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發動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階段中一次較大規模的侵略和掠奪落後國家的戰爭。從1894年7月日軍挑起豐島海戰到1895年10月台灣軍民浴血抗戰基本結束為止，歷時一年零四個月。這次戰爭，就陸海軍實力來說，中日雙方並無大的懸殊，從地理條件看，中國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特別是中國進行的是一場反對外敵入侵的正義戰爭，能夠取得全國人民的支持。然而，戰爭卻以龐大的清朝帝國敗於區區島國日本而告終。這種結局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現從總結戰爭經驗教訓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戰敗的原因作如下探討。
一、腐朽落後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是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
中日甲午戰爭前數十年間，中國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採取了改革和自強措施，然而，二者有著截然不同的效果。發生於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土地制度，但畢竟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實行了社會的、經濟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從封建制度轉化為資本主義。由於這種轉化從一開始便帶有濃厚的軍國主義性質，所以在完成民族自強的過程中，日本很快發展為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國家。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軍國主義國家，基本上具備了發動一場速戰速決的侵華戰爭的軍事和經濟能力。發生於中國的洋務運動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朝的軍事力量，並針對日本的侵華野心進行了一定的防禦準備；但由於這個運動始終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為宗旨，因而既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富強問題，也不可能改變中國封建社會腐朽落後的局面。直至甲午戰爭時期，封建專制主義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錮著整個社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同時，極大地束縛著廣大人民群眾和愛國官兵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政治熱忱和軍事行動，最終導致戰爭的失敗。
當時，清王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獨專朝政，「頗想有所作為」的光緒帝即使在1889年「親政」以後，仍然受其掣肘，縱有改革之策，也因後黨的梗阻破壞而不能付諸實施。在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慈禧竟挪用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籌備六十慶典。她毫不顧及國家民族利益，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力主忍讓，「但求從速和解了結，免得耽誤做壽」。光緒帝不敢公開反對，只得「示意親近的朝臣，多上主戰條陳，企圖借清議壓迫西太后」。１在戰爭爆發之前及整個戰爭過程中，後黨主和，帝黨主戰，帝后黨爭此伏彼起，和戰大計動搖不定，直接影響著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後黨中堅人物李鴻章，實際上總攬朝廷軍政外交大權。他與慈禧沆瀣一氣，戰前一直堅持其「息事寧人」和「以敵制敵」的消極方針，對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當時的國際形勢做了完全錯誤的分析與估計，軍事上漫無佈置，「專恃外國公使從中調處，借作說和之客，以圖退兵之計」２。當日軍大量入朝，戰雲密佈之際，李鴻章仍「一味遷延，希圖轉圜了事」，「直待嚴旨切責，始添兵前往，而朝鮮之險隘要害已早為倭人所據矣。」３戰爭爆發之後，後黨仍然竭力求和。當日軍大舉進攻中國本土，列強深恐影響各自在華利益而再次醞釀「調停」時，李鴻章等唯恐失去「良機」，多方誘使外國干預。而日本方面，則認為「外國干涉之端已開」，「尤須特別迅速，在外國干涉尚未達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論佔領何地，皆為必要」。１日本希望迅速戰勝，以免列強干涉，李鴻章等則消極應戰，等待外國干涉，「這在軍事上必然得出日軍猛進華軍速潰的結果」２。迨至旅大、威海連陷，遼東清軍全線潰敗之後，後黨更加一意孤行，不惜割地賠款，乞和求降。慈禧、李鴻章等如此昏聵無能，國柄操於此輩手中，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自然是不可思議的。
二、實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是清軍失敗的主要癥結
