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南美洲巡演

英國參戰後,洛亨格林把他在德文郡的城堡改裝成了野戰醫院。為了保障學校裡學生的安全,他把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全都送去了美國。奧古斯丁和伊麗莎白在紐約跟孩子們在一起,經常發電報讓我過去。最終,我決定那邊跟他們會合。

安德魯為我送行,我上了開往紐約的巨型輪船。

我既悲傷又疲憊,白天總是把自己關在艙房裡,到了晚上,別的乘客都睡了,我才出現在甲板上。奧古斯丁和伊麗莎白在紐約迎接我。他們見到我時,看我變了那麼多,而且還病著,簡直驚呆了。

我把孩子們安頓在一幢別墅裡——她們是一群快樂的戰爭避難者,在第四大道和第二十三大街交接處租了一處寬敞的工作室,掛上了藍幕布後,我們就重新投入工作了。

我從戰爭中的法國來到這片土地,看到美國人對戰爭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十分憤然。一天晚上,我在大都會劇院演出結束後,披上一塊紅披肩,即興跳起了《馬賽曲》,想號召美國年輕人站起來,捍衛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高文明。第二天早上,各類報紙反響強烈。其中一份報紙上刊登了如下文字:

伊莎朵拉·鄧肯小姐在演出結束時以熱情洋溢的舞蹈演繹了《馬賽曲》,贏得了觀眾們雷鳴般的掌聲。他們站起身來為她喝彩,久久不願離去……她那尊貴的姿態,是對巴黎凱旋門上的古典雕像的模仿。她裸露著肩膀。在表現著名的拱門上的美麗浮雕(魯德)的時候,她擺出迷人的姿態,露出身體的一側,直到腰際。觀眾們因為她的表演而激動不已,爆發出一陣陣歡呼聲。她栩栩如生地詮釋了高尚的藝術。

我的工作室迅速成為詩人們、藝術家們的聚集地。從這一刻開始,我又恢復了勇氣。我租下了閒置的新落成的世紀劇院,為社交季節做準備,並打算把它打造成我的「狄俄尼索斯劇場」。

伊莎朵拉在美國表演《馬賽曲》

不過,這家劇院頗為庸俗的場內設置讓我很不滿意。為了把它改造為一座希臘式劇院,我讓人把樂隊的所有座位搬走,鋪上藍色的地毯,這樣歌舞隊的活動就自由多了。我用藍色的簾子將醜陋的包廂遮住。接著,我又創立了一個由35名演員、80名音樂家和100名歌唱人員組成的劇團,上演悲劇《俄狄浦斯王》。我的哥哥奧古斯丁擔任主角,我和學生們扮演歌舞隊。

與劇團共同上演悲劇《俄狄浦斯王》

觀眾們主要來自紐約的東區,他們現在是美國真正的藝術愛好者。東區人的捧場,讓我十分感動;所以我帶上了所有學生和一個交響樂團去東區,在意第緒劇院為他們免費演出。如果我財力雄厚的話,我寧願留在那裡,為這些靈魂裡流淌著音樂和詩情的人跳舞。可是啊,唉!這次盛大的演出活動被證明是一場耗資巨大的實驗,將我徹底推向了破產的境地。我向紐約的一些百萬富翁求助,只得到這樣的回答:「但是,你為什麼非要演希臘悲劇呢?」

那時候,紐約正刮著「爵士風」。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到比爾特莫這類酒店的寬敞的沙龍裡消磨時間。他們隨著黑人樂隊狂放的嘶喊和號叫跳著狐步舞。有人邀請我參加了一兩次這種奇怪的舞會。不得不說,正當法國人在浴血奮戰、需要美國人幫助的時候,他們卻在這裡盡情享樂,我的憤慨油然而生。實際上,1915年的美國社會風氣令人厭惡。我決定帶著學生們重返歐洲。

