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終南山的路上
天色漸亮，暮色漸沉
他不知終南山的鳥兒們
四季裡隻睡瞭這一夜
——張小尹《終南山》
張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邊。她說：“路小路啊，你說說你從前的故事吧。”
這一年我三十歲，我很久沒有坐在馬路牙子上瞭，上海人管這叫街沿石。這姿態讓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我對張小尹說，你去給我買一杯奶茶，我就開始講故事。我愛喝路邊的奶茶，我也很愛上海的高尚區域，馬路牙子相對比較幹凈，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輕時住過的那座城市，馬路邊全都是從陰溝裡泛出來的水，街上沒有奶茶，隻有帶著豆渣味的豆漿。這都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瞭很久。
張小尹是地下詩人，她把詩貼在網絡論壇上，後面跟著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誇她寫得好。我們兩個剛認識的時候，她很能走路，沿著中山西路風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後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覺得自己像個殘廢。等我們同居之後，她忽然又變成瞭一個不愛走路的人，走著走著就把手揚瞭起來，嗖地跳上一輛出租車。
我像她這麼大的時候，馬路上的出租車很少，口袋裡的錢也不多，坐出租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時候和女孩子逛馬路，會用一種很溫柔的口氣說：“我們還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裡地去。那時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覺，沒有動不動就坐出租車的，她們通常都推著一輛女式自行車，戀愛談完瞭，就跳上自行車回傢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們。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時候我二十歲，生活在一個叫戴城的地方，那裡離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過去瞭，我的二十歲倒像一個沒有盡頭的迷宮。有時候就是這樣的，那些實際的時間與你所經歷的時間，像是在兩個維度裡發生的事情。
我對愛走路的女孩有一種情結。我在中山西路上對張小尹說：“我們談戀愛吧。”她就答應瞭。戀愛之後，她再也不願跟著我一起走路，而是愛坐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我這個情結算是徹底破滅。不過，事情不算很糟糕，張小尹不愛走路但她愛寫詩，寫詩的女孩是我的另一個情結。
我當然不可能要求一個女孩又能寫詩又能做菜，又聰明又漂亮，還得是個走路一族。這個要求太高瞭，我對女孩沒什麼要求的，人品好一點就成瞭。張小尹說：“我不要聽你說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聽你講以前的故事。”張小尹是所謂的80後，愛聽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好吧，就像你的大學時代是在圖書館和網吧裡度過的一樣，那是二十一世紀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爛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爛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帶著果子的香味而腐爛是一件多麼開心的事情，多麼明媚，多麼鮮艷。
在這個故事的開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說：“該怎麼說呢，那年我才十九歲。”或者模仿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說：“很多年以後，路小路坐在馬路上，想起自己剛進工廠的時候……”
我想，我要用這種口氣來對你講故事，像面對一個暌違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這些故事在我三十歲的時候還無處傾訴，它就會像一扇黑暗中的門，無聲地關上。那些經歷過的時間，就會因此平靜而深情地腐爛掉。
我對張小尹說，我二十歲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廠的宣傳科裡做個科員。張小尹一聽就樂瞭：“宣傳科啊？那不就是畫黑板報嗎？”
黑板報不用天天畫，大部分時間，宣傳科都很清閑，什麼都不用幹。出瞭生產事故，有人不小心死瞭，或是不小心被機器切下來一條胳膊，宣傳科就出點安全知識黑板報。有人生瞭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瞭，宣傳科就寫點計劃生育小知識。就這麼點事情，一共有十來個科員輪流幹。
當時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幫科長泡好茶，然後，攤開一張《戴城日報》，坐在辦公桌前等著吃午飯。宣傳科的窗臺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個日晷，上午指著我，下午指著我對面的科長，午飯時間它應該正好指著科室的大門。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著這個日晷，時間就會非常輕易地流逝。
