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長江後浪推前浪(五代,遼、宋、夏、金、元)

01.什麼都缺,就不缺皇帝

以前吃大米,現在吃大蔥

宋元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三個民族融合的高峰期。

先秦是第一個民族融合的高峰,第二個是在魏晉南北朝,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的時候,把五胡都給胡進來了。

第三個就是在宋元時代。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一脈相承,其他國家很多古老民族都滅亡了,為什麼我們中國這些民族發展到今天能夠薪火相傳、子孫不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是不斷融合的產物。我們的民族比較龐雜,比較雜就意味著相互學習的機會和各自文化交換的概率比較高,這樣整個中華民族的人就都比較聰明,遺傳基因越來越優秀。

中國最大的民族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經歷民族融合的產物,先吸取少數民族更合理的知識和優點,然後再用自己的文化把他們同化。就像南方人來我們小區住仨月,我學習你優秀的地方,學完了之後順便給你同化了,你以前吃的是米飯,我把你弄得和我一樣吃麵條燒餅,吃香菜大蔥和包子。中國經過前面兩次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現在迎來了第三次香菜大蔥同化法。

53年蹦出14個皇帝

公元907年,李唐王朝被他的藩鎮宣武節度使朱溫所滅。朱溫滅唐之後,建立了梁。17年後,梁被後唐代替。後唐之後是後晉、後漢、後周。黃河流域53年的時間換了5個朝代。梁、唐、晉、漢、周這五個朝代最長的是後梁,17年;最短的是後漢,只有4年,還換了倆皇帝。

後人寫詩說:“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四帝,播亂五十秋。”53年14個皇帝,那你想這些皇帝大多數都是怎麼死的?都是非正常死亡,被人做掉的。如果是盛世王朝,漢武帝在位就長達54年,比五個朝代加起來還多1年;康熙爺是61年,乾隆爺要算上太上皇是63年;遼朝還有好幾個皇帝在位四五十年的,西夏也有。一朝的一位太平天子就堪比五朝,可見這五朝有多亂。

為什麼這麼亂?就是因為五代每一個開國皇帝都是前朝的大將、藩鎮。手握重兵,打仗的貨全在手裡,幹嗎不搶位子?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公開講:“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這不是說當皇帝的沒種,而是說,當皇帝的難道天生就是當皇帝的嗎?還不是誰胳膊粗、誰拳頭大,誰就當老大唄。這樣一來,國家不像個國家,倒像個幫派,誰能打誰當頭兒,當然更替得就很快了。

禁軍大將成了皇帝佬

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大將趙匡胤在今天的河南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年號建隆,都東京。這個東京不在日本,而是指開封。宋朝有四個首都:西京洛陽、東京開封、南京應天(商丘)、另一個是北京大名。

趙匡胤就是宋太祖。

趙匡胤建立宋朝的時候,中國還在五代十國這種分裂局面下。北宋建立之後,宋太祖削平了南方。宋太祖也是因為做了禁軍大將,手握重兵,才能篡權換代,削平南方。

削平南方之後,公元979年,宋太宗消滅北漢,結束了五代十國。

太祖皇帝駕崩之後,皇位採取兄終弟及,由他的弟弟趙匡義(後改為光義)即位,就是宋太宗。北宋經過太祖、太宗兩代皇帝,才算把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結束,但是並沒有完成中國的統一。

與北宋並存的政權有北邊的遼、西邊的西夏、雲南的大理,另外還有回紇和吐蕃。

這些政權裡邊,地盤最大的實際上是契丹人建立的遼。今天俄語裡邊“中國”這兩個字,就是發契丹的音,KIDAYI,念不好就聽成是“你大爺”。北宋連傳統中原王朝疆域的主體部分都沒有佔全。

02.開國元勳紛紛辭職

趙普的“治國策”

宋太祖陳橋兵變之前是後周禁軍的最高統帥,他篡權的時候那叫一個水到渠成。

當時正好後周世宗柴榮駕崩,柴榮英年早逝,兒子恭帝柴宗訓即位,年僅七歲。趙匡胤是欺負人家孤兒寡婦,篡奪政權的時候幾乎兵不血刃,沒有遇到什麼障礙。當然,他篡權之後得保證自己的政權長久。自己是造反派,當然怕造反的人,所以他就問宰相趙普,之前的政權為什麼不能長久。

