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問第十四

俠隱中人——原憲

現在講《憲問第十四》篇。這一篇是上論《裡仁》篇的發揮與引申。

首先,在這個題目裡,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原憲這個人,是孔子學生中,所謂“七十二賢”裡很有名的人物。在上論中談到過,他曾替孔子管過總務方面的事情,用現代觀念隨便來比,可能在孔子當司寇的時候,他擔任過總務長一類的職務,但究竟合於什麼官階,無法明確的定論。孔子死了以後,他退隱於山澤布衣之間,走半隱俠的路線,等於在過去的社會中,領袖清流。所以司馬遷著《史記》,在《遊俠列傳》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馬遷贊成遊俠,認為遊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認為不需要,如法家的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認為當時讀書的知識分子,對於法制的實行是有妨礙的,於是法家的思想,影響了後世,秦始皇時代的政策都與它有關。韓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識多,嘴會說,手會寫,有許多意見提出來,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難於執法。而俠義道中人,是慷慨好義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惡勢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礙。所以韓非子反對這兩種人。司馬遷寫《遊俠列傳》,一開始也提到韓非子這兩句話,不過他又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決不了,只有“老子拳頭大”的辦法,一下就解決了,所以他認為遊俠有遊俠的好處。而且他認為古代的遊俠,一諾千金,對朋友講義氣,幫助貧弱的人,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俠義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憲。

原憲在孔子死了以後,再沒有出來做事,就退隱於草澤之中,現在來說就是退隱到下層社會中,和平民一起生活。後來子貢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場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謂“結駟連騎”的派頭,好像現代帶了幾部汽車的隨從侍衛。原憲卻穿了一件破舊衣服,好像現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鈕扣不扣,便出來和子貢見面。子貢見他這個樣子,就關心地問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貢的意思本來想接濟這位老同學一下,不料原憲說,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我沒有病,只不過窮而已。他這番道理,無形中也罵了子貢,等於說當年在老師那裡學習,老師教我們該如何做事作人,我們今天對這個時代、國家、天下沒有貢獻,有什麼資格擺你那樣的派頭?子貢被他罵了這一頓,一直放在心裡,始終很難過。

由原憲這個人,可知孔子的學生,什麼樣的人都有。高行的如原憲一類,也可以說是逃名遁世的隱士,他知道所處的社會太亂,無法有所貢獻,因此遠走山林,韜光養晦。

名利濃於酒

現在我們先簡介了原憲,這裡記載的是: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谷”的意思是代表當時的俸祿。原憲問什麼是可恥的事情,孔子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就用不著了,我們不必去佔住那個職位,可以讓別人去做了。如果仍舊戀棧,佔住那個位置,光拿俸祿,無所建樹,就是可恥的。其次,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而站在位置上,對於社會國家沒有貢獻,也是可恥的。結論下來就是說,一個知識分子,為了什麼讀書?不是為了自己吃飯,是為了對社會對國家能有所貢獻,假如沒有貢獻,無論安定的社會或動亂的社會,都是可恥的。

講到這裡,我們想起一些故事,可作為研究這兩句話的參考,像原憲的生活型態與思想,他問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話研究一下,這個免於“恥”字的功夫可真難。

如大家所熟知的,漢光武劉秀和嚴光(子陵)是幼年時的同學好友,後來劉秀當了皇帝,下命令全國找嚴子陵,而嚴子陵不願出來作官躲了起來。後來在浙江桐廬縣富春江上,發現有一個人反穿了皮襖釣魚,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怪人,桐廬縣的縣令把這件事報到京裡去。漢光武一看報告,知道這人一定是老同學嚴光,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裡,但嚴光還是不願作官。漢光武說,你不要以為我當了皇帝,如今見面還是同學,今夜還是像當年同學時一樣,睡在一起,好聊聊天,嚴子陵還是那樣壞睡相,腿壓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發現“客星犯帝座”的說法。後世在嚴光釣魚的地方,建了一座嚴子陵的祠堂,因為歷代以來的讀書人,都很推崇嚴子陵,認為他是真正的隱士。有一個讀書人去考功名,經過嚴子陵的祠堂,題了首詩在那裡:“君為名利隱,吾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夜半過釣台。”這是推崇嚴子陵的。相反的,清人卻有詩批評嚴子陵:“一襲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這是說嚴子陵故意標榜高隱,實際上是沽名釣譽,想在歷史上留一個清高的美名。這是反的一面的。

這裡只是提供幾個故事,作為研究孔子“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的參考。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的通常現象,正如古人說,“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此外,還有一段中國歷史上蠻有趣的事情。滿清入關以後,有許多讀書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歲登基,就平定了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礎奠定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天才皇帝,不是職業皇帝了。他看見漢人反清的太多,為了要先收羅那些不願投降的讀書人,在科舉中特別開了一個“博學鴻詞科”。對於前明不願投降的遺老們,特別恩准,馬馬虎虎,只要報個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給予很好的官位,結果有很多人,在這種誘惑下動搖了,而進了“博學鴻詞科”。也還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當時鬧了很多笑話。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譏諷,當時曾留下幾首諷刺的名詩:“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煞無端諫武王。”後來又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再收羅第一次未收羅到的人。因為許多人看見第一批“博學鴻詞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從這裡看,中國人講究的節操,要守住真是難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終生不變,實在是最高的修養。)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場的位置都滿了,後去的被推到門外去,就有人更吟詩挖苦了:“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中國讀書人,非常重視節操,也就是中心思想、見解的堅定問題。

隱痛詩人——吳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詩人吳梅村,他的詩的確好。他本來堅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挾持其老母威脅他,逼得他最後只好去向清政府報到。因此吳梅村一生非常痛苦。同時清政府對這些投降的人,雖然待遇很好,但後來寫歷史的時候,清帝還是下命令把這些人列入“二臣傳”。這是中國文化精神,儘管再好,終究是投降過來的,骨頭不夠硬,這是很嚴重的,被人看不起的。吳梅村後來被列入“二臣傳”,他當時去報到,內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府徵召,非去不可。所以他的詩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無由識九還。”吳梅村因為名氣太大,他在應召起程進京的時候,有好幾百人,號稱“千人會”為他餞行。有一個青年,沒有參加這次集會,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這個宴會中去給吳梅村。吳梅村坐在首席上打開來一看,臉色都變了。旁邊的人覺得奇怪,看了這封信後,大家的臉色也都變了。原來這封信上寫了這麼一首詩:“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罵了。

我們看了這些資料,對於原憲問恥,孔子說:“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一點,對中國文化中的臣節與忠貞的精神,要特別注意。

前天中午和幾位同學吃飯,也談到這個問題。有一位現在法國修哲學博士的同學,回來寫論文,因為她是學哲學的,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奇怪,她說:“這有什麼不對?”還問曾國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訴她當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覺得“更怪”。我說,假如有人說你是再嫁夫人,你氣不氣?她說:“我當然氣,我根本還沒有結婚。”我說,對了,所謂二臣就等於一個女人結了婚,丈夫並沒有不對,而她又離開丈夫和另外一個丈夫在一起,當然別人要攻訐。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與中國文化的不同。這個時代的道德、節操的觀念也與過去的不同。所以今天的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也正處於歷史文化觀念的矛盾與交替當中。

對於孔子這兩句話,我們用了這許多時間討論,但是這裡並沒有下結論,只是提供一些故事和意見,大家自己去研究。不過從孔子教原憲的這兩句話,可知作人之難。社會、國家上了軌道,干拿薪水,沒有什麼事可做,不必出力,這不可以;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拿了薪水而沒有貢獻,也不可以,都是可恥。那麼到底怎樣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責任,對於社會、國家要有貢獻,不管在安定的時代,或變亂的時代,如果沒有貢獻,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就是可恥。

草澤中自有經綸

原憲還問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顯示出,原憲之所以為原憲。後來退隱在草澤之中,並不簡單,他的修養相當高,從他的第二個問題,就看得出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伐在古書裡經常代表自負、自高、自大、驕傲、自滿的意思。原憲說,一個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夠克服了自滿,做到沒有驕傲,非常謙虛;也無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沒有大的慾望,不作過分的希求,清心、寡慾,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憲這個問題並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體驗心得。他後來退隱草澤之間,可以說這幾點都做到了。現在問孔子,這種樣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還不承認這是仁的境界。他說這是難得的,至於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子所稱的仁,中國文化所標榜的仁的道體,就像道家、佛家所謂“得道”那樣,不可知、不可測,是非常高,不可思議的一個境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等於所謂“問捨求田,原無大志”的問捨。一個人每天問問房子的價錢;有了三十坪,又想擴充到一百坪;買了一層樓,又想變八層樓,這樣的人就沒有什麼大志。所謂“掀天揭地,方是奇才。”這是引用《幼學瓊林》上的四句話,我們老的這一代,從小就念這本書,接受了這種思想,到現在還背誦得出來,這種觀念依然故我,這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東西。孔子這句話是說一個人只為個人的生活打算,還不夠成為一個士。這句話放在《憲問》這一篇中,可以說原憲在孔子死後,不管功名富貴,而退隱於下層社會,絕不簡單,他一定替下層社會,替人家解決了很多問題,做了很多大眾福利的事情。而原憲之所以甘心放棄功名富貴,可以說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響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責備子貢“學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於對子貢的不滿意,指摘他沒有做到老師所教的學問道理,光是擺那麼大的排場而已。

又如漢高祖劉邦,在前方打仗的時候,後方僅靠蕭何一個人。劉邦和項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敗仗,可是兵源、後勤的補給,從來沒有缺少過,這就是因為蕭何在後方,政治、經濟都做得好,社會非常安定。而劉邦在前方,每見到後方來的人,都要問蕭何在做些什麼。蕭何覺得奇怪,就和賓客——智囊團、幕僚們——談起這件事。其中有一個人告訴蕭何,老闆有所懷疑了。因為劉邦在前方作戰,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都在蕭何的手上,假如蕭何隨便左右擺一下,就不得了的。這位幕僚就建議蕭何做些問捨求田的事。後來有人向漢高祖密告蕭何斂財侵佔民田,霸佔民房,漢高祖看到密告,才對蕭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這可從反面道理,瞭解正面人生。

狼虎叢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這個“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孫”字古代與“遜”字通用,遜者退也,就是謙退的意思。孔子說,社會、國家上了軌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國家社會亂的時候,自己的行為要端正,說話要謙虛。字面意思解釋了,我們再研究一下孔子。

這看來好像他很滑頭,教學生們幾種態度。其實不是滑頭,在這裡是教人處世的臣道,做幹部的基本原則,也可以說是作人的基本原則。天下太平,國家社會都上了軌道的時代,一個正人君子,行為要端正,說話正直,沒有關係,無所顧慮,也不會有鬥爭。但當處在動亂的社會中,第一個原則:行為要端正,如當公務員,不貪污,不犯法,規規矩矩,方方正正。可是在言語上,少發牢騷,不要得罪人。因為亂世裡沒有章法,否則的話,往往出問題。從歷史的記錄,生活的經驗,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經說過,大家說蓋棺論定,而在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人,許多事,蓋棺不足以論定,有許多人硬是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的。看穿了這個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個就說到岳飛,他所處的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他要北伐,完全對,所以岳飛的人品行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結果蒙冤死了。他沒有做到《論語》這一段的“危行言孫”,怎麼說他言不遜?“直搗黃龍,迎回二聖。”是他要北伐的口號。二聖是宋高祖的父親和哥哥(過去帝王時代,稱皇帝為聖人,非常有趣。)他當時的口號,就是非打不可,準備一定要打到東北去,把太上皇、皇兄兩個人請回來。他這個話說得也對,是正言,但二聖回來,高宗怎麼辦?所以秦檜要殺岳飛,不過是拍高宗的馬屁。因為高宗自己的意思,認為岳飛真可愛,可是打儘管打,迎回二聖來,教我這個現任皇帝怎麼辦呢?而這個話,高宗又無法告訴岳飛,所以岳飛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孫”!