這隻是我的想象，我沒有在宣傳科幹過，別人說我學歷不夠，隻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學徒工。這種人在廠裡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隊打飯得給老師傅讓先，在廁所排隊拉屎得給老師傅讓坑，吃不上熱飯也就算瞭，屎要是拉在褲子裡那就糗大瞭。但我照樣在工廠裡生活瞭很久，為什麼不離開它，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其實，在宣傳科裡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時候有女孩子問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麼啊？”我就說，我要當個詩人。我心裡想去宣傳科，嘴上說的卻是想做詩人。為此我也寫一點詩，拿給女孩子看。她們看瞭之後說，很有李清照的韻味，我聽瞭這種表揚居然還覺得高興。她們又說，路小路，你這麼有文采應該進宣傳科啊。這句話點瞭我的死穴，我隻好說，學歷不夠，看樣子做詩人比進宣傳科容易。
我說，理想這個東西，多數時候不是用來追求的，而是用來販賣的。否則，我二十歲的時候，怎麼會對那麼多的姑娘說起我的理想呢？當時我是學徒工，幹體力活的，按理說，這種人天生沒理想，腦子像是被割掉過一塊。我當時為什麼會有理想，自己也說不清，大概割得還不夠多吧。
張小尹快活地說：“小路啊，你現在很失敗，你既沒當成詩人也沒當成科員！”說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瞭我的頭頂上。
我讀中學的時候，數學成績很差，解析幾何題目做不出來，看見象限上的曲線隻覺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瞭同學，同學嘴賤，就去告訴瞭數學老師。數學老師說：“路小路的人生觀有問題，隻有悲觀的人才會把曲線看成人體素描。”以後他每次在黑板上畫曲線，都會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
對我來說，數學老師的話像個謎語。中學的政治課上講的都是主觀客觀、唯心唯物、剩餘價值之類的問題，馬列主義哲學一般不講悲觀和樂觀，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為數學老師在嘲笑我，我們那所中學是普通高中，用的課本都是乙級本，有人說讀這種課本想考上大學就像用柴油發動機想飛上月球，完全是一紙荒唐夢。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廠做工人，比較高檔的是去做營業員，當然也有在馬路牙子上販香煙的。這種學校的數學老師，你能指望他說出什麼金玉良言呢？
當時我的選擇是：第一，去參加高考，然後等著落榜；第二，不參加高考，直接到廠裡去做學徒；第三，不去做學徒，直接到馬路上去販香煙。我爸爸經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學習，以後隻能到馬路上去販香煙瞭。”每逢這種時候，我就會反問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學習呢？”
我爸爸說：“那你可以去廠裡做學徒工。”
我說：“爸爸，做學徒工還得好好學習啊？”
我爸爸說：“你以為學徒工那麼好做？”
必須重點說明，我爸爸是戴城農藥廠的工程師。他一輩子跟反應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後生產出一種叫甲胺磷的農藥，據說農村婦女喝這種農藥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過去是個知識分子，年輕時挺清秀的，在車間裡幹瞭二十多年，變成瞭一條胡子拉碴、膀大腰圓的壯漢，乍一看跟工人師傅沒什麼區別。那幾年他雖然處於生理上的衰退期，但畢竟還沒跨過更年期的門檻，肌肉依然發達，脾氣卻越來越壞，打我的時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礙著我媽的情面，不敢和他對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講道理，說：“爸爸，關鍵是我並不想當工人。哪怕做個營業員，總比當工人強吧？”
我爸爸說：“你要是做營業員，我就幫不瞭你瞭。你要是做工人，將來還有讀大學的機會。”
我爸爸後來說到職大。你知道什麼叫職大嗎？就是職業大學。說實話，因為讀瞭個普高，我對一切大學的知識都不瞭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專的區別。有一次我去問班主任，這個王八蛋居然說，這種問題我沒必要搞清楚。後來我爸爸向我解釋，戴城的化工系統有一所獨立的職業大學，稱為戴城化工職大，戴城化工系統的職工到那裡去讀書，就能拿到一張文憑。讀這所大學不用參加高考，而是各廠推薦優秀職工進去讀書，學雜費一律由廠裡報銷，讀書期間還有基本工資可拿。這就是所謂的“脫產”，脫產是所有工人的夢想。
我爸爸說，隻要我到化工廠裡去做一年學徒，轉正以後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職大去，兩年之後混一張文憑出來，回原單位，從工人轉為幹部編制，從此就能分配到科室裡去喝茶看報紙。
我聽瞭這話非常高興，二十年來挨他的揍，全都化成瞭感激。我問他：“爸爸，你搞得定嗎？送我去讀大學，一定要走後門吧？”我爸爸說：“我在化工局裡有人的。”我吃瞭這顆定心丸，從此不再復習功課，一頭紮進遊戲房，高考考出瞭全年級倒數第二的成績。按理說，應該去馬路上販香煙，但是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瞭一張化工廠的報名表。我對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進瞭工廠之後才知道，我爸爸是徹底把我忽悠瞭。這傢化工廠有三千個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這些人上三班、修機器、扛麻袋，每個人都想去化工職大碰碰運氣。後來他們指給我看，這是廠長的女兒，這是黨委書記的兒子，這是工會主席的弟弟，這是宣傳科長的兒媳婦。他們全是工人，全都想調到科室裡，全等著去化工職大混文憑呢。這時候我再回去問我爸爸，你不是說化工局有人的嗎？他捂著腮幫子說，那個人退休瞭。
