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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黄河那边,先是泛出朦胧的鱼肚色的光亮,不大一会儿,一轮橘色的月亮就在沙坡顶上悬起,徐徐地散射出黄澄澄的光华。前方那片小树林,一边沐着月光,一边蒙着浓厚的阴影,看起来神秘而又绮丽。古道上的车辙,在月光的斜照下更显得凹凸不平,更显得漫长得没有尽头了。

  有一阵子,田野和荒滩一下子变得寂静肃穆,像惊讶地向月亮表示敬意一般。随即,黄河那边吹来了一股飘忽的、温暖的夜风,传来了水声和闷雷似的沙岸崩塌声,并且更加清晰,更加震撼人心了。

  毛驴车蹈蹈地走着。驴也有夜眼,老一辈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左前腿内侧的那块灰黑色的疤瘌。所以人坐在驴车上不用赶,它自己会认识路的。

  他躺在栏板上,默默地聆听着河水发出的一切音响。他甚至能听见河滩边上漩涡冲刷苇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微、急促,而又连续不断,使人不能不敬服苇叶的耐力、刚毅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不假。连河边生长的草草树树,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唉!但是,说来惭愧,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人来说,却不总是如此英雄的。譬如吧……想到这里,他收起了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事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是,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天,仍然是那样的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云彩,小鸟啾啾地还在空中飞……似乎一如既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热度、亮度和力度仿佛都减弱了。人的眼睛如同害了眼病,糊了一层厚厚的眵目糊,眼前所有的东西全蒙上忧郁的阴影……

  果不其然,让尤小舟说中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经过的困难来临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在县上开完整风整社的“三干会”,县委书记贺立德把他叫到办公室。

  “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我们还应该有信心,而且,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今年,我们还是要争取‘开门红’;要打破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你这个先进大队,一定要带头哟!”

  贺立德微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面,虽然看起来这位县委书记也忧心忡忡,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想鼓舞人心的。他坐在贺立德面前闷头不响。还怎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呢?生产粮食的土地,好像遭到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的扫荡,在一夜之间刮得精光;听说,一车皮一车皮的吃食,运到庄户人听也没听过的叫啥“伯亚”的地方。门口贴的那副“放开壮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红对联还没有褪色,即使是魏家桥大队的食堂里也只能每天供应两顿米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听到什么“先进”、“带头”的话,简直不寒而栗。

  “嗯,怎么不说话,同志,可不能右倾啊!老实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可是要犯错误的哟。尤小舟的教训咱们都应该吸取呀。”

  他慢慢抬起头,接触到贺立德严厉的目光。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跳了一下。果然,贺立德问他:

  “你们大队,现在谁表现得最坏?”

  他避开贺立德的眼睛,装作在考虑问题,脑子里却记起尤小舟那话:要时时刻刻保护好自己的乡亲……

  “嗯,这个……现时都够坏的,叫谁出工谁不出工,出工也是不出力,说是害了浮肿病,干不动……”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嘿!魏天贵同志,老实说,你这种思想是十分糊涂的啦。什么浮肿病?那纯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贺立德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整风整社,首先就是打击坏人坏事。越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就越猖狂,这是个铁的逻辑。老实说,不打击坏人坏事,我们就不能领导群众度过困难。这是次运动哩。当然,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文件上一拍,“这还用想么?老实说,就你庄子上的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差一点就是土匪了!还有管制分子韩玉梅,到现在还拉社队干部下水。这都是摆在你鼻子底下的,还见不着么?你就把那两个坏家伙抓起来!唉,你平常主意蛮多的,在关键时刻却倒退了,魏天贵同志,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思想哩,老实说,最近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右倾得厉害。幸亏你不是国家正式干部……”

  他挨了一顿批,骑着自行车从县上回来。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月光晦暗,其色惨淡。前车轮在一块冻土疙瘩上一颠,车把一歪,他连车带人翻倒在路边的沟里。幸好,哪里也没有摔伤。他就势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开了心思。

  魏德富,是他自小一起打驴仗的小伙伴。青年时代,他们又一起渡过黄河,逃到了内蒙古。魏德富本来是不用逃的,他没有犯法,只不过为了送他。那天凌晨,魏德富一面划着羊皮筏子,一面唱着:“我说当兵的,没个好东西!一把把我拉到高粱地呀,我说当兵的……”过了河,把筏子一扔,说了声:“我也跟你走吧,到大草原上开开眼界……”就跟他走了。到了内蒙古,魏德富也不给山西人的羊柜好好放羊,整天在草原上东游西窜,在蒙古包里吃饱喝足,临走还要顺手牵羊。家乡解放了,他们俩一起回来。土改分地以后,魏德富安安生生地捏了几年锹把子;娶了妻,生了子,老老实实地当了庄户人。可是,自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人的老毛病又复发了。

  他何尝不知道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魏德富从不动魏家桥大队的一草一木。再说,他五个娃娃,就像春天在河滩上插的柳栽子一样,高矮上下差不了多少,最大的一个才九岁。不偷,拿什么养活他们呢?

