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

上一篇《公冶長》,是對前四篇整個學問系統,作一對話式討論的前半集,本篇第六篇《雍也》是和第五篇的性質相銜接起來的,也就是討論印證的後半集。

閒置帝王才

這裡就講到一個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這篇書,同上篇以公冶長的名字來作篇名一樣的,也是以學生“雍”的名字來作篇名。《公冶長》代表修德之體;《雍也》代表進業之用。雍是孔子學生中有名的一個,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輕二十九歲。在孔門得意的高弟當中,他認為道德學問都行的是顏回;慷慨好義、軍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經濟等等第一是子貢;另一個他最得意的學生,就是冉雍。他認為“雍也,可使南面。”所謂南面,就是說他有南面而王,君臨天下的大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每個國家都怕孔子,因為他的排場太大了。一來就帶了那麼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國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國中的各項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貢出任,三軍統帥子路可以站出來。這情形,諸侯列國有誰敢收容孔子?他在那裡一待,誰都緊張。所以從整個歷史來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偉大,之所以成為聖人,實在是其來有自。他不是沒有辦法,而是非常有辦法,只要他頭一點說:你們干吧!問題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戰國時,隨便哪一個大國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來。但是孔子不走這條路,為什麼不走這條路?這種道德修養,就值得我們研究了。如果對當時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為聖人,是讀書人被逼得窮到無可奈何,才做了聖人,那就完全錯了,這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孔子提出來:“雍也,可使南面。”這是說冉雍這個學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傳統文化觀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們推翻以前,幾千年來都是如此。古時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報,就要論罪滅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沒有?有的,但是大門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許正向南方。只有州、縣等官府的衙門,或者神廟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這是中國專制時代建築方向的規矩。還有,北京的房子,在過去絕不能高過宮殿,否則就是犯罪。所以“南面”這兩個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稱帝稱王的代名詞。

我們在這兩篇書上看得出來另外的一個道理。第五篇公冶長,坐在牢裡犯了法的人,孔子卻把女兒嫁給他;第六篇則講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而冉雍本來是最可憐的人。他的父親很不好,出身於貧賤家庭,如以階級觀念來講,他的父親是所謂下等人,可是他的兒子卻資質非凡。由這兩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國上古時代,那種注重階級的社會裡面,他並不考慮到這些。他只問一個青年,他個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個人才,該如何就如何。所以後來他也一再鼓勵冉雍。當然,冉雍下意識中也會有一種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難免心理上有點自卑感。孔子就告訴他,不必要存有這種心理,一個人要靠自己站起來。所以這兩篇書,第一個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艱難中,由孔子的培養,學問德業才能有所成。

說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個問題來問孔子,討論到子桑伯子這個人,在《莊子》這部書中也曾經提到過,他非常豁達。在秦漢以後的文化中用豁達這兩個字,很有內涵。《史記》上寫漢高祖,也有這種字句。達者指度量的寬大,講得好聽點是豁達;講得難聽點,就是“吊兒郎當”,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穿衣服領帶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說不定領子也經常翻起來。這個樣子,也有一半像豁達——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豁達的人往往太簡。關於這個“簡”字,值得研究了。我們須要特別瞭解:孔子經常提到的“簡”,就和老子所提到的“儉”,觀念是一樣的。這兩個字的定義,在古文中幾乎完全是一樣。只是兩個字的表現不同而已。孔子說子桑伯子從簡,一切都是簡化,近乎豁達,批評得簡單明瞭。那麼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說做一個領導人“居敬而行簡”,如果對一件事——處事,對一個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簡化。這樣來處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會的事務,就對了。如果說內心的精神,沒有尊重這件事情,沒有重視行政組織,沒有“敬業”的心理,只是滿不在乎,以此來標榜簡化,以簡化的目的來實行簡化,就變成一種權術、一種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這樣就未免過分簡化。在我們歷史文化上,做領導人的,要注意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愛好一件事或一種動作,標榜一事或提倡某一點,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顰,做得更熱烈、更過火了。孔子聽了冉雍的話,馬上就說,你的話對,我一時說錯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態度及教學精神的誠敬之處。

下面又提出一個最有名弟子的重要問題。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魯哀公問,你學生中,哪一個能真正繼承你的學問?最好學的是誰?孔子說,只有顏回。他認為繼承學問道統的是顏回,不一定有帝王之才,卻有師道的風範;而冉雍則有君道之才。顏回足為人師的學問德業在哪裡呢?“不遷怒,不貳過。”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可惜已經死了。“今也則亡”,現在就沒有了。“未聞好學者也”,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好學的人了。從這段話又證明了我們的一個觀念——學問並不專指文學知識。

現在要討論的是“不遷怒,不貳過。”這六個字我們一輩子都做不到。孔子也認為,除了顏回以外,三千弟子中,沒有第二個人了。凡是人,都容易犯這六個字的毛病。“遷怒”,就是脾氣會亂髮,我們都有遷怒的經驗。舉例來說,我們最容易遷怒的是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氣回家,太太好心前來動問:“今天回得那麼晚?”於是對太太:“你少討厭吧!”這就是遷怒了。其實並不是罵太太,是在外面受了氣,無處可發,向太太遷怒了,所以我們有時候對長官、對朋友也要原諒。很多人挨了長官的罵,仔細研究一下,這位長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正在煩惱的時候,你再去找他,自然挨他的罵,這是被遷怒了。處理事情也是這樣,我們看到歷史上,有些人做了歷史的大罪人,就由於遷怒。有的因為對某一個人不滿意,乃至把整個國家拿來賭氣賭掉了。不遷怒真是太難的事。

當皇帝的能受氣

我們講兩個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名宰相俾斯麥與國王威廉一世是對有名的搭擋。德國當時會強盛,不但是俾斯麥這個首相行,同時也因為有這個寬容大度的好皇帝。威廉一世回到後宮中,經常氣得亂砸東西,摔茶杯,有時連一些珍貴的器皿都砸壞。皇后問他:“你又受了俾斯麥那個老頭子的氣?”威廉一世說:“對呀!”皇后說:“你為什麼老是要受他的氣呢?”威廉一世說:“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下面那許多人的氣,他都要受。他受了氣哪裡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當皇帝的又往哪裡出呢?只好摔茶杯啦!”所以他能夠成功,所以德國在那時候能夠那麼強盛。

另外一個故事。朱元璋的馬皇后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天在後宮廷與皇后談笑,兩個人談得高興,朱元璋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興得跳起來說:“想不到我朱元璋也會當皇帝!”手舞足蹈,又露出了他寒微時那種樣子,這是非常失態的。當時還有兩個太監站在旁邊,他沒有留意到。一會兒朱元璋出去了,馬皇后立即對那兩個太監說:“皇帝馬上要回來,你們一個裝啞巴,一個裝聾子,否則你們兩人都會沒有命了,記住,聽話!”果然,朱元璋在外面一想,不對勁,剛才的失態,將來給兩個太監傳了出去,那還了得。於是回到後宮,一問之下,兩個太監,一個是啞巴,不會說話;一個是聾子,沒有聽見,這才了事。否則這兩個頭豈不掉下來了?所以馬皇后也是歷史上一個有名的好皇后。

這就講到人生的修養與遷怒,一點事情不高興,脾氣發到別人身上,不能反省自訟。尤其是領導別人的,要特別注意。

第二點最難的,“不貳過”。所謂貳過,第一次犯了過錯,第二次又犯。等於我們抽煙一樣,這次抽了,下決心,下次再不要抽,可是到時候又抽起來了。再犯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貳過”。孔子說只有顏回才能做到“不遷怒,不貳過”這六個字,人們真能做到如此,不是聖人,也算是個賢人了。

“遷怒”的意義發揮起來還很多,總之,我們作人做事,要盡量注意“不遷怒,不貳過。”那麼,“雖不中,亦不遠矣。”

事實上,我們所講的“不遷怒,不貳過”,只是其中的一小點。如果認真地研究起來,這兩句話是概括了全部歷史哲學,也概括了人類的行為哲學。人若真能修養到“不遷怒,不貳過”,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孔子再三讚歎顏回,是有他的道理。

譬如我們說“怨天尤人”,就是遷怒的一例。一個人到了困難的時候怨天,這是普通的事。說到“怨天”,如韓愈所說的,一個人“窮極則呼天,痛極則呼父母。”這是自然的現象。又如司馬遷《史記》中對《離騷》的評論:“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澹,未嘗不呼父母也。”這裡所指的“窮”,並不只是沒有錢了才叫作“窮”。一件事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就叫作窮。此時往往情不自禁地會感歎:“唉!天呀!”身上受了什麼難以忍受的痛苦,往往就脫口而出:“我的媽呀!”這是一種自然的反應。人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心理上就逃避現實,認為這是上天給我的不幸。“尤人”,就是埋怨別人、諉過於人,反正是“我沒有錯”。古時平民文學中有一首詩說:“作天難作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行人望晴農望雨,採桑娘子望陰天。”像這樣,天作哪一種天才是好天呢?作天都難作,何況作人?所以一個人為朋友效力,受人埋怨,是難免的。尤其領導的人,受人物議,更是必然。所以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句話也就是包含了要我們傚法天地廣大包容的氣度。

至於“不貳過”這層修養,比起“不遷怒”的操守,那是更深一層的功夫了。

下面文章氣勢再轉,更見《論語》編排之曲折而隱含條理之妙。

周富濟貧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子華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歲。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這時孔子大概在當政。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學,他因為公西赤還有母親在家,於是就代公西赤的母親請求實物配給,也就是請撥一筆安家費。孔子說,好,給他一釜。“釜”是古代度量衡的單位,六斗四升為一釜。這是米谷的成數,數量不多,所以冉求為他“請益”。冉求為同學說話了,老師,一釜少了一點,給他增加一些吧!於是孔子說,好吧!加給他一庾。庾是古代容量的單位,十六斗。等於說孔子原來給他五萬元,現在又增加了八萬。大概當時冉求是在孔子那裡當總務,“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了同學,不管孔子的意見,另外自己一批給了五秉。當時十六斛為一秉,現在來說,數字相當大,好像一下子給了三五十萬了。事後,孔子知道了,但是並沒有責怪冉求;這也是一種教育。當然現在做官就難了,以前做官,講情、理、法,除了法律以外,還要合理、合情。不像現在的時代精神,以法治為主,專講人事法規與人事管理,往往無法兼顧情理。冉求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孔子如果專講法令,那冉求是不對的,很可能要撤職查辦。但是孔子沒有追究,他始終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意思是對學生們說,你們要知道,公西赤這次出使到齊國去,神氣得很;坐的是第一流的交通工具,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裝。等於現在西裝幾十套,皮箱幾十口。他有這許多置裝費,額外津貼,盡可以拿出一部分來給他媽媽用。我們幫忙別人,要在人家急難的時候幫忙人家。公西赤已經有了辦法,再給他那麼多,不是成了錦上添花嗎?這是不必要的。這也就是所講“求人需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的道理。

