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軍事和經濟上都面臨著嚴峻的危機。軍事上，蔣軍在戰場上連連失利。僅1947 年一年，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殲滅了152 萬人；東北、山東、陝西的大片土地獲得解放；濟南、長春、錦州、瀋陽等戰略要地也在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經濟上，國民黨又面臨著財政崩潰危險。1947 年的軍費開支高達100 萬億「法幣」，而這一年的財政收入僅僅17 萬億「法幣」，照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話說，虧空的83 萬億「法幣」「全靠印刷機來彌補」。財政部在上海有5 家大印鈔廠，一分鐘可以印製「法幣」1600 萬元，日夜不停地開機印刷，仍然趕不上需要，又到英國、美國去印，用飛機運回來，就立刻投入流通渠道。濫發鈔票的結果，必然造成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再加上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索賄受賄，奸商投機倒把，哄抬物價，弄得全國老百姓無法生活。
有的編出順口溜來唱：「大官大貪，小辟小貪，貪到結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撈，我做我撈，撈到臨了，地無寸草..」
在這樣的困境中，蔣介石一再想方設法，挽救危局。他避開軍事、經濟大崩潰的根本原因不提，認為只要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同時嚴厲打擊貪污腐敗和投機倒把，就能挽救危機，挽回民心，鞏固蔣家王朝的統治。
於是，就有了蔣經國臨危受命，在上海「打虎」這一段故事。
事情還得從「法幣」說起。「法幣」就是法定貨幣的意思。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由過去的使用銀元與制錢，逐漸過渡到使用鈔票（紙幣）與銅元。
但發行鈔票的銀行很多，所以市面上流通的鈔票很混亂。蔣介石取得國民政府領導權後，一直想推行法定貨幣，統一幣制，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大權。
這樣，在經過多年籌劃之後，國民黨政府在1935 年11 月3 日宣佈，以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定貨幣，一百元「法幣」折合美元29．75 元。第二年又規定中國農民銀行的鈔票「與法幣同樣行使」，這樣就形成了四大銀行統治中國貨幣體系的局面。
「法幣」開始行使時，信譽還是比較好的，到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四大銀行發行的「法幣」總額只有14 億元。在八年抗戰期間，因為軍費開支和物價飛漲，發行額增加到5000 億元。從1946 年3 月到1947 年4 月，蔣介石為了進行反對共產黨的內戰，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將「法幣」發行額陡增至16 萬億元以上。最後，到1948 年8 月，「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 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 倍，而物價上漲高達3492 萬倍！據當時人記錄，一斤茶葉要80 萬元，一頂單人蚊帳和一條草蓆就要1290 萬元，一市兩黃金要值「法幣」五億元以上。老百姓上街買東西要用麻袋裝鈔票！
蔣介石政府也知道「法幣」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想發行新的一種鈔票，來重新穩定金融危機。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是翁文灝，財政部長是王雲五，中央銀行總裁是俞鴻鈞。蔣介石對翁文灝說：「軍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與行政院無關。財政方面，應以財政部為中心，中央銀行幫同處理，同心協力來挽救十分艱難的局面。」王雲五立即提出了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的建議。他的辦法是以政府的行政手段來收兌或收存全國人民所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換給「金圓券」實行管制經濟。在行政院下設「全國經濟管制委員會」，另在全國若干「管制區」，由「經濟管制督導員」負責執行這項工作。
王雲五的建議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1948年7月，蔣介石在莫干山避暑時，專門把翁文灝、王雲五、俞鴻鈞等人找到山上，商討幣制改革的方法。
蔣介石表示，王雲五的「金圓券」方案，「設法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場的人也就不敢反對，紛紛表示贊同。蔣介石又問，現在趕印新鈔票能不能趕得上8月份發行？俞鴻鈞回答說，新印鈔票來不及了。不過，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曾在美國印鈔公司訂印餅20億元林森頭像的鈔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額票面，運到國內時由於物價高漲已不值錢了，所以一直沒有再發行。林森像的鈔票在國內沒有發行過，現在正好作為「金圓券」來用。蔣介石認為很好，讓大家做好準備。不久，國民黨開中央常委會時，通過了這一方案。8月19日，蔣介石正式宣佈發行「金圓券」，並規定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或外幣，應在限期內兌換成「金圓券」，黃金每市兩可兌換「金圓券」200元。
