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草原被稱為塞拉高地的門戶，第二天清晨，我走過瞭塞拉高地的“大門”。我和道格、湯姆一起走瞭15英裡，然後我停下腳步，告訴他們我要從背包裡取些東西，讓他們先走。我們相互擁抱，祝彼此好運，這究竟是永遠的訣別還是15分鐘的短暫分離呢？我們都不知道。我一邊目送著他們遠去的身影，一邊靠在一塊巨石上，好減輕“怪獸”的重量。
看著他們遠去，我不覺有些失落。但當他倆的身影消失在濃密的樹林間時，我不禁又感到一絲寬慰。我其實並不需要從包裡取任何東西，隻是想一個人靜一靜。我一直覺得“獨處”不是一種狀態，而更像一個場所，仿佛是一個允許我回歸自我的房間。但太平洋屋脊步道帶給我的深入骨髓的寂寥，卻讓我的這種認識有瞭轉變。獨處不再是一個房間瞭，而成瞭我的整個世界。現在的我，正置身於這世界中，用一種全新的方式活著。如此居無定所地活著，頭上連一方遮風擋雨的屋頂也沒有，讓這個世界既擴大瞭許多，也縮小瞭不少。在此之前，我並沒有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廣袤，在我用雙腳一步步地丈量出每英裡土地前，我連1英裡到底是多長的距離都沒有概念。但與此同時，我也對步道產生瞭難以名狀的親切感。那天清晨，路邊的矮松和猴面花，以及我越過的清淺小溪，全都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但其實我與它們隻是初次相識。
在清晨的涼氣中，我和著新到手的白色滑雪杖在地上敲擊的聲音向前邁著步，“怪獸”雖然在艾伯特的幫助下輕巧瞭不少，但仍然沉得離譜，在背上隨著我的腳步一起一落。我現在經過的地方已沒有之前那樣幹旱，因而不必背上好幾個水瓶瞭。早晨出發時，我以為旅行會因此變得容易許多，以為我會因背包減輕而獲得全新的體驗。然而隻過瞭半個小時，我便覺得腰酸背痛的感覺又卷土重來瞭，於是不得不停下來休息。但在腰酸背痛的同時，我也隱隱感到自己的身體在一點點變強——格雷格果然沒有說錯。
這是旅途第三周的第一天，是6月的最後一周，算是正式步入夏季瞭。但沿著南塞拉荒野（South Sierra Wilderness）向上爬時，我卻感覺自己正置身於一個截然不同的季節和國度。從肯尼迪草原到步道道口之間隻有50英裡的距離，但我卻要從海拔6 100英尺的地方一直爬到11 000英尺的高度。在來到塞拉高地的那個炎炎午後，我就已經感覺到瞭空氣中彌漫的一絲襲人的涼意，而夜幕降臨時，這股涼意必定會將我緊緊包圍。毋庸置疑，我已經踏上瞭塞拉高地，已經置身於繆爾稱奇道絕的光之山脈。我走過枝葉茂密的參天大樹，如蓋的濃蔭把下方的低矮植物遮得嚴嚴實實；我走過綠草如茵、野花盛放的草地；還借著滑雪杖的支撐，踏著搖晃不穩的石塊，吃力地走過融化的雪水匯成的溪流。照我步行的速度，內華達山顯得是那麼不可逾越，腳下的路仿佛永遠也走不完。繞過彎道，瞥見前方白皚皚的山峰時，我就會對自己的能力心生懷疑；想到前方的迢迢長路時，我就會悄悄地害怕自己是否永遠也到不瞭目的地。
道格和湯姆的腳印時斷時續地出現在時而泥濘、時而塵土飛揚的步道上。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趕上瞭坐在溪邊的兩個人。看著我朝他們一步步走近，兩人的臉上顯現出驚詫的神情。我靠著他倆坐下，一邊抽水一邊和他們閑聊。
臨上路前，湯姆對我說：“如果你能趕上我們，那咱們晚上就在一起紮營吧。”
“我已經趕上你們瞭啊。”我說完，大傢都笑瞭起來。
當天晚上，我信步走到瞭兩人紮營的一小塊空地上。吃完晚飯後，我們裹好厚厚的衣服在地上坐瞭下來，一起喝他們從肯尼迪草原帶來的兩瓶啤酒。我一邊和他們喝酒，一邊琢磨著拿走我幾周前在波特蘭買的安全套的人，究竟是他們中的哪個。拿安全套的人應該就在他倆之間，要不還會有誰呢？
第二天，我一個人在路上行進時，被一條覆著積雪的陡峭斜坡擋住瞭去路。這一長條的積雪就像石崩，把步道蓋得嚴嚴實實的，但比石崩還要駭人，因為沿坡滑下的不是石塊，而是一條冰河。如果在穿越積雪時不小心跌倒，我可能就要順著山坡滑下去摔在山澗的巨石上，或者直接墜入萬丈深淵。誰知道這深淵裡到底藏著什麼呢？站在我的角度，眼底隻有茫茫一片大霧。但如果不試著爬過去，我就唯有退回肯尼迪草原瞭。其實，回去也未必是件壞事。但我仍然下定決心試一試。
顧不瞭那麼多瞭。我拿出冰鎬，細細觀察瞭一下前方的路。說是觀察，其實隻是在原地站瞭幾分鐘，為自己鼓瞭鼓勁兒。我看到道格和湯姆在積雪上留下的一連串鑿開的小坑，很顯然，他倆已經順利越過瞭這個障礙。我用格雷格教我的方法握著冰鎬，腳踩進道格和湯姆留下的一個小坑裡。這小坑為我提供瞭一些方便，但也為我徒增瞭不少麻煩。我的確不必費功夫自己鑿坑瞭，但兩人鑿坑的位置讓我走起來很別扭，加之冰面濕滑，而且有的小坑較深，把我的靴子夾在瞭裡面，害得我幾次失衡跌倒。我的冰鎬又大又笨重，與其說有什麼用，不如說更像一種負擔。我在腦子裡重復著“制動”這個詞，默默提醒自己一旦從坡上滑下去，就馬上用冰鎬制動。這裡的雪與明尼蘇達的雪不同，有些地方形成的不是積雪，而是冰，其厚實程度讓我不禁聯想到瞭冰箱裡那層結結實實的凍冰。不過有些地方的冰並沒有看上去那麼“頑固不化”，終歸還是讓我鑿動瞭。