可是,我當時連買船票的錢都沒有。雖然我早已預訂了「但丁·阿利蓋利」號回程的艙位,卻沒錢支付。距離輪船起航的時間差不多只剩下3個小時了,錢依然沒有著落。這時,一位穿著得體的年輕美國女子走進我的工作室,問我當天是不是要去歐洲。

「你瞧,」我對她說,同時將穿好旅行外衣的孩子們指給她看,「我們都準備好了,只是還沒有籌到足夠的錢支付船票。」

「你需要多少錢?」她問。

「大約兩千美元。」我回答說。這位年輕女子簡直異同常人,她立即掏出錢包,從中拿出了兩張面值1000美元的鈔票,放在桌上,「能夠在這種小事上幫到你,我很榮幸。」

我驚訝地看著這個陌生人,這個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女人。她沒有提任何要求,就這麼由我隨意支配這筆錢。我只能這麼想,她肯定是某位不為人知的百萬富翁。後來我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為了幫我籌到這筆錢,她在一天前賣掉了所有的股票和債券。

她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到碼頭給我們送行。她的名字叫魯思——《聖經》裡的摩押女子,魯思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路就是我的路。」魯思從那時起,一直踐行著這種諾言。

法國國歌《馬賽曲》

由於官方禁止我們在紐約繼續表演《馬賽曲》,我們便全都站到甲板上,每個孩子的衣袖裡都藏著一面法國國旗。我事先已經同她們說好,只要汽笛響起,船一離岸,我們大家就一起揮動手裡的國旗,齊聲高唱《馬賽曲》。我們唱得興致勃勃,船員們為此也興奮不已。

朋友瑪麗本來是為我送行的,可臨分別時,她實在不忍心與我分離,就衝動地跳上了船,要跟我們一起走,既沒帶行李也沒帶護照。她說:「我要跟你們一起走。」

我們就這樣在《馬賽曲》的歌聲中告別了1915年富裕歡樂的美國。我帶著這些如今也居無定所的學生,前往意大利。我們情緒激動地抵達那不勒斯,當地的氣氛十分熱烈,因為意大利已經決定參戰了。能夠回到歐洲,大家都顯得興高采烈。我們在鄉間舉辦了一場歡快的慶祝會。記得那天,我對著圍在身邊的那一群好奇的農民和工人說:「感謝上帝給你們這麼美麗的國家,不要羨慕美國。在這裡,在這片美好的土地上,你們有藍天、葡萄籐和橄欖樹,你們比任何一個美國的百萬富翁都更為富有。」

20世紀初的蘇黎世

在那不勒斯,我們討論了下一步的目的地。我很想去希臘,在科帕諾斯露營,直到戰爭結束。不過,我的想法嚇著了年齡大的學生們,因為她們拿的是德國護照。最後,我們決定去瑞士避難,而且還有可能在那裡進行一系列的演出活動。

我們按照計劃行事,去了蘇黎世。在湖光酒店的酒吧裡,我遇到了美國一個著名的百萬富翁的女兒。我認為這是一個讓她對我的學校產生興趣的絕好機會,於是在一個午後,我叫孩子們在草地上為她跳舞。她們的舞姿引人入勝,我覺得她一定會大受感動。可是,當我提到幫助我的學校這件事的時候,她居然這麼回答我:「沒錯,她們或許很可愛,但是她們沒有可愛到打動我。我只對自己的心理分析感興趣。」多年來她一直師從榮格,每天花數小時記錄頭天晚上做過的夢。她的老師榮格,正是享譽盛名的弗洛伊德的高徒。

那年夏天,為了離學生們近些,我住到奧奇的美麗湖畔酒店。我的房間很漂亮,有一個架空在湖上的陽台。我租下了一間以前用做餐廳的大房間,看起來有點像臨時的工房。我在四周掛上了給予我源源不斷靈感的藍色幕布,將之改造為一個教學「聖殿」,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那裡教孩子們跳舞。

一天,我們開心地接待了韋恩加特納和他的夫人,整個下午和晚上一直為他跳著格盧克、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

