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旁邊是一幢奢華的別墅，裡面住著朱麗葉·門德爾松和她富有的銀行家丈夫。朱麗葉不顧她的那些資產階級朋友的反對，十分關注我們的學校。有一天，她邀請我們所有的人去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諾拉·杜絲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紹給埃莉諾拉。她立刻迷上了克雷格的戲劇。幾次約會之後，她邀請我們去佛羅倫薩，並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我們決定由克雷格在佛羅倫薩為埃莉諾拉演出易卜生的《羅斯馬莊》設計製作舞台背景。於是我們（包括埃莉諾拉·杜絲、克雷格、瑪麗·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全都乘坐豪華列車去了佛羅倫薩。
在路上，由於奶水不足，我只好用奶瓶喂孩子。不過我還是特別高興，因為世界上我最崇拜的兩個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可以大展身手，杜絲也將會擁有更適於發揮其戲劇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羅倫薩後，我們住在一家小旅館裡，埃莉諾拉則住在不遠處一家酒店的特等房。
埃莉諾拉·杜絲，以詮釋莎士比亞筆下的角色和19世紀法國戲劇裡的女主角，以及引進易卜生和鄧南遮的新戲劇而聞名我們開始了第一次討論。因為克雷格對法語和意大利語一竅不通，而埃莉諾拉則一句英語也不會講，只能由我充當兩人的現場翻譯。我夾在兩位天才之間，一開始就感覺到了雙方彼此間有些對抗。我是想讓雙方都高興的，於是在翻譯的時候耍了點兒小手段，才令大家都滿意了。但願他們理解我為此目的而不得不說的善意的謊言。如果我把雙方的原話按照原意翻譯過去，這次合作演出肯定不會實現。
在《羅斯馬莊》的第一幕裡，我記得易卜生筆下的客廳是「擺著舒適的傢俱，呈現出古舊的風格」的。可是克雷格卻喜歡搞成埃及神廟內部裝飾的風格，天花板高聳入雲，四周的牆壁又好像無限延伸。只是有一點與埃及的神廟不同，那就是在客廳盡頭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這扇窗子正對著一條兩邊長有古樹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個院落裡。但是，克雷格卻喜歡把這扇窗戶變成10米寬、12米高，窗戶外面是五彩繽紛的風景，由黃色、紅色和綠色組成，就像摩洛哥風光似的。所以，無論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舊式的院落。
埃莉諾拉有些不滿，她說：「我認為這該是個小窗戶，不可能是個大窗戶。」
克雷格則用英語吼道：「告訴她，我不想讓一個女人對我的工作指手畫腳！」
我小心地告訴埃莉諾拉：「他說他很欽佩您的意見，將盡力使您滿意。」
然後轉過身，我又很「狡猾」地把埃莉諾拉的反對意見翻譯給克雷格：「埃莉諾拉·杜絲說，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她不會干預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設想幹。」
就這麼翻譯了幾個小時。好幾次，我不得不一邊給孩子餵奶一邊參與他們的談話，以便隨時充當和事老的角色。我幾乎都沒時間給孩子餵奶了，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當時我很容易疲倦，這些惱人的談話也不利於我的產後恢復。可是一想到兩個天才的合作，我就覺得再大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克雷格專心投入工作，他的面前擺著十幾大桶顏料，用大刷子親自勾勒背景。由於找不到理解他的意思的意大利畫師，也缺乏合適的畫布，他就決定把粗麻布縫起來使用，一個意大利合唱團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縫了幾天粗麻布。克雷格使喚得年輕的意大利畫匠們團團轉，他一頭長髮，一邊大聲朝他們叫喊著，一邊用畫筆蘸好顏料，爬上顫巍巍的梯子給佈景上色。他幾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劇院裡，連吃飯都在那兒。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給他帶一籃子午飯的話，恐怕他連飯都省了。