中日甲午戰爭中，清廷和清軍高級將領，尤其是「欺朝廷則智，籌攻戰則愚，抗廷議則勇，禦敵兵則怯」，「甘受凌侮，屢失事機」３的李鴻章，缺乏積極抗戰的戰略思想，死守其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以致造成了「敵人步步佔先，中國著著落後」４的被動態勢。
戰爭爆發之前，清軍派赴朝鮮在日軍之先，可是，海軍不扼仁川，陸軍不入漢城，僅駐仁川附近之牙山一帶，險要之地拱手讓給敵人。由於首鼠不前，意存觀望，坐失先機之利，以致首戰失敗，士氣為之大挫。
戰爭爆發之後，清廷在宣戰詔書中提出了一個海守陸攻的戰略方針，但具體執行時，非但海軍避戰自保，陸軍也實行株守以待的消極方針。本來，清軍雲集平壤，意在南北對進，夾攻漢城一帶日軍，而李鴻章等卻主張「先定守局，再圖進缺，一再抗拒光緒帝關於迅速進兵的諭令，致使平壤清軍「束手以待敵人之攻」。當然，四路援軍抵達平壤之際，牙山清軍已戰敗北走，南北夾擊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但當時日軍除大島混成旅團外，其餘部隊正在赴朝途中，清軍在朝兵力優於日軍，如能當機立斷，一面繼續增兵，一面長驅南下，在朝鮮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軍以重大打擊，不是不可能的。日軍分路進犯平壤時，每路為數不多，清軍如能集中兵力，主動出擊，打敵一路，則減煞敵之進攻勢頭，甚至殲其一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對於清軍應主動出擊問題，連日本軍界人士也認為，當時日軍包圍攻擊平壤，殊為危險，如果清軍「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軍「轉取飽勢，則可得逐次各個擊破之機會」。１由於清軍將領消極怯戰，決心猶豫，以致坐失戰機。
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抗登陸作戰中，清軍同樣實行單純守點、分兵把口的消極防禦方針。日軍在花園口登陸並向金州方向前進，嚴重威脅旅大側後時，李鴻章仍令守軍「各守營盤」。徐邦道等建議向皮子窩方向主動出擊，也遭到趙懷業的反對。山東半島作戰時，戴宗騫鑒於「大連灣守兵不併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的教訓，建議采勸雖布近局，仍扼外險，寧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的積極戰法，無疑是可取的；然而，李鴻章不予採納，仍堅持其「扼要埋伏地溝」的消極方針，以致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加上守衛要塞的將領大多畏葸無能，沒有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因而要點也無法守祝清軍消極防禦的另一表現是，只注重於 分兵守點，沒有集中必要的預備隊，置於有利於對付敵之進攻的機動位置，以增強要點防禦的穩固性。這種主觀指導上的錯誤，在兩次抗登陸作戰中都招致了不可估量的嚴重損失。
三、軍事思想落後，組織指揮笨拙，遠不能適應近代作戰的需要
隨著新的作戰工具的出現，「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１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對軍事制度逐步地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改革，使之與軍事技術裝備的發展相適應。而經過了幾十年洋務運動的清朝政府，雖然也通過購買和仿製近代武器而改善了軍隊裝備，並多少進行了一些軍制方面的改革；但由於社會制度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制度也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步。由於同樣的原因，清軍軍事思想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因而組織指揮笨拙，遠遠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客觀形勢的需要。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指揮不統一，不能協調陸海軍之間的動作，發揮整體力量。在海陸軍聯合作戰條件下，只有實施正確的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才能在統一的戰略意圖下協調前敵各軍的作戰行動，發揮整體威力。日本軍國主義一貫重視軍隊的建設和集中統一指揮，甲午戰爭前夕，又成立了直隸於天皇的戰時大本營，作為海陸軍的最高指揮機構，統籌和協調與戰爭有關的重要事宜。為了集中使用海軍力量，它建立了聯合艦隊，並調整了海軍頭目，以積極主張侵華的樺山資紀為海軍軍令部長，接替主張艦隊勸守勢運動」的原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在戰爭過程中，其大本營能及時瞭解和分析前線軍情，基本做到了從雙方實際出發，實施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清軍則不然。由於帝后黨爭不已，清廷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戰爭的組織指揮大權基本上操於李鴻章一人之手。他在慈禧的支持和庇護下，對主戰派的意見和光緒帝的作戰諭旨或者陽奉陰違，或者置若罔聞，遷延不辦。