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一)

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裡,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淒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屍子、長廬、吁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只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干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淒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騶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騶衍睹有國者益婬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是以騶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歷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騶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騶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裡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里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齊宣王,對孟子也並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騶衍呢?“重於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騶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現代,一個國家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騶衍,所謂 “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騶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騶先生並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側著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要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騶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只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只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別,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別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騶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裡還拿著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騶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別為了騶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騶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騶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跡,扎扎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別只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裡,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騶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家看。這是歷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啟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歎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歎別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只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著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著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裡,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裡評述騶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裡,他說騶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騶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內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內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隨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騶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只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騶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騶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歷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瞭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從輕鬆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衝突,產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處世的哲學問題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裡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騶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著便說騶衍當時的情形,哪裡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裡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困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號召,結果討伐紂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著,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並不是不懂軍事,只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向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只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於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於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隨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歷、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紂王,而改國號為周。

司馬遷接著說,孔子、孟子他們,並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向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隨便去迎合別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寧可為真理正義窮困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於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裡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隨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歷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樣,在他窮困的時候,只幫著那些趕牛車的人餵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餵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繆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麼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將就別人一點,先取得別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騶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於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線。那麼,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里奚的餵牛一樣,都是別有苦心的了!

至於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態度對呢?還是騶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裡,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隨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裡,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為了研究《孟子》這本書,我們在前面先簡單扼要地提出了戰國時期,和孟子同時的學術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為比較,作為陪襯,使我們在研究孔孟學術思想時,藉以啟發自己的慧思,同時也可以由此認識孟子之所以被尊為亞聖的道理。

但是,只從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去瞭解孟子還不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與孟子同一時代中,國際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也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蘇秦。他真是擺足了歷史上的威風,但他也在年輕時期,受盡折磨,足資青年傚法、惕厲。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學的儒生們,儘管不重視蘇秦,看不起蘇秦,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上,這些大人先生們,暗地裡都還是摹擬蘇秦的那一套。甚至還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當時代在變亂之中,要想撥亂反正,蘇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視的,並不簡單。

時下有些國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現在美國的基辛格,比作蘇秦。講實在的,基辛格還不夠資格與蘇秦相提並論,比之蘇秦那兩個小兄弟蘇代、蘇厲,還差得多。

蘇秦生在孟子同一時代的東周,是洛陽人。東周的洛陽,是當時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儘管那個時代天下諸侯互爭雄長,爭取霸業,眼裡已經沒有中央的周室,所謂“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東西兩周的首都所在,到底還是有它悠久的歷史文化。蘇秦便出生在那個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個人的生平,這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他在少年的時候,和張儀、孫臏、龐涓幾個人,都是從鬼谷子求學。鬼谷子的確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一個神秘人物,也是屬於道家之流的隱士,我們暫時不去講他。蘇秦離開了鬼谷子以後,便想有所作為。他研究一下當代的局勢,只有秦國足以舉足輕重,能夠影響當時的整個天下。所以他的目標,就指向了高據西陲的秦國。那個時候的秦國,是秦惠王的時代,也正是由商鞅變法以後,講究法治、講究富國強兵的一個時期。而後,再經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勵精圖治,才奠定了始皇一統天下的基業。

蘇秦抱著滿懷希望到秦國去,大概先變賣產業,又借了些債,置辦得很豪華,帶了很講究的行裝到秦國。見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對天下事的整套構想和計劃。

在當時的觀念裡,這種情形就叫做“遊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考試取士的用人辦法,一般學者知識分子,都靠遊說諸侯權貴而取得功名富貴和權力。即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見,在那個時代的風氣,也都屬於遊說的作法。不過,後世有些人把遊說這個觀念,打入了縱橫之學、策士之流的範圍,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別把亞聖孟子的事跡,列於遊說之外了。

秦皇霸業的藍圖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好好讀一下《戰國策》和《史記》,其中有關蘇秦當時遊說的言論和思想,實在不能輕視,也不可忽視。他第一次見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說辭,也是標榜王道的作法。不過,他是針對當時的現狀,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軍國思想與戰爭理論。他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初見秦惠王所提出吞併諸侯,“稱帝而治”的藍圖,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線。結果,非常有趣,他的計劃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決了。難道說,當時秦惠王的野心,還不及他的裔孫秦始皇嗎?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孟子同樣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秦惠王當時對蘇秦的否決辭是怎麼說的。

秦惠王說:“據我所知,一個羽毛還沒有長豐滿的鳥兒,是不可能高飛的。一個人文教化還沒有培養成功的國家,是不可以隨便征伐別人的。同樣的道理,德政方面,還沒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隨便動員國民的。領導人的政治教化與感召力量,還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順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責任,勞煩自己的高級幹部去擔負更艱巨的任務的。你蘇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遠千里而來到我的國家,肯這樣當面教導我,非常感謝。不過,希望等到將來會有那麼一天,再向你專誠請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來講,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現代,就是秦惠王舉起手來看一下手錶,再伸出右手來準備握手送客了。

這一段在古文怎麼記載呢?文字寫得美極了,可是現代人讀起來,不大容易瞭解當時的現場實況。所以大家便馬馬虎虎地看過去,認為這些老古董沒啥意思。《戰國策》上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須大臣。今先生伊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可是在當時,年輕的蘇秦還要裝呆,不肯馬上告退,仍然繼續講下去。想把他的學問知識連肚腸腦髓都翻出來似的。你看,這多麼不懂事,不識時務!他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上古以來的歷史哲學、戰爭論、戰略思想,一古腦兒都搬出來支持他當時所構想的統一天下的計劃藍圖。其中,他說道: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屈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世界,必須國富兵強,具有戰略上的必勝能力,然後才有道義可講。在國際外交上,你的兵力強盛,那麼你內在的道義觀點,才能發揮作用。他的這一段話,甚至於整篇的建議書,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認為,凡是現代的國民,應該把《戰國策》等書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學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作為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為權變、應變、適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實在很有必要。千萬不要認為這些書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裡知道這些古董之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亂拋棄固有文化中這些寶藏,實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關於《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我已經在“歷史的經驗”的講課上,介紹過一部分,所以現在在這裡只好從略,簡單地提些要點而已。

蘇秦說的哪怕再有理,無奈卻不合時宜,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秦惠王當時面對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年輕人,該有多討厭!