  黄河冻结了,听不到哗哗的水响。但他仍不沉默,还在以冰层威严的拆裂声不可抗拒地显示着自己的伟大、永恒和内在的生命力。“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耳边好像又响起了尤小舟的歌,歌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因而失去了雄伟壮烈的神韵,变得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去。

  “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这话不假。但是,贺立德的话也有他“铁的逻辑”。不是吗?第一,阶级敌人完全可能趁咱们困难的时候来捣乱。这时候不捣乱,还等啥时候?第二,全国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决没有估计过头。反过来说,这百分之五的坏人也不会只在书本上,在报纸上,也肯定在自己的周围。那么,按百分之二三的比例层层分配下来,不是很合理的么?魏家桥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说不定更多哩!

  月亮下去了,寒风刮得更厉害。那阵子,农村连报晓的公鸡也给宰了,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总快天亮了吧……他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了一晚上,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第二天晚上,他到魏德富家里去了。

  魏德富的土坯房盖在庄子东头,房后是一条大路。和一般农户的土坯房一样,有个前后院,前院栽了几株杂树,后院是露天的厕所和自留的羊栏,羊栏里的羊早宰了吃肉了,堆了些分来的柴草。“低标准”开始,魏德富马上在临路的后墙上掏了个洞。这个洞就是他晚上出入的后门。

  “嚯!大书记来了。难得难得!”他一进门,魏德富含着隐约的敌意斜睨着他。“咋?今天是来看你大哥发了财,还是来看你大哥的苦光阴的?”

  说着,魏德富掀开锅盖,铲出一个掺了树叶的糠饼子递给他。

  “吃吧,好歹是个客。”

  “算了吧。”他知道现在一个糠饼子的价值,小心翼翼地把糠饼子放在锅盖上——要是撂重了点,饼子就会散成一摊碎未。“我吃了来的。”

  “吃吧,没啥!”魏德富十分慷慨,“嘿,一顿饭、两顿饭我还管得起。有人说我魏德富一晚上能偷八十只鸡,那是瞎话,反正只要我出去,总不能空手回来,别看刮得精光,咱们这儿,可遍地有黄金呀!”

  他在炕沿上,挨着一串娃娃的脑袋坐下。土墙上挂着一盏直冒烟的油灯,烧的绝不是花钱打来的煤油,而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柴油。屋子里郁积着一股难闻的油烟味、糠菜味和破衣烂鞋的霉臭味。魏德富两手抱着肘子站在锅台旁边,用警惕的眼神盯着他。这个人头发、胡子、眼珠子全是黄的,自小人都喊他“黄毛鬼”,现在瘦成了干柴,让人看起来如同被火燎过的一样,毛焦皮黑的。

  “嗳,你有馍馍么?”魏德富最小的那个四岁的娃娃从黑腻腻的被窝里钻出来,露着光脊梁,伸出通红的小手掏他的口袋。这一下,其余四个黄毛脑袋全钻出来,抬眼贪婪地瞅着他,像要把他吞下去一般。

  “你别他妈的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魏德富打了儿子脏手一巴掌,“书记的口袋里光有报纸,没有吃的。睡好!”

  五个娃娃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委屈地缩进了被窝。他们盖着一床破被,炕那头的往那头拽,炕这边的往这边扯,被子就跟筛子一样来回摆。他闷声不响地坐了会儿,手指头在脖子上搓着泥条,实在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开场白。忽然他看见里屋的门帘可疑地动弹了一下,便问:

  “大嫂呢?”

  魏德富掉过脸,向里屋叫道:“出来吧,咱明人不做暗事。”又用挑衅的神情对他说,“她正在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就是用砖头磨稻子呗。磨出来的大米做的饭照样香!”

  他想起了罗渠大队的谷场上丢了一包稻子的事。

  “你呀……”

  “你别你呀你的!”“黄毛鬼”却陡然发开了火,龇出黄牙狞笑着喊道,“那你拿粮食来呀!我干活了没有?我干活你为啥不让吃饱?你他妈‘大跃进’那会儿跟咱们说得天花乱坠:啥明天就到共产主义了,啥科学进步,工厂里用空气也能造大米了!那是不是你嘴里放出的屁?你说!好!你现在就拿空气做的大米来填活我们……”“黄毛鬼”气得直哼哼,舌头光在嘴里打转。

  “那,那……我也当作是真的哩。那,你就不兴我犯个错误?”

  “对啦!那兴儿犯错误就不兴我犯错误?”“黄毛鬼”两手又抱起肘子,傲岸地瞄着他。“我就这样了,你大书记看着办吧!”

