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徐樹錚曾被孫中山比作班超 徐樹錚評價

徐樹錚收復外蒙,贏得了孫中山的激賞。孫中山在給徐的復電中稱:「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用,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向來與軍閥段祺瑞和徐樹錚之流漢賊不兩立,因此孫中山這通電文,遭到了部下質疑。對此孫解釋說:「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運籌帷幄的軍閥、處心積慮的政客、詩酒豪情的文人、折衝樽俎的外交官,這些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竟神奇地疊加在一人身上,而所彰顯的,其實是這個人所處的時代特質——民國就是這樣一個五味雜陳的時代。

筆者猶記得,幾年前某刊曾編發過一組老照片,其中一張照片上兀立著一座低矮的墳塋,墳周石馬殘破,秋樹盤空,北中國的原野一片肅殺。墓中沉睡的這個人,如今已鮮為人知。但在將近一個世紀前的民國時期,卻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風雲人物,譽之者稱其為「衛國護邊的民族英雄」,謗之者斥其為「攪得天下大亂的陰謀家」。他既有公忠體國的A面,也有結黨營私的B面;他有時是陰險狡詐的政客,有時是風流儒雅的文人——人說蓋棺定論,但對他「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人生來說,卻是蓋棺難定——他,就是民國年間的北洋軍閥、政客徐樹錚。

徐樹錚

【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

揆諸清末民初軍政要人,袁世凱乃是數一數二的強勢人物,是故世人大多認為,如果袁世凱不是鬼迷心竅要黃袍加身,則中國走向民主富強大有希望。然而袁世凱倒行逆施,終至天下洶洶,聲名掃地。袁去世後,天下再無像他一樣的強勢人物,群龍無首的北洋系各有打算,南方的孫中山力倡革命,關外的張作霖虎視眈眈,一時間兔起鶻落,翻手雲雨,中國陷入了春秋無義戰的割據時代。諸多軍閥中,北洋三傑之一段祺瑞既是皖系首領,也是袁世凱及其繼任者黎元洪時代的大權在握者,徐樹錚被稱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認為是段祺瑞的靈魂,段的一舉一措,莫不出自徐樹錚的謀劃。段對他的信任和他對段的忠誠,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民國年間中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實在不可估量。

徐樹錚與段祺瑞的結識相當偶然。徐樹錚字又錚,號鐵珊,江蘇蕭縣(現屬安徽)人。二十來歲時,徐前往山東投靠編練新軍的袁世凱,不巧遇上袁家辦喪事,袁安排了一個姓朱的部屬代為接見。朱乃名士作派,見不得徐的坦率自信,見面並不愉快,徐便暫住旅店。是時已近年關,僅著裌衣的徐樹錚在廳堂裡幫人寫對聯,恰逢在袁世凱手下任職的段祺瑞到旅店訪友。段見徐氣宇軒昂,就和他攀談起來。在獲悉徐的情況後,段問他願否到其手下就事,徐傲然答道:「值得就則可就。」段因是奇之,遂聘請徐擔綱所部文牘工作,兩人由是訂交,生死與共二十餘載。按丁文江先生的說法,「段一生剛愎,有人說段是剛愎『他』用,這『他』,就是徐樹錚」。

袁世凱稱帝,舉國嘩然。護國軍興,袁很快眾叛親離,不得不宣佈取消帝制,並請段祺瑞出面組織內閣,以助轉圜。但袁、段的合作貌合神離,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離得開徐樹錚,他要任命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而袁偏偏對徐頗有微辭。為此,段祺瑞請張國淦出面向袁說項。袁雖不情願,但也不想撕破臉皮,末了便讓徐出任陸軍次長。段祺瑞知道後大為惱怒,最後兩邊折衷的結果——徐樹錚出任幫辦秘書,即副秘書長。段為了徐樹錚,敢和老上司叫板,可見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黎元洪任總統後,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

段組閣的第一件事,仍是擬任命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如同袁世凱一樣,黎元洪也堅決反對。他對張國淦說,請你告訴總理,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就這一件我辦不到。張不敢把這話轉告段,只得向徐世昌討教。徐怕黎、段一上台就鬧僵,遂勸說黎元洪,黎無奈,只得照辦。不過,他有一個條件,就是決不單獨見徐樹錚,凡是徐有事見他時,必須由總統府秘書長同行。

