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弄清楚後藤怎樣進入美國的問題上開始有所進展瞭。我有瞭一個線索，而且發展瞭一個可靠的線人——知道很多內幕而且願意開口的人。
2006年12月的一天，天氣晴朗而寒冷，我去見瞭柴田正樹——一個住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傢非常講究的醫院裡的前壓酷砸。柴田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還曾經是高利貸帝王的朋友。畢竟，世界真小啊。
我正在做人口販賣調查項目，同時進行著其他調查工作來維持進項。我很擔心海倫娜，她完全消失瞭。
我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來回穿梭著，孩子們似乎很滿意他們的新傢，英語學得也很快(1)。我們有些問題需要適應，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全民醫療保險。碰到貝尼發高燒病倒的時候，日子就變得非常艱難；我心裡很清楚，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送她去看急診。在日本，我們即使在半夜裡也會不假思索就去的。我有生以來還從未像現在這樣盤算過醫療保健的費用問題。
日本的公共醫療制度可能並不怎麼樣，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說得過去的，總比沒有好吧。
然而，日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幾乎所有的餐館都是一塵不染的——地板發光，臺面清潔，桌佈明亮。但醫療設施裡就看不到這種景象瞭。大多數醫院的地板上都積著一層薄薄的灰塵；床單是洗過的，但污漬還留在上面；窗戶也好像有幾十年沒有擦瞭。你必須把鞋脫掉，穿上發黴的拖鞋，走過光線昏暗的大廳，兩旁的過道擺滿瞭醫療設備和醫療用品。
柴田住的那傢醫院就不一樣瞭。你可以穿鞋，裡面窗明幾凈，光線充足，你也許真的可以把飯菜吃個精光而不必擔心二次感染。
我沒有在訪客留名簿上簽名。我不想留下拜訪過這傢夥或認識他的任何證據。
柴田在他的有組織犯罪團夥裡曾是個大人物，但他不再是任何組織裡的人瞭。他被診斷出罹患肝癌的時候，突然想到自己以前過的是一種罪惡的生活。你也許會覺得奇怪，壓酷砸群體為什麼會成為肝癌的重災區。這種現象和文身有很大的關系，大多數壓酷砸在年輕的時候就文身瞭，而且用的針頭也不幹凈。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得瞭丙肝，還嗜酒成性——這是一種相當致命的組合。此外，傳統的文身方法幾乎把汗腺全部殺死瞭，身體不容易把毒排出體外，這也加重瞭這個器官的負擔。
柴田知道自己是不會去做肝臟移植的，他決定與這個世界言歸於好，彌補他所能彌補的地方。他娶瞭一位曾在他的一傢俱樂部裡工作的馬來西亞女子，跟她有瞭一個孩子。
幸運的是，柴田想找個人談一談，以此來抵消自己的罪過。於是，一個和尚介紹我們相互認識瞭。這就是所謂的“贖罪”。當然，他告訴我什麼消息和我能怎麼處理這些消息都是有條件的。他知道，他一死，報刊上就會披露有關他那些令人難堪的事情。我必須答應他，我會告訴他的兒子，他的父親還有另外的一面，想過要更好地做人。我還要負責把一封未打開的信函交給他的兒子。
柴田看上去精神相當不好。一個人到瞭肝癌晚期，臉色會變得慘白。他的臉色微黃，看來還沒到那個地步。
隨著肝臟的功能越來越弱，體內應該濾除的各種毒素就排不出去瞭。這樣，你自己就不知不覺地中毒瞭。有些人還會變得脾氣暴躁，神志不清。
作為一名記者，在詢問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前，先聊上一會兒總是沒有壞處的。我提到自己在來看望他的途中經過瞭八重洲富士屋酒店，想起瞭2002年的金永壽謀殺案。
他問我是不是想知道真相。不過，我得先把窗戶打開，他想抽煙。我給他帶瞭一盒鋁盒的好彩牌香煙，這是他最喜歡的牌子，我是在免稅店裡買的，一盒10根。我還得站到他的床上去，把煙霧報警器斷開。
富士屋酒店槍擊案依然歷歷在目，我隻要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就可以瞭。我又一次裝成傻乎乎的老外——這種角色用不著體驗派表演方法——成功地鉆過警方的黃膠帶，直接走到瞭屍體旁邊。地上的血幾乎覆蓋瞭那段街道，那麼濃，那麼多。我仿佛都能看見血水坑上依稀冒出來的熱氣，空氣中飄蕩著類似鋁箔的氣味。
