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是非功過 政變與政改

桑弘羊是被殺掉的。

這當然是政治鬥爭的結果。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桑弘羊和蓋長公主密謀發動宮廷政變,殺霍光,廢昭帝,另立燕王劉旦為天子。消息洩露,反叛集團被一網打盡,燕王、蓋長公主自殺,上官桀、桑弘羊伏誅。[17]

其實開始時,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鬧大,只是要幹掉霍光。因此,他們偽造了燕王的奏章,告發霍光調兵遣將,在京師戒嚴,意欲謀反。

這當然能置霍光於死地,但奏章什麼時候交出去卻成了問題。依照當時的制度,大臣上書要寫正副兩份。尚書先看副本,然後決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領尚書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來,那就前功盡棄。

上官桀的辦法是打時間差,在霍光休例假時上奏。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漢昭帝說句話,就立即動手。這並非沒有可能。畢竟,這時的昭帝只有十四歲。

然而昭帝卻一言不發。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畫室就停住了。

漢昭帝問:大將軍在哪裡?

上官桀答:因為燕王告發他,所以不敢進來。

漢昭帝說:請大將軍入。

於是霍光入內,摘下帽子頓首謝罪。

漢昭帝說:請戴上帽子。這封信是假的,將軍無罪。

霍光問:陛下怎麼知道?

漢昭帝說:將軍前往廣明(地名),不過例行公事,怎麼是調兵遣將?就算調兵遣將,燕王怎麼知道?何況將軍真要謀反,也用不著那些校尉。

尚書們聽昭帝這樣分析,都大吃一驚。上官桀無法利用皇帝,只好鋌而走險。[18]

此案其實可疑。十四歲孩子就能識破的花招,能算是陰謀詭計嗎?以桑弘羊之多智,又豈能贊同?如果這樣的計謀都能得逞,那運氣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麼說,桑弘羊總歸是捲了進去。那麼,他又為什麼要跟上官桀結成團伙反對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爭,還有路線鬥爭。

鬥爭在政變前一年就白熱化。當時,霍光為了實行新政,利用職權從全國各地找來了六十多個儒家之徒(賢良文學),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討論經濟政策,公開辯論鹽鐵酒類應該國營還是民營,史稱「鹽鐵會議」。

記錄鹽鐵會議的著作,是《鹽鐵論》。

前119年,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把鹽鐵收歸國營。此陶范帶有「山陽二」、「巨野二」標誌,是西漢山陽郡官府經營第二號冶鑄作坊的用具。山東滕縣出土。

鹽鐵會議是就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進行的總結和辯論。會議結果,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的鐵器專賣,桑弘羊的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會議的記錄十分有趣。

顧名思義,鹽鐵會議討論的原本是經濟問題。就算要抓根本,也該辯論國進民退是否合適,壟斷經營是否必需,經濟命脈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經濟的,所以雙方的發言簡直是雞同鴨講。

比如桑弘羊說,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討伐匈奴和保衛邊疆都要用錢。既然國庫不足,就得生財有道,總不能讓前方將士飢寒交迫吧?

這時的正確回答就該是:換種政策照樣有錢。

然而儒生們的回答卻是:人間正道,貴道德而賤用兵。匈奴野蠻,就該加緊建設我們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們,怎麼能長途跋涉去討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該打。

這是什麼話!仗該不該打,是經濟工作會議討論的問題嗎?那是軍事會議討論的。

儒生們的回答,豈非文不對題?

何況樹欲靜而風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應戰嗎?如果仗要打,錢要花,又要取消鹽鐵酒類專賣專營和平准、均輸,請問錢從哪裡來?

儒生當然不會回答,因為他們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調。儒生們說:會取勝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戰),會打仗的不帶兵(善戰者不師),會帶兵的不佈陣(善師者不陣)。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哪裡用得著花那麼多錢?[19]

這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為什麼要跟這幫邏輯不通的傢伙枉費口舌。也許,是因為皇帝有詔書。也許,桑弘羊原本就有話要說。也許,他是要借此機會反戈一擊,為漢武帝也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辯護。

霍光卻顯然是要政改。當然,他並不是要改革政治體制,只是要改變某些政策法規。這倒也是必要的,因為漢武帝執政期間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包括他的經濟政策,也有問題。不改變,就不會有所謂「昭宣中興」。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政策未改,輿論先行。這就是霍光策劃這次會議的用心。至於那六十多個從全國各地找來的賢良文學,則是他借來打鬼的鍾馗。

賢良文學卻不這麼認為。在他們看來,漢武帝號稱尊儒,其實重法。儒家則看似風光,其實被邊緣化。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發言權,就必須借此機會奪回陣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為儒家爭得一席地位。

鹽鐵會議變成了儒法之爭,這是原因之一。

戰端卻是桑弘羊開啟的。在聽夠了儒生們不切實際的誇誇其談後,桑弘羊忍無可忍。他憤憤不平地表示:穩坐家中不知挑擔趕路的苦,說風涼話當然比干實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調不接地氣,這樣的人有什麼用?

桑弘羊他們還說,尊儒以來,武皇帝察賢良,舉文學,遍訪民間,思賢若渴。然而選舉出來的大中小儒,有一個能為皇上分憂、興利補弊的嗎?一個都沒有!

這時,儒生們的積怨也如火山爆發。

賢良文學們說,這難道是儒家有問題嗎?不,是組織路線有問題,幹部政策有問題,輿論導向有問題。武皇帝要開疆闢土,故權譎之謀進,凶殘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錢,故興利之臣起。利興則義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這個時候,豈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於是儒生們悲憤地說:難怪皇上身邊儘是些投機取巧的傢伙,因為我大漢王朝就是用利慾在做指揮棒嘛!僅僅提拔一個公孫弘,管什麼用啊![20]

呵呵,誰說儒家不講邏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當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來,治國面對的是現實問題,而現實問題是匈奴寇暴。禦寇就得強兵,強兵就得富國,富國就得理財,理財就得務實。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國家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同樣無法達成共識。

但,不管公理婆理,雙方的著眼點都已不再僅限於經濟政策。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之爭,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線之爭,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線之爭,在儒家和法家。

這才是鹽鐵會議的意義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過,如果把桑弘羊和漢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錯特錯了。桑弘羊是,漢武帝不是。當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實上,漢武帝是很難貼標籤的。無論把他當作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一葉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麼,什麼是漢武帝的真面目?

[17]見《漢書·昭帝紀》。

[18]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19]見《鹽鐵論·本議》。

[20]見《鹽鐵論·刺復》。

《易中天中華史:漢武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