不過我們經常會感覺到助人是件很難的事,這牽涉到社會心理問題。比如有一個朋友,又窮又病,於是替他找些朋友出錢治病。同樣是這人的事情,去找了一位朋友三次,第四次以後,就要找別的朋友了。有時為了周人之急,我們可以要求別人:“再來一次!”但別人的答覆說:“今天實在不行。”我們也許可以勉強的說:“這一次算我要的!”這就等於硬上了。但是某人一死,朋友們又很熱心地出錢出力幫忙買棺材了。有時候碰到這種情形,真使人有很大的感慨,也感覺很奇怪。當某人生前有急難的時候,替他奔走,找人幫忙還不大順利。而他死了以後,大家又這樣踴躍幫忙,同情他,可憐他窮病得死了。這種心理用在某人生前多好呢?把準備給他死後買棺材的錢,在他生前多出一點醫藥費好不好呢?這都要仔細思量。所以說,道德行為,又該怎樣講呢?研究下來,還是應該“濟人須濟急時無”,比較重要。孔子說“君子周急不繼富”,已經有了的人,就不必再給他了。

從公西赤的事件看起來,好像孔子當主管時,對於財政的管理是比較緊縮的。但是接著這一節書連下來,便講到另一件類似的事情,證明孔子對於財務並非慳吝。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名憲,字子思,孔子的學生。他在孔子過世以後,就辭官歸隱江湖。子貢後來相衛的時候,因為很佩服他,特別去看他,結果被他刮了鬍子。子貢去時,排場很大;原憲故意裝扮成一個鄉巴佬,穿了破舊的衣服會見子貢。見面以後,子貢說:“你生病了吧?”原憲說:“我沒生病。我沒有錢,只是窮;學道而不成,才是病。像我這樣子是窮,而不是病。可是你學了夫子之道,看你今天這個神氣、派頭……。”雖然把子貢弄得下不了台,不過由此也可見原憲的俠義氣概。孔子當政時,“原思為之宰”,這個“宰”是家宰,以今天的職務來說,相當於總務。孔子“與之粟九百”,這個九百的數字,到底有多少,無法考據,總之很多。“辭”,他不要那麼多,希望減掉一點。但是孔子說,你不要推辭,你用不完可以周濟那些貧窮的親戚、朋友。

這一節是記載孔子出仕當政時,兩個不同的態度。公西赤外放當大使,同學幫忙,要求多發一點安家費,孔子認為並不需要;而原憲經濟狀況較差,當他為孔子當總務的時候,孔子把他的待遇提得特別高。原憲不要,孔子卻反而勸他收下。從這個故事,我們看到孔子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風範。除了是長官的身份之外,還身兼父母、師長之責,隨時以生活中的事例來教育學生,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所該傚法其教化精神的重點之處。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由此又講到對仲弓的直接教育。仲弓就是冉雍,本篇的主角,孔子最得意的學生之一。本篇第一句話,孔子就說他有當皇帝的才具——“可使南面”。前面我們曾經介紹過仲弓貧苦的出身,他父親當時的名譽也並不高明,大概各方面都很不如意。但這做兒子的,卻才德出眾。因此孔子全力提拔這個學生,給予特別培養。

子謂仲弓曰:犛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

他勸冉雍心理上不必有下意識的自卑感。“犛牛”是一種雜毛牛的名稱。現代畜牧中,荷蘭來的雜毛牛算是好品種。但在古代這種雜色的牛,除了耕種,沒有什麼其他的用途。尤其在祭祖宗、祭天地等莊嚴隆重的典禮中,一定要選用色澤光亮純淨的牛為犧牲。但這條雜毛牛卻生了一條赤黃發亮,頭角崢嶸的俊美小牛。雖然雜毛牛的品種不好,但是只要這頭小牛本身條件好,“雖欲勿用”,即使在祭祀大典中,不想用它,“山川其捨諸?”山川神靈也不會捨棄它的。山川在往古和春秋時代,有時代表神祇。在這裡,孔子是說天地之神,也一定啟示人們,不會把有用的才具,平白地投閒置散的。這也是告訴仲弓,你心裡不要有自卑感,不要介意自己的家庭出身如何,只要自己真有學問,真有才具,真站得起來,別人想不用你,天地鬼神都不會答應的。

上面講了冉雍的才,下面就提到顏回的德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這個仁字是講內養的境界,是前面《裡仁》篇所講的仁之體。也就是孔子告訴曾參的“吾道一以貫之”的仁的境界。這方面目前還沒有加以說明,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解說仁的修養。現在我們把“仁”的問題暫時擱一下。孔子說顏回能把仁的境界一直保持上三個月。至於其他同學們,只是偶然地“日月至焉”而已。或是一天有一次仁的境界,或是幾天有一次,或者一個月有一次,現在我們姑且不談這個“仁”的修養,先反過來體會一下自己的情緒:我想大家都有這種經驗,心情好的時候,即使碰到問題,碰到困難的事,心情也是非常好,不會受到外境的干擾。但是好景不常,情緒壞時,芝麻綠豆的事都會惹得一肚子悶氣。要說連續三個月不冒一點火氣,這步修養已經難得了,更何況“三月不違仁”。由此,我們不難瞭解為什麼孔子一再讚歎顏回這個得意門生了。

講了內在的修養以後,下面講到外用。

各有千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魯國的大夫、權臣。有一天向孔子打聽他學生的才幹。孔子一一作答。由此我們可看出這些學生們的性格,同時也可看出孔子認為從政所必備的學養。季康子首先問起有軍事統帥之才的子路,是不是可以請他當政?孔子說子路的個性太果敢,對事情決斷得太快,而且下了決心以後,絕不動搖。決斷、果敢,可為統御三軍之帥,而決勝於千里之外。如果要他從政,恐怕就不太合適,因為怕他過剛易折。

季康子接著問,請子貢出來好不好呢?孔子說,不行,不行。子貢太通達,把事情看得太清楚,功名富貴全不在他眼下。聰明通達的人,不一定對每件事盯得那麼牢。比如說桌子髒了,擦一下好不好?通達的人認為擦不擦都是一樣,因為擦了又會髒,不擦也可以。如果有人說一定要擦,通達的人說擦也可以,擦了總比較乾淨,那擦就擦吧!總之,把事情看得通達,像這樣的人,往往可以做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因為他有超然的胸襟,也有滿不在乎的氣概。但是如果從政,卻不太妥當。也許會是非太明而故作糊塗。

說到這裡,想起一個笑話。當然在正史上是沒有這段記載的,只是一個笑話。傳說孔子周遊列國,被困在陳蔡之間。有一天學生出主意,說大家太餓了,前面有一大戶人家,去借點米來。最初是子路自告奮勇前去敲門。出來一位老頭子,問起是孔子的學生來借米,於是寫個字叫他認。認出了,不必借,免費招待全體師生的食宿,如果認不出,一粒米都不借。子路一想,我們跟夫子專門學文學,還有什麼問題。於是滿口答應了這個條件。老頭子就寫“真”這麼一個上“直”下“八”的字讓子路認。子路看了後說:“這是真字嘛。”老頭子聽了,把門一關說:“你回去告訴你老師,不借。”子路納悶地回來報告孔子,孔子聽後對子路說:“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這個年頭,飯都沒得吃,你還‘認真’幹嘛?”子夏聽了,便自告奮勇再去借米。到了那家,自我介紹是子路的同學,也是孔子的學生。那個老頭子還是寫先前那個字給子夏認。子夏心想,剛才子路吃了癟,於是答一個反義字,對老頭子說:“這是‘假’字嘛!”老頭子聽了把門一關說:“你更不行。”子夏回來把經過一講,孔子聽了歎道:“你這個人真糟糕,作人有時候也要‘認真’的呀!”

這就是說兩邊都做得通,表面看來,就稱為達者。談到這裡,同時又想到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達”的一字範圍。當時五斗米的數字很大,等於現在一萬上下的月薪。可是陶淵明不幹,回家去了。不過只有他才做得到。過去,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不幹,不幹,回家去吃老米飯!”現在我們都離開了家鄉,到哪裡去吃老米飯?別說五斗米,哪怕一斗米我們都會折腰。折腰就是行個禮,鞠個躬嘛!不是真把腰折斷了,半斗米都干。試看陶淵明《歸去來辭》,他門前可以栽五柳,起碼要五十多坪地,拿到現在可以蓋棟四層樓,還可以發筆財。我們現在在工業社會裡做個小市民,房子是租來的,前面連一棵芭蕉都種不下,不要說五柳了。他說“攜幼入室,有酒盈樽。”過去在大陸上的人家,自己釀得起酒的,起碼是中產階級的家庭了,他當然可以在家吃老米飯。“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試看他的房子,空地有多大,好像是台北市的新公園一樣,竟有三條大路都荒蕪了。種竹賣筍也可賣他幾千塊錢一個月,他當然不為五斗米折腰。由此可見,陶淵明是有資格作個通達的達人。

所以孔子說子貢通達,但是達者不一定肯從政了。

季康子再請教冉求是否可以從政。孔子說,冉求是才子、文學家。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名士氣味頗大,也不能從政。

換句話說,如果把他們三個人湊合起來,不愧是大政治家的材料。為什麼呢?具有剛毅果敢的精神,這是子路的長處;但還要有寬大的胸襟,也就是所謂任勞任怨的氣度,這就要子貢的達。任怨尤其難;當一個計劃、一個政策沒有實施以前,如有人罵你混蛋時,只好低下頭讓他叫罵,等做出成果再說。當然,真做成混蛋就要命了。同時要見聞淵博,知識豐富,多才多藝。這“果、達、藝”三個簡單的字,包括了那麼多,由此可見政治家還須兼備藝術家、詩人的修養才行。

從另一面看,季康子問到這三位學生,孔子都不放行,也是因為季家當時在魯國為權臣,氣勢囂張跋扈,孔子不願讓自己學生去插上一腳。當然在學生這方面也不會願意去。所以他故意推辭掉,雖然所講的都是事實,但是如果說他們不能從政,卻也不盡然。子貢後來相衛,每次主政,國際局勢就擺平了。當時時代之亂,比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子貢有這樣的才具,而孔子為什麼硬說他不行呢?實際上是孔子當時看這些學生都可以獨當一面,無奈季康子這個老闆不對路,所以連一個都不讓他去。說句老實話,在學問上講,一個從政的人,對於這三種人的才具都需要。第一性情要養得通達,胸襟不可那麼狹隘,不要有一點事就想不開,一句話就放不開,否則成就就太有限了。其次要處事果決、剛毅,下了決心,又能堅定不移,才不會受環境的影響。第三要多藝,樣樣都知道。政治生涯很痛苦,生活枯燥無味,比科學家還痛苦。每天接觸的,都是痛苦煩惱的事,都在是非中討生活。這個對,那個不對,老張來說老楊,老楊又來說老李,幾乎沒有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自己要有藝,胸襟有超然的修養。我有一個做醫生的朋友,每天接觸到的都是痛苦的病人,看到的是愁眉苦臉,聽到的是痛苦的呻吟,乃至呼天搶地,喊爹叫媽的聲音。所以他一下班以後,回家就從事繪畫,幾十年下來,他那種半中不西的畫,意境很高,許多名畫家,都非常佩服。想買他的,他不肯賣,於是向他要一張,他說送一張還可以,立即落款送一張。這是講藝的價值,所以從政還要有文學的修養、藝術的情操。