盡管受害者金的衣服上都是血，但一看就知道他的穿著入時——也許是阿瑪尼牌的一套黑色細條紋西服。我不趕時髦，但好西服還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裡面穿著一件做工精細的人字形圖案的襯衫，深灰色的，顯然是定做的，很合身。
金是個老派的人。我數瞭一下，十根手指都在，不過左手的小指看上去有點可疑——可能不是原來的，而是用一個腳趾通過修復手術復原的。隻要脫下他的鞋子就會知道真相，但那樣做一定要冒更大的風險。
我照瞭兩三張照片之後，被一個驚慌失措的警察抓住胳膊、兩腳騰空地拖回到犯罪現場膠帶的外面去瞭。他拖著我往外走的時候，我發現雙腳留下瞭一道血跡，黏糊糊的，就像蝸牛的黏液一樣。我想搞不好會有人來指責我破壞瞭犯罪現場的完整性，不過這起槍殺案發生在世界最大的火車站附近的酒店前面，現場早就被破壞瞭不少，開槍的人也被拘留瞭，我並不覺得太內疚。
我在腦海裡重現著這段情景的時候，柴田在默默地等著我。
“我說，當時你在那兒？”
“是的，我在現場。我看到瞭屍體。”
金永壽，真實年齡不詳，但很可能還不到50歲，韓國血統的日本公民，是大阪的壓酷砸團體俠友會（屬於山口組傢族）的頭子。他跟六甲聯合團夥（同樣屬於山口組）的頭子龜谷直人在富士屋酒店前進行著激烈的談話。他們兩個人本來是密友。
金突然不談瞭，迅速鉆進停在他們旁邊的一輛黑色大轎車的後座。陪著金的30歲的下屬兼司機高貫健一也坐進瞭駕駛室，隻剩下龜谷一個人站在車旁。
汽車正準備開走，龜谷突然掏出一支手槍，朝著汽車的後座掃射起來，當即就把金打死瞭。司機跳下車來，也中槍瞭。龜谷徒步逃離瞭現場，但跑出五六十米遠就被正好在附近轉悠的警察捉住，並以謀殺未遂的罪名逮捕瞭。這表面上看似一起相當簡單的兇殺案，卻是極不尋常的：這種派系間的暴力事件並不常見。
“你想知道真相嗎？”
“是的，我想知道。”
“好吧。”然後柴田卻沒說什麼，似乎陷入瞭沉思。我提醒他，我想知道真相，他點瞭點頭。
柴田深深地吸瞭一口煙，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著煙，手指形成瞭一個圓圈，小指頗為優雅地翹著。然後講瞭起來。
真相令人難以置信，它牽涉到大阪檢察官辦公室的賄賂款、媒體對事實的隱瞞和駭人聽聞的掩蓋行為。盡管如此，它並不完全合乎情理，有點像日本比比皆是的陰謀論。我可以說得詳細些，但還是讓我活到天年吧。不過，我當時還想進一步瞭解一下。
“證據在哪裡？”我問這個聰明人。
“我就是他媽的證據。我說是真的就是真的。”柴田斷然回答道，然後把煙頭捻滅在窗臺上。那一瞬間，盡管他的面頰顯得蒼白而消瘦，我還是能感覺到一種強大的魄力，正是這種魄力使他成瞭他那個時代裡會嚇得你屁滾尿流的執行殺手。他的臉色顯得那麼緊張。
房間頓時變得非常安靜，靜得都可以聽到煙絲燃燒的“噝噝”聲。
“我還是沒有完全弄明白。”
“你是記者，自己去想吧。”
“前記者。”
“是啊，是啊，反正都無所謂瞭，都成為歷史瞭，沒人在乎。不過，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你難道不想知道龜谷為什麼對自己的動機隻字未提嗎？你難道不想知道他為什麼隻被判瞭20年而不是終身監禁嗎？”
“嗯，我認為，要是他殺瞭平民，就會被判終身監禁。”
“你們這些王八蛋。隻要是壓酷砸殺瞭壓酷砸，那誰也不會管的。”
這話讓我躊躇瞭一下。“你知道嗎，”我說，“有一次我也跟埼玉的一個警察說過同樣的話，然後我們就打瞭賭。結果是我帶著他一傢人出去吃瞭韓國燒烤，而他們點的竟然是和牛(2)！你想聽嗎？”
他點瞭點頭。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情瞭，當時關口的身體還很好。
1994年11月16日，國粹會和山口組之間的敵對狀態已經到瞭一發不可收拾的程度。國粹會先動手瞭，開槍重傷瞭兩名造訪他們的東京事務所的山口組打手。第二天，山口組進行瞭報復，那場火並擴大到瞭兩個縣——佐賀和山梨，然後蔓延到東京的新宿，最終蔓延到瞭埼玉縣。
那天，我正期待著有什麼事情發生，老天沒有讓我失望。我當時正在警方記者俱樂部裡消磨著時間——向《東京新聞》的一位資深記者學習麻將的高招，這時，一個公共事務官跑瞭進來，大聲叫著“發生槍擊事件啦”。有人中槍瞭，是兩個人，而不是事務所的門。我搭便車趕到瞭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在鴻巢市中心的一棟七層公寓大樓裡，國粹會事務所的門上掛著“東歐偵探社”的牌子。這是該地區作為國粹會事務所的幌子的三傢私人偵探社之一，連黃頁裡都有它們的廣告。
