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
義和團最早興起於山東和直隸（今河北）交界地區。它是在義和拳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帝愛國群眾組織。其成員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還有不少無業遊民。義和團的名稱最早見於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開始使用這一名稱。此後，「義和團」一詞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並用。
山東的教會勢力極為猖獗，人民群眾的反洋教鬥爭也就異常激烈。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軍事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魯西北地區，群眾經過長期醞釀，奮起抗教，終於成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主要發源地。至1899年，閻書勤、趙三多等領導的冠縣一帶的義和拳，以及朱紅燈、本明和尚（亦稱心誠和尚）領導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帶的義和拳，已相當活躍，聲勢甚大。他們在反洋教鬥爭中相互聲援，有力地打擊教會侵略勢力，使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為之震驚。
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也不斷反抗教會的欺壓，參加鬥爭的群眾相當廣泛。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出現了義和團的活動，不時攻打教堂。
義和團興起以後，提出了許多反帝口號，如「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扶清滅洋，替天行道」１和「興清滅教」、「洋人可滅」２等等。在鬥爭過程中，義和團也張貼過反清的揭帖，如「滅了耶穌教，殺了東洋鬼，再跟大清鬧」３等。
義和團以宗教和軍事合一為其組織形式。基層單位是壇（或稱廠、爐、嘗團），各壇人數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則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幾個或十幾個壇組成總壇（總團）。各總壇之間互相獨立，不相統屬。作戰時分編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負責人稱哨長（或隊長、百長），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設班長（或稱十長）。就其總體來說，義和團是一個沒有統一領導和指揮機構的鬆散組織，主要靠揭帖聚會，有事時「傳單一出，千人立聚」４，事畢即散。青年婦女也有類似組織，名為紅燈照，藍燈照等。她們一般擔任勤務工作，有時也參加戰鬥。
義和團的總壇首領稱老師或老祖師，各壇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大師兄平時掌管壇內各種事務，戰時負責領隊和指揮作戰。山東地區的義和團有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及分編哨隊各名目５。有的義和團還有大元帥、副元帥、大先鋒、軍師、總管糧台等稱謂６。其中總辦、統領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師擔任；前敵、催陣由勇敢能戰者充當（作戰時他們騎馬當先，往來督戰）。義和團主要使用大刀、長矛等冷兵器，並有少量鳥槍、抬槍、抬炮等火器。
義和團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揚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但義和團制定的某些團規戒律，如「不准公報私仇，以富壓貧，依強凌弱，以是為非」１、「毋貪財，毋好色」２等，則體現了義和團反對邪惡、反抗壓迫、保護善良等勞動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義和團運動直接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清政府懾於帝國主義婬威，曾先後多次下令「速為剪除，……實力搜剿」１，「切實彈壓，毋令滋事」２，「從嚴懲辦，以靖地方」１。但是，清軍的武力鎮壓，動搖不了義和團反帝鬥爭的決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勝「剿」。於是有些官吏認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勢必「激之生變，鋌而走險」２，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３，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這種改「剿」為「撫」、被迫承認義和團為合法團體的政策，使義和團得到了公開活動的有利條件，以致聲勢日大，更加有力地打擊了傳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縣槓子李莊，因教民欺壓群眾，義和團便衝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二三百人（一說近千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將其擊敗。10月中旬，朱紅燈指揮義和團擊退數百名清軍騎兵的進攻，後又進至距平原縣城僅十八里的森羅殿。不久，朱紅燈率眾衝出重圍，轉至茌平。同年11月，朱紅燈及本明和尚被清軍游擊馬金敘部逮捕，後在濟南遇害。此後，魯西北地區的義和團在高唐縣人王立言等領導下繼續進行鬥爭。