因此，非但最高當局始終不能協調一致地統籌戰爭全局，制定明確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實施集中統一指揮，前敵各軍也大多由於李鴻章的「因循怠弛」，漫無佈置，而互不統屬，往往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綜觀中日甲午戰爭的全過程，清朝海軍與陸軍之間、陸軍各部之間，都不能進行密切配合。如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兩次抗登陸作戰中，北洋海軍既未進行認真的海上偵察和巡邏，沒有擾敵於上船、航渡、登陸等任何一個階段，又未能向自己軍隊的瀕海翼側進行策應，配合陸軍實施反登陸作戰，因而迭遭失敗。陸路各軍的隸屬關係更是紊亂。金州、旅大唇齒相依，但金州方面歸奉天指揮，旅大方面由天津指揮。山東方面，全省防務由李秉衡負責，不受李鴻章的節制，而北洋所屬各軍又不歸李秉衡指揮。前敵清軍這種隸屬關係上的錯綜複雜，勢必造成作戰指揮上的混亂，嚴重影響海陸協同和陸軍各部之間的密切配合，以致為敵所乘，各個擊破。
第二，缺乏抗登陸作戰的起碼知識。抗登陸作戰，特別是半島抗登陸作戰，應考慮到敵人可能從正面強行登陸，更可能從側後遠方登陸，對主要攻擊目標實行海陸夾攻。這是常識問題。然而，清朝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卻無明確認識，更無有效措施。在兩次大的抗登陸作戰中，都沒有事先在敵人可能登陸的地段佈置防禦，也沒有在旅大和威海軍港的側後實行堅守防禦的得力措施。日軍由花園口登陸時，由於地形不利，遇到不少困難，行動相當緩慢，是清軍實施反擊，迫敵背水作戰的有利時機。可是，無論陸軍和海軍，都沒有及時發現，更未能半渡而擊，或機動兵力，在灘頭挫敗登陸日軍。當敵人由側後抄襲金州時，守軍除部分部隊依托山地緊急修築臨時工事阻敵進攻外，仍未主動出擊。金州南部地勢狹窄，形似蜂腰，是旅大的陸路咽喉。清軍未能及時調動部隊堅守金州，扭轉敗局，以致旅大後方裸露，咽喉被扼，建設多年的海軍基地很快淪入敵手。事後，清軍最高當局仍未汲取教訓，在山東半島的作戰中重蹈覆轍，使日軍得以沿襲進犯旅大的故伎，一舉攻佔威海，全殲北洋海軍。
第三，不懂得正確使用海軍。清朝海軍軍艦大多購自外洋，全部是新式裝備，但是，組織編制和作戰思想並無多大變化。北洋海軍是整個海軍的精華，其主要指揮官海軍提督丁汝昌卻不是海軍出身，不熟悉近代海戰原則。權力很大的外國僱員漢納根等也是濫竽充數，並非真有本事。海軍作為一個軍種，本應有自己的作戰計劃，並應考慮如何實施海陸協同作戰問題。日軍渡海作戰，奪取制海權是實現其戰略方針的關鍵一著。中國海軍為粉碎敵人的戰略意圖，則必須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必要的海上較量。從當時雙方海軍力量的對比來看，互有短長。中國四支海軍如能在正確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密切協同，不分畛域，集中力量對敵，與日本聯合艦隊爭奪黃海制海權或局部制海權，特別是牢固控制渤海海峽，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在黃海海戰之後，中國海軍仍可實行近海積極防禦的方針，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為依托，以旅大、威海各炮台的岸炮火力為後盾，採取陸海協同、岸炮與艦炮相配合的戰法，在一定海域內游弋，監視和牽制日本聯合艦隊的行動，並尋找有利條件下的攻擊機會。這樣，便可發揮清軍兵力優勢和本土作戰的長處，減煞敵海陸軍隊的進攻勢頭，甚至粉碎其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登陸的企圖。可是，中國四支海軍非但未能聯成一氣，而且唯一參戰的北洋艦隊也被李鴻章視為私產，借口「保船制敵」，實行避戰自保的消極方針，放棄爭奪制海權。而在日本聯合艦隊已經駐泊朝鮮西海岸港口，並急於尋求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之際，李鴻章等又令北洋艦隊在思想和物資準備都不充分的情況下執行護送陸軍赴大東溝的任務，結果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襲擊，造成了黃海海戰的失利。之後，李鴻章故意誇大北洋艦隊的損失，進一步壓抑愛國官兵巡海迎敵的要求。旅大失守之後，北洋艦隊株守威海，作繭自縛，偶爾出口巡弋，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而已。這種避戰自保，坐以待斃的消極方針，終於招致了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滅。
第四，忽視戰略戰役偵察。利用各種手段，諸如海上偵察、戰場偵察、敵後偵察等等，及時準確地獲取戰前定下決心和戰鬥進程中實施正確指揮所必需的有關敵人的兵力配備、作戰意圖、主攻方向、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情報，是保障作戰勝利的首要環節。日軍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戰前對朝鮮全境和中國東北等預定作戰地域的地形、天候、海岸設防、軍隊編制、駐防情況等無不一一探明，瞭如指掌，並進行了充分的有針對性的戰爭準備。戰爭進程中，同樣十分重視戰略戰役偵察，連續獲取可靠情報，據以定下決心。清軍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戰爭準備不足，對敵人的情況、戰略意圖等事先缺乏瞭解，戰爭過程中又忽視戰略戰役偵察，往往主觀臆斷，或被敵人的佯動所迷惑，以致對敵人主攻方向一再判斷錯誤，造成極大損失。
四、軍隊腐敗，紀律鬆弛，裝備不良，訓練不足，造成清軍戰鬥力低下
