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歷史意義
中國軍民被迫進行的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是民族自衛的正義戰爭，雖然失敗了，仍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分子就狂叫要瓜分中國，紛紛來華爭奪勢力範圍。但是，由於它們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利害衝突，在此次聯合侵華戰爭過程中，常常為各自的利益而爭執不下，如欲進而瓜分中國，則其內部矛盾勢必加劇。更主要的是它們的侵略行徑不斷遭到中國軍民的強烈反抗，以農民為主體的氣勢磅礡的義和團運動，更是這種反抗的集中表現。帝國主義者看到，在中國除了軟弱可欺的統治階級之外，還存在著不畏強暴、敢於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廣大人民群眾。正是這種「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１的億萬人民群眾反抗外來侵略的精神，迫使它們放棄直接瓜分中國的罪惡企圖，實行「以華治華」，即採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繼續充當其在華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國主義如何變換侵略手法，以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已經證明，中華民族是永遠不可征服的。
在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中，義和團以簡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軀，同侵略者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他們或者獨立作戰，襲擾和伏擊敵人（如廊坊阻擊戰）；或者根據統一的計劃，同清軍並肩作戰（如三面進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軍將領調遣，從中「挑選精壯，編列成軍」，遂行戰鬥任務。不論採取何種形式，都有效地牽制和打擊了敵人，推動和支援了清軍的作戰。然而，由於義和團是由民間秘密結社轉化而來的自發的反帝愛國組織，始終處於分散狀態，沒有發展成為具有嚴格組織紀律的能實行集中統一指揮的武裝集團，更沒有產生具有統帥才能的領袖人物，所以盡避在反侵略戰爭中作出了很大犧牲和貢獻，卻不能發展成為主要的軍事力量，起不到主力軍的作用。同時，由於義和團受宗教迷信束縛，無視近代槍炮的殺傷力，不注意講究戰術，使自己遭受許多不應有的損失。加之義和團在政治上提不出切實的鬥爭綱領和口號，並把某些並不妥當的做法視為勇敢行為，對清政府頑固派的奸詐行徑又缺乏應有的警惕，以致最終在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了。歷史再一次證明，單靠農民自發的力量，是無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的。盡避如此，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畢竟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囂張氣焰，打亂了帝國主義的侵華計劃與步驟。同時，義和團運動也動搖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促進了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概括地指出：「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１隨著人民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日益高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終於在神州大地上蔚然興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1955年，周恩來同志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２這是對義和團反帝愛國鬥爭歷史功績的進一步肯定。
二、清軍戰敗的原因
清軍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的失敗，有極其深刻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因。
（一）朝廷腐敗，和戰分歧