這還沒有完,這一回對秦惠王的當面說不成功,他還住在秦國的旅館裡,一次又一次地寫計劃,寫報告,送給秦惠王,希望他採納。結果,上了十次的計劃報告,秦惠王沒有半點下文答覆他。換句話說,秦惠王根本沒有理他。不過,還算好,並沒有認為他是國際政治上的瘋子,沒有把他驅逐出境。可是,也沒有給他一個小職務幹幹,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錢。

這一下,蘇秦真完了,“一錢逼死英雄漢”,所謂“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帶出來的黃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闊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還有一點點零錢,可是絕對沒有交際費用,再也沒有長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只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家。

蘇秦的還鄉

原文對蘇秦回家的一段情景,雖然只用了簡單扼要的三十六個字,卻描寫得活龍活現,痛苦不堪。我在這裡特別提出這一段來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青年,多注意一個人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經驗的教訓。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奮發圖強,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蘇秦當時那種遭遇,據我所知,我們在國外求學讀書,或者從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樣有這種痛苦的遭遇。結果,缺乏蘇秦那樣的勇氣,被現實打擊下去,大有可為的前途就白白犧牲了,真划不來。我們且看蘇秦這一段歷史經驗故事: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我們讀中國古文這三十六個字,當然先要認得字,知道了每個字的字義——說文、訓佑,再來會意,便可知道作者當時描寫得刻畫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讀了以後,也為蘇秦的遭遇覺得很惋惜。

他在秦國沒有辦法了,只好打回家的主意,人既失意,錢又花光了,怎麼辦?他不負氣自殺,只能忍辱,用千萬個忍字,來堅強起自己。於是他只有“贏騰履蹻” 了。什麼是“贏縢”呢?贏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贏是滿。縢是那個時候準備走遠路的裹腳,等於後世的綁腿。蹻是草鞋。他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家,只好用裹腿布把自己兩隻小腿滿滿地裹起來,以免長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傷,然後又說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買不起,只好穿上一雙草鞋。短短四個字,便輕輕易易地形容了他當時的倒霉落魄相。

沒有錢了,沒有辦法像開始到秦國來時有黃金百斤,僱人搬行李,那種神氣的樣子了。只有隨隨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隨身攜帶著好走路。好了,他這樣狼狽地收拾起行李。“負書擔橐”,又把那些帶去的書都背在背上,書當然丟不得的,那個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印刷術也還沒有發明,書是用一片一片竹簡刻上去的,那是知識分子的資本,所以絕不能丟,只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書,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書還沒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歸成一堆,做成擔子來挑,就像從前種田的朋友挑大糞那樣辛苦。他就這樣一副寒酸相,從秦國首都——陝西的咸陽,回到他的故鄉——河南的洛陽來了。

這一路回來,真夠辛苦,你要知道,他當年還在青年階段,因為失意、窮困,已經弄得沒有一點英俊的樣子了。“面目黧黑”,看起來又黑又瘦,乾癟的窮酸相。但是這還是他的外形。最難堪的,還是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那實在是無臉見江東父老。可是這個時候,天涯茫茫,又到哪裡去呢?葉落歸根,不管好不好,有個家,有個窩,總是好的。因此只好硬著頭皮回家。當然,進了自己的家,一定很難過,慚愧得不得了。不要說是蘇秦,大家把自己換作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那種“狀有愧色”四個字的千萬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臉

這樣還不算什麼,等他到了家以後,更難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織布,看到他回來的那副落魄相,當著家人的面,也沒有勇氣來迎接他,再談不到慰問了,只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裡的工作,擺出一副冷漠的態度。他的嫂嫂們,當然不會問他吃過飯沒有,根本是見如不見,相應不理的樣子,哪裡還肯為他到廚房去做飯呢?那個時候,是宗法社會的大家庭制,他的老婆要看嫂嫂們的風向,嫂嫂們又要看著一家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麼辦。結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樣子,一句話也不和他講。你想,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面子怎麼辦呢?

蘇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輕的同學們特別要注意,在原文上是怎樣記載呢?他遭遇到這種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是自己重重地歎一口氣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這是一種什麼胸襟!什麼器度!他對於目前周圍的情形,一點都不遷怒怨恨到別人身上去,只是深自反省自責,認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對待他這種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無能,並沒有埋怨他們的冷淡,更不會借酒澆愁,要打人、要揍人!

還有一點要注意,蘇秦的老婆,儘管當時對他的態度上很冷淡,可是並沒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漢代的朱買臣兩個人的太太那樣,因為嫌他窮,嫌他沒有出息,就要求離婚而去了。姜太公、朱買臣後來得志了,同樣情形,他兩個人的太太都要求回來,結果都遭拒絕了。所謂“覆水難收”,就是在朱買臣這節故事裡引用的話。至於蘇秦的太太,有沒有在背地裡鼓勵他,幫助他,像歷史上許多賢妻良母那樣作法,因為無明文記載,就無法查證了。這是順便對年輕女同學們提出注意的事,請勿見怪。

其實,蘇秦的這種遭遇,並不特別,古今中外的人情,大體上都同一例。我所謂大體,當然不是說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們把歷史上許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艱難曲折的階段,都搜羅來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會的人際狀況,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覺得見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認識不夠,非常介意這種反面的情況,便會產生憤世嫉俗等等變態心理。甚至無論你日後有成就沒有成就,對人對社會,很可能形成一種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們隨便提一點大家所熟知的歷史經驗,在所謂讀書人的文化界中,讓我們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詩,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時代的痛苦。“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嗚。

此外,如韓信沒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而且飢餓時,想吃一口飯都不容易,沒有人理他,結果只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憐他的遭遇,把自己帶出來的飯包施捨給他,讓他吃了一餐飽飯。