黎這個條件,乃因他對徐樹錚的傲慢犯上深惡痛絕。曾有一次,徐樹錚拿了三位官員的任命狀到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黎順口問了下這些官員的出身,徐樹錚十分不耐煩:「請快點蓋印吧,我的事情還忙得很呢。」貴為民國大總統,竟被國務院秘書長當面頂撞,黎元洪氣得臉色發青,卻只敢對手下人發一通牢騷:「我本來不要做這總統的,而他們竟公然目無總統。」民國要人中,黎元洪因脾氣好而人稱「黎菩薩」,但面對段和徐的強勢,泥菩薩後來也忍無可忍,並因利益互搏而演變成史上有名的「府院之爭」,而其直接後果便是張勳復辟。

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張勳兒戲般的復辟,實乃徐樹錚所策劃。徐樹錚此前到徐州會晤張勳,向張表示,芝老(段祺瑞)只求達到驅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言下之意即使張勳復辟,段祺瑞並無反對意見。於是,天真的張勳帶了五千辮子兵浩浩蕩蕩殺進北京。但等到張勳把溥儀這具政治殭屍從紫禁城裡扶出來粉墨登場,同樣是在徐樹錚的策劃下,段祺瑞於馬廠誓師,高調通電討伐張勳。僅僅兩個星期,張勳和溥儀的復辟鬧劇便嘎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則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並成功地東山再起。

徐樹錚和張勳本系舊交,但為了主公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充分利用了頭腦簡單的張勳。張勳去世後,徐樹錚曾送輓聯一副,表達了某種程度的同情和傷感:

仗匹夫節,挽九廟靈,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無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誰復為之

【孫中山眼裡的班定遠】

黎元洪下台後,段祺瑞將馮國璋推上總統寶座,他本人又一次組閣。這一回,對德意宣戰水到渠成,且還以參戰為名,成立了一個凌駕於各部門之上的特殊機構——督辦參戰事務處,負責訓練參戰軍,由段祺瑞親任督辦。一年後,隨著一戰結束,參戰督辦改為邊防督辦,參戰軍改為國防軍,後又改為邊防軍。此後,段又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和西北邊防總司令,職責為「規劃西北邊務並振興各地方事務」。

徐樹錚受命後,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並對已劃歸參戰處的四個奉軍補充旅加以整編,組成西北邊防軍,下轄四個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樹錚的本意,成立以參戰為名的參戰軍,主要是為了擴充勢力,以便實現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中國的夢想。但因緣際會,徐樹錚和他統領的這支西北邊防軍,卻結結實實地為維護國家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徐本人也因而被孫中山大為稱道。

眾所周知,如今被稱為外蒙古的地方,歷史上曾是中國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際,中土大亂,在沙俄策動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於庫倫獨立,建立大蒙古國並自立為帝,年號共戴。隨後,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解除清軍武裝並將辦事大臣及隨從押送出境。外蒙的獨立,清政府和繼後的民國政府均不承認。兩年後,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凱不得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規定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不得在外蒙派駐官員、軍隊以及移民。十月革命後,俄國無力東顧,遂引發了日本對外蒙古地區的貪慾,在駐庫倫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劃下,日本擬成立一個包括布裡雅特和內外蒙古及呼倫貝爾在內的大蒙古國。

八世哲布尊丹巴稱帝前,外蒙的政體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後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喇嘛當道,王公大權旁落,引發後者強烈不滿。再加上畏懼日本乘機侵佔,王公們紛紛策動撤銷自治——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歸附中央,而是為了恢復前清舊制,以便重掌大權。當時,代表民國政府駐庫侖的都護使陳毅(非後來的陳毅元帥)舉措失當,哲布尊丹巴堅決反對撤治。這時,徐樹錚奉命處理此事。