  “咳!你呀,”他干咳了一声,谨慎地暗示“黄毛鬼”,“可错误总是错误,我犯了,我以后不说大话就是了。你呢,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来得回数多。老这么干下去,非出事不行,到那时候……我看啦,再说咱们这儿遍地有黄金,还不如再上一次内蒙古哩,你忘了?大草原上好活人。到了那儿……”

  “嗳,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火燃得快,熄得也快。魏德富马上消除了敌意,点了一根“喇叭筒”,一步跨到锅台上蹲下。“天贵,我不把你当外人,我正准备这么干哩。实话告诉你,我连路上的干粮都烙下了……”

  “黄毛鬼”一面兴奋地说着他的计划,一面抽那根用茄子叶子掺辣椒叶子卷的“喇叭筒”,熏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而这时,“黄毛鬼”的女人眨巴着睫毛倒生的烂眼睛,掀开帘子从里屋出来,带着哭腔打断她男人的话:

  “他兄弟,他一走,这一群娃娃咋办呀?你看,我这苦命……”

  “咋办?都守在一块儿饿死呀!”“黄毛鬼”朝他女人啐了一口,又指爹吼娘地骂了一顿。“你妇道人家少插嘴。嫌跟我命苦,你他妈的改嫁,我要拦你都不姓魏!”

  “行啦,德富,别吓着娃娃。”他呵止住“黄毛鬼”,又掉过头细声细气地诱劝烂眼圈女人。“大嫂,德富一走,家里虽少了个劳力,可他那份口粮我不扣你的,你到食堂照样打七份饭。少了一张嘴,多了一份口粮,还是划算得过来。他出去躲个一两年,困难时期过了再回来。这有啥不好?要走,还得早走,要是过了春节,黄河的冰一酥,过河可就困难了……”

  烂眼圈女人是个没主意的庄户人,垂下头,揉着泪水总不干的眼睛,不吱声了。魏德富咧开嘴笑了一笑,说:

  “天贵,你呀,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嘴皮子就是活,要不怎么当干部呢?我说了几天也没说转她……好,咱就这样定了!”

  魏德富就这样走了,可他没想到“黄毛鬼”一去就杳无音讯。头两年还好,“低标准”一过,烂眼圈女人就天天跑到他家来吵着要人。文化大革命那年,她听了县上一帮对立面的唆使,成天拽着他的衣裳哭着喊着叫“还人来”,说她的男人是书记撺掇跑的,弄得他有口难言,能跟这样没见识的婆娘说,要不叫她男人跑内蒙古,她男人就得去蹲劳改么?能告诉她这是他的三十六计之一么?……呸!他受了一肚子冤枉!

  接下来的这段往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总引起一种充满柔情的心荡神驰,一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怅惘,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激情的冲动……

  从“黄毛鬼”家出来,夜寒如冰,星斗满天,“低标准”时期,家家都睡得早,庄子上一片漆黑。只有水井旁边的那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一家,也和“黄毛鬼”一样,是有办法搞来点灯油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跺跺冻得冰凉的脚,拖着迟疑的步子向那家走去……

  贺立德说他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怪不得他听了不舒服。第一,这儿离山还远得很哪;第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们这个河套地区沾尽了黄河水的便利,年种年收,旱涝无虞。要说是“淫妇刁民”呢,贺立德当然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户人没有什么主见,不管本人原来的品质如何,在旧军队里混上两年,或多或少都得沾上些“丘八”的习气,譬如“黄毛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偏僻的河滩,庄户人都是历年逃荒来的灾民和在家乡吃了官司的穷人,他们自己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来的,其实北方各省人都有,他们的祖先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独轮车,拖儿带女地来到这芦草丛生而又土地肥沃的荒滩上。有许多年,他们是天不管地不管的,待这一个军阀巩固了自己夺得的重要市镇,刚要把手伸到这个河滩来时,就被另一个军阀打跑了。如此周而复始,荒村成了世外桃源。这样,他们的文化教育就靠着一部《百家姓》,道德教育就靠游乡串村的说书人嘴里那些封建而又反封建的故事。后来,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了他们,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旧社会,有一个口歌说的是这一带的特点:“车轱辘大老牛小,堡位垒房房不倒,蚊子叮人赶不跑,哥哥翻墙狗不咬。”这虽不能全然概括,但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来说,语言还是比较凝练的。

  解放后,在军阀部队当兵的男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正面教育,虽然还是车轱辘大老牛小,虽然还是用垡垃垒房,虽然蚊子仍然凶猛得很,但“哥哥”翻墙头的事确实少见了,即使有的老情人还藕断丝连,也只好趁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脉脉含情地瞟上一眼罢了。但是,“低标准”一到,尽管人连饭也吃不饱,路也走不动,风气却又歪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里面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田园牧歌式的罗曼蒂克已荡然无存了。

