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五)

孟子的策略——規之以正

從這段記載看來,戰國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是比起現在世界各國,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著就併吞佔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所以齊宣王也還是蠻可愛的,竟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

這件事發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之間,也正是蘇秦身佩六國相印的後期。燕國的國君文公死了,他的兒子易王繼位,齊宣王是乘人國喪而去趁火打劫的。

齊國派兵去打燕國,在短期間內,齊國很快就把燕國打敗了,齊國獲得全勝,佔領了燕國十個城池。齊宣王徵求孟子的意見,問孟子說,有人建議我到此為止,不要把燕國併吞。也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把燕國併吞下來算了。以我這萬乘之國的齊國,而去攻打萬乘之國的燕國。在相等的國力之下,竟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把燕國打敗了。這種勝利,似乎非人力所能為,看樣子是天命。假如不把燕國拿下來,就是違背了天意,上天會降下災難的。我看還是把燕國拿下的好。你孟老先生以為怎樣?聽聽你的高見如何。

孟子告訴他說,假如你把燕國佔領了,燕國的老百姓很高興、很願意的話,就不妨佔領下來。古代曾經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假如你佔領了燕國,而燕國的老百姓不高興,不願意的話,那就不要佔領,古代也有這樣的歷史經驗,像周文王就始終沒有起兵伐紂。

後世的說話,標榜文王是“不忍心也”。假如暫且推開王道精神不談,只從謀略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文王看得很準,在他那個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在他自己手裡來不及了。況且姜尚(太公)七十多歲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時已經九十多歲,步入退暮了。等到他兒子手裡,紂王還不能反省轉變的話,那麼,一切的機緣成熟,才能一舉成功。所以他把這個事業,留給兒子去完成。

這個歷史故事被曹操“翻了版”,有人向曹操勸進,取漢獻帝而代之,曹操說: “我其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說,讓我兒子去幹吧!

孟子接著又針對這次齊國伐燕國的戰役對齊宣王說,如果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在相等的國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對方。而對方的老百姓們,拿了吃的、喝的,來歡迎你的部隊。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的內政大亂了,老百姓們一心想要避開水深火熱般的暴政,所以歡迎你去解救他們。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麼行呢?原來的統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這樣,只不過是換一個暴虐的“手”而已。——這個“運而已矣”的“運”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換一手”解釋,也可以解釋為“也會輪到你遭遇同樣的失敗下場”。這“運” 是運轉,有如佛家說的輪迴果報。

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書上的記載,孟子當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因此,這件事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了。

據《戰國策》的《燕策》記載,孟子對齊宣王所說取不取燕國的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但是《史記·燕世家》卻說,孟子這些話是對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說的。

蘇秦口辯輕取十城

但據後世考證,本書上這一次的對話,應該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話。至於“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的話,大致確定是孟子對齊清王說的話。孟子第二次再到齊國,也就齊宣王當政的時代,而且居留在齊國的時間也比較前一次長久,或者有此一說?

燕齊兩國之爭,也是歷史上的大事。這一次的戰役,齊宣王雖然也徵詢了孟子的意見,但到底沒有採用,結果還是取了燕國十城。

燕易王沒有辦法,就來找蘇秦理論了。他說:“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親),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被燕易王這一責問,慚愧難受到了萬分,他便很肯定地說:“請為王取之。” ——我一定可以為你燕國收復這十個城市的失地。

於是蘇秦便轉到齊國來見齊宣王。他首先向齊宣王朝拜,慶祝他打燕國的勝利。隨後站起身來,便仰起頭,對著齊宣王故做弔喪式的悲悼狀態。齊宣王看了他的舉動,莫名其妙,就說:你何以這樣舉止失常,一忽兒向我慶祝,一忽兒又那麼悲傷?

蘇秦說:燕國雖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齊宣王只顧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個城市。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你便與西陲的強鄰秦國,結了不解之仇了。“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啄之類也。” 燕國好比一隻飛行的孤雁,獵人看了,當然忍不住要射擊,殊不知這只孤雁的後面,就跟著一隻強有力的大猛鷲。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機以保護弱小為名,來侵略你了。你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了嗎?

齊宣王一聽,臉都變青了,趕緊請教,該怎麼辦?

蘇秦說:“古之善判事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你肯採納我的意見,馬上歸還從燕國搶來的那十城失地,燕國無故而收復你慷慨還他的十城,必然歡喜得不得了。同時秦國心裡也很明白,知道你是為秦、燕有岳婿的關係,而賣了一個面子給他,所以歸還了燕國的失地,當然也很高興你作得漂亮。此是所謂“棄強仇而立厚交也”。

齊宣王立刻接受蘇秦的意見,甘願吞下這包瀉藥,馬上歸還了燕國的失地。其實孟子的意見,比起蘇秦的理由來,崇高而偉大,深謀而遠慮,只有更好,沒有更壞。為什麼齊宣王聽不進去?蘇秦一說,就立刻變色呢?因為孟子說的目標,是要齊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義的王道精神,所以齊宣王聽了,認為是讀書人的迂腐之見而已。蘇秦說的,是動之以眼前的利害,懼之以可怕的後果,人的眼光見地到底是短視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長遠的大利實在無法去想像。

不過,由此也可見兩個要點:一是辯士、說客的作風,與真儒聖賢的態度,截然不同。二是無論善惡、是非的動機如何,要想說得動人,聽得進去,臨機應變的妙用,實在是不簡單。所以韓非子一再強調“說難”,說話不容易啊!

