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到曾經在鎮上看見的兩個姑娘，她倆是鎮上醫生的女兒。她們給父親做幫手，戴雪白的口罩，頭上頂個餛飩帽。她們進過縣城的衛生學校，所有人都叫她倆「衛生小姐」。她們從來不穿綢緞，不穿繡花鞋。總是一身細布旗袍，冬天陰丹藍、夏天淺藍。她們從來不戴玉鐲耳環，遠遠走過，人們聞到一股好聞的藥水味。人們都說那是「衛生香」。我母親看見衛生小姐的時候只有十歲。她開始拒絕艷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歲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棄那五百兩黃金了。我當然清楚，我母親這只井底之蛙在做這項人生選擇時，只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等待發掘黃金的三十多個應姓子女半癡呆半瞌睡的面孔，一個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兩個衛生小姐。我母親認為衛生小姐的魅力，大過黃金。
我母親坐在鉛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卻一動不動，兩個胳膊肘緊緊壓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裡的十塊光洋，是以這個轉折點到廣闊無際的未來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積攢的壓歲錢。她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過。我母親可以為一個她自己也不認識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極至。我也不知道什麼世面也沒見過的母親，從哪裡來的堅定信仰——她一定會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業。我不能要求我母親超越她的局限：憑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業，就是通過一個男人來成就自身。我來點穿她吧：我母親在開往南京的長途汽車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個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應家祖爺爺那樣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車到達南京的時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車後，老司機說要把我母親送到家門口。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南京我熟得很，丟不掉的。
她輕盈地跳下車，在一盞盞路燈和闊葉梧桐之間，時明時暗，走出了老司機的視野。
我母親走過街邊一家小食鋪，鋪裡一共六張方桌，張張都滿，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門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她笑嘻嘻地問我母親：你們南京人都愛吃些什麼？
我母親看著她，滿臉的莫名其妙。
她見這女子穿件黑白細格子旗袍，淡淡地化著妝。她身後的桌上，是兩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還有個戴著眼鏡的男子，口音都有點兒南腔北調。
穿黑白細格旗袍的女子問我母親是不是在找座，我母親點點頭。她便拍拍那條長板凳，叫我母親同他們一塊兒坐，順便告訴她們南京有哪些東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親把從她父母、叔嬸、姑姑姑父那兒聽來的食品特產，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這當中她發現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瞅著她，覺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見男子面前擺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針線釘成的。
他們按照我母親的推薦點了菜，請我母親一塊兒吃。我母親想，跟著他們不花飯錢，說不定住店錢也能省掉。我對我母親的直覺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觸，頭五分鐘就能確定此人將給她多大益處或害處。她立即確定這四位外省人不會給她太大害處。一邊吃著飯，我母親聽他們談著她不懂的事：文明戲、劇本、角色。她在席間也弄清了幾個人的姓名。穿黑白細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鏡的男子姓劉。魏小姐不時講到的事就是「刻鋼板」。她很快弄清，所謂「刻鋼板」就是寫字。
我母親突然說：我會刻鋼板。
四個人一塊兒扭過臉：一小時不到，他們忘了她的存在。
劉先生說：你刻過？
嗯。
魏小姐指著劉先生說：當心，他很會剝削人的！
劉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筆，對我母親說：來，寫幾個字給我看看。