甲午戰爭前，清政府雖在軍事改革方面作過一些努力，但由於清軍固習太深，上層鑽營舞弊、士兵紀律廢弛、陸軍湘淮爭鬥，海軍各分畛域等現象依然比比皆是。戰爭過程中，清軍將領中雖然湧現出諸如左寶貴、鄧世昌、聶士成、劉永福等勇敢善戰的人物，但也不乏畏敵如虎、臨陣脫逃的敗軍之將，如葉志超、方伯謙、龔照璵、趙懷業、劉超佩、李光久等等。連自動請纓的湘軍將領吳大澄，也「一遁於雙檯子，再遁於石山站，以致前敵軍皆不支」１。
由於將領畏葸無能，多數清軍紀律敗壞。如鴨綠江防線失守後，「逃軍潰卒，勢如潮湧」，衛汝貴所部更是「沿途肆掠，所過之處，雞犬騷然，海城、蓋平一帶，居民逃避幾空，畏官兵甚於畏倭寇矣」。２這樣腐敗的軍隊，其戰鬥力自然是十分低下的。徐慶璋曾痛切地指出：「所失各城，非失於賊之殊能，實失於我之不守。且前敵各軍，爾忌我詐，我前爾卻，勝固不讓，敗亦不救，甚至敗則退，勝亦退，步步退讓，賊焉得不步步前進。」３
軍事技術裝備方面，清軍在洋務運動中雖有所改善，但與日軍相較，畢竟存在不少差距。據估計，清軍在甲午戰爭中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士兵使用大刀、土槍等落後的武器作戰。就是裝備近代武器的部隊，也是品種繁多，規格雜亂，不但各省軍隊武器不同，一營之中也往往類型不一，大大增加了戰時彈藥供應的困難。
清軍缺乏訓練，特別是陸軍和海軍都缺少在基本的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等方面具有相當知識的軍官（而這正是使士兵獲得軍事知識的先決條件），以致有的士兵常常使用自己並不熟練甚至未曾受過操作訓練的近代武器，與戰術技術訓練有素的敵人對陣，盡避其中不少人具有勇敢堅毅的良好品質，也難免受制於人，為敵所敗。
五、脫離群眾，不支持人民抗日鬥爭，是戰爭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１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自然不可能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戰爭。可是，當外國侵略者打進國土，危及國家民族存亡之際，人民群眾必然自發地以各種形式同入侵之敵進行鬥爭。甲午戰爭中，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人民群眾紛紛武裝起來，以非常簡陋的武器與日寇拚殺，給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台灣人民的殊死抗日，更表現出了中華民族決心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清朝統治當局盡避有時也能利用一下群眾抗日的熱情（如嘉獎遼陽民團等），但在妥協投降路線的指導下，防民甚於防寇，非但不真心支持群眾抗日，而且予以阻撓破壞。甲午戰爭爆發不久，就有人提出在天津興辦團練的建議，結果遭到李鴻章等人的斥責。清政府連興辦團練都要加以斥責，對於真正的抗日群眾武裝，自然更不容許了。更有甚者，當台灣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與日寇浴血奮戰的時候，清廷竟借口「有礙和約」，不但不接濟餉械，連劉永福派人到大陸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這種助敵殃民的賣國行徑，終於導致了可歌可泣的台灣軍民抗日鬥爭的夭折。
除上述各種主觀原因外，中國之所以戰敗，還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這次戰爭不但是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戰爭，也是列強在世界範圍內爭奪殖民地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要指出的是，狡詐毒辣的沙皇俄國政府，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為奸，積極參與了這場罪惡的侵華戰爭。在戰爭爆發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沙俄的擴張重點已經移向遠東，但鑒於自己在遠東的力量還不雄厚，無法與英國匹敵，因而極力拉攏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排擠清政府和英國的在朝勢力。這就助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戰爭爆發前夕，幻想「以敵制敵」的李鴻章四處奔波，請求外國干預，尤其對沙俄寄予很大希望。沙俄佯稱願意調處，實則慫恿日軍挑釁。當日軍雲集漢城、仁川，丁汝昌等一再請求積極備戰時，李鴻章繼續被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關於沙俄允許調停之說所騙，對前線將士的要求不予理睬。這就給日軍以可乘之機，招致了豐島海戰和成歡之戰的失敗。清軍初戰失利，對以後戰局的發展不能不產生重大的影響。迨至日軍進攻中國本土，相繼佔領大連、旅順等地，沙俄發現日本的侵略活動已越出其許可的範圍時，它便積極配合日本進行誘降活動。「日本政府得悉俄國政府如此贊助，甚為欣悅」１，於是更加有恃無恐地接連攻佔牛莊、營口，直逼津京。《馬關條約》簽訂後，沙俄等三國干涉還遼，最後使甲午戰爭按照俄、日對中朝的分贓協議結束。之後，沙俄又以還遼「有功」，誘迫清廷與之簽訂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東北地區淪為它的勢力範圍。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府挑起來的。」１甲午戰爭的進程和結果，完全證實了革命導師這種鞭辟入裡的深刻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