其實,孔孟聖人的仁義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個人的頭腦。而利害權謀的運用,好比手足(手段)的運用,所以蘇秦之輩,在當時的遊說策辯,也非偶然,不是只憑一張嘴隨便說說的。後來宋代司馬光論史,曾經說過:

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潘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從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者從,六國之利也。齊為三晉,燕楚之根抵。三晉燕楚為齊之藩籬。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裡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後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並為虜,理勢然也。

燕齊之戰

為了研究孟子的學術思想,這裡僅就流傳較廣的《史記》、《戰國策》等資料,先約略瞭解孟子答覆齊宣王取燕與否的時代大勢。然後,便須瞭解孟子後來對齊湣王的一段話。

在《史記·燕世家》裡,說是燕王噲讀書,中了“書毒”,很想自己當堯舜,學堯舜的禪位,把國家讓給別人。當時燕國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是一個大壞蛋,知道他這位寶貝老闆,有如此的想法,就佈置了一個局面,由燕王噲把政權讓給他。這個時候,燕國國內已經亂得不得了。

正在這個時候,蘇秦在齊國被刺了,受了重傷。當時齊宣王聽到蘇秦被刺,非常生氣,他因為愛才,特地親自去慰問蘇秦,並且追問兇手是誰。蘇秦這個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傷太重,已經沒有希望了,但臨死時,還想出死後報仇的方法。他告訴齊宣王,查兇手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他死了以後,對外宣稱,蘇秦本來就是為燕國到齊國來作間諜的,現在把他刺死了,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兇手有這樣的大功,應該給予獎賞。齊宣王在蘇秦死後,照他的話做,果然那名刺殺蘇秦的兇手,出面來領賞,齊宣王把這名兇手殺掉,替蘇秦報了仇。

蘇秦過後,他的弟弟蘇代起來了。蘇秦讀了幾年書,連弟弟都能教得出來遊說諸侯。現代的基辛格,只能一個人玩,還玩得並不十分高明。而蘇秦兄弟兩人,都能夠把各國放在自己手掌擺來擺去地玩弄。最初,蘇代到齊國、燕國,都不大受歡迎。可是不知道蘇秦寫了或讀了一本什麼秘笈,這秘笈後來可以被燒掉了,或失傳了。而當時竟然教會了他弟弟,所以蘇代儘管最初不受歡迎,但經他三言兩語一說,那些君主們又聽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這時蘇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齊國。而《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記載,燕王噲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構難數月,老百姓死者數萬。在當時的人口,幾個月死了數萬人,用現代人口數字類比,就好像一個國家在幾個月以內死了幾百萬人,這數字是不得了的。

齊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燕國。這就是為齊、燕之間的仇恨,種下的一個因。後來燕國的昭王即位以後,為了要復國中興,就廣求天下良才,交接賢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謀大事。這時有一個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機會,去對燕昭王說,你如果要招納天下賢士,就先把我這個並不見得有特殊本領的人高抬起來,那麼天下的賢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國來效力了。燕昭王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說,從前有位喜歡千里馬的國君,出千金的高價去找。後來派去買的人,花五百金買了一具千里馬的骨骼回來。這位國君起初很生氣,但派去買馬的人解釋說,連死馬都花高價買了來,更何況活馬呢!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千里馬很快就會來了。果然,他愛馬的名聲傳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馬。現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這裡,自然天下賢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國來了。

燕昭王聽了他的建議,用了他,後來果然許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國。最後昭王用了樂毅,很快就把齊國打敗,連下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宮兩城未下。後來齊國又用田單,以火牛陣反攻,打敗了燕國而復國。

這些戰役,都是齊湣王在燕王噲讓國而內政大亂時,乘人之危,攻打燕國所種下的禍因。

根據《戰國策》和《孟子》的記載,好像齊國在攻伐燕國之前,齊宣王(《史記》則說是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曾經問孟子,可不可以佔領。而《戰國策》與《史記》上記載,孟子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意思是說,你現在去打燕國,和古代武王代紂,完成文王的事業一樣,正是時候,你可以去打。假如孟子真的是這樣說法,那麼孟子和蘇秦、張儀也差不多了。如果孟子沒有說,那麼司馬遷和《戰國策》的作者,就犯了誹謗罪,就要像最近報紙上為了韓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總之,這已經為孟子上了一點顏色,有了一個小小污點。因為這句話等於鼓勵齊國去侵略,這是很嚴重的。《孟子》本書上記載,當時便有人問孟子是不是曾經鼓勵齊宣王去打燕國。孟子說,這是沈同問起,像燕國目前這樣,燕王噲糊里糊塗地讓國給子之,而子之把內政弄得亂七八糟,死了好幾萬人,燕國的老百姓這樣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我告訴他,可以。但是我說的可以,是指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說侵略性的攻伐。正如有人問起,某人殺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處以死刑。我說可以,但並不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去殺這個犯人。而是要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去判處他的死刑。