趙匡胤本人是高幹子弟,他爸爸和他爺爺都是軍區司令一級的幹部,曾祖也是知州、知縣,就是地委書記或者縣長之類的幹部,他是軍區大院裡長大的孩子。

趙匡胤從小就不好好唸書,整天打架,打到進公安局。公安局一看這是軍區趙司令的兒子,不敢管,把他放了出來。他又是一個比較豪爽的人,精通武藝,今天中華武術裡還有太祖長拳、六十四路盤龍棍,這都是當年趙匡胤發明的。

趙匡胤認定了一個謀臣叫趙普,這老哥天資聰穎,是一個典型的無師自通型知識分子。怎麼個無師自通?趙普這哥們兒不看書,據說一共就看過半本《論語》,所以人們才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嘛。物盡其用的話,天才看半本就夠了。一天,趙匡胤跟趙普聊天,問:“自唐季以來,帝王凡易八姓……甚放何也?”為什麼自從唐朝末年以來,帝王換了八個姓。“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你給我出個主意,咱們怎麼才能將國家政權維持得久一點?趙普一聽非常高興,馬上跪下回答:“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老大,你說這話是天下所有人的福氣,前面的政權更替那麼快,其實沒別的原因,就是藩鎮權力太大的緣故。他們比皇帝的權力還重,故而助長政權更替。“今欲治之,惟削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你現在要想治他們,就是奪他們的權,控制他們的錢糧,收他們的兵,天下就肯定沒事兒了。宋太祖聽到這兒非常高興:“卿勿復言,朕已喻矣。”你不用再說了,我聽明白了。所以他就開始這麼做,從三個方面入手治這幫人:權、兵、錢。一個藩鎮沒權、沒兵、沒錢,能幹個甚?誰還聽你的,這不就完了嗎?問題解決了。

我當皇帝是被你們逼的

宋太祖決定改變唐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

唐前期實行府兵制,府兵制的意思就是,沒有職業軍人。唐朝以前中國的兵都哪兒來的?就是農民,平時種地,到打仗的時候你就上,不用為了打仗成天在那兒練兵。府兵制的基層組織叫折衝府 ,一個折衝府是1800人,由一名折衝都尉管轄。如果有戰事爆發,朝廷臨時選將率領折衝府的部隊去打仗,打完仗之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比如這次打突厥,皇帝調山東的折衝府,由左衛大將軍指揮。下次可能打回紇,還是左衛大將軍指揮,但可能調的是隴西的折衝府了。這樣的話,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相互有了短暫的感情也能轉瞬分開,就不會造成叛亂。

折衝府的士兵是職業農民、業餘士兵,平時種地,打完就散,兵和將之間沒有長期的磨合,大將都不知道派給自己的軍隊有沒有戰鬥力,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肯定不強。所以到唐朝中期就開始搞募兵,將領自己招募軍隊,招募職業軍人。職業軍人一存在,戰鬥力是上去了,問題就是誰招的兵他就聽命於誰,容易對中央構成威脅。

安史之亂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安祿山身兼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管轄今天的河北、山西、遼寧三省,麾下精兵十五萬,中央軍才十二萬,典型的君弱臣強,所以他一下就能掀起長達八年的叛亂。後來唐朝滅亡,就是亡在藩鎮的手裡。宋太祖一明白這個事兒,還能好嗎?馬上開始動手,從權、錢、兵這三個方面把叛亂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首先是要集中軍權,要解除禁軍將領們的兵權,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跟太祖皇帝一塊兒打天下那幫人都是他哥們兒,什麼政治處主任的兒子、參謀長的兒子、後勤部長的兒子,這麼一幫人,原來都是軍區大院的。公元961年7月,一天晚朝結束,趙匡胤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禁軍將領留下來喝酒。喝到正開心的時候,趙匡胤一看喝得都差不多了,就讓左右伺候的人退去,然後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做不了皇帝寶座的,為此我從內心念及你們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很難,還不如以前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臥啊!”