我母親從來沒見過這種筆，帶一個帽子；旋下帽子，筆尖上居然沒有毛。但她一點兒也不露她的孤陋寡聞，不去接筆，對那劉先生說：你先寫幾個字，我照著你的字寫。這樣一來，我母親馬上看見這桿筆的全部功能：墨原來是裝在筆肚裡，它自己溢向筆尖，落到紙上。她心裡冷冷一笑，原來外面的一切反比家裡容易，城裡人的事由竟比鄉下好混。她一揮而就地寫下了幾個字。四個人立刻說：不錯不錯，蠻像樣的行書。
劉先生說：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親說：你們都是去上海？
他們說他們的火車誤了點，才給了他們逛南京的機會。
我母親說：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這個時刻向那位劉先生笑了一下。這種笑很奇怪，只有當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見它從燃起到熄滅的瞬息，也無法確定它是一個笑。所以我在這兒的意思，就是我母親對男女間微妙關係的無師自通。假如我現在告訴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認賬：胡說八道，我那時才十六歲，懂什麼「暗送秋波」！
劉先生是這個笑的靶子，當然被擊中了。他說：你去上海做什麼？上學？
我母親說：嗯。
想勤工儉學？
我母親根本不知什麼是「勤工儉學」，但劉先生臉上的表情告訴她，它多半不是壞事。她點點頭。這樣她是留了餘地給自己的。
劉先生說：真不簡單。你多大了？
我母親膽子一乍，說：我十八歲。
魏小姐說：看上去你只有十三歲！
她沒看出來，劉先生在聽我母親謊報年齡時，臉色一紅，眼睛一亮。我母親卻看見了。她基本上已給劉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數，他人是不壞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課，撰寫些文稿、劇本過活，不松也不緊，錢多的時候他愛錢，沒錢的時候他愛氣節。這樣的男人在我母親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時還會顯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終極目標。她一提當年勇就說：我一個小包袱進大上海，靠過誰呀？她可能主觀上並不存心要靠劉先生，但她一連幾十分鐘向劉先生發射魅力，劉先生儘管心裡有點嘀咕，認為這小姑娘有點來者不善，但他已經死心地要給我母親舒舒服服靠上來了。
劉先生為我母親在上海租了房，領她剪了頭髮，給她找了大堆的文件來抄寫、複寫、刻寫。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親一記小當：她在上海根本無學業，他對我母親的印象毫不受損。那個年代，脫離封建家族，投奔獨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歡迎的，尤其在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群落裡：獨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對他們就方便了。要他們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閨秀出來，第一是費事，第二很可能徒勞。他們對男女關係的新觀念，他們嚮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會上飄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頭髮，同家裡不復來往的我的母親，很快成了個「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覺得不費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寫字檯前一筆一畫抄文稿，一坐十二個小時。她的律己，樸素，她的勤勞使劉先生覺得，她是個模範「密司」。
劉先生和我母親幾乎天天見面。她很清楚他對她懷有希望。我母親知道，對她懷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個女人在這個時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時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懷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驅使、利用，弄得不好，就會砸鍋。包括劉先生在內；所有男士中沒有一個完全如她意的。他們都沒什麼大本事，只能約了去一同看看電影，軋軋馬路。使她總有足夠的抄寫生意。她想，沒準哪天這幾個男人裡就出息出來一個呢。她的方針是，先拿他們將就著，時刻準備發現新目標。
劉先生寫的劇本被拍成了電影，電影打得又很響，一夜間就本事起來，來看我母親時黃包車也不坐了，坐了部轎車。他告訴我母親他已經是電影片廠的股東兼副廠長。我母親隨他坐進轎車，臉上雖淡淡的，心裡卻想：幸虧我沒得罪他，幫他維護住了他心裡對我的希望。她聽他談笑風生，講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親想，原來魏小姐也一夜間成了大明星！她和劉先生工作中往來緊密，只要她同我爭，我太不是她的對手了。
三個月內，劉先生一發不可收拾，不僅有車，房也有了。他對我母親的造訪，漸漸稀疏起來。我母親想：好了，時候到了。她打開櫃子，從角落裡拿出那個印花包袱布，裡面十塊光洋纖毫未損。我母親很厲害，守她的財就像守她的身一樣，守得鐵緊。她遏制了自己的貪嘴，吃零食的習慣，每一文錢都花在節骨眼兒上。她多少次告訴我：好吃懶做的女人，下場往往很慘。她拿著沉甸甸的大洋進了布料店。她的對手是電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敗給她。她一塊塊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後選了塊蘋果綠的薄呢。她穿上蘋果綠的半長大衣，剪了一排齊眉劉海，在下午六點來到劉先生辦公室樓下。
