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濱口述

時 間:2004年2月17日

地 點:北京市勁松西口某小區

訪談者:定宜莊

在場者:李南

[訪談者按]李濱女士是我的「發小兒」李南為我聯繫的,她是李濱的外甥女。李南的母親名黎頻,是李德倫的大妹,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演員,她最早為人所知的角色是在膾炙人口的話劇《龍鬚溝》裡扮演王大媽,後來最為人知的角色是《萬家燈火》裡的老大娘,還有為1986版電視劇《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配音。別的也許還有,也許更著名,可我知道的就只有這些。這個訪談,我原來瞄準的就是黎頻,但她不幸已於2003年逝世,李南便為我聯繫了黎頻的九妹李濱女士。著名劇作家黃宗江先生對我說過,他與李德倫兄妹20世紀40年代一起在上海時,都稱黎頻為「德倫妹」,她一度比李德倫更活躍、更有名,以至於不相識的人們都將李德倫稱為「德倫妹的哥哥」。據此以推,我這裡採訪的兩位,就是「德倫妹」的妹妹了。

李濱近照(李濱提供)

李濱女士本人也是演員,20世紀90年代曾在《甲方乙方》《我的父親母親》等片子中擔任角色,迄今仍活躍在舞台與銀幕上。但她與我談得最多的並不是她的演員生涯,而是第一,她幼年在宣南生活時的家庭氛圍,按照她的概括,那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的典型家庭」,這種「半封建半殖民」的典型特點不僅是她家,其實也是民國時期北京城部分上層社會生活的典型寫照。第二,是她兄姐離家參加革命的經過,以及對她產生的影響。這其中最激情洋溢的段落,是講述20世紀4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1949年解放軍的入城。這是北京城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即使是寫最尋常的百姓生活,也不可不記的。

本篇口述可以與《李德倫傳》互相參照補充之處很多,因為李濱在北京經歷的許多事情,都發生在李德倫離家之後了。

定:我和李南是從小兒的朋友,我倆也同歲。我是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正在做一個關於老北京的項目……

李南(以下簡稱南):她姓定,是滿族。

定:我們也是後來到的北京……

李濱(以下簡稱濱):滿族當然是(後來到的了),原來在關外嘛。

定:我記得當年在北師大讀書的時候,李德倫先生給我們做過報告,他個頭兒特大是吧,跟您好像完全不一樣……

濱:仨爹倆媽的(意即不是一個爹媽生的)是吧?

定:……不是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濱:一個是大秤砣一個是牙籤兒(大笑),我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定:你們家原來是回族?

濱:是呀,現在也是。

1.回民家庭

濱:我們不是老北京,我們都是移民。

定:那你們是什麼時候,從哪兒移來的啊?

濱:起碼兩代了吧,不知再上面有沒有。胖舅(這裡是以李南的口氣說的,指李德倫)的書裡說是金陵,那就是南京嘛,我們祖上好像是金陵的,也不知什麼時候到的河北,我爺爺時候就在河北,豐潤。我父親他們兄弟三個,老大老二老三,我父親是老三。我大伯父叫李際春,二伯父叫什麼名不知道。我父親的名字是李宏春。注221

我們家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個典型的家庭,「半封建」更多一些,「半殖民」的時間不長。我大伯父是奉系軍閥,他一直在瀋陽,我們曾經有一段也吃過他的掛落兒(受牽連之義)。知道李香蘭吧?

定:知道。解放前的歌星。

濱:不是解放前,是日本那時候,後來她成日本的議員了,政界的。她為什麼姓李呢,就是我大伯父收她做乾女兒。她姓山口,愛唱歌,家裡不同意,就弄的留聲機,唱片呀,擱到廁所就聽啊,學著唱,我大伯父就覺得這小孩成,就給她取名叫李香蘭。注222

那時候還沒生我呢,我1929年出生。在那以前張作霖就不靈了,他(大伯父)什麼事到天津跑反,什麼便衣隊,注223完了後來又回去了,一直到1947年,遼沈戰役比較緊張,他那邊不成啊,趕快坐飛機跑到北京來,帶著他小老婆,讓我罵跑了。

我從小對他就沒好印象,因為他好幾個姨太太。他那時候早就沒落了,但是他有錢哪,沒錢他弄那麼些姨太太。有個大伯母,我們管她叫趙太太,沒有孩子,然後她就走了,走了以後聽說他在瀋陽又找了一個唱大鼓的,比他小一半,這麼一個,他那時候七十多了,髒吧唧唧的。他不抽煙不喝酒,每天早上叩齒,有這一套什麼養生辦法,所以他活得歲數挺大的。那時候我找地下黨,就特別看不起國民黨那腐敗呀,我就成心擠對他,就想把他擠對走。有一次我母親不在家,話趕話的,我就跟他吵起來了,我就整個一個造反,他說我是王八蛋,我說我要是王八蛋,你是我爸的哥,你什麼玩意兒?你什麼東西啊?你老王八。那時候國民黨有個稽查處,我說你再嚷嚷我到稽查處檢舉你去,我說你他媽日本漢奸,軍閥,你折騰什麼你。可能這個他也害怕了,走了。臨走的時候我們買的那個肥皂,兩塊連著的,都晾在窗台上,還有些劈柴也在窗台上,他還捲了我們幾條肥皂走。

定:他那麼個大官僚還至於卷你們家肥皂?

濱:不是東西,整個一個老王八蛋。後來1950年「鎮反」的時候給斃了。

定:奉系倒了以後他做什麼?

濱:那我哪兒知道哇。我知道這點東西已經不錯了。

定:您二伯呢?

濱:不知道,屬於一個土豪劣紳吧。屁事沒做,就守著家裡那點兒地,抽白面兒,扎嗎啡,什麼都干。後來是病死的呀,還是怎麼著。除了這點土地好像還幹點什麼別的吧,要不怎麼禁得住又抽大煙又打嗎啡呀,而且媳婦也不能只有一個。他的兒子就是我四哥,反正就是抽白面兒,在家裡什麼都不幹。聽說當地解放以後是土改還是怎麼著讓人給活埋了,就在我們老家豐潤縣。注224這我都是聽說。這四哥長得還挺漂亮的,我見過他。還一個七哥,也是他(指二伯)的兒子,常上北京來,我印象特別深,長乎臉兒,一臉的疙瘩。到北京來就盯胖舅的梢,胖舅住南屋,有《世界文庫》什麼的,他就翻裡頭有什麼東西,胖舅說來一狗。那時候他們不是都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注225麼,後來北京這兒不成了,走了嘛,上上海了。當然不完全是他這一個因素。七哥怎麼死的不知道,活該,愛死不死。我們跟他們家也沒太多關係,根本不通信。他們就是有時上北京來,見一下,幾年才來那麼一次,然後都是聽我母親那兒說,或者老家來人東一耳朵西一耳朵。

所以我們家要是把叔伯的都擱在一個棋盤上啊,那是「黃河為界,兩國交兵」。

亡清紀念物:清亡時父親割辮的留影和照片背後的說明(二幅,李濱提供)

2.父母與兄姐

定(看濱父剪辮的照片):這個毓祥注226是誰呀?

濱:我父親呀。

定:他那頭髮,就前頭這兒,怎麼還有一點?

濱:是呀,長出來的。他刮得勤就不至於呀。也許那時候正人心惶惶的。

我父親老早就出來了,不知在哪兒上的學,他不可能在豐潤縣上學,豐潤那兒有什麼呀。好像二十一二歲就在平津一帶,他學政法的。北洋政府時候,他是一個官員,北洋政府不是時間很短嗎,完了他就沒什麼事兒,因為他認得好多軍還是政府政客警察這類的,認識的人比較多,所以他後來一直賦閒,一直賦閒但是他也不缺錢也不缺車,開車的、老媽子、聽差、廚子,廚子是老家的一個遠親,這麼一大攤子。

定:那他為什麼會不缺錢呢?

濱:他就等於一個地方勢力,就算是名流,認識好多地面上的人,一說就是北京名流李育庠。你要在這地方辦實業,那時候不叫企業,什麼開銀行的、開報館的、開綢緞莊的,什麼珠寶商、古玩等等,包括唱戲,都得拜這些地方勢力,有什麼事一疏通,他地面上能站得住。可能這個有關係,他「創造社會價值」吧(眾笑)。有人供著他,給他支票。大中銀行的,在西交民巷把口,一簽,大中銀行注227。我估計啊他也有些積蓄,估計還有存款,有點家底兒吧。還有些字畫,包括我母親的首飾,後來我們家可能就賣這些個,我們家就沒什麼字畫了。我們老家沒有地,地無寸土,房無片瓦,也沒開買賣,就是這麼著。我父親也不置產業。

定:連房子都不置?