爵祿不能移——閔子騫

上面說明了學問與從政的關係;下面則說到閔子騫不為費宰。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季家找孔子第一流的學生從政,他們當然不會幹。於是他私底下來拉一個人——閔子騫,孔子的學生,名損。是一個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就有他。比孔子少十五歲,年紀比別的同學大一點。季家請他去當“費”這個地方的行政首長。當時“宰”的官職,比之現代,講小一點大約是縣長、行政督察專員;講大一點,就是請他當省主席了。閔子騫聽到了,就告訴傳話的人說,您好好替我辭掉他,我不會做的。而且,如果有第二個人再來對我說這件事,對不住,那時候我出國去了——已經過了齊、魯兩國交界的汶水了。也就是說如果一定再來逼我作這個官,我立刻就走,離開魯國。

從這一節記載,我們知道:第一,閔子騫是有名的孝子,他的人品德行非常好。第二,當時他對官位、功名、富貴看得淡如浮雲。人家要他作官,反而會把他逼走了。第三,當時魯國上下的知識分子,對魯國的權臣季家,沒有一個滿意的,不願意做他的官,尤其是孔子這一些學生。但是有一個人在那裡做事,那是冉有。有關季家的事,有時孔子就找冉有。

講了這幾段,老是講這一類的事,未免太單調。到此文章有了起伏,又由絢爛歸平淡,下面編進了另外幾個人的事,雖平凡,而意義深遠。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的學生,姓冉,名耕。他有病,孔子親自去看他,孔子待學生有如自己的子女一樣。孔子在南面的窗子外,伸手拉住他的手,感歎說,他快要死了,真是命運,這個人,為什麼生這種病!這個人,為什麼生這種病!重複了兩句,無可奈何地走了。

這節很簡單。但是伯牛究竟生的什麼病?不知道。到了後世及近代,有人特別指出這一段。有一派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說是肺病,會傳染,孔子怕傳染,所以不進去,在窗子外握到他的手問病。又有人講不是肺病——十九世紀威脅人類的才是肺病;二十世紀威脅人類的是癌症;我想二十一世紀一定會是精神病。這話是真的,精神病將來會越來越嚴重,現在已經開始了。物質文明雖進步,給人類帶來許多生活的方便,並沒有為人類帶來幸福,只是帶給人類更多心靈上的痛苦。這種痛苦的結果,將來又導致心理變態、精神分裂而至於現在已開始增加的精神病。這是閒話,順便帶過。又有些學者說伯牛得的是麻瘋病,所以孔子不敢去碰他。那麼學生想辦法,讓孔子握了他一隻手,在外面感歎,啊!為什麼得了這個病呢?這是什麼病呢?不知道嘛!當然沒有人講這是花柳病,因為在明朝以前,中國醫書上的記載,沒有這種病。這是後來從外國進來,在古代中國醫學稱“廣瘡”,因為這種花柳病是廣東進口來的,而廣東是與外國接觸最早的通商口岸,由此證明花柳病是外國來的。這幾種病都不是,那麼到底是什麼病呢?不知道。那麼這篇書,對於這種問學生的病,重複了兩句,有什麼了不起呢?戰國時候,吳起在魏國為將,他的士兵屁股上生瘡,吳起這位大將軍、總司令,居然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吳起如此作為是手段,孔子如此做,則出於仁慈。

李斯的老鼠哲學

講到吳起,順便講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

我們都知道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寫了篇心得報告《大學》。曾子傳道給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又寫了篇心得報告《中庸》。子思則傳道給孟子,孟子不錯,寫了不少論文。至於荀子,也有一部著作傳世,但到底有點摻水了。而且他的學生出了幾個半吊子,像李斯、吳起這些人便是例子。

就李斯來說吧!我們如果講政治哲學史,李斯的哲學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叫他是老鼠哲學。什麼是老鼠哲學呢?先要瞭解人類思想與歷史演變有絕對關係,我們只要翻開《史記》一看《李斯傳》,就可知道李斯的老鼠哲學了。李斯少年時跟荀子唸書,他當時很窮,時代到了孟子以後的戰國末期,人都現實了。世界越亂,人心越現實;國家社會安定了,仁義之心、道德之行才比較常見。李斯的思想,後來影響秦始皇,就是被現實所困而來。他有一天上廁所,不是現在的抽水馬桶,是古時農村社會的大糞坑。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塊木板,人就蹲在板上大便,謂之蹬坑。這種糞坑,更重迭遠望如高樓。坑深的,大便落坑,時間長,聲音大,每把偷糞吃的老鼠驚嚇逃散。一天,李斯這個窮小子蹬坑,看到糞坑老鼠,又小又瘦,見人驚逃的倉皇樣子,十分可憐。後來又看到米倉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見人來,不但不走避,反而瞪瞪眼很神氣的樣子。李斯覺得很奇怪,仔細一想,結果給他悟出一個現實的道理來了。原來又瘦又小見人就逃的老鼠,是無所憑藉;而又肥又大見人不避的米倉老鼠,是有所憑藉的。分別在此而已。憑藉,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錢之類。李斯悟出道理以後,於是向老師荀子報告,不要讀書了。荀子問他不讀書要去幹什麼?他說要去遊說諸侯,求功名富貴。荀子說,你還不行,學問還沒有成就。李斯說,人窮到飯都沒得吃,還去講什麼學問道德?這像什麼話!老師一聽這種話就說,你這個學生這種思想真糟,你去吧!就這樣把李斯開除了。結果李斯碰到秦始皇這樣一個混蛋,兩個搞在一起,於是把一個國家搞得民不聊生。“鼠目寸光”,只搞老鼠哲學注重現實,不知仁義道德為何物的結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後,李斯也自家難保。所以在他父子臨刑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此時要想和你牽黃犬出東門也不可能了。”

李斯搞老鼠哲學,為什麼會被他弄成功呢?這就要看當時的環境。春秋戰國三四百年動亂下來,民窮財盡,不止經濟上貧困,人才也都完了。真正人才的培養,總要百多年來的安定社會才行。不談別的,就說溥儒的畫吧!人家說真好,別無第二人。我說你認為溥儒的藝術好,但可知他成本多大?滿清以孤兒寡婦率領了兩三百萬人入關,三百年來稱帝,在宮廷裡就培養了這樣一個藝術家。你說成本多大?譬如李後主的詞好。當然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真好!但成本多大?一個萬乘之尊,玩掉了一個國家,才寫出這樣的詞。別人的確寫不出,在氣魄上,沒當皇帝的人,硬寫不出那種境界。如果是個窮小子站在西門町的大街上,可能便寫“車如流水馬如龍,口袋太空空。”所以說一個國家的人才,要幾百年社會安定的文化才能培養得出來。但戰爭一來,又都光了。因此到了戰國時代,只有蘇秦、張儀這兩個半吊子的同學,玩弄了天下。他們是當時的驕子,如果把春秋時代的子貢、子路這班人才,來與蘇秦、張儀相比,子貢、子路一定連正眼都不看他們。可是到了戰國末期,像蘇秦、張儀等的人才,也過去了,如李斯這些人居然也出來旋乾轉坤,大擺烏龍了。由此可見當時人才之荒的嚴重。歷史是要這樣看、這樣讀的。不能光讀故事,要把環境、地理,一切搞清楚才能瞭解。到了漢高祖、項羽出來的時候,人家說漢高祖是流氓出身。那時候,沒有什麼流氓不流氓,四百多年戰爭打下來,再給秦始皇、李斯兩個傢伙一搞以後,根本天下人個個都是如此,又豈只是漢高祖?文化的重行建立,是在漢文帝、漢武帝的時候,其中有近百年空檔,幾乎可以說沒有文化,所以漢文、漢武對於文化整建的功勳,的確是可圈可點的。

吳起也是荀子的學生,同樣是沒有畢業的,都是書不要讀了,追求現實名利的角色;這就看出當時文化演變的衰退情形。吳起後來當大將,有個士兵生瘡,吳起用口替他吸出膿血。這一來,士兵的母親哭了,他說孩子的父親當年生瘡,吳大帥也是這樣待他,所以為吳大帥賣了命;如今又對我兒子這樣,這條命又要賣給吳大帥了。

我們為什麼說到這些,是因為這節書引起的。我們現在再回到原文:找不出伯牛的病在什麼地方,而孔子在伯牛臨死之前,還來握握手,看他一下。看他一下這件平常的事,卻慎重地把它記載下來,編在《論語》裡。可見平凡中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伯牛的病,是個很大的疑案。我們暫時把它保留在這裡,等到以後再來討論。至少有一個字,我們可以在這裡討論:“亡之,命矣夫!”的“亡”,在古人的解釋,認為孔子當時握著他的手,很悲傷地感歎,他得了絕症,這真是命!但是我的看法,古文中“亡”字往往與“無”字相通。拿白話文來解釋,是孔子很傷感的說,命真不可信嗎?真沒有命運嗎?意思也是說像這樣好的人,怎麼會這樣短命?