她看見劉先生走了出來，便把手裡的書打開，慢慢地邊看邊走。聽到劉先生的嗓音喚她，她倏然從專注的閱讀中冒出臉來，左顧右盼，像是沒看見喚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內。她從劉先生眼裡知道自己對一切的設計都很奏效。
我母親說：怎麼這樣巧？
劉先生說；要不要去我辦公室坐坐？
這是你的辦公室啊？好排場。
這樓是我父親報館的。
我母親想，千萬不能熱乎，不能粘上他。別跟他上樓。
她說：我要去上課呢。
上課？
我在修會計課，還修了英文課。
根據她對劉先生的瞭解，我母親曉得劉先生會喜歡一個好學上進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燈初亮的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親所料，劉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間來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銹跡，立刻被除去。她對他承認，她曾經瞞了自己年齡，她到現在也還不滿十八歲。劉先生聽了，顯出很傷感的樣子，伸一隻手擼著她的頭髮：這是個多麼潔身自好、意志如鋼的孩子。我母親講到應家三十幾口為守著五百兩黃金，外面的生意、學業，樣樣可以丟棄；他們讓她一天也不願多忍，寧願冒受窮挨餓的危險獨自闖蕩，她以那種孩子式單純直接的語言講述，而劉先生卻慢慢流下眼淚。他抱住她，說：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麼低賤。多麼沒有尊嚴。我母親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劉先生買了鑽戒，打算向我母親求婚時，解放軍大隊人馬開進了上海。我母親被夜校的女同學拽上街去，看這支穿上布軍服生著農民面孔的隊伍浩蕩進城。我母親對我說：開始你覺得這支軍隊很奇怪，像是走錯了地方，但是過了一會兒，你就覺得，這支軍隊有種氣勢，有股勁頭；任何軍隊都沒有。我母親在敘述這一段時，眼睛像在看電影：在隊伍裡一位長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馬背上。學生們在街道兩側打著腰鼓。一隻腰鼓槌兒不知怎樣就飛起來，飛到那位長官頭上。長官眼都沒眨。然後他跳下馬，拾起鼓槌兒，遞給學生們。學生們既害怕又驚喜，竟沒人伸手去接。大約有兩三秒鐘的僵局，一隻細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兒。那是我母親的手，無名指上閃著鑽石的光。
我母親和長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塊兒。我母親說：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麼是男人。
「讓我們看看……你父親最高的職位……相當一個美國的州務卿？」便衣福茨從卷宗裡抬起眼。他眼睛總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裡面兩江海藍的無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親也是共產黨員？」
「是的。」
「你們家只有你是非共產黨員？」
「所以我父母覺得我不孝順。」
「為什麼？」
「因為我要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就不必為我操那麼多心了。」我父母從來不操我的心。他們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條螞蟥，剁成幾節，眨眼就能癒合如新。我母親看著我，目光裡總有潛台詞：行，不比我當年差。當我二哥發現我和他的同學開始相互傳遞不明不白的詩歌時，他給了我一頓臭罵，中心內容是：你有一個男朋友了，幹嗎來招惹我的同學？最後他伸出食指點了我半晌，掂量他嘴裡那句話是否太惡毒，他把那句惡毒的話壓低好幾個調，說：你知道你是什麼嗎？……你這是腳踩兩隻船！！！沒等我反應，母親從浴室伸出滿是肥皂沫的臉。她說：不腳踩兩隻船，她怎麼比得出好壞？她這個年紀腳踩兩隻船怎麼了，腳踩十隻船也不過分。她眼睛給肥皂辣壞了，齜牙咧嘴地對我說：我當時要腳踩兩隻船踩長些時間，就不會受你爸蒙騙。
「你父母的關係怎麼樣？」理查問。
「你父母呢？」我反問。
「他們離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懶得同這便衣解釋什麼叫「風雨同舟，生死與共」，什麼是「相德以沫」。我只說：「他們是那種老式夫婦，離婚這樣的詞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意識。」
「你的父親，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批鬥過？」
「當然。」他有三年時間被非官方囚禁。母親在那三年中突然變得極其沉默，眼睛失神卻有種淒慘美麗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樣的目光。她的內心時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個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