石守信等人很驚訝,心想皇帝都讓你做了,你還睡不好覺?於是趕緊問原因,宋太祖心想就等著你們問為什麼呢,於是繼續說:“這不明擺的事嘛,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聽了,都嚇了一跳,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宋太祖說:“因為當初你們貪圖富貴把這皇袍披我身上,讓我當皇帝。你們想做開國元勳,才把我逼到這份上。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但是你們的部下呢?如果有人想要富貴,也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你們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也身不由己了。”你說這話多不講理,我當皇帝是被逼的……

一席話,軟中帶硬,這些將領知道自己受到了皇帝的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得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一條明路。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貴族出身的皇帝對大臣一般都不錯。窮棒子出身的皇帝全不行,像劉邦、朱元璋,洪秀全就更甭說了,要擱明朝這些人就全被幹掉了。

趙匡胤長歎一聲,繼續說道:“人生很短暫,就像白駒過隙。你們不如多攢點兒錢,到地方上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些不動產。同時多買些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姻親,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一聽這話,稍稍喘了口氣,原來不是要我們的命啊!不但不會“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還能有錢、有房、有地,頤養天年,於是趕緊磕頭謝恩,說:“陛下能這樣為我們著想,真是給我們了一條生路啊!”

結果第二天,石守信等曾經去喝酒的人都聲稱自己生病了,我不能騎馬了,腳有問題,骨裂了,或者前列腺出毛病了,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一看,心裡這個高興啊,瞧我的臣子多聽話,讓交兵權就交兵權,趕緊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於是,下了一道旨意:石守信等人各為大鎮節度使,去掉軍職。這幫大將悠閒在家,全得善終。

雖然他們到外地做節度使,但節度使的實權也被剝奪了。岳飛也是身兼三鎮節度使,十二道金牌一調,還不是乖乖地回來?回來就被幹掉。所以宋朝的節度使只是一個虛銜,沒有任何實權。

杯酒釋兵權

03.翻著花樣兒鞏固政權

收其精兵再分權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軍區大院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兒都辦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對皇帝直接負責;第三步是設立樞密院;第四步,實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壯編入禁軍,強幹弱枝。

樞密院的設立是為了和禁軍統領互相牽制,調兵的不指揮軍隊,指揮軍隊的不調兵。禁軍是什麼?大家都認為這個禁軍就是禁衛軍,其實不是。北宋軍隊由四個兵種構成: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正規軍,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禁軍在中央和邊境;地方上的兵被稱做廂軍,相當於各地的武警部隊;鄉兵,相當於民兵預備役。藩兵一般就是在邊境上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正規軍的禁軍統帥叫殿前都點檢,相當於總司令。趙匡胤之所以能夠篡權,就是因為他之前做的是這個殿前都點檢,正規軍總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時候他妹夫高懷德 是副點檢,他們倆就能輕易把這江山給篡了。

趙匡胤深知禁軍統領的厲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後首先就把這個職務給廢了,變成了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這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的過程,總司令由一個變成了仨。他們仨都對皇帝負責,但是你能統率軍隊,調兵卻不歸你,歸樞密院。

樞密院有點兒像我們今天的總參謀部,調動軍隊都由它負責,是宋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執掌“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與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權,號稱東、西二府,直接對皇帝負責。三衙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卻無權調遣,沒有發兵的權力。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這樣可以讓二者互相牽制,利於皇帝對兵權的控制,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

比如說,你統領一支部隊,但你能調動這支部隊嗎?我調一幫人幫我回家蓋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調一個人都得上報。你能指揮這支部隊但調動不了這支部隊,樞密院可以調動但不直接指揮。統兵的不調兵,調兵的不統兵,這樣軍權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這樣,禁軍將領就好像是僱用司機,派不派車不歸你管,車不是你的,但你能開。

而且,樞密院的長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軍,這個有點兒跟今天的西方國家相像。今天西方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律穿西裝,稱呼起來也是什麼什麼先生,不是什麼什麼將軍,而且西方審判戰犯的時候,戰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裝,很少有穿軍裝的。用文官治軍,就是怕武將來干預政治。中國北宋的時候就已經這麼做了。