他曾下令不許埃莉諾拉走進劇院。
埃莉諾拉卻很想去看一看佈景進展，我的任務就是既不讓她去劇院，還得讓她不生氣。為此，我常常領著她在花園里長時間的散步，花園裡可愛的雕像和漂亮的鮮花可以讓她的情緒平靜下來。
我永遠不會忘記埃莉諾拉在花園裡散步時那種非凡的神態。她一點兒也不像人世間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筆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會給我們讓路，他們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著我們。埃莉諾拉不喜歡被眾人盯著看。她專揀小路走，以避開眾人的目光。她並不像我那樣對可憐的窮人富有愛心，她把多數人都看成是「蠢材」，而且常常在講話時表現出這種鄙夷的神情。這主要是因為她那過度敏感的性格，而並非其他。她認為公眾對她太挑剔。但是，當埃莉諾拉與人單獨相處時，又是最善良的。
埃莉諾拉·杜絲的眼神總是那麼憂鬱我永遠不會忘記與她一起在花園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楊，還有埃莉諾拉那優美的頭部——每當就剩我倆時，埃莉諾拉就會摘下帽子，任一頭秀髮隨風飄揚；她那充滿智慧的前額和一雙神奇的眼睛，讓我終生銘記。她的眼神總是那麼憂鬱，但當她充滿激情時，便會容光煥發，光彩照人，我從來沒在任何人的臉上或任何藝術傑作上見過如此美好的表情。
繪製《羅斯馬莊》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進行中。我每次到劇院給克雷格送午飯或晚飯，總是看到他有時憤怒有時狂喜的神態。他一會兒認為自己的作品會成為藝術世界裡最偉大的景觀，一會兒又會抱怨說這個國家沒有好顏料，沒有好畫師，什麼事情都要讓他親自動手。
到埃莉諾拉看全部佈景的時候了。此前，我已經想盡了所有的辦法不讓她走進劇院。當這一天終於來臨時，我跟她約了個時間，在酒店大廳裡會面。她穿一件寬大的棕色毛皮大衣，頭戴一頂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個俄國哥薩克。她的皮帽歪戴著，斜扣在眼睛上方。雖然埃莉諾拉有時聽好朋友的勸告光顧高檔時裝店，可她卻從來不穿流行服裝，在穿戴上一點兒都不趕時髦。她的服裝總是一邊高、一邊低地歪斜著，帽子也總是歪戴著。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麼昂貴，她好像都不好好穿，而是披掛在身上。
在去劇院的路上，我緊張得說不出話來。我又一次以極其婉轉的語氣勸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讓人打開劇院前門，先把她領進了一個包廂。等候的時間可真是難熬，我不得不忍受著說不出的痛苦，因為埃莉諾拉不停地問我：「窗子是像我說的那麼大嗎？佈景在哪兒？」我緊緊握住她的手，輕輕地拍著，說：「再等一會兒就好了，您一會兒就看到了。再耐心一點。」可是想到那個她要的那個小窗戶我非常害怕，因為那個窗戶現在是大得驚人。
不時地能聽到克雷格憤怒的叫喊聲，一會兒說意大利語，一會兒則乾脆用英語大喊：「該死！該死！你為什麼不把這東西放在這兒，為什麼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著又是一片沉默。
時間過得真慢，好像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漫長等待。正當我感到埃莉諾拉的滿腔怒火隨時都要爆發的時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來了。
啊，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形容展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令人驚異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面曾提到過埃及神廟，眼前的景象比埃及神廟還美！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宮殿都沒有這麼美麗。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漂亮的景色。通過那無限擴展的藍色的天空、和諧的空間、巨大的山峰，人的心靈馬上就被那扇大窗戶的光線吸引了過去。窗子裡展現出來的不再是那條林蔭小道，而是廣闊的空間。在這藍色空間裡，包含著人類所有的思考和憂傷。窗子外面，是人類所有的神往、歡樂、愉悅和想像力的奇跡。不知道作者易卜生看了這樣的佈景會作何感想，可能他也會像我們一樣，心悅誠服。