不在愁中即病中

我們在中國文學裡,對於人生常有“貧病交加”的悲歎。現在上面說的是一個人的病,下面便要說到一個人的貧。世界上貧病交迫的人太多了,這是我們應該用心致力的地方。所謂行仁道,就是要從社會整體的環境來均富。拿現在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要達到全民的富強康樂。

有一個朋友,過去地位很高,也是部長級的,現在有七八十歲了。前兩個月碰面,看他氣色很好,相逢便問年,他很風趣的說:“我是望八之年”。他來個諧音答話,自我幽默一番。這位朋友,現在蠻窮的,他常說人世上的兩個字,自己只准有一個字,決不許同時擁有兩字。什麼字呢?“窮愁”兩字。凡“窮”一定會“愁”,窮加上愁就構成窮愁潦倒。他雖然已到望八之年,因為只許自己窮,絕不再許自己愁,所以能“樂天知命而不憂”。他真的做到了,遇見知己朋友,仍然談笑風生。另外一個人還告訴我關於他的故事說:某老還是當年的風趣。他雖然窮,家裡還有一個跟了他幾十年當差的老傭人,不拿薪水,在侍候他。有一天,他寫了一張條子,叫老傭人送到一個朋友那裡,這個朋友知道他的情況,又是幾十年的老交情,他有條子要錢,當然照給。這一天他拿了一千塊錢,然後到一家飯館,吩咐配了幾樣最喜歡的菜;身上的香煙不大好,又吩咐拿來一聽最喜歡抽的英國加立克牌的高級香煙。一個人慢慢享受,享受完了,口袋裡掏出這一千元,全部給了茶房。茶房說要不了這許多,要找錢給他,他說不必回找了,多餘的給小費。其實連那聽外國香煙在內,他所費一共也不過三四百元。茶房說小費太多了,他仍說算了不必找了。他以前本來手面就這麼大,賞下人的小費特別多,現在雖窮,還是當年的派頭。習慣了,自己忘了有沒有錢。所以朋友們當面說他仍不減當年的風趣,他聽了笑笑說,我就要做到這一點,兩個字只能有一個。窮歸窮,絕不愁,如果又窮又愁,這就划不來,變成窮愁潦倒就冤得很。社會上貧病交迫的人很多,要想心理上不再添愁,這個修養就相當高了。

本篇上文提到伯牛的病,下面就提到顏回的窮。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這幾句話看起來非常簡單,但是要自己身體力行,歷練起來,就不簡單了。孔子第一句話就讚歎顏回,然後說他的生活——“一簞食”,只有一個“便當”。古代的“便當”就是煮好的飯,放在竹子編的器皿裡。“一瓢飲”,當時沒有自來水,古代是挑水賣,他也買不起,只有一點點冷水。物質生活是如此艱苦,住在貧民窟裡一條陋巷中,破了的違章建築裡。任何人處於這種環境,心裡的憂愁、煩惱都吃不消的。可是顏回仍然不改其樂,心裡一樣快樂。這實在很難,物質環境苦到這個程度,心境竟然恬淡依舊。我們看文章很容易,個人的修養要到達那個境界可真不簡單。乃至於幾天沒飯吃,還是保持那種頂天立地的氣概,不要說真的做到,假的做到,也還真不容易。顏回則做到了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難怪孔子這麼讚歎欣賞這個學生。三千弟子只有他做得到這個修養,而他不幸三十二歲就短命死了。近代人研究孔孟思想的,認為顏回是死在營養不良。雖然是一句笑話,但是大家對營養還是要注意到才對。

學問的鴻溝

說到這裡,峰迴路轉,又轉出一個高峰。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這節文字,就是說冉求有一次對孔子說,老師!你不要罵我們,老是說我們不努力。我們對於你的學問非常景仰,只是我們做不到,力不能及。孔子說,你這話錯了。做了一半,無法克成其功,這是力量不足的緣故。可是你根本還沒有開始做,怎麼知道無法做成呢?“今女畫”,並不是說“你學畫去了”,是說你冉求,自己把自己劃在一個界限內。孔子的意思說,你不管做不做得成功,只要你肯立志,堅決的去做,做到什麼程度算什麼程度,這便是真正的努力。現在你自己劃了一個界限,還沒開步走就先認為自己過不去,這不是自甘墮落嗎?

接著就講到真正的作學問,孔子說要作到什麼程度呢?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先談什麼叫“儒”?這個中國字,根據《說文解字》的另一種解釋:“儒”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邊加一個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們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則是人類需要他,社會當中不可缺少的人,這就是“儒者”。我們都稱孔孟思想為儒家學說,但是究竟要什麼樣子才能叫“儒”呢?孔子在這裡提出來分為兩種:一種叫君子之儒,一種叫小人之儒。如果再進一步參考《禮記》中的《儒行篇》,便有很多儒者類型的標準。一個儒者應當有怎樣的行為,他的作風以及人格的規範,在《儒行篇》中,說得很清楚,也包括孔子在這裡所提兩種儒者之一的君子之儒行。

我們現在來說,什麼叫小人儒?書讀得很好,文章寫得很好,學理也講得很好。但除了讀書以外,把天下國家交給他,就出大問題,這就是所謂書獃子,小人儒。所以處理國家天下大事,不但要才德學三者兼備,還要有真正的社會體驗,如果毫無經驗,只懂得書本上那一套,拿出來是行不通的;不知道天下事的現實情況就行不通。比如說,這兩天美國總統到了中東,他在那裡講些什麼?知不知道?如果說報紙上有新聞;報紙上登的,和原有的真話,不知相差多遠。根據報紙你就可以評論天下事,這是書獃子之見。君子之儒有什麼不同?就是人情練達,深通世故。如前面所講的,子路的“果”,子貢的“達”和冉求的“藝”,都具備了,那就是“君子儒”。

知人之明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五歲,姓言名偃。他出去做官,在武城這個地方為“宰”——首長。回來看老師,孔子問他在地方上得到人才沒有?講到這句話要注意,從歷史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非常重視對後輩的培養。尤其在漢唐,對地方的人才,都經過慎重的選拔,並且視選才為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子游這個學生來看他,孔子的第一句話,就問他在地方上發掘到人才沒有。因為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代都要人才。所以孔子第一句話就問這個問題。子遊說:“有個澹台滅明。”號子羽,比孔子少三十九歲,相貌很難看。中國人常用孔子一句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便是指此公的故事。在這以前他曾見過孔子,我們這位老夫子,這天不知道什麼事情心情不好,看見這個年輕人怪難看的樣子,並不太注意他,這位年輕人沒有好久就走了。不過他還是願意做孔子的學生,學問非常好,後來成為不得了的人物。歷史上記載:在南方,他和他的弟子們名動諸侯。他到哪裡,各國元首都歡迎他。而且他還帶有點英豪俠氣。子游在武城發現了,又介紹給孔子。所以孔子後來感歎“人不可以貌相”,以外形去判定一個人才,往往會有失誤。孔子自己承認錯了。錯了就錯了,孔子非常勇於認錯。

子游向孔子報告,找到了一個叫澹台滅明的人才。此人“行不由徑”——這句話照古人的解釋,是說走路絕不走小路。如比之現在的情況,不走小路,難道走大馬路?不被汽車壓死才怪——子游又說他從來沒有到我房子講過私話。對於漢代以來“行不由徑”解釋為“不走小路”的說法,(朱註:徑,路之小而捷者。)我不同意。古時候“徑者道也”,並沒有說必是小路,人光走大路,不走捷徑是笨蛋。難道是瞎子,小路不敢走,怕跌倒?那麼什麼叫“行不由徑”呢?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澹台滅明後來帶了弟子,在南方一帶,遊說諸侯,名動公卿。他到哪裡,各國元首都對他重視。這個人有江湖豪氣,“行不由徑”是說他行事從表面看來,有時不依常規,不循常道,有點滿不在乎的味道,有如子貢那個“達”字的道理一樣。因為他“行不由徑”,所以孔子對他也看走了眼。言偃在這裡講他“行不由徑”,表面看來有違常規,但是他又發現澹台滅明還有一個很大的長處——很講義氣,絕對無私,不是為了公事,從來不到子游的房裡來。因此,我認為“行不由徑”四字,當作此解。但我這個說法,也是“行不由徑”的。此舉實在並非故意,因為發現這裡面有些混淆不清,只好套用孟子一句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功成身退

這一篇上面都是講學生的故事;下面是對當代一些人物的評論,說明待人處世的學問之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是魯國的大夫。在魯哀公十一年這個階段,當時魯國有難,作戰的時候,孟之反為統帥之一。孔子學生冉有也參加戰役為統帥。孟子反怎樣的不伐呢?有功而不驕矜,不宣揚叫不伐。古代“伐”與“矜”這兩個字常常會連在一起用。“矜”是自以為高明;“伐”則為有功、有才,而自我誇耀。“奔而殿”,是說他在這次戰役中打了敗仗,撤退時他走在最後,拒敵掩護撤退。我們知道歷史上記載,魯國那一次是打了敗仗。學軍事的人就知道,打勝仗容易,打敗仗難。軍事中的作戰計劃是有兩套的;這兩套計劃分門訂立。假如當統帥的作打勝仗的計劃,參謀長便應當另作打敗仗的計劃,然後兩套計劃配合起來運用。或者參謀長作打勝仗的計劃,但統帥就不能再作打勝仗的計劃,否則萬一敗了會很慘。戰爭不是勝就是敗,但一個人又計劃勝仗怎麼打,又計劃敗仗怎麼打,心理上也成問題。當然,有特殊的將才不在此限。中國歷史上打敗仗最有名的軍事家應該算是諸葛亮,他六出祁山,每次撤退,一兵一卒都不會少,是古今以來,安全撤退成功的戰略家。

在戰場上打了敗仗,哪一個敢走在最後面?就是平常走夜路,膽小的也先跑了,怕後面有鬼。打敗仗比這還可怕。孟之反則不同。“奔而殿”,叫前方敗下來的人先撤退,他自己一個人擋在後面。“殿”便是最後的意思。“將入門”這句,是說孟之反由前方撤退,快要進到自己的城門時,“策其馬曰”,他才趕緊用鞭子,抽在馬屁股上,超到隊伍的前面去。然後告訴大家說:“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他說,不是我膽子大,敢在你們背後擋住敵人,實在這匹馬跑不動,真是要命啊!

孔子認為像孟之反修養到這種程度,真是了不起。這一節,我們有兩點要瞭解。第一點,歷史上每一戰爭下來,爭功爭得很厲害,同事往往因此變成仇人、冤家。尤其在清朝時候,有些人奪取了功勞,還把過錯推給別人。因此引起內部的不平。太平天國的失敗,就是由諸將爭功所致。第二點,由此可知魯國當時國內的人事問題太複雜,但孟之反的修養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間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還自謙以免除同事之間彼此的嫉妒。

《論語》所以要把這一段編入,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時代人事紛爭之亂的可怕。實際上,人事紛爭在任何時代都是一樣的。很坦白地說,在一個地方做事,成績表現好一點,就會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擠;成績不好呢?又太窩囊。人實在不大好作。當時魯國人事上也是這樣情形,孟之反善於立身自處,所以孔子標榜他不矜不伐。同時以另一個觀點來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間無謂的妒忌,以免損及國家。古人說:“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像李陵與蘇武的故事便是如此。當時李陵孤軍作戰,友軍各懷忌心不來相救,因此被逼到投降了。司馬遷為這件事向漢武帝力爭,他說李陵之投降是被逼的。友軍嫉妒他,不支援他,他一人帶了五千士兵,孤軍深入絕域,最後拼得剩下十餘個人,還在奮勇拒敵,這怎麼能責怪他呢?結果漢武帝發了脾氣,司馬遷受了宮刑。後來蘇武回來,就寫信勸李陵回來,李陵回信說,叫我怎麼回去呢?回去以後,那些專門根據人事法規辦案的人,東挑剔,西挑剔,挑剔得沒完沒了。我將無法辯白,實在受不了。前方作戰受苦,回來碰到那些自以為懂法的專家,雞蛋裡挑骨頭,一個字錯了就會有罪,這叫人怎麼受得了?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便是此意。

講到這裡,同時想起漢高祖大將周勃的故事。他功勞很大,到文帝時,出將入相,萬人之上,一人之下。後來因事坐牢,而那個監獄的管理員,叫他坐就得坐,叫他站就得站。周勃不免感歎當年統兵數十萬,一呼百諾,那種威風之神氣。無奈進入監牢,受盡了窩囊,也只好歎息說:“今日方知獄吏之尊!”

