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耕傳家

    南塬上的村莊,不論是千二八百戶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莊,村巷整齊,街道規矩,家家戶戶的街門沿街巷開設,座北一律座北,朝南一律朝南,這一家的東山牆緊緊貼著那一家的西山牆,而自家的西山牆又緊挨著另一家的東山牆,擁擁擠擠,不留間隙。俗話說,親戚要好結遠鄉,鄰居要好高打牆。家家戶戶在自家的莊院裡築起黃土圍牆,以防雞刨狗竄引起糾紛和口角。院牆臨街的中間開門,門上很講究修一座漂亮的門樓。
    那兒的農民十分注重修飾門樓。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磚木門樓,多數人家則是土木門樓。無力修建門樓的人家,就只好在土圍牆上鑿開一個圓洞,安一個荊條編織的籬笆門,防賊亦擋狗,生人進入任何一個村莊,沿著街巷走過去,一眼溜過兩邊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門樓,大致就可以劃出各家的家庭成份了。不過,這是解放初期的舊話。現在,門樓的規模和姿式,已經與土改時定的那個成份關係不大了;如果按著舊的習慣去猜度,準會鬧出牛頭不對馬嘴的笑話來。
    門樓正中,一般都要掛門匾,門匾上鐫刻四個大字。這四個大字的選擇,實際是這個門樓裡的莊稼主人的立家宣言。解放後,莊稼人心勁高漲,對門樓上的門匾的選擇,免不了受時風的影響,土地改革時,好多人喜歡用「發展生產」、「發家致富」;合作化時又時興「共同富裕」、「康莊大道」;三年困難時期又流行起「自力更生」、「勤儉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運動接連不斷的十餘年中,諸如「紅日高照」、「萬壽無疆」、「鬥爭為綱」、「真學大寨」等政治口號,確實風靡一時。
    解放前門樓題匾的內容,可就單調得多了。凡是能修建得起磚木門樓或稍微像樣的土木門樓的殷實人家,題匾上的立家宣言,十之八九都選用「耕讀傳家」四字,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楊徐村,在南源上的稠如星海的鄉村裡,只算個中小型村莊,二百多戶農家中,門樓修茸得最闊氣的是大財東楊龜年家的。水磨青磚,雕樑畫棟,飛簷翹角,儼然一座富麗堂皇的四角亭子。門樓下蹲著兩隻青石雄獅,牆上刻著飛禽走獸。門樓正中,在象徵著吉祥永久的鶴鹿圖像中,刻下四個篆體「耕讀傳家」的題字,與團團祥雲相諧調。楊龜年的大兒子在咸寧縣政府作官員,家裡有百餘畝河川水澆地,整整兩槽高騾大馬,真是有耕有讀,宣言與實際相一致。其餘那些雖然也能修得起土木門樓的殷實戶,也東施效顰地題下「耕讀傳家」的門匾,卻大都是有耕無讀,名實不符,甚至一家老少儘是些目不識丁的粗笨莊稼漢子。但作為立家宣言,自然主要是照亮後世,無讀書人的缺憾,必當由後輩人來彌補。
    楊徐村另一戶能修得起磚木門樓而且名副其實的「耕讀傳家」的人家,當推我家了。
    我爺爺徐敬儒,對「耕讀」精神的尊崇,甚至比楊龜年家還要純粹。楊龜年的大兒子在縣府供職,主要是為官而不從讀了,二兒子從軍耍槍桿子而鮮動筆桿子了;家裡的莊稼全靠長工和短工播種和收割而無需楊龜年動手抬腳。我爺爺徐敬儒,那才是「耕讀」精神的忠誠信徒和真正的實踐者。
    我爺爺徐敬儒,人稱徐老先生,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為科舉制度的廢止而不能中舉高昇,就在楊徐村坐館執教,直到鬢髮霜染,仍然健坐學館,也不知出於什麼的思想影響,我爺爺把門樓上那副「耕讀傳家」的題匾挖掉了,換上一副「讀耕傳家」的題匾,把「耕」和「讀」的位置做了調換。字是我爺爺親筆寫的,方方正正,骨架楞蹭,一筆不苟,真柳字體,再由我父親一筆一劃鑿刻下來。我父親初看時,還以為我爺爺筆下失誤,問時,爺爺一拂袖子,瞪了爸爸一眼,沒有回答。我父親不敢再問,卻明白了是有意調換而不屬筆誤,該當慢慢地去體味,低下頭小心翼翼地鑿刻起來。
    更有一件蹊蹺的事。我爺爺垂老之時,對我父親兄弟三人做了嚴格分工,一人繼承他坐學館,體現「讀」;二人做務莊稼,體現躬耕;世世代代,以法累推。這樣的分工,兄弟三人還勉強接受得了,臨到爺爺嚥氣時,又留下嚴格的家訓,可以歸納為「三要三不要」的遺囑。其訓示曰:教書的只做學問,不要求官為宦;務農的要親身躬耕,不要雇工代勞;只要保住現有家產不失,不要置地蓋房買騾馬。
    兄弟三個瞪大眼睛,你瞅瞅我,我瞪瞪你,不知所措了。他們三個正當成年,早就想著齊心合力一展宏圖,在楊徐村與楊龜年家爭一爭高低。近幾年間,楊家兵強馬壯,置田蓋房,百業興旺,已成為方圓十里八村新興的富戶。眼看著楊家小河漲水似的暴發起來,兄弟三人對父親拘拘謹謹的治家方針早已多所不滿,又不敢說,想不到老先生活著時限制他們的手腳,臨走前還要把他們死死地捆綁在這點小家業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計到三個兒子的心數兒,怕自己走後兒孫們有恃無恐,乾脆一句話說死:不遵從父訓者,孽種也!不許給他上墳燒紙。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隱忍,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遵循老先生的遺訓,耕田的親身躬耕壟畝,坐館的潛心靜氣研讀聖賢詩書。村裡人把我爺爺這種古怪的治家訓戒編成順口溜:「房要小,地要少,養個黃牛慢慢搞。」當作笑話流傳。
