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藍傢門口被她抱住親吻，在此之前我隻親過一個女孩，在此之後我親過多少個，自己也數不清瞭。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對她說“我愛你”，起初我說得很勉強，我不習慣說這句話，後來說多瞭也就順口瞭。有一天我發現，這句話總是我在對她說，她卻從來沒有對我說過。我問她，這是不是軍隊裡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級。她聽瞭就笑，她試圖把這句話說出來，但也失敗瞭。這件事寫出來很肉麻，到此為止吧。
我把廠報上發表的詩拿給她看，她懶洋洋地坐在體檢床上，對我說，已經看過瞭。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樣子問她，寫得怎麼樣。她說，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錯，有駱駝和鳥什麼的。後來她皺著眉頭說．你一個小電工，應該寫點燈泡和馬達，寫什麼駱駝和鳥啊。我聽瞭很生氣，照她這個邏輯，隻有動物園的飼養員才能寫駱駝和鳥。但她不願跟我繞舌頭。我說，白藍，這些詩是獻給你的。她瞪大眼睛說，既然是獻歌，為什麼不在副標題上註明一下，反而要跑過來特地告訴她。我說我怕廠裡人碎嘴，而且這些報紙都用來擦屁股瞭，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個神經病，寫的詩那叫什麼玩意。這件事寫出來也很肉麻，但還是寫一寫吧。
九三年廠裡換瞭新廠長，風紀為之一變，再也沒有阿姨敢在上班時間打毛線瞭，吃零食也是不允許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瞭事的，就被寫到勞資科的黑名單上，以便日後發配糖精車間。此後沒多久，白藍的醫務室裡又來瞭個廠醫，是個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將臺一樣大，嗓門低沉雄渾，據說是新廠長的親戚。此人上馬，大傢就猜測白藍也要去糖精車間瞭。因為醫務室本來就清閑，屬於冗員，放著兩個廠醫在那裡，不符合當前的管理原則。這個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懼，她不太懂醫術，有一次小李眼睛裡飛進一粒鐵屑，疼得睜不開眼，跑到醫務室去治療，白藍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體檢床上，翻開眼皮吹瞭半天，還是不管用，她就用鑷子夾著一塊紗佈，按在瞭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慘叫一聲，從體檢床上彈起來，捂著眼睛逃出瞭醫務室。
自從有瞭大肥婆，我就不能去醫務室瞭。誰要是去找白藍，大肥婆就會站在她身後，直勾勾地看著別人，這時候你會產生一種奇怪的念頭，到底是應該揍她的左眼呢還是右眼。這種念頭不能讓它發展下去，假如付諸於行動，後果不堪設想。
我對白藍說，外面有傳聞，你也要去糖精車間。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後來我去問小噘嘴，勞資科到底什麼意思，廠醫也要去上三班嗎?小噘嘴說，現在廠裡的勞動力緊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規矩都不算數瞭，全都亂瞭套啦。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自藍，她說：“讓它去亂吧。”
九三年秋天。廠裡開大會，由勞資科長胡得力主持，幹部和工頭們都必須參加，普通職工也可以站在後面旁聽。開會的地點是在食堂樓上，那裡是一個大禮堂，有一個舞臺，還有DJ臺。這地方平時是用來搞舞會的，或者聯歡會，或者卡拉OK大獎賽。據老師傅們說，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長年累月開思想鬥爭會，不搞娛樂。
那天我也站在後面，叼著香煙旁聽。臺上坐著的是一群中層幹部，臺下的情形是這樣的：基層幹部坐在最前面，後面坐著工段長和班組長，再後面坐著先進工人，之後就是些叼著香煙嗑著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著，而且有一條白粉筆畫出來的線，就在腳底下，不許跨過這條線。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娛樂的時候都是工人搶在前面，幹部被擠到後面。
我發現白藍坐在最後一排，但她沒回頭看我。
那次大會開得很順利，首先是慶祝全廠提前完成年度產值計劃，其次慶祝糖精車間擴產，再次慶祝新廠長走馬上任。最後是重申勞動紀律問題，胡得力先是不點名地批評瞭幾個基層幹部，然後點名批評瞭幾個懶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時間調戲化驗室的小姑娘；另一個是水泵房的阿騷，至於她上班幹什麼壞事，倒是沒有明說。後來工人起哄瞭，在下面大聲問：“胡得力，阿騷到底幹瞭什麼壞事?”胡得力不理，繼續對著麥克風說話。有個師傅揪著我問：“路小路，你調戲阿騷啊?”我說操你媽，長瞭個豬耳朵啊，我是調戲化驗室小姑娘，沒有調戲阿騷，我跟阿騷沒關系。周圍人聽瞭，哄堂大笑，將我一把推到白線以內。我要往後退，他們就往前推我，後來我索性就站到瞭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藍回過頭來，她對著我看。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是個行將槍斃的人，站在刑場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圍觀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肅穆的劊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觀望，不知是悲傷還是嘲弄。
所謂的大會順利召開，就在那一刻結束瞭。胡得力見我站在人群前面，從他那個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個槍斃鬼，倒像是鬧工潮頭目，起義軍的首領。胡得力對著麥克風大喝一聲：“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車間去瞭，還這麼囂張!”下面的工人聽瞭，面面相覷，送到糖精車間是最嚴厲的懲罰，廠裡調戲小姑娘的多的是，從來沒聽說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來不想說話的，聽胡得力這麼說，我就用雙手攏在嘴巴上，對他喊：“胡科長，不要亂講話噢，這裡有很多糖精車間的人噢，去糖精車間我覺得很光榮噢。”工人們回過神來，有個糖精車間的阿姨說：“胡得力，操你媽，糖精車間就不是人瞭嗎?”這阿姨真可愛，要不是她身上散發著甜味，我簡直想擁抱她一下。
後來保衛科長站瞭起來，搶過話筒，指著我說：“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兩個廠警跑過來，扶著我的胳膊。我們都很熟瞭，他們也不好意思動真格的，就對我說：“老弟，好漢不吃眼前虧，先走吧。”我說：“不用你們架著，老子自己走。”但後面的工人卻堵著門，哈哈大笑，就是不讓廠警押我出去。我對廠警說：“我也沒辦法，除非你們把我從窗口扔下去。”那兩個廠警試圖扒開人群，忽然之間，帽子被人摘走瞭。後面的工人搶到瞭大蓋帽，就在半空中扔來扔去。廠警很尷尬，大傢其實都是熟人，他們也不能發怒，就對我說：“都是你小子鬧的，明天你得請我們吃飯。”兩個廠警回過頭來，對著保衛科長揮手示意。保衛科長還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廠警也火瞭，對他說：“操他媽，押個鳥啊!有本事你自己來押!”
那天會場上一片大亂，後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著的幹部和工頭也笑得前仰後合，隻有舞臺上的幹部都板著臉。保衛科長也下不來臺，跳下舞臺，打算親自來押我。我隔著很遠，指著他鼻子說：“你敢過來，老子把你淹死在廁所裡。”這時大傢想起方瞎子把保衛科長推到茅坑裡的事情，簡直都笑翻瞭，有人大喊：“方瞎子拉電閘嘍!”幹部們大驚，紛紛抬頭看頂上的醜光燈，燈都亮著呢，分明是造謠。
這時，胡得力拿起話筒，用足力氣大喊一聲：“不許胡鬧!!!”我們廠的禮堂，用的是兩個大音箱，就放在舞臺兩側。冷不丁一聲大吼，音箱發出山呼海嘯的巨響，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齊聲大叫，向後倒下一大片。爬起來之後，有幾個幹部指著胡得力大罵：“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聾瞭!”