我終於走到瞭積雪的另一邊，雙腳重新踏上瞭泥濘的步道，一邊瑟瑟發抖，一邊暗自慶幸著。直到這時，我才朝下看瞭看山下的巨石堆。我知道，剛才的那一關隻是迎接前方挑戰前的一點“開胃菜”罷瞭。如果決意不從步道道口下步道繞過積雪帶的話，我馬上就會到達森林管理員道口，也就是海拔足有13 160英尺高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上的最高點。如果能在過道口時不從山坡上滑下去，我就有幾周時間要在鋪天蓋地的冰雪世界中前進瞭。那兒的雪可要比我剛剛越過的積雪難對付多瞭。但即使是剛才那短暫的嘗試，也讓我對前方的艱險有瞭更清楚的認識。除瞭繞道而行，我別無選擇。我連在正常條件下攀登步道的能力都不具備，更何況是在積雪深度為去年兩三倍的年份呢？去年的降雪量是1983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如此嚴重的降雪，未來十幾年可能都不會再出現。
另外，積雪並不是我唯一要擔心的問題，由積雪引出的一系列問題也需要我考慮：我不僅需要隻身一人渡過危險重重的高原河流，還可能因為嚴寒而體溫過低。另外，由於步道被積雪覆蓋，在很長一段路途上，我隻能單靠地圖和指南針來認路。加之我偏偏又是一人上路，因而更加大瞭危險和困難。我不僅沒有必要的工具，也沒有必要的知識和經驗。而且因為無人相助，所以我連一點犯錯的餘地也沒有。如果我像絕大多數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者一樣知難而退，塞拉高地的壯美我便無福欣賞瞭，但如果我堅持走下去，估計連性命也難保瞭。
“我準備在道口下步道。”吃晚餐的時候，我向道格和湯姆宣佈瞭我的決定。這是我在旅途中第二次在一天內完成15英裡的路程。一個人走瞭一整天後，我在道格和湯姆紮營的地方又一次和他們兩人相遇瞭：“我決定先去塞拉城，然後從那兒重新上步道。”
“我倆準備繼續往前走。”道格說。
湯姆接過話茬兒：“我們兩個商量過瞭，你應該和我們一起走。”
“和你們一起走？”我從羊毛絨帽的陰影下直直地盯著他倆。我已經把帶來的衣服全部穿在瞭身上，氣溫已經差不多降到瞭冰點以下，周圍的樹蔭下，是零星散佈的一片片積雪。
道格說：“你一個人走太危險瞭。”
湯姆道：“就連我們也不敢單獨行動呢。”
“無論是結伴還是單獨行動，都是有危險的。”我說道。
湯姆說：“我們還是想試試看。”
“謝謝你們，”我說道，“你們能邀請我，我很感動。但是我不能和你們一起走。”
“為什麼不能？”道格問。
“因為我必須單獨完成這次旅行。”
大傢都沉默不語瞭，各自用戴著手套的雙手捧著盛滿瞭米飯、豆子或面條的鍋，默默地吃著自己的晚飯。拒絕兩人的邀請時，我的心裡也很難受，因為這意味著我得繞開塞拉高地而行瞭。另外，雖然我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想獨自完成這次旅行，但其實內心裡還是從兩人的陪伴中尋到瞭慰藉。晚上有瞭湯姆和道格在身邊，即使伸手不見五指的帳篷外傳來樹枝斷裂的聲音，或者有仿佛昭示著噩運的邪風呼嘯而來，我也不必安慰自己“我不害怕”瞭。然而，這並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意識到，我之所以來到這裡，就是為瞭堅定地直視自己的恐懼感，或者說直視別人對我和我對自己親手犯下的那些錯誤。如果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我又怎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呢？
吃晚飯時，我躺在帳篷裡，把弗蘭納裡·奧康納的《奧康納短篇小說全集》放在胸前，累得連把書舉起來的勁兒都沒有瞭。我渾身發冷，而且這裡是高海拔地區，空氣也很稀薄。我被一天的步行折騰得精疲力竭，但即便如此，卻仍然睡不踏實。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如果繞過塞拉高地，我的整個行程幾乎就被打亂瞭。我所有的計劃以及按照整個夏天的行程而分裝好的每一餐飯和每一隻箱子，就都白費功夫瞭。如果我決定跳過原本計劃一步步走過的450英裡路程，那麼我到達阿什蘭的時間也要相應地從9月中旬提前到8月上旬瞭。
“道格？”我向黑暗中喊道。道格的帳篷離我的隻有一臂之遙。
“怎麼啦？”