但這些話,對齊宣王說的也罷,對齊湣王說的也罷,對別人解釋也好,到底孟子說了沒有?是怎麼說的?在《孟子·公孫丑下》,便有對沈同一段話,可作說明。

接下來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問題。本來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時候許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難確定的。據《史記》記載,孟子這段話是對齊湣王說的,是孟子去過魏國,見了梁襄王,不投機,就回魯國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次回到齊國來,見了齊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國。反正《孟子》這本書,不論是孟子自己作的筆記,或者門人根據資料寫的,在文字上總會有多少修飾。但在語氣之間,還是贊成有此“弔民伐罪”的一戰,只是不像《戰國策》式說得那麼激烈而已。

蘇代評論齊王

在當時的國際背景,還有一段有趣的事。原來燕國是派蘇代去齊國做間諜的,蘇代到了齊國,齊湣王本來認為他是一個政客,兩邊跑的,不太理他。可是蘇代很厲害,最後還是說服了齊湣王,暗中幫了燕國的忙,甚至於齊國要他帶兵去打燕國,結果打了敗仗,齊湣王還是相信他,他又利用當時的國際情勢,使齊王派他出使到燕國。

燕王噲看見自己派往齊國的間諜回來了,就問蘇代說,齊王可能稱霸天下嗎?蘇代說,不可能。燕王噲問,這是什麼道理呢?蘇代說:“不信其臣。”這四個字是不是實在呢?這也是實情。

我說過,齊宣王是相當有器量的。那時候天下賢能之士,如孟子、鄒衍等名賢,都集中在齊國,而齊宣王也很尊敬他們。這些人講的話,他也聽,但接納不接納是另外一回事。他等於設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養著這些人。你們講演也好,開座談會也好,你們盡量去吹你們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並不偏愛某一人,也不專采某一人的建議。結果他的兒子齊湣王也和他的父親宣王一樣,但更有甚焉, “不信其臣”。

蘇代把這情形報告了燕王噲以後,燕王噲知道齊國已不能稱霸天下,於是放心了,同時聽了別人“不信其臣”的弊端,便專任子之,讓他負更多的權責。最後讓位給子之,終於導致了燕國內部的大動亂。

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秘密,原來子之早就看出蘇秦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所以就教他的兒子,積極追求蘇代的女兒。兩個年輕人結了婚,子之和蘇秦、蘇代之間,早已成為兒女親家,而且在蘇代奉燕王之命到齊國去做間諜以前,是有深交,蘇代自然要幫忙親戚。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個字,不著痕跡地種下了燕王噲讓國的前因。再加鹿毛壽說的“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於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醜劇。

瞭解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人事的背景,權臣謀士們心術品格的卑劣,再來看《孟子》這一段書就更有味道了。雖然孟子說的是可取之道,與不可取之道,談的是理論。但是以孟子談話的氣勢、口吻,和當時國際情勢配合起來看,那麼孟子的話,和當時的謀略家,縱橫家們沒有兩樣,他的態度是贊成的了。其實在精神內涵上,還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經講述,齊宣王時期出兵攻伐燕國,打了勝仗,佔領了若乾土地與城市。但仍有下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壺漿,以迎五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訖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上也。”

前文講到齊國打燕國,把燕國拿下來了。可是國際上不同意,看不過去了。諸侯之間,計劃組織一個聯合陣線,要打齊國。這時,齊宣王問孟子,現在諸侯們要聯合起來,替燕國打抱不平,攻擊我們齊國了。孟先生,你看我應該怎麼辦?

孟子說,就我所知,我只聽說過以方圓七十里領土,而領導了天下,像南湯當年就是這樣興起的。可還沒有聽說過,擁有方圓千里的一個大國,竟然還會畏首畏尾的。

從孟子這段話的論調,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終歸是戰亂的時代。不管你聖人高明到什麼程度,時代的趨勢,國際政治風氣的力量,畢竟很大,個人的思想觀念終究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這時孟子就以力的大小來立論了。

孟子又繼續引經據典,用《尚書·商書》上仲虺誥文“湯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話對齊宣王說,《尚書》上仲虺制的誥文上記載,商湯為了除暴安良,從“葛” 這個小國開始了他的統一大業,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當商湯向東面征伐的時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們這裡,而把我們擺在後面呢?

孟子說那時各方面的老百姓們,盼望商湯的王師,像久處大旱的農民,對著萬里無雲的晴空,盼望著能有雲霓的湧現一樣。

不過歷史上湯武那個時候,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也許是仲扈這位左丞相,在制誥時對商湯仁義的強調宣揚。

孟子繼續描寫商湯征伐時,部隊紀律良好的情形說,當商湯的部隊打來了,當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還可以照常做生意,種田的也照常種田,一點也不受影響。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們的歷史上,像這樣好的部隊,像這樣不擾民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問題全在於這位指揮部隊的司令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仁將——曹彬

如歷史上有名的仁厚將軍,宋朝初興時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詩填詞“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當時曹彬圍攻南京半年多,連秦淮河、白露洲、西門水寨都佔領了。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輕易攻進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準備要投降了。在這緊要關頭,總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麼病呢?大家都著急,都監——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鋒——前敵指揮曹翰等都到總司令部去探病問起生的是什麼病,曹彬說是心病於是大家紛紛主張找醫生,還要找名醫。曹彬說,不必找醫生,我的病醫生治不好,只有你們各位能醫好。大家問什麼辦法。曹彬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進南京的時候,不許隨便殺一個人,也不許任何人奸婬擄掠,做不做得到?這時一班將領們只好說,你命令下來就好了嘛!曹彬說,不行,要先發誓。於是大家就發誓。發過誓後,立刻下攻擊令,打進了南京城,而城裡的老百姓還不知道呢!