  贺立德,作为一个全县十万人口的主宰,能向他魏天贵一语道出韩玉梅的名字,说明贺书记还是明察秋毫、事无巨细皆存于心的父母官——不错,韩玉梅就是这样一个风流种子。

  他走到水井旁边停下了。朔风阵阵,夜色朦胧。水井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坚冰,就像蜡烛上流下的蜡泪,凝固在石井栏的四周,上面呈现出一道道光洁的自然径流。他们全庄子上的人,自有庄子以来就喝这口井的水。固然庄子上还有好几口井,却都不如这口井的水甜,他一年不知要挑着桶来这里多少回。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总是合作化以后,“大跃进”以前,有一次他挑着桶来到井边,一眼瞅见大约有十五六岁的韩玉梅,猛然惊异这个自小看大的丫头变了模样: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还笑着对韩玉梅鳏居的老爹说,你真有老来福咧,你家的丫头越长越水灵了哩。韩玉梅的老爹有点手艺,一边给社里喂马,一边在滩上割些芨芨编笆子、背斗、粮苫,逢集时上集上一卖,能闹几个零花钱,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韩老汉跟他说,姑娘长得水灵不是好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以后,还要请他这个“大贵人”多看待一点。尔后,韩老汉突然害了“羊毛疗”——症状是肚子剧烈疼痛——一命归天了,韩玉梅却如出水芙蓉,越长越招人爱。一些大男人——有没成家的小尕子,也有成了家的庄户人——在干活的时候两眼总在她身上瞟来瞟去,不过,那时候庄户人都学规矩了点,已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疯言疯语地撩拨她而已,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不久,“大跃进”开始了,省城的棉纺厂要工人,他头一个就报上韩玉梅的名字。体检合格,下来了通知书,韩玉梅把家里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光留下没人买的房子。临走那天,韩玉梅又到他这个社长兼书记家来道谢,长睫毛眨巴眨巴地,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花辫子甩咻甩咻地,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他心里甜甜地,闹得他也忘了嘱咐她什么话了。

  可是,她的好运不长,去了不到一年,就碰上一个什么运动,被厂里派人押送着回来。押送的人向他交代说,韩玉梅在棉纺厂里“拉干部下水”,和三个技术员、一个科长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民愤很大,影响极坏”,但念其年岁轻,出身好,只给予“开除厂籍,交当地政府管制劳动”的从宽处分。

  那时,韩玉梅伶仃地站在地主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当中,脚下撂着一个小铺盖卷,挺着已经隆起的大肚子,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凄苦的脸上表现出一派委屈无告的神情。他看着可怜,押送的人一出门,他连半句话也没训,摆摆手,叹了口气,就打发她回家了。

  不多久,他听说韩玉梅生了一个丫头,又叫他现在当记者的大儿子——那时刚十岁——偷偷地送去两包红糖。五九年,那两包红糖可是一般庄户人拿不出来的稀世珍品,要让他女人知道了,非闹翻天不行。

  庄子上的事,大大小小,没有能瞒过他那蒙古型的鹰眼的。到了年底,他很快就知道了韩玉梅挂上了旁边罗渠大队的书记罗麻子,牵线的是庄子上有名的皮条婆姨罗寡妇——罗寡妇的娘家就在罗渠大队。要联系到韩玉梅过去的错误和被管制的身份,这的确是件应当追究的事,但是,不让她挂罗麻子,他魏天贵又拿什么去保证她母女俩的生活呢?她也会和“黄毛鬼”一样,对他吼叫:“那你拿粮食来呀!”山西梆子的《打金枝》里有这么一句唱词:“不瞎不聋,不做阿翁。”他只好学郭子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这个地区的民风本来就没有把这些事看得很严重,“民不举,官不究”,随她去吧。

  可是,现时上面要“究”开了!

  咋办呢?能把她也像把“黄毛鬼”那样偷偷地支使到内蒙古去么?显然不行,她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个吃奶的娃娃哩……唉!先说说去吧。

  他谨慎地敲敲门。因为他知道,没准房里会蹦出罗渠大队的书记来。他们俩是平级,面子上可不好看。

  幸好,这晚上韩玉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先把门开开一道缝,一见是他,刷地敞开了,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哟!是书记,快进来。看你冻的,脸通红……”

  不知怎么,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暖心。他自走到“官面”上后,听到过下面无数奉承话、马屁话,他并没有麻木,反而锻炼出一种敏锐的识别能力。这个女人刚刚的话和所配合的动作,他一下子就听出来完全出于下意识,出于纯粹的女性的关怀,蓦地,他心里甚至腾起一阵自责:她的遭遇,不也和他有关么?要是当年不把她送进城,就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她多半不会落到这种下场吧。现在,她不叫他“大叔”,而改口叫他“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了她的自卑感么?唉,真窝心……

  “坐吧。你看,屋里乱的……我还没有收拾。”

  韩玉梅拾掇着炕桌上的碗筷,他瞥了一眼:小碗里还剩下一撮黄米饭,碟子里有一截腌胡萝卜。六○年,这就是一顿珍馐佳撰了。他知道,这时候,凡是偷偷地藏下东西的或是偷偷地弄来东西的人家,都是在别人家睡觉以后才悄悄地吃宵夜的。韩玉梅不瞒他,也说明了她对他的信任。

  “娃娃还好吧?”他在炕上坐下,偏过脸看看熟睡的婴儿,想用拉家常来开始这场困难的谈话。“取个啥名字?”