所謂的職業大學，因此成瞭一張彩票，何時能中獎，誰都說不清楚。我為瞭買這張彩票，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把自己送到瞭工廠裡去做學徒工。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買彩票，那就永遠不會有中彩的機會。我爸爸說，隻要我辛勤勞動、遵守紀律、按時送禮，就能得到廠長的青睞。
我發現自己上當瞭，想脫身已難。傢裡為瞭能讓我進工廠，並且謀一個好工種，送掉瞭不少香煙和禮券。對我爸爸來說，禮券和香煙才是買彩票的代價，至於他兒子則算不上是代價，最多隻是一個沒搶到水晶鞋的灰姑娘，雖然沒賺，但也不會賠得太厲害。我回想起數學老師的話，路小路把曲線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個悲觀的人。這時我開始認真反思這句話，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會把曲線看成屁股，還會把屁股看成曲線。這樣的人必定悲觀得無可救藥，因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團糨糊，所有的選擇都沒有區別。
那年我爸爸為瞭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記我已經是工廠的學徒瞭，而且是一個上不瞭職大的學徒。在我媽的尖叫聲中，我甩開膀子和他對打瞭一場，打完之後，我覺得很舒服，然後發瞭一根香煙給我爸爸。我爸爸抽著這根煙，對我媽說：“出去買隻燒雞吧。”
我對化工廠沒好感。
那時候我們傢就生活在戴城，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廠。農藥廠、橡膠廠、化肥廠、溶劑廠、造漆廠，都算化工單位。這些廠無一例外地向外噴著毒氣，好像一個個巨大的肛門。你對著肛門怎麼可能不感到厭惡呢？
我們傢住在新村裡，都是八十年代初單位裡造的公房，分配到職工手裡，交一點房租就能住進去。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戶型，後來改制，成瞭私有財產，再後來就漲價瞭，成瞭退休工人的棺材本。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單位的名稱來定的，比如紡織廠的新村就叫紡織新村，農藥廠的新村就叫農藥新村。諸如肉聯新村、肥皂新村這種名字也有，反正沒什麼想象力，但很好記。
我傢就住在農藥新村，離農藥廠很近。也不知道是廠裡哪個傻×選的這塊地皮，它離農藥廠隻有五百米遠，半夜裡廠裡釋放出的二氧化硫氣體，像臭雞蛋的味道，熏得樹上的麻雀一個個地掉下來。這種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樣在那裡生活瞭很久。
農藥廠經常爆炸，有時候是砰的一聲，好像遠處放瞭個炮仗；有時候是轟的一聲，窗玻璃跟著發抖。通過爆炸的聲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強度，傢裡聽到動靜，就會打電話過去問。那時候隻有公用電話，炸聲一起，雜貨店門口就排滿瞭職工傢屬，打電話問炸的是哪個車間，死瞭誰傷瞭誰。打電話的人會轉過頭來向大傢宣佈傷亡情況，一般來說，不太會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為什麼爆炸沒人死掉。我爸爸說，爆炸之前，儀表和閥門會顯示出異常反應，人就全逃光瞭。如果是毫無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農藥廠瞭，那是兵工廠。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燒雲照得整個新村紅彤彤的。我傢住在一樓，有個小院子供我們晾曬衣服、種葡萄、堆雜物，以及供樓上人傢偷偷地扔垃圾和煙頭。那天我媽在廚房燒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裡下象棋，忽然聽見遠處轟的一聲，一縷黑煙緩緩升起，農藥廠又炸瞭。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墻上，細細地打量遠處。我說：“爸爸，別看瞭，你又不在廠裡。”
我爸爸說：“看一看。”
我說：“年年都炸，我都看膩瞭。”
我爸爸說：“今天順風，小心點。”他以前說過，萬一廠裡炸瞭，有毒氣體泄漏，一定要頂風跑。毒氣是順風飄的。
我也爬到瞭院墻上，公房的陽臺上早就趴滿瞭人，大傢一起看爆炸。那是中班時間，人們都在踅摸誰在廠裡當班。我看到一些暗紅色的光，在圍墻深處閃爍起伏。我爸爸指著那一片說，那裡是車間區，不是倉庫，是車間炸瞭。他皺著眉頭，對我說：“如果發生情況，一定要頂風跑。”我說我知道瞭，這話聽過很多遍瞭，也沒跑過一次。後來我們看到樓上的阿三從那邊狂奔過來，阿三看見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綽號叫大路）！炸啦！”我爸爸問他：“炸哪裡啦？”阿三狂喊：“馬上就要炸到氯氣罐啦！”
我爸爸聽瞭這話，一言不發，跳下墻頭，順手把我也拽瞭下來。他拖著我跑到廚房，伸手把煤氣爐關瞭，然後又拖著我媽，狂奔到車棚，打開那輛二十八吋鳳凰自行車的鎖，他就馱著我媽往東南方向狂飆而去。後來他發現我掉隊瞭，我自行車鑰匙沒帶，穿著一雙塑料拖鞋跟著他們跑。我爸爸說：“來不及瞭，你就在後面跟著跑吧。”