濱:沒有,就租房。

定:這挺奇怪,因為好像回民不這樣過日子啊。

濱:可能跟我父親在政界有關係吧?你要真是在牛街胡同裡頭賣牛肉羊肉那麼起來的,或者弄一菜行那麼起來的,或者再弄點房產倒來倒去,那就不一樣了,那他也不可能供他兒女,一定要學業多高,男的頂多就繼承父業,女的就在家做活然後找婆家就完了。只要學歷這麼一高,您的家業就保不住了,就踹門顛兒(顛兒,北京話,走了之意)了。基本都是這樣,他接觸了民主主義思想,不能囿於這種生活了。

我父親過的日子挺瀟灑的。抽大煙。他禁毒,然後他自己抽上大煙了。

定:他每天就是抽煙?那抽煙也得花錢啊。還養一大幫孩子。

濱:他有支票啊,在安福胡同注228的時候就拿著支票。在安福胡同的時候基本上上午就不起床,中午起來吃點飯,完了抽大煙,再睡一會兒覺,下午到四五點鐘,或者五六點鐘就出去啦,有飯局,完了就聽戲,半夜再回來,就這種生活方式。而且我父親有潔癖,好傢伙那個,我母親就侍候他,所有的茶碗茶碟兒,且涮且洗哪。他抽大煙的那一套煙燈擦得珵亮,漂亮極了,那是工藝品。不是像現在(電視裡演的),那根本就不對,髒乎乎的,在大棚子裡一靠,那是拉排子車的抽大煙。我父親那景泰藍的小煙盒,弄一點煙哪,折騰半天才抽上這一口,一邊燒一邊聊天兒,且玩呢。我母親給他熬大煙,挺複雜的呢那工序,煙土這麼一大塊,熬生膏以後就像咖啡,黏的。我就愛聞那個生膏子味兒,特別的好聞,香極了。注229

我父親還捧角兒,好多戲子,還有梨園界的等等,好多,都是名流。他還逛妓院,但是他從沒帶回家來,就有一個帶回來過,就是那個施老六,八大胡同施家胡同的,那一看就有派,平常出來都素面朝天,基本不施粉黛,那眼睛……就算乾女兒似的。這個施老六,她給她鴇媽家掙了好多財禮,(她鴇媽)有一女兒,她掙的錢都供那女兒上學,給她氣得夠嗆。她後來嫁給一個律師,在天津,「文化大革命」也遭了罪了。

定:你們家去清真寺嗎?

濱:不去。頂多就把把齋。我母親把把齋。我父親又抽煙又喝酒的,一天喝一瓶多,白干。最後就死於酒精中毒。死的時候50多歲,是1946年11月份,下著小雨,在家裡,就是他起夜,他覺得有點頭暈,就坐到凳子那兒,就過去了。挺乾淨的,一點沒有留湯了浸濕的。估計就是腦溢血,可是他也沒癱。沒有落炕上的過程。反正那時候就總吃藥。我下學回來拿了方子就抓藥,抓藥回來做作業。

定:您父親後來是按回民的葬禮還是?

濱:對,葬在復興門外五棵松,那邊有回民的墓。後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給遷到東郊,給了一個單兒(證明或收據之意),也找不著了。

我母親姓鐵,瀋陽的回民。她是中等師範,現在來說可能是初中,然後好像16歲結婚,那時16歲就是15,虛歲。我外祖父我有印象,老頭兒的指甲蓋那麼長,鬍子長著呢。他們從哈爾濱到北京以後在我們家住過,後來在絨線胡同買的房子,離我們家不遠,然後搬到安立胡同,就是首都電影院後身西側的一個胡同。

定:您外祖父是做什麼的?

濱:不知道,聽說是驢販子,做生意,也不是特別富有的。注230

定:母親家哥兒幾個呀?

濱:大姨二姨三姨,我母親行四,然後是一舅舅,那舅舅可能最小。都在(東北)那邊。大姨我見過,三姨好像也見過,大表哥來過北京,上國高,在這兒住過一段兒。

定:您母親怎麼和您父親結婚的?

濱:可能是說媒吧。我母親跟我父親差7歲。她活到八十九,差一年90週歲。

李德倫不是說嘛,他的音樂啟蒙老師就是我母親,我母親有個風琴。我母親就這點好,你不是什麼(指其父抽大煙逛妓院)嗎,我就在家裡玩牌。一日三餐都料理完了,一日三餐都親臨哪,有時候還親自炒菜。這一大家子。都弄完了,晚上沒事了就玩牌。

[蕭成:我母親這一打麻將啊,還不敢讓我父親聽見,這麻將洗的時候不能這麼嘩啦嘩啦洗,得推著,還得告訴:「別出聲別出聲。」有人跟她打。我小時候都學會打麻將了。我沒跟她一塊兒打,但是我在她旁邊看著我都看會了。]

定:你媽媽是個什麼性格的人呢?

濱:反正挺開通的。

南:挺強的。

濱:你想這個家裡上上下下她都得應付,在交道口那兒,1952、1953年的時候就是居委會主任,那不拿錢,絕對不拿錢,還往外掏。「文化大革命」受衝擊,她受衝擊不亞於李德倫。

我母親懷了20胎,有一個是雙棒兒(即雙胞胎),就是21胎,21除以7,我們的成活率是30%。我在7個裡頭是老五,大排行裡頭我是行九,她媽(指李南之母黎頻)行五,比我大9歲。山西那個姐姐(黎穎)比我大15歲,李德倫比我大一輪。

我母親沒有奶,沒有奶就很容易懷孕。好比說年初生一個吧,年底就又能生一個。一月份生一個,等到10月、11月就又能生一個。我們家就這方面,生殖力特強,婦科沒什麼病。我母親懷孩子吧,還總是女孩兒,重男輕女啊,那時候也不能上醫院刮去,懷了孕就吃藥打,蹦,這個那個瞎折騰,流產了好幾個,有的很短時間就夭折了。

我們家三六九等。老大,我大姐姐那沒的說,第一個孩子,是比較拿事的。我大姐功課又好,一直師大附中的,然後又北大,她上大學的時候還一邊準備功課,一邊拍我睡覺,我母親不管,我母親弄一幫各種太太在家打牌。李德倫是第一個男孩子,不得了啊,大少爺。還有她媽媽(指黎頻),生下來圓咕隆咚挺可愛的,她就是奶媽喂大的,李德倫也是,我大姐也是。她那個奶媽一直在我們家待著,時間比較長,老王媽,外號叫禿老王。老太太的頭髮後來都沒了,就那麼幾根頭髮,後頭還弄個小夾棍,這兒都光頭皮,跟南瓜似的。奶媽完了以後還有看媽。有做雜活的老媽子,洗洗涮涮的,收拾屋子的,各屋子都有幹活兒的。還有廚子。在安福胡同的時候還有一個本家的,李德霖,他做飯,一日三餐大小都包了。

我的六姐,注231比她(李南)媽媽小兩歲,在家裡也不受待見,就讓她上平民小學,不花學費的,也在新華街那邊。我三歲的時候又一妹妹(李津),又一女孩,也不待見她,就給她擱老家去了。

後來我那大姐就走了,給她錢,大洋,讓她辦年貨去,拿著錢就顛兒了嘛。

南:上解放區了,逃婚。

濱:我上門口看,哎喲就哭啊,我哭了好幾天,找我姐姐。那回折騰得夠嗆。

定:您大姐為什麼逃婚呢?

濱:訂婚了,訂婚還搭席棚了,那是一個教員,回民,得找回民哪。我大姐就一條件,說得大學畢業結婚,他們那邊同意了,然後他們那邊催婚,我大姐不幹了。這是一個因素,再一個就是「一二·九」抗日運動,這兩個因素擱一塊兒。寒假的時候,就辦年貨嘛,她就從張家口那邊出去,綏遠,熱河的東邊,順著長城這麼走。我舅舅那時候來了,他跑綏遠去找了一通,她剛跟交通前腳走,後來才知道是前後腳兒。她後來一直在山西、太行山一帶。「犧盟會」注232。沒上延安。她走以後就改名了,免得牽扯家裡頭。好傢伙家裡就開始鬧,先開始不好意思,覺得有失體面,這家的大小姐跑了,後來就登尋人啟事。她這一走,老頭老太太挺傷心,亂了一通。老太太等於少一幫手啊,裡頭外頭都能什麼,功課也好。注233

「一二·九」的時候我哥哥他們都參加了,在那之前就弄那些個唱片,什麼「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就是這個,我就是聽他們唱會的。領導他們的好像是張承先,注234那時候可能是大學的學生吧。我哥哥讓人給抓起來了,公安局就給我們打電話,說三爺,管我父親叫三爺,您那公子在我們這兒呢,先關兩天。我們家就給他送包子去。然後我父親給他軟禁在家。我父親管子女就知道軟禁,軟禁值個屁。

定:您哥哥後來就參加共產黨了是吧?