潘美的難以控制,曹翰的好殺,都是事實。當宋太祖趙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時候,曾告誡曹彬最好不要多殺人,對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當下遲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沒有明確的答覆。他只問副將——副司令要派誰來負責。趙匡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見了潘美、曹翰等人,發表他們作副司令。不過,當著他們,交給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寶劍,告訴他說,你拿著這把劍,“如朕親臨”,等於我本人在場一樣,凡是副將以下不聽命的,我授權給你,你只管照軍法辦理,先斬後奏,一切由你全權作主。他一面對曹彬說,一面眼角看著潘美、曹翰。嚇得這些人汗流浹背,只有稟報:“末將聽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還不止如此。他又向趙匡胤請調一位將軍田欽祚,來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弄得潘美、曹翰他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污,愛爭功,又不肯負責。同時又最喜歡打小報告給趙匡胤,常常忌功而傾軋同事。曹彬所以請調了他來參加戰役,作用是準備平定江南之後,送點功勞給他,免得他在後方搗亂,又增加趙匡胤的懷疑顧慮,而對前方有所牽制。這就是曹彬高明的權術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無可奈何之下,穿著白紗衫帽,親自向曹彬投遞降書。他先見副帥潘美,只好叩拜如儀,潘美卻也答拜叩頭還禮。進一步,便要上船晉見大元帥曹彬,他也設拜叩頭。曹彬便叫左右告訴他說:恕我“介冑在身,拜不及答。”換句話說:對不起,我是軍人,只好以軍禮接見你,不能跪拜還禮了,請原諒。

行過了投降的典禮,正副元帥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兩隻大船,很禮貌地請李後主上船飲茶。由岸上到戰船上的跳板,當然是獨木板。李煜素來是養尊處優,平時生活,哪裡受過一點罪,今天忽然要他經過獨木板上船,實在沒有這個膽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來。

曹彬的確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喫茶的時候,他問起李煜家庭的成員,知道總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準備一百條官船,給李煜三天時間,收拾財物,帶著進京。並吩咐他儘管多帶些財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錢,可是到了京裡,還是有人要錢的,得準備送紅包。然後放李煜這些人自己回去,連衛兵都不派一個跟著。其他將領們很不放心,但曹彬並不在意。他說,放心!他連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見他怕死得很,哪裡會有逃跑的勇氣。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將潘美代理職務,表示自己要暫時離開總司令部三天,把統率部隊的責任交給他,並特別交代不許殺人犯軍紀。然後帶了二百名親信,在李後主的宮殿四周佈防保衛,不許任何人闖進李煜的宮中。自己則親守在大門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們,以對待敵人的態度,進去危害騷擾。第三天以後,李煜帶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進宮去,查封了宮裡的財物,造冊呈報給朝廷。

據宋人的筆記,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來奉命攻打九江。打進了九江,縱兵擄掠,還要屠城。而他自己卻裝了二十幾船的財貨寶物,悄悄地運回家鄉去了。與曹彬相較之下,就有天壤之別了。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的後代也很好,孫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譽為聖後;相傳還有一個孫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靈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歷史上仁厚的名將,當然不只曹彬一個,其他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這就是王者之師、仁義之師的風範。打仗時只要屈服了敵方的領導階層就好,而對老百姓則是慰問、關懷、救助,像及時雨一樣,老百姓當然高興。孟子說,像這樣的仁義之師,所有《尚書》上仲虺在誥文上記載,那時的老百姓天天盼望著仁主到臨,仁主來了,就有好日子過,就能離開水深火熱的苦難。

孟子引用了《尚書》的話以後,又針對當時的情況對齊宣王說,現在燕國內政那麼紊亂,又虐待他的人民,你發兵去攻打燕國,這時燕國的老百姓以為水深火熱的生活可以有所轉機,他們將會有好日子過了,所以他們從家裡拿出吃的喝的,高高興興地招待你的部隊。如果你反而殺了燕國的百姓,捆綁他們的子弟,拆毀他祭祀祖先的宗廟,搬走他們貴重的寶物,使燕國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麼可以呢?