阿三的一路狂喊使農藥新村炸瞭鍋，所有的人都從樓房裡跑瞭出來，這種壯觀的場面隻有在地震的時候才看到過。所有人都在喊，氯氣泄漏瞭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邊猛踩自行車，一邊大聲喊：“頂風跑啊！大傢頂風跑啊！”我跟在他後面，看見對面樓裡李曉燕的奶奶披著一身肥皂泡跑瞭出來。老太太大概在洗澡，隻來得及穿上一條褲衩，她胸口空蕩蕩的，一對乳房像兩個風雨飄搖的麻袋片在眾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張驚慌失措的臉，很像是一場失敗的春夢。逃命的人群根本沒有時間欣賞她，我呢，說實話，這是我有記憶以來見過的最初的乳房，雖然它是如此的狼狽，如此的多餘，但我還是忍不住多看瞭幾眼。我媽坐在自行車書包架上對我說：“小路，不許盯著人傢看，不許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這會兒還有心思關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氣要是噴過來我就死瞭，我到死還沒看過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瞭，況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
那天傍晚，我們三個穿過瞭浩浩蕩蕩的人群，沿著公路往郊區逃去。我爸爸騎著自行車，馱著我媽，我在後面穿著一雙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腳上都磨出瞭泡，但他們還是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十幾輛消防車嗚哇亂叫著從我們身邊駛過，再後面是警車和救護車。這些車子都消失之後，馬路變得異常安靜，隻有自行車鏈條發出的咯吱聲，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聲。天色忽然暗下來，西方的天空中隻有一絲血紅色的晚霞，路燈漸次亮起，再後來連拖鞋的踢踏聲都沒瞭，我把拖鞋捏在手裡，赤腳在柏油路上跑著。我爸爸就把自行車停瞭下來，說，不走瞭，氯氣要是飄到這裡，估計連市長都被熏死瞭。
我們在郊區一個叫“停車吃飯”的小飯館吃瞭蛋炒飯，我爸爸打電話到廠裡去，廠裡說，炸的不是氯氣，是別的東西，樓上的阿三在造謠搞破壞，這個渾蛋一貫如此，極其可惡。我媽就信瞭領導的話，說阿三確實不是東西，經常往我傢的院子裡扔香煙屁股。我爸爸說，這不能怪阿三，氯氣啊，他媽的，歷史上又不是沒泄漏過。
我爸爸是工廠裡的老法師，他知道氯氣泄漏這種事情，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他對阿三的寬容並沒有使之逃避懲罰，因為李曉燕的奶奶死啦。李曉燕的奶奶暴露出兩個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瞭，李曉燕的媽媽說她是老不要臉的，於是老太太從六樓蹦瞭下來。這件事找不到罪魁禍首，必須讓阿三來頂缸。李曉燕全傢到派出所去報案，李曉燕的媽媽哭成瞭淚人，她說是阿三的謠言造成瞭老太太的死亡，她拽著警察說：“你們要讓阿三這個流氓償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旁邊有不知情的聽成瞭強奸案。警察被她搞得很煩，到農藥廠去瞭解情況，廠裡的頭頭說，阿三這個破壞分子，早就該抓進去瞭。既然廠裡都推薦他去坐牢，阿三也就樂得吃皇糧瞭，跟出差也沒什麼區別。後來他被送到勞教所去，罪名是“破壞社會安定”。
我媽說，李曉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實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乳房是個麻袋片，而且，因為我看到瞭它們，它們的主人竟然就從樓上跳下來死瞭。這事情很詭異，讓人覺得恐懼。我對化工廠也抱有同樣的恐懼，但我說不出原因。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後，我拿到成績單就挨瞭我爸爸一記耳光，他說這種成績連做香煙販子都沒有可能。我梗著脖子挺下這巴掌，心想，爸爸，這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挨你打，以後沒這麼便宜的事情瞭。他打得真不賴，半邊臉都腫瞭起來。
打完之後，我爸爸說：“你等著進工廠做學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後一個暑假，我無所事事，成天遊蕩。不知為什麼，天氣似乎也和我作對，總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沒法到河裡去遊泳，我隻能獨自在遊戲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裡的零錢全都兌成瞭硬幣，玩瞭個囊空如洗，漫長而無聊的下午仍然沒有結束，於是把一個過路的小學生攔住，從他身上抄走瞭一塊三毛錢。小學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後回頭對我喊：“我叫我哥哥來收拾你！媽瞭個×！”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裡無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顆定時炸彈，他們或單獨遊蕩，或成群出動，酷暑和無聊使他們的荷爾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這種麻煩，就用抄來的錢買瞭一根雪糕回傢瞭。
到傢的時候，我爸爸已經在客廳裡坐著瞭。他問我：“去哪兒瞭？”
我順嘴答道：“復習功課去瞭。”
我爸爸用食指關節叩瞭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經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經結束瞭，所有的課本和復習資料都被我賣到廢品收購站去瞭，就改口說：“到同學傢看電視去瞭。”我之所以撒謊，純粹習慣使然。我們傢雖然是工人傢庭，規矩比他媽的貴族還多，禁止抽煙，禁止去遊戲房，禁止早戀，禁止逃課，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課外書，禁止在馬路上遊蕩。受禁的隻有我一個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愛玩遊戲機，經常會到附近遊戲房去查崗，遊戲房的老板是我哥們，見我爸爸遙遙地過來，就打一個呼哨：“小路，你爸來瞭。”我扔下遊戲機就往後門逃。我的自行車總是停在後門，騎上車子回到傢，迅速攤開書本假裝復習功課。這些內幕我爸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沒跟我廢話，他從人造革的皮包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有幾排表格。我爸爸說：“把這個填好。”