幾個壓酷砸模樣的兇漢在事務所進進出出，朝著他們的手機大聲喊叫著，對那些正在湧入現場、忙著用黃膠帶把整個一樓隔離起來的警察視而不見。人行道上有血，但沒有屍體。
我盡可能多地搶拍著照片。有一個壓酷砸，戴著一副超大的墨鏡，穿著一身白絲絨運動服，一邊瞪著我，一邊對著手機說著什麼。他猛地揮瞭揮手，仿佛在說：“別他媽的拍我。”但我還是拍瞭。
這下可把他惹著瞭。他朝我跺著腳，操著下流話破口大罵起來，但他那些卷著舌頭發出帶“r”音的那種典型的壓酷砸式咆哮我一句也聽不懂，那一定是從拙劣的壓酷砸電影裡學來的，就像意大利黑手黨指望在好萊塢電影上看到自己一樣，日本的壓酷砸也在幹同樣的事情。事實上，壓酷砸通常擁有拍壓酷砸電影的制片廠，也就是說，在一部壓酷砸電影裡，有時扮演壓酷砸的群眾演員其實就是壓酷砸。反過來說，在我面前的這些相貌可怕的傢夥肯定不是演員。
我指著我的《讀賣新聞》袖標：“我是記者，我有權利拍照。”
我的靈敏反應並沒有鎮住他，他伸手就來搶我的相機。
我把相機往回一收，他沒夠著；我又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擺瞭擺，然後走瞭。我為什麼敢這麼神氣活現？因為我最喜歡的警察關口這時來到瞭現場。他身穿黑色牛仔褲、深藍色毛衣和長皮夾克，頭發向後梳成服帖的背頭，而且戴著皮手套，看上去比壓酷砸更像壓酷砸。
正當這個白絲絨先生靠過來準備一拳把我打趴下的時候，關口大喝瞭一聲那傢夥的名字，對他說道：“別待在這兒礙事，把那討厭的手機關瞭。”那個男子後退瞭幾步，但還在瞪著我。
關口走過來檢查瞭一下現場的子彈，低聲說：“傑克，不要再冒險瞭。別招惹那些傢夥，他們可沒有什麼幽默感。”然後加瞭一句：“晚上過來坐坐吧。”
我點瞭點頭。我們定過一個規矩：絕不在犯罪現場交談。我在附近轉悠瞭一下，想聽一聽一般人的看法。二樓一間酒吧的女招待告訴我說：“我知道樓下的那些人並不是真正的偵探，但我沒想到他們是壓酷砸。他們一直都安分守己的。”
“現在你知道瞭，會害怕嗎？”我問道，小心翼翼地套她的話。
“嗯，”她說著，慢吞吞地抽出一根七星牌香煙，“那倒不會。這就像閃電，從來不會閃兩次的，對吧？”
一條完全用不上的評論。
有幸聽到三樓的一位退休教師說瞭一些比較靠譜的話：“我總擔心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不就來瞭。我很害怕，想搬走。警方為什麼不能想點辦法來對付這些危險人物呢？”
這條評論應該能用上，不過也有些問題，需要編輯一下。因為如果警方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當地居民也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那政府還有什麼理由不讓它們關門走人呢？對啊，為什麼不呢？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碼事瞭。我想，這句評論的最後版本應該是：“我當然希望警方把那些人抓起來。”
住在隔壁的一位傢庭主婦補充瞭一句：“如果有一顆子彈打偏瞭……我可不願意這樣想。沒傷著人真是萬幸。”瞧，這句話更到位，雖然與事實不符——因為有兩個壓酷砸現在還情況危殆。在公眾的眼裡，就隻有兩個壓酷砸吃瞭槍子兒等於“沒傷著人”。
我把報道發瞭出去，小睡瞭一下，然後就出發去見關口瞭。
關口10點左右才回來，我已經在他傢裡瞭。我把雙腳放在“被爐”底下，坐在他的大女兒友紀的身邊，被她甜言蜜語哄著幫她完成英語作業。小女兒小智一邊看著電視上的一檔難看的音樂劇，一邊吃著蜜餞魷魚串。關口夫人在看著報紙。房間小得我伸直兩隻胳膊就幾乎能夠摸到兩邊的墻壁，卻讓我覺得很舒適。
關口走瞭進來，把外套扔在榻榻米上，隨即坐到地上，跟我們坐在一起，把腳也伸到瞭被爐底下。
“您辛苦瞭。調查工作進行得怎麼樣？”我不失時機地問道。
“嗯，國粹會的那些傢夥不配合，他們不開口。不過，無論那個開槍的人是誰，他的膽子可夠大的瞭。”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看所有其他的槍擊事件吧——好幾槍都射在門上，搞什麼名堂？不過這傢夥，這傢夥幹的這事兒，簡直就是個神風特攻隊隊員。他按瞭門鈴，走進事務所，然後說道，‘誰是頭兒？’他沒等別人回答，就走到坐在那兒的一個國粹會的傢夥面前，舉起槍來——‘砰砰’——正中胸部和腹部。然後，他轉身用同樣的手法幹掉瞭另一個傢夥，隨後便走出門去。他是走出門去的。後來，有個想要成為壓酷砸的18歲小阿飛在大街上抓住瞭那個殺手，想要搶那傢夥右手拿著的那把槍，他們打瞭起來。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對手，那個殺手用另一隻手拿刀捅瞭那小子的腹部，然後離開瞭那兒。大樓的管理人聽到瞭吵鬧聲，跑到樓下，把那三個受傷的傢夥扶上他的汽車，開車送他們去瞭醫院，還報瞭警。犯罪現場調查組的人還在那兒呢。”
