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民主
人生中，會有這一天。
就像一隊人長途趕路。在這天之前，你是一個被牽著走的人，跟在後面的人；在這天之後，你變成了一個攙扶別人的人，走在頭裡的人。
這是一個「成人禮」，卻沒有預告。
我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爸爸讓我牽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頭一看，前面的路沒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陽淒艷，十分炎熱，我從學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著我，目光有點躲閃，嘴角有點笑意。好像做錯了事，又好像要說他沒有做，卻不知如何解釋。這神情，使我和他的關係突然產生了逆轉。
爸爸掃了我一眼。對祖母說：「阿堅揭發了我。」
「阿堅？」祖母問，「他揭發你什麼？」
爸爸支支吾吾地說，吳阿堅揭發的是歷史問題。說是共產黨剛剛解放上海的幾天之後，有一個人在路邊拿出小本子寫了一句反共的話給大家看，爸爸看了，卻沒有把那個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說，阿堅已經把這個揭發寫成大字報貼了出來。
祖母立即問：「照阿堅的說法，他自己也看到了，為什麼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說：「這是每次政治運動的規則：他一揭發我，自己就安全了。」
「這個黑良心，還是眼紅我家。」祖母說，「你先定下心，看他怎麼鬧。」
「沒法定心了。」爸爸說，「一人揭發，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爭著劃清界限，大字報已經貼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發什麼？」祖母問。
爸爸突然語塞，低下了頭。
祖母看了我一眼，輕聲問爸爸：「是不是真有什麼把柄？」
「沒，沒有！」爸爸連忙辯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掃了一眼媽媽，說：「也有大字報說我岳父是地主，是賭徒，還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連在一起了。」
媽媽皺起了眉頭。祖母的眼光立即從媽媽臉上移開，緊接著爸爸的話頭問：「他們有沒有揭發你父親抽鴉片？」她要把話題從朱家挪回余家。
「那還沒有，恐怕快了，阿堅一定會揭發。」爸爸說。
「他揭發？那鴉片是在哪裡抽的？鴉片館是誰開的？你也該反過來揭發他！」
祖母說到這裡突然噎住了，搖搖頭，歎口氣，說：「別，我家不做這樣的事，到死也不貼別人大字報。」
這時媽媽抬起頭來，問爸爸：「這麼亂貼大字報，大家都咬來咬去，胡言亂語，你們單位的領導也不管一管？」
「領導說了，這是大民主。群眾大鳴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來打倒別人。中央提倡的，誰也阻擋不了。」爸爸說。
「大民主？」媽媽疑惑地看著我，希望這個已經成為大學生的兒子能給她解釋幾句。
我看著媽媽，搖搖頭。這時我發現，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著我。
——在我家出現的，是一場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被簡稱為「文革」的政治運動。
爸爸最想知道的問題，不是吳阿堅為什麼要揭發他，而是執政者為什麼要搞「文革」。
當時所有的報紙天天都在回答這個問題，說發動「文革」是為了「清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曾是蘇聯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這使中國元首產生了擔憂，怕在自己去世後也出現這樣的清算者。對於這種說法，爸爸就聽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邊，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麼簡單的事，為何要把這麼大的中國都搞亂？
兩個自稱從北京來的高幹子弟，站在街邊的一條長凳上在發表演講。他們先介紹了自己的父親是誰，一個是副總理，一個是大將。接著他們甩了幾下拿在手裡的皮帶，就像甩鞭一樣。他們說，躲在中央的赫魯曉夫，由全國各地的很多小赫魯曉夫保護著。他們又說，共產黨的幹部絕大多數都爛了，對勞動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因此必須全國造反奪權，實行大民主。接著，他們又舉起拳頭喊了很多口號。
這些口號乍一聽全是「反政府言論」，但政府的報紙也都漸漸這麼說了。我聯想到叔叔寫信投訴的那些隱瞞災情的幹部，覺得真該用民主的辦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實很快否定了這個想法。爸爸不僅不是赫魯曉夫，他連一個科長都不認識啊。
原來，政治口號只是一種引爆，僅僅幾天，就成了一種全民性的互鬥互咬。
全民性的互鬥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災難。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並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處的邪惡獲得了全面的鼓勵、釋放、凝聚、擴散，並固定為生態習慣。這是人文災難的狂歡儀式，幾十年都清除不了。
與爸爸談話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學校。學校已經停課，很多同學開始造反，紮著塑料皮帶到處貼大字報，滿臉悲壯地宣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好像明天就要拋頭顱、灑熱血。但是這種「造反」恰恰是中央發動的，而攻擊的對象卻是走投無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進教室，心裡忐忑不安。不是怕別的，是怕一句粗話。「文革」爆發以來，造反派對父母親被打倒的同學，都叫「狗崽子」。從此，由人類學進入動物學。我低著頭，不敢看別的同學，只敢慌張地看我的鄰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覺到，她也恐懼著，而且恐懼的內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這時，高聲喇叭突然震響，幾乎把所有的人嚇了一跳。喇叭裡的廣播夾帶著不少「革命謾罵」，然後又全變成了「革命樣板戲」。
我正呆呆地坐著發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這才隱隱聽到，教室樓下好像有人在扯著嗓子高喊我的名字，聲音有點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兩個老同學，一個姓許，一個姓萬。好幾年不見了，我趕緊下樓，拉他們到操場邊的草地上坐下說話。
他們很焦急，說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發覺我們中學裡的老師至少有一半都有了「歷史問題」，貼滿了大字報。
教英語的孫老師在抗日戰爭中擔任過美軍翻譯。大字報說，他很有可能順便做了美國特務；
教歷史的周老師的祖父考上過清朝進士。大字報推測，極有可能見過慈禧太后，既然見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結；
教地理的薛老師在課堂上說法國地圖像男人的頭，意大利地圖像女人的靴，卻獨獨把中國比作動物，說是像一隻大公雞，顯然是漢奸；
教生物的曹老師的「歷史問題」在時間上最近，那就是在饑荒年代偷竊過烘紅薯；
……
我一聽，說：「這一定是教師們互相揭發的。你們想，曹老師的烘紅薯事件，後來的小同學們怎麼知道？還有，什麼美軍翻譯、清朝進士……」
許同學說：「現在最麻煩的是孫老師，美國特務，不能回家了，關在生物實驗室的一個籠子裡。」
「籠子裡？」我驚叫一聲。
我們三人，花了一小時想出了一個營救方案，並立即實施。他們兩位到街上買了兩個造反隊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學，冒充畢業生要「揪斗」孫老師。中學生造反隊畢竟是孩子，看到兩個戴著造反隊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經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張寫大字報用的白紙換出孫老師。
我的那兩個老同學一聽有門，就假裝認真地與他們討價還價，結果只用了三十張白紙，孫老師就轉移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