至於國際上的觀感與反應,你要知道,天下各國諸侯對你國勢的強盛,本來就畏懼三分,現在你打下燕國,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國諸侯為了自己的安全,同時又有了口實,自然要聯合起來攻打你了。這等於是你自己發動天下的兵來討伐自己。現在你只有趕快發佈命令,釋放俘虜,停止擄掠,再召集燕國的臣民代表開一個會,替他們選出一個賢君來,然後班師凱旋。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對你的聯合攻擊。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要復國仇,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魄“千金市馬骨”的精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瞭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瞭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瞭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舊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 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斶、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於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於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通悅)。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謂土地人民之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雲(同隕)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無騏騄耳(良馬之名),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盡轂(音斛,縐紗曰毅,紡絲而織之。)也。”

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日,不如愛尺毅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斗這番說詞,等於當面諷刺他的缺點,但齊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動不動便加以“處士橫議”,或“大不敬”的殺頭罪名。

讚美詞與利害關係

至於說到宣王不肯聽信臣下的勸諫,在用人上。信任不專,或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事,大概不會錯的。例如他前任相國鄒忌的一番婉轉譬喻,便是針對他這毛病而說。

鄒忌俯八尺有餘,身體昳(日側有光艷也)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通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通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去聲)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即政治作戰勝利之意)。

貧賤驕人

雖然宣王有用人不專的毛病,卻能面對顏斶的頂撞,公然改變盛怒之威,願執弟子之禮。最後,顏斶不受封而辭去,他又好像只能禮賢而不能真下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日‘斶前’,斶亦日‘王前’,可乎?”

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宣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錳。’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虡(音巨。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懸鍾之木刻飾象之,因名曰虡。每十六鍾共一虡。),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堅門間裡,士之賤也,亦甚矣。”

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裡,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日‘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毅,是其賤之本與。’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專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向,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真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滑稽大師——淳於髡

另有淳於髡,完全不同於顏斶的作風,他運用滑稽的高調,對了齊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為齊之贅婿,長不滿六尺,而滑稽多辯,早為齊威王時代的左右寵臣。到了宣王時代,也同樣受到重用。他是個有心人,也見過孟子。與孟子的對話,下文再談。

有一次,在一天之內,他同時又推薦七個人,請齊宣王錄用。宣王雖然覺得淳於髡太過份了,但辯論一番之後,還是照樣任用不誤。

淳於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

淳於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藥名)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則郗(仰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且在軍事方面,當大家說不進去話的時候,如果淳於髡來個豬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聽進去,立刻放棄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齊欲伐魏,淳於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韓國有黑犬名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髡(兔名)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疲倦)於前,犬廢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又一次,齊宣王想征伐魏國,魏國派人暗中送禮給淳於髡,請他設法阻止。淳於髡公然貪墨,受了禮物。齊宣王有密報,也知道了這回事,但經他滑稽解說,又對了宣王的胃口,結果還是取消了作戰計劃。

齊俗伐魏,魏使人謂淳於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壁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於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代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丑而實危,為王弗取也。”

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於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

王以謂淳於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

曰:“有之。”

“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

淳於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開戰國養士之風

《史記》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說齊宣王好養士,就好像開了一個議院或參政院,也相當於現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驕、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國孟嘗君——田文跟著他學樣,也喜好養士。甚至,孟嘗君與齊宣王還爭相養士,大家熟知的馮諼彈鋏,毛遂自薦,以及雞鳴狗盜之徒等,統稱他的門下,號稱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魯仲連,也是孟嘗君的座上客。

由於齊宣王和孟嘗君爭相好客,而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風氣。此後,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都以好客養士號召,名動諸侯,而影響於國際之間。

不過,養士的風尚,除非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的環境、器度與見識,或者還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戰國末期,自孟嘗君、信陵君以後,其餘大公子們的養士,利弊就很難說了。甚至可說弊多於利。人與人間的交情,主客之間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關係的,實在不多。即如孟嘗君晚年,被逐去齊,雖然經過馮諼設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來他重返故國後,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的風光。那些門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嘗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嘗君逐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 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書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後來,趙國的大將廉頗,屈而再起,也曾有過孟嘗君門下士同樣翻版的情形。

特立獨行於滔滔濁世的孟子

齊宣王時代,養士的風氣是這樣的盛行,而遊說之士在齊國又這樣的多,但總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個人的富貴功名,以至於謀生而已。

像我們的亞聖孟老夫子一樣,特別受到齊宣王的重視而處處待之以禮,確是異乎尋常。無奈人情重利而輕高遠,所以孟子教之以仁義之道,齊宣王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做不到。這也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反過來說,孟子學孔子,畢竟成為千古歌頌的聖人,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徑。所以後來淳於髡替孟夫子難過,想要影響他改變作風。但孟子始終特立獨行,不願曲學阿世。所以《孟子》全書所說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經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絕不肯說側面的諛詞。

像淳於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嘗君的封邑薛國有難,齊宣王並不想出兵相救。結果,淳於髡一片滑稽說詞,又打動了齊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於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於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於髡曰: “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攻哉。

吏民千古兩相妨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四:“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稟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光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歷史政治上的因果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大約只有現代的一個小縣那麼大,姑且稱他為一個國。其實鄒和邾,也都屬於魯國的境內,用現代的觀念來講,相當於魯國的一個獨立市。

鄒和魯國,發生了權利上的爭執,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衝突。鄒穆公問孟子說,在這一次和魯國的激烈衝突當中,我的高級幹部死了三十三個人,而這些幹部的屬下和轄區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肯為他們的長官效死。要是殺掉這些人吧,人數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可是不殺罷,他們將來還是這樣眼看著長官戰死而不去援救,這樣怎麼行呢?真是殺也不好,不殺也不好,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年紀大,身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佔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裡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幹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現在他們也就眼看著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愛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拚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佔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 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 《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奸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瘼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裡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輪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 —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盛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谷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瞭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洩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彙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幹的不肯幹,肯幹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幹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塚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回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因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瞭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兩大之間難為小

