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我國著名的外貿城市，早在唐宋，對外貿易就十分興旺，至清代就更加繁榮了。現在，在廣州文化公園後面，有一條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來，這不過是一條極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與別的街道沒有什麼兩樣。然而你可曾知道，從清代初期到鴉片戰爭的100多年時間裡，清代著名的對外貿易機構——十三行商就設立在這裡，使之成為當時廣州最為熱鬧的地方。
十三行商（也稱洋行），在清代的對外貿易活動中舉足輕重。行商由政府指定，屬半官半商性質，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時還負有約束和監視外商的責任，有時也代表政府向外商傳達有關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國資本主義商人和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中介人，既帶有封建性，又帶有買辦性。從某種意義上說，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國買辦階級的前身。
由於十三行在清代對外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後很多經濟史，地方志史等方面專家學者的興趣，發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據文章。關於具有外貿機構意義的十三行，人們一般認為它誕生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但也有說建立於1686年的。十三行這個名稱是怎樣來的？除了清代洋行這個意義外，還有沒有別的解釋？對此，人們眾說紛壇，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為行商成立時不多不少，剛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學者根岸佶就持這樣的觀點；有人認為十三行這個名稱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習」而已；我國學者彭澤益等人則認為不是「沿明之習」，其命名含義也無另有所指，而是隨著洋貨行的產生而出現的一個因循習俗特有的名稱，用以區別其他行口，同時作為一個洋行商人的行幫統稱而已。換一句話說，十三行是約定俗成的名稱，沒有什麼特定的含義。
有人認為上述三種說法都依據不足。以根岸佶論點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時期實不止13家。雍正時有四五十家，乾隆時亦多至26家。後來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時只有4家。只有嘉慶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數才恰好為13家。因此，認為十三行的得名與洋行數有關的論點不能成立。至於「沿明之習」的說法，依據也不充分，因為明代經營商業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並無」十三行「之名。著名學者吳晗在《廣東十三行考書評》中認為」廣東洋貨行也許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稱之為十三行「，這一論點被許多學者認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參考。
1984年6月3日，《廣州日報》發表一篇題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文（以下簡稱《新考》），對十三行的得名和含義，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十三行的人，無不熟知清代廣東著名詩人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一作洋錢）堆滿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見於此。學術界一般認為屈大均這首《竹枝詞》是描寫洋行十三行的繁華景色，但《新考》卻認為這是誤解。《新考》認為，屈大均寫這首詩時，粵海關尚未設立，廣州也未有洋行。屈詩中的「十三行」，並不是清代外貿機構意義上的「十三行」。據史籍記載：粵海關設立於康熙廿四年，此後才陸續設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雖沒有寫作年代，但裡面的第一首曾描繪了當年廣州降雪的情況。據考證，廣州降雪非常罕見，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公元1684年）廣州降過雪。據此，《廣州竹枝詞》當寫於1684年，比粵海關的設立早一二年，那時廣州還未有洋行，因此，屈詩中的「十三行」，當然也就不是幾年後才出現的洋行。
那末，屈詩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麼？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於何處？這可在《廣東新語》中找到端倪。《廣東新語》十五「黷貨」條說：「東粵之貨，出於九郡者曰廣貨；出於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貨……」明代廣東共十府（郡），九郡指除瓊州以外各郡。瓊州府共領十三個州縣，各州縣均設推銷瓊貨的行棧於此。所以瓊貨亦稱十三行貨，此地也就被稱為十三行。根據上述考證，十三行的得名，是來源於瓊州府的十三個州縣在廣州設立的十三個瓊貨棧，它的原始意義也在於此。事實上，屈大均《廣州竹枝詞》所描述的是「官商」們用洋船裝載廣東特產「五絲八絲廣緞」駛向外洋出口，而不是洋行進口洋貨的情況。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屈詩中的「十三行」不是作為清代外貿機構的十三行。
後來由於粵海關設立，准許洋商進口洋貨，由於十三行瀕臨江邊，便於卸貨，清政府也就在這裡設立洋行，這樣，十三行也就變成了清代洋行的名稱，到了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埠，洋行又陸續遷到香港。此地為錢銀業取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銀錢業的代名詞。
綜上所述、《新考》認為十三行得名於明代瓊州十三個州縣在廣州設立的十三個瓊貨棧。清康熙年間，清政府在這裡設立洋行，開展對外貿易，使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稱。在十三行存在的幾百年間，洋行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短短的時期。圍繞十三行的由來，上述幾家各抒已見，並能自圓其說，目前尚很難說誰家之言更接近事實。誰能最終解開十三行何以得名這個謎呢？
（林華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