白銀每市兩兌「金圓券」三元，銀幣每元兌「金圓券」二元；美元每元兌「金圓券」四元；過期不兌的，一律沒收。
當時，上海是蔣介石政權發行「金圓券」，掠奪人民金銀、外幣和實行管制經濟的中心。所以在8月21日，蔣介石又下令派俞鴻鈞擔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而派他的大兒子蔣經國去「協助督導」。同時，蔣介石又發電報邀請上海的黨、政、軍、金融、經濟各界的頭面人物到南京開會，要求他們擁護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黃金、白銀、外匯，否則就要嚴厲處置。
在這個背景下，蔣經國來到上海。名義上他是俞鴻鈞的副手，實際上俞鴻鈞正忙於在全國推行「金圓券」，上海完全由蔣經國獨當一面。蔣經國也雄心勃勃，他在日記中寫道：「擾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開始..這件工作是非常困難，但是十分重要，無論如何必須盡力幹下去。」他向蔣介石表示：「只要對國家有利，我個人願冒一切危險，什麼都可以犧牲！」
一到上海，蔣經國就向上海的富商巨賈下了最後通牒，他在題為《上海何處去》的演講中大聲疾呼：「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能安定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自己的手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 與此同時，蔣經國調兵遣將，把他的秘密組織「中正學社」的成員紛紛召到上海，決定以原「戡亂建國總隊」的成員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吸收各階層、各行業的青年參加。在短短的時間裡，蔣經國便選拔出12339名青年，分為20個大隊，配合軍隊、警察、憲兵，對大上海實行經濟管制。他們搜查市場、庫房、水陸空交通場所，審查帳目，查封倉庫、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帶頭交出黃金、白銀、外匯換取「金圓券」；並且嚴格規定所有商品的價格，必須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不許漲價。
蔣經國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叫「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思是與其整一大批人，不如狠整個別大人物。他的心腹干將王升擔任「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的總隊長，根據蔣經國的意圖，王升也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表示要「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蔣經國「上海打虎」
的說法，就是從這裡來的。
9月11日，蔣經國也學著他父親的辦法，在上海請各界頭面人物吃飯。
但他的態度要嚴厲得多，尤其是對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氣。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嚇得不敢露面；聯合銀行總經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並被規定不許私自離開上海；上海銀行公會主席、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李馥蓀，打算由各個銀行湊足一千萬美元應付一下，結果惹得老蔣大發雷霆，蔣經國對他更是聲色俱厲；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嚇得偷偷乘飛機逃到香港去了；上海農商銀行總經理梅哲之，在抗戰時同日本人關係密切，蔣經國對他拍桌大罵，逼他交出金銀美鈔來。杜月笙、榮爾仁、劉鴻生等一大幫頭面人物或實業家，也被蔣經國逼得很緊。十月份，蔣經國還組織了「上海十萬青年大檢閱」的活動，先在兆豐公園集會，聽蔣經國發表演說，然後舉行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口號：「打倒奸商！」「不准囤積居奇！」「不准抗拒不賣！」
為了殺雞嚇猴，蔣經國真的使開了鐵血手腕。
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在上海灘有後台，有背景，他利用職權洩露經濟秘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機，牟取暴利，被蔣經國的部下偵破，人贓俱在，當即判了死刑。同孫中山之子孫科關係密切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私套外匯，被判處死刑。淞滬警備司令部經濟科長張尼亞、稽察處第六大隊長戚再玉等因貪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搞股票投機，被判八個月徒刑，後改為罰款；杜家的管家、米商萬墨林由於糧食貸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關罰的大商人、大實業家達到60 多人。在這種高壓下，蔣經國做到了把物價穩定在8 月19 日的水平上，同時在一個月內收兌黃金、白銀、外匯等共值三億七千多萬美元。一時間，蔣經國的權威迅速建立起來了，外國記者把他形容成「中國的經濟沙皇」。恨他的中國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則把他當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蔣介石也大為高興，並且把「金圓券」的發行量從最初的20 億元一下子提高到200 億元。