第二個說到馮道,這個人前面曾提過的。在唐宋之間,五胡亂華幾十年間,換了好幾個皇帝,都是胡人來統治。五個朝代,都請他出任要職,活了七十三歲死了,晚年號為長樂老人。可以想像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嚴謹,本身一點漏洞、毛病都沒有,既不貪財,又不好色。他家裡一口放生池,養了一些魚,他兒子抓了一條魚吃了,也被他責打了一頓。可是歷史上批評他沒有氣節,有奶便是娘。歐陽修論歷史,直罵他無恥。可是在馮道的詩中,發現他的思想,認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叢中,都可以站得往。他認為在當時那個時代中,都是豺狼當道,不須向誰盡忠。只是要保存中國文化的精神,中華民族的命脈,等待自己國家有真正的人才出來領導,用不著為胡人盡忠。他等了好幾十年,直到他死後才出了一個趙匡胤。這個故事說明馮道在當時那麼亂的時代,對“危行言孫”是做到了。本身的行為非常端正純良,而態度上、言語上,絕對有分寸,不發牢騷。與歐陽修相反的意見,有王安石、蘇東坡等人,他們卻認為馮道是菩薩位中的人。由此可見是非之難定論。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這又是孔子對於人的才德分類。他認為真正有道德、有修養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給後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寫得很好,理論上講修養、講道德,也說得蠻像樣的,卻不一定有很好的修養德行。一個仁者一定有大勇,這個勇並不是會打架的好勇鬥狠;而一個勇者,不一定有仁。這裡要注意的是“不必”兩個字,這表示不一定。當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講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體事實。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適就是南容,前面上論和下論都提到過他。我曾說過,孔子不會那麼簡單,僅僅是聽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女嫁給他,現在在這裡,我們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樣一個人。

他請教孔子的問題,提到后羿。古代的傳說,當時天下有十個太陽,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個,只剩下現在的一個太陽。他也會法術,有些丹藥,吃了能長生不死。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為偷吃了他的丹藥,就飛到月宮去了。這是中國古代的神話,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就要透過這些神話,中國的神話中有很多問題、很多道理,我們現在暫且不去管它,后羿憑他射箭技術和武勇,為有窮國君,想稱王而最後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殺掉了。奡又是寒浞的兒子,力氣很大。所謂盪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裡航行的船,一手抓起來在陸上拖著走。後來也不得好死,為少康所誅。南容說這兩個人,一個射箭技術那麼好,一個力氣那麼大,而後來都不得好死。他舉這兩個例子,說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別人,而想有好結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舉出禹王、後稷的例子:後稷是唐堯的農師,對於我國農業社會的建立,他的功勞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南容說禹和後稷,沒有羿、奡那麼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規規矩矩去種田,很平凡老實的人,最後都得到了天下。禹是自己得天下,後稷是他的子孫得了周朝天下。南容舉出兩種人,一種人不擇手段而成功,了不起。(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年輕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擇手段的發了財,在社會上就很神氣、很吃得開。我為什麼要講道德呢?現在這種思想,很迷惑人。)但南容認為這些並沒有用,最終還是要倒下來。另一種人則是殷殷實實地做他分內的工作。這兩種人到底哪一種對?他只提了這個問題。孔子聽了以後,並沒有答覆他,因為南容的見解非常高明,這個問題不須要答覆。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訴其他同學,這個人思想這樣正確純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這都是連接上面一貫的。孔子說,一個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個小人能仁,這種事是不會有的。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個好人不仁慈,有這個道理,如果說一個壞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責備賢者”的作風,孔子所要求的對象,主要的是知識分子。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少,一個君子當然要仁慈。但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有時不仁也是難免的事。至於壞人當然沒有仁慈的心,壞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壞人,有句俗語“強盜發善心”,這是不大可能的。如真的強盜發了善心,他就不作強盜而改作好人了。

愛裡生害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這句話有關於教育,也有關於個人修養。真愛一個人,如愛自己的孩子,不能溺愛,太寵愛了就害了他。要使他“勞”,這個勞並不一定使他去勞動,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艱難。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個孩子很好,很乖,他說預備將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廠做工,我非常贊成。在我們看來,像他這樣的家庭,無論怎樣好的教育,生活環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會害了這孩子的一生。教育和《孫子兵法》一樣,“置之死地而後生”,硬要想辦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艱難。以這種道理,就能理解“愛之,能勿勞乎?”這句話,也可以理解人生。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對自己很忠實,但不要僅僅喜歡他的忠實,還要教育他、培養他。

下面轉了一個氣勢,是孔子批評當時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風,以切磋為學的外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

這段話孤零零吊在這裡。所說到的四個人,當時都是鄭國的大夫。為什麼?我們知道上古王道講道德,後世霸道講事功。春秋戰國時的五霸,第一個霸主,就是由鄭國開始,所以鄭國在春秋戰國初期,相當有力量。可是到了孔子的時代等於現在的英國,沒落了。雖然沒落了,但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還是蠻大,因為鄭國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這裡所提的四個人,都是鄭國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這句話所說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視的“誥命”。誥是誥,命是命,兩種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比方現在一國的元首,到另一國家訪問過後,發表聯合公報。這種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費心,每一個字都要斟酌,這種文件不但影響當時的整個國際關係,將來歷史還要留下來的,對與不對,作為歷史批判是非善惡的依據。我國五經中《尚書》的記載,就是中國上古政府的文獻資料。透過這些資料,可以瞭解我們過去的歷史。誥命就是這些文件。我們現在一般人稱它為“大文章”,不止是這一代的,而是永遠留在歷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說,鄭國的誥命頒布出來,非常慎重,先由裨諶起草,然後由世叔來討論、檢查、研究。“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來修改,最後還要經過首相子產,在文采辭藻方面,加以潤色。以現在的程序來說,好像是由秘書起稿,送給有關單位會稿,然後經過外交部改正,這還不夠,最後經過首相修改文章的辭句,增加文字美。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鄭國在那麼混亂的時代始終人才濟濟,發出來的文告,有那麼慎重,經過這幾個大手筆的考慮才拿出來。這是孔子告誡從政的學生,一個從政的人,一下筆乃至寫一個條子都要當心,尤其是有關政治大問題的決定,一寫下去,就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模子,不能草率。所以孔子提到“為命”之難,告訴學生們,不要疏忽。

為政難作人更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有人問孔子,鄭國的子產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答覆他,子產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子產當政的時候,對於社會貢獻很大,對國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問楚國的子西怎樣?子西是楚國的宰相,孔子到楚國時,他怕孔子會把他的位置擠掉。而孔子答覆,只是說“他,他啊!”就沒有再說什麼了。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現在的人,就非要攻擊子西不可了,孔子沒有這樣做。當然他不同意子西這個人,歷史上的記錄,子西這個人並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兩句,不作批評。

此人又問管仲這人怎樣?管仲比孔子早,齊桓公稱霸的時候,他功勞很大。每次講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來稱讚他,那才夠得上是一個人,真了不起!他在當政的時候,能夠把齊國另一大夫伯氏,連著的好田三百,沒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窮困,只有清菜淡飯可吃,但一直到死,沒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子說他能夠稱為一個人,了不起!他沒有說他是一個大政治家,政治家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官位上的功勳,而能做到稱為一個“人”,這才了不起。管仲將別人的財產拿過來,別人因此終身窮困,而對他毫無怨恨,認為處理得很公平。一個當政的人能做到這樣,的確是了不起,歷史上沒有幾人能做到這樣。可見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對於其他的人所還報的,一定有他處理的政策與方法,所以孔子要對他連連讚歎了。

不學謂之貧

現在開始討論的,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中所講的“知人論世”的道理。從這裡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人物,也可以瞭解自己、認識自己。站在人文哲學的立場來說,一個人要認識別人困難,認識自己更難,尤其年齡大了,經驗多了,接觸的人廣了,就感覺到認識自己太難了。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論世”的一番話: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有地位、有財富,成功了不驕傲。本來這個修養很難的,並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較起來還是容易。古今中外有些人因為地位高了,風度蠻好;風度好是外形的,外形過得去,看不出驕傲來,已經了不起,但是內心到底還有一點覺得自己了不起。

剛才與幾個國外回來的學生閒談,他們說到,過去有一部分人,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代溝,相差太遠,做父母的,尊嚴得不得了,非要擺成那副樣子不可。也有的說,自己的父母並不如此,與子女相處像朋友一樣。有的以地域來說,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對子女還是擺一副尊嚴的模樣,我就問他們在國外有沒有注意,華僑社會裡,多數父母對子女的態度,也是保持著尊嚴。這是廣東、福建的風氣,他們還保持了老一輩子的父母的威嚴。而父母子女相處比較開明一點,多半是在上海生長的人。父母保持他們的尊嚴,只是過分或不過分,並沒有錯。有的又說,父母保持那股威嚴,就是一種傲慢心理,覺得我有兒女,兒女就要聽我的。我說這可不能列入驕傲的範圍,更不要錯用了驕傲這個形容詞。

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有許多人想不驕傲,很難做到。富貴了,地位高了會驕傲;有錢會驕傲;年齡大了也會驕傲,認為自己多吃了幾十年飯,年輕小伙子就不行,其實多吃的幾十年飯,不一定吃得對;學問高了也會驕傲。所以要修養到“無驕”,實在不容易。不過在比較上,富而無驕和貧而無怨,兩者之間,還是無驕容易一點。

“貧而無怨”的貧並不一定是經濟環境的窮;不得志也是貧;沒有知識的人看到有知識的人,就覺得有知識的人富有;“才”也是財產,有很多人是知識的貧窮。莊子就曾經提到,眼睛看不見的瞎子,耳朵聽不見的聾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識上的瞎子,知識上的聾子,就不可救藥。所以貧並不一定指沒有錢,各種貧乏都包括在內。人貧了就會有怨,所謂怨天尤人,就牢騷多,人窮氣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貧樂道”。這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大原則。但是真正的貧而能安,太不容易。

現在有人,拿“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兩句話,批評中國文化,說中國的不進步,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這種批評不一定對,“安貧樂道”與“知足常樂”,是個人的修養,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養到。我們當然更不能說中國這個民族,因為這兩項修養,就不圖進取。事實上沒這個意思,中國文化還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們不可只抓到一點,就犯以偏概全的錯誤。這兩句話,是對自己作人做事的一個尺碼,一個考驗。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先解釋原文文字:孟公綽是魯國的大夫,後世朱熹的註解,說他很清廉,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人。趙、魏是大國,對下面滕、薛兩個國家而言,趙、魏比較大,滕、薛比較小。

識人難識己更難

關於“老”,過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漢以後,就很少有明文規定這個官銜了。他們學問道德崇高,沒有實際行政,所謂“坐而論道”,著重在建議和指導,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麼都不管,可是樣樣都要問。越是國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決定,越要請他們參加意見。往往一句話可以推翻整個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於“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職務,本身要學問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說一句話,影響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視。到了現在,學術界,以及政界,對所尊重的人,常稱某公,或尊稱為“老”,就有“國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這裡說,孟公綽這個人,要他做趙、魏大國中的大老——顧問,則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學問、道德,擔任這個職務好得很,沒有錯。但是如果滕、薛兩個小國家請他作大夫,要他在實際政務上從政,當部長,或院長,那就不行,會當不好。