埃莉諾拉緊緊抓著我的手。我感到她的雙臂越來越緊。我看見了她美麗的臉頰上滾滾而落的淚水。我們就這樣靜默了好大一會兒。埃莉諾拉是因為對藝術的讚美和歡樂，而我則是因為終於放下了擔憂，長舒一口氣。我們就這樣待了半天，然後她拉著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廂，走過漆黑的過道，三步並作兩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請您過來。」
克雷格從舞台的一側走出來，像個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諾拉伸出雙臂把他抱住，嘴裡滿是讚美之詞，這些用意大利語講出的讚美之詞就像汩汩而出的泉水一樣，快得我都沒法翻譯給克雷格聽。
克雷格的表達方式則是沉默。
然後埃莉諾拉把整個劇團的人都喊了過來。他們本來一直在舞台後面漫不經心地等著。她慷慨激昂地說道：
「我生命中注定要發現戈登·克雷格這個偉大的天才。現在，我準備把我餘生的全部事業貢獻出來，要向全世界證明他偉大的藝術創造力。」
接著，她又繼續慷慨激昂地聲討起整個戲劇界追求時髦的傾向、所有的時髦佈景和關於演員的生活和職業的時髦觀點。
她說話時一直握著克雷格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轉頭看著他，談著他的天才和戲劇界的偉大復興。她一遍又一遍地說：「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們這些演員才能有出頭之日。」
當時我真是高興極了。我那時還少不更事，以為人們在激情迸發的時候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像著他倆以後將如何為戲劇藝術創造輝煌。唉，可是我沒有想到人類的熱情是那麼脆弱，特別是女人的熱情更是變幻莫測。埃莉諾拉畢竟是個女人，儘管她很有天分——這一切終將得到證明。
埃莉諾拉在表演《羅斯馬莊》《羅斯馬莊》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羅倫薩劇院裡湧滿了期待已久的觀眾。帷幕升起，觀眾們都屏住了呼吸。這種效果完全在意料之中。時至今日，藝術家們仍然對當年在佛羅倫薩演出的這唯一的一場《羅斯馬莊》津津樂道。
埃莉諾拉有著超常的藝術直覺，她穿著一件白色寬袖長袍，衣袖垂落在身體兩側。她依靠準確無誤的天才演技，巧妙利用了周圍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條光線，婀娜多姿，瞬息萬變。她在舞台上的一舉一動，簡直出神入化。
可是當其他演員走上舞台時，就大煞風景了。他們表演得不是那麼恰到好處。唯有扮演布倫德爾的那個演員朗誦台詞時，還算與周圍這些完美佈景和氣氛相吻合。他大聲朗誦道：「當金光燦爛的夢幻出現時，暮色將我包裹起來；當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現在我的心中時，它們鼓起翅膀，將我高高托起，自由飛翔。就在此時，我將它們變成了詩歌、幻想和畫卷。」
演出完畢，我們高興地回家了。由於合作愉快，克雷格彷彿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也興奮異常。現在他談到埃莉諾拉時可是一個勁兒地誇讚，跟他以前對埃莉諾拉的憤怒批判一樣不遺餘力。可見人性是何其脆弱！這是埃莉諾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現天才的唯一的一個晚上。那時，她輪流演出各個節目，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劇目。
驚喜過後，有一天上午我去銀行取錢，才發現存款已經用完了。生孩子、辦舞蹈學校、佛羅倫薩之行，讓我耗盡了所有積蓄。得想想辦法了。就在這時候，聖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經紀人發來一封邀請函，想跟我簽約在俄國做巡迴演出。