在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滕、薛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但在《論語》及《孟子》書中,都有所論及。所以國雖小,在孔孟的聲光照耀之下,卻也有名起來。《論語·憲問》篇中記載著:“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憂,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就是這個滕國。不過孔孟兩個時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樣了。

這次是孟子從齊國再度回來,路過滕國。滕國是一個小國,而東北面毗鄰了強大的齊國,南面又和強大的楚國接壤。我這個小國,夾在這兩個大國的中間,所謂 “兩大之間難為小”,我應該向齊國靠攏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國比較好呢?

滕文公把這個難題提出來,向這位高人孟子請教。孟子也的確是高明,他答覆滕文公說:“你提出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有辦法也不能講,礙難啟齒。” 滕文公聽孟子這樣的答覆,當然非常失望,臉色就沮喪難看。孟子見他這副樣子,又過意不去,於是對他說:在不得已之下,那麼只有一條路比較好。你把你自己的內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團結起來。然後,加強你的國防設施,把護城河挖得深深的,把城牆加高加厚起來,鞏固你國防線上的防禦工程。和全國老百姓,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衛自己的疆土,雖然戰死,也不離開本位,甚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自強自立,寧可亡國,也不向任何一個大國投降,先有這樣的準備,還可以有所作為。

在這裡,我們看到孟子答覆“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基本原則,只有自強自立的一條路。其實個人作人也是一樣,不自強,不自立,不從自己本身想辦法,在兩大之間,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來為自己解決困難,天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個人事、國家事、天下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自強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尤其以一個小國家為然,介於國際上強國之間的自處,除了自立自強以外,絕無其他妥協的良策。況且愈妥協,將愈增加困難。因此孟子便指出,寧可亡國,也不可喪失國格或人格的原則,作為答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四:“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歧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有一次,滕文公再進一步向孟子請教說,薛和我一樣是個小國,可是出現強鄰的齊國,要在薛國建築城池,也就是在薛國的領土上,建築堅強的軍事基地。薛國也是我的鄰近小國,有同病相憐,唇亡齒寒的威脅。看這種國際趨勢,下一步很可能要輪到我頭上了。這種威脅實在讓人憂慮。你看,該怎麼辦好呢?

這個薛國也早已歸入了齊國的版圖,被齊宣王封為孟嘗君田文的地盤。那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孟嘗君門下客,彈挾而歌的馮諼,強作主張,代表孟嘗君到薛國收取租債,一把火燒了所有債務人契據,以收買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歷史上最能謙讓、最光榮的一代——太王的史實。他說,從前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難以自處,因此搬到歧山下面去住。並不是因為歧山比邠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邠被好勇鬥狠的胡人欺凌,沒有辦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當時太王雖被迫遷移,但卻忍辱負重地生聚教訓,所以後代子孫——文王、武王起來,才建立了周朝幾百年的政權。你可以傚法他這種為善的精神,後代的子孫就一定能稱王天下。大丈夫要創業就要樹立一個美好的典範給後人,為了使子孫能夠繼承下去,在個人方面,無論讀書、經商,或任何行業,都應如此。一定要有這個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小,四面又有強鄰,只有用太王這種精神去做,勉強站起來,但不是站起來去跟人爭強鬥勝,而是自己勉勵為善,鞏固內部,自立自強,然後才能慢慢強大,受到別人尊重。

孟子這理論非常對,兩大強國的鬥爭之下,處在中間的弱小國家,若想自立自強,的確是很難的。我們看宋初的局面,吳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本來和趙匡胤、李後主一樣,也是獨立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勢,自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號令天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誠擁護,推趙匡胤當中國的老闆。到宋太宗時,自己取消了國號。他認為這樣做,則自己後代的子孫,不失為諸侯,永遠是方面大員。否則的話,自己估計一切的能力,未必可勝得過宋朝。戰敗了,不只是自己難保,就是子孫也難保。其實他這樣做,還是在等候時機,要想辦法再起來,希望自己留有最後一點小本錢,必要時才能有所作為。

至於同時代的南唐李後主就不同了,雖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曾經向趙匡胤上表稱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歎在詩詞之中,詩詞做得太好了,下不了決心,如果下得了決心,真正能夠有所作為,早就起來有所作為了,即使打敗了,也是光榮的。等到曹彬的大兵團攻到南京的時候,用一根繩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覺得沒面子,最後當了俘虜,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詩感慨,那又有什麼用?趙匡胤批評他說,李煜肯把作詩填詞的精神來治國,就不會是今天的下場了。所以要嘛,就強為善;不能強為善,就保子孫,留元氣,以待後來。

國家大勢如此,個人事業也如此。站得起來就站起來,站不起來就得見機振作。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他在站不起來時不肯爬,爬不動時又不肯躺下,還老是覺得自己是站在那裡,其實並沒有站著,這樣就很可憐了。總之,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道理一樣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者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邪,逾梁山,邑於歧山之下居焉。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人貴自立

在《孟子》書中,這一段和上一段,怎樣看,都是同一個問題的重複記述。只是一個詳細,一個簡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門人編輯時的疏忽,但無法考證清楚。

滕文公又問,我就算盡心竭力地奉承這兩個國家,最後還是免不了他們的侵略,該怎麼辦才好呢?