名將凋零心鬱悶

實行更戍法,就是將禁軍一分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遠去邊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這樣一是為了習慣勞苦不懶惰,二是為了防範兵變發生,推行“將兵分離”政策。因為,第一,根據宋朝的官制,有實權統軍的將領一半都是皇帝臨時指派的,並沒有固定的人選;第二是因為統帥並不隨地易防,皇帝讓他在哪兒守著,他就必須在哪兒守著,士兵可以換地方,統帥卻不可以。於是這樣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軍要外出作戰,則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製定作戰方略,將領還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說,這仗怎麼打,戰略、戰術之類的都是皇帝預先制定好的,將帥只是一個命令的執行者,不能隨意變動,也不許隨機應變。為了監督將領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還派監軍隨同前往,監軍就相當於皇帝的眼睛,監督將領按皇帝的計劃進行,並且還授予了他生殺大權。如果這個將領擅自做主,不聽話的話,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難道說,趙匡胤就能保證他以後的每個皇帝都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軍事家?帶兵的將軍不能擅自修改作戰方略,但他的敵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隨意擺放嗎?可見,禁軍的選練、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而趙匡胤對軍隊的控制欲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

趙匡胤即位之後,還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徵兵,挑選精壯的士兵補充禁軍,還經常親自訓練、校閱,給予很高的待遇。為了挑選合格的士兵,趙匡胤還挑選強壯士兵作為模範,送到全國各地,讓地方照樣招募。後來發現這樣很不方便,於是改用木偶,按照規定尺寸製作木偶,將做好的木偶再下發給地方官,讓他們按照模型來挑選,非常嚴格。可見宋太祖對於禁軍的身體素質要求是多麼高。

最強壯的人都被皇帝選去做禁軍了,那剩下實力不強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實力就變得很弱,只能捕盜,根本不能打仗,捕盜還經常被盜賊累死,基本上是一幫老弱病殘。於是“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於是都乖乖地聽命於皇帝,再也沒有想藩鎮割據的力量了。史籍記載:“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遊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爭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制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麼玩意兒啊!為什麼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裡是插著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著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里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麼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麼——蟈蟈、蛐蛐,高雅一點兒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從宋朝就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將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讓高俅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麼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沖只不過是1/5700。教頭上面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於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 、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著,要激勵將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著將士。

可就是這麼一位受人愛戴的將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誹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灑灑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著寫著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麼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將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裡說出來,更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復了,知制誥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疑者,今上體平復,大憂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這裡面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儂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儂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只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諫官的嘴裡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沖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只好暫時先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於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只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塊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裡。”後來,果然一語中讖。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並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麼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將,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幾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內心多鬱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將,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將的地位壓得這麼低,所以對外戰爭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裡握著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兒啥事就御駕親征吧,那朝裡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唄。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著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於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將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裡。解決完帶兵將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制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麼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佈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將軍,讓他照著自己制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隨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將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著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著打。你拿著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眼了,按皇上的佈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佈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於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將屈指可數。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削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置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將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於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於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於是就成為一種閒職了。

趙匡胤還將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制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於縣裡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並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於是,官就是用於確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只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僕射、侍郎什麼的,現在就只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麼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裡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只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麼官就幹什麼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只有皇帝將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麼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發佈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范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通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於是趙匡胤只要一有機會,除了在權限制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面前說話,他心裡就開始不舒服。於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折拿到我面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只能站著奏議朝政了,並且成為定制。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財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只意味著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制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鉅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於熱衷於將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採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麼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干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到了趙匡胤這裡,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並設置了“通判”來牽制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里有什麼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發佈公文,還須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一樣,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作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著“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太祖趙匡胤設計出這麼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只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幹什麼的,這使得所有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制,並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他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不允許,下詔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制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製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個臨時工而已。因而,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系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對趙普的一段話裡道出其中玄機:“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在太祖看來,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產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一百個文官貪污也不如一個武將造反對國家的危害大。所以你願意貪你就貪,只要你不造反。可見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別人造反。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產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趙匡胤除了對中央、地方政權的完全掌控外,對於法律判決權也不放過。由於五代藩鎮跋扈,以致不顧法律而隨意殺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下令,各州判決的死刑必須由刑部進行複審,並且還恢復了縣尉,由縣尉執掌一縣司法治安的權力。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趙匡胤明令,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陳規陋習,任命科舉出仕的文官來斷案,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死刑要報請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殺了人,判死刑,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當然一般不會被駁回,準能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報給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親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硃筆將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稱“勾決”或“勾到”。勾決咨文下達便可執行死刑。勾一個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給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請皇上恩准。皇上說這傢伙太壞,勾了,但大臣還是每一個人要請求三回,別殺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實也就是做個樣子。因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惡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時,還有就是“制其錢谷”。武將出身的趙匡胤,嘗到了手握軍權帶來的甜頭,但他也深深明白軍隊除了將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錢、糧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軍餉,哪個士兵願意為皇帝在戰場上廝殺呢?中唐以後之所以藩鎮割據,是因為藩鎮節度使掌管地方錢、糧,並以此招兵買馬。因此趙匡胤覺得要防止藩鎮割據現象再次出現,就要從地方的錢、糧下手,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據的經濟基礎,極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財權。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頒布政令規定,每年各州賦稅收入,除度支經費外,其餘“悉輦送京師”。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財物,一律上繳朝廷。隨著政權機構建設的逐漸完善,地方財權通過路一級的轉運使、州一級的通判、縣一級的主簿,最終統歸中央。趙匡胤還派京官監督各地場務,場務就相當於現在的稅務局,徵收各種商稅、專賣稅。他們制定條禁,整齊文簿,將有關稅收直接納入國家財政,稅收與地方官再無關係。這些措施無異於釜底抽薪,將準備養兵自大的本錢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裡。