愛爾蘭詩人、作家奧斯卡·王爾德

從我的陽台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臨湖的另一個大陽台上站著一群漂亮的男孩子,穿著閃亮的絲質衣服。他們圍繞著一個年齡稍長的男子——身材魁梧,金髮碧眼,體形很像奧斯卡·王爾德。他們會從陽台上朝我微笑,有一晚甚至邀請我共進晚餐。他們都是天資聰慧的迷人孩子,為了躲避戰爭才來到此地。那位年輕英俊的S公爵也出席了晚餐。

有時候,他們帶我坐摩托艇,在浪漫的菜曼湖上遊玩。大家一起喝著香檳酒,暢快淋漓。我們常常於凌晨4點在蒙特魯上岸,那裡有一位神秘的意大利伯爵為我們準備食物。這位俊美而嚴肅的伯爵面無血色。他日夜顛倒,白天睡覺,晚上活動。他常常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小小的銀色針筒,往自己蒼白且瘦弱的手臂上注射,每個人都假裝沒看見。注射完後,他變得機智風趣,神采奕奕。據說他的白天過得相當痛苦。

與這些迷人的年輕人交往很開心,讓我暫時遺忘了自己的悲傷和孤獨,可是他們顯然無視於我的女性魅力,極大地傷了我的自尊心。我決定試著對他們施展我的魅力,結果十分成功。那天晚上,在一位年輕的美國朋友的陪伴下,我與這幫年輕人的「領袖」坐上梅賽德斯豪華轎車出遊。多麼美妙的夜晚啊!我們疾馳在萊曼湖的沿岸,飛一般地閃過蒙特魯。我喊著「往前開,往前開」,直到最後,天已濛濛亮,我們才發現已經來到了威格。我仍然饒有興味地喊著「往前開,往前開」,轎車在終年積雪的山道上暢行,穿過了聖哥達山口。

那幫年輕迷人的朋友早上起床後發現他們的「蘇丹」已經跟一個可惡的異性跑了,會是多麼大驚失色啊!一想到這,我就樂不可支。我使出渾身解數引誘他,一直把他引向了意大利境內,然後繼續往前開,駛過羅馬,又從羅馬開往那不勒斯。看到大海後,我又極度渴望再去看看雅典。

我們登上一艘意大利小汽船。就這樣,一個早上,我發現自己再次沿著通廊上的白色大理石台階行走,進入神聖、智慧的雅典娜女神的廟宇。上次來這裡時的情景歷歷在目,想到自己在此後的日子裡曾是多麼嚴重地背離了智慧與和諧,並且因為沉迷於愛情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我頓時覺得無地自容。

這座現代城市正處於騷亂之中。我們抵達雅典的第二天,韋內塞洛斯宣佈下台。據說,王室大概是想投靠德國皇帝。那一晚,我舉辦了一場迷人的晚宴,國王的秘書梅·米拉斯先生也來了。我在餐桌中央堆滿了紅玫瑰,花兒下面藏了一台小小的留聲機。在我們用餐的大廳裡,還有一群柏林來的高官。突然,我們聽到他們的餐桌上二傳來「德國皇帝萬歲」的祝酒詞。一聽到這聲音,我立即撥開玫瑰花,打開留聲機,播放《馬賽曲》。與此同時,我舉杯祝酒:「法國萬歲。」

國王的秘書看起來有些驚慌,不過內心還是高興的,因為他實際上站在協約國這一邊。

韋內塞洛斯,希臘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希臘首相

這時,從我們前面敞開的窗戶看出去,只見一大群人聚集在廣場上。我把韋內塞洛斯的畫像高高地舉過頭頂,同時讓年輕的美國朋友抱著留聲機跟隨我,大膽地播放《馬賽曲》,走到廣場中央。小機器裡傳出的樂曲聲,人們情緒激昂的合唱聲,讓我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法蘭西頌》。舞蹈結束後,我向民眾大聲呼籲:「你們擁有第二位伯裡克利,那就是偉大的韋內塞洛斯。你們為什麼對他的困境視若無睹呢?你們為什麼不追隨他呢?只有他才能將希臘引向輝煌。」