“我在想，我如果繞開積雪帶的話，可以在俄勒岡全境徒步旅行。”我側臥著把臉朝向道格帳篷的方向，心中有些希望此時他正在我的帳篷中靠著我躺著。我渴望有個人能夠躺在我的身邊，我在莫哈維的旅館裡也曾有過渴望有個伴兒的空虛和饑渴。我渴望的，不是一個可以去愛的人，而隻是一個可以緊貼著我的身體的人。我接著問：“你知不知道俄勒岡境內的步道有多長？”
“大概有500英裡吧。”道格回答道。
“太好瞭。”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跳也跟著加速瞭。不過多時，我便閉上雙眼，進入瞭夢鄉。
第二天下午，我向步道道口進發，準備從那兒下步道。到達道口之前，格雷格趕上瞭我。
我不甘心地告訴他，我準備繞開積雪帶。
“我也是。”他回答道。
“是嗎？”我松瞭一口氣，心裡不禁高興起來。
“頂上幾乎大雪封山瞭。”他回答道。然後，我倆把視線轉向瞭四周崩塌下來的巨石堆中被風吹得枝幹歪斜的狐尾松。在萬裡無雲的晴空下，樹木和山脊的輪廓清晰可見，仿佛離天空隻有咫尺之遙。那是號稱美國本土最高峰的惠特尼山（Mount Whitney），巍然屹立在步道的不遠處，似乎觸手可及。
我和格雷格一起從步道道口下山，走瞭2英裡後，來到瞭馬蹄鐵草原（Horsehoe Meadows）的一處野餐營地。我們在這裡與道格和湯姆碰面，然後一起打車往孤松鎮（Lone Pine）出發。孤松鎮本來並不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些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者選擇把裝備補給箱寄到這個鎮上，但我原本的計劃是一口氣順著步道往北再走80英裡，盡快到達獨立鎮（the town of Independence）。我的背包裡還存有幾天的食物，但是一到孤松鎮，我就馬上到食品雜貨店把食品儲備補得足足的——如果繞道，我就得走過塞拉城到貝爾登鎮（Belden Town）之間的90英裡路程，因而我必須為這段路備足食物。之後，我找到一部付費電話，撥通瞭麗莎的號碼，在她的留言機上留瞭言，用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最新計劃告訴瞭她，讓她盡快把我標有貝爾登鎮的那隻箱子寄出來，還囑咐她在得到我的通知之前先不要動其他的補給箱。
掛上電話，我心如亂麻，悶悶不樂。來到鎮上，我的心情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積極。我沿著鎮上的大街走著，在路上碰到瞭大傢。
道格與我四目相視：“我們要返回步道上瞭。”我擁抱瞭道格和湯姆，胸口感覺堵堵的。我對兩人都挺舍不得，而除瞭離愁之外，我對兩人的前途也有些放心不下。
“你們兩個確定要頂著積雪上路嗎？”我問道。
“你確定你不來嗎？”湯姆反問我。
道格指著他在肯尼迪草原送給我的那根黑色的羽毛說：“你還帶著你的幸運符呢。”這根羽毛被我插在“怪獸”的支架上，從我的右肩上方伸出來。
“好讓我不要忘瞭你唄。”我說完，大傢都笑瞭。
兩個人離開後，我和格雷格一起走到瞭兼做大巴車站的便利商店。一路上，我們經過一傢酒吧，標牌上寫著“老西部酒吧”，還經過一個商店，櫥窗裡擺著騎在鬥牛背上的牛仔的帶框畫。
“你有沒有看過亨弗萊·鮑嘉演的《夜困摩天嶺》？”格雷格問道。
我搖瞭搖頭。
“那部片子是在這兒取的景。好多西部片都是在這兒拍的呢。”
我點點頭，並未感到驚奇，因為這兒的景色的確和好萊塢的影棚沒什麼兩樣。這裡的土地一馬平川，隻有鼠尾草，沒有樹木，單調的景致就這樣一直延伸幾英裡。兩邊，內華達山那積雪的山峰高聳入雲，看上去如夢似幻。
我們走向便利店。“我們要坐的車在那兒。”格雷格指著店門口停車場的一輛灰狗大巴對我說。
但是他錯瞭。我們打聽到，這裡沒有直達塞拉城的大巴。我們得在當晚搭七個小時的巴士到內華達的裡諾市（Reno），然後再坐一個小時的車去加州的特拉基鎮（Truckee）。到瞭那兒以後，我們得搭順風車走完剩下的70英裡路程，然後才能到達塞拉城。我們買瞭兩張單程車票，又買瞭一大堆零食，然後坐在便利店停車場邊溫暖的人行道上等巴士來。我們一邊聊天，一邊消滅瞭幾大包薯片和幾罐汽水。我們聊太平洋屋脊步道，聊背包客的裝備，聊今年破瞭紀錄的積雪量，聊雷·賈丁的“一切從輕”打包理論，聊他和他的“粉絲”徒步旅行的方式——當然，不排除他們對賈丁的理論和方法有曲解之處。然後，我們的話鋒轉到瞭自己的身上。我詢問瞭他在塔科馬城的工作和生活：他不養寵物，沒有孩子，有一個相戀一年、也酷愛背包旅行的女友。不難看出，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考慮得面面俱到。如此缺乏刺激的生活，在我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不知我的生活在他的眼裡是什麼樣子。
到裡諾的巴士終於來瞭，車上的乘客很少，我跟著格雷格走到車的中部，隔著過道坐下。
巴士駛上瞭高速，格雷格對我說：“我要睡一會兒。”