中央則以三司總掌財政,號稱“計省”,下設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司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地位僅次於宰執,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長,把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僅收繳了地方的財權,還限制藩鎮享有的商業特權,嚴禁官員買賣貨物,更不允許將經商當成第二職業,利用官職之便賺取外快。由於“外州無守財”,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國財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

不過,宋朝還是很可愛的王朝。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時代來臨了,只要不造反,幹嗎都行。漢唐很可敬,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活在那樣的朝代很慘。明清就更崩潰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種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惡,反襯出了宋朝的可愛。

宋朝的財政總收入很嚇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條約》那會兒,清朝的財政收入才趕上南宋。你想兩宋得富裕到什麼程度,都是重商主義發展的,特有錢。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滅掉了,咱中國早就按部就班地發展到近代社會了,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宮中的一座秘殿裡面,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變”後,人們才知道碑上刻的內容:

第一條,不得殺害柴氏子孫,咱的江山是從柴家搶來的。這要擱在別人,我從柴家搶了江山,我得把柴家連根刨。宋朝規定不得傷害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何況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滸傳》裡面有個逼上梁山的柴家後人:小旋風柴進,那個是虛構的,不能算。

第二條,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讀書人就沒有死罪。文官沒有被判死刑的。這一沒有死罪,你說貪污怎麼辦?殺還是不殺?祖宗家法是不許殺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種侮辱,還不如殺了。皇上說,那只能無罪釋放了,一件快意事兒我也做不得。宰相說,這種快意事兒你不做也罷。

不能殺士大夫,士大夫給皇上寫信說事,無罪。宋朝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像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僕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此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低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借此還能領取俸祿。

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宰相的工資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萬人民幣,是當時兩萬四千畝土地的總收入。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貪污呢,那三百萬是小頭,大頭在後邊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們知道的寇准、歐陽修,這幫人都特講排場,到了可勁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換了你,也一樣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強大,所以才會有空去研究理學,去寫宋詞,這個宋詞和唐詩的風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只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古代,對於皇帝身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誰,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隨時都會有性命之憂。但宋代的文官不會。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宋朝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識分子有錢,皇帝可夠慘。宋朝皇帝慘到都沒錢給自己修墳的份上。皇陵特別簡陋,在河南鞏縣,跟漢唐那種跨山連谷的皇陵沒法比,跟明清也沒法比。別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開始修墳,皇上不死這墳不能修完,不能說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兒成。皇上活著的時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著不能修墳,皇上死了之後七個月內必須完工,只要別豆腐渣,盡快幹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屍體都爛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簡陋。

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當然這一點就沒做好,要是不加田賦。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況他們還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這麼一來,朝內朝外和地方上的權、兵、錢全都沒了,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

藩鎮割據的基本剷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安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強幹弱枝又把地方都給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亂,宋朝以後確實沒再發生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兒,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但官員冗濫,財政開支龐大,又是伴隨而來的弊端。官員冗濫到什麼程度?前面說了,樞密使雖然管軍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變成三省五部呀,兵部還是有的。三司使管財政,戶部也還是在的。如此一來,兵部和樞密使、戶部和三司使的機構就重疊了嘛,重疊就會產生扯皮唄。這事是你干還是我干,所以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於北宋朝廷厚待士人,這幫大爺脾氣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們,官員冗濫造成機構重疊,還不好處理。

再有一個毛病,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下降了。當兵的臉上刺字,當官的昨天晚上才開始看《孫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這仗怎麼打?