  “杨会计给取了个名叫秀莲。前些日子净拉稀,我去神庙求了点香灰,治好了……”六○年,鬼神妖狐全部出洞,甚至盛传着政府要割女人奶头子去造原子弹的谣言,求香灰这事在农村已经不算稀罕了,但韩玉梅却不愿谈家常,从炕桌那边凑过脸,像检查病情似地凝视着他说,“这些日子你瘦多了。腿该没有肿吧?要不,你要不嫌弃……我给你做顿黄米饭咋样?快得很,柴禾一燎就熟。”

  “算了吧。”他摆摆手,咽了口口水。他是来给她做工作的,尽管他真的非常想吃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米饭,也不能这时候吃。

  韩玉梅大概看出来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肘子支在炕桌上,手托着腮帮子,定定地看着他,再不吱声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也掉过脸看了她一眼。

  人说“山窝窝里出凤凰”,这话不假!“山窝窝”这个词当然是泛指穷乡僻壤而言,并不是专指山区。他们这个河套地区虽然也是穷乡僻壤,不过水土好,气候正常,妇女普遍长得水灵,但是,韩玉梅确实更为出众,不愧是凤凰中的凤凰。生了孩子以后,她眼睛、头发、皮肤的自然光泽,就像盛开的鲜花花瓣,即使在昏暗的油灯下也熠烟生辉。这一掉脸,看得他眼花缭乱,心里也不觉地动起了“做工作”以外的心思。

  韩玉梅是个机灵鬼!看见他眼睛里一瞬间爆发出来的火花,先向他嫣然一笑,随即垂下头,温驯地等他说话。

  他定了定神,把出窍的魂魄收了回来,严肃地干咳了一声,说:“韩玉梅,你知道我来干啥?”

  他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说变脸就变脸。脸往下一拉,鹰眼一翻,眉毛一扬,在下面庄户人的眼里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韩玉梅偷偷地看看他的神色,坐端正了点,手也不觉地从腮帮子上收下来,停了一会儿,她眨巴着覆盖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喂懦地说:

  “是我……不好。可我怕书记操心,才……要不,娘儿俩咋活呀,娃娃正吃着奶……找你书记,我也知道你没办法……我又不像德富叔有本事,去……只好……”说着,韩玉梅哀哀切切地流出了眼泪。

  “行了,行了!别说了!”

  他知道她说的是实情,苦恼地闭了闭眼睛,两腮的咀嚼肌突突地颤动着,用手掌止住她的话。

  “可是……”停了好久,他又皱蹙着眉头说,“你别净找社队的干部呀,你想,你挂的是啥人?跟你好了,上面听到一点风,他马上把责任推给你,倒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我……谁找的他呀?他要来,人家手里有粮食,我……缺的又是这个,要是饿得没了奶,娃娃就……”韩玉梅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又擤了一把鼻涕。“现时,只有这样的人手里有东西呀,庄户人连自己……”

  是的,庄户人连自己的肚子还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花粮食来寻欢作乐?他无话可说了。

  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韩玉梅悲悲戚戚地抽泣了一会儿,蓦地又面露喜色,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一翻身转向炕旮旯里掏腾起来。

  “书记,我还有个好物件哩!我看还能卖几个钱,度过饥荒……”

  她拿出一个小手帕包,外一层里一层地抖落开,笑盈盈地把一个亮晶晶的玩意儿托在手掌上。

  他一看,是块手表。拿起来放在耳朵边听听,不响;摇了摇,还是不响。他又拧拧表把子,表把子就跟石臼里的捣蒜棒槌一样,在表壳里晃里晃当的。他那时虽然还没戴上表,但在庄户人里头还算见过世面的人——这块表纯粹是废铁!

  “这就是那个科长给我的。原先,他跟我说没结婚,要娶我……”韩玉梅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拿着这玩意儿,说是跟我订婚,我才跟他……他,他还说这表是瑞士造的。瑞士在哪儿呀?”