孔子以這個問題,與學生討論。孔子論人,認為有許多人,擔任某一種大位置、大要職,蠻好;但是要他改做實際工作,去執行一個任務,就完了。平常看他,學問好,見解也好,寫的文章、建議、辦法都對。可是,讓他去實際從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從事實際行政工作,執行任務,會辦得很好,如果這樣認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作領導的人,對人才的認識很難,對自己的認識也難,要曉得自己能作什麼,可真不容易。

我過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師們教的一些散文和詩,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師曾有一首評論歷史的詩,講得非常好:“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作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這意思是說,隋煬帝運氣不好,當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憐,作了宰相。這兩個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將成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麼好,恐怕當時和後世對他的敬仰,還要更高,隋煬帝如果當時不作皇帝,就是一個很好的名士,一個才子。

我們再說李後主,真是好的文學家,那麼好的文學,真好,過去找不出來,以後恐怕也難找到這麼好的文學家,實在太好了,可惜當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過話得說回來,文學又談何容易?《紅樓夢》之後,再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夢》,沒有像曹雪芹那樣的家庭,沒有像曹雪芹一樣,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滾,沒有那個經驗,換一個人怎麼也寫不出來。施耐庵的《水滸傳》,沒有跑過江湖,沒有和那些動輒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寫不出來。文學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李後主的詞好,前面曾說過,他花的本錢大,也是當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裡丟掉,然後才有那種文學的境界出來。可是拿人生的立場看來,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們又想起另外一個人的哲學,人生得意的事,有時並不是幸福;而有時候失意的事,並不是倒楣。如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一個人作了一首詩:“眼前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官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亦應隨例作灰塵。”這首詩是說失意並不見得壞。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國家棟樑,都是他的後輩。第二句是講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樣,自己年紀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興衰、成敗多少次,假使自己當時也成為其中的棟樑,早就被燒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雖不一定是壞,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時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這些道理可使我們瞭解孔子講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的話,的確是意義深長。所以剛才提出來用人難,不但對人才的選拔、安置困難,而每個人自己認識自己更難。我們瞭解了歷史的往事,將來自己做事業時,對於人才,對於用人,的確要能知己知彼才對。

全才——智、清、勇、藝、禮

下面講到怎樣才算是人才與全才。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這裡孔子所說的“成人”,也可以解釋為全人,也可以說是人世間的全才。子路問怎樣才是全才,孔子說,要求一個全才太難:第一個是智慧,像臧武仲,這位魯國的大夫,智慧高,知識淵博;其次要像孟公綽的清心寡慾,什麼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潔;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養,還是不夠,還要有勇,如卞莊子。卞莊刺虎,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決心、決斷,須要犧牲的時候就敢於犧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還不夠,還要有冉求之藝,文學藝術的境界,樣樣才能都會。

這四個人的優點: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養,沒有私慾,沒有火氣,心平氣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點像廢人一樣,所以又要加上勇敢、決斷、俠義的精神,這樣還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還要加上文藝境界,與高度的禮教修養,這樣幾個條件合攏來,就可以為成人了。這該多難!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這裡的重要意義,孔子說了如此等等,還是用了一個“亦”可以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認為還並沒有完全到達理想中“成人”的那個程度。

讀到這段書我們要記住,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說是講國家大才的標準,也可說是講中國文化,講人格教育修養的標準。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後自己轉了一個彎,對子路說,時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這個觀念拿來作標準。現在只要做到“見利思義”,看見對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慮一下義的方面。義就是宜——看看這個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見危授命”,既然身為負責人,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臨危時,接受任命,為達成任務,寧可犧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還有平時所說出的話,不管經過多少時間的考驗,何等環境的考驗,縱然過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說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這幾點,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們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句話,看現在的社會,有時很好笑,發表任何政見時,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個位置以後,所說的話都不見得兌現了,哪裡能夠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現代可以證歷史,看歷史可以懂現代,如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我們說現在社會風氣不好,孔子當時社會風氣也一樣不好。有些同學到外國留學回來,開口就是外國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訴他們,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沒有外國如何好,中國如何壞。以貪污來說,美國有許多地方,貪污得更厲害。外國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幾年以前有些年輕同學去美國留學,我制了棉被送給他們帶去。有位外交官說太落伍,在美國用不著。可是這個同學因為是老師制贈的,還是帶了去。我又要他們帶了些宮燈之類的小禮物去,要他們保持中國的禮貌,逢年過節時要對老師表示敬意。他們也曾說外國人不喜歡這一套,後來兩樣都對。聖誕節去向老師行個禮,送一盞小宮燈聊表敬意,說明是中國禮貌,外國老師高興得不得了,說所教的各國學生,只有中國學生最好,最有禮貌。至於棉被,碰到冬天停電,大家凍得要命,而他們穿棉襖,蓋棉被最舒服,這都是中國文化。因此也瞭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樣的,絕對沒有兩樣,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們處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來的時代,人情世故是一樣的。縱然觀念兩樣,其實原則還是一樣,換一個角度講就通了。譬如說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國人不會理解;說成沒有價值,他馬上贊同這句話。不過把“道德”與“價值”兩個名詞換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們教育子弟,不管什麼時代,中國文化的人格標準,絕對是高的,絕對是對的。我們現代的人格教育,能夠使每一個人,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二條“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進一步,如果能夠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一條,集智慧、人品、膽識、才藝於一身的人,那就太難得了。

疑假疑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謚號。朱熹的考證是公孫枝,別的考證叫公孫拔。究竟誰對,暫時不去管他,不過都知道這個人是衛國的大夫。孔子除了對他自己的國家魯國以外,對衛國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當時名氣很大,影響力也很大。孔子問公明賈——公明賈也是衛國人。孔子問他說,夫子(我們後世拿“夫子”為對孔子的尊稱。孔子當時“夫子”兩字,等於我們現在以“先生”稱人,這裡就是指公叔文子。)是衛國的聞人,社會上很有聲望,政治上很有影響力,大家都說他很好,但有一點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隨便說話,說一句話就有相當份量;也不說別人是非;也不輕易笑;也不貪。

公明賈就說,別人對你所講的,把他描寫得過分好了。其實他講話能把握時間、要領,不講廢話,恰到好處,因此人家聽了,不討厭他的話。他高興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處,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見人跌倒而哈哈大笑,這個笑,不得其時,人家已經跌得很痛,很狼狽了,這不應該笑的,偏要笑,豈不讓人討厭?

關於取,合理的送他禮物,適可而取,不故意標榜清高。

他這樣一解釋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這個人在歷史上有點問題。所以孔子聽了他的解釋說:“是嗎?真的嗎?”是表示懷疑口氣。是否這個人徒有虛名,很難斷定,如白居易的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是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周公輔助成王的時候,有人造他的謠,說他企圖把侄子殺掉,自己當皇帝,使周公也怕起來了。而王莽在沒有叛國以前好得很,滿朝文武,全國老百姓,沒有人說王莽是壞的。假使這兩個人在這個時候就死掉了,那麼他們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誰知道?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詩,他給了我們一個啟示,使我們知道,有些人運氣不好,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了,可知人生定論很難。所以對於公叔文子,在公明賈替他作解釋以後,孔子說:“是嗎?難道真的嗎?”存疑是可以的。

挾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國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權力,在防區上整兵振武,向魯君要求,封他的兒孫永遠作這個地方的首長。他用這個方法,取得這個位置。孔子說,他這樣做,表面上雖然說是提出退讓的要求,不說要挾,但是這不必騙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挾取得富貴功名與政權。中國歷史的藩鎮禍國,都是同此一例的辦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由此而引出孔子對歷史的批評。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後,就是霸業的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表面上雖然擁護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還是聽他們的意見擺佈,這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霸業。如果以中國歷史文化來分王道與霸業,則春秋戰國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並不能稱為王道,統統都是霸道。真正達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維繫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權術取得而講事功的則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戰國五霸的階段,仁義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變成口號了。

但在五霸中比較起來,也有好壞,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他對晉文公的為人,不以為然。譎就是用詭道、手段。孔子為什麼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因為晉文公家庭遭遇變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級部下,智囊團之一的舅犯,斷定他一定能復國:“重耳(晉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備知之矣。”因為他吃盡流亡的痛苦,深深瞭解人心的險惡,所以便懂得如何運用權術。齊桓公就不是這樣,孔子認為比較好,而齊桓公與晉文公兩個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據孔子這兩句話,研究歷史上帝王、領導人的心理,與少年時代的遭遇、環境的培養都大有關係。

管鮑之交難

因為孔子講到對晉文公和齊桓公的比較,而且加以評論,子路就來插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說,老師說齊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齊桓公和公子糾,是兄弟也是政敵。管仲沒有得志的時候,原來是幫助公子糾的,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大臣名召忽,當時公子糾死了,召忽也拚命作戰,為公子糾而死,但管仲並沒有殉職。這樣說來,管仲的人格還是有問題。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時幫助齊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鮑叔牙。桓公問鮑叔牙,如果想成霸業,把齊國治好,誰是好的人才。鮑叔牙就推薦了管仲。但管仲曾經在作戰的時候,用箭射過齊桓公,幸好沒有將齊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帶鉤。所以齊桓公聽了鮑叔牙的推薦後說,管仲這個人曾經助過公子糾,而且用箭射過我,幸好只中衣帶鉤,我沒有殺他,已經夠寬大了,你還要推薦他?鮑叔牙就說,你要振興國家?還是要報私仇?你如果想成霸業,就不要記私仇。因為他是人才,當他幫助公子糾的時候,應該射你的。各為其主,立場不同嘛!齊桓公也有漢高祖相同的氣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歷史上管鮑之交,把管仲與鮑叔牙的交情,來比擬知己之交,但要真正達到那個程度太難了。中國五倫之道,朋友一倫是很重要的,也很難的。像管仲與鮑叔牙這種知己的朋友,在歷史上只這麼一個例子。任何人一輩子都難得有這樣知己,管仲最窮的時候,生活一切都依賴鮑叔牙。共同做生意賺了錢,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紅利,鮑叔牙也不在乎。這還不算太難。齊桓公成功了,鮑叔牙推薦管仲當宰相,這也還不算難。管仲晚年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人生得一知己太難。知己到什麼程度呢?管仲臨終以前,齊桓公問他,鮑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職位。管仲說不可以讓鮑叔牙當宰相。鮑叔牙一生都照應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講,管仲臨死了,應該將這個職位交給鮑叔,以為報答。現在由齊桓公提出這個意見來,他還說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夠朋友。其實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對齊桓公說,你不要害鮑叔牙了,他這個人的人品實在了不起,氣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惡如仇。一個當首相、當主管的,要能藏垢納污,骯髒的東西也要包涵一點,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鮑叔牙的第一個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壞的一面。如把政權交給他,害了你齊桓公,也害了鮑叔牙。這樣鮑叔牙也很高興,認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們同事之間、朋友之間相處,都曉得講歷史上這件事情。我們文化深厚,就是歷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輩的經驗太多了。我們讀書也是為了吸收這些作人做事的經驗。我曾經看到過類似的事情,有兩個好朋友又是同學,其中一個當師長。當他要交卸這個師長職位的時候,上級也決定由他的同學來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極力反對。有人就問他為什麼這樣不幫同學好友的忙,他說我不願害自己的同學好友,如果他來接我的事,依他的個性,結果一定會弄到坐牢。最後事實證明,果然如此。朋友能夠交到這樣,談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現實,所以介紹管仲等等的故事給諸位,我們要知道交友之難,待友之難,以及得一知己之難。

這裡子路提出來說管仲這個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說,春秋時代開始的時候,齊桓公雖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權的威信重新整頓,九次召集了諸侯開聯合會議,安定了國家社會,從來沒有用武力威脅人,固然霸業是權術,可是他權術的最高原則還是道德,致使周朝的歷史能夠再延續下去。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已經很好了,也就是仁義之道了。何必求之太過呢!