面對八國聯軍的武裝入侵，清廷後、帝兩黨依然勾心鬥角，和戰分歧，加上東南各省督撫直接同帝國主義簽約「互保」，以致朝廷內部分裂，中央同地方分裂。這樣，最高統治集團不可能有統一的對內對外政策和統一的政令軍令，不可能形成全國協同一致、團結禦侮的政治局面，使侵略軍得以集中全力，放手向中國的北方進攻。而實際把持朝政的慈禧集團，又從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出發，玩弄「以團制夷」、「假夷滅團」的陰謀，時而煽惑義和團進行狹隘的民族排外行動，時而又出賣義和團，以奴才嘴臉乞求帝國主義的寬耍慈禧集團的所作所為，是斷送民族反侵略戰爭的大好形勢、招致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財政拮据，餉械短絀
清政府財政拮据，「部庫支絀」，只得命令各省緊急籌款和趕運糧食接濟京師，令東南各省機器局星夜趕造軍械，以應急需。但各省卻以「經費奇缺」等為由，向朝廷叫苦；東南各省督撫為了迫使清廷停戰求和，竟以「庫儲如洗」、「局存軍火無多」為詞，拖延和拒絕接濟北方清軍，致使參戰清軍餉械短絀。無疑，財力物力嚴重不足，也是清軍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軍事落後，指導無方
清軍在直隸地區有十二萬人，加上四萬勤王之師，共有十六萬人，還有數萬義和團配合作戰。而聯軍總兵力最多時雖有十二萬餘人，但實際參戰兵力僅有三四萬人，每次大的作戰行動，一般不超過兩萬人。在天津和北京等處作戰時，清軍在兵力上都佔有兩倍以上的優勢，其所以屢戰屢敗，從軍事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最高軍事當局昏庸混亂。清廷在宣戰以後，委任榮祿統籌戰事，與徐桐、崇綺、奕訢、載漪並軍機大臣一起會商京師軍務。從形式上看，這是清廷成立的最高指揮機構，但實際上這個機構處在慈禧的控制下，根本不能真正行使集中統一的指揮權。榮祿等人都是後黨的核心人物，政治上唯慈禧之命是聽，軍事指揮上墨守陳規，顢頇無能。在戰爭過程中，經常消息不靈，情況不明，發佈過時或不切實際的命令。如大沽炮台於6月17日晨已經失守，而朝廷卻在6月19日發佈了一個堅守大沽的作戰命令。有時調動部隊朝令夕改，反覆多變。如6月初命董福祥部往天津助戰，而6月中又令其回京圍攻使館區。又如從6月15日至7月24日的四十多天中，忽而令袁世凱帶隊來京，忽而令其原地駐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津作戰。本來就不想參戰的袁世凱，便乘機拖延推諉，事後也無法追究其責任。此外，部隊調動缺乏應有的組織和計劃。6月17日，在決定宣戰前夕，朝廷令各省派勤王之師赴京調用，但是，關於各部隊到京的時間、地點、應執行的任務和隸屬關係，以及軍械糧餉的供給等問題，均無明確的要求和周密的計劃，致使各省勤王之師有的到京後不知所措，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半道撤回，有的一戰即退，一片混亂景象。
第二，作戰方法保守落後。聯軍進攻津京的作戰，基本上承襲1860年英法聯軍用過的老辦法。如果清軍汲取歷史教訓，採取積極的防禦作戰方針，正面重點地部署守備兵力，同時集中強大的機動兵力於有利位置，協同守備部隊夾擊敵人，或主動攻擊聯軍的薄弱環節，並有計劃地和義和團配合，襲擊敵人後方交通運輸線，必然使遠隔重洋的侵略軍在人力物力的補充上日感困難，士氣不斷下降。經過多次打擊，進而粉碎敵之進攻，奪取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清軍採取的是分兵把口、單純防守的消極方針，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禦作戰中，都被敵人正面攻擊與側翼包圍而一舉攻破。同時，清軍對於隨著火炮的射速、射程和殺傷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戰方式的發展變化，缺乏認識，保守過時的戰術，特別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襲冷兵器時代的一套，因而盡避兵力居於優勢，仍不免於失敗。
第三，紀律鬆弛，賞罰不明。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湧現出諸如聶士成、董福祥等積極抗戰的將領，由他們指揮的清軍，能同義和團一起打擊侵略者，並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在清軍高級將領中，恐洋畏敵、懼戰潰逃者居多數。他們對所屬部隊平時不認真加以訓練，戰時又缺乏嚴格的紀律約束，以致與敵接戰，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統籌天津戰事的裕祿，不但不能與天津城共存亡，反而在城破之前率先逃跑。宋慶受命後遲不赴津，到津後不僅不與聯軍作戰，反而槍口對內，殘殺義和團，天津失守後便一路狂逃至京。馬玉昆由北倉敗經河西務時，遇敵不戰，逕逃南苑。李秉衡曾上奏清廷，請求嚴明賞罰，懲辦潰逃之將。清廷雖命李秉衡對敗逃清軍執行軍紀，但又包庇宋慶、馬玉昆等人，說他們「忠勇可靠」，並將馬提升為直隸提督。相反，清延對抗戰比較堅決的聶士成卻屢加貶斥；說董福祥「驕難用」；對李秉衡也多方掣肘。這種包庇重用敗軍之將，排斥打擊抗敵將領的做法，自然也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