    呵呀!到得楊徐村一解放,楊龜年家耍槍桿子的老二死在解放軍的槍口之下;當縣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監牢當中;家裡的深宅大院,高騾子大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給楊徐村的貧雇農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個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個,捧著我爺的神匣,磕頭作揖,又哭又笑,簡直跟瘋癲了一樣。夜靜以後,兄弟三個又跑到村後的祖墳裡,爬在我爺的墳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開墳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遺訓的先知先覺的老祖宗的屍骨抱在懷裡親一百次!該怎樣感激老祖宗——比諸葛孔明還要神明的老祖宗啊!虧得他早已看破紅塵,留下嚴格的治家遺訓,使得兒孫後輩免遭楊家的洪禍!我們家訂為上中農成份,雖然不是工作組依靠的對象,卻也不在被打擊被孤立的剝削階級的圈子裡,這已經是萬幸了!
    我爺爺瞑目前五年,已經選定我父親做他的接班人,去楊徐村的私塾坐館執教。據說,老先生在長期的觀察中,覺得我伯父功於心計,善於謀劃,帶一股商人的氣數。二伯父脾氣拗倔,合當是一介武夫。我父親自幼聰靈智慧,既不像伯父那麼詭,也不像二伯父那樣倔,深得老先生鍾愛器重,加之對我父親的面相也滿意(用我爺的話說,天庭飽滿,眉高眼大,膚色滋潤),於是就在他年過花甲之後,由我父親坐上了私塾裡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師椅子。
    我依稀記得,爺爺死後,父親脫下了藍色長袍,換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來表示給爺爺的亡靈守志守節服孝,二來標誌著他已過而立之年,該當脫下青年時期的藍色長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爺爺死後,父親似乎一下子變成了另一個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橫亙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淨了靈光寶氣,純粹變成一副冷峻威嚴的神氣,在學堂裡,他不苟言笑,在那張四方抽屜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從早到晚,也不見疲倦,咳嗽一聲,足以使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嚇一大跳,來去學堂的路上,走過半截村巷,抬頭挺胸,目不斜視,從不主動與任何人打招呼。別人和他搭話問候時,他只點一下頭,腳不停步,就走過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兩位伯父說話以外,與倆伯母和七八個侄兒侄女,從不搭話。除了兩位伯父,沒有不怯他的。父親從學堂放學回來,一進街門,咳嗽一聲,屋裡院裡,頓然變得鴉雀無聲,侄兒侄女們停止了嘻鬧,伯母和母親燒鍋拉風箱的聲音也變得低勻了。我和堂兄堂弟們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親站在當面時,無需動手動腳,他只用眼一瞅,我們就都不敢出聲了。他倒是從來不動手打孩子,可也從來不對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許的親暱,我似乎比堂哥堂弟們更怯著父親。
    我現在唯一能解釋父親這種性格變化的原因,是爺爺死後父親在這個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裡的地位的變化。爺爺死時,意外地打破了長子主事的傳統法則,把全部家事委於父親來統領。據說爺爺怕伯父太詭而遠傷鄉鄰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氣暴烈而招惹家禍,於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親統領這個家庭。他要領導兩個哥哥和兩個嫂嫂,要處理三兄弟三姑狸以及九個侄兒侄女和親生兒子的種種矛盾,要處理這個家庭與遠遠近近幾十家新老親戚的關係,要處理與楊徐村二百多戶同姓和異姓的鄉鄰的關係,真是太複雜了!我當時尚不能體味父親的種種難場,只覺得他的臉上,笑顏永遠消失了。
    儘管父親在這個家庭裡嚴以律己——母親、姐姐、弟弟以及我,寬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裡的磨擦總不會間斷,只是沒有公開鬧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來對父親統領家事就覺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條遺囑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終日憋氣。他的大兒子已經長大,意欲送到西安去學生意,因為父親堅持遺訓而不能成行,有氣無處發洩,就哄唆直槓子二伯發難。父親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隱忍,不予理睬二怕的惡火,大伯也就無法了。
    這樣下去,終非久遠之計,父親不能眼看著這個以禮儀之風在全村享有最高鄉譽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鬧出分崩離析的結局,令楊徐村人恥笑。他斷然決定,從學堂裡告退回家,統領家事。他自己在學堂執教,一心難為二用,顧了學堂顧不了家,顧了家庭又怕貽誤人家子弟的學業。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學堂裡的時候,家裡和地裡,給大伯留下了毫無顧忌地唆弄事非的太大的時空環境。這樣,在我剛剛交上18歲的時候,父親就把我推到他坐過的那把黑色的太師椅上了。

《藍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