這是一張工廠招工報名表，我按項目填好之後，他從抽屜裡找出我的畢業照，粘瞭一點米飯，貼在瞭右上角。我問他：“爸爸，這是哪裡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說：“糖精廠。”
“你不是農藥廠的嗎？怎麼把我送糖精廠去瞭？”
我爸爸搖瞭搖頭。這事情說來話長，當年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我堂哥也是通過我爸的關系，到農藥廠去做一個學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後成瞭個黑社會，把車間主任暴打一頓之後揚長而去。被打傷的車間主任跑到我傢來評理，他頭纏紗佈，左臂打著石膏，耳朵上還有被咬傷的痕跡。我爸爸對他的慘狀無動於衷，我爸爸當時說：“做車間主任就是這樣，怎麼可能不挨打呢？”車間主任哭著對我爸爸說：“路大全，將來你兒子要是進瞭農藥廠，我就派他去淘大糞。”我爸爸是工程師，和他平級，當然不怕他威脅。但是，這個車間主任後來晉升為副廠長，專管人事和紀律。我爸爸說，要是我去農藥廠上班，最終結果，很可能真的去淘大糞，就算我樂意，他也丟不起這個人。
總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謀斷絕瞭我的農藥廠之路。不過這也不算什麼壞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場災難。
我討厭農藥廠，因為它經常爆炸，還放出二氧化硫氣體。如果你不想聞那種臭雞蛋的味道，就隻能期盼著它爆炸，然後停產。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須永遠忍受臭雞蛋的味道。這他媽簡直是人生的終極悲哀。
後來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農藥廠，而是糖精廠，糖精是一種挺可愛的東西，小時候做爆米花都得加點糖精。農藥就不那麼可愛瞭，吃下去會死掉，偷回傢也派不上什麼用場。我問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說，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專業名詞來說，叫作食品添加劑，除瞭爆米花之外，還能摻進蛋糕、糖果、冰激凌裡面去，用途非常廣泛。糖精廠的效益很好，如果隻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餓死一半工人瞭。後來他又說：“你知道這些都沒什麼用，你又不是搞產品開發的，老老實實做學徒吧。”我聽瞭覺得很沮喪，並不是因為做學徒，而是因為糖精，做一個生產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瞭，一點沒有神秘感，對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著堂哥出去，看那撥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說自己是跑碼頭的，非常威風。我呢？難道我的未來就是對女孩子說“我是造糖精的”？
我對我爸爸說：“我不想去糖精廠。沒勁。”
“那你想幹什麼？”
“我還是想做營業員。”
“營業員很有勁？”
“也沒勁。”
“瞧你那點出息。”
我爸爸讓我腦子放清楚點，工廠不是勞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績的。照我的成績，無論做學徒還是做營業員都沒可能，就這張破破爛爛的招工表，還是他用一條中華煙換來的。我爸爸還說，營業員一輩子都得站著上班，工人幹活幹累瞭可以找個地方坐著，或者蹲著，或者躺著，這就是工人的優越性。
其實我爸爸沒明白我的意思。營業員雖然沒勁，但還能站在櫃臺後面張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顧客，總比每天對著一堆機器強。我從小有個毛病，愛斜著眼睛看人，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著眼睛看機器就會像個十三點。
當時我姑媽在人民商場做會計，確實曾想把我安插進去，結果人民商場傳來消息：這兩年通貨膨脹結束瞭，商品多得賣不出去，顧客除瞭消費以外，還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場招的畢業生全是美女。我高中畢業之後的第一個理想破滅瞭，這個理想是去做營業員。顧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沒辦法。
九二年的時候，我因為想讀那個免費的化工職大，最終到糖精廠去做學徒。當時我的高中同學們已經散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有的是去肥皂廠，有的是去火柴廠，有的是去百貨店，五花八門，唯一的共同點是：這些工作全都屬於體力勞動，消耗的不是腦細胞，而是卡路裡。
進廠之前，我爸爸向我詳細介紹瞭化工廠的工種問題。
他說，別以為進廠做學徒的待遇是一樣的，化工廠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個好工種，這得托人，送香煙，送禮券。我問他什麼是好工種。他說，在化工廠裡，生產車間的操作工就是壞工種，這些人必須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個生物鐘完全顛倒的神經病一樣過日子。這是壞工種。當然還有更壞的，比如搬運工和清潔工，但我既然有一張高中文憑，國傢就不至於這麼浪費人才，讓我去搬磚頭刷廁所。
與此相對的是好工種，比如維修電工、維修鉗工、維修管工、廠警、值班電工、泵房管理員之類。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時或搞維修，或搞巡邏，或坐在那裡發呆，沒有產量指標，沒有嚴格的交接班，這就是工人之中的貴族。
