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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

  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