保衛科長這一邊，因為我揭瞭他的短，就撲過來要跟我拚命。我也覺得奇怪，他怎麼一下子變得這麼雄偉，好像最近吃多瞭激素，有這個閑工夫還不如去跟方瞎子較勁呢。後來白藍提醒我，保衛科長這是要在新廠長面前表現表現自己，也沒有像我這樣的，當眾揭短，他當然要拚命。我當時可不知道這些，擺好架子，等著他撲過來。我和他之間相距大約五十米，趁他跑過來的工夫，有個師傅朝我手裡塞瞭一根電工皮帶，對我說：“照他臉上抽，準保躲不開。”我身邊兩個廠警嚇壞瞭，一個攥著我的胳膊，一個抱著我的腰。我說見瞭鬼瞭，人傢要打我，你們抱我幹什麼，拉偏架啊。廠警說：“把皮帶放下!”我把皮帶扔地上，可他們還是不放手。與此同時，後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瞭狂奔過來的保衛科長。廠警對我說：“求你瞭，路小路，路小爺，你趕緊走吧!”
我對廠警說，本來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沖過來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還以為我怕他!別的幹部我不敢打，保衛科長我可不怕，打贏瞭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廠警又好氣又好笑，說：“你當我們保衛科是山賊啊?”趁著身後的人群松動，他們兩個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間保衛科長的上半身也突破瞭人群，身體呈四十五度角，兩個拳頭在我眼前亂舞，他媽的，這種拳法能打得死個鬼。
就在這時，舞臺那頭一陣驚叫。眾人回頭去看。隻見胡得力渾身精濕，目光呆滯，水泵房的阿騷拎著一個塑料水桶站在他邊上。這塑料水桶我們都認得，是清潔工用來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騷澆成瞭落湯雞，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臟水從頭到腳澆瞭個透，胡得力被澆過之後居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一刻，全場無人說話，我和保衛科長也忘記瞭打架。我們都靜靜地看著胡得力。在一片靜默中，阿騷阿姨鄙夷地說：“胡得力，你這個王八蛋。”然後她扔下水桶，輕盈地扭動著胯部，在眾人復雜的目光註視下揚長而去。
那次大鬧會場，白藍在大禮堂外面對我說：“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徹底完蛋瞭。”後來她又說，這不應該叫政治生命，應該叫職業前途。我對她說，我的職業前途本來就是做工人，我該怎麼混，自己心裡清楚，不用你多嘴。她說：“你這樣下去可不行，這不是找死嗎?”我不耐煩地說，我讀過一本書，叫《紅樓夢》，裡面有個叫襲人的，就這麼囉嗦。她說：“你就嘴硬吧。”說完就走瞭。
那天我還去參加瞭工會的卡拉OK比賽。廠裡本來安排在大會之後舉行這麼一次比賽，後來大會鬧成一鍋粥，幹部全都跑掉瞭，工會的人就很猶豫，打算取消比賽，但工人師傅不答應。工人師傅說，今兒個真高興，卡拉OK助興。工會的人說，不行啊，這是卡拉OK比賽啊，評委都跑光瞭還比個屁啊。工人問，評委是誰。工會的人說，當然是幹部啦。這下工人師傅都不幹瞭，說：上班要被他們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們管，簡直狗屁，我們自己做評委。就有幾個工人自告奮勇跑到主席臺上去打分，後面有人把電視機混音器LCD全都搬瞭出來。當時我在樓下，望著白藍的背影，心裡很不是滋味，後來六根拽著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滿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傢裡有卡拉OK，連飯館、茶館、澡堂裡都有。那時候也不去包廂，包廂太貴，通常是在一個大廳裡，兩塊錢唱一首歌，對著電視機輪流嚎叫。後來我也成瞭個卡拉OK迷，嚎叫誰不會啊?
那天在大禮堂，別人把我推上去比賽，我唱瞭一首《吻別》，又唱瞭一首《風再起時》，下面的工人嘩嘩鼓掌，還有一些比較騷的師傅，拖著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誼舞。兩曲唱畢，評委亮分：9.99!工會的幹部在一邊直齜牙。我高舉右手，揮動，又撫著胸口做鞠躬告別狀。電工詩人路小路從此就要闊別白班舞臺，去糖精車間上三班啦。比賽結束之後，我拿瞭個第二名。我還奇怪，9.99怎麼還是第二名?六根說有個小阿姨上臺唱歌時，把裙子撩瞭撩，昂頭挺胸撅屁股，評委師傅們都看傻啦，給瞭她10分，隻能委屈我做第二名瞭，沒胸沒屁股的，第二名也該滿足瞭。我想想也對，去拿獎品，第一名是電飯鍋，第二名是水瓶，我隻能提著個熱水瓶走瞭。出門的時候，天都快黑瞭，一群上中班的師傅們又闖進禮堂，對工會的人說：“不許收攤，我們還沒唱呢。”工會的人都快昏過去瞭。據說一直搞到半夜，工人一茬接一茬地進來唱，後來把那片的電閘拉瞭，才算結束。這些場面我都沒看見，我回傢瞭。
那次鬧過之後，我知道自己說話得罪瞭白藍，想請她吃飯。那天是我生日，她不知道。我搖瞭個電話去醫務室，她說晚上有事，不能來。我獨自在外面吃瞭一碗面，加瞭一塊排骨和兩個荷包蛋，吃飽之後，無處可去，就騎著自行車到新知新村去閑逛，那是秋天的夜晚，一些枯葉掉落在我頭上，晝夜溫差很大，我穿著一件薄夾克衫有點頂不住。我把自行車鎖瞭，坐在她傢樓下的臺階上抽煙。
我想起自己已經二十周歲瞭，一事無成，坐在這裡，不久之後就要去上三班造糖精。這種生活不是我要過的，但我應該有什麼樣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隻能說，混到哪裡是哪裡吧，人活在世界上，無非是走一步看一步。後來我看見白藍從那裡過來，騎著自行車，邊上還有一個男的。我沒喊她，把香煙藏在身後，以免閃光的煙頭暴露我的行藏。她和那男的交談瞭幾句，相互道別，然後男的就走瞭。她鎖好自行車走進來，發現有個人坐那裡，定睛一看是我，嚇瞭一跳。
她說：“怎麼你在這裡?”
我說：“我等你。”
她想瞭想說：“好吧，你上來，我跟你說。”
我默不作聲地跟她上樓，在拐彎的地方被一個破箱子磕中瞭膝蓋，疼得要死，但我還是默不作聲，瘸著腿走瞭上去。進瞭房間，她拉亮電燈，關上門，然後她說：“那個是我復習班的同學。”
我問她：“什麼復習班?”
她說：“考研復習班。”然後她說，“不要到廠裡去說。”
那天，我看到瞭她的考研資料，厚厚的一摞，我全都看不懂。我問她，什麼時候考試，她說是在一月，錄取之後轉檔案，然後她就去讀研究生。
“去哪裡?”