濱:對,他後來是地下黨。到上海嘛。她(李南)媽媽後來不是也上上海了嗎,李德倫那時候在上海,跟黃宗江啊,石揮啊他們,她就去了,去了就在莫斯科電台做播音員,有時候弄個文藝節目什麼的,原來是替別人,替著替著就成正式的了,也拍個電影什麼的。她絕對是什麼都不過腦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設計的衣裳總是跟別人不一樣,標新立異。

[蕭成:閨女大了,得找婆家了,那個劉媒婆整天就往這兒跑,黎頻也覺得在家裡待不住了,就到上海去了。公開走的,就說到那兒看哥哥去了,結果去了就不回來了。李德倫後來(從上海)去延安,黎頻沒去延安。]

後來我那個不得煙兒抽的姐姐(指六姐蕭成)也走了,上解放區,太行山那一帶。他們幾個都是底下疏通我母親,他們走都是留封信給我母親,然後顛兒了,就是老太太知道這些事。就是我大姐走誰都不知道。

定:你們這樣一個家庭的子女怎麼後來都革命去了?挺有意思。

濱:這個很簡單哪,家裡如果說你女孩兒,就供你上小學,男孩兒頂多到初中,高中都不一定讓你上,你家裡要是有買賣就繼承這個祖業,就不一樣了。

定:你媽就能捨得這些孩子都往那地方去?

濱:我母親那真邪了門兒了。

定:你們家這種回民在北京是不是挺特殊的?

濱:……不知道,因為周圍也沒那麼多回民青年。

3.童年生活

濱:我是什麼呢?我是撿來的,應該起名叫李撿。有一次我父親跟幾個朋友回來要錢,說要買什麼彩券去,家裡就幾十塊錢,我母親還不願意給他,結果買了中一頭彩。這麼著到了東北,在哈爾濱在那兒生的我嘛,要不我也不會在那兒生,又一女孩兒,又家道中落,中一頭彩,我父親給我起一字曰東舉。他們都沒有號,我父親給我起個號。

定:就是覺得您帶了好運。

濱:啊,他們都沒有字,李德倫都沒有。

南:可是他們也有別的名字啊。

濱:嗨,那叫經名,他們都記得他們的經名。《李德倫傳》裡有,都寫著呢。注235我把我經名忘了,說了多少次總記不得,我不知道我的經名。

定:頭彩不少錢吧?

濱:可能吧,還和人分了,不是一人獨吞的。1929年,我母親懷著我就上東北去了,想在那兒找事。我父親(在長春)一直沒找著事,到秋天我舅舅調到哈爾濱,我們全家又都跟著到哈爾濱。當時我舅舅是中東鐵路的俄文翻譯,等於是高級白領。注236我舅母那個打扮,就像二三十年代初你看那蘇聯的電影,頭髮燙著,出去坐馬車呀,家裡的保姆都是俄國的。他們家有6個孩子,3個表哥,兩個表姐,一個表妹,我那表哥表姐表妹呀,尤其那個表妹,根本就不會說漢語,吃飯不會拿筷子,整個一個「酸黃瓜」。然後我舅母做果醬做得特棒,拿大玻璃瓶子。到七八十年代還托人從哈爾濱秋林注237給我帶馬林果醬。我們家從小就吃牛肉片炒洋蔥啊,肉絲炒胡蘿蔔啊,就是在哈爾濱跟我舅舅有關係。一般人家不吃洋蔥跟胡蘿蔔,嫌那味兒不好,其實這東西最好了。我舅舅是三幾年才從那邊來北京的。

我是在那邊生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跟掃帚疙瘩似的,細脖大腦殼,在那兒又按俄羅斯的生活方式,4個小時喂一次奶,哇哇哭也不給吃,就灌水。我是11月份生的,出完百天兒就回來了。

我小時候身體不是比較弱麼,到北京以後總生病,有點風吹草動准出毛病。1936年我7歲,上小學了,天安門的東邊,南長街的西邊,藝文學校,後來是28中,在那兒上小學。好像上了一年不到,我身體不成,一查肺弱,休學休了3年。

[蕭成:小時候她(指李濱)在藝文小學上學。藝文小學在哪兒呀?在中山公園那邊。家裡有個包月車,天天兒給她拉去,到時候給她接回來。她是比較享受的。就因為她特別精,特別靈。我在家的時候她是個病秧子,也嬌氣,動不動就不上學了,不上學就在家待著。在家待著沒東西玩了,就愛給人洗頭髮,我就是被她洗的那個,乾洗!就拿手揉搓。

定:您就讓她洗?

蕭成:不讓?不讓行嗎?那是個寶貝兒啊。還成天在安福胡同那院裡頭跑圓場,「托托托托托托……」我就看著可笑,什麼玩意兒,跑得又不像,也不嫌累得慌。她精力特旺盛。]

這3年就在家,就參加了協和醫院的兒童保健會,每個月檢查一次身體,然後就吃魚肝油,各種各樣的,滴的,水劑的,丸的,總給我換。有相當一段時間我不愛吃魚,有一點腥味我就受不了。

定:那時候小孩保健還不錯啊?

濱:不是小孩保健,你看什麼家呀。那時候我買衣服就上中原公司,王府井有個中原公司,天津也有,那時候都是分號啊,連鎖,就相當於現在賽特、燕莎那種檔次。注238還到中原公司給我定做皮鞋,帶簾兒的,這麼一襻帶,翻過來,大一點兒,穿著踢裡突嚕的。我腳出毛病就是那時候的皮鞋穿的,小孩腳老長啊,穿不壞呀這鞋,出門坐洋車,腳形都不好看。一買玩具,小女孩就愛買娃娃呀,拿現在說就是芭比娃娃那種,挺大的,裝得挺漂亮的。還買各種小瓷人,各種小炊具,不銹鋼的小爐子,小平底鍋。

一到年節,包括我生日,好多人都拍馬屁,給九小姐送禮盒,衣裳料或者是禮券,幾百塊錢或多少錢。

我那幾個姐姐繡花、做活都會,我就跟她們學,倒針啊,鎖啊,可是我不如她們。我們家還有一個老牌的縫紉機,機器繡,我們家那時候好多床單啊,窗簾啊,檯布、小茶几什麼的,都是她們做的,各種鏤空的、十字花呀。還有拿緞子繡,繡枕頭套,一會兒弄點這個,一會兒弄點那個,牆上一返潮了暴牆皮,就拿顏色畫,畫卡通什麼的,牆上塗的不都是粉蓮紙嗎,粉蓮紙啊,高麗紙啊,就往上畫。都是屬於洋的。

因為我父親是政法大學畢業的,學司法的,他就跟我姥爺較勁,非叫女孩兒上學。那個時候還請過家館,教書法啊,包括四書五經這類東西。黎頻她們還正經學過素描,畫幾何體啊,石膏像、水彩,到北海寫生啊什麼,她倆畫得還可以。

定:這就是說您父親還挺重視對你們的教育的。

濱:對,重視這個。那時候我們好像是報紙挺多,訂了幾份報不知道,可能都是送的,什麼《晨報》了,《小實報》了,《立言畫刊》,美國《Life》,就是生活畫報,美國《Star》,明星雜誌,原來美國好萊塢的那些電影明星我都叫得上名兒,都記得清楚,她媽媽(指黎頻)和我哥哥(李德倫)就更甭說了。從小他們就帶我看電影,《木偶奇遇記》《青鳥》《白雪公主》……電影院都在東城,新新大戲院是哪年開始的,就是現在的首都電影院,注239多少年了,晚上就是京戲,後來沒什麼唱京戲的了就放電影,來回來去地放,你要在裡邊待一天都成,只要不嫌臭。還有長安大戲院,現在時代廣場那一帶。西城就一中央電影院,就是現在的音樂廳。我說的這都是1940年以後的事兒。

定:那時候看電影不是特貴嗎?

濱:那不知道。反正電影院人不是太多。你想一般的那個他上不起學,他也不可能上電影院。我父親還帶我到白宮舞廳去看過跳舞,白宮舞廳就是後來的平安電影院吧,東單頭條。東長安街路北。現在那兒整個都成東方廣場了。

定:您父親也跳舞嗎?

濱:他不跳,然後我們坐著汽車去,跟那兒看。那時候還上北京飯店聽音樂會,那是後來了,我哥哥那個上海的同學在那兒開音樂會,我們給推銷票去,坐二百人呢,上座兒不少。

定:那就是說您哥哥喜歡音樂跟您父親有關係?