死生亦大矣

討論到這裡,子貢就起來辯論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拿個人的人格來看管仲,可以說他是不仁不義。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本來追隨公子糾的,照理也應該殉死,他卻不能以死盡忠,後來反而更進一步,投降齊桓公,居然貪富貴作宰相,就更不對了。孔子說,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難評論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齊桓公以後,幫助齊桓公在諸侯中稱霸,把當時那麼亂的社會輔正過來,對歷史的貢獻,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貢獻太大了。到現在管仲已經死了,可是我們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處,今天社會能夠安定,各個諸侯的國家能夠安定,都是他們的功德所賜,假使當時沒有管仲,那我們即已變成野蠻民族了。“被發左衽”就是野蠻民族。中國古代男女的頭髮都是梳起來的,我們現在都披髮,是外國文化。“左衽”,試看過去的西藏、蒙古等邊疆民族,都是左肩披著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這是文化野蠻落後的象徵。可是現在我們的裝束,也都是被發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們,整個世界都在被發左衽。講到這一點,我想我們的民族文化,總有一天會站起來。

孔子告訴子貢,管仲對歷史的貢獻有如此的大,沒有管仲,我們的文化都可能滅絕了。這種情形,又怎麼是普通男女,認為他怎麼不為公子糾而死的觀念可比呢?公子糾對管仲並不好,不聽管仲的意見,如聽管仲的意見,就不會有齊桓公,而是公子糾起來了。公子糾不以管仲為國士,管仲也不必要為公子糾殉死。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來責備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敗就自殺,毫無價值,好像倒在污水溝裡,這樣一死了之,又有什麼意義?所以他不輕易為公子糾而死,以致後來有這麼大的貢獻。那麼這生死之間的價值取捨,就另是一番評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剛才提到過的公孫拔或公孫枝,文子是他的謚號。我們先要瞭解,春秋戰國時代,依照中國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難上來做官,但不是絕對不能。在這種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僎由公叔文子的提拔,從平民而提升保薦到與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說,公叔文子真夠得上稱“文”。中國古代謚法稱“文”是很難的,根據《謚法》解的記載,稱文的有下面幾種:一、經天緯地,二、道德博聞,三、勤學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賜民爵位等六種。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這個“文”。

人盡其才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在衛國很久,當時的衛靈公對孔子非常敬重,但卻沒有啟用孔子。衛靈公好像是個活寶,他寵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見得太壞,可是衛國上下對孔子都很敬重。但在一般輿論,對衛靈公頗多不滿。季康子就說,衛國的這位領導人既然這麼壞,怎麼衛國不會亡國?孔子說,衛靈公儘管不好,但他會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這一點我們又要看歷史了,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個主管,是不是善於用人,非常重要。就是在商業上,一個做老闆的,善於用職員,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如果職員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時候,都不會垮台。一個機構如此,一個國家的政治也是一樣。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處處都有,看你怎樣安排,有的人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長。

所以孔子談到衛國的時候,季康子問這樣一個領導人怎麼不亡國。孔子就指出,衛靈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賓客,就是辦外交。在國際動盪的時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還有祝鮀治宗廟,在宗法社會宗廟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現在制度來說,包括了教育、文化、內政,都屬於宗廟的事,上論曾經提到,所謂“祝鮀之佞”是指這個人很會說話,是一個理論家、政論家,他還辦過一次成功的外交。另外又有王孫賈主持國防、軍事。一個國家外交、內政、文教、國防有這樣三個人才主持,衛國怎麼會亡?只是衛靈公本人活寶一點,不過雖然活寶,他會用人。在歷史上,漢、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時有些職業皇帝都蠻活寶的,但是他會用大臣,幹部用得好,而且絕對可以信任,就行了。縮小範圍,一個單位主管,一個家庭,對家人子女,也是一樣的道理。但從後世認定屬於偽書的《莊子·雜篇》中,卻有推重衛靈公之所以稱靈的道理,並不如此簡單。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孔子說這話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臉都不紅,這還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兌現。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所以我們做事、說話時要慎重考慮,大言不慚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講解《論語》到現在,已經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潮起伏,一點也不呆板。到這裡又轉了一個方向了。

為正義而言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這一段是孔子在魯國的時候,國際上發生大事,齊國的部下叛變,殺了皇帝——皇帝是口語,正名應該是齊國的國君,這個叛變的人叫陳成子。(下面殺了上面為“弒”,這是《春秋》筆法。)孔子聽到這個消息,看得非常嚴重,像是參與國家大典一樣,洗了澡,穿了禮服去朝見魯哀公。他說齊國的內政發生了叛變。陳恆殺了他的國君,我們魯國要出兵去討伐叛逆。

這就是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謂“興滅國,繼絕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國際間,碰到任何一個國家出了事,出兵幫忙,替別人消滅了禍亂,然後還是把政權交還給該國。我們只需要他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事實上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是吃虧賠本的事。譬如過去歷史的記載,海外的屬國進貢了一頭長頸鹿,或者外邦進貢了一頭老虎,我們還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幾個月,皇帝還要給他賞賜。我們絕對沒有土地侵略、經濟侵略的野心,中國人只有愛別人,不會侵略別人,自古以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軍事思想,有時出兵打仗,只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利益。

孔子請哀公出兵討伐陳恆,就是為了正義。而且孔子這個時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經下了台,可以不管國事,可能顧問的名義都沒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講話而已。他為了要實行中國文化的精神,就去報告,請求出兵。但是當時魯哀公很可憐,所有的權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裡,哀公不能說孔子的主張不對,幫助鄰國平亂是應該的,可是沒有辦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講。孔子說,因為我總是從大夫之後,是國家有地位的人,職責所在,道義所在,不能不向你報告。魯哀公聽完了還是要他去告訴季家,於是孔子退回來,告訴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認為不要管這個閒事。孔子說,因為我是魯國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說,將來不要說我沒有講過這個話,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也向國君報告過,我的個人責任、國家責任、歷史責任都盡到了,做不做是你們的事。

這一段,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國的政治哲學也在這裡。我常和外國留華的同學們說笑,就以留學生來說,現在我們的留學生,在外國打工、端盤子洗碗。但是由唐代開始歷史上可以看到,當時外國來華的留學生,達數萬餘人,我們的政府,在長安建築了幾千間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讓他們讀書,學習中國文化,夠漂亮!哪像現在你們駐華的領事館,辦起簽證來,還再三考慮,深恐會佔了你們的工作機會。話說回來,歷史時代的環境不同,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只是在這一段裡,對於中國的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重心,可以有個概要的認識。

風雲際會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這裡的“事”字是動詞,和服侍、侍候的侍同義。子路問作一個國君的高級幹部,應該怎麼才對。孔子說,既然作人家的幹部,就要絕對忠心,不可欺騙上司,不騙他就要說直話。但說直話也很難,所謂“忠言逆耳”,可是要對領導人盡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講到這方面,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常看到大臣與皇帝政見衝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龍麟”的話,以前對皇帝以龍作為表徵,據說龍的個性,能柔能剛,隨便怎樣碰它的鱗甲,都不會生氣,只有龍的頷下三寸處生的是逆鱗,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絕對不能碰,否則龍就會發怒而毀人的。這就說明為領導人的,度量要大,對有理取鬧的,能夠包容原諒。但在最要緊的關鍵上,千萬不可以碰。譬如我們對朋友也儘管說直話,但對於朋友某一要命的缺點,則不能隨便說了。以現代的行為道德講,適當的限度,保持別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所以歷史上有些大臣“犯顏諫諍”,就是說領導人已經很生氣了,可是忠心的部下為了他好,不管他怎樣生氣,應該說的話,還是要講。我們讀《宋史》,趙普對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趙普推薦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應。第二天,趙普又上奏推薦這個人,宋太祖還是不答應。第三天趙普又上奏推薦,宋太祖這一下可忍不住了,氣得大發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趙普面不改色地跪著,把這些碎片拾起來,帶回去。過些天,把這撕碎了的奏章補貼好,又帶上朝去推薦。宋太祖這一次總算醒悟了,終於任用了這個人。又有一次,有個大臣應該陞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討厭那個人,不准他升。趙普極力奏請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趙普惹火了,氣呼呼地說:“我就是不讓他升,你又能怎麼樣?”趙普說:“刑賞,有天下刑賞的準則,陛下怎麼能以個人的喜怒來左右刑賞?”太祖氣得離座而起,回到內宮。趙普就跟著站在宮門口,久久不肯離去。宋太祖後來也就答應了。我們從這兩個故事就可想見趙普處事的剛毅果斷,但是他也有缺點,心胸不寬,容易記恨。他常會挑剔那些當他貧賤時,對他不好的人們。每逢這種情況,宋太祖就說:“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勸趙普度量放大,不要計較這些小節。更何況天子宰相之才,哪裡是社會一般人所能鑒識的。後來,趙普就不敢再提這一類的事了。

這種類似的故事,在《貞觀政要》這部書裡,記載得很多。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對好搭檔。不過話說回來,魏征這個夥計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樣的好老闆。照《貞觀政要》的記載,長孫皇后也很好,所以還要老闆娘也好。不然的話,就變成上論中所講的“事君數,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這兩句話,大家都知道,經常引用,已變成成語了。自古以來,對於上達與下達的解釋各有各的觀點。綜合一般的觀點來解釋,所謂“上達”,以現在思想的習慣而言,就是比較形而上的、昇華的。所謂“下達”,就是比較現實的、卑下的。深入一點說,君子與小人,在春秋戰國時代,尤其在孔子言論中,經常提出來作為一個對比的名稱。因為真正研究學問,真正搞思想是少數人的事。有許多人儘管在讀書,但並不一定在研究學問,而只是在求知識;儘管有人在搞思想,但並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學的問題。研究思想怎麼來的,牽涉到形而上哲學的問題。形而上可以說是上達;形而下、現實的、淺近的就是下達。“達”就是通達,這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過去的習慣,問人讀書的情形,不問他讀了什麼書,有沒有文憑學位,只問讀通達了沒。再說,“上達”,也可以解釋為有高明的遠見。“下達”,便是比較淺近,只重於現實的低視。

為誰讀書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這兩句話我們有幾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點應注意到的,這是孔子對中國文化發展史的看法。第二點,研究這兩句話,怎樣為己,怎樣為人。一般說為己就是自私;為人就是為大家,也可強調說是為公。“古之學者為己”,古人為自己研究學問。“今之學者為人”,現在人為別人研究學問。這個問題就來了,從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說後世的人求學問,好像比古人更好,因為是不為自己而為人家,這是一種觀點。

剛好昨天有一位同學,討論到這個問題。他寫一篇博士論文,中間有一段,引用了這兩句話,作東西文化的比較,就是持這種觀點。我告訴他,這一觀點可以成立,但是有一個事實,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書,的確有大部分人還保持了傳統的作風。這一傳統的作風,類似於現代大學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學教育,所謂注重“性向教育”,就是依照個性的趨向,就個人所愛好的,加以培養教育,不必勉強。一個喜歡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學文學,是做不到的。有許多孩子,自小喜歡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責罰他不該破壞東西。在教育家的眼光中,這孩子是有機械的天才,應該在這方面培養他。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書,老實說不為別人求學問。而現在一般人求學問,的確是為別人求學問。一個普通現象,大專學生為了社會讀書,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對朋友也無法交代。讀書往往為了父母的面子、社會的壓力,不是為自己。目前在大學裡,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數還不到三分之一,幾乎滿堂都是女生。譬如哲學系的課,學生有七八十人,他們真的喜歡哲學嗎?天知道!連什麼叫哲學都不懂,為什麼考到這一系?將來畢業了,出去教書都沒人要。社會上聽到哲學系,認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經。可是為了什麼?憑良心說,只是為了文憑。有的女孩子,學了哲學幹什麼?當然也可以成哲學家,不過沒有家庭的好日子過,既不能作賢妻,又不能為良母,那就慘了。可是現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曾經有一個學生告訴我,當年他在大二讀書的時候,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氣了,就對父母說:“你們再這樣逼我,我不替你讀書了!”他說那時候心裡真覺得自己努力讀書,是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顯示榮耀而讀的,在自己則並無興趣。