講孟之反為什麼要說到這些?這便是讀書不要讀死書,要把書讀活了。讀《論語》是要懂得如何作人做事,並不是為了應付考試。

聖人也有牢騷嗎?

接下來,說到孔子對於時代的感歎。我們經常批評人家發牢騷,其實,這也是人情之常。雖然有時候歷史上看到發牢騷而獲罪的事,但人人都有牢騷,發出來還好一點,不發出來更糟糕。孔子偶爾發發牢騷,也並不為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先說祝鮀,鮀是人名,字子魚,有口才,是當時衛國的大夫。祝是當時的官名,管宗廟、國家祭祀的官,他的資料,在《左傳》魯定公四年“祝鮀長衛於蔡”中有詳細的記載。“宋朝”是宋國的公子,公子是世襲的官名,所謂“世家公子”,他的名字叫朝,長得很漂亮。孔子說,假使一個人沒有像祝鮀那樣能言善辯好口才,雖然長得像宋公子朝那麼帥,可是在這個社會上,還是吃不開,行不通的。所以時代變亂中的人物,不但人要帥,還要有口才。在現代社會上說來這還不夠,還要有財。這是孔子對當時時代社會變亂中的感慨,我們也可以當他是牢騷吧!

我們要瞭解,孔子對當時的社會有些感歎,在孔子以前難道就都是好的?不!也是一樣的。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造成的種種煩惱,千古一律,不但中國,外國也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要以為古代蠻好,現代卻差了。後代的人看我們現在,還認為比他們好。這是世道人心,千古以來一樣的道理。所以我們念古書,並不是要退回去作古代的人,主要的是要懂得如何作今天的人。

上面看孔子發了一頓牢騷,他向現實低頭了沒有呢?他始終不低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雖然對時代那麼感歎,但是他認為還是要走正道才對。一個君子不要對現實低頭,最後的勝利,最後的成功還是歸於正道的。他舉例說“誰能出不由戶?”大門裡的門為戶。他說哪一個要出外的人,能夠不經過門戶出去呢?出了門才走上正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走邪門,行左道,終歸曲折而難有結果。

這一段,也是說人一定要有作人的標準。儘管許多人,不走正道而得意一時,最後還是有問題。不過許多人還是只顧目前,不顧自己的後果。雖然我們看到不少人作惡多端,卻仍然安享天年,但是這筆帳終歸有來世結算的。

百無一用是書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是樸素的本質;“文”是人類自己加上去的許多經驗、見解,累積起來的這些人文文化。但主要的還是人的本質。原始的人與文明的人,在本質上沒有兩樣。餓了就要吃飯,冷了便要穿衣,不但人類本質如此,萬物的本質也是一樣。飲食男女,人獸並無不同。但本質必須加上文化的修養,才能離開野蠻的時代,走進文明社會的軌道。

所以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完全順著原始人的本質那樣發展,文化淺薄,則流於落後、野蠻。“文勝質則史”,如果是文化進步的社會,文化知識掩飾了人的本質,好不好呢?孔子並沒有認為這樣就好,偏差了還是不對。文如勝過質,沒有保持人的本質,“則史”。這個“史”,如果當作歷史的史來看,就是太斯文、太酸了。我們要拿歷史來對證:中外歷史都是一樣,一個國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後,國勢一定漸漸衰弱,而藝術文化,卻特別發達。藝術文化特別發達的時代,也就是人類社會趨向衰落的時候。如羅馬鼎盛時期,建築、藝術、歌舞等等隨之漸漸發展,到了巔峰時期,國運即轉衰微了。所以孔子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兩樣要均衡的發展。後天文化的熏陶與人性本有的敦厚、原始的樸素氣質互相均衡了,那才是君子之人。

整個國家文化如此,我們個人也是如此。所以我有時也不大喜歡讀書太過用功的學生,這也許是我的不對。但我看到很多功課好的學生,戴了深度的近視眼鏡,除了讀書之外,一無用處。據我的發現是如此,也是我幾十年的經驗所知,至於對或不對,我還不敢下定論。可是社會上有才具的人,能幹的人,將來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並不一定在學校裡就是書讀得很好的人。所以功課好的學生,並不一定將來到社會上做事會有偉大的成就。前天在×大考一個研究生,拿碩士學位,很慚愧的,我忝為指導老師。還好最後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過了。這個孩子書讀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點也不行,連一個車子都叫不好。書讀得好的,一定能救國嗎?能救國、救世的人,不一定書讀得好。假定一個人書讀得好,學問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算是一個人才。

所以我常勸家長們不要把子弟造就成書獃子,書獃子者無用之代名詞也。試看清代中葉以來,中西文化交流以後,有幾個第一名的狀元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再查查看歷史上有幾個第一名狀元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宋朝有一個文天祥,唐朝有一個武進士出身的郭子儀。只有一兩個比較有名的而已。近幾十年大學第一名畢業的有多少人?對社會貢獻在哪裡?對國家貢獻在哪裡?一個人知識雖高,但才具不一定相當;而才具又不一定與品德相當。才具、學識、品德三者兼備,這就是孔子所講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不但學校教育要注意,家庭教育也要對此多加注意。

人性的基本問題

關於“文質彬彬”一節,再深入就要進入個人具體的修養,和人性本質問題。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這是哲學上一大問題。中國哲學的基本,幾千年來討論這個問題,都無法下定論,西方哲學也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根據孔孟思想,認為人性的本質,本來是善良的。最有名的《三字經》,第一句話就引用孔子“人之初,性本善。”不善都是後天學壞了的惡習氣。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也曾舉例,說明人性基本是善的。他說,我們走在路上,看見一個小孩子掉下井裡去,第一個念頭,第一件事一定是救人,不管這個孩子是誰,是仇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孩子,一定只要救人,所以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愛、慈悲的心個個都有。其次,人看到悲慘可憐的人,心裡一定為他難過。由此可見人心是好的。

相反的,如荀子主張人性天生是惡的。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母親生了雙胞胎,當其中一個孩子要吃奶的時候,另一個孩子又哭、又鬧,把奶搶過來自己吃,可見人性是惡的。荀子認為人之為善,是後天的教化慢慢塑造而成。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之外的另外一說,便是與孟子同時的告子,他認為人的本性,既不好也不壞。他說人性好比木頭,以圓規一量可做成圓形,用矩一量又可做成方形。墨子也是這種主張:他說人性像白絲布一樣,要把他染成黑的就是黑色,染成紅的就是紅色。人性無所謂善惡,善惡都是後來的染色。現在教育上“可塑性”的觀念,便和此相近。於是,人性是善是惡,或不善不惡,哲學上幾千年來都在爭論。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

但是這些學理到今天還沒有給人類以公認的定論,至少在學術思想上是如此。所以我們常常提到人類的文化非常滑稽。中國人五千年文化歷史,西方人也有幾千年,同樣的吹牛認為人類最偉大,最了不起——自吹是萬物之靈。但在萬物的心目中,如豬、牛、雞、鴨來看人類,說不定認為人是萬物中最可惡的東西,既狡詐又凶殘,因為人類專門殺害它們,吃它們。可是我們萬物之靈的人類,雖然有了幾千年文化,但對幾個基本問題,卻仍然都沒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們的生命究竟從哪裡來?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惡的?人類自己認為哲學、宗教、科學等累積的文明,已經征服了太空,這也是吹牛。嚴格說來,人類今天的文明,只能說開始向太空進軍,太空並沒有被我們征服。雖然進到了太空,人類自己切身的問題,仍如幾千年來一樣,還是沒有解決。科學上為什麼要到太空去?主要目的還是要追求生命的來源。今日科學的物質文明雖然發達,但科學的基本精神還是在追究這種問題的根源。不過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追出來,卻把這套探討的技術,發展到物質文明上去了,因此便形成今天文化的趨勢。

我們不要把問題扯遠了,人性的形上形下問題,以後再討論。以上所謂正反雙方的理由都不太充分,而且有問題。現在我們回來單單討論人類本性的這個“質”究竟怎樣?這個問題也很難講。不過人類原始的本性——質——是比較直爽的,我們看一個小孩子所表露的動作,縱然打破了東西,做錯了事,他那個樣子都蠻可愛的,因為他沒有加上後天的顏色,還是人性的本質。假使人長大了,都還是這樣,好不好呢?且看我們流傳的一兩則哲學性的笑話,供給大家做研究性的參考。

還是老虎可愛

有一個老和尚,收養了一個很小的孤兒,才兩三歲就帶到山上。關著門不使他與外界任何人接觸,也不教他任何事,到撫養成人了,有一次老和尚下山去,一個朋友來訪,問這個小和尚,師父哪裡去了?這個小孩傻傻地說師父下山了。來客奇怪地問,你是他的徒弟,怎麼什麼事都不會?小和尚說,什麼叫做“會”呢?客人就教他見了人,要怎麼講禮,要怎樣講話,師父回來時應該怎樣對師父行禮。客人把這許多事都教給了小和尚,這小和尚已經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了,越學越會。客人沒等他師父回來就先離開了,等到師父回來時,小和尚到山門外老遠去迎接,行禮問好。師父看見,奇怪極了,問起這一套舉動是哪裡學來的。小和尚說出經過,這個師父氣壞了,找到那位朋友大吵一頓。他說我二十多年來,不讓他染污上任何是非善惡的東西,保留一副人性原本的清白。結果給你這一搞就搞壞了,我二十幾年來的心血白費了。我們聽了這個故事,其中所包括的內涵很多,不妨從各方面去理解。

第二個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老和尚也是這樣收了一個小孩。到了二十幾歲,要帶他下山,但很為他擔心。就告訴他,你沒有到人世間看過,現在我帶你去。在城市中很熱鬧,五花八門,不過什麼都不必怕,只有一個東西——老虎,你要注意,那是會吃人的。小和尚問老虎是什麼樣子,老和尚就把女人的樣子告訴他,說這就是老虎。老和尚帶他走了一趟,回到山上以後問徒弟,到了鬧市裡最喜歡的是什麼?小和尚認為一切都很好,沒有什麼特別可動心的。老和尚又問那什麼東西最可愛呢?小和尚說,最可愛的還是老虎。

