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

  ——為三北防護林建設局所編的報告文學集而寫的序言

  公元前五二五年,釋迦牟尼痛切地感到人生須臾卻苦海無邊,浩瀚的哲學著作又使人無所適從,而拋妻棄子,逃離宮廷,流浪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樹下修行。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思想發生了飛躍,也就是達到了頓悟,創立了佛教。佛教對人類文化的貢獻,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

  但是,如果沒有那一株菩提樹呢?

  稍後,中國的孔夫子周遊列國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遭到失敗,回到老家辦起了教育。中國的第一所高等學校,就設在今天山東曲阜縣的一方杏林裡。弟於三千、聖人七十有二,皆出於鬱鬱蔥蔥的杏樹園。西漢以後兩千多年,孔子學說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如果我們的嗅覺再靈敏一點,就可以聞到儒家經典裡其實有一股苦杏仁的清香。

  在西方,生於公元前四二八年的柏拉圖,待自己的思想已初步形成體系時,在雅典創立了他的傳播基地,名為柏拉圖學園。國內林木蔥蘢,據後世記載很像是一處風景優美的「旅遊點」。這一片樹林中結出了一顆碩果,就是亞里斯多德。他從公元前三六七年開始在這片林中徜徉了二十多年之久,終於成為繼柏拉圖之後的西方聖哲。現在,當我們評論西方文化時,追根溯源,總會尋到柏拉圖身上。從亞里斯多德到聖克古斯丁,從巴斯卡到懷特海,無不受了他的影響。正如懷特海所說:整個西方文化,如果要找一個恰當的概括,那不過是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註釋而已。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整個西方文化,是在希臘的一片小樹林裡誕生的。

  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人類是樹林裡的猿猴變的。樹林養育了猴子,當然還有其它動物,可是唯獨猴子變成了人。變成了人的猴子們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就是走出樹林。

  《聖經》的說法又不一樣。據《聖經》記載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了亞當和夏娃之後把這一對活冤家放到伊甸園。伊甸園名之為「園」,可以想像那是一處有樹有水有花有草的好地方,我們的老祖宗就悠哉游哉地過著不愁衣食的生活。可是老太太夏娃如目前某些時髦的女士,物質的豐富不能滿足她精神的需要,竟受蛇的誘惑吃了禁果。她有了智慧不要緊,卻害得亞當和我們這些當子孫的從此失去了伊甸園,以致於人人都要「自謀出路」了。

  不管是科學也好,神話也罷,我們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兩點:第一,人成為人的過程是在樹林裡進行的;第二,在人成為人,長了智慧之後,人就走出了樹林。

  那麼,人走出樹林以後又怎麼樣呢?

  我們且不說外國人,先來看看我們這些「黃帝的子孫」。

  中國的西北部,據歷史記載原是林木繁茂水草豐盛的地方,今日的陝西、甘肅一帶是周天子的養馬場。即使到漢,我們還可以從《漢書》、《三國誌》等史書裡看到有關這一地區的地貌描寫:一串不加標點的木刻字行中,濃郁的綠色會撲面而來;翻動每一頁,都會給你帶來習習的蔭涼的微風。

  但是,現在你還能在這一地區見到那麼悅目爽心的景像嗎?

  今年六月,我從巴黎回國,飛機掠過喜馬拉雅山脈,經西藏、青海、甘肅、陝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個多小時的航程裡遊子的眼睛不時地俯瞰著祖國大地,看著看著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來。那真是滿目黃沙,慘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執意要把人的眼淚吮吸乾。裸體的女人是美麗的,如果你用一種藝術家的眼光去看的話,而赤裸裸的、沒有一株樹遮掩的土地卻是醜陋的,不論你用什麼眼光去看都毫無美感。

  在空中,我頓悟到中國這片國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國文化衰弱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北,是中國兩條大河的發源地。兩河文化從源頭開始,才順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現在我們屢屢引以自豪的漢唐魏晉文明,無不以陝西甘肅為中心。當初的絲綢之路絕不像今天這樣荒涼,當我們觀賞敦煌石窟藝術和秦陵出土的銅車兵馬俑時,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藝術創造力面前。這一帶是水的上游,中國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國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幾何時,上游衰落了。與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沒有樹就沒有人類,沒有樹就沒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樹林裡產生和發展的。

  黃帝的子孫,或說是猴子的後代,上帝的創造物,在失去綠色的遮蔭下生活,在光禿禿的石頭灘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膚變得粗糙了,表情變得呆癡了,神經變得麻木了,大腦竟然也萎縮了。在森林裡生活的野獸都比在禿山沙漠中生活的野獸活潑健壯、皮毛光亮。何況萬物之靈——人乎?試把如今踽踽在貧瘠山區的農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馬湧外貌相比較,就可看出我們的人種在退化。

  有多少地方沒有樹,便有多少地方的人失去天地鍾靈之氣,叫人才怎能產生得出來?!