徐樹錚顯示了一個邊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邊防籌備處長時,即對外蒙以及日、俄之間的關係瞭若指掌,他認為外蒙對中國徘徊觀望,乃由於日、俄蠱惑所致。為此,他甫一進入庫侖,即與松井交涉,通過國際法慣例,將松井非法派遣到庫侖的一百餘名士兵繳械。對於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間的騎牆,徐樹錚認為是中國方面不夠強勢。為此,他在入蒙之前調集了80輛大卡車,入庫侖時,每車乘士兵20人,將所有新式武器悉數向蒙古人展示。車輛進入軍營後,士兵受命伏於車內,上以帆布覆蓋,重又離開營房,駛到庫侖郊外,混入其他車輛中,以為疑兵之勢。當時,徐樹錚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紛紛猜測他至少帶了五萬軍隊。

徐樹錚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與日方打交通,例不用翻譯。到外蒙後,他突擊學習蒙語,並告訴左右「在我學習蒙古文之時,非有特別重要事故,概不會客」。這個罕見的語言天才,僅用了兩周時間便能用蒙語與蒙人交流。陳毅此前徒勞無功,在於其人優柔寡斷,一會兒幻想通過王公說服喇嘛,一會兒又幻想通過喇嘛說服王公,但無論如何,都不過是仰人鼻息甚至與虎謀皮。徐樹錚不同於陳毅的,是他懂得用權術來處理外蒙問題,針對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點各個擊破。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蒙古全境歸還中國。至此,徐樹錚入蒙僅22天,不費一槍一彈,便完成了外蒙重歸版圖的重任。

此後,徐樹錚在外蒙設立邊蒙銀行,聘請德國化學家從事地下資源調查,從天津引種大白菜(此前外蒙從來沒有蔬菜),使外蒙風氣為之一新。總之,倘若徐樹錚專心治理外蒙,徐本人擁有如此廣闊的土地與資源,完全能像後來的盛世才獨霸新疆那樣割據外蒙,而外蒙也不至於在數年後再度獨立,並永遠從中國分離出去。然而,徐樹錚志不在這邊僻之地;更何況,他不可能背棄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當中原戰事爆發後,徐樹錚不得不帶領他的邊防軍回到內地,投身到內戰的廝殺中。

徐樹錚收復外蒙,贏得了孫中山的激賞。孫中山在給徐的復電中稱:「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用,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作為革命者的孫中山,向來與軍閥段祺瑞和徐樹錚之流漢賊不兩立,因此孫中山這通電文,遭到了部下質疑。對此孫解釋說:「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孫中山對徐樹錚的盛讚,固然有為其收復國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因素則與當時的國內政局不無關係:在北方,直皖漸成水火,很快便爆發了直皖大戰,並以段祺瑞的失敗告終;在南方,孫中山受桂系排擠,始終鬱鬱不得志。孫的一大設想就是聯合段祺瑞和張作霖以圖崛起——革命家也要審時度勢,也要合縱連橫。

孫中山對徐樹錚的賞識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戰失敗後,徐樹錚下野,避居天津。隨後,他前往桂林拜會孫中山。孫中山在給蔣介石的信中稱「徐君此來,慰我多年渴望」。及至相見,兩人惺惺相惜,孫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請求徐樹錚留下來做他的參謀長,但徐樹錚乃段祺瑞至交,只得婉辭:我在北方幫助孫先生,會比在孫先生身邊幫助更大。

孫中山去世後,舉國哀悼,輓聯無數,而公認寫得最好的,則出自徐樹錚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

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西洋人座上的考察使】

直皖之戰敗北後,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樹錚隱身上海租界,兩人時刻不忘東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戰起。交戰雙方一為皖系盧永祥、何豐林,一為直系齊燮元、孫傳芳。齊、孫深恐能量極大的徐樹錚在上海搗亂,便通過租界要求徐離滬。英國總領事向徐表示,香港、大連等地都可選擇,只要不留在上海就行。徐卻出人意料地提出,他要去倫敦。徐的一個朋友對此很不解,徐告訴他:「段派一意拉攏日本,其他列強尤其英美當然眼紅,所以直系的曹吳便成為奇貨可居了。處在現今國際局勢之下,要想搞政治就必須多爭取他國,因此我決意去歐洲,認真瞭解他們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情況,有機會就和朝野的政治家接觸,這對老總將來出山是會有益處的。」