後來,韓信功成名遂,當了三齊王回到故鄉時,不但沒有報復那個叫他爬在褲襠下的無賴少年,反而鼓勵他、感謝他。同時,他又尋訪那個施捨一個飯包的洗衣婦人,但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只好把千兩黃金,投在當年洗衣婦在那個河邊洗衣服的河裡去,表達他無限的謝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韓信以千金投河,感謝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

因為韓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報,受辱不怨的這種氣度,也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儘管後來他也被劉邦夫婦所謀殺了,但撇開權勢功業不談,如果專講作人的氣度,作人的味道,韓信比漢高祖劉邦可愛得多了。即使如項羽,在作人方面,有時候也比劉邦可愛。當然,這只是講作人,不談處事,要講處事,那又須另當別論了。

講到韓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漢高祖劉邦的遭遇作一對比。當劉邦在青年的時代,一天到晚到處遊蕩、鬧事,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責備他幾句,說他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比他二哥劉喜差多了。老二規規矩矩為家裡添置了產業,所以家裡人都很喜歡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劉邦帶了幾個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家吃飯。他的大嫂騙他說沒有飯菜了,朋友只好離去。劉邦自己到廚房一看,原來飯菜還有的是,於是懷恨在心。

後來他當了漢高皇帝,封他二哥為代王,封他弟弟為齊王,就一直沒有封他大哥一家人任何職位。他父親向他講了,於是便封了一個“羹頷侯”給大哥的兒子、這是對他大嫂當年不請他朋友吃飯的回報。當未央宮落成時,他大宴諸侯群臣,席中向他父親敬酒時說:“始大人常以巨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仲就是劉邦的哥哥。劉邦問父親:你現在看我比起二哥來,哪個有出息?哪個弄的產業多呢?搞得他父親啼笑皆非,無法答話。你看他多小氣!哪裡真夠“豁達大度”四個字的份量呢?

不過,話說回來,劉邦比起歷史上其他許多的帝王,他又的確好得多,有些地方還不太失“豁達大度”的作風,所以歷史上對於漢高祖這四個字的評語,也可說是由於比較性格而來的評論而已。

我們講蘇秦失敗的情形,又順便扯出了這些故事,都是為了說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態。我們現在討論孟子,順便聯想到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教育上的偉大之處,孟子所以表現出和蘇秦迥然不同的聖賢人格,和這位孟太夫人的教誨,有著密切的關係。

蘇秦成功的秘訣

好了,現在我們來看看蘇秦當時發奮圖強的另一頁。他回到家裡以後,在那種重重打擊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經太難得。同時他又踏實地作一番自我檢討,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連夜檢閱自己的藏書,在幾十種古書裡,他特別找出了姜太公所著、與《陰符經》有關的謀略之學。他重新開始研究陰符謀略,仔細去抉擇它的精要。讀到夜裡想睡覺時,他便拿起錐子來刺自己的大腿,以警覺自己。因此我們古人有勉勵青年人求學的名言,所謂“頭懸樑,錐刺股”。其中錐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蘇秦這件事的。好在他有強健的身體,能夠熬得過這種自虐式的刻苦奮鬥,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腳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沒有充沛健康的體能,那就早已完了。他這樣的用功,經過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說動當時各國的政治領袖,所謂“當世之君”的人主們了。他的原文是從前面提過的“皆秦之罪也”之後,接著還有這樣的記載: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敗

我們講到這裡,暫且告一段落,先回轉來看有關蘇秦成功與失敗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於蘇秦的學術思想問題。

大家都知道,他在少年時代,和張儀、龐涓、孫臏他們,都是鬼谷子的學生。孫臏和龐涓出山以後,正值當時國際間的風雲排蕩之秋,在軍事的戰爭上都有所成名,這不在本題範圍,不去講他。蘇秦與張儀和他們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線。

搞政治,當然要牽扯到學說思想問題。我們看過蘇秦初見秦惠王的遊說資料,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在出道之初,講的也同當時一般學者一樣,大體都是從傳統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學說思想範圍,來分析當時的現勢,貢獻自己的主張和計劃。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更沒有如後世小說家所想像的,鬼谷子傳了他一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特別本事。

為什麼蘇秦當時所講比較正規的學術思想,卻不能被當時的老闆們——所謂 “人君”的人主們所接受呢?這是為了什麼?如果只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敗壞等老套觀念來看,當然也是理由,實際並不透徹。究竟是什麼原因?大家不妨多去讀讀書,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不過,由此顯而易見的是蘇秦那種初期正反互相參合的學說,已經無法扣動當時的人主們之心弦,何況我們的孟夫子,動輒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到處吃不開了。

很可惜的是,蘇秦後來還有十次對秦惠王的建議論文,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資料。否則,在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文化遺產中,也必可以成為一家之言,一定也佔有相當的價值。不過,話說回來,蘇秦本人的思想,只講現實,並不注意學說思想的真正精神。也許,他認為那些建議意見,是失敗的,所以便沒有讓它流傳了。

《陰符經》的啟示

第二,《陰符經》與蘇秦後來成功的問題

我們看了以上的資料,都知道蘇秦從秦國失敗回家以後,關起門來,苦苦地再來用功讀書。據說,讀的是。周朝初期極富傳奇性的人物——姜太公(呂尚)所傳的那本《陰符經》。因此,自秦漢以後,很多人都在找這本出過歷史性的大風頭、有旋乾轉坤之能的神秘奇書。學政治的,學軍事的,甚至學神仙道術的,統統都在找它。另外有個類似的傳說,圯上老人——黃石公,給了張良一本書,張良讀了以後才能再度出山,成為帝王師的風雲人物。有人說,圯上老人給張良的,便是《素書》,因此許多人也拚命去讀《素書》,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貴的捷徑。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陰符經》和《素書》,據學者們的考證,都是偽書,是後人所假造的。那兩本真書,早已收歸天上,不落人間了。而且我們現有的《陰符經》有兩種:一種是所謂黃帝時代所著的《陰符經》,是道書,當然也可以在其中牽強附會,套上政治學、軍事學、謀略學等許多大原理原則。還有另一種《陰符經》便是所謂《太公兵法》,實際上都是偽書。書本雖然出於後世才人的偽造,但它的內容、價值,卻不可以因為是偽書便一筆抹煞。這等於國際市場上某些精良的贗品,不但可以亂真,甚而有時簡直可以同真了。