  也許是大自然對我們這些「黃帝子孫」太寬厚了,大自然賞賜給我們的東西曾使我們幾乎垂手可得。中國這片國土曾經是一座伊甸園,不然,中國便不會成為世界文明古國。「老子過去也闊過!」此話倒也不假。於是,我們便成了大自然溺愛的闊少爺,別看貧農窮得連褲於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麵糊糊卻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裡填。叫花子偷隻雞也要砍幾株樹燒,至今還四處飄散著「叫花雞」的美味。在美國,一位嘗遍世界各地美酒佳餚的教授對我說,只有中國菜(除廣東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爛的,我說,那是中國人歷來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緣故。翻開史籍,每頁都冒煙火,響徹了砍伐山林的叮咚聲。吃飯要砍樹,蓋房要砍樹,築路要砍樹(謊稱某一株古樹已成神通靈,要求官老爺築的路繞開它,是中國綠色保護主義者傳統的鬥爭方法),戰爭更要焚林。還有砍了以後再燒的,譬如一座阿房宮.罄南山之林蓋了遠遠超出凡爾賽氣派的宮殿後付之一炬。「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燒殺劫掠」,不論是農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鎮壓行動,「燒」總是放在第一位。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火焰彷彿成了革命的花朵。中華民族是一個愛革命的民族,也是個愛點火的民族,怪不得現在我們抬頭不見綠蔭,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固然不少,但如今橫向比較,你的優良傳統別人也有,並且還在繼承著,而中國人的不良傳統似乎屬於中國人專有,在別人身上已漸絕。正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報紙電視又傳來南方數處在大代山林,百人一夥明火執仗,已構成搶劫罪。但中國人的傳統是法不責眾,大概又會重罪輕判或不了了之。南砍北燒,伊于胡底?

  豐厚的自然條件養成了中國人的懶漢敗家於習氣,只知索取,不事建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逐漸弄得越來越窮。但不是窮則思變,而是窮瘋了心,對大自然更是展開毀滅性的掠奪。一部《廿四史》,上下數千年,有識之士保護自然的呼籲總被一片斧鋸聲所湮沒。有識之士是中國的脊樑,樹是大地的脊樑,有識之士和樹同時被斧鉞交加;神州傾覆了!如同玩翻板遊戲,綠色的反面是枯黃,眨眼間名叫中國的這塊土地就變了模樣。

  智慧和樹在這裡同時殆於絕滅。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這塊土地理應開始出現轉機,然而遺憾的是流傳了幾千年的積習難改,似乎壞習慣非推到它的極端不可,似乎中國人非要徹底破產才能徹底覺悟。我們的衛星上了天,我們的原子彈氫彈爆炸了,但一方面我們搞出了前人從未搞出的玩意兒,做出了許多偉大的創舉,而另一方面卻又以空前巨大的規模搗毀前人給我們留下的殘餘,包括一點可憐的森林在內。一兒五八年煉出的一堆廢鐵,就不知消滅了多少森林面積。以後為了解決眼前迫切的吃飯問題,又以百倍的積極性焚林開荒,毀林造田。自然的綠色被億萬綠軍裝在地圖上一寸一寸地嚙食掉。待一九七八年,億萬人脫下統一的制服換上各自喜愛的衣裳,俯首環顧,方知我們幾乎全體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綠色哪裡去了?生命的活力哪裡去了?智慧的光芒哪裡去了?

  農民不會管理和建設城市,受封建自然經濟長期熏陶的頭腦認為「城市」這個概念就是完全和「農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長了草就是衰敗的景象,不是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樣的句子麼?請看原來的天安門廣場,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以其大而無當,以其空蕩蕩,以其不見一點生命的綠色著稱於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勞改當局釋放,到北京看我親愛的母親,路過大街小巷,到處見居委會的女士們率領灰色的民眾與路面牆根的縫隙中生出的小草進行頑強的搏鬥,美其名曰要建設一個「紅色的首都」。「紅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長。

  近年來,天安門廣場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綠色,植了樹木花草,別以為這僅僅是城市規劃的改變,這裡面顯現了觀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轉變,顯示了新一代領導人素質的改變。有道是見微知著,從天安門前雖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見明天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遍佈綠色。