這樣，我把孩子托付給瑪麗·奇斯特，把克雷格委託給埃莉諾拉，自己乘坐特快列車取道瑞士和柏林離開佛羅倫薩，抵達了聖彼得堡。可以想見，這次旅程對我來說多麼痛苦。由於第一次同孩子分開，再加上跟克雷格和埃莉諾拉的分離，這一切都讓我心情低落；而且當時我的健康狀況也不好，那時孩子還沒有完全斷奶，奶水要借助吸奶器才能出來。為此我不知流過多少眼淚。
火車向遠方駛去，我再次來到那遙遠的冰天雪地，它似乎比以前更加寂寞荒涼。由於我最近一直把精力投注在埃莉諾拉和克雷格的藝術上，我對自己的藝術沒有什麼創新，再加上又是產後第一次演出，所以對這場巡迴演出我心懷忐忑。可是，友好的俄國觀眾依舊熱情。我記得跳舞時奶水常溢出來，順著我的舞衣往下流，令我十分尷尬。女人要想幹一番事業真是太艱難了！
這次俄國巡演，我印象不大深刻。我一直掛念著佛羅倫薩，便盡可能把這次巡演縮短，又接了去荷蘭巡演的合同，因為這樣我就能離我的學校和我的親友近一些。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我得了一種怪病。可能是所謂的乳腺炎吧。演出結束時，我倒在舞台上，被人抬回了賓館。我躺在黑乎乎的屋子裡，敷著冰袋躺了好長時間。醫生診斷結果是神經炎，據說那時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醫治方法。幾周下來我不能進食，只能喝一點加鴉片的牛奶，然後便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地睡過去。
克雷格從佛羅倫薩火速趕來，細心地照料我。他就這麼照顧我有三四周的時間，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諾拉的電報，請求他去幫忙弄佈景。那時我已康復在望，於是就讓他走了。可是當時我有種不好的預感，我不在他倆之間協調，他們之間很可能會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娛樂場，發現他的佈景被裁成了兩半，勃然大怒。克雷格並不知道，埃莉諾拉對此也不知情。看到自己多日來費盡心血完成的作品就這樣被毀了，克雷格怒不可遏，更糟糕的是，他把怒火發到了當時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諾拉頭上：
「你怎麼回事？」他衝她怒吼，「你毀了我的作品，踐踏了我的藝術，虧我以前對你還寄予厚望！」
他就這樣一直吼個不停，埃莉諾拉哪受過這種待遇。最後她也爆發了。後來她跟我說：「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人。從來沒人敢這麼跟我說話。他人高馬大抱著肩膀站在那兒，盛氣凌人，大吼大叫，嚇死人了，哪有人敢這麼對我？我當然受不了了。我就指著門說：『滾！我再也不想看見你。』」
她還想畢生都跟戈登·克雷格合作呢，這個計劃最後就這麼夭折了。
我到達尼斯時，身體還非常虛弱，是被人抬下火車的。當時是狂歡節第一晚，在去賓館的路上，我坐的那輛敞篷馬車周圍滿是戴著面具和帽子的狂歡者，他們的奇形怪狀讓我想到垂死之際的死神舞蹈。
埃莉諾拉·杜絲也病了，住得離我不遠。她不僅對我噓寒問暖，還把她的醫生埃米爾·博森派過來。博森醫生無微不至地照料我，從那時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復得很慢，有時候疼痛難忍。
母親過來陪我，瑪麗·奇斯特也抱著孩子趕來了。孩子一天比一天茁壯。我們搬到了蒙布羅山去住，那裡既有山又有水，景色宜人。在陽光充足的別墅，我的身體漸漸復原，可生活負擔更重了，為了改善經濟狀況，我身體剛剛恢復一點兒就又回到荷蘭演出。但是身體仍然虛弱，精神狀況也不好。
才華橫溢、英俊的克雷格對於克雷格，我是崇拜至極的，我願把我所有的藝術靈魂奉獻給他，但同時我也意識到，我們不得不分手。在這個問題上，我進退兩難：和他在一起，就意味著要放棄我的藝術、我的個性，甚至要放棄我的生命和理想；而不和他在一起，我又情緒低落，備受折磨，甚至還會妒火中燒。一想到英俊瀟灑的克雷格赤身躺在其他女人的懷抱裡，我就難受得睡不著覺，彷彿看到克雷格在給別的女人講藝術，女人滿懷愛意地注視著他；彷彿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調笑，用迷人的微笑——埃倫·特裡式的微笑——看著她，一面愛撫，一面自言自語：「我喜歡這個女人。伊莎朵拉真讓人受不了。」
這些幻覺讓我陷入絕望，有時又憤怒異常。我無心工作，無心跳舞，也不再關心觀眾是不是喜歡我。
我想我不能再這麼下去了，要麼是克雷格，要麼是我的藝術——但要我放棄藝術事業是不可能的，那樣我會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須找個對策。真是天遂人願，對策應時而生了。