現在我們再來講蘇秦。他在家裡,又下了一年晝夜關門苦讀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說動當時的人君們。難道說《陰符經》真有這樣神妙嗎?你若把流傳下來固有的《陰符經》,或《太公兵法》,或者《鬼谷子》那些書都拿來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沒有高度的智慧,足資自我啟發的話,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書本所困擾,變成一個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愈來愈不切實際的老冬烘了。

但是,根據史料的記載,蘇秦再度出來的成功,的確是由研讀《陰符經》所致。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古書裡,所謂陰符也好,六韜三略也好,這些書本統統屬於謀略學的範圍。大體上,所有論說的內容,都是用古代簡練的文字,根據天道、物理等奇正反覆、陰陽互變、動靜互用的原則,來說明應用在人事上的原理。這所謂人事,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等等人際關係的事務。蘇秦再讀《陰符經》以後,啟發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細研究當時的天下大勢,使他有了新的啟示,形成一套適合於當時國際現勢的新的謀略構想,因此便建立信心,自認為再度出山,必然可以切合當時人主們現實的需要,必定會採納他的意見而使自己達成願望。

由這裡,我們可以瞭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門學問,必須要從讀書求知識,受教育而建立基礎。但是書本上的知識,都是由於前人的經驗累積所集成的產品。當你吸收了這些知識經驗以後,必須還要自己能夠消化,能夠加以發揮,產生出你自己新的見解,才是構成學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範圍,那就變成了所謂的“書獃子”了。其實,書獃子的確也是人類文化的藝術產品,有他非常可愛的一面。但是,往往運用到現實的事務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厭的一面,成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蘇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書獃子的蛻化而成功的。

圖取個人權利

第三,我們要注意蘇秦在歷史文化上的價值問題。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本基礎上,幾千年來一仍不變的重心所在,就是傳統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學術思想的道統。嚴格說來,這種文化維繫續絕的道統所在,倒並非因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緣故。實際上,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先天性地愛好人道和平,重視接近天則的王道教化,而薄視巧取豪奪的權謀所致。

因此,在我們的文化史上,儘管有非常可愛、非常重要的諸子學說思想,但也只能把它用來作為文化學術的旁通陪襯,而不能認為是正規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況如蘇秦、張儀之流的縱橫謀略之學,只是從個人的權利思想出發,圖得個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動機,並沒有為國家天下長治久安作打算。因此,雖然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上煊赫一時,風雲了二三十年,但畢竟要被歷史的天秤稱量下去,並不予以重視。

再說,我們雖然只是簡略地讀了前面引述蘇秦出處的那些資料,但在大體上,已可瞭解他是深受當時的時代環境、社會風氣和家庭背景所影響。他並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樣具有“確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獨行的精神修養。所以他始終只能成為一個大謀略家,一個聰慧的凡夫,絕對無法成為一個超凡的聖人。那麼,在這裡我們對於凡夫與聖人的分野,又如何來下一個定義呢?很簡單:

在現實的人生中,只為自己一身的動機而圖取功名富貴的謀身者,便是凡夫。

在現實的人生中,如不為自己一身而謀,捨生取義,只為憂世憂人而謀國、謀天下者,便是聖人。

所以我們只要看蘇秦的傳記上,當他學成再要出門時的豪語:“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幾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識志量只在財勢而已。

在這裡,使我想起當年在四川時,聽一位西蜀的前輩朋友,告訴我們戲中幾句幽默的戲文。其實,我覺得不單是平常的幽默,簡直是對英雄主義的諷刺,也是人生哲學的透視。現在可以用來對蘇秦的這個歷史故事作類比。

川戲、漢戲,差不多都是同一系統的地方性藝術。也和京戲一樣,在作戲的時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鑼大鼓。當然,京戲原來就由安徽湖北戲變來的,大鑼大鼓也有極大的學問,年輕同學們對這一部分國粹不可以太輕視。

現在我要講的,當川戲中唱某一出大戲時,先在震天價響的大鑼大鼓開場下,出來了兩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綠林英豪。他們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戲台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轉上一圈,然後在戲台的中央當眾一站,虎虎有生氣地撩下了遮面的半邊大氅,就開始唱起他們自報名來的道白了。一個英雄唱的是:

“獨坐深山門幽幽,兩眼瞪著貓兒頭。(當年四川路攤上賣給勞力人們吃的白飯,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種便飯,就叫做貓兒頭。)如要孤家愁眉展,除非豆花(兒)拌醬油。”

你看,所謂占山立寨的英雄豪傑們,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終的目的,還不都是為了吃飯嗎?只是被他這種裝扮,配上幽默的對白和做作,一說穿,人生本來如此,於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個跟著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紙糊(的)燈籠打得穿。開箱豆腐打得爛,打不爛除非(是)豆腐乾。”