濱:不是不是,就看接受的是什麼教育。我那個舅舅從哈爾濱來,就帶一台勝利牌留聲機,就擱到南屋,好多唱片哪,比較通俗的交響樂,或者「今夜無人入睡」,鬧失眠的那個,就跟這個有關係。我父親就是你給我好好唸書。李德倫在西河沿的時候就迷戀上拉提琴,老頭兒不讓。老頭兒前腳一出,他拿出琴來就登登登練。我小時候家裡給我也買過小提琴,小孩兒的,這麼大,就教我基本功,繃弦,(我拉得)這個難聽。後來我的小提琴讓我弟弟給拆了,玩著玩著給拆了。

南:你們這種老北京還不是那種土北京。

濱:不是。

定:那您父親也愛看戲嗎?

濱:哎呀,那不是愛看的問題,那是他的命。固定的包廂位子。角兒呀,馬連良、梅蘭芳、楊小樓、程硯秋的都看。後來就捧李少春注240。李少春是我們乾哥哥,認我父親乾爹的。他本來是上海的,他父親是小達子嘛。然後到北京來,想拜余叔巖為師。余叔巖跟我父親是好朋友,所以我父親怎麼認識那麼多梨園行的呢。余叔巖可能讓同行給害了,嗓子壞了,他特別記恨這梨園行。余叔巖有兩個女兒,正好跟我姐姐同學,都是師大南附中的,都在那一帶住嘛。他那兩個女兒尤其大女兒有時吊吊嗓子,唱得還挺是味兒的,但是他就不讓,在家唱唱還行,票戲都不成,都讓學醫了,上的北大醫學院。(其他)女孩子下海一般他也不讓,拜他為師也不幹。李少春來了以後輾轉托人說情,找的我父親,我父親面子挺大的,說見見吧,一見就特投緣。那時候李少春多大呀,有沒有20歲呀,反正是二十上下。余叔巖有個兒子,3歲就死了,就從台階不高,摔下去就死了,就兩個女兒沒有兒子,一看李少春年齡就跟他兒子活著一樣,特投緣就收了。所以李少春就拜我父親為乾爹。從小我就叫他猴哥嘛。我們家是捧李少春的,包括張二爺(張璧),都是捧李少春的。

[蕭成:李少春不是我父親的乾兒子嘛,李少春就主要在新新大戲院演戲。我們(跟李少春)特熟,過生日了,(李少春)進門就磕頭:「爹,我長小尾巴了。」這我們才知道過生日就叫長小尾巴。每年都長,要長若干次。我有的時候去(看戲),我就是看猴戲,熱鬧啊,看別的出來進去的,一唱半天,咿咿呀呀的不知什麼東西。]

我們住西河沿的時候,旁邊就挨著筱翠花,知道嗎?

定:翠花胡同?

濱:不是,(提高聲音)刀馬旦唱旦角的呀,男旦哪。他姓于,於連泉,每天也是抽大煙,一覺醒來吃完午飯,到4點多鐘就開始吊嗓子,他那邊一吊嗓子,這邊大夥兒都抬腳,跟踩雞脖子似的。他跟馬連良那《烏龍院》相當棒啊,有名的啊,那《坐樓殺惜》燈光一變化瘆得慌著呢。他踩寸子,就是一個小腳三寸金蓮,這麼斜簽著,這腳就斜著踏著這兒,托著,褲子一長就罩住了。

定:於連泉是踩蹺的。

濱:不是蹺,是寸子,跟蹺還不一樣。注241你怎麼非跟我強!筱翠花(於連泉)出來有包月車,洋車,那洋車珵亮,把邊兒上還有一喇叭,拴著紅綢子,特漂亮。那洋車哪兒像現在電影裡頭,闊太太坐著個破洋車,車伕破衣拉撒,別逗了,那是暗娼坐的。所以現在演那時候的節目我都不看,我又沒錢,砸不起那電視。筱翠花一出來長袍馬褂,領子裡邊汗褟白的,戴一頂帽子,背兒頭珵亮,男旦,拿一個男人用的大的綢子手絹兒,出來就蹺著腿坐著。

定:他也是回族嗎?

濱:不是不是。沒什麼來往。

定:馬連良不是回族嗎?

濱:是啊,馬連良管我父親叫三叔,我管他叫馬二哥,散了戲有時候上他們家吃夜宵去。

定:您跟著您父親去看戲?

濱:就看戲。前門外同樂啊,三慶啊,中和啊,都看過,但主要是新新大戲院和長安大戲院。那時候我看戲就特別多,都帶著我呀,看完了晚上飯局,不是中餐就是西餐。他們上學,所以晚上有飯局就帶我出去,帶我去的比較多。反正我們全家都去過,就我那姐姐(六姐),就她沒去過。

我父親出去吃飯基本上都是別人請。也有自己付賬的時候,都是簽一字,到年底,臘月二十三。西來順比東來順好,注242那會兒我們住安福胡同的時候離得很近,不光是涮羊肉,鮑魚,魚翅,每次席上準有,不是清蒸魚翅就是紅燒魚翅,那時候沒有魚翅撈飯。我特愛吃那個,挺有胃口的。後來我才知道,好傢伙一斤魚翅幾百塊錢,那一大碗整個的。涮羊肉一般都在家裡吃,在家裡支上(火鍋)。還有是支上撐子烤肉。還有雞素燒,日本的,其實就是牛肉,按現在說就是煲,那小爐子,陶瓷的,底下生著炭什麼的,擱上一點香油,然後牛肉片,蘸調料,再擱上點小豆腐片,特好吃!烤肉也出去吃,但吃得比較少,都是席。

定:你們那時候只吃回民館子吧?

濱:對,絕對是回民館子。

定:請你們的不一定是回民吧?

濱:對,可是因為有我父親啊,就必須得去回民館子。西城那邊(回民館子)挺多的。但是就去西來順,別處不去。鴻賓樓是天津的,解放以後才到北京來。北京就是西來順,東來順。為什麼老頭不愛上東來順呢?東來順在東安市場裡邊,那時候外邊沒有門,後來才在朝北邊開個門。你必須得進東安市場,繞繞繞完了到他們那兒,一進去各種攤兒,賣什麼吃的,火腿啊,腸啊,亂七八糟,老頭看了膩歪。還有店舖,什麼書店,綢緞等等等等,所以不大上東來順。西來順的夥計一說三爺,一說李德倫,五少爺,都知道。只要一去,三爺來了,都小心侍候著。我父親一進門就罵,說了這個說那個。我一去,夥計就趕快給我晾涼開水,拿倆碗折來折去。西餐無所謂,現成的冰水呀。

中餐吃西來順,西餐是東單那兒有一個福生食堂,清真的,哈德門外安家的,特棒那西餐。我父親後來歲數可能大了,出來吃也只吃那麼一點兒,沒我吃得多。我那時候挺小就能要倆菜,什麼牛扒,完了炸鮭魚,一個湯。反正今兒要這湯,明兒要那湯,前邊還吃小菜呢,麵包,真吃不少,完了那點心,冬天吃栗子粉,都是澱粉和糖啊,真能吃。那時候的牛扒這麼大,要兩個,四個人吃,一人一半正合適。

定:安家是回民?

濱:北京的回民。絕對棒。

定:在哪兒?

濱:東單,現在的星月餐廳,後來就改成了一個銀行分理處,路東。四幾年我上中學還跑那兒吃飯去,我自己,騎著車跑那兒去,那通心粉,番茄,完了再來一冰激凌,齊了,完了還簽一字,到時候結賬,讓家裡掏錢唄,擱今天也得百十來塊錢吧。所以現在吃西餐我就覺得都不對,都不對,哎喲,可惜這個福生食堂沒傳代,所以絕了。

老莫(即莫斯科餐廳)我還是五十年代去過,後來再沒去過。新僑飯店哪,「文化大革命」,1971年,我們不是在郊區嗎,我兒子在工廠,有個禮拜說去吃頓西餐吧,小桌子就那麼點兒,盤子亂七八糟摞在一塊兒,整個兒一個立交橋。你沒看那服務員都這樣(學橫眉怒目狀),瞪著你,就差讓你報階級出身了,拿著那刀子叉子「唰」地就一扔,氣死我了,再也不吃了。還有一次九十年代初我兒媳婦請,新僑那六樓吃西餐,不成,紅菜湯都是下腳料,都漚爛了。後來老太太一塊兒聚會什麼的,就是上三寶樂,快餐,40多塊錢。

