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又有兩家報館派人走來跟我接洽，要我為他們撰寫《潘金蓮做包租婆》以及《刁劉氏的世界》之類的黃色故事新編。我不想過分虐待自己，只好婉辭拒絕；但是他們將稿費提高到千字十五元，還講了不少好話。
我的自尊已恢復，然而又極悲哀。我從十四歲開始從事嚴肅的文藝工作，編過純文藝副刊，編過文藝叢書，又搞過頗具規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來的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今，來到香港後，為了生活，只好將二三十年來的努力全部放棄，開始用黃色文字去賺取驕傲。
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感情極其複雜。一方面因為生活漸趨安定而慶幸；一方面卻因強自放棄對文學的愛好而悲哀。
寫黃色文字是毋需動什麼腦筋的，不過，興趣不在這上面，容易變成負擔。
過年時，麥荷門沒有跟我見面。當我接到旅居法國的一位老作家的來稿時，不得不親自到麥家去找一次荷門。
這是一篇論文，以一位中國小說作者的立場研究「反小說派」的理論，寫得非常精彩，實為近年少有的佳構。
麥荷門見到我，眼光裡充滿敵意。我知道我們之間已隔著感情上的鐵絲網，暫時無法撤除。我將那位老作家撰的論文交給他，加匕這麼幾句：
——這是一篇有精闢見解的論文，對沙洛特、都亞蘇諸人的「反小說派」作品加以審慎的批判。作者認為「反小說派」的主張寫出人類的內在真實，是極有價值的看法。不過，在表現手法上，譬如主要人物沒有姓名，用幾何學的名稱去描寫風景等等，似乎仍在實驗階段。縱然如此，他們的「革命」也不是完全孤立的。我們仍可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喬也斯、紀德、福克納、甚至沙特的影子。
說完這番話，將稿子遞與麥荷門，荷門看見題目，又翻了一下。然後將稿件放在茶几上。
耐不住難堪的靜默，我問：
——「創刊號」的稿件該發齊了吧？
——還差一兩篇結實的論文，你現在拿來的這一篇，正是雜誌最需要的。
——內容方面是否能夠維持一定的水準？
——創作部分比較弱一些，幾個短篇小說全不符理想。
——好的小說可遇不可求，只要不患「文藝幼稚病」，也會產生一點作用。
麥荷門似乎對《前衛文學》已不像先前那麼起勁，說話時，口氣冷得像冰。
（我應該走了，我想。）正欲告辭時，他提出這樣一個詢問：
——聽別人說，你最近替四家報紙寫黃色文字，有沒有這回事？
——有的。
——這是害人的工作。
——我知道。
——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寫？
——為了生活。
——恐怕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欲吧？
我歎口氣，無意置辯。事實上，如果麥荷門不能瞭解我的話，那就不會有人瞭解我了。香港這個社會的特殊性，非身受其苦者很難體會得到。在這裡，有修養有才氣的文人為了生活十九都在撰寫通俗文字；但是荷門卻不肯體諒我的苦衷。我還能說些什麼？除了歎息。
離開麥家，感情在流血。（也許酒是治療創傷的特效藥，我想。）我走進一家酒樓。
有一出悲劇在我心中扮演，主角是我自己。
上帝的安排永遠不會錯。
年輕的女人必虛榮。美麗的女人必虛榮。貧窮的女人必虛榮。富有的女人更虛榮。
但是上帝要每一個男人具有野心。
醜惡的男人有野心。英俊的男人有野心。貧窮的男人有野心。 富有的男人更有野心。
我已失去野心。對於我，野心等於殘燭，只要破紙窗外吹進 一絲微風，就可以將它吹熄。
一個沒有野心的男人，必會失去所有的憑借，我必須繼續飲酒，同時找一些虛偽的愛情來，當它是真的。
我到中環去送稿，有意喝些酒，結果走進了一家西書店。我對文學已灰心；但是我竟走進一家西書店。企鵝叢書出了很多文學名著。像格拉夫斯的《我，克勞迪亞》，V．吳爾芙的《前往燈塔》，湯瑪斯·曼的《魔山》，喬也斯的《都柏林人》，莫拉維亞的《羅馬故事》，納布哥夫的《短篇小說集》……等等，都很便宜，三四塊錢就可以買一本。此外，新書也不少，其中不乏佳作，特別是格蘭斯登的《福斯特》與貝爾的《福斯特的成就》，對這位《往印度》的作者有極精闢的分析。
一個女人如果看中了心愛的衣料，只要手袋裡有足夠的錢，一 定會將它買下的。
一個文學愛好者如果看到了心愛的書，只要口袋裡有足夠的錢，一定會將它買來的。
《福斯特》與《福斯特的成就》定價不算貴，前者僅五元港幣，後者稍貴，亦不過二十五元。
然而我沒有買。
走出書店，我忽然感到一種劇鬥後的疲倦。魔鬼與天使在我心房中決戰，結果魔鬼獲得勝利。然後，在一盞橙色的飾燈下，我向侍者要了一杯威士忌。
（如果別人不能原諒我的話，我不能不原諒自己。）
今後必須將書店視作禁地，家裡所有的文藝書籍全部送給麥荷門。如果麥荷門不要的話，稱斤賣給舊書店。
我必須痛下決心，與文藝一刀兩斷。將寫作視作一種職業，將自己看成一架寫稿機。
這是沒有什麼不好的。最低限度，我不必擔心交不出房租，更不必擔心沒有錢買酒。——雖然我已無法認識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我變成一條寄生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