那麼今天的人讀書,從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學者為人”,為別人讀書,至少是為社會讀書。社會上需要,自己覺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說是自己對於某一項學問真是有了興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會中,這種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狀況,如果缺乏遠見,我敢說,二三十年後,我們國家民族,會感覺到問題非常嚴重。因為文化思想越來越沒人理會,越來越低落了。大家只顧到現實,對後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們將來在社會有前途,能賺更多的錢,都向商業、工程、醫藥這個方向去擠。如物理、化學等理論科學都走下坡了,學數學的人已經慘得很。在美國,數學博士找不到飯吃,只好到酒館裡去當酒保,替人調酒,還可賺美金七八百元一個月。

放大點說,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沒落。二三十年後,文化衰落下去,那時就感到問題嚴重。在座的青年朋友還來得及,努力一下,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用下去,到你們白髮蒼蒼的時候,再出來振興中國文化,絕對可以趕上時髦。

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時代到了沒落的時候,人類文明碰壁了,就要走回頭路。所以今日講承先啟後,的確須要準備。可是全世界的文化,目前還沒辦法回頭,叫不醒,打不醒的,非要等到人類吃了大虧才行。沒有人文思想,人類成了機械,將來會痛苦的。所以這兩句話,也可解釋為:“以前的人讀書是為了自私,現在的人讀書是為公”,不過這種解釋是錯誤的。

再另外一個觀點,我們中國文化裡,宋代大儒張載——橫渠先生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名言已成為宋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目標。學者為這目的而學,應該如此。

談到這位先生,是孔孟以後的儒家,宋明理學家中,影響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輕時等於是一個“太保”,意氣非常盛,身體棒,思想開拓,喜歡鬧事。後來範仲淹帶兵在陝西經營邊陲的時候,張橫渠才二十多歲,年紀很輕,奔往前線,要投軍參加作戰。范仲淹見他一表人才,約他談話,勸他回去讀書,告訴他將來報效國家的機會很多,等到書讀好,慢慢再來,同時將一本《大學》交給他。那時他應該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讀,告訴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業,自有他的天地。張橫渠聽了范仲淹的話,回去再讀《大學》,從此放下一切,專心求學問了,後來成為一代名儒。宋代幾位大儒,事實上受范仲淹的影響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將入相,以文人當統帥,他難道不希望培養好的軍事人才?但他一看張載這個人才不是將才,是對後世思想有貢獻的人,不能這樣埋沒,就馬上用這個教育方法培養他。果然後來影響了中國文化思想那麼大,尤其他所標榜的那四句話,非常深遠。今天我們要談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這四句話為主。我們如果以這四句話來研究,學者又應該是為人;不止為自己求學,同時也為人求學。這個“人”擴而充之,為國家、為社會、為整個人類文化。

稱職的使者

下面講到學問的外用: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衛國有名的賢大夫,而衛國是孔子對它比較有感情的國家。孔子到衛國時,就住在蘧伯玉的家裡,孔子和許多弟子的生活,都是蘧伯玉供應的。孔子回到魯國以後,蘧伯玉派了一個私人代表來看孔子。孔子就陪這位遠道來客,坐在一起談話。孔子問他,蘧先生在家裡做些什麼事?這位使者就說,我們蘧先生天天在家作修養的學問,希望自己做到每天少些錯誤。(這就是儒家講究的每天都要自己反省,在《論語》第一篇就提到過“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對自己的思想、行為,加以檢點,能夠做到少錯寡過,就是了不起。)但是他感覺還做不到,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看了這節對話,被人問到長官的事時,替自己主管應對得那麼謙虛,那麼得體,所以等到他離開以後,孔子就立刻告訴他一些學生,這個人夠得上當代表,夠得上當大使,他替派他出來的主管所答的話,謙虛而不失體,非常恰當。換句話說,也看出這個使臣本身的修養學問。

這一點我們要注意,假使在自己國家以內,出去為朋友作代表,或被主管派出去辦一件事,要把立場先站好,這是很難的。有的人把主管捧得太過分了;有的發主管牢騷,先罵起自己的主管來了,如果到國外當大使,更嚴重了,那就要看修養的風度了。所以外交人才難得,尤其貧弱國家的外交,說話的立場,不易把握。

透過這段文字的記載,首先瞭解的,是蘧伯玉晚年退休以後的修養,確有大臣退居林下的風度,的確不同。第二,表示了蘧伯玉用的幹部,代表他出使的人,應對才能之高明。第三,可見主管與幹部之間,本身修養的配合。第四,孔子藉此教育的機會,告訴學生們,這樣的人,才有資格作使者、當代表。說話得體,謙虛而包涵的意思很多。假使孔子要責備蘧伯玉,或責備衛國的什麼缺點,當這位使者說出這句話時,已經把孔子封住了口,使孔子不好意思再說出責備的話來,所以孔子極力稱道他。

宿將還山不論兵

因此引出孔子平日的理論,說明這個道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是很重要的,《泰伯第八》提到過,這裡又重複出現,一個幹部,對於臣道的修養,乃至學者自己本身的修養,都要守住這個原則。這和政治思想也有關。譬如站在政治學的立場,有人說國家的事,是大家共有的,所以人是政治的動物,都是政治的分子。中國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人都應該關心。但是,有個原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不在那個位置,不輕易談那個位置上的事。

在我來說,認為知識分子少談政治為妙。因為我們所談,都是紙上談兵,我們看到這六十年來,都是知識分子先在這一方面鬧開了動亂的先聲,很嚴重。尤其人老了,接觸方面多了,發現學科學的更喜歡談政治,如果將來由科學家專政,人類可能更要糟糕。因為政治要通才,而科學家的頭腦是“專”的,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所以孔子這兩句話,是為政的基本修養,表面上看來,好像帝王可以利用這兩句話實行專制,要人少管閒事。事實上有道理在其中,因為自己不處在那個位置上,對那個位置上的事情,就沒有體驗,而且所知的資料也不夠,不可能洞悉內情。因此,我們發現歷史上許多大臣下來以後,不問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將韓世忠,因秦檜當權,把他的兵權取消以後,每天騎一匹驢子,在西湖喝酒游賞風景,絕口不談國家大事,真如後人有兩句名詩說:“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將還山不論兵。”這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道理的寫照,孔子並不是說把政治交給當權者去做,我們大家根本不要管。

另外還有一層意思,孔子和蘧伯玉曾經分別在魯、衛兩國當過政的,現在都退休了,雖然還住在自己的國家裡,但已退休,就不必再問到國家大事了,所以從這一段話裡,輕描淡寫地襯托出魯、衛兩國當時的政治,的確是不大高明。因此孔子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

思無邪

接下來是以曾子的話作補充。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這句話也可以作為解釋上論第二篇《為政》中“《詩》三百,一以言蔽之,曰:思無邪”那句話。同時也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註解。一個人,尤其關於現實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勞而無益的。當然,這個話我們可以站在社會文化的立場反對。研究科學,不怕人有幻想。強調一點來說,歷史也是幻想創造出來的,科學的發明,開始也由幻想而創造出來的。真正的科學家,很少有個性不古怪的,他的環境影響了他。每天在實驗室裡,生活沒有情調,如果研究到深入的時候,他手上拿著正在吃的麵包,換上塊腐肉給他,他都不知道,照拿照吃。但是他如不這樣研究得發瘋,就絕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做學問也是這樣,要想學問有成就,一定要鑽進去,像發了瘋一樣,然後跳出來,這就成功了。不到發瘋的程度,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搞通才的,樣樣搞又樣樣搞不好,就犯了太聰明的毛病。科學有成就的人,可以說是笨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這就不能說“思不出其位”了。所以現在年輕人來讀這些書,都是反感的,往往加上“統制思想”、“控制思想”等等許多罪名。

事實上,話並不是這麼說,曾子並沒有談到這些問題,他只是說人的基本修養。這句話編在這裡,等於說是從政者本身人格的基本修養,不是自己的職掌範圍,不必過分去干預職權。以現在的政治思想來解釋這句話的意義,就是“不要違反思想的法則”。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說,不要亂替別人出主意。由這樣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通了。

智、仁、勇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很多話都是意義相同的。不過這個地方,孔子以不同的語句講出來。就是說要言而有信,講話要兌現;牛吹大了,事實上做不到,這是君子引為可恥的。不要把話講得超過了自己的表現,做不到的,絕不吹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這等於一個小結論。有一天孔子感歎說,學問修養合於君子的標準,有三個必要條件。孔子很謙虛的說,這三件我一件都沒有做到。

第一是“仁者不憂”。有仁德的人沒有憂煩,只有快樂。大而言之,國家天下事,都做到無憂,都有辦法解決,縱然沒有辦法解決,也能坦然處之。個人的事更多了,人生都在憂患中,人每天都在憂愁當中。而仁者的修養可以超越物質環境的拘絆,而達於“樂天知命”的不憂境界。

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沒有什麼難題不得開解,沒有迷惑懷疑之處,上自宇宙問題,下至個人問題,都瞭然於心。像我們沒有真的智慧,明天的事,今天絕不知道。乃至此刻的事,也常自作聰明,自以為是。最後是“勇者不懼”。只要公義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蕩,人生沒有什麼恐懼。孔子在這裡說的詞句,字裡行間,寫出他的謙虛,表示自己的學問修養,沒有做到君子的境界。可是子貢對同學們說,不要弄錯了,這三點老師都做到了,我們要這樣學習才對,他只是自我謙虛,不肯自我標榜而已。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貢有時比較直爽,看見不順眼的人,當面就說人家,得罪人,當面就方你。這個“方”字在四川、鄂西一帶的方言中,常常聽到人說。如說對某人“方一方他”,就是不妨得罪他一下。有時候說某人個性太直,也說某人是方人,這種人很直爽,常常容易得罪人,子貢就是這樣。所以孔子說,子貢啊!“賢乎哉?”你要求別人,不要過於高了,不要希望別人都是賢人啊!有時候要馬虎一點,(這與古人對“賢乎哉”的解釋,稍稍有點出入。)而且老是得罪人,也不太好。假如是我,就沒這個工夫去批評別人。

下面再引用孔子的兩句話。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這兩句話,在上論第一篇的最後結論已說過。雖然最後一句文字不同,但是同樣的意思。這裡是說,一個人不怕別人不瞭解自己,就怕自己沒有真本事,沒有真學問,沒有真才能,否則終有所成。這句話安置在子貢方人一節下,也是非常有味。