就在徐樹錚將要出行時,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總統曹錕下台,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段急需他出謀劃策,因而反對徐出國,但徐一再堅持,段只得任命他為歐美考察專使,原本的私人行動變為國家行動。

徐樹錚的考察歷時半年多,先後會見多國政要,「使車所至,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莫不殊禮相待」。在法國,有白裡索中將接待;在俄國,會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國,會見總統柯立芝;在東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後接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時,徐樹錚與墨索里尼兩次會晤,相談甚歡,乃至外界普遍傳言,說墨索里尼將大力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統一中國。

徐樹錚多才多藝,舉凡詩詞、書法、音樂均有涉獵,且都達到專業水平。平素與徐來往的,乃張謇、林紓、柯紹忞、馬通伯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以昆曲而言,徐樹錚不僅能自度曲譜,還曾與俞振飛這樣的名角同台演出,狀元張謇為此寫詩相贈,把他和梅蘭芳相提並論:「將軍高唱大江東,氣與梅郎角兩雄。識得剛柔離合意,平章休問老村翁。」以詩詞而論,他存留的兩百多首詩詞,大多清新可誦。是故徐一士認為,徐樹錚的文章及詩詞,「頗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僅以人傳也」。一介儒將徐樹錚,也因此看不起行伍裡那些胸無點墨的軍閥如馮玉祥、張勳等。正是有著這種過人的文化素養,在考察過程中,風度翩翩的徐樹錚雖系軍人,卻給人以儒雅斯文之感。他受邀在英國皇家學院演講時,題目赫然是《中國古今音樂沿革》,其風流與博學,把同時代的軍人比下去不少。考察結束後,徐樹錚自上海登陸,上海灘的大亨如黃金榮、杜月笙,以及此前為敵,現在為友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均親自迎迓,上海各團體舉辦盛大宴會,慶祝專使成功觀察歸國。

孰料,此時段祺瑞從北京發來電報,要求徐樹錚暫留上海,勿赴京師。原來,此時北京乃馮玉祥的勢力範圍,段祺瑞雖名為臨時執政,事實上已無多大實權,且隨時準備下野。而馮玉祥和徐樹錚之間,有著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段祺瑞擔心,徐樹錚一旦進京,無異於羊落虎口,到時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

徐樹錚卻不以為然,他自認為是受命考察的專使,也是北洋袍澤中唯一有國際聲望的人,沒人敢把他怎麼樣,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機而動的馮玉祥,也不在話下。

徐樹錚和段祺瑞這對共進退的難兄難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見。相對跪拜後,兩個出入槍林彈雨的軍閥竟然抱頭痛哭。在從來就不缺背叛與猜忌的中國政壇,如段和徐之間那樣幾十年如一日的忠貞與信任,的確頗為罕見,而他們這渡盡劫波後的一拜一哭,亦讓人動容。

【馮玉祥槍下的不歸人】

彼時的北京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包括段祺瑞在內的舊雨新朋,無不為徐樹錚的安全擔憂,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盡快離京。1925年12月29日,在北京呆了短短6天後,徐樹錚決定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當天下午,段祺瑞在他的書桌上發現一張神秘的字條,上書:又錚不可行,行必死。段頗為著急,派人把字條送到徐樹錚處,但徐不以為意。臨上車時,他的手下帶了一連人馬前來護駕,徐堅持不要。

徐樹錚坐的是一輛加掛在火車上的專車,當晚九時離京,直到凌晨一點,才到達廊坊,而這裡,竟成了他的喪命之地。

據徐樹錚舊部桂森回憶,當專車在廊坊停下時,只見站台上到處都是軍人。一名軍官帶領兩名大刀隊(馮玉祥士兵多帶大刀,故稱大刀隊)登上火車,這名軍官手持察哈爾都統、馮軍前線司令張之江的名片求見徐樹錚,說是張之江請徐專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議。此時徐已入睡,隨從敲門告知後,徐回復這幾天身體不適,待到天津休息一兩天後,隨時可以約定時間,要麼我到這裡來,要麼請張都統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際,又有一名少校軍法官闖上專車,聲稱:「請你即刻隨我下車,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樹錚察言觀色,知道事情有變,乃傲然回答:「請張都統再仔細看一看馮先生的電報,是否尚有錯誤?」那名軍法官乾脆招進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說把徐拖下臥鋪,架起就走。徐樹錚要求加一件衣服亦不允許,只著睡衣和一隻襪子即被押走,隨行人員亦同時被扣。