定: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都不好好做。

濱:前兩年突然發現報上登了,說天津起士林到華隆街來了,我想看看到底怎麼樣,因為起小兒我吃過呀。結果我一看不對,這應該一個菜一個菜地上,怎麼一下就都上來了。那值班經理還說,那是宴會,一般吃就是這樣都上來。我說合著我那時候天天吃飯就都是宴會?過去我跟我父親去,就是一般吃,喝點酒什麼的,小菜就有二三十種,各式各樣的,哪兒像現在就是沙拉。然後你要什麼湯,湯就來了,完了再要兩個菜,比如一個炸鮭魚,一個牛扒。然後上甜點。冬天是果凍,栗子粉,夏天是冰激凌。那天我要了一個炸鮭魚,一吃哎喲哪兒是炸鮭魚啊,真不成,不對。起士林的栗子粉基本還成,但它那上面的奶油擱得太多了,鮮奶油,不能那麼多,恨不能都喝湯了。

沒辦法,沒辦法,太糙。你看這小服務員,弄一小丫頭片子,胡嚕腦袋就是一個,就上班了。他給你體檢就不錯,根本不經過培訓,就上了,什麼都不懂。你像以前那售貨員,《女店員》那話劇注243你看過沒有?練包包,怎麼包核桃,你出不了師你站不了櫃檯。張秉貴注244那手人家從小就訓練出來的,「卡嚓」準是一斤,那個糖它輕重不一樣啊。現在心思都不在這兒,掙這點錢太容易了。所以就讀書無用,就不學知識。哪怕一個專業鑽進去都不弄,我反正哪兒都能掙錢。慢慢兒混,然後學點坑蒙拐騙再造點假,就都能生存。太容易了掙倆小錢兒。

那回拍戲張藝謀問我,那時候北京什麼樣,就覺得北京挺土的,這跟他接觸的好多人跟他灌輸的有關係。有的人可能過去家裡就住小雜院的那種,那時候沒什麼大雜院,都是小雜院兒。你看我現在一說就不是那麼回事兒,那時候可口可樂、舞廳、夜總會都有。

定:您覺得您年輕的時候北京就不土是嗎?

濱:北京分四城,東城洋,西城富,北城講究傳統,南城大眾,到天橋一帶則「土」。現在有人不知道,就說北京過去多麼多麼土。注245就知道上海十里洋場,花花世界,受歐美影響。天津是一港口,也有些租界地,商埠,等等等等。就知道北京守著皇城,要不就是龍鬚溝,再不就是做小手工家庭作業的,不是!那時候我們就住在前門外商業區,然後就到了長安街那邊,西城。東城是高等華人哪,好多洋行,西城好像是生意人比較多,北城是滿族的後裔呀,遺老遺少比較多。南城就是商人哪,小買賣,包括牛街那一帶都是小買賣,再到天橋,龍鬚溝那一帶,就是難民營了。一般就是這麼個分佈。所以《龍鬚溝》有句台詞兒:「您那東交民巷、紫禁城乾淨,得有尊家的份兒呀」,就是說你能去嗎?拉車的根本就不能上裡去……原來一說咱們中國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有道理麼現在還?

定:當然有道理。

濱:我覺得北京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在北京體現得最明顯。上海可能半殖民更明顯。

4.參加學生運動

定:你們家來北京最開始的房子在哪兒?

濱:沒有我的時候我不知道。李德倫小時候在鷂兒胡同,珠市口那邊,前門外。還住過香爐營頭條。我有印象就是在安福胡同,和平門西河沿,和平門外路西邊一個胡同,那段路北一個門,二進院子。這我就有記憶了,我弟弟就是在西河沿生的,1936年生的他,那時候我7歲。我可能也在鷂兒胡同住過,但是那時候不知道。

李家住過的和平門外西河沿,也是東光裕、西光裕鏢局所在的胡同

(定宜莊攝於2006年)

西河沿那院兒比較小,也是兩進院子吧。西河沿出口不就是新華街嗎,出去就是師大附中,那兒叫南附中,南北的南。後來解放以後就是附小了。到那邊是電話局,我們家有電話呢還,三局,3515電話,三五一十五。那電話就是掛到那兒,上頭兩個鈴,我還記得呢。反正三十年代我們生活也還可以,人上人了算是。

那會兒我們家淨鬧賊,要說鬧賊更他媽熱鬧,鬧過兩次大賊。反正拿什麼泡迷魂藥,把門房、開車的司機、聽差的都熏過去了,外頭倒鎖上,完了把電話給割了,把自行車、南屋擱的米面什麼都拿走。還有一回賊上了房頂跑了。

定:後來逮住沒有?

濱:不知道,沒問。到1940年,我們家裡「卡嚓」就不成了。

定:這卡嚓就不成了的原因是什麼呀?

濱:國民黨那個時候看不上他(指父親),他也說不上話吧,反正各種的原因。注246後來就從安福胡同搬到牛街去了。到我父親去世以後,租房也租不起了,各方面都不靈了,再加上那些搞銀行的效益也不怎麼樣了,等等。所以就借住一個房子,在南橫街,虎坊橋一直往南,宣外,知道吧?那是誰的房子?是李玉升,所謂回族的親戚,他管我父親叫三叔,我管他叫李二哥嘛。可能我父親跟他父輩有交往,他後來一直是天津警察局局長吧,所以都有關係。那是臨解放前,是1946年末還是1947年初,就是借,不是租,借住。西屋三間,兩明一暗。

那個南橫街城隍廟街,現在我都找不著了。周圍都是小平房,矮房,還有窩棚,窩棚裡住個老頭兒,我們在高坡上,土坡挺高,然後砌的台階,上來又是台階。那個房子蓋的,四合院,兩進院子,前邊有垂花門,有影壁,進來就是北房東房西房,南房就隔著一個垂花門,可稱二道門,磨磚對縫,而且上邊窗戶不是紙的,捲簾的那種,是裡邊可以開開的,有紗窗,這種玻璃的窗戶,就比較新式了。我們住西屋的三間房,房子不是太大,但是比較漂亮,進深不大,有的小得一進來就沒兩步,放個屁能給崩出去。地面是花瓷磚。南屋沒那麼講究,但是窗戶上層也是玻璃,裡邊有開關,拉開,夏天開開,有紗窗擋蚊蠅。

那時候就比較困難,真挺困難的,東西也賣得叮噹都沒有了。家裡經常吃貼餅子,自己貼餅子,辣椒油、辣椒,稀里糊塗弄點鹹菜,然後白薯。我也愛吃這個,而且辣椒含維生素百分之一百六十呢。所以我就奇怪我也不怎麼吃菜,一直都挺好的,就跟吃辣椒有關係。我上成都和湖南都難不住,能吃。

我小時候不是休了三年學嘛,別人都四年級了,我一年級沒上完,然後我上二年級的時候人家五年級,差三年。在安福胡同住的時候離天安門比較近,後來從安福胡同搬到牛街,遠了,我就轉學,轉學我就跳了一班(年級),這樣跟我原來同學差兩年,我到初一的時候跟我年齡一樣的人家初三。那會兒的私立學校比市立學校重點學校還差一截兒,我功課倍兒棒,平均分都在95以上,全校有那麼十幾個人享受優等生待遇,學雜費全免不說,一個學期能分半袋面,半袋呢還是三分之一袋,忘了,那時候一袋面40多斤,3人分能分上十多斤呢,提回家不得了哇。而且我利用晚上時間教家館教了兩個月,地主家的小少爺功課不好,掙點錢那樣。你現在的孩子弄這事麼?什麼憂國憂民啊,礙你什麼事兒啊!

那時候我也不死讀書,我現在還受益挺多的。那會兒鍛煉你的推理啊,邏輯啊,這個能力是有的。然後還有美術課,我們班有三四個畫得比較好,勞作,剪裁,西式裁法,做制服褲子,襯衫,挺是樣兒的。那時候我們都挺輕鬆的,沒擋了吃沒擋了玩兒,又上哪兒滑冰去了又上哪兒看電影去了,新新大戲院,我們一個同學他父親是那兒的經理,不花錢,進去就看。回家還拿著藥方子給我父親抓藥,完了錢不夠還拿著過去人家送的衣服料子到華興綢緞莊去賣,拿到錢趕快就到黑市去換銀圓,我這都幹過。

定:怎麼換銀圓?

