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時候，我對自己充滿信心，因為高三時的“一篇作文進北大”，加之大學四年的努力，發表文章、甚至出書，對我而言，並沒有那麼難。在寫作並獲得名聲這件事情上，我沒有受過太多的“苦”。在當時那個年紀，尚不知道“苦盡甘來”才是正道，隻覺得，是自己的能力和才華在起作用，這些都是應得的。
那會兒，真是“年輕”啊，感覺自己除瞭寫文章之外，還可以做很多事情。但究竟該怎麼選擇後面的道路，仍有疑惑。臨到大四寫畢業論文，我有意識地拿張元濟、王雲五、巴金、鄒韜奮四位先賢的人生經歷及他們各自在現代出版業中的表現，來做知識分子與時事關系的研究。最後得出的結論，要想消解這個疑惑，光靠讀書是不夠的，得把自己扔出去，親身體悟才最直觀、最生動。隻不過，我沒料到，這一扔，就是整整十七年。
感謝我職業生涯的第一步，《新聞晨報》的歷練，讓我腦子裡植下瞭“產業”“經營”這些字眼，在接受這些理念的同時，寫作，在客觀上，退化成瞭一種“工具”。在這十七年的最初階段，真心體會到瞭別樣的刺激，那是寫作所產生的快樂無法比擬的。那個時候，我和身邊的朋友們，醉心於各種產業思維的熏陶，所關心的，全是這傢報紙新創刊花瞭一個億，那傢報紙改版花瞭六千萬，口頭禪也變成瞭“這個盤子少於三千萬就不好玩瞭”，“一千萬的小盤子就當練手瞭”那時，是紙媒的黃金時代，如日中天，沒有人會覺得，這個金飯碗還會遇到挑戰。
2004年4月，因為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轉戰到影視行業。彼時中國的電影票房收入也就十億人民幣，規模遠不及報業，更妄談日後的六百億。當時我身處報業，心系出版業，做的又是書評的工作，無意中看到當時迪士尼的CEO邁克·艾斯納寫的一本書，中譯本名為《高感性事業》，發覺真正的傳媒產業，影視這個環節怎麼能缺呢？於是，便一頭紮瞭下去。這之後，生意上的體會越來越多，寫文章的心境，就真的沒有瞭。
2012年初，我去美國培訓瞭整整兩個月，算是系統地進行瞭思考。回來後，一半的精力繼續放在影視業務本身，另一半的精力則放在瞭對資本市場的關註上。當時國內陸續有影視公司、出版集團上市，文化產業資本化道路拓寬，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周邊的朋友漸漸多瞭許多金融圈的，即便是文化人、文化企業的經營者，也必談資本，這便是當時的大環境。到瞭2014年的時候，我亦“下海”投身其中，算是真刀真槍地上瞭一線。
因為上述緣由，這些年我認識、接觸到瞭各種形形色色的“老板”，有我們自己行當的，也有其他各種上市公司的當傢人與大股東，甚至還有“神秘大佬”，其中故事，十分精彩。但到瞭2017年年底，延續到2018年年中，隨著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許多過去認識的，或者隻是一面之緣的“老板”，紛紛變成瞭另一種“新聞人物”，從“天堂”跌入“地獄”。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他們真是把自己的人生活成瞭“小說”。
因為各種故事見得多瞭，且放瞭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軸來系統觀察，清清楚楚地看到瞭這些“老板”如何起，如何升，如何降，如何滅，我便覺得，是時候把這些故事和感受寫成小說瞭。而且，從我自身而言，也到瞭非寫不可的階段。
真正動筆寫作的時候，也有過不少掙紮。常規的商戰小說，著力在背後的所謂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實際上，真實的商界故事並沒有那麼復雜，甚至很枯燥。因而，我更想表達的是這些商戰故事背後的一些人性上的反思與檢討。小說裡的人物，放在世俗的評價體系裡，絕大多數都是“成功人士”，我挺想把這群人的真實狀態，把他們的優秀和努力寫出來，同時，也把他們的自以為是，把他們的焦慮與不安寫出來。尤其是在那些光鮮的背後，那種不被外人所理解的“痛”與“無奈”，那種擁有世俗成功之後的“荒涼感”，希望能有所展現。
遠離寫作的這十七年，如今回望，還是很有收獲的。假使當年不這麼選擇，依舊沿著專業寫作、專業學術的道路走下去，我相信，同樣得付出足夠的辛苦，才能理解寫作的艱辛。它不會因為你起點高瞭，出道早瞭，就省去中間的辛苦，就如同辦企業，做經營一樣，可能因為某些偶然因素，瞬間坐電梯上瞭高樓，但隻要不是一級一級樓梯走上來的，總有一天，都是要還回去的。當然，必須承認，如果沒有這十七年的經歷，我無論如何是寫不出這樣一部“關於在中國如何做生意”的小說的。
感謝這次完全出於內心自覺的“寫作”，通過寫這個小說，我也把這十七年來各種負面的東西，特別是心裡的、腦子裡的各種雜音雜念，徹底清理瞭一番。我感覺最內核的那個自己還在，雖然也有不少滄桑，但好像清理一番之後，又有瞭重新上路的動力與激情。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這十七年的經歷，包裹瞭一個還很想寫文章的內心，這大概也是我自己的真實狀態，隻是過去，為什麼總想著回避呢？
感謝小說完稿之後，給予我寶貴意見的傅星老師、走走女士、彭倫先生；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和責編陳蕾老師的認可與付出；也感謝這麼些年來給予我支持的傢人與朋友。
同時，特別想對大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多的程鬱綴先生、曹文軒先生、溫儒敏先生、楊鑄先生和蔣朗朗先生，說一聲感謝。如今，當寫下這五位老師的名字，通過這種方式一並致謝後，我感覺，在精神維系上，也終於做瞭“切割”。餘下的人生，都是自己的修為瞭。
最後，我想說的是，兜兜轉轉這麼些年，我依舊很想念1999年的那個自己。雖然那時候對寫作究竟是什麼理解得還不夠透徹，但那時候真是敢說啊。如今，回望那個起點，內心裡覺得，凡此種種，皆有緣由。此刻，則但願，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陳佳勇2020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