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一個一直害怕著的電話打來了。
弟弟的電話，說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馬蘭立即趕往上海，爸爸已經去世。
我們到達醫院的時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卻一直張著嘴，好像有一些話沒有講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讓嘴慢慢閉合，但一鬆手又張開了。最後，當媽媽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閉合了。
媽媽輕輕地撫摩著爸爸的臉，很快又抽回手來摀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讓自己哭出聲音來，因為她知道隔壁的幾個病房都在搶救，不能讓那些病人聽到哭聲。
從醫院回到家裡，弟弟為了尋找在追悼會上要掛的照片，打開了爸爸天天翻動又天天緊鎖的抽屜。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卻又發現抽屜裡藏著大量文字資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這是一個老年男人的最後秘密。這位老年男人與我的關係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後坐下，閉上眼睛，靜一靜心。過了很久，我才敢去輕輕翻動。
儘管我已經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當我真的一頁頁翻看那些文字資料時，仍然非常吃驚。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寫給造反派當權者的「借條」留底，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來，在他關押期間，媽媽前去探監時給他說起家裡的事，他毫無辦法，只得冒險向當權者借錢。他在十年間沒有借到過一分錢，而每張「借條」都必然引來一次次殘酷的批鬥。有幾張「借條」，我剛剛一讀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領養的表妹要在安徽農場結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決定用叔叔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作為陪嫁，卻想「借」一點點錢，買一床被褥裝在這只舊箱子裡。
又如，一張「借條」上說，寒冬已臨，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還沒有用過一寸，希望當權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點錢……
第二部分是三十五年前他們單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這麼久，我現在一讀。還背脊發涼。例如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聞報道——
當天斗批大會上余學文這個壞傢伙的畫皮被層層剝開了，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面前，原形畢露。但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他還要伺機反撲，不要以為余學文是「死老虎」，這個老虎還沒有死，還要咬人，我們不要被他裝出一副可憐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繼續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些空話又不全是空話。其中所謂「裝出一副可憐相」、「窮追猛打」、「再踏上一隻腳」等等都是實情描述。
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為什麼要讓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寫明了他的罪行——
當「二月黑風」刮起之後，這個死不悔改的壞傢伙就跳了出來，公然為劉、鄧及其代理人陳丕顯翻案，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真是狗膽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謂「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第二號人物就是張春橋和姚文元。
這下子，我終於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產生的疑惑。爸爸這麼一個小人物為什麼會承受那麼嚴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幹部上台之後仍不得解脫？原來，他所在單位的「廣大人民群眾」從他的日常閒談中提煉出了這麼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
在災難時期，他怕嚇著我們，沒有說；災難過去之後，他不想拿這樣的東西為自己貼金，還是沒有說。但他又捨不得丟掉，就藏下了。
我敢斷言，這樣的印刷品，是後來全國絕大多數號稱自己在「文革」中「立場堅定」的文人拿不出來的。他們如果有一份，或者他們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讓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卻把它們全都鎖在抽屜裡，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後，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經走了。
我連當面說一聲欽佩的機會都沒有。
我猶豫了很久，曾經選了幾頁這樣的大批判印刷品照片，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書中。
我在那本書裡諱避了一個細節：在爸爸臨終的床邊，放著兩沓近幾年誹謗我的報刊。以廣州的《南方週末》為主，有天津的《文學自由談》，上海的《文學報》，和別的幾份報刊。這些報刊誹謗我的內容，全與文學無關。爸爸在這報刊的字裡行間，畫下很多抖抖索索的鉛筆痕跡。可見，幾乎已經失明的爸爸，還是逐字逐句讀了。
我看到這些遺物後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幾位醫生打聽，這些報刊是怎麼到他手上的。醫生說，是他自己不斷索取的，說我在國外，要代我收集資料。他還一再要醫生放心，為了眼睛，他不會看。
其實那些醫生上當了，他不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徹底。他把相隔三十幾年的兩種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覆對比，我立即想像出了爸爸的最後歲月。他的高血壓，他的心臟病，他的白內障，他因渾身乏力而摔倒，都與這些報刊直接有關。爸爸，是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屜的文章中的文字壓了他半輩子，而那兩沓近些年的報刊，則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捆稻草。
我是一個博愛主義者，常常對那些嚴重傷害過自己的人予以原諒；但我又是一個中國人，終身不會淡忘「殺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縮得再小，也會永遠記得爸爸臨終床邊放著的那些報刊，以及報刊背後那幾個人。
博愛使我容光煥發，仇恨使我雙目炯炯。
我有幾位兄長般的朋友，都是堂堂男子漢，在自己的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並且有國際聲譽。他們幾乎都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在某個筆記薄的角落記著一個名單。那是一些曾經殘害過自己長輩、家人的歹徒，也包括一些用謠言、文章襲擊過自己的惡人。這些人現在看上去都過得不錯，有的還經常在某些媒體上高談闊論，有的已經移民美國或加拿大，卻怎麼也抹不去他們留世的血污孽債。
我常常會接到朋友的來電，低聲而歡快地說：昨夜，又有一個名字用紅筆畫掉了。
我想，我們的社會也不必偽裝遺忘，因為很多遺忘就是縱惡。應該留下一些名單，那些投污的，栽贓的，砸窗的，扔石的，造謠的，仗勢的，噴毒的，起哄的，都應該被記錄在一些筆記薄上。然後，讓很多曾經投訴無門的眼睛，注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生死沉浮。
善良的人們不至於動手報復，但都有權利在默默間隱藏一個名單，隨之隱藏一支能逐一畫去這些名字的紅筆，隱藏一種強烈的有關淨化世間的企盼。
追悼會之後，我們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裡，準備擇日移回家鄉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媽、益生哥，一大批親人都等著他。
在這批親人中，爸爸歷來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像，這次他到那裡見了親人們，也會像往常一樣謙恭地點過頭，便找一個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聽大家講話。
但是，這次親人們不會讓他那麼躲閃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長，我的祖父，見到他也會深感羞愧。畢竟，祖父走得那麼不負責任，而爸爸在人世間堅持了那麼久，苦熬了那麼久。
祖母最瞭解自己的這個兒子，外公、外婆也會滿意這個女婿。我叔叔，曾為姑媽的死亡承擔了責任，而爸爸，又為叔叔的死亡承擔了責任。
在「文革」災難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殺了，爸爸多半會自殺，因為爸爸的意志遠沒有叔叔堅強，但是，堅強的叔叔為了更重要的堅強，把祖母托付給了爸爸。爸爸終究不辱這番重托，還維持了全家。
爸爸終生信仰佛教，我把他的靈位，安放在佛教聖地普陀山。一來二去，我和馬蘭對佛教有了更多的親近，還一起成了普陀山的「榮譽島民」。
與此相應，我們又與台灣的星雲大師結了緣。星雲大師仔細讀過我寫的所有書籍，很早就邀請我為世界多國的僧侶演講，並參加了很多氣勢宏偉的佛教典禮。他在美國完整地觀看過馬蘭演的電視劇，極為讚賞，因而產生了雙重的親切。
他讓我們看到，生於多災多難的現世，人們還可能以一種無邊無界的大善，帶來精神上的解脫。他創辦的佛光山道場，果然是無邊無界地遍佈世界五大洲，天天都播撒著覺悟和快樂。
每次想到星雲大師，我們就會對身邊的禍害，看輕一點。
佛教，是庇護我們在惡風邪雨中安詳生存的竹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