待人接物

這裡是孔子所說,為人處世,交友之間的一個信條: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明明別人來騙自己,可是不給人當面難堪,這是“不逆詐”。平生經驗,的確碰到過許多這樣的事,明知道對方滿口都是謊言,但是姑且就讓他騙。他講完了以後,他所期望的、所要求的目的,也讓他達到。但是我們自己心裡有數,知道他在騙。同時還發現有些人,他完全在騙人,但是他自己已經不覺得在騙人,他騙成了習慣以後,連自己都不覺得在說假話騙人,而變成了他正常的生活方式,甚至對他自己說的假話,也覺得是真的。“不逆詐”就是不揭穿有些人的欺詐。當然,這也要用得好,如果用得不好,我們就犯了很大的罪過,很容易成為“姑息養奸”了,這也不可以的。有的人是真的有困難,不得不騙一點錢,不搶不偷,已經算是好的,明知道騙,不妨給他騙一次,不過要設法感化他,這是“不逆詐”。也可以把這個道理擴充到大的方面,但要恰到好處,該揭穿的時候,就要加以教育了。“不億”就是不隨便估計、推測。憑了想像,隨便估計推測,認為大概是這樣,就犯了主觀的毛病,不大好。“不信”就是懷疑。“不億”、“不信”,等於說不要主觀的相信,也不要太客觀的不相信。人如果有這樣的胸襟、修養,就夠得上是有智慧的先覺者,也可以說是一個賢達的人了。

夫子何為者

現在開始,是另一個高潮。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微生畝是道家人物的隱士。講到這裡我們先要搞清楚一點,就是道家與儒家的思想,有兩種不同的基本態度。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中流砥柱。而在道家看來,中流砥柱抵得了什麼?譬如今天石門水庫放水,在中間放塊石頭,能擋得住流水嗎?不過石頭自己站住了,沒被水沖走,可是水流照樣往下衝,擋不住。道家絕不走這個路子。道家思想的基本態度,始終是走“因應”的路子——順應自然。一個時代形成了一個趨勢,挽不回來,所謂“江水東流去不回”,不可能把歷史拉回來。道家思想是講先知,一件事從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後果。如石門水庫放水時,沒有辦法把水勢挽回,但計算水流到某一地段時,輕輕開好一條水溝,就可以把水流疏散了。這就是現在流行道家的太極拳原理,四兩撥千斤的道理;也就是軍事謀略,以寡擊眾的要點。所以中國歷史上,出來因應時勢,撥亂反正,都是道家的人物。

這裡我們講一個思想問題:我們中國幾個“子”,實在了不起。除了現在講的孔子,《老子》這本書,到現在為止,在國外已有好幾十種譯本。遠在三十多年前,在成都有一位女醫生告訴我,她在德國留學時去跳舞,召來一名舞男,居然知道中國的《老子》,而且可以用我們的國語背誦,她說好在自己在國內是讀這些舊書出身,否則還在外國人面前丟臉了。《孫子兵法》這部書,許多國家,包括蘇聯的陸軍大學在內,列為必修課。現在孔子也出國去了,未來世界的文化趨勢如何,可想而知。

說到《孫子兵法》,想到《孫子》有名的《勢篇》,講形勢。這個名詞很難解釋,現在世界的軍事思想不講勢,而講力的對比。每個國家都注意有多少兵源、多少物質、多少武器、力的統計。如果只講這些,只是力的對比,不稀奇。中國的拳術,也反映出中國的軍事思想,不講力,講勁道。一拳一個勁道,就把對方打倒了。勁不是力。中國人主要講勢,道家說“知其力,用其勢”,所以能四兩撥千斤,以弱敵強,以寡擊眾。一個三期肺病的人,能把世界的大力士打倒,那才是本事。十個人可以消滅上千上萬敵人,就是運用勢。

什麼是“勢”?《孫子兵法·勢篇》最後一句話的結論說:“轉圜石於千仞之山。”這就是“勢”。一塊圓的石頭,在一兩萬尺的高空上轉,就是“勢”。假使一個四斤重的石頭,在我們台北市上空,就僅五千尺的高空轉,全台北市的人都要躲起來了,因為每個人都有被擊中打死的可能,這一情形就是勢。等到這塊石頭落下地以後,不但是我們,小孩子都可以欺負它,上去小便,它也毫無辦法,不過四斤重的石頭,誰都搬得動,丟了也就丟了。懂了這個道理,在處世上就可以運用,尤其戰略、戰術思想,都是根據這個道理來的。在勢沒有形成的時候,對敵人政治的、軍事的戰鬥,就無法穩操勝算。孫子也很巧妙,寫到這裡,再沒有繼續寫下去了。就是要讀他書的人,自己去體會、運用。

透過一個故事可以瞭解“勢”的道理。據說大蟒要吃東西的時候,不像其它的蛇要咬住東西,它只要將口張開,可以把一定距離以內的東西,吸到它的口中,吞入腹內。它的攻勢一出,尾巴一擺,可以把直徑尺把粗的大樹掃斷,厲害得不得了。可是有一隻小蜘蛛和一條這樣大的蟒是世仇,要對大蟒報復。就在蛇洞口的樹上懸了一根絲下來,等待大蟒出洞覓食的時候,急落下來,打在大蟒致命的頭部七寸部位。每當大蟒剛把頭伸出來,蜘蛛就急速下降,大蟒就立即縮回洞裡,不敢出來。這麼厲害的一條大蟒,就這樣被一隻脆弱的小蜘蛛制住了。反過來,如果這條大蟒能夠衝出了洞,躲過頭部七寸上的一擊,只要一張口,也就可以輕易地把這隻小蜘蛛吸進腹中消化掉了。可是當大蟒沒辦法施展它吸物的毒氣時,這樣一個脆弱的小蜘蛛,就可要大蟒的命,也就是兵法的原則,戰略的道理。歷史上,子書上,很多這類故事,在政略上都可供我們活用。

因為這裡與孔子討論問題的微生畝,是一位隱士,屬於道家人物,所以在瞭解這一段書之前,我們先概略的介紹一下兩家思想上的差別處。孔子當時碰到幾位隱士都吃癟了。在中國古代文化歷史上,隱士們的影響力很大。尤其以經濟觀點看,春秋戰國以後,一般人都趨於現實,每逢亂世,經濟的現實性一定變成很重要;物質的崇拜,越來越高,這也是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的大問題。可是有少部分人,如道家的隱士,現實的慾望、富貴功名,對他都毫無誘惑的作用;他能夠吃蔬菜、喝稀飯,硬是“不同流”,屹然而獨立。而他們本身是人格高尚、學問淵博、才具高超。如我們提到過漢高祖敬畏商山四皓的故事,可見中國隱士思想影響力之大。過去幾千年來的政治,受這個思想的影響一直很大。再從另一角度看,這一派人好像對現實不熱心,其實也很熱心。因為他們站在旁邊,使當道者非常注意。他們似乎袖手旁觀,又似乎在護航。

微生畝就是這樣一位隱士,有一天他對孔子說,你一天到晚悽悽惶惶,(唐玄宗詠孔子的名詩,開頭兩句“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就是從《論語》這一節脫換而來的。)忙忙碌碌,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講學,究竟是為了什麼?到處去講學、宣傳,又有什麼用?你不覺得太過分嗎?孔子答覆他說,我並不是好說討人喜歡的話,實在是自己的毛病太深了,用現代話說就是毛病大。這樣的解釋,和古人的解釋不一樣。古人對“疾固”兩字解釋為“討厭這種固執己見,不肯出來用世的病態。”我覺得這樣的解釋太牽強。這是因為後代的儒家思想,反對道家,反對隱士,就借用孔子這句話罵人,責備這些人不肯出來為國家社會盡力。其實,只是他們想作官的門面話。可是孔子絕不是這種態度,他對隱士很尊重。在此,他只是一番自我表白,這句話翻成白話等於說,你老兄勸我不要為時代擔憂,是很對的。我之所以一天到晚奔走呼號,那是我的毛病。這是他對隱士們一種謙虛、幽默的態度。真正的心意是,反正你們不出來做事,我出來做事,各走各的路,我為社會國家盡心而已,就算是我的毛病吧!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是古代的名馬、良馬、千里馬的名稱。他說真正的千里馬,並不是說它的力量有多大,而是說它的德性好。中國古代的千里馬是了不起的。我們看西方賽馬,馬跑的時候,一跳一蹦的,騎在上面實在不好受。中國的良馬,跑的時候,左右腿交替奔馳,快得像風一樣,騎在上面,有如在平穩的水面上行船,一點都沒有顛簸的感覺。良馬如遇主人墜鞍,它立刻站住,等主人起來,絕不會踐踏到主人或拖著主人跑。如果肚帶沒有繫緊,馬鞍不完全,就是騎上去了,它也不走,用鞭子打它也不走。又如老馬識途等等,都是良馬的德性。這種良馬,要有天才,才能訓練得出來。劣馬則會打滾,會擦牆,使騎它的人受傷,甚至送命。

這兩句話編在這裡,等於是答覆了微生畝問孔子的問題。意思是說,一個為人類國家社會的人,不問眼前的效果,只問自己應該做不應該做。甚至今天下的種籽,哪一天發芽?哪一天結果?都不知道。下了種籽,終有一天會有成果的。從這裡我們想到,孔子的思想,幾千年以來,始終成為國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確是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的。

報怨與報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最近日本《產經新聞》發表的《蔣總統秘錄》一書,這位日本記者引用了“以德報怨”這句話,說是孔子思想,這是一個錯誤。“以德報怨”是道家思想,這句話出在《老子》。孔子思想是“以直報怨”。

儒家思想有一點俠義的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踢回你一腳;你對我不好,我不理你,這很直嘛!你對我不好,我還要對你好,要如基督教聖經上說,你在我左臉打了一個耳光,我再送上右臉讓你打一個耳光。就像唐朝的婁師德,告訴他弟弟,要唾面自乾一樣。但對於婁師德這句話,我們要瞭解,這是中唐以後的修養。當時天下太平、社會安定,而婁師德是世家公子,歷代都作大官,聲望很高,他自己在京裡做大官。他的弟弟到代州去當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辭行。婁師德說,我們婁家受國家、朝廷的恩惠太大,我兩兄弟現在都在作官,一般人會批評我們世家公子比較驕傲,你出去作官,千萬要認清這一點,多多忍耐,不要為我們婁家丟人。他弟弟說,這點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臉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婁師德說這樣做並不好啊!你把它擦掉,還是違其怨,給人家難堪哪!弟弟說,我懂了,就讓它在臉上自己幹了。婁師德才說,這就對了。假使所有中國人都是這種修養,那還得了!所以話說回來,作學問不要斷章取義,不管上下文,只抓中間一句兩句去做,那就要出問題。每個思想,要作整體的研究才行。剛才已經聲明了,婁師德出身在中唐以後,國家社會,已經有了兩百多年的安定,而他家裡又歷代作官,他本身又在中央政府當相職。這樣的時代背景,這樣的家庭背景,他弟弟在這樣環境中所處的立場、位置,就與一般人不同。由窮小子經過考試出來作官,就可以傲慢一點。如果婁師德的弟弟有一絲傲慢,人家就會批評,說靠世家的勢力欺負人,所以婁師德對他弟弟的這個教訓才沒有錯,並不是說在亂世之中,拔刀而起的時候也要如此。在這樣的時代,不要說口水吐到我們臉上,如有外國人不禮貌地瞪我們兩眼,我也要打他兩拳。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對事情的處理態度就有所不同。所以作學問不能斷章取義。

這裡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等於提到道家的思想。孔子的答覆,也沒有直接反對,只是在邏輯上作一個論辯。他說,別人對我不起,我對他好;那麼人家對我好,我又該怎樣報答呢?所以他下面就主張“以直報怨”,以直道而行。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對我好的當然對他好,對我不好的當然不理他,這是孔子的思想。他是主張明辨是非的。

存心自有天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有一天感歎沒有人瞭解他。子貢聽見就說:老師何必這樣悲觀!怎會沒人瞭解你?孔子說,我這一生,“不怨天、不尤人”;從基層的學識,艱苦的人生經驗起步,但不為現實所困,能夠昇華,走入形而上的境界,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因為孔子出身窮苦,在艱難困苦環境下,體會到人生哲理,成就智慧的德業,昇華上達,超越世俗,因此對人世間也不要求別人的瞭解,存心自有天知。

