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歷史上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一場騙局

說起王安石和司馬光,可謂家喻戶曉。兩人同為一個時代的佼佼者,本來惺惺相惜,是一對好朋友,但司馬光為什麼要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呢?難道真的是因為兩人的政見不同嗎?筆者認為,司馬光是個聰明人,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是一場騙局。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他“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從小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他的志向在於編修史書,而非政治。

司馬光22歲的時候中了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但時間不長,他的父母便先後去世,他只得辭去官職,回家守喪。在守喪的幾年時間裡,他充分瞭解了下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讀了許多史書,對其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認真總結和評論,為以後編著《資治通鑒》奠定了堅實基礎。治平元年(1064年),他還修成了《歷年圖》一書,獻給英宗皇帝,這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鑒》的雛形。兩年後,他又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愛好歷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讚賞。可見,司馬光雖然從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於著書立說,而不在於政治。但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要完成歷史方面的鴻篇巨製,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司馬光一直在等待著這樣的機會。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駕崩,19歲的太子趙頊繼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寧擔任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學士,成為皇帝身邊的大臣。從此,王安石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係日益密切。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在閒談之中,二人也有過一些爭執,但最終都是一笑了之。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雖然在政見上有分歧,有爭執,但對於二人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並不放在心上。特別是對於司馬光來說,他與王安石在政見上的不同,也只是爭執一下而已,絕不會因此而成為政敵,因為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麼感冒的。

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畢,要遍賜金帛,但由於宋朝連年發生自然災害,致使國庫空虛,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議免除賜金帛之舉。司馬光和王安石當時都在場,司馬光十分贊成宰相的意見,他說:“救災節用,應從主上和朝中貴官近臣做起。”王安石聽了卻說:“現在國家財力不足,並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財之故。”司馬光在平時與王安石的閒談中,就知道他有變法圖強的志向,別人不知道他的話中之意,而司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馬光在精研史書的過程中發現。歷朝變法,幾乎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離他們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沒施行幾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轍,身敗名裂。此時,耿直的司馬光見王安石當面駁斥自己,便與王安石爭執起來。這次爭執與平時的爭執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是這次爭執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見狀,覺得很不像話,就制止了他們的爭執。

王安石在與司馬光發生爭執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遞上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陳規。不思新變,流弊十分嚴重。而農民之所以“壞於差役”,皆因“其於理財,大抵無法”。年輕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國家財政空虛,政治腐敗,軍事力量不堪一擊,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轉國家的形勢。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後,簡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見王安石,商討變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談。很合神宗心意。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變法。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將改革的重點放在理財方面,準備出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但是,王安石的變法很快遭到頑固守舊勢力的抵制。有個大臣羅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時的神宗皇帝急於變法圖強,就罷免了那個大臣的官職。王安石處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司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講西漢歷史的機會,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主張,然後又接二連三地寫信勸說王安石放棄變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來已發展到非變革無以圖存的地步,所以他變法圖強的信念非常堅定,絲毫不為司馬光所動。神宗皇帝也堅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邊,沒有採納司馬光的建議。1070年,並不怎麼熱衷於政治的司馬光一心想著他的歷史巨著,現在他認為機會來了,於是主動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請,允許他離開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馬光的請求,讓他去西安任職。第二年,他又申請到洛陽任了一個閒官,這為他著書立說提供了絕好的條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許後,將書局搬到了洛陽,同時讓范祖禹、劉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馬光還買了20畝地建造了一所“獨樂園”,從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寫史書。

官場鬥爭歷來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誰不願意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呢?誰不願意整天圍在皇帝身邊俯視天下呢?誰不願意待在京城盡享榮華富貴呢?而司馬光卻主動請求離開京城,在洛陽一待就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裡,他不問政治,安心著書,這就充分證明了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麼感興趣的。如果他是一個熱衷於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與王安石成了政敵,是決不會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司馬光把反對王安石變法作為一個幌子,實質上是想完成他的歷史著作。他騙了神宗皇帝,也騙了後人。一方面,他要實現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書立說;另一方面,他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須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保留個一官半職,就能按時領到俸祿,有了俸祿,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馬光一舉兩得,何等的聰明?

《資治通鑒》的書名是神宗皇帝給定的。宋神宗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故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資治通鑒》是一部浩大的編年體巨著,全書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6年(公元959年),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它博采眾長,題材廣泛,特別是文字樸實、生動,寓意明顯深刻,既不愧為一部史書典範,又不失為歷朝歷代帝王治國的一面鏡子。司馬光為此書耗費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書時他已是一位66歲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幾個30年?而司馬光可以說是用畢生的精力去編修史書,這也充分說明了他對政治的淡泊。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是他內心的真實表白。

《資治通鑒》一書完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變法也隨之破產。神宗死後,年僅8歲的太子趙熙繼位,即宋哲宗。由於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聽政,召司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為了將反對變法進行到底,他執政後數月間便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然而,此時的司馬光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這是他幾十年編修《資治通鑒》積勞成疾造成的。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說明他實在太勞累了。《資治通鑒》從發幾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讓他人代筆,可見他對此書是何等的重視!

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縱觀他的一生,志在編修史書,並傾注了畢生精力,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為我國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他把畢生精力都用在了編修史書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顯得平淡了。能給後人留下記憶的就是他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但是,透過事情的表面現象去看司馬光的內心世界,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是一種假象,是一場騙局。而正是由於這場騙局,成就了司馬光,使他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治通鑒》。假如司馬光終身混在官場,是否能編撰出《資治通鑒》,那就很難說了。

《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