然後,我們集合成一支遊行隊伍,走到韋內塞洛斯的住處,站在他的窗下,反覆唱著《希臘頌》和《馬賽曲》,直到士兵們毫不客氣地拿著刺槍將我們大伙驅散。

這件事讓我暢快淋漓。之後,我們乘船返回那不勒斯,繼續我們的旅程,來到了奧奇。

從那時候開始直至戰爭結束,我想方設法維持我的學校。我一直安慰自己,戰爭就要結束了,我們就要返回貝勒維了。可是,戰爭沒完沒了,我不得不以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借高利貸,支付學校在瑞士的開銷。

因為這個原因,我在1916年簽下了一份到南美巡迴演出的合約。於是,我準備坐船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了。

當我追尋著這些回憶的時候,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人的一生很難盡述——或者更確切地說,人性如此多面,經歷如此豐富,而記述卻很貧乏。那些我複雜冗長的事情,只要幾頁紙就講完了;那些經歷過的似乎長達幾千年的折磨與痛苦,下筆要寫時又覺得像換了一個人,寫起來只是淺嘗輒止。我常常絕望地問自己:我寫出的只是一副空架子而已,有沒有人可以真正體會其中的悲歡呢?假如我是一個作家,並且從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寫了20部小說,那麼我或許會離事實近些;然後憑借寫小說的經驗撰寫自己的藝術人生。當然,這部自傳與小說的寫法完全不同,因為我的藝術生涯和藝術思想已經超然地站到了一旁,自成體系,就像一個分離的有機體,似乎是獨立於我所謂的「意志」之外了。

雖然如此,我仍然試圖真實地記錄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有時候,我難免會擔心這樣的記錄是否會一團糟。可是既然我選擇了用文字把自己的人生經歷記錄下來,我就會做到有始有終。我似乎已經聽

古羅馬傑出詩人奧維德

見世上那些所謂良家婦女的聲音——「這真是一本最不光彩的傳記」,或者,「她所有的不幸都是報應」。我可從不認為自己有罪。尼采說:「女人是一面鏡子。」我只是對出現在我生命裡的人和事作出反應而已,就像奧維德的《變形記》中的女主人公那樣,根據神祇的啟示改變自己的外形和性格。

輪船停在紐約的碼頭。奧古斯丁不放心我在戰爭期間獨自遠行,決定與我同去。他的陪伴,讓我備感安慰。同船的還有一些年輕的拳擊手,由一個叫特德·劉易斯的人帶頭。他們常常在早上6點起來訓練,然後在船上的海水游泳池裡游泳。我早上和他們一起鍛煉,晚上則為他們跳舞,整個旅途過得很愉快,一點兒都不覺得漫長。鋼琴家莫裡斯·杜梅斯尼爾也與我同行。

巴伊亞是我有生以來所體驗到的第一個熱帶城鎮,舒適宜人,綠意盎然,空氣濕潤。這裡經常下雨,穿著印花布衣走在街上的女人們,雖然被雨水淋得渾身濕透,衣服都貼在身上了,卻依舊坦然自若地繼續行走在雨中,不在乎被雨打濕了全身。我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黑白種族相安無事地生活在一起。在我們吃中餐的一家飯館裡,一個白人男子和一個黑人女子同桌用餐。在小教堂裡,婦女們懷抱光著身子的黑白混血兒接受洗禮。

每個花園裡都盛開著紅色的木槿花,到處都可以看到黑人和白人相親相愛、和睦共處。在這座城鎮的某些街區,黑皮膚、白皮膚和黃皮膚的妓女們懶洋洋地靠在樓房的窗前,完全沒有大城市的同行們通常所呈現的面容憔悴、鬼鬼祟祟的神色。