要說財政困難,積貧積弱,它並不是真的貧,真的弱。它有錢,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有錢的王朝,只不過這錢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說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語類》中朱熹總結道:“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就說啊,你什麼都收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的軍事力量薄弱,沒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後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滅亡,就是因為這些看起來可以鞏固江山的政策。

想當官?努力讀書吧

相對於唐朝,宋朝選拔官吏的方法有所變動,科舉制度得到了發展。

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級。

省試就是後來的會試。有些外行的書寫成會考,高中畢業才會考呢。這些書說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考,康有為哪個中學的,高三幾班的?後來,科舉又分為院試、鄉試、會試,會試就是省試和殿試。院試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沒中就是童生,古代沒有畢業這一說。

小孩五六歲進學,進學之後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歲考上就是神童,不過你七十歲考上也可以,范進不是五十多歲才考上舉人的嗎?老考老不上,老沒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為什麼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幾次秀才都沒考上。你想,他那學問要能考上有天理嗎?他沒考上說明大清不腐敗,他就是考不上,擱哪個朝都考不上,從十八歲考到三十多都沒達到小學畢業水平。

院試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參加鄉試。鄉試在省城舉行,中試的統稱為舉人。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這邊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參加會試。三年一次由禮部主試,中試的都叫貢士。貢士的第一名叫會元,不是匯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沒被淘汰,中了貢士,於是你就可以去參加殿試。所有的貢士去參加殿士肯定都能中,只不過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狀元,然後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上榜人數若干。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上榜人數也是若干。

你如果鄉試以上的三次考試全中第一,就叫連中三元。幹嗎不連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兩毛五分?它不是連續中獎可以兌換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會元、狀元。科舉制1300多年,連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輅等極少數人。這些哥們兒一人能連中三元,實在太難了,哪兒那麼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後拿了狀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場還有狀態問題和發揮問題嘛。所以,連中三元的哥們兒很了不起。

殿試的錄取權由皇帝掌握,所以進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門生。

以前是高官主試,高官決定錄取,這幫新科進士一旦被錄取就對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結成朋黨。你們都是我錄取的,你們就是我的門生嘛,所以都得聽我的。現在不一樣,錄取權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結黨去吧,不礙事。

明清兩朝殿試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親自出題,親自監考。那考試從早晨起來一直考到天黑,點著蠟接茬兒考,皇上也跟那兒坐著監考。到後來有的皇上,像咸豐,就到考場轉悠一下,說聲“同志們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舉實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們現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齡、籍貫、性別都擋上,嚴格保密。到了明清還得謄卷,考官看不到你的親筆卷子,由十個中書舍人給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筆跡全都一樣,以免萬一我的學生我認識他字跡,就給個高分。當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錄取名額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別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錄取的進士超過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錄三四十個,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錄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難,全國好幾千萬人,讀書的就算有幾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幾百萬,三年一考錄取那麼幾百人,很難辦。結果宋太宗在位的時候老開恩科,今年我生了一個胖兒子,我高興,今年科舉開恩科。明年我又生一個,再開。後年娶一個小媳婦挺好,接著開。再後年我們家那樹上長靈芝了,他老有事兒。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壽的時候,今年不應該科舉,但我整壽,就開一個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應科舉,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朝廷就開了恩科。這就為各階層讀書人進入仕途開闢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舉,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農民都可以去參加科舉,商人子弟也可以參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倡優的孩子不行。

過去小孩念私塾,老師教你念:“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說的是讀書就能科舉當官,讀書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還能造反嗎?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勸學篇》,勸士子們“六經勤向窗前讀”。你幹嗎要讀書呢?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你只要唸書,什麼玩意兒都有: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

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英、語、數、理、化、生、史、地、政,改成這些科目。你要連大學都沒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吧。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讀大學的,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火妞、棒子面、自行車。