然而，經濟局勢並不是單憑政治權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圓券」的信用只體現在政府的文件上，並沒有在市場流通中反映出來，所以真正掌握著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觀望態度的多，他們盡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圓券」；同時在政治高壓下穩定的物價，也打擊了商人們的經營積極性。結果物價雖然沒有上漲，但市面上的貨物卻越來越少。少數財大氣粗後台硬的奸商，不但自己倉庫裡的貨物不拿出來賣，還派人到市面上搶購貨物，囤積起來。這樣一來，小商人進不到貨，店裡越來越空，老百姓拿著「金圓券」買不到東西，對「金圓券」的信譽也就發生了懷疑。黑市上的「金圓券」對美元的比價也就逐漸下跌。
面對新的危機，蔣經國親自組織了5600 個骨幹分子，向全市各行各業實施物資總檢查。
這一查，查出了一隻名副其實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孔令侃的母親，就是宋美齡的妹妹宋靄齡，他同蔣經國算起來是姨表兄弟。舊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僅次於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辦了一個揚子公司，囤積了大量大米、百貨、藥品、鋼材、呢絨、棉布、汽車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來銷售。蔣經國發現後，一邊全部查封，一邊向外界公佈了這一情況。頓時，全上海、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揚子公司案」，看蔣經國怎樣處置他的這位富可敵國的皇親國戚。
蔣經國決心拿孔令侃開刀。他在日記中寫道：「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於是他下令加緊清點揚子公司倉庫的存貨，準備全部沒收。
孔令侃沒想到蔣經國會同他玩真格的，加上外界壓力太大，他有點沉不住氣了。孔令侃先是去請上海市長吳國楨出面調解，然而吳國楨老奸巨猾，他才不肯在蔣家和孔家的衝突中亂摻合呢。他找個借口，輕輕地推托掉了。
孔令侃急中生智，跑到南京，搬來了他的姨媽宋美齡。
宋美齡雖不是蔣經國的親生母親，但平時兩人的關係不錯，幾乎從來沒有紅過臉。特別是蔣經國的親生母親死於日本侵略軍的飛機轟炸後，宋美齡待蔣經國如同親生，蔣經國也很尊重這位後母。可是這一回，盡避宋美齡一再勸解，蔣經國仍然不肯鬆口。他堅定地認為，這不僅僅是關係到他們兩家的私事，更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
宋美齡無可奈何，只得動用最後一張王牌，向正在北平忙於軍事大計的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報告上海的意外情況。
蔣介石立即給蔣經國發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要他「且慢行事！」
蔣經國立刻明白了這是宋美齡的花樣，於是也向北平發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告訴蔣介石：「慢則生變，慢則倒台。滬人怨聲載道，500 萬人搶購勢如狂潮，金圓券岌岌可危，經濟管制毀在旦夕！草草收場，百姓遭殃。」
蔣經國沒有誇大危機，此時上海的搶購風潮已經勢不可擋，人們提著「金圓券」就像提著一團火，見到什麼買什麼，連棺材和壽衣都被人搶購一空！
蔣介石見雙方相持不下，只得親自乘飛機趕來上海。可他一下飛機，就被宋美齡和孔令侃接到了孔家。宋美齡一再向蔣介石強調，蔣家和孔家不是一般的關係，損害了孔家的利益，也就是損害了蔣家的利益。孔令侃又以公佈蔣家在美國的財產數字相威脅。蔣介石權衡利弊，終於決定袒護孔令侃。
第二天，他召見蔣經國，批評他辦事太過火；又公開宣佈揚子公司儲存的貨物不屬於「日用必需品」，不在查禁範圍之內。
蔣經國垂頭喪氣，向等待消息的他的親信們說：「我只有先在家盡孝，然後再為國盡忠了。」
孔令侃這只天字第一號的「大老虎」逍遙法外，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
運動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蔣經國淒淒慘慘地發表了一個《告上海市民書》，表示對上海人民的歉意，灰溜溜地離開了上海。
被捕入獄的60 多個富商被釋放了。
緊接著，翁文灝倒台，王雲五辭職。
「金圓券」像脫韁的野馬，在短短九個月內，就貶得一文不值。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五萬元、十萬元、五十萬元面額的鈔票相繼發行，而物價也像天文數字般飛漲，一日數變。到1949 年4 月，要36 萬元「金圓券」才能買到一塊銀元，比發行之初漲了18 萬倍。到上海解放時，一塊銀元要值八千萬元「金圓券」！
隨著「金圓券」的崩潰，蔣介石政府的財政金融再也無法挽救。而蔣家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也就走到了末日。
（薛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