這可真夠幽默了,這四句話說穿了人畢竟都是人,就是這樣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偽裝,誰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話也說過了,由這個笑話的題材,我們再回轉來看蘇秦的動機,所謂 “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的語句文辭,和所引用川戲中的兩首白話詩來對看,就不用我再來下結論了。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在戰國的後期,國際上所有盛極而衰的強國,儘是一片紛紛擾擾的局面,都畏懼崛起西邊的強秦,沒有哪一國真敢和秦國抗手爭衡的。即如孟子所見最大的、最古老的齊國之君齊宣王,也不例外。那麼,蘇秦這次的再次出門遊說,要想實施他合縱抗秦的聯合國計劃,實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如此之難,即如後世的歷史上,以一介平民的書生,毫無背景,毫無憑借,要想掌握整個天下於股掌之間,成立一個空頭聯合戰線的王國,除了蘇秦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我們讀歷史,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衡量,隨便怎麼看不起蘇秦的作為,但他畢竟還是有他對當時時代貢獻的功績存在。他後來能夠南北奔走,把國際間聯合戰線組織成功,身佩六國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揚威地讓他家人和嫂子們羨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著實作到了嚇阻強秦而不敢輕易發動侵略的戰爭。因此而使當時戰事連綿的天下時局,能夠由他手裡一直安定和平地過了二十多年。不但當時的六國諸侯深受其利,間接地使當時天下各國的人民,能夠喘息安居,半生免於戰爭戎馬的禍患,實在也是很大的功德。雖然他只為現實利益,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偉業,豈可輕易地抹煞。事實上,孟子在當時,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評論管仲等人物的語調,假如孔子遲生在蘇秦之後,也許會給他一句 “可謂能矣”的評語呢!

歷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論,我們只要看一看劉向著《戰國策》的序言,便可知蘇秦的確也有可貴可愛的一面。如劉向所說:

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王師之,道相吞滅,並大兼校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

故孟子、孫卿(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蘇秦的小弟)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莢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莢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我們要注意,蘇秦第一次遊說的失敗,是先走強國的路線。這一次他再度出門遊說,經由趙國,先到北方的燕國。燕文侯被打動了心,最後對蘇秦說,願意把全國的力量托付他,以便從事南北聯合陣線的合縱工作。並且給他足夠的活動資金,又為他裝備豪華的外交馬車。如《戰國策》所記: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縱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繼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從此蘇秦便一路順利地到了趙國來遊說趙肅侯。結果趙王也和燕文侯一樣,願意把國事全部付託給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給蘇秦活動資金和外交排場

如所記:

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綿繡千純,以約諸侯。

你看!這一下蘇秦的神氣更大了。他到了韓國,結果韓宣王又是說:“敬奉社稷以從。”

接著,他到魏國來說動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評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結果他也同燕趙韓一樣,完全聽命於蘇秦。

等到蘇秦再到齊國來見那一位向孟子請教過,結果是話不投機的齊宣王,也是 “敬奉社稷以從”,向他拱手拜託了。

最後,他到南方說動了楚國的威王,楚王當然也是以“謹奉社稷以從”作結論。到此,司馬遷寫《蘇秦列傳》便說:“於是六國縱合而併力焉,蘇秦為縱約長。” “縱約長”,相當於現在所謂聯合國的秘書長。“並相六國”,同時兼任當時國際上六個國家——燕、韓、趙、魏、齊、楚的輔相職務。

這個時候的蘇秦,神氣可大了。現在美國出了一個小小的基辛格,哪裡能夠與蘇秦相提並論。

不過,最有趣的,是《戰國策》中,首先在《秦策》裡所記述蘇秦那篇的結尾一段,他寫實的描寫,也和司馬遷在《史記》裡所寫的一樣有趣。雖然我認為《戰國策》裡對蘇秦的一段結語,正好為他作蓋棺論定的畫龍點睛。不過,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順暢,我們還是採用了《史記》的一段,更為條貫。

蘇秦組織聯合戰線的合縱計劃,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動的成功之後,他必須回轉北方,向開始發起的燕趙報告。在北上的途中,必須經過他的故鄉洛陽。這一路行來,後面侍從的車駕陣勢,非常浩大。隨行的行李和衛隊,當然也可想而知,真是威風十足。更何況各國的諸侯都派遣了特別使節來歡送他。那種神氣,簡直就相當於當時執掌政權的諸侯王者一樣。

因此,搞得當時在洛陽的中央天子周顯王,聽了這種情況,心中也有點惴喘不安了。因為蘇秦本來是他中央直轄治下的平民,並且在他第一次出來遊說時,也曾先向東周提出過意見,結果被打了回票。所以這次周顯王更顯得有些難堪了。因此,只好派了專人為他清理還鄉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遠到郊外去歡迎他。如&,

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蘇秦的書生本色

現在我們繼續看蘇秦回到故鄉後的記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可以啟發我們對人生觀的哲學思想,以及作人處世,在義、利之間的取捨,非常值得注意。先看這一段絕妙的原文: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日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這段原文接在當時中央政府的天子周顯王也派特使出來歡迎之後。

蘇秦當時那種威風榮耀,比起唐朝的士子們,考取了進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遠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動到郊外去歡迎他。等到蘇秦的全副儀仗到家以後,他的兄弟、太太、嫂子們,都不敢拿正眼來面對著他,只敢低著頭,偷偷地拿眼角瞄視他,而且都彎著身子,用半跪式的姿態侍候他,等著他來吃飯。

蘇秦看了這種情景,就笑著對他的大嫂說,你在我當年失意回家時,不肯為我做飯,現在為什麼又這樣地多禮呢?我們讀了蘇秦這句“何前倨而後恭也”的問話,果然覺得他也未免有點小氣。但要知道,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聖哲,可以淡忘過去的嫌隙。不然,任何一個平常人,都會有這種介意的心理存在。只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沒有採取難堪的報復做法,已經算是第一流的豪傑之士,何況蘇秦還坦坦白白地用笑臉說出他的幽默話呢!好了,理論少講,我們快看這一幕家庭鬧劇是怎樣地演出。

他的嫂子聽了蘇秦類似譏諷的幽默以後,掛不住了,生怕蘇秦會拿權勢來報復她,乾脆便一跪到地,撲下了身子,正如後世所謂的“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向他道歉,一面說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話:因為我現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錢又多,所以我要對你好好地巴結了!這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讓人拍案叫絕,如果也用金聖歎批小說的手法來講,可批:“好個蘇大嫂!可以浮一大白。”

蘇秦問得譏諷、幽默。蘇大嫂答得也真夠坦率,真夠心直口快,說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話。

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禮敬,是要極高度的學問修養才能做到。否則,絕對純樸,沒有學識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人與人相處的禮敬態色,不是為了權勢的高位,就是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視。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蘇家的老三,當然會有人向他拍馬屁了。

季子,是蘇大嫂在家裡叫蘇秦老三或三叔的口頭語,並不一定是蘇秦的名字。不過,古人的口語,記之於文字,後來往往便把它當作了文詞。

我想這種人生滋味的經驗,在每個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記錄的。只是在蘇秦這裡,叔嫂兩人的對話中,坦白地說出了人情世態的真相,便覺得夠刺激!夠痛快!