“上海。或者北京。”
那時候我本來可以問她，為什麼以前不告訴我這些。但我忘記質問瞭，我在這種時候總是懵頭懵腦，好像莊子夢裡的蝴蝶，事後回憶起來，又覺得很羞慚。用我媽的話說，卡車迎頭開過來也不知道躲一下。我什麼話都沒說，拉開門往外走，但她靠著門，不讓我走。她歪過頭問我：“還要再談戀愛嗎?”
我說：“談啊，為什麼不談?但我現在想回傢睡覺。”我再次去拉那扇門，這次她沒攔我。我下樓的時候覺得膝蓋生疼，她以為我會像上次那樣一溜煙竄下去，但我其實是無聲地走掉瞭。
時光倒退到九三年秋天，我在車間裡玩我的電工刀。那把刀是紅色的塑料刀把，刀刃有十公分長，這刀是不開口的，後來我在鉗工班的砂輪上把它打磨瞭一下，這就成瞭一把可以殺人的利器。我還想鏜出兩根血槽，但師傅們不肯幫我鏜，說是會闖禍。這把刀陪我走過很多城市，揣在兜裡，不算是管制刀具。天氣潮濕的時候它會生銹，但蘸上水在磚頭上磨一下，它就會恢復往日的鋒利。
那天我玩刀子，我用它練飛刀，我能把刀子掄圓瞭飛出去，也能把刀子縮在袖子裡從肋下飛出去，五米之內必中靶心。我右手練完練左手，站著練完躺著練，還有犀牛望月、鳳凰展翅、小鬼拍門、老鷹捉雞等等姿勢。我很想找個活人來練練，不是往他身上戳，而是像馬戲團裡一樣，頂著個蘋果，我一刀飛過去準能把蘋果劈開，要是傷瞭他半根頭發，我甘願抵命。但別人看到這種被打磨過的電工刀就哆嗦，死活不肯讓我試一下。後來我覺得無聊，把刀子收起來的時候，不小心在自己虎口上劃瞭一下，起初沒覺得疼，幾秒鐘後，血一下子湧瞭出來，把整隻左手都染紅瞭。傷口一跳一跳的劇痛。
我看著自己的手，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我能把電工刀玩得像馬戲團一樣，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瞭。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並且高舉左手，去醫務室找白藍。一路上鮮血順著胳膊淌到瞭腋窩裡，路過的人都以為我是在振臂發飆，走近一看才知道又發生慘案瞭。出瞭這種事故是很糗的，但我無所謂，我馬上就要去造糖精瞭。
我在醫務室包紮時候，大肥婆在白藍身後站著，非常討厭。我看著白藍把紗佈一層層纏繞在我手上，我問她，筋斷瞭嗎?她說沒有，然後拿瞭一塊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跡擦幹凈。大肥婆說：“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獻血多好。”白藍就回過頭去瞪著她。我說：“化工廠的人不能獻血的，血裡面全是毒。”
白藍對我說：“想自殺?”我說：“不是。不小心的。”她說：“這樣子就像個亡命之徒瞭?”我說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
博爾赫斯說，記憶總是固守著某一個點。我記憶中的二十歲，亡命之徒就是那個被固守的點。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實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時代早就過去瞭，我連獻血都沒人要，嫌臟。我在一個不必亡命的時代裡既不會殺人也不會被殺，我會被送去造糖精，犯瞭錯會被扣工資，如此而已。在這種時代我可以把自己殺掉，無論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的，我不會為瞭糖精和工資而自殺，也不會為瞭愛情，但是我可以毫無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
那天在醫務室裡，我坐在體檢床上，白藍搬瞭一把椅子坐在我對面，大肥婆站在我們中間，一會兒看看我，一會兒看看她。我他媽也不知道這肥婆想幹什麼，後來我覺得很好笑，就對著白藍笑起來。她平靜地看著我。我忽然覺得大肥婆也不那麼討厭瞭，就讓她在一邊呆著吧，這樣很好。我的神經分裂的愛人終於無聲地站在瞭彼岸，與我遙遙對望。
九三年秋天，鬧瞭一次地震，是東海海嘯引起的。晚上九點多鐘，我在傢裡躺著，忽然覺得床架子發抖，我媽放在五鬥櫥上的花瓶哐哨一聲砸在地上，當時我媽在打毛衣，我從床上跳起來，拽著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時候，我爸爸也從樓上跑瞭下來，他在鄰居傢裡打麻將。
街上全是人，各傢各戶的燈都亮著，空氣中微微地飄著一些細雨。農藥新村再次發生瞭大規模的逃亡，這次是在夜裡，加之深秋季節，總算沒有人再光著身子往外跑瞭。周圍的人定下神來，都在看房子，有沒有歪，有沒有倒，後來他們說什麼都沒發生，估計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電話到農藥廠去，問當班工人，有沒有什麼管子又泄漏瞭，當班工人根本沒感覺到地震，車間裡的設備本來就抖得跟七級地震一樣。那天我站在街上，發現自己隻穿著短褲背心，凍得要死，我就回傢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來，我爸爸帶著幾個鄰居也進瞭傢門，開始搓麻將。我傢是一樓，他們認為再發生地震的話，一樓跑起來比較容易。搓麻將就是為瞭等待第二次地震。
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換瞭，又從抽屜裡找出幾張鈔票，塞在口袋裡。我媽問我去哪裡，我說去一個朋友傢拿東西，萬一再地震你就拿幾個包子鉆到麻將桌下面去，然後等我來救你。我說完，扔下我媽，騎上自行車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著傘的，穿著雨衣的，頂著臉盆的，雨越下越大，從細微的潮濕變成冰冷的針尖，紮在我臉上。在文化宮門口，有一輛汽車撞在樹幹上，城市雖然比平時混亂，但馬路上
並沒有停電，汽車還在開，幽微的路燈照射在地面上，泛著一攤攤的光。我穿過戴城大學，門衛不知去向，很多學生站在道路上吃東西聊天，還有爬在鐵欄桿上幹嚎的。我繞過密集的人群，在一個狹窄的小門口停下自行車，那門虛掩著，我一腳踹開門，再穿過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
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樣擠滿瞭人，知識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樣怕死，這事情無關文化修養。但這種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樓房，他們就聚在樓房之間，那麼多人，掉個花盆下來都能砸死好幾個。
我在人群之中尋找白藍，找瞭一圈，發現她正趴在自傢窗臺上看熱鬧，還叼著香煙，比我更吊兒郎當。白藍對著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車。三步兩步躥上去，進門之後一看，不得瞭，這娘們穿著一身白色絲綢睡衣，胸開得很低，赤腳坐在書桌上，嘴裡含著一根咖啡色的摩爾煙，最不可思議的是她腦袋上頂著十幾個紅紅綠綠的塑料發卷。我想瞭半天，覺得在哪裡看見過，後來想起來瞭，電影裡那些國民黨軍官的姨太太就是這麼個打扮。
我沖她喊：“地震瞭，你不知道?”
她不理我，兩根手指夾著香煙，那隻手在窗臺前比劃瞭一下，好像偉人指點江山，大聲說：“鐘山風雨起，倉皇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亂唱些什麼，好像是詩詞，又聽不太懂。她轉過頭來，嘴巴裡噴出一股酒氣，問我：“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詩怎麼樣?”