上面等於結束了自微生畝以後的一段話,下面又轉入另一波瀾。

公伯寮訴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是魯國政治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當時魯國政權在季家三兄弟手中,公伯寮就暗地挑撥是非,在季孫面前,講孔子學生子路的壞話,這也是間接的攻訐了孔子。當時有一個孔子的學生姓子服,名何,字伯,後來謚號景,當時是魯國大夫。有一天來告訴孔子,公伯寮在搗亂,到處造謠和老師作對,並且在季孫家說子路的壞話,增加老師的麻煩,今天我在政府中的權力可以左右一切,可以放手去做,這種害群之馬,我有力量除掉他。意思是向老師請示,要怎樣處置這樣一個壞人。孔子說,不要那樣衝動,不可以這樣,我走的是為國家民族、為人類、為天地行正道,能夠走得通,是命。倘使這個文化命脈真的要中斷了,也是民族、國家、時代的命運。公伯寮這樣搗亂,影響不了什麼,又有什麼關係?這一段書,第一點是看出孔子思想、意志的堅定;第二點說明了孔子的人品道德。在他學生裡有這樣有權力的人,而且不止一個,但是他始終不運用。他認為這種現實力量,對於文運世風的興衰,沒有什麼影響,所以他否決了子服景伯用權力對付公伯寮的建議。由此再引出下文的另一章。

入山未必心安

一些人說孔子思想與隱士相對,其實一點都不相反,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隱遁的觀念。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闢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這好像是孔子告訴了我們很多做事的權謀。我們知道“不學無術”這句成語,反過來說,就是除了學問要好,把握住原則以外,還要懂得處世之方。孔子所講的這些話都是術,也就是方法。這裡的“辟”就是“避”的古寫。“賢者辟世”,時代混亂的時候,不與現實發生關係,脫離這現實社會,和隱士一樣修道去。再其次是“闢地”,一個地方太混濁,不同意這環境,就離開這個地方。再其次“辟色”,處世的態度上要注意,在亂世動盪的社會中,對人對事,言論思想要端正謹嚴,對任何人的態度都要和善,能夠包容別人,不要有傲慢、鄙薄的態度。相對的說,看著風頭不對,他大概與我合不來了,那自己就早一點離開吧!再其次“辟言”,不發牢騷。這是孔子告訴我們的四辟。由此看來,孔子對於隱士思想,何嘗不贊成!他教弟子們的四辟,已經走上隱士的路子了。

根據這四辟,可以看到從前知識分子的處世方針。不過討論起來,涉及到個人思想的問題,有點類似於西方講的個人自由主義。例如“辟世、闢地、辟色、辟言”,這是中國過去知識分子處亂世,在“邦無道”這情形下,所採用的個人自由主義,寧可退守自清,不願同流合污,隱士路線就是如此。但是在撥亂反正,能夠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時候,他所採用的原則是“成仁取義”的路線。這兩個路線,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文化,包括了歐洲各國,一直到美國,都是如此。所謂個人主義、自由思想,到了最高度,就是絕對的個人自由,這是必然的發展。所以古舊的自由思想,必須要法治,要人人能夠守法,才能談自由。可是現在到了中國來,年輕人搞不清楚東西文化這個思想潮流的精神所在,學西化,動輒講自由,又不懂西方自由主義的真精神,而完全變成個人的自私主義。

這一段表面上看,孔子反對隱士,實際上這一段包含著濃厚的隱士思想。“賢者辟世”,時代不對了,覺得無能為力,挽回不了的時候,只有避世。那麼避世幹什麼呢?就是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機會,做更大的貢獻。講不好聽一點,也就是消極的自全其身。不但在這一段,《論語》裡有許多地方,孔子都提出這種主張: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乃至對南容的獎評:“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可見孔子的觀念中,何嘗完全抹煞隱士思想?所以嚴格的研究起來,我個人認為問題很大。至少幾千年來,一直到近五六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書讀好了的人,就缺乏一股衝勁。我們大家也是一樣,理論會講,衝勁不足。有衝勁的時候,往往學識又太欠缺,不能成事。所以我常和一些老朋友談起,以我們現有的這麼一點不太少的知識,而讓我們的體能年齡,退回到二十幾歲時一樣,大家就有可為。一般人等到知識比較豐富,頭腦思想比較完備的時候,由於年齡的增進,勇氣就消退了。歷史上無論中外的人物,往往是老年人的智慧比較成熟,如配合了年輕人榮譽感的衝勁勇氣,就會開創出新的歷史境界。

子曰:作者七人矣。

這句話是緊接上面而成一段。總共有七個人已經避世了。這七個人究竟是誰?沒有指名明說,我們也不必亂加牽強羅織。講到這裡,我想起古人一首絕句很好:“十年橐筆走神京,一遇鍾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這首詩是指呂純陽而作。以詩論詩,其中“未必無心唐社謖”一句,正好借用來說明孔子所說“作者七人矣”的苦心。其實,人未必真肯為金丹所誤,只是“英雄退路做神仙”。自求千秋事業,另玩一套花招而已。你求上天堂,他求極樂國,無非所求另有不同,誰又真肯甘於寂寞,除非大聖。

上面孔子說到避世的賢人已經有七個了。這七個人,可能就是《論語》中提到的一些人。孔子經常被這班人罵得很難堪。事實上,不是罵,是他們之間的互相幽默。其中之一的楚狂,就是楚國的一個狂人。所謂“狂”,並不是瘋子,而是滿不在乎,不受拘束。這一類的隱士,孔子提到很多個,一般的註解,不敢確定是哪七個。在《論語》中記載的有楚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乃至荷蕢者、晨門都是。晨門是一個人,就是守城門的,為古代的一個小官,相當於現在的公務人員,在此以他的職務代替他的名字。現在就講到這位先生了。

大隱市朝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有一天,子路在石門這個地方過夜,早晨起來,有一個晨門問子路,從哪裡來的?子路說是從孔先生那兒來的。這個晨門說,就是那個姓孔的孔丘?那個明知道做不到,硬要做的人嗎?這個晨門就是隱士,他學問很好,道德很好,可是隱居在一群下級幹部當中。古代有所謂“小隱在山林,大隱於市朝。”當隱士跑到山林中是小隱,消極的,是孔子所謂的辟世、闢地。有些人一生作官,而在最後臨死時,才知他在當隱士。此即“大隱於市朝”。所以有些朋友想退下來,我常勸他們不必退下來,有一分力量貢獻完了算了。有的人說退休下來做生意,但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說,做了幾十年公務員,想退下來做生意發財,那我們一輩子幾十年都做生意的人,豈不白做了?所以我常勸朋友不要退,何不把自己這點力量貢獻出來,該有多好!這就是大隱法,如蘇東坡的詩所說“萬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妙。現代是工業社會,當隱士與農業社會不同,只要有一點生活費,租一個公寓式的房間,在裡面讀書也好,靜坐也好,不與人往來,死在裡面爛了,別人都不會知道,所以現在當隱士,更可以隱於市朝。(一笑。)

上面講隱士的路線。但為什麼要當隱士?因為對時代沒有辦法。晨門這位隱士,就說孔子並不是不知道做不了,他明知道做不到卻硬要做。這位晨門老兄,批評得很恰當,沒有罵孔子不對,也沒有說孔子對,只對子路說,就是那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姓孔的嗎?在《論語》中,這裡又出現了一個隱士了。

孔子為聖人,重心就在這個地方。而孔子的難學之處也在這裡。另如老子、莊子等很多學問高超、修養深邃的人,知道面前這個時代無可挽回,他們就退隱了。後來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本名王通,寫《滕王閣序》的王勃,就是他的孫子。)儒、釋、道三家的學問都通。在隋煬帝的時候還年輕,有志於天下,但到處碰壁行不通,看到當前的時代不宜施展才學,於是退下來講學,培養下一代,教化年輕的學生,傳播種籽。後來唐太宗的開國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這一班人,都是他的學生,他的目的達到了。所以他死後,門人尊謚他為“文中子”。

收場不易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這一段書,我個人與古人的意見稍有不同,對宋儒朱夫子的註解也不敢苟同,這一段又是講碰到一個隱士的事。

磬,是古代用玉石之類製成的敲擊樂器。後世廟中敲的,銅製圓形的罄,下面不是石字而是缶字。有一次孔子敲磬,正好一個挑草器的人,走過孔子門前。一聽到孔子敲出的磬聲,他說這裡面敲磬的人,可不是一個泛泛之輩,是一個有心人。我們後世朋友之間談話,對於一個憂世憂時的人,就每每說“老兄!你是個有心人。”這句話就是從《論語》這裡來的,有心於天下國事,志在濟世救人,就是有心人。這個人就說孔子,不是普通為音樂而音樂,而是把滿腹濟世救人的摯誠深心,寄托在音樂上發揮出來。

他講了這句話,又在那裡聽,然後說,這個人太固執了。“鄙哉!”並不是罵人,而是上面“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意思。這磬聲裡充滿了不肯放手的,那種硬骨頭的風格。他自己太不自量,明知道做不到,卻硬要去做。太肯定!太自信!“斯已而已矣”是說這個時代已經這個樣子了,你拉不回來的。“深則厲,淺則揭”這兩句話,是出自《詩經·衛風篇·雄雉章》。這個荷蕢者在這裡引用,意思是說,如果時代可以挽救,那你就應盡力去做;如果時代到了回天乏術的地步,那麼最好退隱去韜光養晦,省得惹人討厭。就好比涉水過河,在淺的地方,可以拉起衣服;水深的地方,再怎麼拉衣服也還是會弄濕,乾脆就這麼走過去。

這位荷蕢者在門口作這樣的批評,被孔子的學生們聽到了,告訴老師。孔子說,真的嗎?“末之難矣”——我與古人的解釋不同,就在這句話上。古人對“末”解釋為“沒有”,就是沒什麼困難的意思。我認為“末”是“最後”的意思。孔子說人生最後的定論實在很難下,我們作一輩子人,尤其斷氣的時候,自己這篇文章的末章最難下筆。無論大小事情,都是“末之難矣”。同時孔子這裡也在講樂理,最後的餘音是很難處理。演奏停止了以後,樂音仍繞樑三日,使人回味無窮,這是很難的。如果認為孔子說,天下事沒有什麼困難的,那這個孔子就太粗率了。

我們再回頭討論,為什麼我對這句話的解釋,和古人有所不同?我們看了朱熹等《論語》的註解,發現古人的解釋,有一個主觀,就是把孔子看成一個宗教教主式的偶像,那是後世儒家的一般偏見。到了宋儒更是變本加厲。我們知道孔子是聖人,非常偉大,但是一個真正的大聖人,絕不會自己當教主,絕不會把自己的言行、態度,做成教主一樣,那就不足以成為一個聖人。不必說孔子,就像普通的人,所謂“學問深時意氣平”,自己真到了那一步學問修養的時候,就覺得自己非常平淡,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心中還有一個觀念,認為自己很了不起,比別人都高明,那就完了。所以這種觀念要去掉,去掉了這種觀念以後,再看這位荷蕢者的隱士,引用“深則厲,淺則揭。”這兩句《詩經》的話,真正的意思就是指人處世之難而言。人處在社會裡,許多事情要隨宜權變,不但是動亂的時代要如此,有時候對朋友,乃至在家裡對配偶、兒女也是一樣,深不得,淺不得。能在深淺之間恰到好處,就是最大的本事。

