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節

他身體那點單薄的溫暖,漸漸滲入了我的大衣,我身體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滲到了包裹我的這層粗糙毛料之外。他什麼都知覺到了。他的知覺觸到了我左一層右一層的包裹,觸到了我肌膚的質感。這樣,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體底部波動起來。我和他都一動也不敢動,成了兩隻如臨大敵的小獸,一動便會引得埋伏在近旁的龐然大物朝我們猛撲而來。他有股清苦的、類似藥草的體嗅。
    他說: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說: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捨得少掙一大筆錢。
    我浸泡在他藥草一般苦香的體嗅中。
    他說:感覺上你跟她挺和得來。
    不是感覺上。是事實上。
    她和你什麼都談?
    什麼都談。
    里昂略略閉了一會兒眼,像是在腦子裡換一幅畫面。我搬到王阿花那裡去住,里昂只來過兩次。頭一次是幫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塊地毯,從跳蚤市場買的。他告訴我們地毯是為保暖的,也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帶了身孕,是不該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當著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領他的關愛之情。她的吻安靜極了,多麼短暫也讓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說:她叫我去住。她說你一個人住那麼空蕩蕩的大房子會害怕的。
    我怎麼會害怕?我什麼時候也沒怕過——中越邊境打仗的時候,我背的一個傷員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戰醫院……
    你跟我講過這事。我知道你不會害怕的。
    我不說話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麼。因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們不能正視的,就像我和他的臉必須稍稍錯位。
    這是間更小的房間。暖氣無法流動,凝滯在這裡,膨脹、發酵、漸漸地,這間牢籠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裡面的氣息。我開始聞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氣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脹,被我吸進體內,又被我呼出來。同時也被理查自己吐納。在我們的對話進行到半小時左右時,克隆素淨的香氣變得葷腥起來。在這越來越油葷的空氣裡,我覺得困乏難耐。
    「這個人有過犯罪記錄。」
    「你說里昂?」
    「是的。他十九歲差點兒用刀捅死一個人。」
    「噢。」
    「他還有過偷竊行為。」
    我因得連眼皮都眨不動。因得連驚訝都驚訝不動了。里昂跟我講過他的兩次被捕。但他清秀單薄一個人,怎麼殺得動人,倒讓我有點意外。
    「你不打聽他為什麼跟人動了刀?」
    「為什麼?」
    「為一個女孩子。一個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對了,這才是里昂幹的事。
    「他十四歲就跟這個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長追回來了。十九歲他險些殺的這個人,你猜會是誰?」
    「是誰?」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發現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敵。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興趣不大。」
    「是嗎?」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跡。這證明什麼?」
    「證明什麼?」
    「證明你對他頗有好感。他偷竊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是一輛卡車。里昂為了給王阿花運一棵他自己伐的聖誕樹,想連夜用完卡車就悄悄還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個聖誕。
    「你們中國人對偷竊行為非常痛恨。一般貧窮國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竊。」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個長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個里昂的同居,是哪天開始的?」
    「我和誰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辯解不動。他用的是個欠恭敬的詞,更貼切的解釋應該是「奸宿」。對他用這樣的詞在我和里昂的關係上,我應該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實在太睏了,肯定是扇不動的。當然我真扇了他,後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該用阿書跟他的事來回敬他。我斷定阿書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為只要阿書講到誰不再滿口野話,她與他便是果真野起來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厲害;人困乏到這種程度,對所有的事都懶得計較,都懶得去以正視聽。若我不這麼困,我會冷冷地請他把「奸宿」這樣的詞收回去。說不定我還會跟他做些解釋,我和里昂究竟怎麼了。
    「你從那對神職人員夫婦家搬出來,原因是什麼?」
    「原因?沒什麼重要原因。」
    「那麼,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時半會兒說不好。」
    「嫌房租貴?」
    「是一方面的考慮。」你不就想要我承認,在牧師家我跟里昂「奸宿」起來不方便?