我們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幾天後,去了一家卡巴菜酒館。與通常的卡巴菜酒館一樣,這裡的房間狹長、低矮,並且煙霧瀰漫,擠滿了黑膚色的年輕男子,夾雜著同樣黑膚色的年輕女子,他們全都在跳探戈。我從來沒跳過探戈,不過那位年輕的阿根廷導遊勸我試試。從踏出的第一個猶豫的舞步開始,我就感受到自己的脈搏在回應這種性感舞蹈的迷人而舒緩的旋律,甜蜜猶如長久的安撫,醉人猶如南方晴空下的愛情,殘忍和危險猶如熱帶雨林中的誘惑。當這位黑眼睛的年輕導遊擁著我,自信地引導著我的舞步,並時不時地將大膽的目光直直地投射進我的雙眼時,我感覺到了這一切。

20世紀初繁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突然,酒館裡的學生們認出了我,圍了上來。他們告訴我那晚的聚會是為了慶祝阿根廷獲得自由,並懇請我用舞蹈詮釋他們的國歌。我向來喜歡學生,所以立馬答應了下來。聽完翻譯的國歌內容之後,我拿起一面阿根廷國旗包裹著身體,試著為他們表現曾經處於殖民地時期的阿根廷的苦難,以及推翻暴政重獲自由的過程。我的表演很成功。學生們以前從未見過這類舞蹈,他們熱情地歡呼著,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國歌,我也在歌聲中跳了一遍又一遍。

我回到酒店,因為跳舞面色紅潤,也因為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這片土地而身心愉悅。但是我高興得太早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經理人在報紙上看到關於我的報道,頓時火冒三丈。他通知我,根據法律,我們之間的合約已然作廢。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流階層的家庭紛紛退票,並聲稱要抵制我的演出。就這樣,帶給我巨大快樂的聚會,同時也毀掉了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巡演。

藝術能夠讓混亂、無序的生活回歸到和諧、有序的狀態。一本好的小說,也會自然而然地發展,但是現實生活卻不這樣,戀情大多草草收場,如同一段樂曲中出現刺耳、嘈雜的不諧之音。而且,高潮過後的戀情,還常常伴著財務糾紛和公堂對簿。

我當初是想通過這次巡演,賺足夠的錢,維持我的學校在戰爭期間的開支。當我收到瑞士發來的電報,說我寄出去的錢由於戰時條件限制而被擱置下來的時候,頓時感到驚慌失措。我將姑娘們留在了一所寄宿學校,如果不能及時將錢寄過去的話,女校長便不會繼續收留她們,隨時將她們驅趕出門。我焦慮不安,堅持讓奧占斯丁帶上必要的錢火速趕往日內瓦,拯救我的學生們。但是我沒料到的是,這樣一來,我連住宿的錢都不夠了。憤怒的經理人已經偕同戲劇歌劇團前往智利了,我與鋼琴家杜梅斯尼爾尷尬地留在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這裡的觀眾冷漠、沉悶,而且缺乏藝術鑒賞力。事實上,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唯一成功的表演就是那天晚上在卡巴菜酒館詮釋禮讚自由的阿根廷國歌。我們不得不將行李留在酒店,前往蒙得維的亞。幸運的是,酒店老闆壓根兒看不上我的舞衣。

我們發現蒙得維的亞的觀眾與阿根廷的觀眾截然不同。他們熱情洋溢,非常喜愛我的舞蹈。因此,我們得以繼續巡迴演出,前往里約熱內盧。抵達里約熱內盧的時候,我們身無分文,也沒有任何行李。市立劇院的經理很友善,立即為我們安排了演出活動。這裡的觀眾很有鑒賞力,反應敏捷,反響強烈,能讓在他們面前表演的藝術家發揮出最高水平。

我在這裡遇到了詩人讓·德·裡約。里約熱內盧的所有年輕人都喜愛他,因為他們所有人都有詩情。當我們走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年輕人就會跟在後面高喊著:「讓·德·裡約萬歲,伊莎朵拉萬歲!」

