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還考什麼?」他生氣地一甩手,「都說是初中畢業生,可問個簡單的四則運算都不知道,還把高爾基當成中國人。簡直是瞎胡鬧!」

  知識分子都有個拗勁兒,那胖子脾氣更拗。興許是那兩個姑娘拿我的牌子騙了他,把他惹火了,這會兒非一頭撞在南牆上,怎麼說都拉不回來。

  車開動了,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還從駕駛室裡鑽出半拉身子,巴掌拍著車門朝我喊「小伙子,當教師,老實正派是頭一條。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學問都不行!」

  白高興了一場,當老師的美夢破滅了,那些科學家、作家、軍官都從我身邊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車輪打起爛泥濺到我身上。我垂頭喪氣地轉過身,卻看見那兩個姑娘正在一座帳篷旁邊怯生生地望著我哩。

  「你們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們……」我把一肚子怨氣發在她們身上。

  兩個姑娘擠在一塊堆,低著腦袋說:「咱們沒辦法,……咱們小學還沒畢業,胖子要考我們,我們說不用考了,我們眼你是同學,一塊兒初中畢了業,是你帶著咱們上這兒來的。後來,沒想到……」

  我看她們眼淚汪汪的樣子,知道她們也知錯了。人掉在水裡的時候,連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們決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沒說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帳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乾脆,你帶上咱們倆吧。咱們都是老鄉,你又是個好人,你到哪兒咱倆也到哪兒。」

  我說,「不行。再是個好人,人家看我年紀輕輕的帶著兩個姑娘也犯疑心,你們沒瞧見剛剛那個胖子朝我喊,這不就是個例子?」

  「那咋辦呢?」姑娘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咱們錢也花完了,這兒沒一個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們掉下眼淚,心裡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鄉哩。我說:「好了,你們別哭了。在沒找到工作的時候,咱們仨就在一塊兒吧,我還有幾件衣服哩。」

  我跟你說過,爹媽就我一個兒子,所以咱們家雖然是莊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農業社興旺的那兩年,家裡有點錢就給我置衣裳,爹媽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個人樣兒,送到學校去。唉,想起來,要是咱們國家按五六年那樣發展下去,興許我規在已經當了大學講師了哩。

  我不說了嘛,那時候的尾亞像個自由市場。帳蓬前面喊叫著招工,帳篷周圍就搞小買賣。賣的都是隨身帶的東西,也有倒騰糧票的。當然,幹這種事的全是我這樣的「盲流」,有職業的幹部工人誰搞這個?賣東西的時候不用擺攤也不用喊叫,把東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會兒就有人過來問你。我先揀冬天不穿的衣服賣,一條藍卡嘰褲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襯衫,才賣了十塊錢。六O年的錢不經花,一碗茶水三毛錢,一碗稀稀的麵條一塊錢,一塊茶杯蓋大的玉米餅子要五毛三個人吃了一天,把褲子跟襯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兩個姑娘也不知在那兒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倆紅著眼晴來找我,說:「咱們把你的好差事給蹬了,就夠對不起你的,再這麼花你的錢,心裡更過意不去。咱倆商量好了,就到招干體力活的帳篷去報名算了,反正咱倆也沒啥別的能耐。」

  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她們既然自己願意去幹體力活,我只好說:「那你們就去吧。幹不動重的干個輕省的,悠著自己的力氣。反正總比老家好,還能吃上一口飽飯。」

  她們去報了名,當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車走了。我又賣了件襯衫,跑到她們的汽車那兒,給了她們每人兩塊錢。那汽車旁邊還在喊叫:「來咱們這兒呀,牛奶當水喝呀……」而她們倆在車上卻眼淚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車下也禁不住難過起來,好像咱們真是同學,真是一塊兒到這人生地不熟的邊疆來的……

  我們開車的司機能在全疆到處跑。好多年以後,有一次我的車停在庫爾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輛卡車在往下卸香梨,那個在車上搬筐子的婦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來,那就是我的老鄉,兩個姑娘當中的一個。她幹活挺麻利,人也比過去胖多了,肯定是結了婚,還生了娃娃,一舉一動都透出能主事兒的潑辣勁兒。我盯住看了一會兒,可沒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車開過去的時候瞟了一眼,那車是農二師一個團場的。大概她倆都在農二師的哪個團場當了農工了吧。