我爸爸說，一個好工種很重要。比如鉗工吧，平時修修廠裡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擺個自行車攤，替人修車打氣，把一天的飯錢掙回來；再比如電工和管工，可以順便做做裝修，時不時賺點外快。這些都是技術工種，簡稱技工。
我心想，技工，聽起來離妓女也不遠瞭。
我爸爸分析說，萬一去不瞭化工職大，做個技工也不錯啊，一個八級鉗工的待遇相當於高級工程師，或者是副教授。這麼一說，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區分開瞭，技工是有工資勞保的，妓女沒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
我問他：“怎麼樣才能成為八級鉗工？”
他說：“至少得幹三十年吧，什麼機器都會修，還要懂英語。”
我說：“爸爸，還是換一個吧，做電工呢？八級電工？”
我爸爸想瞭想說：“我還從來沒見過八級電工。”
我聽瞭這話，就再也不想跟他討論什麼工種問題瞭。
夏天快要過去的時候，記不得是哪一天瞭，臺風挾裹著稀疏的雨點經過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樹葉軟塌塌地貼在路面上。我騎瞭半個小時的自行車，繞過城東的公路，拐進一條沿河的石子路，來到糖精廠。街上闃無人跡，全世界像是隻有我一個人在趕路，風聲躥進我耳中，然後聽見轟轟的巨嘯，把風聲蓋過瞭，那是化工廠的鍋爐房在放蒸汽。我看見兩扇鐵絲編成的大門，旁邊還有一扇小門供自行車出入。水泥柱子上掛著一塊慘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體字：戴城糖精廠。
很多年以後，我帶著張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廠。我們坐上出租車，沿著城東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彎，我讓司機停車，對張小尹說：“你陪我一起走過去吧。”
我經常會夢到那條河，寬闊的河，有很多運送化工原料的貨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馬達聲很像一幕搖滾音樂會的開場，但要是聽久瞭，會覺得這聲音很無聊。我的夢裡沒有馬達聲，隻有貨船無聲地駛過。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廠在哪裡，隻需要沿著河往前走，街道隻能容兩輛卡車通過，往前走就是一個丁字形的河汊，有一座建造於五十年前的橋，笨拙地橫跨過河流。過瞭橋能看到遠處有一座高大的煙囪，這就是化工廠無字的紀念碑。它有時候冒著黑沉沉的煙，把天空塗抹成廢墟，有時候則非常安靜，肅穆地指向那些路過的浮雲。
我和張小尹去的那天是周末，工廠休息，否則在這裡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來走去，他們都是化工廠的工人。
張小尹說：“這個破廠有什麼好看的？”
我說，這可不是個破廠，這是戴城著名的國有企業，有兩三千號工人，生產糖精、甲醛、化肥和膠水。如果它倒閉瞭，社會上就會多出兩千多個下崗工人，他們去擺香煙攤，就會把整條馬路都堵住，他們去販水產，就會把全城的水產市場都攪亂，假如他們什麼都不幹，你也得在街道裡給他們準備五六百桌麻將。我這還沒把退休工人計算在內，因為他們本來就在打麻將。
我對張小尹說，從前，這傢化工廠的效益可好呢。過年的時候，廠裡會發各種各樣的年貨，有時候發魚，都是兩尺多長的大魚。工人們把魚掛在自行車龍頭上，一哄出廠，下班的路上就有兩千輛自行車都掛著魚，場面非常壯觀。兄弟單位的人看見瞭就說：“哎呀，你們糖精廠的效益真好，發這麼大的魚。”戴城是個小地方，發魚的消息很快傳遍大街小巷。廠裡的人扛著魚回傢，非常自豪，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個就是我。我媽把魚切瞭，烹炒煎炸，燒出很多味道來。這時鄰居就會贊揚我：“小路廠裡發魚瞭，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媽於是也很自豪。
我和張小尹在橋上閑扯。她問我：“你是不是要到廠裡去看看啊？”
我說，我不進去瞭，原來的門房老頭死掉瞭，換瞭新的門房，不認得我。我就不進去瞭。這條路沒什麼變化，原先有一個老茶館，在工廠隔壁，現在不見瞭，變成瞭化工廠的供銷處。其他都沒什麼變化，隻是路旁的香樟樹長得更茂盛瞭。到瞭秋天，這一帶會有很多黃色的野花，也沒有名字，因為開得太多瞭，乍看有一點驚人的美。我抬起頭，看到層層管道越過頭頂，橫跨馬路，延伸到河邊的泵房，這也和從前一樣。我站在馬路上向廠裡眺望，隻能看到巨大的鍋爐房聳立在圍墻邊，至於其他車間，隱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對張小尹說，這就是我香甜腐爛的地方，像果子熟透瞭，孤零零掛在樹枝上。有個故事說，果子掛在樹枝上，等著鳥兒來啄它，這個故事後來又說瞭些什麼呢？可惜，張小尹並不覺得有趣。她在橋上看丁字形的河汊，那裡船隻往來頻繁。我們站在船上看兩艘拖瞭十來節的大船錯身，這可比二十噸的卡車錯身更艱難，像老太太過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著，指揮著船隻緩緩地駛出河汊。
有時候也會發生撞船，雙方都會喊：“小心啊！要撞瞭！要撞瞭！不要再過來瞭！真的要撞瞭啊！”然後傳來一聲悶響，那就是撞船瞭。船沿都綁著厚厚的橡膠輪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對罵，絕不示弱。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來捅去。每當這時，化工廠的工人就不上班瞭，站在橋上看打架，吶喊助威，把沒掐滅的香煙屁股扔到甲板上去。這很缺德，因為船民都是赤腳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對張小尹說，我很喜歡站在橋上看船的，叼著香煙吹吹風，但我從來不亂扔香煙屁股。這些船都是運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煙屁股扔進瞭貯槽口，如果貯槽裡恰好有甲醇之類的原料，就會把這隻船炸到天上去。我也會被炸上天，落下一縷頭發半隻鞋子。這種事情是典型的生產破壞，死瞭也落不下好名聲。