杜梅斯尼爾在裡約熱內,與大受歡迎,所以決定留在那裡。我則踏上了返回紐約的旅途。一路上,我形單影隻、愁雲滿面,為我的學校憂心不已。去時同船的幾個拳擊手也沒有成功地賺到錢,而今成了這條船上的乘務員。

同船的乘客中有一個叫威爾金斯的美國人,整天喝得爛醉如泥,每到吃晚飯的時候,他總是說:「把這瓶1911年的泊默裡香檳送到伊莎朵拉·鄧肯的餐桌上去。」這舉動讓週遭的每一個人都大為驚詫。

抵達紐約後,沒有一個人來碼頭接我。由於戰時條件所限,我的電報沒有傳送過來。我突然想到了好朋友阿諾德·金瑟,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他不僅是一位天才,還是一位「巫師」。他放棄了繪畫,轉而從事攝影工作,拍攝的作品神秘而詭異。他的確是將照相機對準了人,並且將他們拍了下來,可是照片裡出現的人物並不是那些被攝

伊莎朵拉的好友,美國著名攝影師阿諾德·金瑟

者,而是他對他們的夢幻般想像。他給我拍了許多照片,這些照片不是為了呈現我的外形特徵,而是表現我的靈魂狀態。其中有一張照片真實地再現了我的靈魂。

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所以當我發現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碼頭上的時候,我決定打電話給他。令我驚訝的是,電話那頭傳來一陣熟悉的聲音,不是阿諾德,而是洛亨格林。多巧啊!他正好在那天上午去拜訪金瑟,結果接到了我的電話。當他得知我一個人在碼頭,沒有錢也沒有朋友的時候,表示立刻來接我。

幾分鐘後,他出現在碼頭了。看到他那高大威武的身子,我突然找到了一種安全感。我們為重逢而高興。

順便提一下,你們或許已經從這本自傳裡看出,我對自己的每段戀情都相當忠誠,如果他們也對我忠誠的話,我斷不會離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正如我曾經愛他們,我現在也愛著他們,並且永遠愛他們。我離開過一些男人,那也只是因為他們見異思遷,以及命運的反覆無常。

美國格蘭特總統之墓

在這場悲慘的旅行結束之際,我很高興洛亨格林再一次來拯救我。他就像往常一樣喜歡發號施令,很快就從海關那裡領回我的行李,然後帶著我去了金瑟的工作室。我們三人一起到河濱大道的餐館吃午飯,那裡正好可以俯瞰到格蘭特總統的墳墓。

我們很開心能夠再度相聚,開懷暢飲。我覺得,這次回到紐約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開端。洛亨格林當時的心情特別好。午飯後,他馬上衝下樓,租下了大都會劇院,並且從下午到晚上一直忙著發邀請函,請所有藝術家前來欣賞一場大型的、特殊的免費表演。這場表演是我生命中最為美妙的一次經歷。紐約的藝術家、演員和音樂家們都來了。沒有了售票情況的壓力,我隨心所欲地跳舞。當然,按照我在戰時的表演慣例,接近尾聲的時候,我以《馬賽曲》結束了演出。在場的觀眾們情緒激昂,為法國和協約國歡呼。

我告訴洛亨格林,我讓奧古斯丁前往日內瓦,並且很擔心學生們的狀況。他慷慨地匯了一筆必要的資金,準備接學生們來紐約。可是啊,唉,對於部分學生來說,這筆資金去得太晚了。年齡小的學生們都已經被家長們領回家了。我辛苦了幾年建立起來的學校就這樣被拆解了,真是遺憾。不過,後來看到奧古斯丁帶著6個年齡稍長的孩子來到紐約後,我的心情舒坦了很多。