“氣勢還可以。聽著很熟，忘記是誰寫的瞭。”
“還他媽詩人呢，這都不知道。這是我爸爸改編的。”她吐瞭一口煙在我臉上，“今天地震我就想起我爸爸。”
我用手指在她眼前晃瞭晃，試瞭一下，還好，隻是有點喝高瞭，不是爛醉。我將她攔腰抱起，扛在肩上。不是我要占她便宜，而是窗臺上太危險，一個小震動就能把她掀到樓下去。我將她蹾在床上的時候，她的胸脯猛烈地起伏。我說可能還有餘震，這破樓萬一倒瞭，我們就全死在裡面瞭，到底跑不跑。她看著我，嫣然一笑，把腦袋上的塑料發卷一個一個摘下來，鬈發披散下來，非常好看。後來她把絲綢睡衣脫瞭，睡衣從床上滑落到水泥地坪上，她站起來，順腳將它踢開，就這麼開始吻我。
她說，卷頭發的時候聽到動靜，起初沒在意，後來鄰居都跑瞭出來，高呼地震。她也想出來，但穿著睡衣感覺到有幾分淫蕩，她就留在瞭屋子裡。她從書櫃上拿瞭半瓶紅酒，倒在杯子裡，隻喝瞭一杯就覺得身上發燙，頭開始飄。以前她的酒量沒這麼差。這種感覺令她忘乎所以，好像漂浮在河流中。後來她哭瞭，不知道為什麼。她哭的時候我正騎著自行車在戴城的街道上狂馳，形同亡命之徒。再後來，她看見我在樓下，就向我招手。
她說一九七六年她媽媽帶著姐姐去唐山探親，她媽媽也是醫生，地震發生以後，她們兩個都被埋在瞭裡面。這些事情我都沒聽她說起過。她問我，鬈發好看嗎。我說很好看。她說：“我媽是天生的鬈發，我不是。”
她說她爸爸是語文老師，七六年那會兒，她爸爸整夜整夜地不睡覺，也不說話，到瞭秋天，頭發全都白瞭。她被寄養在親戚傢，偶爾看到爸爸，覺得他像一棵發瘋的樹。她說：“後來熬瞭十年，熬不過去，走瞭。”
她說完這些，又說，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無理由地去死。她說她比我更像個亡命之徒，隻是別人不知道。然後她抱住我，風從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瞭一層寒栗，像是死亡從她的身體中走過。我進入她身體的時候，她發出一聲輕喚，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條緩慢地躍出水面的海豚。她的雙腿用力夾住我的腰，這次我不再感覺到自己是個被夾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順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後來她說，換個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讓她覆蓋我，這時她仰起身體，緊閉雙眼，筆直地伸出一隻手來，她的手指也像樹枝一樣緊繃著。我看到天花板上黴點，在她頭上，作為一種背景被深深地印入瞭我的腦子裡。
我在她身下顛著她，她忽然問：“這樣好嗎?”問的時候還是閉著眼睛。我故意說，不好。她睜開眼睛，對我說：“那你喜歡什麼樣?”我說不是的，像目前這種姿勢，萬一天花板砸下來，首先是令她腦漿進裂，我將眼睜睜地看著她死掉，這樣很不好，萬一我沒死會被嚇成個陽痿。我情願用開始時候的姿勢，天花板砸在我的背上，說不定還能救她一命。
她哈哈大笑，繼續在我身上起伏。她說這樣也不好，路小路的眼珠子會被砸出來，掉在她嘴裡。然後她從我身上跨下來，伏下身子，從床沿上抄瞭一個枕頭墊在腹部。她說這樣就好瞭，你被砸出腦漿我也看不見。我再次進入她的身體，那感覺有一點特別，因為失卻瞭她身體的包圍，我不再是河流中的船，而是在濃霧中狂駛的摩托車。後來她說，要命，輕一點。然後繼續呻吟。
她讓我躺著，再次跨上我的腹部，然後用手把我拉起來，我的頭被她抱在胸口。她說這樣也很好，天花板掉下來，兩個腦漿一起進裂。我就說，既然一起進裂，你就不用把我腦袋抱那麼緊，我他媽都喘不過氣來啦。
後來我們又回到最初的姿勢，我把她的腿舉高，我們都不再說腦漿進裂這件事，因為體會到近似腦漿進裂的感覺，隻是位置不同而已。我射精的瞬間，她用力喊瞭一聲。與此同時我感覺到床架子劇烈抖動，身後的玻璃窗發出嘩啦啦一片撞擊聲，樓下像炸瞭鍋一樣，“快跑啊!又震啦!”我用盡全力覆蓋在她身上，雙手撐住床沿。我這個亡命之徒，和她這個亡命之徒，在第二次地震的時候到達瞭高潮。等到我的精液全部射出，等到陰冷而酷烈的死亡穿過我們的身體，我喘得像一臺生銹的馬達，而她卻凝固在我身下。房間裡，吊燈影子在微微晃動，樓下一片嘈雜，哭爹喊媽。這時床架子停止瞭抖動，她閉著眼睛，長長地籲瞭一口氣，問我：“不震瞭?”
我說：“本來就沒震。是我們幹得地動山搖。”
她嗤嗤地笑，“我現在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一次地震的時間，相當於一次射精。”
那天，事畢之後，我們靠在墻壁上抽煙。床沿緊貼的那一堵墻上，用圖釘釘著一塊佈。她抽她的摩爾，我抽我的紅塔山，煙缸放在我的肚子上。這感覺不錯啦，像是情侶瞭，兩個人並排靠在墻上抽煙實在有點像監獄裡的難友。她說：“剛才很危險，真要砸下來，兩個肯定一起死掉。”
我說：“死就死吧，明天不用上班瞭。”
她說：“我以為你會跑。”
我說：“我情願死在床上。”
她聽瞭這話，再也忍不住，把我肚子上的煙缸挪開，就這麼赤身裸體地代替瞭那隻煙缸。然後壞壞地對我一笑，說：“再來一次。”
那天幹完第二次，外面的風越來越大，雨水打在樓下人傢的雨篷上，發出有節奏的噗噗聲。樓下很安靜，沒有第三次地震。假如再來一次地震，我估計我的神經也受不瞭，大概會赤身裸體地逃到樓下去。鶯聲初啼，對人生驟然有瞭信心，不甘心就這麼被砸死。
我說，我要給你起個綽號，叫抽水機。她說，你他媽終於把綽號起到老娘頭上瞭，說完又打我。打過之後，我從床上跳下來，到窗口張望，樓下一個人都沒有瞭，怪不得這麼安靜。天色濃黑，從這濃黑中降下的雨也應該是墨汁吧，我也不知道原先樓下的人是跑光瞭呢，還是都回傢睡覺去瞭。後來一看鬧鐘，凌晨三點半，對面樓裡的燈倒是還都亮著，好像除夕守歲。白藍問我：“你要不要回傢去看看?你媽媽還在傢裡吧?”我說沒關系，既然新知新村的破樓沒塌，那麼農藥新村的破樓一定也還矗著呢，我媽比你機靈多瞭，稍有風吹草動就跑瞭，這都是在農藥新村練出來的。她說：“那你媽就不擔心你?”我想想也對，就說，要是傢裡有電話就好瞭，這會兒雜貨店的公用電話肯定是沒人接瞭，等雨小一點我就回傢。我說完這話時，她已經穿好衣服瞭，沒辦法，我也隻能穿衣服。
她說：“這麼安靜，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我說，本來就沒發生過什麼嘛。我說完這句話，覺得自己中瞭她的套，就回過頭去看她。她也在看著我，目光很難捉摸。我訕訕地在房間裡轉瞭一圈，隨手翻她的書，一摞很厚的考研教材，我也看不懂，都是些很深奧的東西。我對她說：“你不會酒醒瞭就不認賬吧?”
