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克拉麗塔山谷是綿延於聖加佈裡埃爾山脈和聖蘇薩娜山脈之間的豁口的一處谷地。聖克拉麗塔山谷在洛杉磯以北，由於兩條山脈的保護，沒有受到城市及其弊病的影響。洛杉磯不斷有傢庭南遷來此，希望住更便宜的房子，上更好的學校，有更多的綠地，他們希望能在此享受到良好的治安。這些特征同時也吸引瞭幾百位警察。據說聖克拉麗塔之所以這麼安全是因為每個街區幾乎都住著一位警務人員。
但即便有群山遮擋，有警察威懾，城市的痼疾還是不可避免地從山口遷移到這裡的社區和公園。喬納森·丹伯裡就能證實這一點。他告訴博斯和貝拉，他那把價值三十美元的鈦邊刀是從車裡的工具箱被盜走的，被盜時車就停在羽星大街他傢的車道上。更惡劣的是，作案現場就在一個警察傢的對面。
這裡是中產及以上的階層居住的高級街區，住宅區後面是一條名叫哈斯克爾的天然水渠。丹伯裡穿著T恤衫、滑板褲和人字拖來應門。他說他在傢做旅行代理，妻子做聖克拉麗塔山谷索格斯區的房地產。丹伯裡說要不是看見博斯出示的證據袋裡的刀，他早就把丟刀的事忘到九霄雲外瞭。
“我從沒想過還能見到這把刀。”他說。
“六年前你向鈦邊公司報告瞭丟刀的事情，”博斯說，“那時你向縣警察局報案瞭嗎？”
聖克拉麗塔沒有設警察局，建城伊始這裡的治安就由洛杉磯治安辦公室負責。
“我給他們打瞭電話，”丹伯裡說，“事實上，住在我傢對面的蒂爾曼警官來看過現場，也寫瞭報告。但之後就沒下文瞭。”
“警方向你通報過後續情況嗎？”博斯問。
“我記得接到過一通電話，但警方似乎不是很熱心。我覺得可能是附近哪個孩子幹的。在我看來，這個賊可真夠大膽的。”
丹伯裡指著街對面講述當時的情況。
“當時我的車在這兒，對面停著輛警車，兩者隻隔瞭二十英尺。那些膽大妄為的傢夥竟敢在離警車這麼近的地方進我的車把刀偷走。”
“打碎車窗的時候沒觸發報警裝置嗎？”
“沒有。警察說我沒鎖車門，好像錯在我身上似的。但我肯定鎖瞭。我從沒忘記過鎖車門。那些傢夥肯定是用香腸之類的東西撬門的。”
“就你所知，警方沒有逮捕什麼人嗎？”
“即便逮捕過誰，他們也沒通知過我。”
“先生，你這裡保存瞭當時的警察寫的案情報告嗎？”貝拉問。
“應該有，但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瞭，”丹伯裡說，“現在我在傢上班，還有瞭三個孩子。傢裡總是一團亂，所以我都沒請你們進門。要在一團亂中找那份報告得費上一番勁。”
他說完笑瞭。博斯沒笑。貝拉隻是點瞭點頭。
丹伯裡指著證據袋。
“上面沒看到血，”他說，“別告訴我有人被這把刀捅瞭之類的事情。”
“沒人被這把刀捅過。”博斯告訴他。
“你們遠道而來，事情應該不小吧。”
“事情是很嚴重，但我們無權告訴你。”
博斯把手伸進外套內袋，似乎沒找到他想要找的東西。接著他拍瞭拍外套的另兩個口袋。
“丹伯裡先生，能借根煙抽嗎？”他問。
“抱歉，”丹伯裡說，“我不抽煙。”
他指著博斯手裡的刀。
“能把刀拿回來嗎？”他問，“這把刀可能比買的時候更貴瞭。有人專門收藏這種刀。”
“我聽說瞭，”博斯說，“貝拉警官會給你張名片。過幾周你可以找她拿回你的刀。能問你件事嗎？當初你為何要買這把刀？”
“老實跟你們說，我有個姐夫是退役軍人，他平時愛收藏這類東西。買刀的確有防身的作用，但買刀的主要目的是想取悅於他。買瞭刀以後，我起先把它放在床頭櫃裡。但之後我意識到這樣做很蠢。把刀放傢裡也許會傷到孩子。因此我把它放進車裡的工具箱。之後我就把它給忘瞭。直到有天上車看見工具箱開著我才發現有人偷瞭那把刀。”
“丟瞭別的東西嗎？”貝拉問。
“隻有那把刀，”丹伯裡說，“車上隻有刀值點錢。”
博斯點點頭，然後轉身看著街對面的那幢房子。
“街對面的警察搬到哪兒瞭？”博斯問。
“我不知道。”丹伯裡說，“我們不算朋友。我想他也許搬到西米谷市去瞭。”
博斯點點頭。他們已經從丹伯裡那裡收集到瞭關於這把刀的盡可能多的證據，丹伯裡顯然不像嫌疑人那樣是個煙民。博斯決定問個會激怒對方的問題——會導致自願問詢走向爭議結局的問題。
“介意告訴我們昨天午飯時你在哪兒嗎？”博斯問。
丹伯裡不安地看著他們一會兒，然後尷尬地笑瞭。