不合時宜

我們就是不引用上古的《詩經》,引用唐代朱慶余的名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也是這個意思。唐人的詩,很多喜歡用男女相悅,尤其以女孩子的感情作比喻,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慨。諸如功名富貴的得意,坎坷落拓的失意,往往都用女孩子的情感來形容。這首詩就是表示功名考取了,非常高興得意,馬上就要去見長官了,見長官之前,自己精心的“化妝”,希望自己能夠使長官在“第一印象”中,產生良好的觀感。一切都準備好了以後,環境還摸不清楚,只有在師友同事之間,悄悄地打聽,是不是合長官的意?我們一輩子做事,每到一個新的環境,究竟要濃妝或淡抹,可還真難恰到好處。“畫眉深淺入時無?”能不能合於時代?若不合時宜,就沒有用。

古人還有兩句名詩說“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表面上看起來是題畫的,其實這是牢騷的詩,他說若早知人是勢利的,這樣喜歡攀著富貴,(中國牡丹花是代表富貴的花。)對於清高的格調看不慣,那我就率性俗氣一點,多用一些胭脂畫富貴花好了。我們不懂詩的,只把它當文學作品看,所以有人說,寫詩的是無病呻吟。實際上,許多是政治哲學、人生哲學,整個擺在詩裡,我們作一輩子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能“畫眉深淺入時無?”這就是人生哲學。所以中國哲學難研究,因為必須同時通文學。又知秦韜玉詠貧女詩:“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斗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為什麼今日談這些詩與哲學關係?我們中國從前一些讀書人,到了晚年退休在家,寫字、作詩、填詞,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好像時間不夠用。而現在的人,退休下來,或者是老伴不在身邊了,兒女長大飛了,感到非常空虛落寞。有一位某大學教授,在六十歲後,就有這樣的感覺,他又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勸他作詩。他說不會,我說可以速成,保證一個星期以後就會作,不過是易學難精。後來果然他對作詩有了興趣。如今已七十多歲,居然出了一本詩集,現在可夠他打發餘年的了。所以中國這個作詩的修養很有用。而且不會見人就發牢騷,有牢騷也發在詩上面,在白紙上寫下了黑字,自己看看,就把牢騷發完了,心中還能有所得。

就像這首詠貧女的詩,表面上是描述窮人家的女兒,但實際是影射一個人學問很好,但不得志,所謂“懷才不遇”的人,就像有的公務員,學問很好,但是特考、高考都考不取,這裡碰壁,那裡行不通,就只有做個小公務員。而這首詩,描寫一個住茅屋的貧家女,對那些高貴華麗衣服的香味,聞都沒有聞過,本來想托媒人找個婆家,但自己很傷心,不願意這樣折節自薦。比喻一個有學問才具的人,不願意托朋友為自己吹牛找工作。而在這個時代中,一般人都很現實,很低俗,絕不欣賞青松明月一樣的格調。雖然時代如此,可是覺得這些人太可憐了,自己還是保持固有的儉樸純真,並不跟著世俗走。這也就代表了作者自己。大家很現實,要人家介紹、吹噓,或者上電視,登登報出了名就有辦法,社會風氣不太對,何必那樣呢?這些路都不走,還是保持自己的樸素。這就可見他的修養,他也很自負,如貧家女一樣,敢於誇稱自己的女工,比任何人都精巧,這豈不自負自己的學問本事,比任何人都要高?可是不合時宜,苦恨自己在這樣的時代裡,永遠不能得志,沒有機會對國家社會有直接的貢獻。這也是牢騷。中國的詩文,微言大義,往往就在一個字,“不把雙眉斗畫長”的一個“斗”字,就是點睛的。所謂斗就是和人家競爭,你打扮得這樣漂亮,我就打扮得比你更漂亮,就這樣出鋒頭,找機會。說到畫眉,古人描寫這一類事的詩很多,也是一些文人吃飽了飯,真的看了女人化妝等等而作的,但那些是所謂“香艷體”。像貧女這一類的詩,則不屬於香艷體,而有寄托的涵意。回過來說,這個荷蕢者引用詩經“深則厲,淺則揭”這兩句話來說孔子,和“畫眉深淺入時無?”有異曲同工之妙。從孔子所奏的音樂當中,他聽出了孔子濟世救人的心太切了,一般人不能接受,時代是挽回不了的。雖說袖手旁觀的話,就辜負了人生的責任,但是做起來深不得淺不得,何苦做這種徒勞無功的事?這是我和古人稍有不同的解釋。其次對於“果哉!末之難矣!”我同古人的解釋也有不同。也就是孔子說,結論難,人生的最後一章很難下筆。不過,對不對,我也不知道,只有各說各的吧!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

這是一個疑案,高宗是殷商時代非常賢明的皇帝,名武丁。“諒陰”,幾千年來的解釋,皇帝的父母死了,守制居喪,稱作“諒陰”。不過這一點頗有懷疑,諒陰到底是不是守制中,無法徹底考證。我們現在就沿用以前的解釋,認為高宗在守制中,三年當中沒有說話。這是什麼意思?實在有點過分得不近人情。比起宋孝宗的愚情,尤其過分。孔子說,你何必問高宗,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以孝道立國,大家都是一樣。如果皇帝死了,每個人都各守崗位。“百官總己”就是百官各守崗位,每個問題,自己都知道負責處理。有的解釋,認為這句書是說把事情都交給首相處理。事實上,“總己”是每個人自己負起責任來。以現在的體制講,就是希望每個公務員都負起責任來。很多小問題,不需要開會就可以解決,倘使怕負本分的責任,就是沒有總己。“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是大家負起責任,處理事情,解決了問題,報告給首相知道,不必報告新皇,因為他這時很悲痛,沒有心情問事。“不言”也很可能是三年當中,不敢講到先王的喪事;或是指對某些事不忍再說,這種沉重的心情,大約要持續三年。

這一段只好作這樣的解釋。老實講,這段書我還是有點懷疑,可是資料無法查考,我只知道“諒陰”是與喪事有關,這一段現在只好照古人的意思,暫時保留,將來再看。因為我讀的書,到底有限,也許將來別的地方會發現新資料。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另一段這裡的重點,我們要把握住。《春秋》責備賢者,就是要求領導的人,主管的人,以仁愛待人,能夠好禮,下面容易受感化,慢慢被主管教育過來了,就容易領導。孔子這句話的精神,還是專責在上位的人,所以對於社會上有聲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孔子要求特別嚴格。普通人還可以馬虎,因為他是普通人,沒有責任,就不必苛求了。

聖人頭痛的事

下面子路問君子了。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問,人究竟做到怎樣,才合乎一個君子的標準?儒家對學問道德到了相當標準的人,有一個名稱叫“君子”。你能以非常嚴肅、莊重、恭敬的態度,修正自己心裡的思想,和外表的行為,這就是君子。子路說,只是這樣就可以了嗎?孔子說還有,你自己的修養做好了,隨時能夠莊嚴、恭敬以後,進一步要利人、利社會。子路又說,這樣就對了吧?孔子說,這不過是第二步,還要利天下、利百姓;(以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人民,再擴大就是人類。)利益所有的人,這才是君子。不過孔子又補充了一句說,如果自己的修養做到了,能再把這種修養,在行為上表現出來,可以利社會、利國家、利世界、利天下,以安百姓。就在堯舜做起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缺憾,還是可以挑毛病,總難做到十全十美的,何況我們?!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這是孔子有名的故事。原壤是一個人名,根據《孔子家語》的記載,這個人是孔子的老朋友。

講起老朋友來,常聽到一些人說,張三當官了,架子也大了。我聽見這話就說,不是張三架子大,是你李四不懂事、糊塗。因為張三、李四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這樣講他們,我說我過去的觀念也是一樣,現在讀了很多歷史才懂,一般人都罵朱元璋不夠朋友,當了皇帝以後,把過去貧賤時的一些老朋友,都一個個殺掉。

試翻開歷史看看,是怎麼回事?朱元璋當了皇帝,實際上很想念那些當年光著腳板種田,臉上塗了泥巴打架的朋友。他下個命令把這些朋友找來,還給他們官做。這些鄉巴佬,到了朝廷,開了會(上朝)下來,和一些大官們擺龍門陣:“這個皇帝算什麼?想當年我還打他屁股哩!”專門瞎扯這些事。朱元璋聽了,自然受不了。從這裡可知朱元璋對他們好,可是這些鄉巴佬自己不知道所處的是什麼位置。老實說,他們這些人關起來和朱元璋再打一架玩兒,不給別的人看見,也可以啊!但當著許多大臣面前,擺這些龍門陣,朱元璋怎麼受得了!不得已只有殺了他們。人生本來就是唱戲,他上了台扮皇帝,你在他後面做鬼臉,他的戲還能演?你扮臣子,你只好跪下來“吾皇萬歲!萬萬歲!”還要叫得好!下面還有很多觀眾在看這台戲,也要為觀眾著想。這也就是朋友之道。

同事也好,同學也好,同鄉也好,位置不同,做法就兩樣。尤其要公私分明,談公事,階級分明,科長就是科長,科員就是科員,該行禮的就行禮,儘管一肚子牢騷、委屈,下了班找一個地方單獨談,沒別人在,這時候恢復老朋友立場,打一架都可以。

這裡就是說原壤在孔子的旁邊,不知道有一個什麼動作,總之是不大像樣的。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年輕時對兄弟姐妹不好,沒有友愛,一生之中,又沒有值得稱道的事,人生的成果何在?對人生含糊一世,對自己沒有交代,年紀活得這麼大了毫無作為。說到這裡,孔子就用手杖輕輕敲他的後腿,當然不是狠狠的打,妙就妙在敲他的後腿。是老朋友,沒有打他的必要,只是打他人生不踏實,腿跟沒有落地,作了一輩子人,只是好比無根的草,與土壤同腐而已。這一段是很有名的,後來常被人們所引用。可是有些年輕人不明道理,就抓住中間“老而不死,是為賊”這句話罵起老年人來了。

急功近利之徒

下面是結論了。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是一個地方團體的名稱,童子是一個年輕人,並不一定是小孩子,將命的“將”是帶來,“命”是命令,就是銜命而來。古人的註解是說孔子叫年輕人去傳達命令。我現在的意思和古人不同,認為應該他來傳命令。(後面也還有這兩個字,可對照。)無論是銜命而來,或是傳令而去,不是這段主題所在,沒有多大關係,不必多去談它。主題在有人問孔子,這個年輕人很不錯的吧?小小年紀就負了那麼大的任務,來傳達命令,一定是個能求上進的人吧!孔子答得很妙,他沒有說這個意見不對,而只是說,我只看到他在這個位置上,擔任這個職務;同時我也只看到他在那位老前輩的旁邊走來走去,是個侍從或助手。我只看到這兩點,他有沒有學問,是不是人才,我不知道。如果認真講,他並不是求上進的,而是想盡辦法,找一個出頭的機會,並不是想在人生中求學問,職務上求經驗的人。

孔子這一番話,和這篇一開始的“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的話相呼應。這其中許多觀念連起來,就是任何時代中,求急進的很多。急進成功了,居於位也,就得到這個位置。不過從歷史上研究,全部二十五史,其中凡是少年得志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都“其末之難矣”。最後結論是好的很少。所以年輕人,多經過一番挫折、一番磨煉、一番努力,到了中年上來,晚年成就比較多。這成就並不一定是官做得大,財發得多,而是在歷史、在人生有所交代的成就。歷史上的先生大人們都是如此,這就是與前期的困苦奮鬥有關。年輕人容易有求急進的毛病,我們都有這個經驗,年輕時都喜歡擠在老前輩前出頭。而前輩說我們年輕人如何,就一肚子不高興。到了中年以上,人家說我們是老先生,也很不高興,想退回年輕,做不到了。

《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