“知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槍？”
“大概是托卡列夫(3)，俄羅斯槍。現在壓酷砸都人手一支瞭吧。”
“這些傢夥是因為什麼幹起來的？”
關口點著瞭一根煙：“你都不會相信這些傢夥是為瞭什麼屁大點的事情打起來的。我聽說是這樣的：山口組的兩個傢夥登門拜訪瞭東京都臺東區的國粹會事務所。山口組裡有個名叫中井的傢夥，他的朋友出瞭交通事故，牽涉到國粹會的一個傢夥。於是，中井就跟他的朋友一起上門去調解糾紛，拿錢消災。顯然，中井是個大嘴巴，他說的一些話把國粹會的那些傢夥給惹惱瞭。其中有一個是韓國人——沒錯，所以脾氣火爆——就把槍掏瞭出來。接下來，山口組的那兩個傢夥就倒在瞭地上。”
“一場交通事故引起的火並？”
“是，但也不是，事情不會隻是那麼簡單。山口組控制著關西地區（日本西部），擁有約40%的市場份額。他們這些年一直在想把手伸進東京（屬於關東，日本東部）。國粹會的那些傢夥覺得自己受到瞭冒犯——關西流氓竟然踏上瞭自己的地盤。誰都不想讓他們到這兒來。在埼玉，他們還一間事務所也沒有，目前還沒有，所以，我覺得那場糾紛背後有著更大的意圖。好像在說，別過來。不過，這已經不太管用瞭。覆水難收嘛。”
這場火並發生的時候，國粹會還是埼玉縣裡繼住吉會和稻川會之後的第三大犯罪團夥，有18個事務所，大約230名已知成員。現在，每個事務所前都有警察在站崗瞭。
據關口說，壓酷砸用私人偵探社做掩護並不稀奇，但他們比較喜歡使用的幌子是房地產中介和建築公司。國粹會裝私人偵探裝得挺不錯，他們會接下一起出軌的案子，盡可能從客戶那裡撈錢，如果發現配偶在欺騙對方（事情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他們就會敲詐背叛者——威脅說要把真相告訴他們的顧客。這是個不錯的小敲一筆買賣。
11月18日上午，東京都警視廳接到瞭一個電話，有人自稱是那個開槍的人。
“鴻巢槍擊事件嗎？我就是他媽的開槍的。”
他說下午會帶著槍來自首，而且如約而至。他叫菅谷武彥，當時27歲，是山口組的成員。
埼玉警方派關口去審問菅谷，關口在他面前使出瞭審訊技能。據說，壓酷砸們當場供認，以免在審訊過程中把其他罪行的相關罪證也泄露瞭出來。（盡管關口在其他受過常青藤盟校的教育、有著妄自尊大的背景的調查人員裡顯得鶴立雞群，他在白領罪犯裡的口碑還是不壞的。我聽說是這樣的，他對待壓酷砸總是帶著敬意和尊重，仿佛他們是重要人物，而他把官僚和企業的犯罪分子當作人渣——仿佛他們才是壓酷砸。）
我是過瞭一天才去見關口的。這時，一起涉及壓酷砸偽造扒金庫收據、從扒金庫巨頭那裡騙走數百萬美元的案子即將告破。火並已經結束，而且由於開槍的人已經被捕，這個事件已經成瞭舊聞，但關口的工作並沒有結束。
關口夫人在為我們炒飯做夜宵時，關口和我則擠在被爐底下繼續談著這起案件。關口說，他越來越覺得菅谷是個難對付的傢夥。這小子一直聲稱那起案件是他的自主行動，不是別人唆使他去幹的。關口有理由相信事情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在山口組裡，如果你幹掉瞭一個敵對團夥的成員後去自首，你一出獄就會被晉升到行政級別。這是一個成年禮。但在很多案件中，真正的殺手卻逍遙法外，組織上會派一個人去頂包。關口要確定菅谷是不是真正的殺手；幸運的是，由於受害者還活著，關口有最可靠的目擊者。
我深深地吸瞭一口煙，試著做瞭一下我並不拿手的吹煙圈。然後，我作出瞭那天的愚蠢評論：“很好，但誰會在乎呢？菅谷會被定罪，但待上三四年就會出獄。隻要是壓酷砸殺瞭壓酷砸，那誰也不會管的。如果壓酷砸並沒有被殺，而隻是被打傷的話，就更不會管瞭。”
“是啊，我覺得這是個問題。”
“是個問題？”
“為什麼那些傢夥應該比別人更容易脫身？犯罪行為是一樣的。因為他們知道法院會對他們區別對待，這樣會慫恿他們去火並。那些傢夥更願意互相開槍，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坐不瞭多長時間的牢。”
“嗯，也許你說的沒錯，不過，菅谷還是隻會被判個4年——頂天瞭。看看統計數據就知道瞭。”
“我是審訊員。我能讓這個傢夥服10年刑。”
