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鎮設於何時，歷來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因而也就成為人們所關心的話題。由於史籍記載不同，諸多學者對史料理解各異，以致目前仍然有較大的分歧，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說法：（1）宋時說。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主此說。該書卷二四上海縣：「宋時，舶輻輳，乃立市舶提舉司及榷貨物，
為上海鎮「，（2）宋末說。明《嘉靖上海縣志》主此說。謂」上海為松江縣屬……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為上海鎮「。《乾隆續修上海縣志》等同此說。（3）熙寧七年說。褚華《滬城備考》主此說。謂」宋神宗熙寧七年立鎮「。清《嘉慶上海縣志》、秦榮光《同治上海縣志札記》、《光緒青浦縣志》等均持此說。（匈）紹興中說。清《嘉慶重修一統志》主此說。謂」宋紹興中於此地置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曰上海鎮「。（5）南宋末期說，武堉干《唐宋時代上海在中國對外貿易上之地位觀》，認為上海設鎮於南宋末期或鹹淳年間。以上諸說以熙寧、紹興和宋末鹹淳三說為主要爭論焦點。
黃葦據《弘治上海縣志》卷四《廟貌》：「文昌廟，宋鹹淳中邑士唐時措立。」元人屠性《文昌祠記略》：「上海始為鎮時，東有文昌廟。」等依據，認為上海設鎮在宋鹹淳年間或鹹淳以後，決不會在鹹淳間以前。從而得出上限不會越過鹹淳元年（1265年），下限不能越出鹹淳三年（1267年），可能在元年或二年的結論（《上海得名、設鎮、建縣年代辨異》，《文匯報》1962年2月18日）。洪銘聲主同熙寧七年建鎮說，認為此說比較可靠，而屠性的話是否真的可靠，很可能是出於一種傳聞而作出的推測，而《嘉慶上海縣志》年代明確（《關於上海建縣年代問題熙寧七年建鎮比較可靠》，《文匯報》1962年5月8日）。此外，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說法，認為上海在宋代並未正式建鎮，因為歷來學者從未否定上海宋代建鎮，問題是宋一代三百多年何時建鎮，可以說這是一種別出心裁的新的說法。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設置鎮將，宋收鎮將之權歸於縣，舊鎮多所廢罷，以不建鎮為原則。鹹淳中南宋小朝廷正處於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狀態之中，更不可能違背祖宗的前規，忽而把上海設立為鎮（《宋時上海並未正式建鎮》載《文匯報》1962年5月8日）。
譚其驤在《上海得名和建鎮的年代問題》（載《文匯報》1962年6月21日，見《長水集》下，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認為熙寧、紹興二說盡避確指年號甚或某年，卻不可信，其證據１成書於熙寧之後元豐間的《元豐九域志》，縣下例載屬鎮，而秀州華亭縣下只載青龍一鎮，可見其時上海確未設鎮。２成書於紹興之後紹熙年間的《雲間志》，捲上專立鎮戍一目，所載還只有青龍一鎮，可見其時上海仍未設鎮。洪銘聲主熙寧七年說的有力論據是《宋會要輯稿。酒麴雜錄》中一條記載。但這條記載只提到熙寧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務中有上海一務而已，並沒有說其時上海已經建鎮。宋制凡設有監當官掌茶鹽酒稅的所在稱所或務，凡人煙繁盛設有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的稱鎮，設酒務跟建鎮是兩回事。至於《嘉慶上海縣志》明確而肯定地說熙寧七年建鎮，雖不會無中生有，但誤以上海設酒務與上海建鎮混為一談，倒是可能的。文章指出《嘉慶上海縣志》的不少謬誤，絕不可輕而信之。
譚文又對丘祖銘上海宋代並未正式建鎮說予以否定，認為與史實不符。宋代的鎮雖淵源於唐與五代，但性質迥不相同。唐與五代的鎮長官是武職人員的鎮將、鎮副，其任務是鎮捍防守；宋代的鎮長官是文職人員的監管，其任務是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或兼徵稅榷酤。宋初為了把舊時代軍政性質的鎮改變成為民政、財政性質的鎮，因而採取收鎮將之權歸於縣、諸鎮多所罷廢的措施，這怎麼能說宋以不建鎮為原則、為祖規呢？事實上有宋一代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各處增置的鎮很多，單是見於《宋會要輯稿》的《方域》、《市鎮》篇中不完全的記載，即數以百計。
譚文認為宋末說雖嫌籠統，倒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弘治上海縣志》卷五《儒學》下，提到鹹淳中已有「監鎮」董楷，已稱作「諸生肄習所」的古修堂為「鎮學」，卷七《惠政》下稱董楷以鹹淳中「分司上海鎮」，可見宋末鹹淳年間上海確己建鎮。黃葦的鹹淳說近是，但認為黃說上海設鎮於成淳元年或二年的結論，是誤解了《文昌祠記略》的文義。《紀略》的原義是說上海在從前作為鎮時，鎮署的東面有個文昌祠，待鎮既升縣，就把文昌祠改為縣的學宮，並沒有明確交代先建鎮還是先有文昌祠，就不能以推斷建鎮不可能在鹹淳之前。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籠統地說上海建鎮於宋末，上限是《雲間志》書成之年即紹熙四年（1193年），下限是董楷任監鎮之年即鹹淳三年（1267年）。
上述諸說中，熙寧七年說年代較確切，但力據不足。宋末說雖理據充足，年代不明確，過於籠統，上下限達74年，與當時建鎮精確時間相距甚遠，亦非真正謎底。可是近幾年來，有些出版物索性把上海的正式建鎮定於鹹淳三年（見《上海詞典》，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全書》，學林出版社），但不具論據，這是很值得商榷的。
（王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