  我呢,當時還留在尾亞。老「盲流」的話把我的胃口調高了。自以為當不成科員,當不成教師,別的需要文化的工作還多得很,總不能跟那兩個小學還沒畢業的姑娘一樣,也去幹體力活吧。晚上,我也湊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別說,出門人都有義俠心腸,在外面跑的「盲流」儘管自己經了三災八難,對別人的事卻都挺熱心。大夥兒聽了我的情況,把畢業證書傳來傳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給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後一致慫恿我到哈密去,說在哈密能找到會計這一類的工作。

  會計也不錯!我在中學還學過珠算,於是決定上哈密。

  那時候,尾亞的班車擠得要命,一星期之內別想買到往西去的汽車票。我等不起,兜裡只剩下幾塊錢,衣裳也沒啥可賣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辦法,去尋輛貨車捎個腳。

  停車場在這個帳篷城市的西邊。黃沙灘上橫七豎八儘是車轱轆印,一灘灘油跡把雪染得烏黑;汽車停得也雜亂無章,約摸有一百多輛,誰愛停在哪兒就停在哪兒。有的車門鎖著,有的司機在車上忙活;有的司機面目和善,有的司機臉上挺橫。那天清早我在車場轉悠了半天,總不好意思向司機開口。太陽爬高了。汽車一輛一輛開動了,我還在畏畏縮縮。正在這當兒,我突然聽到一輛油罐車的司機說的是咱家鄉話,我就站在他車旁邊看著,像對他修車感到興趣一樣。

  記者同志,中國人的家鄉觀念真是根深蒂固,那兩個姑娘因為聽見我說話,才盯上了我,這會兒,我也是聽見這個司機的家鄉話才盯上了他。過了一會,跟司機說話的那個幹部走了,司機也把車檢修好了。他把車蓋蓋上轉過臉發現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給我遞上來。」

  我把水遞上去,巴結地問「大伯,您這車往哪兒開呀?」

  這司機慈眉善目,臉紅撲撲的。他一聽我的口音就笑了。「霍,咱們還是老鄉哇!你要往哪兒去呀?」我說我要去哈密。他說他上烏魯木齊,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說他開的這車不許抽煙,剛剛那個交通廳的幹部要他帶個從「口裡」來的「外調」人員,他想,搞政工的外調人員成天翻人檔案,思謀著怎麼整人,準是個愛抽煙的,還不如把我這個不抽煙的小伙子捎上哩,何況又是老鄉。

  他加好了水,從保險槓上跳下來,叫我趕緊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說家當全在這兒啦。他又笑了笑,打開車門,摸了摸我腦袋,說了聲:「走吧!」

  咱們車走上大路,就看到那個交通廳的幹部領著一個提黑皮包的人邊跑邊朝我們叫喚……

  不瞞你說,這司機就是我的師父。在車上,我把咱們老家的情況告訴他。他聽著直搖頭歎氣,說全是「大躍進」搞壞的。誰都知道,「太躍進」那陣子,就數咱們老家吹得邪火。他又問我去哈密找誰,有哪門親戚在那兒。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說了,又掏出畢業證書給他看。他說別看不起體力勞動,世界就是工人創造的,所以當工人最光榮。他四七年在老家參軍以後就開車,四九年進了疆,上面叫他當幹部他還不當,轉了業,照舊開他的車。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對脾氣,還沒到哈密,就決定收我當他徒弟了。

  這樣,車經過哈密,我就沒下車,跟他一塊兒直奔了烏魯木齊。

  這會兒,我師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歲,在家成天養個花,弄個草。我經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說,你來看我啥也別帶,要有好花,給我討換一盆來。你看見你背後那棵君子蘭沒有?這就是我昨天從一個東北老客手裡面,花了五十塊錢買的。明天給他送去,他一准喜歡!