孟子還是告訴他說,從前周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貨和幣帛去賄賂,可是沒有用。又送狄人喜愛的狗和馬去討好他,仍舊沒有收到效果。最後拿珍珠和寶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這等於後來宋朝對遼金元的情形一樣,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憐。)在這種情形之下,太王實在沒有辦法,只好遷都另作他圖,離開邠這個地方。行前召集邠地的父老們,告訴他們說,我曾經聽說過,一個君子仁人,是不會拿用來保養大家的事物,來作害人之用。現在外族人來侵略我們,我曾經為了大家的安居樂業,送給他們好多財物,可是他們的侵略,始終沒有停止。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我們這塊土地,得不到這塊土地,將永不罷休。本來我是希望以我們現居的土地,使大家過安定生活的,而現在竟因為我有了這土地,使狄人不斷來攻擊我們,那等於我用土地來害大家遭受戰爭之苦,這是不應該的。像我這樣的人,多的是,你們不必顧慮找不到更好的領導人。為了不牽累你們,我將離開這裡,你們多加保重了。

我們從孟子這段敘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會裡,一個好的領導君主,也是那麼可憐的。孟子只講周太王這個例子。其實,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後世和元朝的創業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時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帶,經常被人欺負,也是非常的可憐。境也是和周太王當時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沒有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綿延久遠。

接著孟子又說,大王對他的子民耆老們談話後,就帶了家人,翻過梁山,跋涉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邠的老百姓們都說,太王是一個好領袖,我們不可以失去這樣的領袖,於是大家也放棄了在邠的土地,跟著太王到歧山下面一起居住,重新開闢新的天地。這樣跟來的人很多,一股新興的力量,像市集一樣湧進歧山之下,鞏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說,還有人持另一個論點,認為凡是世代相傳下來的土地,所謂的“世居之地”,應該好好地守著,不可以在你這一代手裡,放棄祖宗的基業。那麼你就寧可戰死,寧願亡國,也不要輕言放棄,只有死守了。

這是從守土有責的論點出發,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時代,遼、金互相消長的時期,遼國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爭,不可放棄河北,而有:“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張,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孟子這樣畫龍點睛一說之後,跟著又告訴滕文公說,你在這兩者之間,不可矛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選擇其中一條路去走。

歷史上凡是動亂時期,像滕國這種環境的遭遇也很多。我們由此可瞭解,一個小國處於大國之間的艱苦。近如現代正在紛爭的中東問題,那些小國之間,就有許多困難存在。現在世界上,不論歐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國,所遭遇到的困難,許多和戰國時代的滕國一樣,所處的環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容易瞭解的。

其次,個人的人生也是一樣,自己不能矛盾,當受到艱難或迫害的時候,就要改變自己的環境。當環境不能改變時,就要自己站起來,堅強起來,寧死而不向困難環境屈服。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金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來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口:‘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王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通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去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論立身出處的原則

這是孟子晚年,回到鄒魯,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記錄。魯平公身邊有一個得寵的近臣(弄臣),當然不是什麼大臣,但隨時跟在他的身邊,在某些事情上,會成為重要的關鍵人物——後世得寵的宦官,就是這一型的人物——這個人叫臧倉。有一天,他看見魯平公外出的車輛、衛隊等等都準備好了,馬上就要出宮了。這時,他問魯平公說,你以前出去,事先都會通知隨從的人們,目的地是到什麼地方。可是現在,車輛人員都準備好了,下面的人還不知道你要去哪裡,他們又不敢來問,所以我來請示一下,你要去什麼地方?

魯平公說,我要去看看孟子。臧倉一聽,馬上抓住機會攻擊孟子。他對魯平公說,你為什麼要去看他?你尊為一國之君,為什麼輕易地親自去看一個平民呢?你以為他是一個賢人嗎?為人處世,能夠合乎禮義的才是賢人。換言之,一個賢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禮義的。像孟子,父親早死。後來母親去世,他辦理母親的喪禮,遠比以前辦父親喪禮隆重得多。對於自己的父母,辦喪禮時,前後都有厚薄的差別,這就是不合禮制的事。這種人,你還去看他嗎?魯平公說,那我就不去了。

這裡我們看到小人的厲害處,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點點小事,輕輕地一撥,情勢就轉變了,這就叫做“讒言”。每個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點,最喜歡聽信讒言和小話。尤其作一個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話聽多了,厭煩了。讒言小語乘虛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歷史上都讚歎明智之君的難得。其實,何止為君,凡作領導人的都要注意。乃至當一個平民的家長,處理任何一件小事,也都要注意。古人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是不易的名言。