她說：“我要認什麼賬?”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以後還想和你做愛。”
她看著我。忽然笑瞭，說：“你想吃泡面嗎?我餓瞭。”
我說：“我也餓瞭，太消耗體力瞭。”
吃泡面的時候，我對白藍講起一個人，這個人是我嫂子，也就是我堂哥的女朋友。白藍不解，我為什麼會沒來由地說起她，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是跟著我堂哥他們一起看黃片的，當時就是錄像帶，他們幾個小青年關在屋子裡偷偷地看。那時我才讀初三，不過也發育瞭。我去找我堂哥，結果撞上瞭，他們幾個小青年就讓我跟著一起看。後來有一天，我嫂子忽然從外面進來瞭，見瞭這場面就朝我堂哥沒頭沒臉打過去，說他們把我帶壞瞭。我堂哥哈哈大笑，讓她把我領走。我嫂子帶著我走出去的時候，我心裡很不高興，又不能說，隻能裝出懵懂無知的樣子，以騙取她的寬容。我看見她的乳溝，很深地嵌出一條縫，當時就起瞭壞念頭。但她並不知道，她以為我還是個不大懂事的小孩。後來她拍著我的頭說，小路，你長大瞭不能學你堂哥，你要做個有出息的男人。
我經常想起我嫂子，別人都叫她阿娟，我也跟著叫，她不喜歡，讓我叫她阿嫂。她是開服裝店的，沒讀過幾年書，但我覺得自己很愛她。她曾經對我堂哥很好，給他零花錢，為瞭他墮胎。北環幫和小公園幫火並的時候，她為瞭救我堂哥，拿著一根水管敲開瞭對方的腦殼，被稱為那一帶的紅星十三妹。為此，她的店都被人砸瞭，但她也沒說什麼。後來我堂哥打她，打得那叫一個狠啊，她受不瞭瞭，就獨自跑到南京去做羊毛衫生意。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她。
我之所以愛她，是因為我覺得，在她身上的那種東西就是愛。我對愛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這無所謂。我嫂子也給過我零花錢，她甚至說，等我長大瞭她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我做女朋友。她去南京以後，我就不大和我堂哥來往瞭，我從心裡覺得他王八蛋，後來他腦袋上被人砍瞭六刀，再也沒人替他擋著瞭。
我對白藍說，所謂有出息，這是一個很虛幻的詞，我不知道什麼叫有出息，但我知道什麼叫沒出息，並且知道，沒出息的人不可愛。但是，我活瞭二十歲，仍然有人長久地愛著我，也有些人短暫地愛過我，這些我都不會忘記。
那天我說完這些，就回傢瞭。我很想和她睡在一起，但忽然有瞭一種很挫敗的感覺，好像腦子裡的精液也都射光瞭。現在我回憶的時候，知道那種感覺叫作虛無，當時卻無法表達。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一下子挫敗瞭，如果當時知道那是虛無，大概也不會難過瞭，虛無就是這麼突然出現突然消失的。
下樓的時候我覺得腰裡有點酸，心想，這該不是腎虧吧，如果二十歲就腎虧，到四十歲肯定變成陽痿啦。腦子一走神，我在樓梯上絆瞭一下，直刺剌地摔瞭下去。那塊絆腳石哇哇大叫。我點亮打火機一看，媽的，二十多號人全都蹲在樓道裡打瞌睡。這也難怪，外面下雨，又沒有防震棚。我連聲喊抱歉，這些人全都醒瞭，對著我看。有個教授模樣的老頭說，哎呀，誰傢唱瞭大半夜的卡拉OK啊。我再不是東西，這時候臉也不由紅瞭紅，知識分子就是厲害，損人都這麼有藝術感。
回憶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後，糖精廠巋然不動，隻是塌瞭河邊的泵房，那裡平時沒人，就砸死瞭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瞭出來，在大街上巡遊。這些耗子都很囂張，而且聰明，比如它們過馬路的時候，先是一隻耗子出溜過去，蹲在馬路邊上吱吱地叫幾聲，後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氣定神閑地向它走去。這麼有組織有紀律的耗子，我們根本不敢打，怕招致嚴重的報復。
我和白藍發生關系之後，陸續還做過幾次，地點都是在她傢。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麼程度呢?我在她傢衛生間蹲著，可以聽見隔壁衛生間裡小便的聲音，當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聽見，那簡直就等於是佈簾子瞭。不過，這也著實說明房子質量之差。白藍說，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預制板拼起來的，雖然不夠私密，但是這種房子很牢靠，特別防震，剛搬進去的時候都樂壞瞭。我可以證明，有一些年份裡，中國人特別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礙瞭。
在那種房子裡做愛，如果當時沒有喝醉酒，就會覺得有另一種心理障礙，怕隔壁鄰居扒在墻壁上偷聽卡拉OK。我知道很多種偷聽的辦法，最簡單的就是拿個玻璃杯子杵到墻上。耳朵湊到杯子口。但是這種把戲在新知新村幾乎不需要，這裡的情況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聽見隔壁的聲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來。
我把那天老頭損我的話告訴白藍，白藍說，無所謂啊，隨便他去說吧。但真的做愛的時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還問我，這樣是不是有點掃興，我說挺好的，我喜歡那種克制克制最後克制不住的聲音，寫詩也是這樣，一上來就“啊”的詩歌，多半是拍領導馬屁的，沒有真感情在裡面。
幹過之後，我還問她，為什麼隔壁做愛的聲音我聽不到，難道他們也這麼克制嗎。白藍說，隔壁是老頭老太，老頭以前是右派，都克制瞭一輩子瞭。我追問道，那麼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藍說，你真煩，管那麼多幹什麼。我就說，這裡真不一樣，不像我們農藥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們後來做愛，聲音一直都很輕，而且還戴著橡膠套子。我問她，這個套子是不是從醫務室裡偷出來的，她說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膠套子裝在一個飯盒裡。有時候她自告奮勇給我戴套，有時候讓我自己套，她在一邊看著。
發生關系之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說在廠裡互相看到，眼神就會不一樣。我們廠裡有那麼幾對，談瞭戀愛之後，經常在廠裡挎著膀子量地皮，從甲醛車間晃到糖精車間，從司機班晃到鍋爐房，十分招搖。師傅們站在窗口，看到他們走過來，就會大驚小怪地說：“壓路機來瞭。”然後對著他們品頭論足。這些待遇我都沒有，一則是她不願意跟我在工廠裡壓馬路，二則我也覺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間卿卿我我，實在是沒什麼可自豪的。事實上，我連中飯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幹部餐，我是工人餐。我們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來很有美感。