“10年？做你的夢去吧，關口先生。”
“10年，最起碼的。”
“那我要跟你打賭瞭。如果你讓這傢夥服10年刑，我就帶你和你的傢人出去吃烤肉，你們愛吃什麼樣的牛肉就點什麼樣的。如果他被判的刑期不到10年，你必須把埼玉縣內的所有壓酷砸的事務所及其高管的名單給我。”
關口捻滅瞭煙頭：“你會後悔打這個賭的哦。別看我隻有兩個小女孩，但她們吃起東西來就像5個小男孩。準備埋單吧，阿德爾斯坦。”
看著這兩個男人在較勁胡鬧，關口太太咯咯地笑瞭起來：“我來做證人吧。傑克先生，我認為你這次贏不瞭。”
我讓她放心，我有生以來打賭就沒有輸過，然後拉著長音說：“侵犯人身的量刑從來沒有到過10年，即使是在違反槍支條例的情況下。”
“誰說這是侵犯人身？這是謀殺未遂。”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不管怎麼樣，這就得證明犯罪的意圖瞭。“菅谷說過‘去死吧，你這個混蛋’或者‘我要殺瞭你’這樣的話嗎？”
關口皺瞭皺眉頭：“沒有，他沒有說過。”
“哦，那你準備怎樣去證明意圖？”
“法理是‘故意的過失’(4)。通情達理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近距離開槍打中一個人的胸部和內臟，那個人極有可能會死。”
“菅谷不傻，他就會說本來是打算嚇唬他們一下的。否則把槍頂到他們頭上不就完事瞭。開瞭兩三槍，他跑瞭——驚慌失措，沒有殺人的意圖。”
“你大錯特錯瞭，傑克。這傢夥是個打手，他才不在乎他們是死是活，他們死瞭他才高興呢。”
“也許是這樣，但有人會蠢到承認這一點嗎？”
“哦，他會向我承認的。”
“祝你好運。讓我來拿名單的時候告訴我一聲。”
我們用我們打的賭繼續互相揶揄著，但關口對一件事很在意：他討厭山口組，很高興他們沒有在埼玉活動。“他們一旦在一個縣裡紮下根來，就會像癌癥一樣蔓延開來。我會隨時讓住吉會去對付那些傢夥的。”
長話短說，除瞭違反槍支武器法之外，關口還讓菅谷受到瞭謀殺未遂的起訴。他訴諸菅谷的“男子漢的驕傲”，讓其說瞭實話。菅谷被判瞭10年刑，我不得不帶著關口一傢出去吃烤肉——吃瞭一頓上等的日本牛肉，損失瞭3萬日元（300美元）。
柴田笑瞭。
“傑克，有時你真是個笨蛋。跟警察是絕不能打賭的。連我都聽說過關口這個人。他不是我們的朋友，但每個人都尊敬他。而菅谷那傢夥——我也很佩服他。壓酷砸過去就是那樣的——你犯瞭罪，也坐瞭牢。這就是極道。你既不抱怨，也不辯解，就像那個小崽子當時做的那樣。你活著得像個人樣，受罰也得像個人樣。
“現在的小混混都怕去坐牢，太他媽沒志氣。所以，我們就把臟活包出去給中國人和伊朗人幹。那些人被抓瞭也什麼都不說，隻是被驅逐出境而已。菅谷即將出獄，他會發現沒有哪個組織會要他，也沒有什麼地方會欣賞他的付出。”
“你真的這麼認為？”
“現在什麼都講錢。對上司的忠誠、榮譽、忍耐、義務——這些都不重要瞭。菅谷開槍打的國粹會現在已經成瞭我們這個團體的一部分。我們去年跟他們合並瞭，所以我們現在來到瞭東京。用不瞭多久，我們就會控制整個國傢，雖然我認為這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有點摸不著頭腦：“你本身就是個壓酷砸，你的團隊自豪感跑到哪裡去瞭？”
他笑瞭。“也許我會對自己曾經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而感到驕傲。不過，人越接近死期，懷疑的事情就越多。你會開始懷疑，你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一切是不是那麼美好。我加入的這個組織和以前不一樣瞭。規模變得過大就會失控，事情就會變質。很多壓酷砸都沒瞭規矩，他們不尊重普通市民，什麼都不尊重。他們參與瞭各種下流卑鄙的勾當，尤其是後藤組。”
“比以前還多？”我問道，真不願意破壞瞭他的懷舊情緒。
他靜瞭下來，把雙手放在膝蓋上，做瞭一次深呼吸。“也許吧，”他說道，“也許始終都是下流卑鄙的。我不知道。我一生中做過不少的壞事，但也做過一些正確的事情。我從未背叛過我的上司，從未出賣過一個朋友，從未臨陣脫逃過。也許這些遠遠不夠，但還是可以評判我的為人的。”
“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當然可以。好啦，你想問我什麼事情？”
“我有兩件事情。”
“我沒有要你去數數。問吧。”
“我的一個朋友不見瞭，有兩三個月沒有見到她瞭。”
“把名字給我。”
“海倫娜。”
“你有她照片嗎？”
我給瞭他一張。他看瞭一眼照片，目光轉回來看著我。
“說詳細點給我聽。”
