象中關閉得果斷、迅速。我心想這可是活該，遇上一個稍對胃口的亞洲男人，東南西北都亂套了。我轉過身，車廂裡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緊時間對我笑一下；這副笑容由東倒西歪的牙齒和亂七八糟的皺紋組成。我趕緊避開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剛才也跟著我站起身，但沒有離開座位，見我這時毫無出路地又回來投奔他，他笑笑，輕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說：用不著那麼害怕。
我說：你當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會怕你。
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見我趔趄著，伸出手及時扶我一把。或許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訴你，我也坐錯車了。他見我眼睛猛一瞪，又說，真的，我住羅傑斯公園。也坐反方向了。
羅傑斯公園離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帶聚集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裡有家咖啡館在我的同學中享有盛名，他們時常去那裡朗誦在別處絕對沒人懂得的詩或小說。我只去聽過一次他們的詩朗誦，見到的男人全梳辮子，女人一律剃大兵頭。
你什麼時候發現乘錯車的？我問道。
比你早五秒鐘。他神色一本正經。
可是為什麼你反應得比我慢？你的反應至少比我晚十秒鐘。
嗨，你在用FBI的語言跟我說話。他的輕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種獨特的情調；由黯淡的憂鬱和消極組成的情調此刻都不見了。我發現他其實非常主動，機敏，或許在不屑於看我的時候已把我看透，把我對他的獵奇，甚至一點兒著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獵我，而我一直以為我主控了獵手的位置。
你不信嗎？他拍拍他身邊的位置：來，坐下，我說給你聽——
我不久意識到我緊挨著他坐下來，車的每一個不規則的晃動，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與腿之間雖有兩層牛仔褲的厚實作為最後界限，但那觸碰有種赤裸的敏感，使我覺得越來越危險。
我發現乘錯了車，不過馬上意識到這是末班車了。他對我說著，眼睛卻在說別的，在發問：使我和你乘錯車的原因是不是同一個呢？他說：就是馬上下車，也趕不上往北邊走的末班車了。因為我知道那趟末班車的發車時間是十二點整，你看現在幾點？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錶的長短針指到十二點一刻。
他看著我，要我看他多麼死心塌地。他要我學他，索性踏實下來，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們怎麼辦？我說。
我們？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強調一遍：我們？他的強調不是用音量，而是用發音的細緻，唇齒動作過程的大大放慢來體現的。他的一點兒暗示和挑逗，我馬上接受過來。一個年輕女人，在異國異地的午夜同一個不知底細的年輕男人一同誤人歧途，什麼樣的後果，什麼樣的意外等在前面，簡直太未知大叵測。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全部精神都調動起來。
你能幫我想想辦法嗎？我用獵物的乞憐目光看著他。
他聳聳肩，說：我不在乎。我常常錯過末班車。
那我呢？我其實已不怎麼恐懼，可我不能不裝得恐懼。我甚至意識不到自己在裝蒜。難道我不是在十四歲時就獨自在深夜站過若干班崗？十八歲的我，難道不是獨自押車，車上滿載著年輕士兵的屍體？我說：能幫我想想辦法嗎？我對這個萍水相逢的人信任得過分了。因為信任便是壓力，再邪惡的動物在信任的壓力之下，多半不會乘人之危。我的故作弱小，故作輕信使這黑衣男子絕不佔我便宜。
他笑笑：你這麼害怕？他認真起來，打算為我獨當一面了。下車你跟著我就是了，他說，其實我們這樣的窮光蛋，還有什麼可怕的？我們沒什麼可失去的。
他連續用著「我們」。窮光蛋識辨窮光蛋總有好眼力。這大概是為什麼我一上車就看上了他，迅速在他那兒找到了認同感。
車這時向前踉蹌一下，又向後來個趔趄，不動了。喇叭裡傳出口齒不清的聲音。終點站到了……別忘了檢查您的隨身物品——提包、帽子。晚安，諸位。
我忽然問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里昂。他定定地看著我——
似乎必然有一場悲慘的失散，至少得有個名字去開始廣漠的苦尋。
然後我告訴了他我的姓名。
他看著我：你沒有英文名字嗎？
我說：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