這兩個故事都涉及了人性,所以討論到《論語》上的這個質字,一定要說怎樣才是人的本質,也是很難下定論的。

如果質勝文,缺乏文化的修養就不美。倘使文勝質便很可能成為書獃子。學識太好的人,也很可能會令人頭大。談學問頭頭是道,談作人做事,樣樣都糟,而且主觀特別的強。所以文與質兩個重點要平衡。

另外他又說出一個道理來: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這是講到質與文以後,孔子說,人生來的天性,原是直道而行,是率直的。說到這裡就很妙了,人喜歡講直,站在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一個儘管很壞的人,但也喜歡他的朋友很老實,不但老實人喜歡老實人,連壞人也喜歡老實人,從這裡就可以體會到,人應該作哪一種人才對。人都喜歡別人直——誠實,即使他自己不誠實,至少對於老實人,肯上他當的,還是喜歡。從教育上看,任何一種教育,都是教孩子要誠實,不要撒謊,可是人做到了沒有?不可能。

就我來說,十幾年前,我有一個孩子還小的時候,每逢晚上,來訪的朋友太多,簡直沒得休息,有時感到很煩,有一天實在疲勞,也知道有位先生一定會來訪,我就交代孩子:“我去樓上睡覺,有人來訪,說我不在。”結果這位客人來了,我孩子說:“我爸爸告訴我,他要睡覺,有客人來就說不在!”應該罵孩子嗎?不應該,我們要求他要誠實,他講得很誠實,他很對,不對的是我們。那麼人到底應不應該率直?呆板的直,一味的直,會不會出毛病?這都是問題。所以人生處世的確很難,有時候作了一輩子人,自己越作越糊塗。但根據孔子的話,人生來很坦誠,很率直。試看每一個小孩都很誠懇,假定在幼稚園發現了一個會用心機的孩子,那這個孩子大成問題,不是當時身心有問題,就是將來長大了會成為問題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小孩都不會用心機。不過人慢慢長大了,經驗慢慢多了,就“罔”了。

這個“罔”字做什麼解釋呢?平常用到迷惘的惘,在旁邊多了一個豎心旁。罔字的意義,代表了虛偽、空洞。“罔之生也”,一個人虛虛假假地過一輩子。虛偽的人不會有好結果的,縱然有時會有些好際遇也是僥倖意外免去了禍患,並非必然。必然是不好的結局。這兩句話是說人天生是率直的,年齡越大,經驗越多就越近乎罔。以虛偽的手段處世覺得蠻好的,但是結果一定不會好,縱然好也是“幸而免”。可是“幸而免”是萬分之一的事,這種賭博性的行為,危險太大,是不划算的。

樓下黃金樓上人

說到這裡,孔子又轉了另一個道理,他認為要把學問作好,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這在教育上是一個大問題,世界上誰不想作好人做好事?都想做。有很多人知道應該怎麼做,道理都懂,可是做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前面我也曾經提到,許多人“看得破,忍不過。”比如說:算了吧!生活簡單一點吧!這是看破了,但到時候卻忍不過。看到不義之財,第一個念頭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眼,眼睛就發紅了。

歷史上有個故事,是說三國時的管寧與華歆,管寧是有名的高士,後來他一生不下樓。最初與他的同學華歆一起讀書,兩人一起挖地。管寧挖到一塊黃金的時候,視黃金如泥土一樣地丟開了,看都不去多看一眼。而華歆走去多看了一眼,才不再去管它。就這樣管寧和華歆絕交了,或許有人會說管寧未免太不近人情。但古代歷史記載簡單,事實上他們兩人同學,感情如此好,管寧已經觀察華歆很久了,再加上這一件事情,他斷定華歆是不安於淡泊的。果然後來華歆扶助曹丕篡漢,成了千古罪人,雖然文章非常好,但是他變成了反派的文人,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小人之儒。所以管寧當華歆地位高了,他就永遠不下樓,意思是你雖然有了政治的權力,但我就不踏在你的土地上,這就是華歆看得破,忍不過的道理。

還有“想得到,做不來”,有許多事情我們都想得到,但做起來的時候,就硬做不來。也就是說學問、道理雖然懂得,身體力行時,卻做不到。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對做學問必須養成習慣,一日不可無它。第一篇《學而》中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個“習”字就是要“好之”。“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愛好它,喜歡雖然喜歡,並不認為是生活中的一件樂趣。以現在最流行的打太極拳來說,決沒有打麻將那麼受人歡迎。因為打麻將的人視此事一樂也,坐在那裡快樂得很,而打太極拳,知道對身體有利益,是知之者,天天打,是“好之者”,可是摸兩下,覺得今天好累,明天再打,那就還不是“樂之者”。欲期學問的成就,進入“樂之”的境界,就太不簡單了。我們對於部下或者子女的教育,就要注意這一點,看他樂於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養他。就算愛打麻將,也可以培養他,當然不是培養他去打麻將,而是將他打麻將的心理轉移到近似的正途發展。這才是師道的原則,不但對人如此,對自己修養學問也要如此,但是孔子下面又說一句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這是說人的智慧不能平齊,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別。中人以上的資質,可以告訴他高深的理論;至於中人以下的資質,在教育方面,教導方面,對他們就不要作過高的要求,不妨作低一點的要求。但中人以下的人,他們的成就,又不一定永遠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後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會是一樣的。這在歷史上可以舉很多的事例來說明的。凡當過老師的,作過領導人的,都能體會孔子這一段話是絕對正確的。

我誤聰明

上面的話,都是孔子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話一直講下來的,是教育的道理,也是作領導人的原則。大凡領導人的時候,對部下先要認識。看他的能力若是中人以下,卻把較高的任務交給他,那一定糟糕。教育的原理也是一樣,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更要注意,千萬不要“兒女都是自己的好”,對自己的兒女也要看情形,“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教育後代,只是希望他很努力,很平安的活下去,在社會上做一個好分子,這是最基本的要點,並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

像蘇東坡,名氣那麼大,在文人學者中,他實在好運氣。比蘇東坡學問好的人,不是沒有,可是蘇東坡在宋朝,名聞國際,幾個皇帝都愛他。當時日本、高麗派來的使臣都知道,甚至敵國的人都知道,當時金人所派來的使臣,第一個問起的就是蘇東坡和他的作品,他的文章、詩詞,中外傳揚。後來他在政治舞台上受到重重打擊,便寫了一首感慨的詩說:“人人都說聰明好,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

我們從蘇東坡這首詩上看到人生。他無限的痛苦、煩惱。所以學問好,名氣大,官作高了,沒痛苦嗎?痛苦更多,這是我們從他這首詩瞭解的第一點。第二點,從這首詩看蘇東坡的觀點就很可笑了,試看他前兩句,不但他有這個感覺,大家也有這種感覺;第三句也蠻好的;第四句毛病又出在他太聰明了。世界上哪有這種事?!生個兒子又笨、又蠢,像豬一樣,一生中又無災無難,一直上去到高官厚祿,這個算盤打得太如意了。這是“聰明誤我”?或是“我誤聰明”呢?就人生哲學的觀點來看,如果當蘇東坡的老師,這一首詩前三句可打圈圈,末句不但打三個××,還要把蘇東坡叫來面斥一頓:“你又打如意算盤,太聰明了!怎麼不誤了自己呢?”

以上中間這一段,幾節連起來,是講人生作學問的道理,跟著說的牽涉到政治的問題。

政治與宗教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這個“知”念“智”,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遲,這位孔子的學生,不必介紹了,上次駕車的就是他。有一天他問孔子,什麼叫真智慧,這個知包括了科學、哲學,但在這裡卻偏向於政治哲學。孔子答覆得很妙:“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務民是什麼?是領導人,作一個從政領導的人便是務民,意思是他所領導的事務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敬鬼神而遠之”,這句話我們中國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嗎?他非常相信,他認為鬼神是有,但與人是兩路。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鬼神是天道的問題,離我們很遠。我們現在活著都是人道——“人道邇”,政治、教育、經濟、軍事、社會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為主,所以敬鬼神而遠之,是敬而遠之,不是不信。

過去,尤其是現在,一談到宗教,人們就說迷信,這種態度我非常反對,持這態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個問題,如說:“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這樣便是大迷信。為什麼呢?因為迷信自己嘛!對於一個東西,內容還不懂,就隨便下定義,這不是迷信嗎?迷信,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這才叫迷信,現在你對宗教不知道而下了這個定義,這是大迷信。孔子絕不迷信,“敬鬼神而遠之”,這就是知。

這是個大問題,中國古代歷史,西方古代歷史,幾乎政治與宗教沒有分過家。我們歷史上的秦始皇、漢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來,幾乎沒有一個皇帝沒有和宗教發生過關係,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對。外國也一樣。

講到這裡可以告訴大家一個事實,當南越已故總統吳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書的外國神父,到我家裡來訪問,說是由教廷來的。我一聽這件事,頗頭大。我聲明如果視我為代表中國的某一宗教徒,我不願談話,因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宗教。他說就因為我不代表任何一個宗教,比較超然,所以要訪問我。我說我首先告訴你,請你轉告他們。我曾經在香港對宗教人士演講,提到二十一世紀之時,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須脫掉,所有宗教的大門都必須打開,而且各宗教要聯合起來共同服務,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諦,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才能夠建設。我說也許言之過早,但是你們可記錄下來,將來必定如此。為什麼呢?假使不脫掉宗教的外衣,不打開宗教的大門,還是閉關自守,對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個字的定論——“關門主義,自殺政策。”宗教是誰在排斥?並不是宗教之間的鬥爭,而是自然的發展,科學文明在捉弄宗教。

後來他問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與佛教之間在南越的問題。我說現在你可以記錄我的話了,我是中國人,站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立場,貢獻你們一個意見,世界人類文化,站在宗教的觀點來看政治,好像每一個地區的政權,不過是由宗教製成的一個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場來看宗教,任何宗教不過是政治上的一環而已。凡是純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場來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國的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問題,便非失敗不可。我當時認為貢獻他們這個意見,非常踏實,很誠懇。現在來說更中肯,一點沒錯。

我們中國歷史上,秦漢以下,三國時的黃巾張角、元朝的白蓮教,近代如紅燈照、義和團、太平天國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關係。凡政治扯上宗教關係來玩的,非失敗不可。西方的十字軍東征,這麼大一個戰爭,為了宗教的觀念而起的,成功了沒有?失敗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須仰仗歷史文化的經驗,當時的南越太年輕了。我不好意思講,這是我們自己國家運氣差一點的時候,自己倒楣,免談了。嚴格說來,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歷史文化是要久遠的經驗,不可像小孩子一樣隨便亂來的。