洛亨格林總是那麼慷慨大方。這對我和孩子們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他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頂樓租了一間寬敞的工作室,我們每天都到那裡練舞。早上,洛亨格林經常載我們去哈德孫沿岸遠遊。他送我們每一個人禮物。事實上,就那時的情況而言,生活的確在金錢的魔力下變得有滋有味起來。

但是,隨著紐約的寒冬的到來,我的身體漸漸吃不消了。洛亨格林建議我去古巴旅行,並讓他的秘書陪我同行。

古巴之行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洛亨格林的秘書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詩人。我的健康狀況不佳,所以不能進行任何演出活動。於是,我們開車沿著海岸兜風,欣賞如詩如畫的美景,在哈瓦那度過了愉快的三周。記得在那段日子裡,我們遭遇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離哈瓦那大約兩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麻風病院,四周圍牆高聳。不過,這圍牆的高度並不足以阻隔我們的視線。偶爾,我們會看到一張恐怖的面孔探出牆往外看。當地政府已然意識到這座麻風病院跟旁邊的避寒勝地格格不入,決定將它遷走。但是,病人

古巴首都、經濟、文化中心哈瓦那風光

們不願意離開。他們緊抓著門、貼著牆,有些病人還爬上屋頂不肯下來,甚至有謠言說好些病人逃到哈瓦那躲了起來。遷移麻風病院這件事,總讓我聯想到梅特林克筆下神秘怪誕的戲劇。

我還參觀了一座房子,裡面的女主人是一個古老家族的後代。這位女主人喜愛猴子和大猩猩。她在花園裡擺滿了鐵籠子來養寵物。她的這座房子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去參觀。她熱情地接待客人們時,肩上總是蹲著一隻猴子,手裡還牽著一隻大猩猩。它們是她所有寵物裡最溫馴的,其他動物的脾氣可就沒這麼好了。每當有人經過鐵籠子時,裡面的動物們就會猛搖鐵桿、齜牙咧嘴、大聲吼叫。我問女主人,這些動物是否有危險性。她若無其事地回答說:「它們除了偶爾從籠子裡跑出來弄死園丁外,大體上還是很安全的。」這話讓我神經緊張,所以離開時我簡直如釋重負。

這件事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女主人長得很漂亮,眼睛大而有神,博覽群書,聰慧過人。她喜愛收藏,家裡擺滿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那麼,她為什麼偏偏對猴子和大猩猩情有獨鍾呢?她對我說,她已經立下了遺囑,在她死後,所有這些寵物都將捐給巴斯德研究所,進行與癌症和肺結核有關的實驗。用這種善後方式來表達她對寵物們的喜愛真是怪異啊!

我在哈瓦那還有一次有趣的經歷。在一個節日的夜晚,所有酒館和咖啡館都擠滿了人。那天,我們像往常一樣,先是開車沿海岸兜風,接著在潘帕斯草原逗留了一會兒。回來後,我們來到了一家典型的哈瓦那咖啡館,當時大約是凌晨3點。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吸食嗎啡、可卡因、鴉片的人,酒鬼,以及其他生活頹廢的人。我們進了一間昏暗、低矮、煙霧繚繞的房間,在一張小桌子旁坐下。一個面色蒼白、神情恍惚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雙頰凹陷,目光如炬,修長的手指落在鋼琴的琴鍵上,彈的竟是肖邦的《序曲》。他的演奏出神入化,我聆聽了片刻後,走到他身旁,可惜他只能斷斷續續地說出幾個詞。我的舉動引來了咖啡館裡所有人的注意。我知道這裡沒有人認識我,於是突發奇想,要為這群陌生人跳舞。我把披肩裹到身上,示意鋼琴師演奏,然後隨著《序曲》的幾段音樂跳舞。慢慢地,這家小咖啡館裡的醉酒者都安靜了下來。我繼續跳著,不但吸引了他們的目光,還讓許多人流下了眼淚。鋼琴師也從吸食嗎啡的迷幻狀態中清醒了過來,彷彿突然來了靈感,彈奏得愈加精神了。