趙匡胤將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歷代都不曾有過的。宋代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取士不問家世”,軍功和門蔭等其他渠道較為次要了,形成了“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的局面,大批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壇,從此便“赫然顯貴”。宋太祖還採用“特奏名”的辦法籠絡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參政,開寶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規定,凡舉人參加過15場科舉考試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賜進士出身。

立國之初,趙匡胤在權力集中的同時,更廣泛地吸收知識分子參與政權,通過科舉制度,不斷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宋朝的科舉“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與強大一時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取士具有規模大、制度嚴謹等特點。

宋朝的科舉制擴大了政權基礎,那麼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來。但是,官本來就夠多了,你還把那麼多人都招來,招來你就得讓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給他錢,北宋的知識分子待遇那麼優厚,給錢還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個結果——冗員,官吏多而雜。

04.朝廷允許吃閒飯

當兵有飯吃

到了北宋中期,發生了很嚴重的社會危機。

唐以後田制不立,百姓有多少地就給國家交多少稅,沒地的就甭交了。到了北宋,太祖皇帝是高幹子弟出身,他當上皇帝是因為趁著人家孤兒寡婦篡的權,不瞭解民間疾苦,也沒見過農民起義的偉大力量,所以不給老百姓分地。

北宋皇帝有這樣的一個認識,宋太宗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有錢的人越多越好,正因為有錢的人多了,國家可以徵稅呀。你說的那是美國,美國個人所得稅的60%是年收入十萬美元以上的大款們交的。中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工薪階層交的,你說讓那些公司老總交個人所得稅,他交什麼呀?他把自己的工資定到1600元/月,不夠交稅標準。你坐飛機頭等艙,你月工資1600元坐得起嗎?他肯定花什麼錢都走公司賬,我月薪1600元,不交個人所得稅。這在國外是非法的,比爾·蓋茨每月工資400美元,你信嗎?

為富者不仁,不可能指著有錢人為國家出力,北宋也是這樣。

這樣就出現了社會危機,具體是:

第一,貧富分化越來越大。富者有彌望之田,窮人無立錐之地。到了這種地步國家還不管,最後矛盾就指向了政府。

第二,百姓被地主剝削得飢腸轆轆,就得造反。農民沒得吃那行嗎?他肯定反抗。

第三,冗官,冗兵,冗費。冗官就是養的官太多。冗兵,北宋養兵的目的是為防止內患,宋太祖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我養兵的目的就是讓你別叛亂,有叛民而無叛兵。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災區去募饑民當兵。部隊根本就沒有戰鬥力,兵全是饑民構成的。過去有這麼一個口號叫:“豎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我一豎旗就有人來吃糧,不是來保家衛國的。要吃不著糧,就嘩變了。

所以北宋的軍隊愛嘩變,你想他能吃得著糧嗎?長官怎麼著都得剋扣軍餉吧。他看長官坐著奔馳600,他連自行車都沒有,長官一頓飯鮑參翅肚,他煎餅果子都吃不起,於是這幫人就嘩變了。岳家軍為什麼打仗那麼棒?“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老百姓支持人民子弟兵嘛。別的北宋軍隊老百姓不支持,覺得他比遼軍、金軍還混蛋,就會搶老百姓。見著老百姓如狼似虎,見著敵人就耗子見貓那種感覺,禦敵無方,擾民有術,這部隊哪兒行?

冗費就好理解了,80%的錢花在養官、養兵上,這就叫冗費。

05.誰能理解我呢

王安石變法

鑒於出現的社會危機,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變法。北宋一共九個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變法有三方面內容。

第一,理財措施。理財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要增加國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國家又要拿錢,這擺明了就是從有錢人身上動刀子。所以,他這個改革既屬於調整階級關係,也屬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時,分兩次貸款給農民,收成後加息20%還官,免受高利貸盤剝,增加政府收入。相對於現在來說,20%利息太高了,現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貸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這樣一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句話就把官僚地主搞慘了,這些人想盤剝百姓卻沒法盤剝了。

王安石變法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應服役而不願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錢。僱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減輕農民差役負擔,保證生產時間。這樣一來,原來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錢的官僚地主,現在不服役就得交錢了。