“我也是。”我口是心非地回答。即使是在疲勞時，我也沒法在開動的車上睡著，何況現在我並不累，反倒因回到瞭現實世界而樂不可支。在認識我超過一年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現在身在何處。我正在去裡諾的路上，我想著，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從沒有去過裡諾，而對於穿著這身行頭、邋遢得像隻流浪狗、頭發像粗麻佈一樣打著結的我來說，裡諾仿佛是世界上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瞭。我把所有的錢從口袋裡掏出來，借著頭燈的燈光數瞭數鈔票和硬幣：一共是44美元75美分。看著這少得可憐的傢當，我的心不禁一沉。我的花費比原計劃超出太多瞭，我本來並不打算在裡奇克雷斯特和孤松鎮停腳的，去特拉基的車票也是計劃外的開支。我得等到一周後到達貝爾登鎮才能從裝備補給箱裡拿到錢，而那也隻是區區20美元。我本來跟格雷格說好，準備到瞭塞拉城後在旅館裡歇息一夜，減輕一下旅行的勞頓。但我有種不祥的預感：我可能隻能在帳篷裡打打地鋪湊合瞭。
再急也無濟於事。我沒有帶信用卡，因此除瞭用手中的錢勉強應付，我別無選擇。我恨自己為什麼不往箱子裡多裝些錢，但馬上就意識到，自己已經把所有的錢都裝到箱子裡瞭。我把從冬天到春天得到的小費全都攢瞭起來，還變賣瞭不少傢當。補給箱裡所有的食物以及我擺在莫哈維旅館床上的所有裝備，都是用這些錢買的。我給麗莎寄瞭一張支票，支付瞭所有裝備補給箱的郵寄費，又寫瞭一張支票，用來支付沒能給我一紙文憑卻要我一直到43歲才能還清的學生貸款的4個月的還款。剩下的錢，留作我在步道上的各項開銷。
我把錢塞進口袋裡，關上頭燈，然後透過窗戶向西邊望去，心中泛起一絲傷感。我有些懷念過去，但不知自己是在懷念從前的生活還是在懷念步道。在月光和天幕的映襯下，內華達山的輪廓隱約可見。它看上去還是那堵高聳入雲的墻，和幾年前我跟保羅駕車時看到的別無二致，隻是這次，它仿佛不再不可逾越瞭。我能想象自己站在山上，被山環繞著，和山融為一體。我嘗過瞭用雙腳一步一步走過這高山的感覺，離開塞拉城之後，我馬上又能重新回到這座山的懷抱中瞭。我選擇瞭繞過塞拉高地，也就意味著我無緣一睹紅杉國傢公園（Sequoia National Park）、國王峽谷國傢公園（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約塞米蒂國傢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s）、圖奧勒米草原（Tuolumne Meadows）、約翰·繆爾荒野（John Muir Wilderness）和孤寂荒野（Desolation Wilderness）以及沿途的諸多美景瞭。但在繞過這些景點後，我仍可以在內華達山上徒步900英裡，然後從那裡上喀斯喀特山脈。
巴士開到裡諾時已是凌晨4點，一路上我一分鐘也沒有合眼。離下一班開往特拉基鎮的巴士出發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和格雷格便背著背包，睡眼惺忪地在緊挨著車站的小賭場裡閑逛著打發時間。我雖然疲倦，卻又興奮難抑，手中拿著一次性塑料杯，一口口啜飲著立頓紅茶。格雷格玩瞭一會兒21點，贏瞭3美元。我從口袋裡摸出三枚25美分的硬幣，一股腦兒地投進瞭老虎機，把錢輸瞭個精光。
格雷格不形於色地對我笑笑，仿佛在說：“看吧，我早就料到瞭。”好像他能預測出我必輸無疑似的。
“喂，運氣這種事兒可是說不好的。”我抗議道，“我幾年前路過拉斯韋加斯的時候，往老虎機裡丟瞭個5分錢的硬幣，一下子贏瞭60美元呢。”
他看上去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我走進女洗手間，墻上的一排水槽上安著一面熒光照明的鏡子。我正對著鏡子刷牙的時候，一位女士指指我背包上的羽毛對我說：“我喜歡你的羽毛。”
“謝謝你。”說完，我從鏡子裡和她對視瞭一下。她皮膚白皙，棕色眼睛，背後垂著一條長辮子，穿著一件手工紮染的T恤和打著補丁的牛仔毛邊短褲，腳蹬一雙勃肯牌涼鞋。我一邊從嘴角噴著牙膏一邊說：“這是我的朋友送我的。”上次和女人對話，已恍若隔世。
“肯定是烏鴉的羽毛。”她一邊說一邊伸手輕輕撫摩瞭一下，神神秘秘地對我補充道，“不是渡鴉就是烏鴉，是宇宙虛無的象征。”
“宇宙虛無？”我頓感大失所望。
“這不是什麼壞事啊。”她回答說，“宇宙虛無是萬物生發的地方，是萬物的開端。想想看，黑洞吸收能量，然後再把能量以一種有生命的新形式重新釋放出去。”她停頓瞭一下，意味深長地看著我的雙眼，神秘兮兮的語調稍微緩瞭一些，“我的前男友是個鳥類學傢，專門研究烏鴉學。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渡鴉，因為我是英語文學碩士，所以無奈地把他的爛稿子讀瞭差不多10遍，從裡邊學到瞭一堆沒用的知識。”她照照鏡子，把頭發往後抹瞭抹說，“你是不是要去參加‘彩虹聚會’？”