    「你的前房東對你怎麼樣?」
    「好極了。」我一直被二十四歲的牧師太太看成順水漂來的孩子。長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個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夠我累的。比我單純、美好一百倍的牧帥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護我這麼個出生入死過的、一不留神就撒謊的人。這可太讓我過意不去,太讓我暗地裡臊得沒法活。牧師太太對於真實與謊言的理解是寫實的,而我,是大寫意。一天,她若發現撒謊在我這裡不叫撒謊,叫「圖方便」,或叫「曲線追求真實」,我在她眼前會立刻搖身一變,從「孩子」變成個怪物。「他們對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據說那個教友捐助活動,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現在這雙尼龍踏雪靴,就得自那個捐助晚會。它們比我的腳大兩個號碼,但那很好辦,牧師太太給我在鞋尖裡塞了兩大團藥棉。整個晚上我都在講述我童年的故事。有關糧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關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點去搶購八分錢一斤的豬骨頭的故事。我還講到我們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當有人告訴我們遠郊有幾棵奇特的幼樹是芒果樹時,我們總是步行十幾里路去澆灌它們;當我們聽到芒果樹如何金貴,必須用糖水或蜂蜜去澆灌才會結果的神話時,便獻出每月每人僅有的那點定量砂糖……我講到那個夏天,我們終於發現幼樹上結出的玩藝兒是毛桑果時,兩個老太太竟為我們失望地落了幾滴淚。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講完時,百分之八十的女人們手裡都出現了面巾紙。她們遙遠地為一群中國孩子流淚,為他們沒有生日蛋糕,沒有大包小包的聖誕禮物,沒有芒果而掉淚。我卻想不起那個有關芒果樹的故事是我聽來的,還是親身經歷的。我只是感覺到她們愛聽這樣的故事,我把故事盡量講得稱她們的心。在晚會之後的幾天裡,我每天都收到十來封信。信的內容是對我的「芒果樹故事」所發的感想。這些真切、質樸的感想是伴著一張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來的。牧師太太替我一張張地理出支票,滿臉自豪。她一點兒沒覺察到我的難為情。每一張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讓我對「芒果樹」的真實性增加一點疑惑,對我的處境增加一點悲哀。即使「芒果樹」是我真實的童年故事,我難道必須要依仗這類故事——帶有荒誕創傷意味的、濫情而不免有幾分賣情感狗皮膏藥的故事去乞討善良的美國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嗎?我知道晚會上絕大多數捐獻同情的人們,在他們幼年時期都聽到長輩這樣的話:「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嗎,那些可憐的中國孩子一天連一頓飯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聽過這樣的話,因而他一點兒不認為他在和我過不去,相反,他任重道遠地在曲線拯救飢餓中、或可能落入飢餓的孩子們。如同他救那個韓國小姑娘「陽光燦爛」。他認為他是這類小姑娘的保護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這樣保護者的曲線保護,我不至於用僅有的二兩白糖去澆灌冒牌芒果樹。
    空氣越來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話都把一股生洋蔥加酸黃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須去聞、去呼吸的空氣中。我從早晨到現在尚未進過食,因而他聞到的,便是我飢餓的氣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書告訴我的。我一邊回答理查的提問,一邊在腦子裡亂跑題。我沒辦法,曾經每週的政治學習,我若腦子裡不跑題就會像此刻一樣困得騰雲駕霧。
    「你不喜歡我的用詞?」理查問。
    「哪裡。」我說。
    「那好,我可以不稱他為有前科的人。」
    「你隨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跡地打了個大哈欠。
    理查的每個句子都吐成一團氣味,幾乎是固體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覺中,他的每句訊問都是一個准固體的生蔥、酸黃瓜、熏牛肉三明治。這個想法使我困得沒那麼慘了。我非固體的飢餓與理查的准固體三明治在這五平方米的審訊室碰在一塊兒,不知誰在消滅誰,不知誰在諷刺誰。我和理查的氣味在空中糾纏得難捨難分……
    「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維斯?」
    「你也管這個?」這是居委會管的事——在我的祖國。
    「當然不管。」
    「你管也沒關係。無所謂。」
    「希望你不要認為我像長舌婦。」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麼?」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長舌婦——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個長舌婦。」
    他笑起來。不是長舌婦的笑法、是個二流子的笑。
    「對不起,我不該操心你的道德。」
    「沒關係。」
    「你好像不擔心自己會對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擔心。」
    「哦?!」
    「因為我不打算對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別為我和里昂擔心。」
    「不,我是說……」他又是一個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說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說,我這兒跟安德烈·戴維斯正搞著『正式羅曼史』,私下裡又去跟個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請你放心。」
    「你是『臨時艷遇』?」
    「現在還不是艷遇。如果成了艷遇你更該放心了。」我看著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淺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艷遇,也就省了你啦。」你還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國外交官戴維斯的婚約,不就沒你什麼事了嗎?你們對我的審問,還有什麼審頭?」你一小時少說掙五十元吧?美國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實實納稅,就讓你糟蹋在我這個「案子」上。
    「這不是審問。你不該把它看成審問。」
    「行,不是審問。」那是你不誤正業嘍?「國務院安全部的調查員也一再跟我說:這不是審問。」
    「他們也開始介入了?」
    「我以為你們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統」、「軍統」。
    「他們都提了些什麼問題?」
    「例行問題。」
    他失神了一會兒,眼睛的藍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類型的「羅曼史」,就得讓便衣們(無論哪個部門的便衣們)徹底前功盡棄。這樣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禮拜二晚上遭了搶劫?」
    「沒錯。」我的五十九塊現鈔,一個假鑽戒,都在十秒鐘之內落到了盜匪手裡。那盜匪十七歲,或更年輕些。我一點兒事都沒讓他費,把假首飾真鈔票全給了他。他手裡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勢不太像真的。我好說好商量地請他把我的身份證、學生證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學生證。這也不壞了,學生證能使我買機票的時候得到大折扣。
    「當然,你也有過錯——你不應該在半夜十一點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該獨自步行。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給人搶劫,你不去追殺那個劫匪,反來審我,找我的不是。
    「以後你絕對不要一個人走夜路。」
    「我十點鐘下課。乘不起出租車,你說我不步行怎麼辦?」
    「我是擔心你一個人在夜裡步行,那個輕量級搶劫恐怕是所能發生的壞事中最美好的一樁了!你就不應該從牧師家搬出來!」
    「嗯,可能那是個失策。」牧師太太又在籌備更大的一次捐助晚會,要我準備至少十個像「芒果樹」那樣的故事。她這次的雄心大志是爭取籌到我下學期的學費。因為我的獎學金落了空,我的學位可能會流產。牧師太太說她一定把四五百個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聽我的濫情故事。我比較討厭賣「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對自己賣狗皮膏藥的形象感到噁心,所以我千恩萬謝了美好無謊的牧師夫婦,緊急搬離了他們甜蜜溫暖的宅子。當然,我緊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緊急中胡亂撒的謊。我告訴他們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懷重孕,行動不便,隨時有生命危險。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貧民窟裡,見死不救……我的謊言抑或半實話打動了好心的牧師夫婦。他們遺憾地看著我背著四個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無出路咖啡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