濱:西單那兒滿街都是換銀圓的,看別人吹著聽。還真沒換過假的。換了銀圓心裡踏實。要是錢呢,比如說我今天賣了十萬,第二天也許剩了兩千了,你再第三天哪,幾塊錢了。換了銀圓,然後就抓藥。倒不用天天兒抓藥,抓那麼一次夠喝幾天的。就那樣,有一次老師臨時請假,下午沒課,我和同學們騎著車愣從西單騎到香山,那時候的馬路都不平,出城關廂的路面上石頭子兒與土合成的,顛顛顛顛,暴土揚沙,到那兒也沒用門票錢,就坐到山坡上,買個大柿子吃,一人吃一個柿子然後騎車顛顛顛顛又回來。我騎二八的女車外帶還破了,顛上又顛,回到家以後我父親又看病了又開一方子,我拿著藥方「蹭」又去抓藥。抓藥回來做作業。一點不累。

後來我才知道,敢情現在幾何、代數、三角都是一個老師,那不把那一個老師累死啊?我們那會兒幾何單是幾何,代數單是代數,三角單是三角。而且現在又講跟升學率掛鉤,死往學生這兒壓,學生也五脊六獸,考完了試屁他都不記得。

四幾年的時候李德倫跟黎頻讓我去上海,學英語學鋼琴去,讓誰帶著去啊?李少春正好到上海演出,跑碼頭,這不是放心嘛。我母親不幹,說上海是一大染缸,不讓我去,就沒去。我要是那會兒去,現在就不是這樣了,後來肯定在南方,混好了也許就出國了,很難說了就。

從我有意識記得的,小日本時候不說了,1945年抗戰勝利了,還歡迎國軍哪,特熱情,學校組織到西單路邊兒上,那時候卡車的槽幫都比較矮,看國軍怎麼一個個坐在車上呆若木雞,整個就像木頭刻的人似的,傻乎乎,臉紅紅的,黑黑的,就傻子似的。

定:他們幹嗎那樣啊?

濱:我估計是潰敗得夠嗆。蘇聯出兵東北,小日本不靈了,投降。農村這兒八路軍給他們折騰得也夠嗆。國軍有的仗打得是不錯,有的確實是跑跑跑,由西南那邊調兵過來,很可能還有沿路臨時抓的壯丁,有的恐怕也不一定上過前線。哎喲,過了幾個月盟軍(指美軍)來了,又歡迎盟軍。這盟軍倒真活泛,活泛大發了。又嚼著口香糖,又扔帽子。不出半年就感覺,這盟軍怎麼這樣啊,絕對就像電影裡的,喝可口可樂,匡,一扔瓶子。騎車從旁邊過,叭,就撥拉你小辮,就那樣。有個別同學上歌廳,就成吉普女郎了。

四六年那時候就說國民黨是刮民黨,印象就特壞,特糟糕,有好多藝術界的就畫一些漫畫,諷刺通貨膨脹什麼的,青年特別憤怒,也是覺得高中畢業了考不上大學嘛,大學畢業就失業嘛,特別的腐敗啊。那時候大學畢業頂多是洋行裡的白領,自己開買賣很少,女孩兒就嫁人,找一個有錢的能養活你的,沒有什麼獨立人格,男孩兒就看怎麼說了。

定:前途特茫然。

濱:真是。一看當時國民黨又那麼軟弱,整個就讓人戲耍,就覺得簡直昏天黑地,就去找地下黨,學運一直就沒斷。從1945年以後,1946、1947年學運就是高潮,再加上東北學生。東北是1945年解放的,從瀋陽那邊過來的學生,1946年還是1947年的7月5號,暑假時候從東北進關,七月份在瀋陽也脫棉衣了,那些學生還穿著棉衣裳徒步走著進關到北京來抗議,有名的「七五事件」注247嘛。

定:日本鬼子都垮了他們怎麼還跑啊?

濱:日本倒台國民黨不成啊,根本就民不聊生,學生也沒有出路。完了1946年沈崇事件注248又是一個高潮,知道吧?現在還有幾個人說這個事兒?那時候在北京震動相當大,甭說大學了,中學都轟動起來了,尤其我們女子中學,好傢伙天天兒哭啊,憤怒啊,那已經是1946年的聖誕夜吧,然後轉過來就1947年了嘛,物價漲得哎喲一天8個跟頭,你上午掙來多少錢,就得趕快,到中午能買兩斤,到下午就只能買半斤糧食,到晚上半斤恨不能都買不來了,絕對那樣。嘩嘩嘩嘩成天就這麼印那鈔票,都是新票子,哪兒有現在這麼爛的票子,通貨膨脹,根本你沒有東西。

那是到1948年了,學生運動就是從這以後,特別地熱火朝天。中學生呢,一般不是直接上第一線,因為像我們這學校就四百學生,大門一插,女孩兒也翻不過牆去,所以都是學生被打了被抓了什麼,我們去策應,聲援哪,捐錢捐物什麼的。就有一次是「六二」,「六二」要遊行,讓中學生參加,後來臨時取消了,說是國民黨逮人,傷亡太大,城工部為避免過重傷亡決定取消那次全市罷課示威活動。

對了,我還幹過這事:(北京)那麼長時間讓日本佔領,也算是難民區、淪陷區呀, 1945年以後就是聯合國難民救濟總署,經常就有些救濟物資來,運到中國一包一包的東西,給過美國的麵粉,叫利朗粉,真有勁兒,擀不開,一擀「突兒」縮了,一擀「突兒」又縮了,哎,大夥兒給分了。然後還有破爛衣裳,破玻璃(絲)襪子,口紅,高跟鞋,有稍微好一點兒的,能穿的,毛衣,拿現在來說都屬於那種該燒的洋垃圾,大家拒絕接受,扔一操場。我就帶頭幹這個,還辦壁報,寫些什麼歪詩啊,整些小品,拐著彎兒地罵國民黨。那時候的老師相當窮啊,就畫一個「空前絕後」,就是鞋前頭破了,「頂天立地」,就是到冬天沒帽子戴,光著頭,就弄這些東西。我還在學校飯堂的菜裡發現了蒼蠅,就鼓動同學一塊兒罷吃,讓學校給個說法,就幹這些事。

那時候三大戰役,從新華門到歷史博物館、南池子這邊兒吧,(牆上)都是拿臭漆寫的USA GOGO,就是滾蛋。長安街新華門斜對面有一個叫參議會,那個小洋樓三層,曾為建設總署,1945年以後改為參議會,就是「七五」東北學生把會標都砍了去,拿臭漆寫上「土豪劣紳會」,七扭八歪,一直到解放以後多長時間都卡哧不下去。警察還給學生當人梯,巡警也撈不上飯吃呀,那時候的巡警最慘了,不像現在警察這麼闊。

那時候在昌平那邊有個特刑廳,特種刑事廳,為鎮壓學運而設,專門抓人,關在那兒。形勢很嚴峻哪,天天兒都提心吊膽,我哥哥姐姐都在解放區,我害怕呀,我怕暴露,還不滿門抄斬了,所以我老跟某一圈子的同學在一塊兒,這幫同學不一定有什麼政治背景,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的,看電影,唱流行歌曲,地下黨的同學一直觀察我,很長時間難於判斷我到底是怎麼回事,說弄不清李濱的面目。

後來我大伯父來了。你想想,我母親帶著我們三個人,在裡屋一張床,他來以後就在外屋,一雙人床,跟他那小媳婦,那小媳婦還有一個哥哥,舅爺,也在那兒住,你想怎麼弄?大伯子和弟妹,我母親都不方便哪。我們家裡也沒地兒住,我就住校,住校時間就特別多了,就有同學發展我入民主青年聯盟,還有民主促進會,到那年寒假就讓我跟另外一個同學到解放區去。那個同學比我高兩班,實際我們同歲。這是1948年,還沒到春節呢,就寒假時候。然後拿了介紹信,就一張白紙,走的是東邊這條線,到天津燕郊,然後到河北薊縣,這都是大山區了,那是阜平吧,一個軍分區,是一個拉鋸戰的地方,去了十天招一身虱子回來。

一路相當驚險。好傢伙,穿著棉褲、棉袍,沒經過干校的訓練,行李不會捆,倆女孩子,上了火車,說到那兒下車以後就有人接應,到辛集,等了半天就沒人,擦黑了,哎喲,急得不得了,後來就看到一個大車,問到辛集怎麼走,拉我們吧,不拉,過了好幾輛都不拉,後來有一個拉了,到路基邊上,說你們下去吧,就不給我們送到村子那兒。那路基好高啊,下去,我們行李也鬆了,嘰裡咕嚕的,到了村口,說是到村口就是八路,其實一看絕對就是還鄉團的,歪戴著帽子,斜瞪眼兒,嘴裡叼個小煙卷兒,太陽穴上貼著菜葉,就那樣,這是拉鋸的地方嘛,好傢伙變天了,還鄉團回來了,哎喲嚇得我們,你說要往回跑,兩個女孩子本來就肩不能擔手不能提,怎麼跑?就把行李打開,查我們東西,懷疑我們是婦救會的。我行李裡就是被子褥子,洋衣裳,布拉吉(連衣裙),挺好看的,還有口紅什麼的,為什麼帶這個?就是偽裝,從城裡探親來了,才放我們走,多懸哪。然後輾轉到了解放區,又把我們倆分頭審,分頭聊,談心,在地道住了兩天。後來就讓我回來了。那個同學在學校暴露了,必須得在那兒了,不能回來。我功課比較好,在學校也沒暴露,意思是你要給解放區減輕負擔。

定:您說您跑這一趟幹嗎?