  我說的這些你不厭煩吧?你們記者愛寫大人物、英雄模範。我這一輩子沒幹過大事,平平凡凡。雖說也受過表揚,得過獎狀,不過那都是咱公司內部的,連《新疆日報》也沒上過。我說的這些,我知道你是不會寫的,寫了也沒哪家報紙登,我只是給你提提神罷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彎就上山了……

  ……從此,我開上了車。日子就跟車轱轆一樣,轉得飛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門的轱轆,一小時八十邁,煩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裡的轱轆,光打轉轉不出來。不管怎麼樣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來年。這期間,車也換了好幾輛了。我開的頭一輛是蘇聯的「嘎斯」,後來換了咱們的「解放」,捷克的「司柯達」我也開過,我還開過羅馬尼亞車,這輛「日野」是最近才換給我的。

  汽車的歲數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來算的,我覺得人的年紀也應該是這樣。有人活了五、六十歲,平平安安,沒吃過苦、受過難,其實應該說還年輕得很哩,有人從年輕的時候就吃苦,長到三、四十歲又經歷了不少事,那就應該說他很老了。記者同志,你別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過苦的,哪一個人都有夠你寫一部小說的材料。

  就拿我這個開車的來說吧,早先通商的時候,我還到過蘇聯、阿富汗,又到過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幫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陣子,幾次事故都差點把我命送掉。在還沒有修好公路的外國崇山峻嶺上開車,真比駕駛宇宙飛船還難!咱們新疆內部呢,那些年哪有這麼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灘。遇上颳風下雨,你一個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淚來。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條河一樣,結了一層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車開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盤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門關,鬧不好就連人帶車滑到萬丈深崖下面去。這樣的公路,我在蘇聯、阿富汗沒見過,翻翻資料,別的國家也沒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機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機就不開車。所以說,誰是英雄?我看我們中國人都夠英雄的!

  好了,咱別自吹自擂了,說說自己的生活吧。

  我對自己的生活沒什麼抱怨的。一個莊稼人的娃娃,如今開上了大汽車,國家把好幾萬塊錢的東西交給我,光這一點就讓我知道了自己的份量。那些年講出身歷史,咱們車隊還數我清白,所以老讓我出外勤,跑國際公路。我也兢兢業業,生怕辜負了領導對我的信任。可是內心呢,在好長時間裡,總有個冰疙瘩化不開。

  我爹我媽,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時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來信說,我媽臨死的時候老喚我的小名,死了以後,從她兜裡還翻出來我給她寄去的兩張匯票。原來她都沒上郵局去取——糧店跟市場上沒糧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鈔票也白搭。我舅把這筆錢給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墳修了修。六四年,我攢了一筆錢回老家,二老雙親的墳上已經長滿了青草,那年栽的楊樹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裡離開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後來都變了模樣了:小路變成了大路,鋪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個路邊如今正是路當中,拖拉機在上面過來過去的。我師父說得不錯:車是要往前開的,兩眼老要盯著前方,偶爾在反望鏡裡朝後面瞧瞧可以,要是一個勁兒往後看,車非開翻不行!所以我還是回來照舊開我的車。

  話雖是這樣說,可世界上再沒有我的親人了,心裡總覺著說不出的孤單。司機跟司機見面的機會少,我收了車他走了,他收了車我又走了,我跟我師父也很難有一塊兒待兩天的時候。以後,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連熟人在一塊兒也不敢說知心話,弄得誰也不相信誰了。見了生人,那兩眼更是瞪得像烏眼雞似的,先要惦量這是不是階級敵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現在我跟你這個剛認識的人就能隨便說知心話!人跟人的關係,還不如六O年困難時期親密。記者同志,你說什麼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難受。早晨起來,先穿內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襖,棉襖外面還要來件無形的盔甲把自己裝裹起來,這才出門。每個人都縮在自己那件無形的盔甲裡面,所以一個單位的人儘管多,可都互相熱乎不起來。

  那幾年,我老是悶聲不響的。有一次,師父見了我,說:「你也該考慮結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個知疼問暖的人,興許情緒會好起來。」我一想,也對!咱就準備結婚吧。

  在新疆,尋個女人不容易,這兒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機會。幸好咱們開車的四處跑。不久,在達阪城的食堂裡,咱們公司的幾個開車的碰到了一起,吃飯中間聊起了這事,一個司機猛地一拍大腿說:「有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達阪城就有個剛來的陝北姑娘,我替你說說去。」別人也都瞎起哄,還有個開車的唱起哈薩克民歌:

  達阪城的姑娘辮子長呀,

  兩個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給別人,

  一定要你嫁給我……

《肖爾布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