  “瑞士?那,那在上海那边吧。我问你,他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可不!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呗!后来我一直包得严严的。”

  韩玉梅拿起它,戴在右手腕上,伸到昏黄的灯光下转动着,自我欣赏起来,她的手腕白嫩白嫩的,表带闪亮闪亮的,倒也好看。他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究竟是她“勾引干部”,还是败类干部勾引她了。但他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和幻想,只是不觉地叹了口气。

  “这个……你自己留下吧,别卖了。以后呢,不出一个月,队里保险给你搞些粮食来,你要相信集体哩,集体总能帮你渡过困难。你呢,也别……跟人胡来了。再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韩玉梅摘下手表,却又无趣地说,“只怕……现时没人要我。”

  “咋会没人要你?你这么水灵,谁看了不喜欢?找个外乡人。找来了,我就给他安户口,分粮食,怕啥?你的历史,还不是由我说了算!”的确,庄户人的命运就在他嘴皮子上翻着哩。

  韩玉梅想了想,仰起粉嫩的脸蛋,噙着一泡泪水深情地望着他,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却带着呜咽声说:

  “书记,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我老爹在世的时候常这么说。我……我的心里一直想着……”

  他忽地又觉得不能自持起来,赶紧摆了摆手,下了炕。

  “算了吧,这些话都别说了,乡里乡亲的,你歇着吧。”

  他刚要抬脚,陡然,韩玉梅叫他意想不到地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一头扎进他的怀里,眼泪鼻涕全蹭在他袄襟上,像发了疯一样哽咽着喊道: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心里早就想你哩!你的啥都在我眼睛里。你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跟那些鬼不一样……你给我红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来哩,结果你不来……谁他妈的要跟那个罗麻子!我想你、想你、想你……”说着,韩玉梅又用拳头不停地在他肩膀和胸脯上乱捶。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挟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像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挡,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我知道你跟我婶过得不快活。我老想安慰安慰你。你太苦了,尽为大家伙儿操心。我能叫你快活,我啥也不要你的。真的,我啥也不要你的。我不要脸,可我挣下粮食来着。隔三下五的,晚上你就过来吃一顿饱饭。我再不跟人……就跟你……我也不嫁人。咱就这样一辈子。我要你快活……”

  他的鼻子酸楚起来,眼睛不知不觉濡湿了。是的,他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快活,庄子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细心而多情的女人却看出来了。

  解放后,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老妈死了,按庄户人的习惯,首先就要解决终身大事——“男儿无妻不成家”。那根本没有像现在他二儿子要求的啥“爱情”,找个媒人一说,男女双方的岁数、门第都相当,就娶过来呗。他女人娘家是放羊的羊倌,穷苦人出身,而过了门,才知道是个懒婆娘,一天到晚圪蹴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可说她有病吧,还挺能吃,吃还要吃好的。生了娃娃,女人还不愿意做鞋做衣服,他只好求东家媳妇纳双底子,求西家大婶絮条棉裤,弄得他欠了一庄子的人情。庄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就是针线锅灶、鸡羊猪鸭,可他女人啥也不干,倒比过去王海家的地主婆还气派。他要不收拾房子,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跟猪圈一样。他小脚的寡妇妈是个勤快人,后来别看他当的是地方军阀的兵,那个专给省政府看大门的警卫连对内务要求得还很严,所以他自小到大养成了一个爱整洁的习惯。这一来,屋里屋外仍然全得靠他一个人。他经常把娃娃打发出去,关起门用大巴掌扇她。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人仍然故我,就是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也没把他女人“跃进”得勤快一点。想起来,他常常背着人掉泪,真像戏里唱的:“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施。”他有浑身的本事,要有个《吕蒙正赶斋》里那样的“贤内助”,就如虎添翼了。可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有时半夜开完会回来还得自己点火做饭。他是个爱面子的男子汉,又当了支部书记,十来个庄子的头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窝囊气,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

  “咋样?别走了,啊,别走了,我不让你走……”韩玉梅摇晃着他,在他怀里扬起脸,一股热气喷在他脖子上。使他痒得心神摇荡。“我就跟你……再不跟别人……你说啥我听啥。”

  “别、别……”

  过了一会儿,他像从梦中刚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微微推开她。“你现时正困难哩,咱不能……以后生活好了,咱们再……现时,不行,我心里有事。真的,我心里有事,等以后生活好了……”

  韩玉梅好像也理解了,偎在他胸脯上,渐渐沉静下来,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膛,喃喃地说:

  “我懂。你正作难哩……我改,我以后再不了,只要你……可,以后……咱们可一定……”

  他点了点头,阔大的手掌揉搓着她柔软的、蓬松的头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脸蛋。随即,轻轻推开她,毅然决然地跨出房门。

  从韩玉梅家出来,他登登登地跑到井沿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冰砸得粉碎,抓起一把冰渣子填进嘴里,嚼得嘎崩嘎崩乱响。好半天,他胸中那股如火的情欲才慢慢平息下去。然后,他抹了抹嘴唇,像一匹被骗了的马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家。

  他女人给他开开门,不知怎么难得地殷勤起来,问他:“回来啦,饿么?我可是饿了……”

  他瞪起冒火的鹰眼,出手一巴掌把女人打到墙角。

  “你饿,吃屎去!”