也由於蘇大嫂的坦率,便接著引出蘇秦對人生觀的哲學言論。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所以不是要記者發表的私人意見,更不是他代表合縱政策的聯合公告(一笑)。當他聽了他大嫂的話,便很感慨地說:唉!當年落魄回家的蘇秦,也就是現在的我,同樣的一個人,當你富貴的時候,親戚朋友都畏懼你,敬重你。當你貧賤的時候,人們就輕視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顧的人。像我蘇秦這樣的人,對於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體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味道,何況平常的一般人呢?注意!我們要特別注意原文中“況眾人乎”這句話的語意。為什麼呢?蘇秦的語意是很坦白地說,像我蘇秦這樣有出息的人,雖然有一半是運氣,但是也算難得了。至於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努力的成果,有這種好運的機會。因此,世界上那些注定要受委曲的人們,還不知有多少哩!這便是蘇秦的哲學觀點,蘇秦的書生本色,的確明通世故,透達人情到了極點,所以他的成就,也並非偶然僥倖得來的。

但是,這一段文章裡的“況眾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釋,是說像我的家人親屬們,在我失意的時候,也是那樣地鄙視我。現在在我得意的時候,又這樣地巴結我。至親骨肉尚且如此,何況一般毫無關係的外人呢!

這還不算,最可愛的是蘇秦接著說出他的坦率話。他說:假如我當年自己手裡有靠洛陽城郊的好水田二百畝,那我寧可在家裡享受田園之樂,在農村社會作一個小小的富家翁,享享福,誰又願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過,我蘇秦真要有那種好的家庭環境,那麼,我今天哪裡可能一身掌有六個國家的輔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禍都很難說,我們如果從道德果報的觀點來看,便有後世宗教家們所說的:“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如果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便符合“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至理名言。

講到蘇秦所說人生哲學的道理,使我聯想起現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當他少年時,開始出來學軍事,當小排長的時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記裡寫著,如果他有五百塊大洋,可以回家買幾畝地來種田的話,實在不想這樣辛苦。他哪裡想到後來居然成為國家重鎮,在歷史上留名呢?同樣情形,在唐末的亂世中,吳越王錢鏐,原先也只想在販鹽的行業裡,多糾集些人手來保護自己,他哪裡又預料到後來能屏障東南,做到了“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說,朱元璋要不是因為當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緣也難得溫飽的話,他也不會去投軍。當時他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後來竟然當上皇帝。當漢光武劉秀還沒落在民間的時候,他的最大希望,只想做到帝都衛戍司令的職位,然後討到陰麗華來做老婆,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就志得意滿。哪裡又想到竟然作了漢代中興的令主呢?諸如此類歷史人物的類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講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像蘇秦那樣的人物,在躊躇滿志的時候,仍然能不失書生本色。翻然憬悟到人生哲學的道理,總算不太容易。但是,蘇秦是屬於豪傑之士的人物,豪傑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個人生,來偏蓋一切的人生觀念。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聖哲們,他們的人生哲學,一開始發心立志,便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如各個大宗教教主們的救世淑世主義者,當然又比蘇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許多。其他如道家的隱士們,那種遺世獨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種人生類型的風格。

因此,我們在現實的人生社會裡,必須有獨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 “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陸仲微有一段對人生觀的名言,實在可作為熱衷於富貴中的清涼劑。他說:“祿餌可以釣天下之內才,而不能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陸沉天下之英豪。”

蘇秦的義利之辨

在艱苦中成長成功之人,往往由於心理的陰影,會導致變態的偏差,這種偏差,便是對社會、對人們始終有一種仇視的敵意,不相信任何一個人,更不同情任何一個人。愛錢如命的慳吝,還是心理變態上的次要現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見識的人,他雖然從艱苦困難中成長,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義的胸襟懷抱。因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蘇秦是豪傑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眾生相的醜陋以後,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賜給宗族和朋友們。同時還報過去窮困時對他有恩惠的人。當他第二次出門到北方去的時候,有一位鄉鄰,借給他一百錢做路費,他便加十倍的回報,還了他百兩黃金。這種舉動,看起來、說起來很容易,事實上,到了自己頭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來,就真不容易。還有太多的事例,在此不多作討論。

原文中接下去,另一小節的記載,很好笑。當蘇秦在家鄉正做這樣豪舉的時候,有一個鄉親是當年跟他到北方燕國去的,可是蘇秦這次卻對他沒有什麼表示。這個人乾乾脆脆,自己直接向蘇秦說,我跟你沒有功勞,也總有些苦勞,為什麼你不給我一點好處呢?蘇秦說,對不起,其實我沒有忘了你,只是你太過份了,當我在艱苦的時候,很需要你跟著我,幫忙我到燕國去,可是你看我當時在趙國沒有什麼成就,所以在我渡過易水要到燕國去的最困難關鍵上,你再三想離開我,不肯再幫我了。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正是我困難得要命的時候,多麼希望得到你的幫助和鼓勵。可是你卻很勢利,真讓我痛心極了。所以現在我故意把要給你的一份擺在最後,也是給你一點教訓的意思。好了,你現在又當面來要求,當然有,這一份便是我為你準備的,現在你拿去吧!