隻有一次，她鬧牙疼。我在廠裡遇到她，直接問她：“還疼嗎?”這時正好倒B從我們身邊走過，聽到這句話，就扭過頭來打量我們。白藍做出很疼的樣子，指瞭指腮幫子，好像講不出話來。後來在醫務室裡，大肥婆不在，她對我說：“你說話註意點，什麼疼不疼的，讓人誤會。”我滿不在乎地說：“不會誤會的，隻有處女才疼。”說完這話，冷不防臉上被她抽瞭一下，生疼。我低頭一看，她用來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膠手套!她還問我：“你疼嗎?”那次我真的火瞭，我說，咱們倆這麼濃厚的交情，為瞭一句笑話，你丫竟然用婦檢手套抽我!她就說：“幹凈的。”
我聽我奶奶講過，男人要是被女人抽瞭耳光，就會連倒三年黴，唯一的辦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這麼一個敢咬老虎的女人，她準保會把耳光再抽回來，那就抽來抽去沒個完，有這種閑情，還不如躺到床上去做愛呢。倒黴就倒黴吧。
有關我和白藍之間的事，廠裡沒人知道。白藍不希望別人對著她指指點點，我更是吃夠瞭寫詩和看胸罩的虧，再也沒那麼傻瞭。回想我剛進廠的時候，跟著老牛逼到處招搖，一點便宜都沒占到。工廠生活有一條原則，隱秘之處最安全，隻要沒人註意你，就能年復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這個道理已經太晚瞭，而且運氣不好，最終還是得去上三班。
其實，我和白藍對外保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這場愛情最終將會以什麼形式來收場。她曾經問我：“要是咱們分手瞭，你覺得廠裡哪個姑娘合適你?”我想瞭想說：“我覺得勞資科的小噘嘴不錯啊，以前對我很兇，現在好多瞭。”白藍說：“那姑娘有什麼兇的，小丫頭一個。”我說：“人傢也就比你小一歲，哪裡小丫頭瞭?”白藍說：“找秦阿姨說合說合吧。”我說：“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藍說：“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紹給你，還在讀中專。”我說：“長得跟你像嗎?不像我不要。”白藍說：“那就難瞭，跟我像的，那就是電影明星瞭。”
現在我知道，這種調侃的方式，其實是一種暗示。在我當時看來，離別總之是傷感的，因為傷感，所以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好像春天裡綿密的細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絲，不知道該不該打傘。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樣一種傷感，隻能相互暗示，用調侃來安慰自己。
那時候她還對我說：小路，很難想象你將來娶的老婆會是什麼樣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負死。我就說：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麼樣，一定很溫和，很有文化，看見流氓就逃跑的。她不無嘲笑地看著我說：“你三十歲以後，看見流氓，大概也會跑吧。”那時候我不承認，我以為自己會一輩子剽悍，真是太幼稚瞭。照白藍的說法，我三十歲以後隻能是一個啤酒肚的禿頂男人，牙齒被香煙熏得烏黑，長期上三班會有眼袋和黑眼圈，臉色青黃，肝功能異常，騎著自行車穿著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個窮光蛋和倒黴鬼。流氓隻會欺負我，而不會欺負她老公。
那時候在她傢裡做愛，我時時都能感到一種奇怪的氣氛，考研的復習資料就堆在書桌上，有時候她做完之後會隨手撈過一本書，翻幾頁，嘴裡嘀咕幾句，再把書放回去。我問她，這麼復習功課，有何效率可言。她說，功課早就復習得差不多瞭，隻是慣性地再看幾眼。這時我就不再說話，也順手撈過書來看幾眼。她問我：“你的會計學得怎麼樣瞭?”我就懶洋洋地回答她：“還沒開始學會計，現在在學高等數學。”她就笑著說：“高等數學你都敢學。”我說，自從我做瞭鉗工和電工之後，就明白瞭數學的可貴之處，相反，語文是一門很操蛋的科目，數學使人越來越聰明。語文使人越來越笨。我基礎太差，所以學高等數學很累，但我漸漸開始喜歡這門功課瞭。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間打開，這間房間一直都是鎖著的，我從來沒有進去過。我發現裡面有一排書架，有一臺電唱機，最操蛋的是裡面竟然有一張雙人床!我說：“你也太不夠意思瞭，明明有大床，你還讓我在小床上練雙杠!”她說：“這是我爸爸的床。”我說：“那就算瞭，我惹不起你爸爸。”
後來她讓我看那些書，很多小說，很多古代漢語，很多文集，都是些舊書，散發著比房間本身更為濃重的黴味。她說：“這些都是我爸爸的書。”我說，你丫真幸福，從小就能看那麼多書。我回想我小的時候，傢裡隻有兩本大書，《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殘書，《董存瑞》沒結尾，《茶花女>沒開頭。這還算運氣，要是倒過來，那他媽有多麼煞風景啊。我從八歲開始就看這兩本書，到瞭十五歲還是看這兩本書，在革命烈士和法國妓女之間徘徊瞭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該成為哪一種人。假如當時我也有這麼多書，就不會那麼困惑瞭。她說：“你喜歡這裡哪本書，你就拿走吧。以後別賣瞭就行。”
那天她還打開瞭電唱機，從櫃子裡取出一張黑膠木唱片，說這是貝多芬的克萊采，歐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貴的版本。我說，不至於給我古典音樂吧。她說這些唱片都不會給我，她要自己留著，但可以放給我聽聽。我想，聽聽古典音樂也不是什麼壞事，我常年聽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電唱機搗騰瞭一通，喇叭裡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後來音樂出來瞭，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靜地聽完瞭克萊采。
那天我對她說，我要做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所謂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謂的義，就是為你去打人。這兩件事對我來說是分開的。但你把你爸爸的書送給我，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義，所以我要記住一輩子。
那年冬天，我獨自坐在一所中學的校門口。裡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個花壇上，也是點著煙，看著自己的手指發呆。天色陰霾，後來飄下幾縷雪花，落在我臉上。我的臉被風吹得冰冷，過瞭許久，才感覺到雪在臉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對面的音像店在放張楚的《姐姐》，放瞭一遍又一遍。我安靜地聽著這首歌，等到老板切換到另一首歌時，我扔下煙頭，走過去買瞭那盒磁帶。
後來她從操場那邊走過來，頭發被風吹得歪歪斜斜。她問我：“今天夜班?”
我說：“不，今天請假。都考完瞭?”
