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養蠶、繅絲和織綢的國家，這點已成定論，但是，關於養蠶的起源，卻存在許多一時難以解決的爭論。
流行最廣和影響最大的一種論點是「嫘祖始蠶」。螺祖是傳說中的北方部落首領黃帝軒轅氏（公元前2550年）的元妃。據《隋書。禮儀志》記載，北周（557——581年）尊螺祖為「先蠶」（即始蠶之神）。《通鑒外紀》記載：「西陵氏之女螺祖為帝之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路史》則稱：「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故《淮南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這種說法在宋元以後開始盛行。直至本世紀五十年代，中外有關文獻在涉及我國養蠶起源問題時，幾乎都以基本贊同的態度加以引述。1926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到割得很平整的半隻蠶繭。這件事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有人把這半隻蠶繭與「螺祖始蠶」說互相印證，由此推定仰韶文化時期黃河流域養蠶業的存在。
但是，從50年代起，史學界有不少人對「螺祖始蠶」說提出異議。他們的主要理由是這一說法出現較遲。《史記》中雖然提到黃帝娶西陵氏之女螺祖為妻，但沒有說起「始蠶」，可見漢初這一說法尚未出現，《通鑒外紀》為北宋末年的著作；《路史》是南宋人撰寫的。《路史》中提到的《淮南（王）經》一般被認為是偽書。雖然北周把螺祖尊為先蠶，但在此以前北齊（550—577年）也曾把黃帝作為始蠶之神進行祭祀。同時，一些著名考古學家對西陰村的半隻蠶繭提出質疑，認為這個發現是靠不住的孤證，大概是後世混人的東西，例如，夏鼐提出：「在華北黃土地帶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文化層中，蠶絲這種質料的東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麼完好的；而新石器時代又有什麼鋒利的刃器可以剪割或切割蠶繭，並且使之有『極平直』的邊緣呢？」（《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入見《文物》1972年第2期）這些異議和質疑雖然擁有很多支持者，但遠沒有得到所有有關研究者的贊同。有人認為，「螺祖始蠶」說雖然出自後人的推想、但作為時代化身而言，早在黃帝時代我國已有養蠶業是基本可信的。頗具權威性的《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陳維稷主編，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就持這種觀點。對於夏鼐的意見，也有人發表反駁文章。例如，日本學者布目順郎認為，在雨量極小的黃土高原，蠶繭完全可以保存四五千年以上；他宣稱自己用薄的石片和骨片（模擬當時人的生產工具）進行試驗，結果切割的蠶繭確實邊緣平直。
另一方面，50年代末以來，長江下游地區一系列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現，使有關養蠶起源的爭論更趨複雜。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出土了一批絲織品，經鑒定其絕對年代距今已有四五千年；1963年，江蘇吳江梅堰出上了飾有蠶紋的黑陶；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紡織工具組件和飾有蠶紋和編織紋的牙雕小盅（距今6000多年）。許多學者認為，蠶紋在陶器和牙雕上的出現，表明了當時人類對蠶的認識程度以及蠶與人類的密切關係，蠶紋和編織紋以及紡織工具的一起出土，說明了蠶絲在紡織中的應用；綜合這一系列發現，則證明了東南地區也是養蠶業的一個發祥地，這裡開始養蠶的時代甚至早於傳說中黃帝螺祖所代表的時代。但是，也有人認為，浙江地區的古代文化落後於中原，錢山漾下層可能包括不同時代的遺存，甚至可能經過部分的擾亂。為此，當時參加錢山漾考古發掘的同志對發掘過程進行了認真的回憶，基本上排除了擾亂的可能性，但是，由於回憶時距發掘時間較長，確定某些細節有困難。又有人認為，錢山漾地區出土的絲織物，使用的不一定是家蠶纖維，也可能是柞蠶絲等野生蠶絲。紡織界的有關人員，使用石臘切片和顯微投影等方法，對錢山漾出上絹片重新做了鑒定，證實它們確實屬於人工養育的家蠶絲。但是，他們又承認，由於出土絹片數量大少，碳化程度嚴重，分析工作受到一定局限。此外，對於河姆渡等地出土器物上的紋飾究竟是蠶還是其他昆蟲的形象，目前還存在不同的意見。
（包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