在《史記》裡,司馬遷寫《蘇秦列傳》,把這樣一件小事也記載上去,這正如現代的我們寫白話傳記一樣,在一件小事上,一個小動作上,特別加以敘述,此中往往襯托出很重要的觀念,要讀者好好去思辨,好好去體會。

最後,司馬遷寫著:“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但後來劉向在《戰國策》的序言上,卻說:“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這裡與《史記·蘇秦列傳》所載相差十四年的問題在哪裡呢?司馬遷說的十五年,是蘇秦手裡的事。劉向說的二十九年,包括了蘇秦、張儀、蘇代等當政的年限。張儀是他同學蘇秦一手計劃培養的,故意造成反對派勢力,幫助秦國破壞了蘇秦合縱以後的計劃,另創一個連橫的聯合戰線,與蘇秦的原計劃相抗衡。其實,都是他們兩個同學的袖裡乾坤,故意一正一反來玩弄諸侯,擺佈天下。同時因蘇秦的影響和培養,跟著又有他的弟弟蘇代、蘇厲等,也是走他的老路,縱橫捭闔於當時的國際局勢之間。

反正總結起來,都由於蘇秦一手的創作,而減弱了當時國際間的連綿戰爭,維持了二、三十年大體上還算和平安定的局面,雖然最後蘇秦還是在齊國被人行刺而死,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功績,卻不能不歸之於蘇秦的謀略。

生死之謎

可是,最近我聽人說,又有新的出土資料,足以證明蘇秦當時在齊國並沒有被刺死,可能只是受傷或是偽裝受傷,他是道道地地的功成身退,歸隱去了。後來還活到相當長的歲數。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這些資料,到現在還只是道聽途說而已,假如是真有其事,那麼我們對於蘇秦的評價,還要高得多了。這樣一來,范蠡的逃名歸隱,雖然獨步於先,後來的這個蘇秦也很高明,他使寫歷史的人,更弄不清他的下落,豈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了。後世道家的神話傳說,當蘇秦功成名遂之後,便回去找他的老師鬼谷子,學道修仙去了。

不管如何,蘇秦一生的作為,在歷史文化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傑之士,他既不想做英雄,當然也談不到聖賢的作為。但也不能像過去學者們的成見一樣,只把他打入謀略家,好像他只懂得縱橫捭闔的陰謀策略,完全忽略了他對當時歷史時代上,的確已經做到了挽救戰亂危機而措置和平達二十多年的貢獻。有多少人的生命財產,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只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戰國末期的戰史,包括國際性、地方性的大小戰爭來看,便可知道過於輕視蘇秦的功勞,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麼,為什麼又說他不想作英雄呢?這很簡單,在他後來左右逢源、擺佈整個國際天下在他指顧之間的時代,他沒有一點野心,想走那三家分晉,或者田氏篡齊的作為。就如他在燕國,以及他在趙國,受封為武安君那段時期,也沒有過分地干擾弱國之燕、趙的實際內政。再拿他得志回家,分財施人的作風,來對比研究,便可想見蘇秦書生本色的個性,的確有過人之處。

如果新近的傳說屬實,真有新出土的資料,證明蘇秦後來是逃名隱遁了,又安享餘年,還活得不算太短的長壽。那麼,就要對他高明的人生哲學觀點另加評價了。或者,在他經歷上,對於人世間的歷史哲學觀點,確如范蠡他們一樣,另有獨到之處。在這裡,使我想起了明代蒼雪大師一首題畫詩的哲學意境:“松下無人一局殘,深山松子落棋盤。神仙更有神仙著,畢竟輸贏下不完。”倘作如是觀,那他豈不是更神奇了嗎?

再說,司馬遷特別為蘇秦寫了一長篇的列傳,不厭其詳地為他記述合縱的情形,也實在有他的深意存在。關於蘇秦死後的傳說,究竟如何?他也有點懷疑,只是資料不足,不敢寫得太過分。但是他對後世一般人對蘇秦的看法,也不太同意。不過,不能說得太明顯,恐怕後來的人,不講道義,只想學謀略,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就不好。我們只要讀一下他在《蘇秦列傳》最後的評語,便可知道了: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問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我們在講述《孟子》之前,花了不少時間來討論孟子時代戰國末期的情勢,又附帶地多講一段蘇秦故事,用來襯托出孟子特立獨行的立身處世的聖賢之道,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我們生當此時此地,現實世界的局勢,就如春秋,就如戰國,儘管時代有不同,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形勢都有不同,但在大經大法、大原則、大原理的變化之際,國與國間,人與人間,古今中外,並無例外。所以特別提醒注意,希望年輕的同學們,為國家的將來,為自己,都能花些精神,多去讀《春秋》、《戰國策》這些書,只要能夠善於讀它,必定會有用的。的確是“其智有過人者”,例如蘇秦、張儀兩位同學,故意製造了正反相妨,而又相輔相助的反覆陰謀,便使整個天下,在他們手裡玩弄,使天下在他們手裡安定。由此而知,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實力倡亂的反覆陰謀等等,只要你真正懂得《戰國策》的策眼,便可一覷看穿,不會上當的。

同時,我們這次講《孟子》,正好看看孟子與蘇秦等人先後都見到的齊宣王、魏襄王他們,當時的國勢和他們的內政國情是怎樣的。為什麼孟子要這樣說,蘇秦和齊魏兩國的王者,又要那樣做,這是什麼道理?在《孟子》本書上找不出相反的資料,而在《史記》、《戰國策》上,卻可以找出一些道理來。所以我採用了這個研究方法,不但不會使蘇秦“獨蒙惡聲”,也可將《孟子》讀得活活潑潑的,富有生氣,因而更能領略得亞聖之所以為亞聖也。

戊子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擯秦,以蘇秦為縱約長,並相六國。

己丑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縱約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丙申四十四年,趙式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西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辛丑元年,衛更貶號日君。

壬寅二年,孟柯適齊。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

甲辰四年,蘇秦已死,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後相秦。

乙已五年,秦代蜀,取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啥。

戊申二年,楚屈勻伐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魏連橫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縱。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壬子六年,張儀死,秦初置丞相,以樗裡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代韓宜陽。

經史合參

我們這次研究《孟子》,是採用“經史合參”的方法。所謂“經”,就是《孟子》七篇的本經。所謂“史”,就是指孟子所處的時代——如齊梁等國當時約略可知的史料。除了《孟子》本經之外,同時配合戰國當時相關的歷史資料,來說明孟子存心濟世的精神所在。