“是啊。”她說，“去我傢吧。”
那陣子因為臨考，她不再和我做愛，也不讓我去她傢。我在糖精車間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沒瞭，也懶得去找她。到她傢之後，她給我煮瞭兩個雞蛋，放瞭點糖，讓我吃下去。這是所謂補身體的辦法，那陣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條，圖方便。她說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頭瘟腦的。我說：“大姐，我夜班下來還沒睡，我當然精神不振。”她有點失望。我說：“你是不是要做愛啊?”她說：“呸，你還是先睡會兒吧。”我聽瞭她的話，加上肚子裡有瞭兩個熱雞蛋襯底，睡意當頭砸來，倒在她床上就開始打呼。
我醒來時，天都黑瞭，搞不清自己是在哪裡。我睡醒時候總是這樣。後來想起來，是在白藍傢，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燈光下聽錄音機，聲音很低，把耳朵湊在那裡聽著。我問她：“你聽什麼呢?”她說：“你的磁帶啊。其他歌都不好聽，就那首《姐姐》好聽。”我說：“就是沖著這首歌買的，你要喜歡就送給你吧。”她說：“真好聽。”
她還問我：“你衣服上是什麼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燒過的炭。”我說：“這你就不知道瞭，這叫甲苯，是我們車間的原料。我就是管甲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說：“還好，不難聞。”我說：“這是我唯一感到幸運的地方。就算是個流氓，也不能渾身發臭。”
我問她，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她說過瞭春節就辭職，然後等錄取通知，錄取瞭就去讀研究生，這是最簡單的程序。我說：“萬一沒錄取呢?”她說：“那我也不想幹瞭，開春以後，新車間造好瞭，聽說要調很多人去造糖精。”我點頭說：“確實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說：“早點辭職，把檔案調到街道上，廠裡就沒辦法卡我檔案瞭。”我問她，什麼叫卡檔案。她說就是拖著不把檔案發出去，等到開學之後，檔案還沒到學校，就自動取消入學資格。這種事情很普遍，單位裡故意這麼幹的。我說：“不會的。誰敢卡你檔案，我就把他腦袋卡下來。”她笑瞭，搖頭說：“又來瞭。”我打瞭個呵欠說：“我說真的。”
那時候我想象的是，廠裡卡她檔案，而我拎著幾根雷管跑到辦公大樓。其實我也不知道應該跑到哪個科室，但雷管是會說話的。然後她被送去讀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這個行為是個十足的反社會分子，仇視一切，乃至變態。照白藍的說法，路小路，你還是少幻想一點這種事情，你知道哪裡去買雷管嗎?
她告訴我，辭職以後她要去北方，坐上長途列車，沿著京滬線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隨後她將往西到敦煌，取道格爾木進入西藏，她將在西藏佇留，去見一個朋友，然後經過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張中國地圖上畫出瞭一個四方形的路線。她說：“回到戴城，應該是五月瞭。”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發，看著她在地圖上指指畫畫。她問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搖搖頭說：“西藏有什麼好玩的?我也請不出那麼長的假，還要去讀夜大。”她覺得跟我簡直沒什麼好多談的，我越來越像一個上三班的工人瞭，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覺，而且永遠睡不夠。她托著腮幫子觀察我，而我接二連三打呵欠，我不是擺譜，我確實不知道西藏有什麼好玩的。後來別人告訴我，西藏是文藝青年的聖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還給我看馬原和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佩服得不行，同時也感到後悔。人一輩子錯過的東西太多，也不值得為之捶胸頓足，但是，二十歲那年沒有陪著她去西藏，想起來還真是很遺憾。
她問我：“小路，你活到這麼大，最害怕什麼?”我說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顛倒，幹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復燃，臉色好像從棺材裡爬出來一樣。她說：“那我們要是分手瞭，你害怕嗎?”她問得很奇怪，分手瞭隻會難過，怎麼會害怕呢。我想瞭想說：“起初大概會害怕吧，以後就好瞭。上三班會永遠害怕下去。所以還是上三班比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瞭摸我的頭，說：“可憐的路小路。”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別長，天空總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麼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時間，我用來睡覺，剩下的時間就在車間裡造糖精，車間裡光線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離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個生活在北極的人，據說白夜會使人得憂鬱癥，性欲減退，生育率是負數。當時我就是這種情況，到瞭白藍傢裡，看見那張床特別親切，倒下去就睡著瞭。
春節之前，廠裡發瞭很多年貨。工人都很高興，整箱整箱地往傢裡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慶的是發魚，兩尺多長的大魚，用卡車運到廠裡，發到各個班組。魚是有大有小。大傢抽簽，然後排隊挑魚。九三年春節，我還在鉗工班，手氣不錯，抽到第二位。當時德卵抽到第一位，結果這個傻逼學雷鋒，挑瞭一條最小的魚。輪到我的時候，鉗工班的師傅都瞪著我，我心裡發虛，也挑瞭一條小魚，隻有一尺來長。排在我後面的老牛逼占瞭大便宜，毫無愧色地拿瞭一條兩尺半長的大魚。到瞭九四年春節，我很想報這個仇，結果發魚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點鐘到瞭車間裡一看，有一條九寸來長的小魚掛在休息室裡。別人告訴我，那就是我的魚，抽簽結果我是排在最後一位。我問他們，誰他媽的替我抽的簽。他們說，別人都抽好瞭，剩下最後一個當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抽瞭多少次，把我抽到瞭最後一位去。
那年還發兔子，活的。廠裡擴產征地，把附近農村的一大片地皮吃瞭下來，那地方正好有個養兔場，養著千把隻兔子。農民沒地方安置兔子，幹脆全都賣給瞭我們廠。上千隻兔子在養兔場裡。無人照看，像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一樣，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難處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裡，別人會以為鬧鼠疫。廠裡沒轍，把兔子發到職工手裡，讓我們拿回傢，或殺或養，自行處理。中班回傢的路上，我自行車龍頭上倒掛著一隻活兔子，用麻繩綁著，它很難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該拿它如何處置，我沒吃過兔子肉，不知道自己愛不愛吃，它剝瞭皮又不夠做一條圍脖的。我把自行車騎到白藍傢，她應該也有一隻兔子，兩個兔子在一起也許就不那麼難受瞭。結果自行車騎到新知新村，拐彎拐得太厲害，那兔子一頭紮進車輪裡，咔嚓一聲，脖子被絞斷，終於不再踢蹬瞭。
我非常沮喪，拎著死兔子上樓，那已經是晚上十點多瞭，進門之後，隻見桌上一堆骨頭，盤子裡還有幾塊殘肉。她剔著牙說：“哎喲，你還特地送兔子過來?我都把我那隻吃掉瞭。”我說：“白藍，你也太殘忍瞭，就這麼把兔子吃瞭?誰給你殺的?”她滿不在乎地說：“自己殺的。”我不信，她能把一隻活生生的兔子開膛破肚。白藍說：“切，我解剖過的兔子比你見過的還多。”後來她還表揚我：“路小路，挺能幹啊，把兔子摔死瞭。”我說：“不是摔死的，是絞到輪胎裡死掉瞭。”她卷著袖子說：“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對，絞到輪胎裡，異曲同工。我再給你做一個麻辣兔肉，保證你連兔頭都吃個精光。”
那天我吃兔子的時候，忍不住問她：“白藍，你說你到底是個溫情的人，還是一個殘忍的人?”
