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安史之亂發生的那一年，李白五十四歲，王維五十五歲，杜甫四十幾歲，而孟浩然已經死了十多年。由於他們，我們對於這個政治事件前前後後的人文生態有了感性氣氛上的瞭解。我想知道，在你們的印象中，安史之亂前後，歷史究竟有些什麼變化？
王牧笛：安史之亂以後，中國歷史的氣魄小了，憂患多了；坦蕩少了，心機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余秋雨：殘暴和無賴一旦得勢，就會使歷史的品質走向低劣。我對於歷史，一直不太在意別人很重視的話題，而特別注意歷史的品質。你看安祿山和史思明叛亂的時候，對普通老百姓非常殘暴，見人就殺，見城就燒，見房子就毀，一看就知道是邪惡的一群。邪惡不僅對外，也對內。安祿山自己，才過了短短幾年，就被兒子安慶緒殺了，安慶緒又被史思明殺了，史思明又被兒子史朝義殺了，史朝義最後自殺。在這個過程當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他投降之後不久又背叛了——這些事實足可證明，這些人真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自己內部的基本倫理和基本信任，都沒有建立起來。
在邪惡的追逐下，高貴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貴。安史之亂發生不久，長安城就淪陷了，唐玄宗只能出逃。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犧牲了楊貴妃。當時唐玄宗已經年邁，已經沒有恢復高貴的絲毫力氣。在這種情況下，唐玄宗做出兩個重大決定：一方面找自己在揚州的兒子李磷，讓他守住江南這塊土地；另一方面，同意西北的另一個兒子李亨繼位，自己成為太上皇。這樣才使唐朝得以勉強維持，但已經沒有雄健之氣。文化要關注的就是這種「氣」，這與歷史學家的眼光很不一樣。在歷史學家看來，「氣」太空泛，而對文化人來說，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氣」。
王安安：我認為盛唐的那種「愉快」的文化氣氛再也沒了，甚至對中國文化史來講，這種愉快的氣氛都再也沒有了。
余秋雨：對，歷史失去了愉快。這很要命。
費晟：另外，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也喪失掉了，中央出現宦官專權，地方出現軍閥割據，大量財富和文明成果被銷毀。作為當時的文化人，不僅居無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碼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柱。
余秋雨：你說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
這是文化社會學中的一個至高命題。「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建立很難，破壞卻很容易。其中最主要的標準，是看幾個代表性的文化創造者的處境如何。當他們的處境都不好了，那就證明制度環境已經破壞。
我曾經在《唐詩幾男子》一文中詳細地論述了李白、杜甫、王維這三個最重要的詩人在安史之亂中的狼狽處境，大家不妨找來一讀。他們三人遇到的麻煩完全不同，但都很大，甚至到了致命的邊緣。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一個難以逃遁的環境。
在三位大詩人的遭遇中，有一點讓我非常震驚，那就是，當他們陷入泥淖的時候，幾乎沒有人來救他們。李白的詩，在當時已經名滿天下，大家都知道他只不過是接受王子李？的邀請參與平叛，而沒有什麼不良行為。但是，當王子之間產生矛盾，他的讀者們卻全然拋棄了他。杜甫曾經描述當時李白的處境是「世人皆欲殺」，即普天下的人都要殺李白，認為他該死，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景！他那麼多深入人心的詩句，那麼多已成為讀者自身文化一部分的詠吟，居然沒有引發人們一點點的憐惜之情，這就是文化創造者和文化接受者之間的千古隔閡。當然，也是「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失落的證據。後來，他雖然僥倖獲釋，但，他的晚境，他的死亡，他的後事，包括他兒子伯禽的兩個女兒的不知所終，都讓人長歎。其實，杜甫、王維後來的處境也並不好。他們把那麼多的美麗饋贈給歷史，而他們的實際人生卻基本無助。中國社會的這個毛病，一直未能有根本的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創造的制度環境」，曾經偶爾出現過一抹晴意，而大多數年代都烏雲密佈。
除了廣大民眾對文化創造者的漠然外，文化領域自身的嫉妒更是鋪設了一張消解傑出、篩選平庸的大網，使優秀的文化創造者一直難於生存。
只有當他們死去很多年，再也不會給人們帶來嫉妒的理由時，才會被封聖稱賢。因此，我一直認為，在中國，比文化創造更重要的，是文化衛護。
大家都看到了，當歷史傷害了什麼等級的詩人，那麼，這個等級的詩人便再也不會出現在歷史上了。從此，不僅李白、杜甫不見了，李白、杜甫的等級也不見了。
我希望大家在朗誦李白、杜甫的詩句時再多記一句：「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