“不是的，我……”
“你也一起來吧，這個聚會可棒瞭，今年在沙斯塔三一國傢森林（Shasta-Trinity National Forest）舉辦，就在蛤蟆湖湖邊。”
“去年聚會是在懷俄明州舉辦的，我參加瞭。”我回答道。
“對——對——”她說“對”的時候，和不少人一樣喜歡拖著長音，“祝你徒步旅行愉快啊。”她一邊說，一邊伸手捏瞭一下我的胳膊，然後向我和我的羽毛翹瞭翹大拇指，興奮地大吼瞭一聲，“烏鴉學！”說完，她朝門外走去。
我和格雷格8點就到瞭特拉基，而直到11點，我倆仍沒打到一輛去塞拉城的車，隻得站在灼人的公路旁幹等。
一輛大眾巴士從身邊呼嘯而過，我朝著車屁股大喊一聲：“喂——”在過去的幾個小時裡，已經至少有六輛大眾巴士對我們視而不見地開走瞭。連開大眾巴士的人都不伸手相助一下，我難抑胸中的怨氣，對格雷格說：“可惡的嬉皮士！”
格雷格道：“我還以為你也是嬉皮士呢。”
“是吧，隻能算是吧。”我坐在路肩的碎石上，重系瞭一下靴子的鞋帶，但系完後卻站不起來瞭。原來，我已經有一天半沒有合眼，早就累得頭昏眼花瞭。
“要不你往前走點兒，然後自己招手搭車吧。”格雷格說，“要是你獨自一人的話，早就搭上車瞭。我能理解。”
“不。”我雖然這麼說，但心裡明白他的意思：一個單身女性要比一男一女看上去可靠許多。單身女性比較容易博取他人的幫助——當然，不排除那些圖謀不軌的人。但不管怎麼說，格雷格畢竟是我的同伴。因此，我倆又一起等瞭一個小時。終於，一輛汽車停瞭下來，我們手腳並用地爬上車，往塞拉城趕去。塞拉城位於海拔4 200英尺的山上，城中景致宜人，分佈著少量的木質建築。這座城市的南邊是尤巴河北支流，城的北邊，佈特山那棕土色的峰尖筆直地插入蔚藍的晴空之中。
我們在城市中心的便利店下瞭車。店門口遊人如織，這些人多是趕在國慶節前出遊的遊客。人們坐在刷著彩漆的門廊上，吃著手中的冰激凌。
“你吃不吃蛋筒冰激凌？”格雷格掏出幾美元，問道。
“不用瞭，一會兒再說吧。”我壓低瞭聲音，想要掩蓋住自己的渴望。我當然想吃蛋筒冰激凌，我隻是怕交不起旅館的房費，因而舍不得買。走進人頭攢動的商店，我盡量不讓自己的眼睛往食品那邊看，隻是站在收銀臺旁邊，一邊等著格雷格，一邊翻看觀光手冊。
格雷格買完東西走瞭過來，我一邊拿著亮光紙印刷的小冊子扇風，一邊對他說：“1852年佈特山上的積雪崩塌，把這整個城市都給埋瞭。”格雷格一面好像早有耳聞似的點點頭，一面舔著他的蛋筒冰激凌。看著他的吃相，我的心中挺不是滋味，於是把臉轉到瞭一邊，說：“希望你別介意，我得找個便宜點兒的旅館住，我是指今天晚上。”其實對我來說，找個免費的紮營處才是正道，但我已是又困又累，實在不想再在外露營瞭。上一次睡覺，還是我在塞拉高地時的事情。
“這裡怎麼樣？”格雷格邊說邊指瞭指對面的一棟木制小樓。
小樓的樓下是酒吧兼飯店，樓上是帶公共衛生間的出租房。雖然才剛到一點半，但酒吧裡的女工作人員還是讓我們提前入住。交完房費後，我隻剩下瞭13美元。
我們來到各自的房間，在相鄰的兩扇門前站定。格雷格問：“今晚要不要一起去樓下吃飯？”
“好吧。”我的臉微微有些紅暈。我雖然對他沒有興趣，但還是不由自主地希望他能對我感興趣——這很荒唐，這一點我自己也清楚。我的安全套說不定就是他拿的，想到這裡，我的全身似有興奮的電流通過。
我們好像是目前為止整層僅有的住戶。格雷格指瞭指走廊盡頭供整層使用的衛生間，說：“你要是需要的話，可以先進去。”
“謝啦。”說完，我打開自己的房門走瞭進去。屋裡的一堵墻邊靠著一臺老舊的木制古董梳妝臺，臺上帶著一面圓形的鏡子。另一堵墻邊擺著一個雙人床，床邊是一臺搖搖晃晃的床頭櫃和一把椅子。天花板的正中，垂下來一隻沒有燈罩的燈泡。我把“怪獸”放下，坐在瞭床上。床發出瞭刺耳的咯吱聲，隨著我的體重往下一沉，不安穩地搖晃著。隻是坐在床上，我就幾乎要因這舒適的快感而飄飄欲仙瞭，真好像從煉獄之火中解脫出來一般。我用來兼做睡床用的野營椅上沒有軟墊，步道徒步的途中，我雖然每夜都能熟睡，但這不是因為床很舒服，而是因為我累得顧不上挑剔瞭。
我雖然困乏，但四肢滿是泥土，渾身惡臭，這副模樣上床簡直是天理難容。自從兩周前在裡奇克雷斯特的旅館裡住過一夜，我再也沒正經洗過澡。我穿過走廊來到衛生間，發現裡面沒有淋浴，隻有一隻大大的瓷質四爪浴缸，以及一個堆著許多毛巾的架子。我取下一條毛巾，嗅瞭嗅毛巾上那沁人心脾的香皂的芬芳，然後寬衣解帶，站在全身鏡前打量著自己。
我被自己的樣子驚呆瞭。
與其說我像一個在野外背包旅行瞭三周的女人，還不如說我是一場離奇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我的四肢、後背和臀部佈滿瞭顏色由黃漸黑的累累傷痕，好像有誰用棍子把我狠狠揍瞭一頓似的。我的髖部和雙肩上滿是水皰和紅疹，被背包磨破的地方鼓著腫包，留著深色的血痂。在瘀青、傷口和泥土之下，新長出的肌肉若隱若現，身體上不久前還松垮的部分，如今已經變得緊致結實。