這些事例就是說明“敬鬼神而遠之”的意義,如果講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經回國以後,便是唐太宗捧出來的。同時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國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時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於儒教,不用說,也是照捧,對伊斯蘭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時候到中國來的,唐太宗還替他寫一個碑文,准他在廣州蓋廟——建教堂。唐太宗那樣大的政治氣派,看每一個宗教都是好的,都“請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麼教,他沒有表示。老老實實說,後來考據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態度上,他絕對公平,過去儘管沒有憲法,對宗教還是公平。

所以孔子說為政的領導道理與鬼神之事的關係,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時對工作,對政治非常有幫助。不過上面一個“敬”字很重要,應該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侖,絕不迷信,他當皇帝以後,曾經把皇冠一腳踢開,認為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麼東西。但當他打到了伊斯蘭教的國家,看到伊斯蘭教的教堂,卻跪下來,跟著別人一樣禮拜,這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的道理,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個人的事,處大事時,則不能隨意有所偏廢。

為什麼舉這許多事例來說明“敬鬼神而遠之”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話,“務民之義”,講到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智慧問題,並不是普通閒談地,討論鬼神這個哲學問題。

後來又問到仁這個問題。這裡的仁不是講仁的體,而是講仁的用,作人處世的仁。孔子說,一個領導別人的人,極須要仁愛的心懷,對任何問題不要輕視,不輕視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領導人聰明的,往往容易輕視天下事,犯上蘇東坡“我被聰明誤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從“難”的方面想,以後才能得到好的結果。先從難的方面,問題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後有一個結論,得到中道的成果,這就是仁的用。這樣一來,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別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這幾十年來,年輕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觀念來處理事情——錯了,不怕錯,就怕不做;錯了沒有關係,再改。這一來,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壞。有些人喜歡引用拿破侖的氣魄,說他的字典裡沒有難字,這句話聽了很過癮,非常有氣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侖並沒有成功,他不會成功,如同中國的項羽一樣。說到西方文化,美國除了科學以外,追根究柢沒有什麼真東西可看;只有到歐洲去看;在歐洲只有到法國看,到了法國只看到拿破侖的凱旋門。歐洲人都崇拜拿破侖,可是像拿破侖這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多的是,可以揀出來一打以上,這有什麼了不起?一個老成謀國的人,要注意這個“難”,先難而後獲,這就是用仁之道。

不在山水之間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智慧?什麼是真正的愛心?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這幾句話,一般的人說,“知者樂水”的意思是說聰明的人喜歡水,因為水性流動。“仁者樂山”是說仁慈的人喜歡山。如果這樣解釋,問題大了。套用莊子的口吻來說,“知者樂水”,那麼鰻魚、泥鰍、黃魚、烏龜都喜歡水,它是聰明的嗎?“仁者樂山”,那麼猴子、老虎、獅子都是仁慈的嗎?這種解釋是不對的。

正確的解釋是“知者樂,水。”知者的快樂,就像水一樣,悠然安詳,永遠是活潑潑的。“仁者樂,山。”仁者之樂,像山一樣,崇高、偉大、寧靜。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是我故意作此解釋的。

為什麼不是我故意的?再看下文就知道,他說知者的樂是動性的,像水一樣。仁者的樂是靜性的,像山一樣。這不是很明白嗎?硬是斷章取義,說“知者樂水”是喜歡水,“仁者樂山”是喜歡山,這是不對的。有些人的學問修養,活潑潑的,聰明人多半都活潑,所謂“楊柳岸,曉風殘月”、“滾滾長江東逝水”就是這麼個氣魄,這麼個氣度。仁慈的人,多半是深厚的,寧靜得和山一樣。

所以下面的結論:“知者樂”,知者是樂的,人生觀、興趣是多方面的;“仁者壽”,寧靜有涵養的人,比較不大容易發脾氣,也不容易衝動,看事情冷靜,先難而後獲,這種人壽命也長一點。這是連起來的意思,千萬不要跟著古人亂解釋:聰明的人一定喜歡水,仁慈的人一定喜歡山。那問題就很大了。

變了形的文化樣品

下面兩節,孔子感慨起當時的文化問題了。看起來是兩節閒文,毫不相干的話。研究起來,必須要配合春秋戰國的歷史時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講到春秋戰國時代文化的演變,齊魯兩國,無論在東西周時期,都具有核心性的影響作用。後來的楚國、秦國,雖憑一股新興文化的氣勢,左右戰國時期,但始終是以國富兵強而具有影響時局的力量而已。若論文化的淵源,仍然不能離開齊魯。魯國乃周公之後,周朝武王統一天下,對老功臣,分封建國。周公的後代被封在魯,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姜太公幫助了武王統一天下,他的後代封於齊,發展出後世道家學術的精神。換言之,姜太公一系遺留在中國的文化,可以說代表了傳統道家的文化;魯國的文化則代表了周公這個系統,也就是形成後世儒家的文化;楚的文化則為老、莊一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成分較多;墨子則代表宋國的文化,宋為殷商的後代,所以在墨子的學術思想中,保留有濃厚的夏商文化的色彩。講中國文化史或哲學史,對這個觀念應該清楚。

春秋時期,當時的文字語言並沒有完全統一,交通也不便利,各國諸侯的政治措施也有了各自為政的趨向,只是大體上還保持大同小異而已。到了孟子的先後時期,魯國保留的周代文化,也只剩一線命脈。那時候較為興盛的,還是道家傳統所流衍的燕齊文化。而且齊國比較強,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現在山東靠海這一帶地方,本來資源缺乏,因為姜太公封到了齊國,他便發展資源經濟,開始制鹽,不但使齊國成了產鹽區,並且漁鹽之利大增,後來又經管仲的一番開展,齊國的經濟更發達,到了戰國時期,他的國際地位,等於我們當年在大陸時的上海、現在美國的紐約。所以當時孟子、荀子這些學者,都曾到齊國轉一趟,好像現在的人們都要去美國混一下一樣的。這是孔子以後的事。

在孔子當時,魯國文化,還大有可觀之處。孔子的思想中,認為要把中國傳統文化保留起來,乃至於振興起來,就要以齊國的文化為基礎,再加上好的轉變,就可以到達當年魯國的情況;再把魯國的文化,提高一點水準,就可以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道”。這是他的一個看法,一個感歎。

下面孔子又對觚發出一個感歎。觚依考據是一種四方有稜角的酒杯,到故宮博物院,應找得出這件東西。依古人的解釋“觚不觚!觚哉!觚哉!”這句話,是孔子在感歎說,這個時代什麼都變了。你看嘛,這只酒杯本來是有稜角的,現在酒杯的稜角也磨平了!這裡記載孔子有這個感歎。但是酒杯沒有稜角有什麼稀奇?孔子如果看到我們現在用的茶杯還是玻璃做的,圓圓的,孔子一定要感歎,玻璃杯啊!玻璃杯啊!我們如果連接上文看,就知道這句話的意義了。孔子說我們的文化已經衰落了,要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除非像齊國那樣,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能為後代文化努力,再加重整一番,可至於魯。魯國的文化有這樣相當基礎,能夠把他再發揚光大一點,可以保持傳統文化之“道”。可是他講到這裡,正在拿著杯子喝酒,於是就近舉例說,試看看,酒杯的樣子都變了!什麼都在變,時代已經變了;酒杯啊!酒杯啊!他是感歎連這樣一個用具,都跟著時代在演變了,人更是永遠在演變,歷史是拉不回來的。這是他假借酒杯對文化演變的感歎。

我曾和朋友們談起,不要感歎,感歎是沒有用的。歷史無法拉回。我們死了,下一代照樣活下去,照樣又生下一代來。我們現在要盡到自己的任務,把我們所知道的,盡量交給後一代。他們去整理,他們去發揚,那是他們的事,不要擔心。一定說“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世道衰微”也不見得。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歷史,每代歷史有每代歷史的精神。所以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不單指這個酒杯。而是說變了,一切在變,就是這樣一個感歎。

君子可欺以其方

正當孔子感歎,旁邊有個學生提出了問題。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就是孔子說他“朽木不可雕也”的台柱學生,我認為他是身體不太好,而聰明有餘,德性不大夠的一個人。

他有一天和孔子半抬槓,也可以說是在懷疑一個問題。他問孔子說,你天天教我們要學仁,作人做事要講道德仁義。假使有一個人,去騙一個有仁義修養的人說,水井裡有仁義。難道為了修養仁,就聽他的話往井裡跳?宰予這個話問得沒有錯,並不調皮,很實在的。他的意思是,老師你天天教我們講仁義道德,現在世界那麼壞,壞人那麼多,有人來騙我們井裡有道德,道德又值幾毛錢一斤?要不要跳下去呢?和我們現在問:“這個社會這樣壞,仁義有什麼用?”是一樣的。

孔子聽了以後,終於笑了。他說你怎麼這樣想呢?一個作學問成為君子的人,並不是一個笨蛋,必須要曉得應變。孔子力贊《周易》,而《周易》的道理,便有“適變”、“隨時”這兩個要點。要懂得時代,適合於時代。但自己要站在中間,順應這個變,有中心主張、中心思想。他在這裡說一個君子之人“可逝也”,可以放棄自己的終身,但“不可陷也”,絕不受人家的包圍、困擾,落入陷阱之中。

比如說拋棄了一切,甚至拋棄了這個社會環境,拋棄了一生的功名富貴,絕不受困擾。如果說沒辦法,受了環境的困擾,陷進去了,在無可奈何下而拿了功名富貴,然後自說清高,那對不住,這是沒有骨氣,不是君子。有骨氣的作法是自我犧牲,不受困擾。

“可欺也,不可罔也。”當面來欺騙可以,願意接受這個欺騙,這是仁慈。但如果糊塗、將就,自己根本不知道,這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是說,你問的哪有這個道理?歸納起來的意思,人一定要仁義道德。這是孔子所標榜的,也就是他的學問中心,要有中心思想,中心路線。如果這個中心思想行不通,只要認為對了,乃至於被時代遺棄了都可以,可是如果被現實所陷沒了,那是不應該的。

所以孔子在下面再加以引申解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說博學於文,這個文不僅是文學,而是代表了一切學術文化。以現代名詞來說,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識。所以說要博學於文。博就是淵博,樣樣要懂,才能成為通才。但是淵博的人,常是樣樣都懂,門門不通。所以先求淵博;後要求專精。要淵博而專精,並且還要約束自己,作人處事在在合禮。

孔門的思想要講禮,我們再三提過,禮並不是教我們行禮,而是《禮記》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說如果做到這樣,大體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來,不會離譜太遠了。“弗畔”,就是沒有離經叛道的意思。