我把詳細情況告訴瞭他——她是誰，我曾請她做瞭什麼。當我提到後藤組和那個非政府組織的名稱時，他突然往回縮瞭一下，嘴裡喃喃地說瞭些什麼，然後示意我到他坐著的窗邊去。我幾乎聽不到他在說什麼，就把身子探瞭過去。
他狠狠地摑瞭我一個耳光，力量大得驚人，我向後一仰，一屁股坐在瞭地上。我的耳朵裡嗡嗡作響，覺得那隻耳朵已經聾瞭。他站起身來，怒視著我，示意我起來。他的呼吸顯得有點沉重，但似乎沒有什麼大礙。我的感覺卻不太妙。
“你到底在想什麼？”他對我尖聲喊道。
“我不知道。”
“你應該知道。你不是個小孩，你是個男人。你不應該讓她去調查那個組織。你怎麼瞭？”
“該死，柴田。我告訴她不要再查瞭。”
“那你應該知道她不會停下來的。你喜歡這個女人，也許不僅僅是喜歡，她也一定很喜歡你。那你為什麼還要冒這個險？有的時候你真他媽的聰明，傑克先生，有的時候你卻隻是個他媽的白癡。”
他伸出一隻手來把我拉瞭起來，他的手勁很大。然後他又坐瞭下來。
“我會去查一下。我認為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但我會去打聽一下。好瞭，另一件你想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我坐在床上，想要挺直身子坐穩，但我的平衡器官好像有點不聽使喚瞭。
“我知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肝臟移植的不止後藤一個，我聽說還有別人。我想知道另一個人的名字。”
柴田遞瞭一根煙給我，我接瞭過來。他已經快把那盒好彩抽光瞭。
他搖瞭搖頭，盯著地板看瞭幾分鐘，然後抬起頭來盯著我的眼睛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但他又點瞭點頭。
“我知道你想幹什麼瞭，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但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一定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嗎？這可是一條‘野獸之道’啊。”
“野獸之道？”
“有的時候，山上的動物會反復走相同的路線，久而久之就形成瞭一條道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可能會以為這是人類開辟的道路——它看上去是那樣的。如果你走上這條道路——野獸之道——就哪裡也到不瞭。人在荒野中迷瞭路，走上這種道路隻會越走越迷糊。有的時候，他們走不出去瞭，就死在那裡。它不是人走的路，是一條危險的岔道。你確定那是一條你要選擇的道路嗎？它是不會把你帶到你想要去的地方的。”
“喂，我隻是在作報道。我不打算做什麼傻事。”
“是的，你根本沒有打算。想一想吧。看著正道，別走錯路瞭。”
接著，這老傢夥又朝我臉上抽瞭一巴掌，手更重瞭，而且在我這次摔倒的時候還飛起一腳踢在我的肚子上。我竭力不讓自己吐出來，但身子縮成一團，像個胎兒，覺得自己非常傻，又有點害怕。其實是真的害怕瞭。
“我現在不是在開玩笑。你不能掉以輕心，不要相信任何人。如果你認為這很痛苦，那麼如果後藤知道你們在幹什麼，他會讓你或你的朋友痛苦一千倍。別幹蠢事。”
“我明白瞭。”
“那就好。別坐在地上偷懶，再給我拿些好彩來。這一盒抽完瞭。煙盒在電視那邊。”
我把煙拿瞭過來，但我不想交到他手裡。我絕不會走到他打得到我的距離之內瞭，而是把那條煙朝著他的頭扔瞭過去。他伸手接住煙，咯咯地笑瞭起來。然後，我們又談瞭很久。臨走的時候，我費瞭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煙霧探測器重新裝上瞭。站在椅子上真的很難保持平衡。一定要有人狠狠地扇你，你才會想通一些事情。
2007年，柴田死瞭。但他在去世之前跟我通瞭電話，給瞭我一個名字：美尾久敏——美尾組的創始人。他也是高利貸帝王梶山的後臺老板。這就很好理解瞭。後藤教會瞭梶山把錢轉移到拉斯維加斯的辦法，後藤也認識美尾就不足為奇瞭。我現在可以肯定，後藤的案子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發生的一些事情非常蹊蹺。我遵守瞭與柴田的約定，把那封信函交給瞭他的妻子，她答應等她的兒子長到看得懂的時候交給他。我有朝一日可能會回去確認一下他是否得到瞭那封信。
他沒有給我帶來任何有關海倫娜的消息。