一天下午，來了一個人，他青春年少，溫文爾雅，美麗動人，頭髮金黃，皮膚白嫩，衣著考究。他說：「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說：「皮姆，多麼可愛的名字。你是藝術家嗎？」
「不，不是！」他急忙否認，好像我在說他犯了罪似的。
「那你有什麼呢，有什麼偉大的想法嗎？」
「啊，不，沒有。我沒什麼想法。」他說。
「那你生活的目標呢？」
「沒有。」
「那你幹什麼？」
「什麼也不幹。」
「可你總得幹點什麼啊。」
「噢，」他想了一會兒說，「我收藏了許多18世紀的漂亮鼻煙盒。」
這就是我的對策。我已經簽訂了一個去俄國巡迴演出的合同。這是一次漫長而艱苦的巡迴演出，不僅經過俄國北部，還要經過俄國南部和高加索，我對這獨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別害怕。於是找了個人陪我一起去。
皮姆說很願意跟我去，「只是我還有母親，不過，我可以說服她。還有一個人，」他臉紅了，「她非常愛我，可能不會讓我去。」
「可我們能偷偷地去呀。」我們計劃好，等我完成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場演出，找輛汽車把我們送到鄉下。我們讓女傭拿著行李先走，然後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晚霧很大，田野裡霧濛濛的。因為我們沿著運河而行，司機不敢把車開得多快。
「開快了很危險。」他告誡道，因此車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這危險跟後來的相比卻算不了什麼。皮姆往後一看，突然尖叫起來：「上帝，她正在追我們呢！」
不用解釋，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帶著手槍。」皮姆說。
「快點，再快一點！」我對司機說，但他依然開得慢騰騰。這倒有點浪漫色彩了。不過最後他還是甩掉了跟蹤的汽車，我們來到車站，住在一家賓館裡。
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值夜的老門房用燈在我們眼前晃來晃去。
「要一個房間。」我們齊聲說。
「一間？不行不行，你們結婚了嗎？」
「結了。」我們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噥著，「你們沒有結婚，我看得出來。」儘管我們大聲抗議，他還是把我們倆安置在走廊兩頭的兩個房間裡。他帶著惡意的滿足，在走廊中間坐守了一夜，提燈就放在膝蓋上。每當我或是皮姆把頭探出來，他就舉著提燈說：「不行不行。沒有結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這場捉迷藏似的遊戲結束後，我們乘直達快車去了聖彼得堡。這次旅程真是再舒適不過了。
當我們到達彼得堡時，搬運工從火車上運下了18個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懵了。
「怎麼回事？」
「噢，不過是我的行李。」皮姆說，「這一箱是領帶，這兩箱是襯衣，這是套裝，這是靴子，這一箱裡面是毛皮背心——這在俄國是很有用的哦。」
歐羅巴酒店樓梯寬大，皮姆總是飛速地跑上跑下，每次都換上一件不同顏色的衣服，打上一條不同的領帶，讓所有看見的人都羨慕不已。他總是穿戴整潔精緻，簡直就是海牙時尚潮流的風向標。著名的荷蘭畫家范·弗雷曾給他畫了一幅以鬱金香為背景的肖像，實際上，他也真像春天的鬱金香那樣鮮艷迷人，一頭金髮就像一壇金色的鬱金香，紅潤的雙唇就像玫瑰色的鬱金香……當他擁抱我時，我感覺自己彷彿置身於各色的鬱金香之間。
皮姆金髮碧眼，他的漂亮令人輕鬆愉悅。他的愛使我想起奧斯卡·王爾德的名言：「寧要淺而短暫的快樂，不要深而長久的痛苦。」皮姆給我帶來了一時的歡樂，而在此之前，愛情只是給我帶來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給我帶來的是清純的、愉快的享受，而這正是我現在最需要的。如果沒有他的關懷照顧，我就會陷入絕望中，精神徹底崩潰。皮姆那種單純的、無憂無慮的青春的快樂讓我如獲新生。跟樂觀積極的他在一起，我也忘記了憂愁和煩惱。因此，我的演出又重現活力。
在這期間，我創作了《音樂瞬間》，在俄國演出時大獲成功，每晚都得加演五六次。可以說，《音樂瞬間》完全得益於皮姆的快樂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