她在一邊托著腮，看我吃，聽我這麼問，便懶洋洋地回答說：“都是啊。”
我說：“我不覺得溫情和殘忍會在同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
她說：“你不也一樣嗎?你又寫詩，又要綁雷管，搞得一會兒崇高一會兒暴力，我也不覺得這兩件事可以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
那天我吃完瞭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盤子裡的兔頭。我說吃飽瞭，兔頭吃不下，再說那玩意有點像人頭，何必為瞭一個兔頭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嘔出來呢?她說：“不吃就不吃吧。其實啊，我們就是兩個精神分裂。”
有關她的溫情，我都品嘗過瞭，有關她的殘忍，我隻是從兔子身上間接地體會到。我對她說，我不想領教你的殘忍，我總覺得你有一天會把我殺掉的。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赤條條地躺在被窩裡，毫無睡意，非常清醒。白藍披著一條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瞭一口煙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後來她又說：“如果你是想為我去死，那沒什麼價值。如你所說，何必為瞭一個兔頭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嘔出來呢?”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做愛，竟然沒有什麼甜言蜜語。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裡去瞭，而且做愛也不大成功，時間很短。我歸咎於三班顛倒，內分泌失調，但她也好像有點蔫，做愛中途還突然睜開眼睛看我，把我嚇瞭一跳，當場失控，這種射精幾乎等於是遺精。我覺得當時在她眼裡看到的是一種殺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錯瞭。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總而言之，會有一點絕望吧。
我曾經對她說，我會去火車站送她，不管她去哪裡。她覺得這樣很好，很像電影裡的場景。後來她真的坐上火車去北方瞭，我卻沒能送她，那天我在車間裡造糖精，把反應釜裡的硫酸和水放錯瞭順序，應該是先放水後放硫酸，我心煩意亂搞錯瞭，結果那個反應釜發出轟轟的聲音，好像燒開瞭一鍋水，帶著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瞭出來。工人們一聲發喊，全都逃光瞭，有個女工在逃跑的時候從樓梯上滾瞭下去，摔掉瞭兩個門牙，揚言要讓她老公來砍瞭我。後來她老公沖過來揪我領子，他是甲醛車間的工段長，老婆遭瞭難，當然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我任由他揪著，看著他把拳頭舉起來，但最後他竟沒有打我。他私下裡說：“這小子的眼神就像個殺人犯。”
他們把我送到安全科，寫檢查，一直搞到夜裡才放我走。寫檢查的時候我想到她拎著旅行袋獨自上火車的樣子，我覺得這一幕也很像電影，我自己也說不清到底哪一幕電影更令我難過。我就這麼錯過瞭送白藍的機會。
五月的時候，我還見到她一次，她到廠裡來辦手續，順便到糖精車間來找我。她黑瞭許多，穿著一件西藏的鬥篷，樣子很洋氣。她把一頭長發都剪掉瞭，像個男孩一樣，而我剃著光頭，活像個判瞭徒刑的。
她說自己被上海一所醫學院錄取瞭，九月份開學，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進修一個英語班。說完，她很愛憐地摸瞭摸我的光頭，說：“怎麼搞成這樣瞭?”我搖瞭搖頭，無言以對。那次見面的時間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亞硝酸鈉往鍋子裡倒，滿頭滿臉的灰塵，顧不上跟她說話。我們兩個都是風塵仆仆的樣子。後來她就走掉瞭，我再去找她的時候，她傢裡沒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蹤，以後一直都沒再見過她。
有時我下班經過新知新村，在她傢樓底下張望，窗戶都是關著的，陽臺上沒有任何晾曬的衣服。她已經不住在這裡瞭。我想這是一種最好的離別方式吧，最不傷感，就像在霧中走散瞭一個朋友，事後回憶起來，隻有一點點惘然。
大約六月底，我收到一張明信片。是四月間從西藏寄出的，上面寫著：走瞭幾千公裡路，都不能忘記你。給我的小路。這張明信片被貼在傳達室的玻璃窗後面，人人得而見之，但事實上沒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點下班時才發現瞭它，當時頭很暈，明信片正面是佈達拉宮和藍天白雲。我看著背面的字。又看著正面的佈達拉宮，翻來覆去地看。天色濃黑，隻有廠門口的一盞白熾燈亮著，許多蠓蟲繞著燈在飛，馬路上一個人都沒有。此時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愛著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夢境中路過天堂。我一時失控，眼淚落在幾千公裡的鋼筆字上。
有時候我想，那年白藍考研，然後和我做愛，又把她爸爸的書送給我，最後辭職離開戴城，我覺得都是她計劃好的，她做事情幹凈利落，有條不紊，和我不一樣。但我後來想想，我一個上三班的小廝，別人還要計劃好瞭才跟我上床，這也太抬舉自己瞭。在所有的計劃中，大概隻有和我上床這一節，算是一個意外吧?我隻能認為，這種事情就像地震，地震是必然的，但具體壓死瞭哪一個人，則完全是由偶然因素來支配的。
她曾經對我說，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為什麼會愛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愛我，還心甘情願和我上床，這事情傳到工廠裡，簡直不會有人相信。大概連我媽都不會相信吧。我問她：“你知道什麼叫奇幻的旅程嗎?”和你去西藏一樣，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隻是你不知道。我說，在我一生中能走過的路，有多少是夢幻的，我自己不能確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這倒是歷歷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視之為奇幻的旅程。我這麼去想，並非因為我幼稚，而是試圖告訴自己，在此旅程結束之時，就等同於一個夢做完瞭。我就是這麼想的。
我說，那年送德卵去醫院，我把他背進急診室，我的心臟都快爆掉瞭，假如我當時發心臟病死瞭，別人還以為我是為瞭德卵而死。我活瞭二十歲，最後為瞭一個鉗工班的傻班長而送命，傳出去被人笑死。其實真相是：我是為瞭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個演員，因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著我的亡命的角色。
我說，很長一段日子，我都認為自己無人可愛，所以隻能愛你。我為這種愛情而羞愧，但在這樣的旅程中我無法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擔責任，假如無路可走，那不是罪過。但我也不想睜著無辜的雙眼看著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數人的年輕時代都被毀於某種東西。像我這樣，自認為一開始就毀瞭，其實是一種錯覺，我同樣被時間洗得皺巴巴的，在三十歲以後，晾在我的小說中。
我說，我不再為這種愛情而羞愧，在我三十歲以後回憶它，就像一顆子彈射穿瞭我的腦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腦漿進裂的樣子瞭。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區的一個賓館裡遇到個女的，她三十歲上下，梳著一個幹凈利落的抓髻，穿著PRADA的裙子，挎著個香奈爾小包。當時是在電梯上，我覺得她很面熟，我對她說：“白藍，好久不見。”她從墨鏡後面看著我，她看著我，很久之後她說：“你認錯人瞭。”我笑瞭笑說：“我大概認錯瞭，我記性不太好。”後來有一個外國男人走過來，很親切地叫她Kisa，並且吻瞭她的臉。我看得出來，這是一種禮節性的吻。這種吻在我年輕的時候從未有機會表達過。
她就跟著這個外國男人上瞭一輛別克商務。
我曾經對她說過，將來我再遇見你，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喊你的名字，因為有情有義，不能裝作從來不認識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這種短暫的相遇，你可以認為是一種告白，我在這個世界上無處可去所以又撞見瞭你。她說，你一個小工人搞得這麼傷感幹嗎。她後來又說，你不會無處可去的，你也不會再遇到我。這些對話我早就忘瞭，我有時候回憶起它們，覺得這是我血液中的沉渣，也就是血栓，要是堵住腦子就會死掉。
半夜裡，我躺在賓館的床上，中間陸續有幾個雞打電話進來。我敷衍瞭幾句，把電話掛瞭，然後等著它再次響起。一直到凌晨，電話鈴聲在一片靜默中輕響，我拎起話筒，她在電話那頭說：“我退房瞭，趕飛機回英國。”
我問她：“你生日是哪天?”
她說：“幹嗎問這個?”
我說：“不知道問什麼好。隨便問問吧，一直想不起你的生日。”
後來我掛瞭電話，點起一根香煙，在微弱的火光中我註視著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前我也有過同樣的姿態，註視著手指和香煙，坐在一個花壇邊等待她，聽著張楚的《姐姐》，一場雪即將來臨。我就這麼坐著，註視著，仿佛這個世界上空無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