柴田走瞭的那年秋天，關口也走瞭。我突然失去瞭兩個主要的消息來源——壓酷砸的和警方的。我的那篇準備揭穿後藤的老底的報道一下子變得希望渺茫瞭。
關口那年48歲。回想起來，我認識他和他的傢人已經快14年瞭。他在8月底一個雨天的下午3點45分咽下瞭最後一口氣。我們全傢人當時已經回到日本，跟我的嶽母住在一起。這對孩子們來說有好處——他們的英語已經非常熟練，現在該溫習一下日語瞭。
就在我們準備返回美國的前一天——8月29日左右——我們一起在中餐館吃飯的時候，關口的妻子打電話來告訴我說，他去世瞭。我當時就想取消航班，留下來參加葬禮。
我的決定讓大傢——除瞭孩子們——很生氣，我跟淳和我的嶽母發生瞭激烈的爭吵。她們都認為我應該等下一次來日本的時候再去守靈拜訪他的傢人，我不同意。沒有人想得到，一個滿腦袋怪念頭的猶太小鬼和一個比他大10歲的打擊有組織犯罪的警察竟然會成為這麼要好的朋友，然而，經過瞭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這樣的事情就是發生瞭。我想留下來，但淳一直不答應。我問淳能不能由她自己帶孩子回傢，我會把她送到成田機場，然後叫人到美國的機場去接她，開車送他們回傢，但我受到瞭指責，說我把個人的需求凌駕於傢庭的需求之上。
我們吃完飯，離開中餐館回到淳的傢裡。我想，我至少應該去看望一下關口的傢人，同時表達我對死者的敬意。晚上10點，我叫瞭一輛出租車，冒雨前往地處荒涼的甲南的關口傢。淳跟我一起去瞭，但我們一路無話。雨下得太大瞭，出租車在路上不得不停瞭一兩次，光車費就花瞭近250美元。
半夜跑到關口傢裡去，恍若回到過去的時光，但這次不同往常瞭。我穿著一身我帶在身邊的黑西服，還從淳的母親那裡借瞭一條黑領帶。
我知道，葬禮和守靈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儀式，但對仍然活著的人來說並非如此。我答應過關口，他去世的時候我會去參加他的葬禮，跟他告別；我會穿上一身道地的西服；我會盡量穿對襪子。我至少欠瞭他一炷香。你會以為人們會理解，有時承諾在死後也是必須遵守的。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幾個遺憾之一：我曾答應去參加他的葬禮，但我沒去成。
我到他傢的時候，他的遺體已經運回來瞭，但不是按日本常見的佛教的方式擺放的，看來準備舉行的是神道教葬禮(5)。我到那兒的時候，他的遺體停放在客廳裡的一個蒲團上——神道方式。我對神道教儀式一無所知，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和我所認識的其他人相比，關口教瞭我更多有關報道、審訊、榮譽和信任的東西。我幾乎把他當成瞭第二父親。我是先把我的貝尼帶去給他看過之後才帶去給自己的父母親看的。看來即使死瞭，關口仍然可以讓我學到一些關於日本的事情。
看到他那樣躺在榻榻米上，心裡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他們拿下他臉上蓋著的白佈，讓我瞻仰他的遺容。他看上去似乎在笑——那種在我面前擺著一則消息、說一則爛笑話或者又贏瞭一次我跟他打的賭的時候常有的沾沾自喜的傻笑。
前幾個月裡，他一直在劇痛中度日，連靜脈註射嗎啡都不管用瞭。癌細胞已經擴散到瞭他的全身。有一陣子他堅持每天到離他在埼玉的傢大約三個小時、位於臺場的有明癌癥研究所去。他看的是門診，所以，在接受瞭化療和放療的摧殘之後，他還得乘著電車艱難地返回埼玉，遇到上下班的高峰時段，車上連座位都沒有。
我堅持要出錢讓他治療後在離醫院不遠的臺場太平洋大酒店裡逗留一下，他在回傢之前需要休息。當然，他不同意並拒絕瞭。他不能接受那樣的禮物。作為一名警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還在工作——他不想從我這裡得到些什麼，更不用說值錢的東西瞭。我告訴他，那個酒店是雇我做事的一傢公司開的，我免費得到瞭那個房間。
這當然是個謊言。我認為他知道這是個謊言，也知道我對此心知肚明。但這個謊言是必要的，這使他能夠接受這個禮物，而我就是想要他接受這個禮物。這在日本是很常見的事情——首先必須維護好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是“表面原則”，然後再考慮真正的意圖。這個“表面原則”就是，他隻是借用瞭一個房間。這樣，不論對他還是對我都說得過去。“說謊也是一種權宜之計”——這是來自一段佛經的諺語。