我一直跳到了天亮。離開的時候,他們一個個過來擁抱我。這場表演,比在任何劇院的表演都更令我感到驕傲。沒有經理人的幫助,沒有事前的宣傳,演出卻大獲成功,這足以證明我的舞蹈天賦。

不久,我跟詩人朋友乘船前往佛羅里達,在棕櫚灘上岸。我在那裡發了一封電報給洛,讓他來佈雷克斯酒店與我們會合。

悲痛的最可怕階段,並不是在開始的時刻。悲痛剛剛襲來的時候,人會進入一種震驚的狀態,幾近麻痺。經過一段時間、很長一段時間以後,人們會說「哦,她恢復了」,或者說「她沒事了,她已經挺過來了」。但實際上,或許就在大家都認為其樂融融的晚宴上,痛苦卻伸出了一隻冰冷的爪子揪住心靈,另一隻滾燙的爪子則掐住了喉嚨。冰與火,地獄與絕望,撲面而來。悲痛者舉起一杯香檳,竭力用遺忘扼殺氣勢洶洶的哀傷——不管這有沒有效果。

美國詩人、劇作家珀西·麥凱

這就是我目前的狀態。朋友們都說:「她已經忘記了,她挺過來了。」可是,只要我看到小孩子突然走進房間叫一聲「媽媽」,便會心如刀割,整個人彷彿墜入了痛苦的深淵,腦海裡不斷發出一種哀號,讓我忘了吧。正是在如此可怕的痛苦中,我渴望創造新生命、創造藝術。啊,我多麼羨慕那些聽天由命的修女!她們雙唇蒼白,在陌生人的棺木前徹夜祈禱。這種平和的性情總是讓藝術家們羨慕不已,因為他們總是輕易地發出抗議的嘶喊——「我要去愛,愛,我要創造歡樂,歡樂。」這真是天壤之別啊!

洛亨格林帶著美國詩人珀西·麥凱來到棕櫚灘。一天,我們三人坐在陽台上。洛亨格林根據我的理念為將來的學校擬訂了一份計劃,還告訴我說,他已經買下了麥迪遜廣場花園,並打算在那裡為我建一所新的學校。

雖然我對這個計劃很有興趣,卻又不希望在戰爭期間進行如此浩大的工程。我的想法令洛大為惱火。就像當初衝動地買下麥迪遜廣場花園那樣,他在回到紐約後迅速取消了購買合約。

一年前,珀西·麥凱看了孩子們跳舞的情形後,寫了一首優美的詩篇:

一顆炸彈落在了巴黎聖母院,

德國人又焚燬了一座比利時城鎮,

俄國人被困在東邊,英國人在不安。

我閉上雙眼,放下報紙;

在淺藍的海邊,暗淡的天光下,

有著灰色的巖壁和沼澤草地。

這是怎樣的精靈般的笑聲啊?

甜美有如十月裡寂寞的蜜蜂在鳴唱,

彌久香醇的快樂迴盪在寂靜的海岸。

這是怎樣的精靈們啊?

身穿大海和巖壁般顏色的衣衫,

在黑暗的銀色邊緣舞蹈——

每一個都狂喜地

迎著西沉的太陽伸展四肢,

快樂地祈禱。

看哪:她們停下了

宛如飛倦的鳥兒歸巢,

優雅而又歡樂,

圍攏在女主人的座椅旁,

致以臨睡前的祝福: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

如何凝聚在藝術的神聖家庭裡?

是夢想,耶穌基督和柏拉圖都曾希冀過的夢想,

它們展翅高翔時投下的陰影是多麼美麗啊!

上帝啊!這夢想看起來近在咫尺,

直到我的眼前再度出現

血腥的顫抖和屠殺:

數以萬計的敵軍。

然後是笑聲!從古老大海上傳來的笑聲

在暮色中吟唱:雅典!加利利!

熄滅的燈光下,精靈們歡快地喊道: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伊莎朵拉·鄧肯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