  旋即,他一个箭步冲到炕边,一蹿身上了炕,拉过被子蒙头便睡,连鞋也没脱。他女人莫名其妙地吃了颗窝心九,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悄悄地爬上炕,饿着肚子也不敢言喘了。

  其实,他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天亮,他喝了碗照得见人影影子的菜汤,一个人跑到河边的防洪坝上去了。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尤小舟就是在这片河滩上唱歌的,身后,就是那天他趴着的土坡。“爬地虎”已经枯败了,一簇簇扎得挺挺的,显得更瘦小而又更尖利了。今晨没有风,不但黄河是冻结的,世界的一切,好像连空气也凝固住了似的。摇篮不摇了。歌词仿佛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毫无意义的字,要叫他煞费脑筋去思索它。他就这样坐着,想着,坐着,想着……

  冬天日短,好大一阵子,太阳才费劲地从东岸沙坡上升上来,有气无力地蹲在沙坡顶上喘息。坡顶上横卧着一条干瘪的、疲倦的乌云。然而天空却是晴朗的,随着太阳挣扎着冉冉上升,乌云渐渐稀薄透亮,终于像一股烟似地化为乌有了。于是,黄河半透明的冰层和上面被风刮脏的残雪,像害肺痨的女人的面孔,泛出了病态的红晕,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他在身边扒开一小片冰层,用手指头拨拉拨拉“爬地虎”的宿根,发现茎节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点点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嫩芽。春天快来了,他拍拍巴掌上的土,对自己从贺立德那儿回来的路上设想的办法有了把握。

  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一个人去蹲劳改。

  这个差交不了,那就全盘落空。

  就在这时,独眼郝三赶着一群乏羊到河滩上放牧来了。

  “天贵,你知道么?天还没有亮,‘黄毛鬼’一个人背着铺盖过了河,八成又跑内蒙古了。”

  他们是自小打着耍的伙伴,尽管他早已当了“官”,独眼郝三还叫他的大名。郝三用一根烂绳头拦腰系着破棉祆,啪哒啪哒地趿拉着一双露脚趾头的雨靴,过来在他旁边蹲下。郝三比他大不了几岁,但面孔黧黑,皱纹纵横,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宽,小脸上嵌着难看的独眼,所以看起来要比他老得多。

  “我咋不知道,是我叫他走的。”他怏怏地说。

  “你叫走的?为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内蒙古那边。一出几千里不见人,可不比咱们这儿哩。”

  “管它比咱们这儿好。比咱们这儿孬!先躲过一关再说。要不,他就得蹲劳改哩。”他视而不见地望着在河滩上啃枯草的羊,不觉地把实话泄露了。

  “蹲劳改?为啥?哧!就为偷那一把把粮食?这怕啥?叫我,就不怕!”

  “你当然不怕,吃饱了,连屋里的小板凳都不饿。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哩。”

  “阿——哈咦!”独眼郝三大张开嘴,两臂伸得展展地,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那只独眼也流出困乏的泪水。

  “要说我呀,这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去年劳改队来河边加防洪坝,嘟——吹哨吃饭,嘟——吹哨又吃饭。我他妈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忙得烟熏火燎,饭还吃不饱……唉!”郝三放羊,吃饭总赶不上食堂敲钟。在羊圈忙到黑灯瞎火回家,又只有一只眼睛,做饭是他最头疼的事。

  “哦!”听了郝三的抱怨,他心中古怪地一动,转过脸,认真地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郝三,好像他过去不认识这个人一般……

  要说独眼郝三呢,也真够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爹就被地方军阀抓去当了兵。在兵营里受了一年多罪,想家想得杠子馍都吃不下,偷偷跑了回来。他爹哪有魏天贵机灵,那是个窝囊人,前脚进门,逮他的班长跟着他的后脚就到了。抓回营部,也没揭他的背花,也没关他禁闭,而是把他脱得赤条条的,五花大绑着撂在河滩上喂蚊子。卫兵在远远的地方站着,拢起一堆烟火看着他。他妈——就是郝三的奶奶,趴在儿子身边嚎天嚎地地替他赶蚊子。可是赶去一层又扑来一层,上下一抹一身淋漓的鲜血,蚊子的尸体能搓成条。这样,让蚊子叮了两天,叮死了。葬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以后,庄子上有人却跟她说:

  “你赶啥呀!那头一层蚊子吃饭了就不飞啦,跟穿了件衣裳一样,罩在上头,第二层蚊子挤都挤不进去啦。你一赶,好,就跟那卫兵站岗一样,轮换着班来……那还有不叮死的!”

