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季對我們小鎮中學來說是異乎尋常的。史無前例，兩位女孩兒分摘中考冠、亞軍：柳第一，我以五分之差屈居第二。鄉村的女孩兒上學的本就少，能上到初中並有如此成績的更是鳳毛麟角。因而，這一年，柳與我擁有相當的知名度。自然，沒有誰注意總分比我少了近三十分，位居第三的建軍——一位矮小、沉默的男孩兒。
柳讀中專，大家包括我都羨慕不已，這意味著她可以不用交學費，還可以每月拿津貼，更重要的是她已經高枕無憂地捧著「鐵飯碗」了——這是當時的農村人一生最大又最難企及的夢想。柳以她的第一獲得了那惟一的名額，我和建軍則負笈遠行一百多公里到縣城讀高中去了。
巧得很，我與建軍又在同一個班。按全縣中考成績排學號，我4號，建軍25號。高中的課程有些難，特別是理科。月考的連連失利弄得我信心大減，我越來越偏科以至潛意識裡放棄了理科，分班時順理成章地進了文科班。同樣因理科薄弱而進文科班的建軍卻一直穩中求進。從高一開始他就經常被值班老師當成小偷誤抓，因為我們就寢時他躲著巡查跑到校園路燈下看書、做習題，週末我們逛街郊遊時他卻在教室埋頭苦讀。柳的校園生活可自在多了：從來不用為學業擔心。她盡情唱歌跳舞，下鄉考察，揮灑青春。
1996年高考，我被南昌大學錄取，建軍北上就讀中國人民大學，柳中專畢業分配在鎮政府從事著一份當地人羨慕的會計工作。我們三人又成為當地父母的話題。
大學四年，是我的流金歲月。我由一個怯怯的、逛街不知紅綠燈的鄉姑，逐步脫胎為自信、樂觀、開朗的現代女孩。但我大量的時間是在忙著做家教，參加社團活動，以至於學業受到了忽視。大一、大二時我還與建軍通信，他躊躇滿志地準備讀碩、讀博，大段大段地談他的專業，打電話去他宿舍，十有八九被告知在圖書館，逐漸地我們聯繫少了。這期間柳的來信少了飛揚的青春快樂，說的都是單位裡的是是非非，她說她戀愛了，分手了，又戀愛了，結婚了。
臨近畢業，我在浙江東陽找了一份教書的工作，五月底面試後我順道回了趟小鎮。柳已大腹便便，卻沒有做媽媽的幸福光彩，因為機構精簡，她已經下崗近三個月了，只靠丈夫微薄的薪水艱難度日。而小鎮此時到處傳揚著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建軍將留學德國。幾年之後，建軍將以歸國博士的身份衣錦還鄉。而我，終其一生將是一介普普通通的教書匠。至於柳，在那閉塞的鄉鎮，命運也許更坎坷。青春的七年，可以創造出多大的不同？決定人的命運的因素，不是起點，不是機遇，而是始終如一的執著——很簡單但能做到的人卻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