“嘿，這是怎麼瞭？”他問，“把我當成哪個案子的嫌疑人瞭嗎？”
“這是個例行要問的問題，”博斯說，“這把刀是昨天中午在一起入室行竊案的案發現場找到的。如果你能告訴我們當時你人在哪兒，我們可以省下不少時間。這樣我上司就不會在報告中看到你的名字，派我們再來叨擾你瞭。”
丹伯裡收回手，把手放在門球上。眼看他就要結束談話，對他們摔門瞭。
“昨天我整天都在傢，”他草草地說，“十一點時我把兩個生病的孩子接回傢，帶他們去瞭醫院。這事很容易查證。還有別的事嗎？”
“先生，沒別的事瞭，”博斯說，“謝謝你幫忙。”
貝拉遞給丹伯裡一張名片，和博斯一起走下門前的臺階，聽見門砰的一聲在他們身後關上瞭。
貝拉把車朝高速公路的方向開，途中在一傢免下車的速食店買瞭點快餐，好讓博斯在南行的時候吃點東西。貝拉說她吃過瞭，現在不想吃東西。博斯和貝拉沒有談找丹伯裡問話的事，博斯想在談論前思索一下和丹伯裡的談話。上瞭5號高速公路以後，博斯主動開啟瞭這個話題。
“你對丹伯裡有何想法？”博斯問。
貝拉關上車窗。
“說不好，”貝拉說，“我原本希望他知道是誰拿走瞭這把刀。現在我們隻能去調當時的警方報告，看看他們有沒有懷疑過誰瞭。”
“你不覺得丹伯裡是拿報失當幌子嗎？”
“報失兩年之後才在聖費爾南多開始強奸嗎？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貝拉說。
“隻能說‘報瞭案’的強奸是兩年後開始的。我們可以從昨晚打來的電話中發現，也許還有別的案子，可能發生得更早。”
“沒錯。但我不認為會是丹伯裡幹的。他沒有前科，不符合側寫的形象。他不抽煙，已婚，還有好幾個孩子。”
“你不是說側寫不一定都對嘛，”博斯提醒貝拉，“他在傢裡做自由職業，午飯時孩子們都在學校。”
“可昨天不一樣。他給瞭我們一個很容易查驗的不在場證明，學校和醫院都能做證。哈裡，我們要找的人不是他。”
博斯點點頭。他同意貝拉的意見。但為瞭避免單一性思考，他覺得唱唱反調是有益的。
“當你想到它的時候還是很奇怪的。”貝拉說。
“怎麼奇怪啦？”博斯問她。
“在聖克拉麗塔被盜的刀會被一個戴著面具的男人用來在聖費爾南多追逐拉丁裔婦女，是不是很詭異？”
“是啊。我們在談這起系列案件的種族因素。現在我們也許還得深挖下去。”
“怎麼深挖下去？”
“到洛杉磯警察局去挖。米森分局和山麓分局也許保留瞭強奸案嫌疑人或強奸案罪犯的檔案。興許能從中找到些名字呢！”
“這主意不錯，交給我吧。”
“周一再說，明天你得休息。”
“原本就安排休息的。”
博斯知道，貝拉之所以主動提出去分局調取文件是因為一些分局對博斯抱有敵意。貝拉希望很快能拿到那些文件，不想因為同行對博斯的敵意而被拒絕。
“貝拉，你住在哪兒？”
“查茨沃思，”她說，“我們在溫內特卡有幢房子。”
“很不錯啊。”
“我們很喜歡那兒。但和別的地方一樣，挑那兒主要考慮的是學校，那邊有幾所好學校。”
從釘在隔板墻上的照片能看出，羅德裡戈應該還不到三歲。貝拉已經在為他的將來著想瞭。
“我傢孩子十九歲，”他說，“是女孩。她經歷過一些坎坷。很小便失去瞭母親。但她都扛過來瞭。隻要傢人給予正確的引導，他們就能創造出奇跡。”
貝拉點點頭。博斯覺得自己像個強行給人提再明白不過的建議的傻瓜。
“羅德裡戈是紐約道奇隊的球迷嗎？”
“他年紀還小，但以後會是的。”她說。
“看來你也是個球迷啊。你剛才說到比阿特麗斯像阿德裡安·岡薩雷斯一樣揮舞著笤帚。”
他是球迷最喜歡的球星，在拉美人中頗具人氣。
“是啊，我們常去查韋斯山谷球場看他打球。”
博斯點點頭，把話題轉回到工作上。
“今早的電話還是沒什麼有價值的線索嗎？”
“沒錯，啥都沒有。現在，那傢夥知道我們查出一點眉目瞭，但其實也並沒有什麼作用。為什麼老在原地打轉呢？”
“我的那沓還沒看，也許會碰到驚喜呢！”
回到警察局後，博斯終於有時間處理桌子上的那沓電話記錄瞭。之後的六小時，他給這些來電人回電，詢問各種問題。但和貝拉一樣，博斯一點有價值的東西都沒問出來。這些電話使他深信，如果時機對瞭，許多人都會拉低自己的下限。人們會根據側寫試著把系列強奸犯演變成一個殺人犯，利用這個大好時機把自己的仇傢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