  他奶奶听了很以为然,觉得儿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竟一头栽进黄河。

  郝三的妈,在当时也是这偏僻的河滩上的一只凤凰。原来她就守不住空房,曾在同一晚上约好两三个人,闹出不少笑话,成为庄子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丈夫和婆婆都死后,碰上个从三盛公来这一带收羊皮的内蒙古人——听说那尕子长得又白净又精神,还唱得一口好“二人台”——没有认识两天,就撇下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跟那人跑了。

  幸好,郝三已经断了奶,由他大伯收养下来。他大伯是个瘸子——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一个人生活也够艰难的。饿了,大伯从炕洞里扒出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撂给他;拉了,大伯从地上抓把土朝炕上一撒。日积月累,郝三等于在粪堆上睡着。大伯下地干活的时候,老是用根烂麻绳把他拴在炕上。有一天,他挣脱了烂麻绳想下地,却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脸正好扑在炕洞旁边的掏灰筢子上。他大伯回来一看,他满脸是血,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伤口在哪里。后来发现他一只眼窝瘪瘪的,才烧了些棉花灰捂住他的眼睛。

  如此,他成了独眼郝三。

  这样的娃娃,当然从小就受人欺负。打驴仗的时候,要是娃娃多毛驴少,独眼郝三就当驴让别的娃娃骑;柳拐子打飞了,要叫郝三用那只独眼去寻。可是,他魏天贵自小就照顾郝三,从没把他当驴骑过,还经常塞给他一点锅盔。别的娃娃打他,魏天贵总要替他报复,找个碴子也得揍那娃娃一顿。所以,郝三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魏天贵。后来大了,魏天贵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恼,譬如对自己女人的不满等等,也会对他发发牢骚。他成了魏天贵的“布衣之交”。

  既然是残废,就有他特殊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没受过当兵的苦,不幸的是娶不上老婆,解放以后还是条光棍……

  “嘿,”他阴沉他说,“你的话也对。你的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

  “蹲劳改怕啥?三个饱一个倒,听说白穿衣服,一月还有几块钱零花哩,不就是干活嘛,我在外面不干活呀……”独眼郝三对蹲劳改很有兴趣,说得嘴角都冒出白沫。

  “那你咋不去呢?”他冷冷地问。好像蹲劳改跟赶集一样平常。

  “唉!蹲劳改还得有条件:要犯法,可我……”郝三眨眨独眼,沮丧起来。

  “要犯法还不容易。”他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指着那一群正在啃草的羊,“你把那羊捅倒几只。”

  “哎哟,我的大书记咧!”独眼郝三往后一仰,两脚朝天地躺在防洪坝上,笑得全身打颤。“哈……你真能摆弄人咧……”

  “你听着!”他猛地翻起身,揪着郝三的烂衣领,一把把郝三拽起来,咬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向上蹶着。

  “你怕,我不怕!我把那羊捅倒几只,你去蹲劳改!咱们俩一起让庄子上的人吃饱肚子,咋样?……”

  他一口气把事情的原委和他的计谋和盘端给郝三。

  “咦,没听说过,蹲劳改还派任务……”郝三听了以后,歪着脑袋,一边怔怔地寻思,一边嘀咕。

  “行啦!那事是你寻思不透的,你干不干吧?”

  郝三翻翻独眼,迟疑地看看他。真叫去蹲劳改,郝三又有点顾虑了。

  “你要不去,谁去?你替我想想。”他动员郝三,“你去蹲个几年,全大队四百多号社员,一千多口人还能混口饱饭。回来了,你还是个你,有啥不好?”

  “那,我得蹲几年?”

  他望了望那群羊,算计着庄子上的户口,“顶多蹲四年,咱打得宽宽的:五只羊一年。咱们捅它二十只。”

  “唔,四年,那还差不多。”郝三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你就领着大伙儿干吧。可你得分给我一条后腿,让我临走的时候吃顿好肉。”

  “行!”他一拍郝三的肩膀,霍地站起来,“带刀子没有?”

  那条古道又弯向河沿。驴车慢慢走进了一段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带。岸边的涡流轻轻地激荡着细嫩的苇草,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河中间,浪涛拍击着浪涛,传来清脆的啪啪声。黄河水永不停歇,永不沉默,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子孙的秘密,譬如,她决不会泄露这两个庄户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元月的某一天,在她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的岸边,在一座人迹不到的悬崖下面,干的这件不可告人的勾当。

  “啊嚯……啊嚯……”

  两个人一致了以后,兴高采烈地把那群羊从尤小舟唱歌的河滩赶到一处背人的悬崖下面。他接过郝三的刀子,一刀一只,一刀一只……羊本来就没一点反抗的力气,他又是当过羊把式的,练就了一套疱了解羊的本事,二十只羊一眨眼就捅倒了。

  两人先痛痛快快地趴在羊脖子的创口上喝了一顿羊血,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到了家,他先打发社员去把羊背回来,皮扒了,肉分给社员,肉下到锅里以后,他才跑到县上去报案。

  第二天清晨,公安局派的民警就来了。郝三让人押着走到庄子头上,向他眨眨那只独眼:

  “喂,别的没啥,房子你可替我看好了。过了四年,我还回来哩。”

  看见郝三手上带着铐子,他突然动了感情,悄悄地叫了郝三一声“三哥”:

  “你放心吧,三哥!”

  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