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在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中,我想通過80餘名老北京人的口,對近百年來老北京人的生活和變遷,做一個全景式的描述。

通過人、特別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過文物古跡、風景名勝以及歷史事件來呈現北京這個城市,是我近20年來一直努力在做的嘗試,也正是在訪談了百餘名老北京人之後,我才對北京這個城市和北京人,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瞭解和感悟。我是從他們的講述中,才具體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進入到這座城市,並且慢慢地觸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脈、靈魂和神韻。注1

既然我的宗旨是從「人」出發,所以本套叢書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訪者人群的不同而劃分的。然而,凡是對北京城略有瞭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來北京城的特點,便是不同的人群,大體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說,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幾個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組成的,這樣的幾個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鮮明的、不同於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徵,卻又因此而共同構成了一個整體,那就是一個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這正是北京這個城市具有的豐富複雜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幾個區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無論哪一個區域,也不能稱之為北京城的「精華」,哪一個區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這便是我訪談過百餘名北京人之後的收穫所在。

我說的這幾個區域,大分起來,就是內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雖然近年來它們之間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經被基本泯滅,尤其是將宣武、崇文兩區分別併入西城、東城兩區之後。但是自清軍入關到1949年之前的幾百年間,內城住皇室成員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漢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卻始終清晰可辨。至於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處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邊緣位置以及與京城的緊密聯繫,當然應該被視為京城中不可割捨的一個重要部分。

由於在這三個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內城部分的份量遠遠超過其他兩部分,所以我將這部分人群再一分為三,這便形成了5卷。出現這種有輕有重情況的原因,與我最初選擇訪談樣本時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關係。具體地說,當我開始啟動這個項目時,並沒有意識到北京的居住格局與人群特點之間存在如此直接的關係,我一味去尋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標準的那些人,而這樣的人,大多數都居住在內城。儘管我後來意識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點,也意識到我選擇的訪談對像有畸輕畸重的問題,並希圖尋找到更多居住於城南和郊區的被訪者,但一是他們中世代居住於京城者,本來就遠遠少於內城那些八旗後裔,二是由於近年來北京城市人口變遷的頻繁和他們居住的分散,很難尋找到更多的樣本,這便是我所謂能力有所不逮的含義了。

對於這5卷中每卷內容的特點和編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別有所介紹,此處不再詳細說明。總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這套5卷本的叢書,既各自獨立成編,圍繞的又是同一個城市、同一個主題,應該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本書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的基礎上,經過大量補充修訂而成的,事實上,它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樣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書了。

首先,此次將這套叢書分為5卷,有了可以伸展補充的餘地,遂得以將一些尚未發表過的訪談成果收入,究其份量,佔全套叢書的三分之一以上。這些訪談成果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之後所做的部分訪談。自《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距今已經過去整整6年,但我尋找老北京人並為他們做訪談的工作卻迄未間斷,這些後來做的口述在訪談宗旨和方式等方面雖然與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對「北京人」的定義上,則不得不有所放寬,那就是將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國之初(1911年前後)不足百萬的人口和他們的後代子孫」一條,推遲到了1949年前後,也就是說,凡是1949年前後進入並居住於北京的人,便都被納入到我的訪談對像中。做這一修改,有眾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隨著時間的飛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畫線,按被訪者當時18歲計,如今67年過去,也已經是85歲的耄耋老人了,抓緊記錄他們的歷史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更何況,1949年前後是新舊政權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新的意識形態開始創立並生長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另外,正是由於放寬了對「北京人」標準的限制,我得以將此前曾經做過,但因不符合這一標準而未收入的訪談,也納入到了此書之中。

其次,在編撰本套叢書的過程中,讓我最感慨也最有收穫的,並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內容上的添補,而是去尋找多年前的被訪人,並對他們所做的回訪工作。由於歷經數年甚至十數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經不多,這樣的回訪便尤顯珍貴。通過回訪,補充和修訂了初次訪談時未曾顧及的細節,加深了我對原來訪談的內容和被訪者的理解,更凸顯了訪談的意義。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訪者與我在這十數年間從未中斷聯繫,有些已經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們相互間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終能夠進入較深層次的主題,這一過程或如曲徑通幽,或如層層剝筍,正與史家所做考據的過程相似,其間的艱難與樂趣,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來。還有一些被訪者已經逝世,但當我看到他們最終結局的時候,再回想他們當年訪談時的情狀,其間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故事,也頗令人感歎唏噓。總之,通過此次回訪,我切實地感受到了深度訪談對於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對部分口述,從文獻上下了些鉤沉索隱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關的檔案材料以資考訂佐證,一方面在註釋上做了大量的補充,力圖將口述背後的故事,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總之,一個具有職業性好奇的史家,當他面對躲藏在自己訪談對像背後的,遠比口述者閃爍其詞的、語焉不詳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講述更為精彩、更為深沉的真相時,很難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剛先生為胡適所做口述為例,胡適為唐先生講述的,僅僅是胡適那複雜豐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將隱沒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人們並不能知道這座冰山是什麼樣的,而這正是負責任的史家應該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麼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為什麼是那個樣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這,往往就是對某個具體個人所做訪談的最大意義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餘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誇張;1949年以來的變化,較之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更甚;而改革開放之後,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來說,變化之巨大,竟然又超過了以往的百年,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目不暇給的程度。如果說民國時期的鼎革更多表現在社會的變遷上,1949年以後是對城牆、古建等物質文化的損毀,那麼近年來的這一變化,則是因外來人口的急劇增長而導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說消失也許並不準確,準確的應該是,當北京人口已達數千萬的今天,區區百萬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沒在從四面八方聚集於此的眾人之內。尤其是隨著京城大規模的改造拆遷,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數已經搬離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於城外諸多新建的小區之中,以北京的「人」為載體的京城文化,也隨著他們而消失湮沒於無形之中。甚至被老捨先生譽為世界上最優美動聽的「老北京話」,如今也難以聽到了。在北京城經歷的諸多變遷中,這場「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徹底,同時,也最令人觸目驚心。

所以,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是我對曾給予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後一瞥;是我對這個正在急速沉沒的城市,留下的最後一個紀念。 

作者謹識

2016年2月


《府門兒·宅門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