張小尹說：“這種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說，凡事皆有概率，懷孕是概率，吃錯藥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體用什麼方法死掉，這也是概率。像我這樣在橋上抽抽煙，結果被炸死瞭，這個概率當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並不等於不會發生，比如我認識瞭張小尹，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愛張小尹，因此也愛著這個概率，但我不愛把自己炸上天，從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
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時候是蒙頭蒙腦的。通常來說，越重要的時刻越容易犯傻，日後回想起來，就有一種做夢一樣的感覺。
九二年的時候，我蒙頭蒙腦站在廠門口，恍如夢中，那個如今已死掉的門房盯著我看。我辭職之前，他得瞭肺癌，在廠門口咳出瞭一攤血，被送到醫院之後就再也沒回來。九二年的時候他還健在，他叼著香煙問我：“學生意的？”我不知道什麼是“學生意”。他告訴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學徒就是“學生意的”。我問：“你怎麼知道我學生意？”門房說，他站瞭三十年的崗，要是這點眼力都沒有，這輩子算是白活瞭。我當時想，你一個看瞭三十年大門的糟老頭，可不就是白活瞭嗎？
我站在廠門口，看見一些工人進進出出。他們都穿著一種顏色古怪的工作服，像藍的，又像綠的，也可能是藍綠的。看到這樣的顏色，我就懷疑自己是個色盲，最起碼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個色盲，就進不瞭工廠，隻能去馬路上販香煙……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著這樣的衣服，穿行在工廠裡，吃飯幹活上廁所，心裡就有一點犯怵。讀高中的時候，我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掄黑磚，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氣勢，帝王將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廠門口居然覺得害怕，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隻覺得，自己的荷爾蒙不能奉獻給女孩，不能奉獻給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來造糖精，就有一種末路狂花式的悲哀。
我問門房老頭，哪裡是勞資科，我得去勞資科報到。老頭指著一幢辦公樓，那樓正對著廠門，前面有個花壇，種著一棵半死的雪松，枝丫畢露，好像吃瞭一半的紅燒魚。老頭說，三樓就是。
我把自行車停在車庫，走上三樓，樓道裡非常暗，貼著些標語，“安全生產爭創先進”什麼的。勞資科靜悄悄的，隻有一個女科員坐在那裡。她見我在門口探頭探腦，就說：“你是學徒工吧？進來填資料。”我走進去，發現她是一個噘著嘴的小姑娘，長得還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為何一直要噘嘴，後來發現她天生長成這樣，這就比較可愛瞭。小噘嘴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路小路，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報名表裡把我找瞭出來，說：“耶？你這個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說：“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瞭一份正式的報名表，小噘嘴嚴肅地說：“路小路，去隔壁會議室做安全培訓。”
我說：“安全培訓是什麼東西？”
小噘嘴說：“就是給你上安全教育課。在化工廠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說：“懂瞭。”
會議室裡已經坐著十來個人，後來又陸續進來瞭幾個人，都是學徒。我在這群人裡居然發現瞭一個高中同學，是我們的化學課代表。化學課代表進化工廠，似乎天經地義。我還沒來得及嘲笑他，門口走進來一個中年男人，頭發亂成雞窩狀，戴著一副瓶底眼鏡，自稱是安全科的幹部。
進廠之前，我爸爸給我做瞭些簡單的安全培訓，比如生產區禁止吸煙，不要隨便在管道下面走，聽見爆炸聲就撒腿狂奔，遇到觸電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讓我頂風跑，嘮叨瞭上百遍，農藥廠爆炸那次還實戰演習瞭一回。安全科幹部講的知識，和我爸爸講的差不多，凈是些條例，這個不許那個不許，我聽得昏昏欲睡。後來他說，要帶我們去參觀一下安全教育展覽室。我跟著十幾個學徒工稀裡嘩啦站起來，一起走到四樓，進瞭一間黑漆漆的房間，他把電燈開關一拉，眼前的場面讓我睡意頓消，打起瞭十二分精神聽他講話。
這個房間裡貼著各種各樣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狀或半熟狀的人體，有燒死的，有摔死的，有電死的，還有被割掉一半的手，被剝瞭皮的腿，被硫酸澆得像紅燒肉丸子一樣的臉。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個酷刑博覽會。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張照片上什麼都沒有。我問安全科幹部：“這是怎麼回事？”