我把浴缸蓄滿水，然後用搓澡佈和肥皂搓洗全身。不到幾分鐘的時間，缸裡的水被我全身洗下的泥土和血染成瞭黑色。我把水放掉，又重新接瞭一缸。
泡在第二遍水中，我把身體往後靠在缸壁上，心中湧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激之情。過瞭一會兒，我仔細地檢查瞭一下我的雙腳，隻見腳上滿是水皰和傷口，幾個腳趾的指甲已經完全變黑瞭。我摸瞭摸一個指甲，發現這指甲已經幾乎與腳趾完全脫離瞭。最近幾天，這個腳趾一直讓我疼痛難忍，越腫越大，好像要把我的指甲從上面頂下來似的。但現在，劇痛已經基本消失。我拔瞭拔那片指甲，隨著鉆心一痛，指甲掉瞭下來。指甲原來生長的地方，是一層不像指甲也不像皮膚的東西，呈半透明狀，還帶有些光澤，好像一小片保鮮膜似的。
吃晚餐時，我對格雷格說：“我掉瞭一個腳指甲。”
“你的腳指甲掉啦？”格雷格問道。
我嘟嘟囔囔地說：“隻掉瞭一個。”我意識到其他的腳指甲也有脫落的危險，更覺得自己又蠢又可笑瞭。
服務生端著兩盤意面和一籃子蒜蓉面包朝我們走來。格雷格對我說：“可能是因為你的靴子太小瞭。”
吃晚餐之前，我跟著格雷格一起去瞭洗衣店，又花去瞭50美分，所以我更需要在點餐時節省一些瞭。但自從我倆在桌旁坐下，我就不由自主地點瞭和格雷格一樣的菜品，既點瞭餐前的朗姆可樂，又對蒜蓉面包來者不拒。吃飯時我極力掩飾，不想讓格雷格看出我腦子裡正在一個勁兒地計算著餐費。格雷格已經知道我這次旅行的準備有多麼倉促瞭，我不想再在他面前露怯瞭。
但我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大蠢瓜。等到我倆拿到賬單、加上小費，然後AA制各自付瞭錢之後，我隻剩下65美分瞭。
飯後我回到房間裡，打開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冊》，想讀一讀下一段路程的情況。下一站是貝爾登鎮，到瞭那兒，我就能領到我那裝著20美元現金的裝備補給箱瞭。靠著65美分支撐到貝爾登鎮應該沒問題，對吧？再怎麼說，我也是剛從荒野裡摸爬滾打出來的，況且我也沒有其他花錢的地方瞭。我雖然找到瞭讓自己寬心的理由，但仍然心慌意亂。我給麗莎寫瞭一封信，讓她用我寄給她的那一點錢去買一本《俄勒岡境內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冊》寄給我，還把她需要在加州餘下的路途中寄給我的箱子重新排瞭序。我再三檢查瞭補給箱的郵寄清單，把裡程和日期地點一一對照，確保萬無一失。
關上燈，我躺在咯吱作響的床上準備睡覺。我聽到隔壁房間的格雷格也在吱呀作響的床上輾轉著，感到他是如此近在咫尺又遠在天涯。聽著他的響動，我一時間孤獨難抑，幾乎要痛苦地哀號出來。這擾人的孤寂從何而來，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並不想和格雷格有什麼瓜葛，但同時，我又想占有他的全部。如果我起身去敲他的門，他會是何反應呢？如果他開門讓我進屋，我又會做出什麼來呢？
我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來，這已不是我的第一次瞭。
“我對待性，挺像個男人的。”一年前，我曾這樣告訴一個與我有幾面之緣的心理治療師。他叫文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一傢社區診所工作。在這個診所，像我這樣的病人隻用花上10美元，就能接受像他一樣的醫生的治療。
“男人是怎麼對待性的？”他問道。
“不帶什麼感情，”我回答說，“或者說，很多男人都是如此。我也是這樣，在性上不投入什麼感情。”我看瞭看文斯，他40歲的樣子，深色的頭發從中間分開，兩鬢的頭發就像臉兩旁的兩隻小小的黑色翅膀。我對他沒什麼興趣，但如果他站起身吻我，我也會回吻他。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但他並沒有起身，隻是緘口不言地點點頭，那沉默之中既有懷疑也有相信。終於，他開口問道：“有誰在感情上拋棄你瞭？”
“我不知道。”我一邊說一邊別扭地笑笑。我的目光沒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盯著他身後掛著的一張帶框的海報。海報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一個白色的旋渦，想必是銀河吧。正對著旋渦的正中有一個箭頭，箭頭上方寫著“你在這裡”。這是一幅在T恤和海報上隨處可見的畫，我一直不太喜歡，不知道這畫的基調是喜還是憂，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著我們的生命是重如泰山還是輕若鴻毛。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可以告訴你，”我說，“從沒有人跟我提過分手，每次分開都是我提出來的。”我的臉霎時火辣辣的，我發現此時自己的雙臂交疊在一起，雙腿也相互纏繞在一起。這是瑜伽中的鷹式，是個特別擰巴的姿勢。我試著放松下來用正常的姿勢坐正，但還是渾身緊緊的。我不大情願地和他交換瞭一下目光，強裝笑臉地問，“我是不是該把我父親的事兒說出來瞭？”