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廷決心把山東義和團鎮壓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統兵前往鎮壓。12月25日，袁世凱統率裝備精良的七千名武衛右軍到達濟南。他見山東「民情強悍」，義和團民「所在多有」，便「分佈隊伍逐處彈壓」。４至1900年夏初，「各處拳廠，均已撤閉」，有的「潛匿僻壤，私相演授」。５王立言等首領相繼犧牲，倖存的團民在閻書勤等領導下，或轉為秘密活動，或進入直隸繼續堅持鬥爭。
二、義和團在直隸和京津地區的發展
當義和團在山東蓬勃發展時，與山東交界的直隸大名府、河間府等地區的義和團也積極開展鬥爭，其活動迅速遍及直隸東南各州、縣。直隸總督裕祿雖一再調兵鎮壓，但義和團衝破重重障礙，從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區迅速擴展。至4、5月間，保定、清苑、定興、涿州（今涿縣）、新城等地，已成為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地區。
1900年5月12日，淶水縣高洛村的義和團圍攻正在添槍增炮、擴大反動武裝的教堂，鄰近的定興、涿州、新城、易縣各地義和團也紛紛前來相助，將教堂焚燬。定興縣的倉巨村也發生類似事件。法國天主教駐北京的大主教樊國梁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清廷命裕祿派兵鎮壓。裕祿派練軍左翼馬隊統領楊福同率騎兵前往淶水縣高洛村，逮捕和殘殺數十名團民，迫使義和團向定興縣撤退。接著，楊福同又率部前往定興縣。5月21日，義和團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設伏。22日，清軍剛到石亭村外，義和團突然發起圍攻，持械猛撲，用長矛將楊福同刺死。5月27日，義和團攻佔涿州城，並乘勝繼續北上。
為了阻止清政府調兵，義和團先後破壞了高碑店、琉璃河等處的鐵路電線，燒燬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蘆溝橋等車站，連慈禧、光緒乘坐的「龍車」也被焚燬。清廷急命裕祿飭令直隸提督聶士成「將蘆保、津蘆兩路電線鐵道專派隊伍妥為保護，毋任再有疏虞」１。聶士成命駐保定的武衛前軍統領邢長春和楊慕時迅速帶兵沿蘆保鐵路北上，分別駐紮於保定至蘆溝橋的大小十七個車站（大站駐一哨，小站駐半哨），企圖阻止淶水、涿州等地的義和團北上。由於義和團逼近北京，慈禧緊急調兵加強佈防。除調武衛前軍加強京南兵力外，又調端郡王載漪的虎神營、慶親王奕訢的神機營加強京城各門的防禦（除永定門加派五營兵力外，其餘各門均加二營）。慈禧還命軍機大臣榮祿親率武衛中軍至馬家堡、豐台一帶佈防。榮祿以三個營駐防馬家堡，五個營駐防豐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義和團進入清王朝的心臟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內就有了義和團的活動。開始僅在僻靜之處，後來公開在大街小巷傳授拳藝，並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圍張貼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縣義和團分批湧進北京。同情義和團的守城士兵，不僅不予阻攔，反而給他們喝道讓路。北京居民也積極參加義和閉，數日之內，全城設壇千餘處。至6月下旬，北京城內的義和團「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為仇，勢不兩立」１。
北京城內義和團的迅猛發展，使清朝統治者極為不安，唯恐禍起肘腋，危及他們的統治地位，不得不採勸因而用之，徐圖挽救」２的控制利用政策，派莊親王載勳等總統義和團事務。
6月15日，北京義和團開始圍攻西什庫教堂。17日，當慈禧聽信載漪等人偽造的列強要勒令她歸政光緒的假照會後，她便利用義和團對帝國主義的義憤，煽動義和團及武衛後軍於20日開始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但是，慈禧集團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腕，一面虛張聲勢，一面暗中向使館運送粟米瓜果，為日後議和預留後路。
與此同時，天津義和團運動也在蓬勃興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門外就有人設壇練拳。6月初，靜海義和團首領曹福田、新城義和團首領張德成和女首領林黑兒等，率領團眾先後進入天津。旬日之間，神壇林立，鑄刀之聲日夜相繼，參加者約五萬之眾。他們燒燬教堂，懲辦貪官污吏，打開監獄釋放被捕的義和團員，奪取海關道軍械庫，用新式武器裝備自己。裕祿懾於義和團的聲勢，也不敢再以武力鎮壓，便轉而採取籠絡手段。他對義和團首領以禮相待，請張德成當軍師，給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殺之權，並可調用各兵隊」１。裕祿此舉，既可避免義和團對自己的威脅，又可利用其對付洋人，同時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圖。而義和團也就在6、7月間，以合法身份英勇地參加了圍攻天津租界內的侵略軍以及抗擊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城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