再次,農田水利法。這就不用解釋了吧。

復次,方田均稅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戶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農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後,市易法,政府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場,有個成語叫囤積居奇,本來是商人的斂財之道,現在等於政府在幹這個事兒了。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購羽絨服二百塊錢一件,免得你積壓倉庫,所以商人都把羽絨服賣給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塊錢賣出,政府掙四百。但如果商人賣,可能賣八百、九百、一千。因此這樣的結果是政府得了錢,老百姓物價也能便宜點兒,商人吃虧了。

王安石變法的第二方面,是軍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每十家(後改為五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一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練兵,平時種田,戰時編入軍隊抵禦遼夏進攻,減少軍隊開支。這實際上就是民兵,是保衛本鄉本土的,中國最適合這樣的軍隊。因為有人說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族打過來了,我躲著。中國人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一出國,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沒有說你中國我也中國的,組織的也是北京同鄉會,不是中國同鄉會,缺乏國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適合,你保衛的是你媳婦、你家鄉。

然後還有將兵法。禁軍駐地固定,然後用固定的將官加以訓練,充實邊防。

變法的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舉,廢明經,設明法。明經就是死記硬背的東西,沒用。整頓太學,使學校成為為變法造輿論、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過變法,一定程度地扭轉了社會危機。可惜最後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危害百姓。更主要的原因是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時候砸缸的那個司馬光當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廢除了。

用人不當,變法失敗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用人不當?

王安石幹這事兒壓力很大呀。因為中國一直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規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是頂著雷變法。他明確表示,變法是本著這麼一個原則——“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變不足畏”,因為你王安石變法,你看地震了,7.9級,屬於天變。王安石說,我不相信,我接著變,你給我弄個8.3級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談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們越埋怨證明我越正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這三條宗旨,往好聽裡說是大無畏,一往無前,往難聽裡說就是這老哥太愣了。一個人應該常懷敬畏之心,孔聖人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王安石誰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沒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極端。這就奠定了用人不當的基礎。

很多人並不見得贊成新法,但是因為王相公堅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裝支持。我為了求官假裝贊同新法,因為那時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當官了。當官後,我把這新法作為斂財的手段。明明青苗法應該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舉使復以多散為功。”應該是老百姓需要借錢,我才借給他們,現在是我逼著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還不上,富戶為窮人作擔保。你們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給所有的農民作擔保,還不上我找你要。最後村裡不但農民跑乾淨了,連地主都跑了。

孔聖人曾經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謂士農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裡說:“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人家不輕別離沒法養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輕別離,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這個。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麼能治國呢?

中國古代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官不與民爭利。你當官了,不能做買賣跟老百姓爭利。其實今天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我當了市長,我們家人要開公司,你能競爭得過我嗎?你一點兒轍都沒有。所以官不能幹這個,不能與民爭利。而王安石干的這些事就是與民爭利,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那些地主難道不算民?你這就算與民爭利了。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擊他的口實。很多保守派講王安石變法有種種弊端,並不是人家憑空編的,確實存在這些問題。

王安石變法之後,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黨和舊黨。新黨上來就打壓舊黨,舊黨上來打新黨,黨同伐異。這樣的結果使得北宋大臣間的黨爭越來越激烈,也是造成後來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寫入奸臣傳的。歷史對他的評價不是很高,天下騷然,黨同伐異,黨爭勢如水火。原來朝廷的矛盾沒這麼厲害,現在一下子各種矛盾都被王安石激發出來。所以他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甚至有人說北宋滅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06.宋遼同台大PK

遼的崛起

北宋只是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並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同北宋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有契丹的遼、女真的金、黨項的西夏。

契丹是一個遊牧漁獵民族。唐末勢力開始發展,漢族農民遷到長城以北,契丹人學會了種植、建城、農耕。

公元10世紀初,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 統一契丹各部,提倡農業,接受漢族文化。耶律阿保機明顯是契丹語,他建國之後改名叫耶律億,名字也改成漢族的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了契丹國,定都上京,他就是遼太祖。少數民族的領袖都有各自的稱呼,匈奴叫單于,突厥叫可汗,吐蕃叫贊普,他們只有入主中原之後才會建立帝號。像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也是入主中原才建立帝號。而契丹人在草原上就建國稱帝,一切都跟中原一樣。

遼有五個首都,整個民族和他們的皇帝就在五個首都轉著住,上京是臨潢府,也就是今天內蒙古的巴林左旗。

《這個歷史挺靠譜:袁騰飛講中國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