母親一直是我生命的重心。但與文斯一同坐在這間屋裡，一提到父親，我頓時感到心裡堵得慌。十幾歲時，我把“我恨他”掛在嘴邊，但現在，我連自己也說不清對他究竟是什麼感情。他就像我腦中播放的一段傢庭錄像，錄像的旁白斷斷續續、模糊不清。錄像中既有戲劇性的“大場面”，也有被打亂順序、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場景，這可能是因為我對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我7歲之前發生的事情吧。我記得父親曾怒不可遏地把裝滿食物的盤子摔在墻上，還記得他騎在母親的胸口掐她的脖子、把她的頭往墻上撞的場景。5歲時的一個深夜，他把我和姐姐從床上抱起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永遠離開這個傢，而母親則站在一旁，身上淌著血，把熟睡中的弟弟緊抱在胸前求他停下來。我和姐姐沒有回答，隻是一個勁兒地哭著。他雙膝跪在地上，用額頭抵著地板，撕心裂肺地大喊著。那絕望，讓我以為世界末日就要到瞭。
有一次，父親大發雷霆，揚言要把母親和她的孩子剝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好像我們幾個孩子不是他的親骨肉似的。那是一個冬日，當時我們住在明尼蘇達，我還在把任何話都完全當真的年紀，所以認為他定會說到做到。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我們四個人赤裸著身體、一邊尖叫一邊在冰冷的雪地上奔跑的場景。我們搬到賓夕法尼亞州後，母親因為要去上班，所以讓父親在傢裡照看過我們幾次。他看管得不耐煩後，就命令利夫、卡倫和我到後院去，把我們關在房子外面。我和姐姐站在外面，握著剛開始蹣跚學步的弟弟黏糊糊的小手。我們在草地上一邊走一邊哭，等到把傷心事兒忘到九霄雲外後，就玩一會兒過傢傢或者扮演一會兒馬術比賽的主持人。玩厭瞭之後，我們就走回房後，一面敲後門一面氣憤地大叫。我清晰地記得那扇後門以及通向後門的三階混凝土臺階，我站在臺階頂上踮起腳尖往窗戶裡張望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腦中的錄像沒有多少愉快的記憶，不足以組成影像。愉快的記憶像是一首詩，也隻是一首短詩。我記得，父親酷愛約翰尼·卡什和艾弗利兄弟二重唱，記得他從工作的雜貨店裡給我們帶回傢的巧克力棒，記得他懷揣的那些遠大理想，以及他對那些遙不可及的理想赤裸裸的熱盼，讓年幼無知的我也不禁跟著他一同感傷。他愛唱查理·裡奇的一首歌《喂，你有沒有見過這世上最美的女孩兒？》，他說這歌唱的就是我、姐姐和母親，說我們是這世上最美的女孩兒。但這段回憶也被濺上瞭污點，因為他隻有在想把母親哄回來時才會說這樣的話。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向母親發誓，說自己絕不再重蹈覆轍瞭。
但他卻一次又一次地重走老路。他是個花言巧語的騙子，是個踐踏人心的畜生。
母親一次次地出走，又一次次地重回他的身邊。我們從來不走遠，因為我們無處投奔。親戚不在身邊，母親也不願傢醜外揚。美國第一傢為受虐婦女開設的庇護所直到1974年才投入使用，而母親直到那一年才下決心與父親一瞭百瞭。在此之前，母親隻能帶著我們連夜開著車在路上跑，我和姐姐睡在後座，看著儀表盤上幽幽的綠光，睡一會兒醒一會兒。利夫則和母親一起坐在車的前排。
早晨，我們又回到瞭傢裡。父親的酒醒瞭，一邊做炒雞蛋，一邊又哼起瞭查理·裡奇的那首歌。
我5歲時，我們全傢從賓夕法尼亞搬到瞭明尼蘇達。一年後，當母親終於決意與父親斷絕關系時，我邊哭邊懇求她不要這麼做。在我看來，離婚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不論怎麼說，我還是愛父親的。我也知道，母親一旦和他離婚，我就會失去他。事實果然如此，他倆一刀兩斷之後，我們姐弟三人和母親留在明尼蘇達，父親則回到瞭賓夕法尼亞，隻是偶爾與我們有點聯系。每年我們都會收到一兩封寄給卡倫、利夫和我的信，我們歡天喜地地把信拆開，但信上卻滿是對母親的謾罵，說她是個蕩婦，是個靠政府救濟過日子的婊子。父親發誓說他終有一天會找到我們，讓我們把欠他的債還清。