徐樹錚一行人被押送到一所學校內,分別關進不同的屋子裡。桂森後來回憶說,他被關進房間後,不久就聽到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同時還聽到徐的聲音。後來,門外傳來兩聲槍響。就是這兩聲槍響,結束了一代梟雄徐樹錚的性命。

次日早晨,桂森等徐的隨從被召集到一間教室,一個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們訓話,此人自稱是陸承武,乃陸建章之子,此番劫殺徐樹錚,旨在替父報仇。爾後,張之江的副官也來告訴眾人,「徐某系陸承武所殺,乃冤怨相報。君等獲釋,皆張督辦(之江)力保之功」。並命令他們各具切結,打手印,宣誓不洩漏一字,否則全家性命不保。隨後全體合拍一照,每人給了短程車費後遣散。

徐樹錚死於非命,直接原因在於他幾年前的一樁震驚世人的暗殺,而間接原因,則既在於他骨子裡的跋扈與妄為,也在於彼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

1918年,正值南北對峙的護法戰爭期間。前一年,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為由,聯合西南軍閥對抗北京政府。志在統一全國的段祺瑞在徐樹錚的策劃下,調兵遣將,長驅南方。但令段、徐頗為惱怒的是,北洋軍的重要將領大多厭戰主和,其中最為高調的便是馮玉祥。當時,總統馮國璋與段祺瑞不和,督軍團在天津開會期間,馮國璋暗中授意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讓其將陸建章請到天津,要他利用影響力,把身為直系卻主戰的曹錕拉回來,以便進一步打擊主戰的皖系。其時,徐樹錚正在天津,任奉軍副司令,他得知陸建章到達天津後,立即向其動手。陸建章在袁世凱時代即為軍政執法處長,是舊中國特務機構的創始人。陸建章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人送綽號「陸屠夫」。他經常幹的事是請人吃飯,飯局結束送客時,從背後開槍打殺。因此,人們稱他的請柬是「閻王票子」。袁世凱稱帝時,陸因積極擁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凱一直不肯重用徐樹錚,據說其中就有陸的挑撥。所以說,徐與陸早有舊隙。

陸到達天津後,徐樹錚以晚輩名義,甚是恭謙地寫信給陸建章,邀請他到駐津奉軍司令部赴宴。陸雖知道徐和自己有隙,但自恃乃現任將軍又是北洋前輩,且徐樹錚又是陸承武的同學,徐樹錚的老婆和陸承武的老婆也是同學,如此關係,徐不可能對他下手,於是欣然前往。但這隻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樹錚的膽大妄為——當陸建章走進花園時,徐的衛士在他身後開槍了。

徐樹錚殺死陸建章後,發了一道電文,捏造陸建章在與他談話時大罵總統和曹錕,純屬死有餘辜。但謊言掩蓋不了事實。當段祺瑞聞知此事後,亦連聲驚歎:「又錚闖的禍太大了,朗齋(陸建章)千錯萬錯,畢竟是北洋袍澤,他怎能如此亂開殺戒?」

袁世凱對徐樹錚有如此評價:「又錚,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軌,可期遠到。但傲岸自是,開罪於人特多。芝泉(即段祺瑞)如愛之,不應反以害之。」以擅殺陸建章來說,徐樹錚的本意當然是為了段祺瑞,客觀上卻給段帶來了極大麻煩。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於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屬,哪怕是闖了大禍,也替他們兜著。就像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評價的那樣:他總是把工作交給下屬處理,總是掩護他的下屬而自行負責。他人格簡樸,富於思考,這些特點都使這位沉靜而不屈不撓的人成為動人的中國人物之一。所以,儘管震驚於徐樹錚的濫殺,段祺瑞還是不得不為自己的心腹愛將收拾殘局。