衝冠一“路”為紅顏

到這裡引出一件事來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這段很妙。南子是古代的一個美女,是衛國的人。孔子在這個國家相當久,因為衛國本來有意留孔子,把國政交給他,學生中有很多人懷疑孔子想取得在衛國的君權。當時衛國的諸侯衛靈公,寵愛一個漂亮的妃子,就是南子。春秋戰國的時候,女子把持政權的有好幾位,不過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的專書,我倒很希望有人,如果有功夫,對這種女人把持政治的風氣,列舉中外的歷史事例寫一本書。

中外歷史上,與政治有關的女人太多,幾乎任何一個政權都離不開女人。常在報紙上看到,英國的緋聞出來了,白宮的桃色新聞又出來了,全世界新聞界鬧得那麼凶,我看看覺得蠻好玩的。有的學生問,怎麼覺得好玩而已?我說這有什麼希奇呢?報紙上鬧是另外一回事。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幾乎沒有不和女性發生關係的。不過有些是好的女性,有些是壞的女性。和歷史的整個型態都有關係,可惜的是古代重男輕女,歷史的記載沒有朝此方向發揮而已。明末清初文學家李笠翁說的,人生就是戲台,歷史也不過是戲台,而且只有兩個人唱戲,沒有第三個人。哪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這句話又引起另一則有名的故事:相傳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站在江蘇的金山寺。看見長江上有許多船來來往往,他問一個老和尚:“老和尚,你在這裡住了多少年?”老和尚當然不知道這個問話的人就是當今皇上,他說:“住了幾十年。”問他:“幾十年來看見每天來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說:“只看到兩隻船。”乾隆驚奇地問:“這是什麼意思?為何幾十年來只看到兩隻船?”老和尚說:“人生只有兩隻船,一隻為名,一隻為利。”乾隆聽了很高興,認為這個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說人生舞台上只有兩位演員,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孔子當時到了衛國,南子這位寵妃正在把持政權,曾經找人告訴孔子,想見見孔子。這是古代,不比現代外交:除了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外,到了一個國家,見元首夫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還是一種習慣上的禮貌。但在古代不然,尤其是南子這個人,名聲並不好,她要見孔子,孔子並沒有答應,後來有人告訴孔子,要在衛國有所作為,非要走南子這條路線,孔子當然沒有走這條路。

但是孔子有一天的確見了南子,照歷史上記載,孔子見南子,南子對他恭敬萬分。歷史的記載,男女相見,中間掛一幅珠簾,南子穿了國家的大禮服,在簾子裡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這也是事實。

現在《論語》中記載,孔子見了南子。這一下,學生當中脾氣最大的子路不高興了,出來在態度上大概給孔子很難堪,逼得孔子賭了咒:“你不要懷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對不起人的事,給天雷打死!給天雷打死!”古人對這節書,都作上面這樣的解釋。

如果這樣解釋是對的,試想想,我們民族文化所標榜的這位聖人,豈不太糟糕了?見南子就有不軌的行為嗎?這是不可能的。南子雖然在社會上的名譽不太好,孔子也瞧不起她,到底她是這個國家國君的如夫人,她硬要見見,也理所當然。孔子特別講禮,這又有什麼失禮的?

孔子見了南子出來,子路這個學生就擺臉色給他看,孔子這個“校長”也幹不下去,要辭職了,太受學生的威脅了,還要逼得孔子當面賭咒,“天啊!給雷打死!給雷打死!”哪有這樣的解釋?這完全是後人塑造孔子的錯誤,所以孔家店被打倒是難怪的,都是這些店員亂搞!把自己老闆塑得那個怪像。就是現在,也還有人把孔子像塑得那麼呆板。孔子哪裡是這樣的,孔子態度本來非常活潑輕鬆。

孔子見南子,是事實;子路不大高興也是事實,孔子也的確矢之。“矢之”是很嚴重,等於賭咒,賭什麼咒呢?問題在下面這句:“予所否者”,孔子就告訴子路,你們的看法不對的。這裡要千萬注意,古人說:“萬事誰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說:“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就是人言可畏。又“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情世故要通達,凡事問心無愧,旁人背後怎麼說不要管他,只問自己。所以孔子是說,你們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樣,我所否定的,我認為不可救藥的人,一定是罪大惡極。不但人討厭他,就是天也討厭他,那麼這種人便不須要與他來往。

我們再看南子,是不是那種“天厭之”的人呢?南子在歷史上不像夏姬,後來的夏姬是不得了的,壞得很。我們查衛國的歷史,南子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錯,不過長得漂亮,衛靈公非常迷她,如此而已!政治上當時比較起來,衛國還算好的。而且孔子周遊列國,流落他方的時候,還是在衛國住得最久,衛君在衛護他,南子也在衛護他,衛國的大臣,蘧伯玉這班人也在衛護他。所以孔子說,你們不要聽到人家胡說八道就相信了。“謠言止於智者”,有聰明有智慧的人,一聽到就知道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所認為不對的,不像你們的看法,如果真有罪大惡極的人,天意都會厭棄他,何況人呢?你們對於南子,用不著這樣不高興。這節的意思,如此而已。我們絕不能照舊的解釋,把孔子說成像孩子偷了嘴,怕大人打那樣,哪有這種事,這是三家村學究們的見解。

接下來,孔子提到這件事了。所以我說《論語》是連成一起的,編得非常好。講了南子這故事,馬上就把孔子的一段話引進去了。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在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的時候,第三章中,就引用這一句話。孔子是講了這一句話,孔子說中庸太難了,中庸是什麼呢?講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難解說的,如仁字一樣,有體有用,我現在不講中庸的體,將來有機會研究《中庸》時再講,現在講中庸的作用。

有些學者寫文章罵中國文化,他們也是中國人,現在中國人“罵”中國文化的太多了!真使人感慨萬千,我們這個國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亂的,是當時認為的外族侵略進來的時代,有許多中國人變成什麼樣子呢?很難看,也很壞,他們幫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國人,所以唐末司空圖有一首感慨的詩:“一自蕭關起戰塵,河隍隔斷異鄉音。漢人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將來百把年以後,寫我們現代的歷史,可能有人也會這樣寫。現在罵中國文化的,不是外國人,而是我們自己中國人。自己對自己沒有搞清楚。

現在也有很知名的學人寫了文章,說中庸就是馬馬虎虎的意思。他曲解說,張三說對,李四說不對,而王五說對與不對沒有關係,就中庸吧!這位學者竟如此解釋中庸,他們這些人對於中庸是什麼,自己都沒有好好的研究。

我們現在說中庸,就是能夠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們中國文化中《易經》的道理,是說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隨時隨地在變,每秒鐘都在變,沒有不變的事。如何能適應這個變,如何能領導這個變,這是學問的中心。同時《易經》告訴我們,變是對立的變,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對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壞,你說對的,同時也就產生了不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在這個相對的中間,有一個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說兩方面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有最高的領導德業的人,使它能夠中和,各保留其對的一面,各捨棄其不對的一面,那就對了。那才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時感歎說:“民鮮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夠善於運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鋒。

把這節放在孔子見南子後面,正說明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道理。一般人對人事的批評,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將來各位出去外面做事情,你的部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敵人,對你也是一樣。當罵你壞的時候,什麼都是壞的,沒有好的;當捧你的時候,什麼都是好的,沒有壞的。但是不管捧與罵,都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要忘記了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很清楚自己,不要為這些毀譽所動搖,要問自己真正的作為。所以孔子在這裡所講的道理,說明了孔子見南子的真相。

此事古難全

下面等於為本篇作結論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問的問題,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點之處。他說假使一個人廣泛地博施濟眾,要為整個人類謀福利事業,照現代話來說,團體、社會、政府做的公益事業就叫社會福利。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會問題的,這個問題要注意,在中國歷史文化裡,好像找不出社會福利問題的記載,事實上有沒有呢?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以個人立場,做社會福利事情,這是中國人的道德修養,告訴人,有錢做做好事,修橋鋪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擺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過。每到夏季,家裡忙得很,天天都要燒茶,大鍋大鍋的燒,多少裡一桶,放在那裡,不要錢的涼茶,大家儘管喝。很多人家都這樣做的,這些都是社會福利。中國過去的社會當然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由個人做社會工作,做社會福利,認為這是一種道德,所謂陰功積德。

現代的思想,社會的福利工作,已經由政府、由社團做。時代不同,工業時代與農業時代,是兩個時代,思想也不一樣。子貢講的博施,就是講社會福利。廣博,無條件的把東西送給人家,救濟大家,讓大家都得到幫助。在孔子學生中,只有子貢敢講這句話,因為這位老哥子很有豪氣,有時不大肯作書獃子,孔子也沒有罵他,認為他很對,可是也沒有鼓勵他。他一邊是講仁義,一邊不同意裝窮,不像顏回一樣,三天吃一個便當,還是餿的,喝一口水下飯。他要做生意,他的錢很多,所以他敢吹這個牛,假如我博施、濟眾,老師,怎麼樣?可以算得是你所標榜的仁慈嗎?

孔子對子貢這個問題的答覆很妙,他說,你說的這件事,太偉大了,豈止是對仁來說,實在是永遠做不到,做不盡的大事業,我也做不到,就是古代聖帝明王如堯舜一樣當權的人,也做不到。問題是在於一個人想做好事,絕對大公,很難很難,是做不到的。

所以中國的字,“公”是化“私”,這是儒家的思想。由道家演變而來的楊朱思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絕對講個人主義,我不拔你的毛,你也不要拔我的毛,一毛都不拔。墨子則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盡量的為公。儒家認為都不對。儒家是講保留適度的自私,慢慢擴充到為公。我們大家要注意,三民主義的思想,就是從儒家這個思想來的。儒家的推己及人,我有飯吃,才想到你需要飯吃,分點給你,我們兩個有飯吃才分給他,我們三個有飯吃,再分點給大家吃。一步一步擴充。如全體都要一下子做到,不但我們做不到,堯舜也做不到。

所以孔子說子貢的理想太高了,像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陳義太高了。孔子告訴他,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來,但是要顧慮到別人的利益,使別人也站起來。

學問道德也是如此,我要作一個人,不要忘記了他也要作一個人,我想將來通達有前途,不要忘記了他也要有前途,尤其是將來諸位如果出去做一個領導人,要多愛部下,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樣替他們著想。我要利益,他們也要利益,我太累了,同樣地他們也累了。從最淺近、最平凡的當中去瞭解他。做到了這種地步,就可以說找到了仁的方向,為仁找到一條可走的路了。

本篇講到這裡,結束了《雍也》一篇的連貫性,也等於對第一篇《學而》這些道理,作一個陪襯。拿事實來證明、討論。孔門學問中仁的應用,是推己及人,想自己利益的時候,也替別人的利益著想;擴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仁的路就是這樣開始走的。

現在第六篇《雍也》講完了。這六篇連起來,等於是全部《論語》中孔子師生之間學問問答的綱要。

《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