“但父親並沒有報復我們。他倆離婚後，我意識到父親不在身邊雖然很不幸，但其實卻是件好事，因為從那以後我們傢再也不會發生傢暴瞭。想想看，撫養我的人如果是父親，那我的生活真不知會是什麼樣呢。”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文斯的心理輔導時，我這樣告訴他。又一次見到文斯時，他解釋說他要離職瞭，還給瞭我另一位心理治療師的名字和電話。
文斯反駁道：“想想看，你要是像正常人一樣有一個愛你的慈父，那你的生活又會是什麼樣呢？”
我苦思冥想，卻一無所獲。我不能把父愛簡單地列成一張清單，也從中體會不到愛、安全感、信賴感或歸屬感。父親並沒能給我們應有的父愛，他就像文斯背後那張寫著“你在這裡”的海報上的白色旋渦一樣，蘊含著萬千細節，卻令人捉摸不透。而我從未從這白色的旋渦中得到些什麼，因而恐怕也無法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瞭。
文斯又問：“你的繼父呢？”說完，他低頭看著腿上放著的記事本，讀著自己在上面寫的筆記。那筆記十有八九是關於我的。
“你說艾迪呀，他也離我而去瞭。”我輕描淡寫地回答道，一副完全不以為意的樣子，仿佛這是件可樂的事情。“這事兒說來話長瞭，”寫著“你在這裡”的海報旁邊掛著一隻時鐘，我面對著鐘說，“時間快到瞭。”
“這下課鈴打得多及時啊。”文斯說完，我倆都笑瞭。
塞拉城昏暗的燈光透過窗欞灑進屋裡，“怪獸”的輪廓影影綽綽，道格送我的羽毛就插在“怪獸”的支架上。我想起瞭烏鴉學，不知這羽毛真的是虛無的象征，抑或隻是一件我一路帶在身上的普通物件。我既是個信仰者，也是個懷疑者，既想要找一個心靈的依托，又對這所謂的依托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該信仰什麼，不知道這信仰到底是否存在，甚至對這撲朔迷離的“信仰”一詞的含義也是一知半解。在我看來，萬事萬物都是虛實難辨的。母親在她彌留於世的最後一周，曾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我說：“你是個愛探索的人，和我一樣。”但我並不知道母親想要探索的是什麼，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嗎？這個問題我從未問過母親，即便她親口告訴我，我也會將信將疑地逼著她從精神層面上解釋清楚，非要讓她拿出可以說明問題的證據不可。但即便是證據充足的事情，其實也不能讓我信服。母親離開後，每個人都勸我：“你該找個心理治療師看看。”在徒步旅行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裡，我終於聽從瞭眾人的勸告。但我並沒有把這太當真，我沒有聯系文斯推薦給我的另一位心理治療師。我的問題是心理治療師無力化解的，一個坐在四壁之中的人，又怎能撫平我的創傷呢？
我從床上起身，在赤裸的身體上裹瞭一塊毛巾，赤著腳走到瞭走廊上。我經過格雷格的房門，走到瞭浴室裡，把身後的門關上，擰開水龍頭，鉆進瞭浴缸。熱騰騰的水仿佛充滿瞭魔力，嘩嘩的水聲如雷鳴般充斥著整個房間。我關上水，被一片前所未有的寂靜吞噬其中。我把背靠在坡度正合適的浴缸壁上，雙眼盯著墻。突然，我聽到外頭有人敲門。
“誰呀？”我喊道，但門外的人沒有應聲。我聽到腳步聲在走廊上越走越遠，又喊瞭一聲：“裡面有人。”但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浴室裡的確有人，這個人就是我，是我在這裡。我生出瞭一種許久沒有過的感覺，我覺得我身體中住著的那個自己，在深不可測的銀河系中占據瞭我的位子。
雖然我渾身已經很幹凈瞭，但我還是從浴缸旁的架子上取下一條毛巾，在身上搓瞭起來。我把臉、脖子、喉嚨、胸口、肚子、後背、臀部、雙臂、雙腿和雙腳全部搓瞭個遍。
“你們出生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們渾身上下親瞭個遍。”母親曾經這樣對我們姐弟幾個說，“我數著你們的每根手指、每根腳趾、每根睫毛，還用手勾勒出你們的手的輪廓。”
這些事情雖然我自己不記得，但母親的話卻永世無法磨滅。這些話和父親威脅說要把我從窗戶扔出去一樣，深深烙在我的心裡，甚至印得更深。
我靠著浴缸壁閉上瞭雙眼，把頭慢慢沉入水中。小時候我也曾這樣做過，那時的感覺又一次回到瞭我的身體裡，仿佛一沉入這水中，這浴室中的現實世界便消失不見，變成瞭一個陌生而神秘的異界。在這裡，現實的聲音和觸感都變得模糊不清，既遙遠又縹緲，而平時很少聽到的聲音和很少感到的觸覺，卻悄然出現。
我隻是剛剛上路而已。雖然隻在步道上待瞭三周，但我的一切仿佛都有瞭煥然一新的感覺。我躺在水中，盡量把氣憋得長一些。我獨自一人置身於這新的世界中，而周圍的現實世界則在我身邊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