那段佛經裡有個故事，講的是一群孩子在一所房子裡玩耍的時候，房子起火瞭，非常危險，如果那些小孩再不出來就會被燒死。但那些小孩玩得太起勁瞭，不願離開那所房子。人們吆喝著讓他們出來，他們就是不聽，還把裡面的門閂插上。這時，有個人跟那些孩子說，到房子外面來就有好吃的糖果在等著他們。這是個謊言，卻讓孩子們離開瞭那所房子，他們因此都得救瞭。
“說謊也是一種權宜之計。”有的時候的確如此。
可惜的是，我沒有力量讓他離開那所房子。我能夠為他做到的就是在房子燒塌的時候讓他覺得稍微舒服一些而已。
我知道怎樣在佛教葬禮上致告別禮，但這次我就不知所措瞭。我按關口夫人的指導做完儀式——給他喂瞭水(6)之後鞠躬。我在他的頭旁邊擺著食品的桌子上放瞭一根香煙。
讓他得瞭癌癥的不是香煙，而是背叛。幾年前，警隊裡的另一個警察向一傢報社泄露瞭對他不利的消息。他是關口的一個同事，對關口取得的成就一直心懷不滿。
關口的“罪行”是，在把一個壓酷砸帶到派出所實施拘捕之前，打開瞭他的手銬，還給他買瞭一碗拉面吃。關口還制止瞭一起險些發生的監獄暴動，而他所做的就是把一個壓酷砸拉到拘留所外面，讓他抽瞭一根煙。所有這些事情都違反瞭警察規定。企圖加害關口的那個警察把這些事情告訴瞭《每日新聞》的記者，結果被報道出來瞭，而且所有的報紙都在跟進。總之，他成瞭“不良警察”。
他被剝奪瞭警探的職位，降職，受到瞭訓斥，調去管交通瞭。他在那兒幹瞭好幾年也無人過問。這件事給他的打擊很大，他很可能就是在那段時間得瞭癌癥。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原因——讓他經歷瞭背叛、羞辱，最後產生瞭挫敗感。
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他曾請求我為他做幾件事情。我至今遵守著大部分的約定。我答應過他，我會定期去看望他的夫人和他的女兒們，我還在這樣做著。難以相信他的女兒們現在都成年瞭。我看著她們，還覺得她們是那兩個試圖讓我相信我不可能是猶太人的6歲和9歲的小女孩（因為她們在學校裡學過，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被殺光瞭）。年紀小的那個還曾想把我帶到學校去做“展示和講述”課(7)上的展品呢。
關口活得規規矩矩，死得也從從容容。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看起來氣色很不錯；就是那個時候我相信他快要死瞭。大多數人似乎都會有回光返照的現象：半瘋半癲的人變得神志清醒起來，癌癥病人顯得氣色好看起來。在去世的前一天跟傢人說話的時候，他的話語充滿著樂觀和自信，他們的交談很愉快。他是在傢人的陪伴下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的。這是關口太太告訴我的，我很高興聽到這樣的話。
按照佛教的說法，49天之後，你就會脫胎換骨；不過，按照神道教的說法，50天後，你就會成為神——關口的傢人是這樣說的。我看著他，心想，真希望這會靈驗。
有神在你身邊總歸是好的。
我知道自己遇到瞭麻煩。我知道我的傢人被我拖入瞭危險的境地。海倫娜仍然下落不明。
我還能記得關口臉上的笑容，看起來好像他是在假寐。在我的想象中，我能聽到他在跟我說話。我想讓他告訴我該怎麼辦。我想聽到他這樣說：“傑克，有的時候你不得不先後退再反擊。問問你自己，現在幾點瞭？”
嗯，上帝知道我討厭被人打屁屁。後退好像不再是一種選擇，說不定是反擊的時候瞭。反擊的勝算似乎更大些。
(1) 我的兒子雷出生於2004年5月，當時我還在負責警方采訪。他的名字源於日語中的“禮”。
(2) 即神戶牛肉。
(3) 20世紀前半期，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手槍之一，這種槍具有結構緊湊、威力大的特點。中國仿照托卡列夫制造瞭五四式手槍。——譯註
(4) 原文是“未必の故意”，這是日本法律中特有的量刑標準，和中國法律中的“故意犯罪過失”有所不同。——譯註
(5) 神道是日本的傳統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為主，屬於泛靈多神信仰（精靈崇拜），視自然界各種動植物為神祇。日本國內約有1.06億人信仰此教，占日本人口的比例近85%。一般說來，日本人都以神道的方式舉行婚禮，而在死後按佛教的儀式來舉行葬禮。——譯註
(6) 讓死者嘴裡含一口水，以免在黃泉路上受饑渴之苦。神道教儀式中的這一環節是由近親進行的，說明他被視為這個傢庭的親人。——譯註
(7) 指學生們以所帶實物展開討論的一種課堂練習形式。——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