過去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孟子》,往往覺得很枯燥乏味,只是為了傳統的要求,作教條式的信仰,填鴨式的記誦,或多或少,總存著不是絕對信服的心理。如果把學力加上年齡,再加上對世事的經歷和觀察,慢慢到了年事老大,才會覺得孔孟之學在人道的立場上,的確是有它聖之為聖的道理。但學力加年齡加閱歷,說來只是一句話,實際上卻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同時夾雜著許許多多的甘苦。所以我認為針對現代情況的需要,用經史合參的方法來認識孟子,也許有很多方便。

講到這裡,順便想起一個歷史上有關孟子的故事,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趣事。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大概也和我們年輕時的心情思想一樣,非常討厭孟子,他認為稱孟子為“亞聖”,把他的牌位供在聖廟裡,實在不配,因此取消孟子配享聖廟之位。晚年他的年事閱歷多了,讀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一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是亞聖,於是又恢復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

這個故事表面看起來很可笑,蠻好玩,實際上也正好說明了我們研究孟子的中心關鍵。同時也是英雄與聖人、王道與霸術分野的道理。

梁惠王的先世

現在我們手裡拿的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即孟子見梁惠王。關於他們的對話,原文俱在,暫時擱在一邊;我們現在先要把梁惠王當時的魏國情勢,作個簡單的瞭解。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為他當時遷都到大梁(河南開封),所以一般習慣,又稱他為梁惠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和韓、趙兩國一樣,他們的祖先原來都是晉國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晉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強,公室卑”的情勢。魏國的祖先,也是晉國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兩家晉國的重臣韓康子、趙襄子,共同陰謀滅了荀家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據以稱強了。這個階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時期。

跟著,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戰國時期開始。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熏陶。孔子過後,子夏講學河西,便是這個時期的事。魏文侯另外還有一位高明的老師田子方。又向當時有名的高士段干木謙虛請教,他和段干木是師友之間的交誼,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歷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內(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內政修明的典範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在文化的成就上,當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武功上,則更強大。他用了歷史上名將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乾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

梁惠王當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親魏武侯。同時,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比起他父親、祖父的時代,又更複雜困難了,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上的名將孫武子的孫子———孫臏,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爭,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將。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歷史上,卻有一件很滑稽的遺憾,也可以說是很滑稽的損失,那便是把一個在他手裡的人才,輕輕地漏過溜掉,使他後來在霸業的企圖上吃了很大的虧。這個人便是使秦國變法圖強的商鞅。

商鞅,衛國人,所以也叫衛鞅,又叫公孫鞅,因為他的本族姓公孫。在當時宗法封建的社會裡,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視的一個青年,因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會裡沒有家族地位之故。

商鞅從小就愛好法家刑名之學。因為在他本國不得志,戰國當時的國際之間,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時代,他便到魏國,作了魏國的輔相公叔痤的門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還來不及向魏王推薦,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問他說:“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對我們的國家前途,有些什麼話要吩咐?” 公叔痤說:“我的門客,有一個衛國的流亡青年公孫鞅,雖然年紀還輕,卻是一個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絕對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見。”梁惠王聽了,悶聲不響,也不表示意見。到臨走的時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單獨和梁惠王說: “如果你不肯用公孫鞅,便解決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聽了只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馬上叫商鞅進來,對他說:“剛才惠王要我推薦我死後的輔國人才,我推薦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場,先有公,再有私。先對國家貢獻是事君之道,再來對你講私話,是盡到我人臣之道以後,才來講你我之間的友道。”

這點要特別注意,在我們上古的歷史文化裡,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間,常有這一類歷史故事的例子,充分表示一個人的人格作風,對公對私的道義界別。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陰險,在說兩面話。事實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說明對君道、臣道、友道之間的各別立場,都須要有所交待,才是不負此心、不愧此心。如果說他是陰險,也有陰險的道德,等於後世寫的武打小說,明明要用暗器傷人,但在發出暗器的剎那,還要公開叫一聲“看打!”通知了以後,你能不能逃得過,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

因此公叔痤便接著告訴了商鞅:“我的心,對公對私都要盡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來對惠王說,如果不用你,便殺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見。你趕快想辦法走吧!遲了,就要完蛋。”商鞅聽了,對公叔痤說:“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聽你的話用我,哪裡又肯聽你的話殺我呢?”換句話說,商鞅瞭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沒有把他商鞅這個人當一回事。所以他還是暫時留在魏國不走。

梁惠王從公叔痤的家裡出來以後,便對左右親近的人說:“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頭,他叫我把國家大事交付給那個衛國來的流亡小子公孫鞅,那是多麼荒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過了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線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當時沒有聽信公叔痤的話。公孫鞅也因此而受秦國尊封為商君。所以後來通稱他為商鞅,便是由這個歷史故事來的。

再過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兒子繼位,也稱惠王,這便是蘇秦見過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國的政壇上失敗得很慘,有造反叛變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國,但被魏國拒絕了,最後走投無路,被秦國追捕回去,受車裂之刑而死。

雖然說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毫釐不爽。但魏國割地遷都這一幕,到底都是導自梁惠王的失策,沒有君子之度的領導長才,糊里糊塗地寫下了歷史上這一出滑稽劇本,徒留後人扼腕長歎。

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將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裡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騶衍、淳於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騶衍的蒞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復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麼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導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確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瞭解了這些簡略的歷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精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瞭解了梁惠王后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乾乾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只圖目前的利益?其實只有仁義才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只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只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只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幹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慾’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眾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裡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瞭解先行仁義,而只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 惠王只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捨大取小而只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裡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著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裡,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只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裡,他說: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於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只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於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千里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注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只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只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扎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裡,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裡,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瞭解,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 “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覆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 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 “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凶、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凶兩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凶兩端。吉、凶怎麼來的?《易經·系傳》上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凶、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這裡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瞭解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只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只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只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

《孟子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