陸建章死後,原本因擅自與南方和談而被免職留任的馮玉祥官復原職。這是段祺瑞必須面對的現實:擁兵自重的馮玉祥是陸建章的侄女婿,在馮的成長過程中,曾得到陸建章始終如一的關照。所以,陸既是馮的舅舅,更是馮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極深的馮玉祥對舅舅的橫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似乎此事和他毫無關係。

天道好還,當馮玉祥在直奉大戰期間回師北京發動政變並權勢傾天時,徐樹錚偏偏不聽勸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趕到北京自投羅網。馮玉祥之所以殺徐樹錚,為舅舅報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擔心,據說與墨索里尼有軍火借款密約的徐樹錚一旦回到段祺瑞身邊,原本徒有執政虛名的段祺瑞將東山再起——徐樹錚考察回國,剛到上海就高調地發表了恢復舊國會和擁段祺瑞為總統的主張,並竭力鼓吹奉、直、皖三系聯合,推段祺瑞為唯一領袖。這種論調與謀劃,豈是顧盼自雄的馮玉祥所能容忍的?

徐樹錚暴死,段祺瑞如斷一臂,這位時過境遷的皖系頭號人物,已經無力為他的愛將張目雪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為徐樹錚寫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稱讚徐樹錚「性風正,志忠純,重職責,慎交遊,其才氣遠出儕輩」。四載之後,段祺瑞下野出京,當專車駛離北京站後一小時,段忽然問手下人,車過廊坊停留多久?又問:「又錚遇難是否即在車站?」專車到達廊坊站時,段祺瑞開窗久久西望,他口唇微動,喃喃自語,終至老淚縱橫,掩面入臥。對這位曾在中國政壇叱吒風雲多年的人物來說,此刻他肯定已經明白,武力統一中國的夢想,早就如同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那些曾經有過的柳營試馬、虎帳談兵的寫意時光,也早就一去不復返;屬於他的,只有無盡的回憶和傷感……

徐樹錚之墓

今天我們回望徐樹錚,運籌帷幄的軍閥、處心積慮的政客、詩酒豪情的文人、折衝樽俎的外交官,這些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竟神奇地疊加在一人身上,而所彰顯的,其實是這個人所處的時代特質。是的,民國就是這樣一個五味雜陳的復合時代:陰謀與陽謀,殺氣與才氣,救國弔民與飛黃騰達,個人恩怨與圈子意氣都那麼神奇地交織、交融在一起,而生逢其時的弄潮兒,他們的人生都呈現為一個個令我輩可望而不可及的多面體。

行文至此,還有一段後話。話說徐樹錚娶有一妻四妾,育下子女十人。其中,最受徐樹錚喜愛者為三子徐道鄰。父親死時,徐道鄰未及弱冠,正在德國留學。驚悉噩耗,這個年輕人回國掩埋了父親,旋即再赴德國繼續學業。數年後,學成歸來,供職於國防設計委員會和行政院等中樞部門,深受蔣介石器重,指定為蔣經國的老師。就在抗戰勝利之際,已是行政院政務處長和知名法學家的徐道鄰突然向法院提出訴狀,控告張之江和馮玉祥,罪名是故意殺人。徐道鄰在《二十年後的伸冤》裡說:「凡是讀中國書、聽中國戲、看中國小說的人,對於他,沒有一件比替父親伸冤報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時知道,對於我,這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馮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軍閥。我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孩子,怎麼能談報仇?想要報仇,必須努力向上,在社會上有了一點地位,然後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決心:先拿報仇的精神去讀書。等書讀好了,再拿做事的精神去報仇。」但後來法院以殺人罪的起訴時效為十五年為由,拒絕受理。

其實,作為法學家的徐道鄰早就知道二十年後的起訴未必會有結果,但他之所以這樣做,就像他後來解釋的那樣:「我一定要向社會指出,誰是那個一直躲在他人背後指使殺人的主凶。他縱然有膽子行兇,但是在二十年後,有人指出他殺人罪行時,他卻沒有膽子承當,他這種狼狽吃癟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終不免抱恨終天,唯有禱告和希望歷史的制裁,永遠在人間發揮其正直的力量。」

《徐樹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