樂正子,複姓樂正,名克,是孟子的學生,那時他已是魯國的大夫。魯平公有一次與齊王會面修好,在商談國際問題時,樂正子趁機極力推崇孟子。當時隨行的其他大臣,也都說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這次回到魯國,魯平公想要去看看孟子。現在樂正子得到消息,魯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問魯平公,你為什麼不去看孟子。魯平公因寵信臧倉,當然就多少對他有所回護,答覆樂正子時,就只說,有人告訴我,孟子辦他自己父母的喪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這樣的人,道德修養不夠,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樂正子說,這話從哪裡說起呢?大概聽人說,他對母親的喪禮超過以前他對父親的喪禮吧!這是因為他前一次是以士禮喪祭,行的是魚、豚、雞的三鼎祭禮。而後來他母親死了,當時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雞、魚、膚的五鼎祭禮。(在抗戰以前,大陸上行祭禮,還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別。三牲是家禽(雞)、鮮鱗(魚)、豚肥(豬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鴨)和膚(兔)為五牲祭。)這並不是他對父母的祭禮有厚薄輕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環境、身份、地位不一樣了,他還是在依禮行事啊!

魯平公這時候才明白,但是已經轉不過彎來,於是說,不是的,我並不是指這一方面,我是說他所買的棺木、壽衣的質料不一樣。給他父親的是便宜料子,而用在他母親身上的,都是價錢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樂正子說,至於這一點,也不能說是在禮制上有所違越呀!喪祭用品的價格高低,是因為孟子的經濟環境不同。他以前作士的時候,收入少,買不起價錢高的。後來當了大夫,薪水高,就可以花高價錢,買更美的棺停衣衾了。這是孟子前後貧富情況不同,關於禮制方面,則沒有不對的地方。

這一段文章,看起來好像平淡無奇,可是幾千年來,社會上人情世態,都是這個樣子,就是現代歐美各國也一樣。中國的古諺,所謂“愛聽小語”,以及“遠重衣冠近重人”,一般人們,都是用這些小事來評論、衡量一個人的高低、善惡、是非的,甚至成為了道德人格的法碼。

樂正子聽到魯平公這種推倭之詞,也許心想,你身為一國的國君,又不是棺材店、殯儀館的老闆,注意別人買棺材、壽衣的事幹嘛?分明沒有人君之度,不似人君,所以無法說下去,也就不必再說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個愛聽小話的人,就不再說了。

於是樂正子回過頭來看他的老師孟子。當然,帶有幾分牢騷地說,我曾經向我們的老闆魯平公提出報告,關於老師的學問道德。魯平公聽了,原本要來看你,不料老闆身邊有一個親信的小人———奸臣臧倉,在魯平公面前說你的小話,放了一包爛藥,阻止了我們老闆不來看你了。

孟子對樂正子說,他來看我,自有促使他來的因素;他如果不來看我,也自有阻止他不來的因素。他的來不來看我,其實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那是天命。臧倉雖然是一個小人,說了我的壞話,但是他怎麼有這麼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魯平公見面或不見面呢?你不必發他的牢騷了。

照文字來看,我們這一段,可用上面解釋。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這句話,我們如果作一番仔細的推敲,則發現它還有另一層的含義。

這兩句話的文字很美,可作兩面解釋。一種是魯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為樂正子的促成,他為孟子澄清了誤會。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個因素阻止了他,那是受了臧倉這個嬖人的讒言。而一個作領袖的人,不應該受到別人左右。現在他會受人左右,那麼這個領導人也就可想而知,沒什麼可談的了。所以不必要怪臧倉,臧倉只不過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則上,他根本就沒有誠心想來看我。

另一種深一層的解釋,孟子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說,我的道如果能夠行得通,能夠實現,那麼天下自然就會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麼不需要別人來阻止,我自己也會見勢而止的。老實說,我的道行或不行,“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得機會,救天下,救國家、救社會;不得機會,個人把自己管好。這個“行”或“止”,不是人事可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個不可知的氣數。天下該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實行;天下該動亂,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所以我與魯平公不能見面,實在不是人事所可以左右的。你不必去責怪臧倉的挑撥。

上面那句話,可作兩層意思來瞭解,也可以說是孟子立身處世的大原則。歷史上,現實的社會中,一個人的立身出處,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這種類似事件的攻擊。只要多讀些歷史,多經歷人生,反而覺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會處之泰然,看得無所謂了,就如孟子對樂正子最後的結論。

我曾經寫過四句只像偈語不像詩的話,也正好在這裡提供大家作一參考。“身入名場事可憐,是非爭競奈保天。看來都是因人我,無我何妨人盡賢。”其實,在大道理上,都是因為分別人我而有此煩惱。縮小在現實範圍來講,都是利害的衝突。人就是這樣渺小可憐,但是這只是對個人自處的修養來講。倘使要作一番事業,作一個領導人,就不能馬虎,任憑情緒的衝動而聽信讒言了。不然,因此而錯失得力的人才,甚至牽一髮而動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這裡,《梁惠王》的上下兩章,大概都研究完了,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梁惠王》上下兩章的內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當時極其動亂的戰國時代的理想和抱負。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遊歷魏齊之間,希望能受重於一個政權,透過這個政權,推行他的思想,對天下,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而他的思想當中,最高的政治原則,哲學基礎,就包含在這兩章書中。同時也可以說是他學問成就以後,從中年到晚年,出來遊歷國際間的傳記縮影。

《孟子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