濱:就為找黨,找自由。騎著驢,馱著行李。然後小戰士送我們。《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人民公敵蔣介石》,還有些漫畫,我都擱到褲腰這兒,這麼一系,帶這些東西回來的。

定:回來您還接著上學?

濱:嗯。回來三月,正好開學,接著在學校讀書,經過這段考驗哪,回來就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然後還有讀書會。所以一說我是1948年3月參加革命的。後來就是黎光對我單線領導,發展我(入民主青年聯盟)的那個同學就說你哪天哪天上太廟,就是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口有個北大的同學,叫黎光,男生,他跟你談話。他是市委組織部部長,粉碎「四人幫」後還到我們劇院來當過一段書記。解放前太廟都是情人幽會的地方,都是大樹,古樹,黎光給我做思想工作嘛,就跟我談東北戰役,談三大戰役的局勢,總之一句話就是能夠不離開北京的就別離開北京,不一定非到解放區去,他說你現在在學校群眾基礎也挺好的,你何必去增加解放區的負擔呢,去一個就得多一份小米。我想是啊,我那時候也挺能吃的(大笑)。黎光就跟我講要裡應外合,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參加護校活動。得,忍著吧。

然後到暑假,沒戲啦。1948年那時候我十九嘛,應該升高二了,學分在那兒擺著哪,成績98、99,可是操行給我來一丙,將及格,往下一拉,90分都不到了。95分以上才能免費啊,地下組織就讓我轉學。因為學校發現我有背景,可是他沒法說,只能這麼處置你,我跟功課不好瞎鬧的同學不一樣,我有號召力啊,功課又好,又特活躍,什麼事都有你的,所以就給我來這麼一下,變相退學。

然後有人介紹我上惠中,惠中是教會學校,也是私立的,沒有錢哪,我上不起,那我還上哪兒上學呀。後來看報上登的廣告,河北醫學院護士班。護士班包吃包住,免費,等於職業學校,這多好啊,省銀子啊,頂多弄一盤纏上河北保定就完了。考那兒去吧。護士班這點好,它不是先考試,是先體檢,一胸透,浸潤性肺結核,得,踏實了,先回家吧,家裡也認識些大夫,就讓我靜躺,實際我也沒躺。悲觀了一陣子,肺結核,癆病啊。

定:您後來就沒再讀書?

濱:對。這樣我就在家裡,主要是地下組織有什麼事兒,傳個信兒什麼的。那時候都有讀書會,讀《鐵流》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高爾基的書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啊,胡繩的,那些普及的。1947年到1948年那時候有一個雜誌叫《太平洋》,特別左,看著特解氣。我參加組織以後別人就告訴我,別買那個啊,那是中正書局辦的,是誘餌,騙學生上鉤的,完了特務再跟蹤你。所以不敢買那個。

那時候我有個同學特招搖,背個美軍的小挎包,比咱們那軍用挎包還小巧一點,騎個車,上北大紅樓去,清華多遠哪,篝火晚會啦,民主廣場啦,沒不折騰的。最後暴露了,她是外地學生,1948年沒地兒去,還在我家住了幾天,後由地下組織送到正定去了。記得我們也到墳地,洋式的那種墳地開秘密會,還上街募捐助學,實際是營救那些被關起來的同學,這都是地下黨組織的。北京圍城的時候我就是拿傳單,騎車到北平藝專,就是協和醫院對面,傳單都是花花綠綠紙油印的,然後到北大工學院,北大四院,在宣武門這邊,找人接上頭。有一次從西單騎車回去,有個人跟我後邊向南騎,我快騎他也快騎,我慢騎他也慢騎,我一看不像流氓,我趕快就鑽胡同了,馬上就天黑了,小胡同,斜巴拉叉的,我都鑽暈乎了,總算打那邊出去了,真夠玄的。那絕對是有問題的。而且我包裡邊也不是沒帶東西,逮著了不得了。

定:你們這樣的家庭,您是闊家小姐,也不愁沒飯吃啊,怎麼好像越有錢的家庭裡邊孩子越……

濱:(提高聲音)越反叛,越鬧得厲害。不能說就非得窮則思變,你要是真正小市民那個不鬧,他沒接觸那麼些或者他不考慮那麼些的問題,外面的世界對他沒有完全打開,就是胡同裡的啊,親戚之間啊,這種事特別多,所以一般來說這種人覺醒意識比較少。他就考慮個人出路,除非事到臨頭了,給你抓壯丁了,你沒轍了跑了或者怎麼樣了。知道吧?你接受民主思想,你吃得挺飽你背叛自己階級。你是不是吃飽飯撐的呀?是有憂患意識,好多都是那時候那麼走出來參加革命的。此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現在找誰?找九路?找誰去呀?沒法弄了。現在的孩子憂患意識沒有了。

5.1949年前後

濱:然後圍城,北京城快成一糞堆了,糞都運不出去,那時候都是茅坑啊,有幾個家有抽水馬桶的?都是淘糞的糞車。垃圾運不出去,因為城都堵了,城牆不是都沒拆麼,所有的垃圾都快堆得跟城牆高了。人都瘋啦,說今天來了一堆鹹菜,雪裡蕻啊,還有什麼,在那兒堆著,就搶,搶不著你就沒的吃,我哪兒搶得過呀。早晨有時候買烤白薯,特愛吃白薯,我倒沒讓人搶過,我的同學買個油餅正吃,「卡」,就讓人搶了。然後城外隱隱約約就聽「通通」放炮,「通通」放炮,然後夜裡就「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地過人,過部隊,過車。長安街上都是槐樹啊,柳樹啊,東單那廣場區,體育場那一溜兒,東單這邊所有的樹都砍了,美軍來了那兒都是兵營啊,「沈崇事件」就是在那兒發生的事兒。都是飛機,飛機起飛。你想那才多點地方,它的跑道才多長,不砍樹不成啊。國民黨的官太太都是在那兒坐飛機往外跑,這個要帶姨太太走,那個又給踹下來,嗚裡哇啦地叫喚,真是這樣,特別狼狽(大笑)。當然一般從這兒起飛的都得是有點身份的。還有南苑機場,西郊都有,那是正經機場。1948年的春夏就這樣。

定:夠亂的,夠緊張的。

濱:哎,那時候兇殺的綁票的特別多。那時候就是沒現在這麼先進,要不然弄個汽車炸彈什麼的,傷亡就更大了,不得了。

定:都是什麼人搞的兇殺案?還是國民黨殺共產黨啊?

濱:不是不是,什麼人都有。有的是宅門的,他們互相之間的,或者有些人就是窮急了。那些兇殺案在東城這邊多,報紙淨登,什麼東單新開路一號兇殺案啦。

定:您說的宅門是指什麼?是那些王府麼?

濱:不是不是,王府都沒落了,都是新貴們哪。

定:你們家算不算新貴?

濱:還新貴?我們就差沒到街上搶鹹菜去了。

定:所以那時候解放軍進城你們特高興是吧?

濱:對!解放軍進城我告訴你,1948年12月解放軍已經圍城了,毛澤東已經在香山雙清別墅了。像我哥哥他們文工團十一二月就已經在清華,注249好多文工團都在清華那邊,整天兒演出,開音樂會,洋鼓洋號交響樂,給清華那幫人都鎮了,當時清華一些教授、講師每週四晚在工字廳開Party,搞唱片音樂欣賞,78轉粗紋唱片,還印講義,這幫人見身穿二尺半的「土八路」演奏,都說呵,解放區還有交響樂哪!

1月份的時候解放軍已經來了,就和平解放了,就是先讀《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然後在西單這一帶唱,窮折騰。2月才弄了一個入城式。1月哪兒能弄什麼入城式啊,國民黨的特務、散兵游勇什麼挺複雜的。那時候青年團都不公開,怕出事。李德倫他們身上都有手槍,後來到50年代才讓他們交的。不過北京好像沒有太大的事,不像哈爾濱那時候,它那不是解放早麼?搞暗殺什麼的,再加上林子裡下來的土匪,東北有鬍子不是突然的,是有傳統的,佔山為王啊那好傢伙。你看「文化大革命」也是他們,動不動就打人就抽人就踢人,特別野蠻,跟北京不一樣。

2月2日重新弄一入城式,弄一個解放軍入城式嘛。注250

定:解放軍進城是什麼神氣啊?