他嚴肅地說：“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沒瞭。”
我看著這張照片，想不出它有什麼教育意義，由於畫面上隻有一堆廢磚亂瓦，因此也不具備任何想象的可能。安全科幹部看瞭看我，說：“你好像很喜歡看這個？”
我說：“還好。像那個什麼，抽象畫。”
安全科幹部也端著胳膊和我一起欣賞那張照片。後來他居然問我：“你覺得哪種死法比較好？”我一驚，變成瞭個結巴，話也說不上來。他說，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轟的一聲就沒瞭，不會感到痛苦。碎片是沒有痛苦可言的。被電死的人就很倒黴，尤其是三百八十伏工業用電，人觸電的時候大腦是很清醒的，隻是甩不掉那電線，這時候就會知道自己要死瞭，然後真的就慢慢地死瞭。電流會使人體處於一種神經抽搐的狀態，屍體擺出各種造型，甚至像雜技演員一樣反弓起身體，腦袋可以從褲襠裡伸出來。對於一個即將要死的人，沒有比這個更痛苦的瞭。還有被軋掉手的人，那種疼痛會永遠留在大腦深處，每次看到自己的殘手，就會起雞皮疙瘩。還有被硫酸澆在臉上的人，那種痛苦，叫作生不如死。
我聽瞭這些，身上也起瞭一層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說：“其實，隻要按規章制度操作，就不會出什麼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違章操作。”我們一直聽到這裡，才算聽到瞭一點教育意義。但他後來又說：“不過也難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些人違章操作，自己沒死，倒把別人給炸死瞭。”
這次安全教育對我意義重大，後來我去做學徒工，師傅說我縮手縮腳，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調。我把這個展廳的故事對師傅們說瞭，師傅們嘲笑我說，理他幹什麼，那安全科的傢夥是個變態，綽號叫“倒B”。我問他們什麼是“倒B”，他們說，“倒B”就是很渾蛋很沒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這麼混下去，就會贏得“小倒B”的綽號。我聽瞭，隻能強迫自己把展廳的事情忘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為我嚴重的心理陰影，直到我看見真的死人、真的斷手斷腳，才漸漸變得像師傅們一樣無畏。
我當時還問倒B，展覽室裡的照片是從哪裡搞來的。他說，不知道是哪個上級部門編的，派發到各個工礦企業，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倒B無疑很會用成語，而且都是八個字的成語）。我不想當“前事”，成為一張扁平的照片，被掛在一個昏暗的展覽室裡供學徒工參觀。我問倒B：“這玩意兒有肖像權嗎？”
倒B說：“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後來寬我的心，和我說起瞭概率。他說，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本廠開工以來，生產事故比美國企業還少，隻有兩個電工出過人命，而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瞭。我們這些沒有專業技能的普高畢業生，是沒資格去做電工的，隻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會被電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廠裡還沒有一個人被炸死過，隻有被炸掉一個耳朵的，這說明操作工的死亡概率相當低。
倒B說，本廠的工人，在馬路上被汽車撞死的有三個，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個，照這個概率，化工廠的危險性還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癥發病率，即使不到這裡來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說完就拍瞭拍我的肩膀，問我：“你知道什麼是概率嗎？”
我說：“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說：“沒錯，你要學會做分母，別去做那個分子，就可以瞭。”
安全教育就這麼結束瞭，倒B給我們每個人發瞭一張證書模樣的東西，上面敲著一個藍色的圖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瞭這個，就能杜絕事故發生，好像以前的紅寶書一樣。倒B說，不是的，這張證書代表我們都受過安全教育瞭，將來出瞭事故，死瞭或殘瞭，就算我們咎由自取，與倒B本人沒有任何關系瞭。他把證書發到我們手裡，詭笑一通，很開心地消失瞭。
倒B消失之後，小噘嘴告訴我們，明天早上八點鐘準時來勞資科報到，給我們分配工種。之後就放我們回傢瞭。我離開化工廠的時候，還沒到下班時間，外面的臺風依舊猛烈，雨卻停瞭。我那個高中的化學課代表走出廠門，忽然對我說：“路小路，我想我還是去做營業員吧。”
很多年以後我站在工廠邊的橋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裡，就是和化學課代表告別之後。我以後再也沒看見過他，聽說他並不是去做營業員，而是去一個農機廠跑供銷瞭。
當年我站在橋上真是傷感極瞭，我的化學課代表繼承瞭我的遺志，去做營業員。當然，遺志是說我死瞭以後的志願，我當時的心情和死瞭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沒什麼地方可去瞭，隻能去化工廠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給我規劃的那樣，做一個鉗工或者是電工。我把自行車停在橋上，走到橋欄桿邊上，像很多年後一樣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渾濁的河流。一瞬間，河水填滿瞭我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