  在農民思想佔上風,受封建的自然經濟熏陶的頭腦佔上風的時代,中國林業的主要任務就是砍木頭,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上好像存在這樣一個等式:林業一喬木一木材一效益。儘管六十年代初周恩來就曾指示林業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學的遠見怎能抵擋「革命」的蠢見。聰明有「絕頂」,愚蠢卻沒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當然,天才畢竟是天才,我們也曾喊過「以農業為基礎」、「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但是浪漫主義天才就是從不能很好地落實自己喊出的正確口號,卻總是隨意性地做錯事。本來嘛,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們去操心呢?難怪一個外國人說,你們中國人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國人打,敢跟俄國人打,這種寸土必爭的精神值得欽佩,但你們卻不知愛惜它。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凍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終於引起新一代的領導人注意,總算有了「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的出現,為此設立了三北防護林建設局,簡稱「三北林業局」,直屬中央林業部領導。諺語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是「前人砍樹後人栽」,然後才能談得上給我們的後代一巴掌蔭涼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業局,李建樹、高慶有兩位局長與我娓娓而談。儘管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十年間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能造林保存一億三千多萬畝,早期營造的林木已見了生態上的效益和經濟效益,但兩位局長的眉頭仍緊蹙著。我欣賞這種有了成績仍憂心仲忡的人,這是有頭腦有遠見的表現。壞習慣舊觀念,不是一瞬間就能徹底改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過是一個起點,站起來的勇士們時時刻刻總感到自己是在霧中的泥淖裡跋涉。泥淖望不到邊,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腳下,只覺得行走困難卻不知是哪一塊泥團吸住了你的腳板。現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預算所撥的十億元僅撥了三億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經費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長們天天等米下鍋,奔走於中央各有關部門要求兌現。

  「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被稱為「綠色長城」,在國際上列為「世界生態工程之最」。世界生態工程的歷史上有這樣四大項目:羅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非洲五國聯合綠色壩,再一個就是我們的「三北防護林」。第一項、第二項早已完成,第三項正在順利地建設著,唯獨我們的這一項,進行得既坎坷又壯烈。

  「三北防護林」第一期工程,可以想像因人手、經費、交通等等的限制,只能從比較容易施工的地段開始。先吃肉後啃骨頭,每一個牙口不好的人都會這樣做,無可非議。於是,擺在後面的工程不言而喻就越來越艱巨了。現在,局長們就在擔心再不給足經費,這項工程是否還能進行得下去。本來,虎頭蛇尾一直是我們的毛病。如果「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因經費問題而夭折,那就不單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幸也是全人類的不幸。

  西方一位氣象學權威說,上海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也會給紐約的天氣帶來變化。這話生動形象地說明了全球生態的一體性。「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無疑是造福全人類的工作。這點,精明的日本人早就認識到了,他們提出願意協助這項工程,並已開始在內蒙古設立了一個點。

  當然,現在各個部門(以前叫「各條戰線」)都在喊經費不足,教育、科研、衛生、交通、文化等等都嗷嗷待哺,哪一個部門都有關國民生存的安危,我們沒有權力也沒有理由把林業建設放到高出各個部門的位置之上,但如果我們能夠改變單純追求經濟效益的思想,更深刻地認識到林木和我們人本身、和我們智慧以及文明的成長息息相關的話,我們即使在困難中也會給林業建設以更多的關心。

  我不想再說更多的話,這部報告文學集會告訴讀者更多的實例,這項長期的工程給人的印象也許並不是那麼轟轟烈烈的,但的確是壯麗的。樹木的成長需要時間,那可不是《聊齋》中植桔者玩的把戲,實際的效益和成績都必須在一個長時間中慢慢地積累。我們廣大的林業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們把他們的青春、壯年直到全部生命都投入了植樹中去,待樹長成,人卻衰老了。別的行業中一個人一生中可能取得許多成就,而從事林業建設的人一生中能取得一兩項就算幸運的了。僅此一點,從事林業建設的人們就應該是為人所尊敬的。樹木的生長是無聲的,從事林業建設的人也是無聲的——但卻是頑強的。我希望這部書裡描寫的人物所做的綠色的夢終於會成為現實。

  中國、中國人的興旺肯定要和樹木的興旺同步,二者是一榮俱榮、一敗俱敗的關係。我們現在既需要陽光,我們也更需要綠蔭。

  1988年9月於銀川

《邊緣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