濱:絕對不是那麼呆若木雞,也不是特別活泛,好傢伙,那絕對是特別親切,真的。我那時候又氣不忿這個社會,又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完了一解放,哎喲這一解放特棒,特高興,高興得不得了,特別的解氣,這一解氣這心裡頭都舒展了,絕對舒暢,吃什麼都成,也不用提心吊膽地過日子了,特別開心。我們唱《解放區的天》是從心底唱出來的啊。當然從解放區過來的這些人,整風三年搶救運動什麼的,他們裡頭也疙疙瘩瘩,互相都傷一些東西。

2月2日入城式,我們都在學校集合什麼的呀,三個學校,男校在辟才胡同,我們在西四那兒集合,就跑到前門牌樓那兒歡迎解放軍。一回來人說有你一個電話,我一回電話,是我一個朋友,說告訴你啊,你哥哥回來啦,在哪兒哪兒呢,北池子。我一聽喲,我特別高興,你想我跑到五牌樓注251歡迎解放軍,然後沒騎車走著從五牌樓回來,到學校就下午了,聽說這個我趕快又騎著車奔北池子。他們從清華進城了,接收北池子這兒的特務機關,就在那兒住呢。

北京解放時的歡慶鑼鼓(陳志農剪紙作品)注252

1949年的時候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候黨也不公開,地下的民主青年聯盟就轉團了,我是籌備組的麼,我想我得辦轉團手續,黎光在西城工委,我就到西城找他,就轉啦,就成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

完了就南下工作團,我就報名參加了,注253在朝陽大學集訓,海運倉那片,上大課,鋪的是稻草,天天早上5點鐘起來軍訓這一套,成立一個劇團,演出隊,排《血淚仇》,讓我刻蠟版,然後還有一個多月要出發了,就在這個時候我母親不幹,說你肺病,跟著部隊一塊兒過長江,蹚水,身體不成啊。就把我留下了。我不幹,我就特別氣,就有情緒了。注254

那時候李德倫他們進城演《赤葉河》,一個歌劇。注255就在新新,就是首都電影院。我過去京劇看過不少,話劇看過不少,但是歌劇真沒看過,我一看歌劇就特迷戀,哪場都去,我總看戲去呀,他們都認識我啦,他們都從延安剛來,一看李德倫的妹妹,呵,穿一小大衣,皮鞋。我就跑到那時候的團部(文工團),找到管這事的人,他說好,你來吧,我說還有同學,他說都來吧。我就上了華北人民文工團。我要是南下的話,後來可能不是在湖南就是在廣州了,廣州戰士話劇團。

華北文工團是李伯釗,注256就是楊尚昆夫人做團長嘛,是老紅軍,最早在江西瑞金,後來在楊家嶺,都是在中央那兒,後來保衛延安的時候撤,從晉冀魯豫撤回來,這麼過來的。李德倫要我搞美術,說你畫畫兒行,你參加美工隊吧,可是我看過他們的展覽,什麼古元的,彥涵的,木版木刻,還有土了吧唧的什麼年畫,那時候不懂,看著就鼠昧,注257死活不幹。我說我要學提琴,李德倫說你肺不好,不能學提琴,這正好壓迫肺。我要是到美工隊,後來就是去美術學院了,我要到美術學院呢,只要不瞎,有手就都能幹活,瘸都不怕,坐輪椅都能畫。畫畫是個體的,不受限制,演員是綜合的,是群體的,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你哪兒都受限制啊。那時若搞美術,成不了畫家,也能成一名教授吧,你看這又是一個不同的機遇。

我就學歌舞,他們不讓學,說我有肺病,哎喲那不幹,非學。開始哪兒會啊,人家都是從延安來的,(手)都磨泡了,愣不管那套。我們文工團的,一解放就上街,打腰鼓,扭秧歌,樂隊的不參加,就是我們演員。喲我們的秧歌特棒,延安的腰鼓,大方,我們女的是藍的粗布褲子,紅襖,藍的帶雲頭邊的圍裙,藍印花布頭巾,男的是紫花布褲褂,粗布的,這兒系一個白腰帶,也是土布的,上邊白羊肚手巾那麼一兜,真漂亮,特別招眼,特好看,現在都是很時尚啊。他們二團的在我們對面,出來小綢子小緞子兒,特小氣,一看就是現在那些橋底下(扭秧歌)的。我們的腰鼓那叫大方(站起來表演):卡卡卡卡,特棒,特好看,真好看,每個人伸開有兩平方米那麼大規模,他們都小裡小氣,我們那特大方。

定:您現在都覺得特好看?

濱:嗯,現在都覺得好看。1998年正月我到延安拍電視劇,正月十五他們出秧歌,一看都綢子緞子的,完了!不好看了。失去原生態的鄉土氣,失去審美價值了。

我在南下工作團的時候吃的菜都是從東北大麻袋運來的,大豆角子、茄子,都晾乾了,弄一盆,蹲著吃。吃窩頭貼餅子,高粱米,我從小就不愛吃高粱米,一見高粱米准哭,那也忍了,也吃。不讓我下去(南下)啦,在(文工團)這兒也是,高粱米啊,比南下工作團好一點,可以上桌子吃飯了,一到過年過節,豬肉燉粉條子,特帶勁兒。然後體檢一查,肺沒事,好了。後來我一琢磨,這就是體育療法,那會兒不都講體育療法麼,要是還像我原來那樣靜臥養病吧,准完。

定:那您後來怎麼又學起話劇來了?

濱:也不是學,就是參加文工團以後。1949年11月份張家口就鬧鼠疫,相當嚴重,我們就上街宣傳防鼠疫。畫的圖,然後講,在胡同的空場地方,沒什麼樓,敞開了風往嗓子裡灌,也沒個話筒,扯著嗓子喊,一下子嗓子就壞了,出不來聲兒了。不行我就分到話劇隊了,就沒在歌劇。我要是在歌劇隊,現在不是中國歌劇院就是中央歌劇院。這又是一次機遇。不過失去這機會倒沒什麼,到歌劇院也沒什麼發展,真的沒什麼發展,我成不了歌劇演員,最後可能做行政。

1950年的時候吧,1950年1月1號就成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李伯釗這點特好,把從美國回來的,香港回來的都收羅來,她哪兒的人都要,絕對是一個什麼。而且人藝1950年就有三產,原來做小提琴,後來是小提琴研究所,即現在的樂器工廠。

1950年初搞《生產大合唱》:「二月裡來啊」,主要是歌劇,歌舞,然後我們就都下去體驗生活,又到新華印刷廠搞一個獨幕劇,話劇,體驗生活一個月。哎喲那時候「五一」都過了,六月份了,我冷得穿棉襖,發高燒。7月份回來排戲,演出,我演主角啊,回來休息兩天我到醫院去查查怎麼回事,還是騎車去的,到那兒就給我扣下了,不讓回家了。黑熱病。那是熱帶病,原來得從加爾各答進藥,1950年已經有國產藥了。

那兒原來叫德國醫院,現在叫北京醫院了。(給我看病的)一個日本大夫,還有一個德國大夫。隔一天一注射,一針一百斤小米,一天兩塊錢伙食,那時候的兩塊錢,一個月60塊錢,是什麼概念呢?五幾年時候最低生活補助一個月是8塊錢,1950年恐怕都不到8塊,可能6塊錢,60塊錢是它的10倍呀。好比現在低保一個月300塊錢,十倍就是三千,一個月!我的天哪。就指定你這個病需要吃這個,幫助你吸收,治療都講究這個,營養師跟大夫要配合一塊兒。不像現在病人家屬又不懂,瞎訂,明明不能吃還要吃,吃出婁子來,不管。那伙食真好,開始的時候根本就吃不下,一天5頓還有水果,那水果絕對都是好水果,飯拿來都特熱。我就是好得快呀,絕對一級護理,不讓下地,拖鞋都不給。正是夏天,那時候沒空調啊,一會兒給你洗頭,一會兒給你擦身,弄得乾乾淨淨,利利落落。現在護士會這套麼?被子都疊不好。那時候高士其注258就是帕金森,也在這兒住院,毛岸英也在這兒割闌尾。什麼人都有,還有毛澤東的侄女毛遠志,患精神病——幻覺。對老百姓也都那樣兒,我是一個小蘿蔔頭,也和他們一樣,都是根據病情安排病房和膳食標準的,一視同仁。

定:您在醫院住了多少天?

濱:一個月。7月份出院的。我後來就一直做青年工作。注259

獨角戲不好唱,得有旗鼓相當的唱對台戲,你就得努勁兒了,你就得想辦法,光靠裝模作樣不成了,你得玩點兒真的。沒有對手,一個單口相聲說說就累了。後來我就琢磨,蔣介石那時候我們天天早上唱國歌,三民主義,後來添了黨員十二條守則,就背,這個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國民黨,到這份兒上就完了。所以我現在特恨這個。

真的。現在你跟年輕人說,他們好像覺得不可思議,可是歷史社會就是這麼過來的。


《生在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