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間：2002年12月15日
地 點：北京市崇文區(今東城區)右安門外某居民樓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壇根兒，特指天壇壇牆腳下，與皇城根兒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現在寫北京城的文化人，常常將二者混為一談，這就好像把北京那些半大不小的買賣人家都說成是大宅門一樣，純屬於誤傳。
壇根兒一帶是北京城內最窮困的地區，聚集的人大多數是清朝中期以後由京郊和河北等省來京謀生的農民，自明以來就定居於北京的微乎其微。他們環繞京城居住，構成北京城市與農村之間一個邊緣地帶，很類似於今天北京城中諸多被不斷整治卻不斷湧現的「城中村」，是京城中最不穩定也最貧困的下層社會群體。王春茂師傅的父輩自河北定興來京之後落戶此地多年，他對這一帶人口的來源、分佈和職業的介紹雖然簡短，卻非常清楚。王師傅的家庭，在這一帶屬於中上，他的老伴嚴女士的家境則相對更貧困些，她講述童年時期在壇根兒下拾煤核、打粥的情況，都很具體生動。我們可以用王師傅夫婦講述的生活與內城中的八旗子弟——關松山老人的生活注339做一對比，差異是很明顯的：同樣是窮，他們可沒有城牆根兒下窮旗人的那份瀟灑。
1951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曾上演老捨先生創作的話劇《龍鬚溝》，前面談到的李濱與她的姐姐黎頻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翌年此劇又被改編成電影。《龍鬚溝》的故事從此便在老北京人中深入人心。這個龍鬚溝，就位於王春茂夫婦生活的壇根兒下，而且就是以壇根兒下的人和他們當時的生活為藍本的。龍鬚溝從此成為「黑暗的舊北京」及其百姓生活貧窮無望的代名詞，而龍鬚溝的改造工程，也成為北京解放的一個象徵。這些當然沒有錯，在２０世紀80年代以前，王師傅夫婦們的確是京城中工人階級的主體和共產黨的主要依靠對象，這從王師傅在天壇的工作態度以及嚴女士「我就念叨共產黨好」的感慨中有具體的體現。只是，如果以他們來作為北京人的代表，以他們的生活和環境來代表20世紀前50年北京人的生活，就未免以偏概全了。
王師傅其人給我的最深刻印象是「本分」，那是在我童年時期非常熟悉、近年來卻已久違的一種為人的準則和神情，這樣的神情，以後的人恐怕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了。注340
王春茂、嚴秀芹夫婦與徒弟姚安(定宜莊攝於2002年)
1.舊社會的事，不願意提了
王春茂(以下簡稱王)：我叫王春茂，1927年出生的，今年七十五。
定：你們家是老北京人嗎？
王：反正我是北京生人。我父親是老家生人。老家是定興。
定：定興什麼地方知道嗎？
王：知道，定興祖村店。祖村店是地名。別的就都不知道了，嗨，那會兒也不拿耳朵聽。我父親是一人到北京來的，也就十幾歲吧，在村裡念三本小書，念完了就出來了。他老說三本小書，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就到北京來學做玉器。在玉器作(讀zuo)學徒。
定：您父親學徒的玉器行在哪兒您知道嗎？
王：在廊房幾條那一帶，有一個小胡同。我說這玉器作，它叫作坊，玉器作坊，一個大高台兒，底下一個皮帶，底下兩根棍，這麼樣蹬，蹬它這邊就轉嘛，就跟那個鋸盤似的，底下是一大鐵鍋，鐵鍋裡頭是砂子，金剛砂，帶水，舀出來，拿玉器在那上磨，拉也好，做那什麼也好，做人吧，耳朵眼兒什麼的，就是小坨了，那叫坨兒，也是得使砂子，不照現在似的，拿鑲牙磨牙似的這麼樣雕刻。那會兒沒有這個，那會兒就一下一下踩，踩這軸轉，就使這個磨。那會兒的工藝也相當的不錯，拿玉雕成花籃呀，都是這麼樣雕的，上頭的鏈子還得是活的，在樑上繞繞，做一個也得二年呢。都是老工藝，學就學的那個。做這個就是費眼睛，我父親一直就老鬧眼病。那會兒也就是靠偏方，上藥鋪抓點中藥，或者是抓點什麼藥，就不行。
定：您父親在玉器行學完徒，干的時間不長就不幹了？
王：那會兒學完了徒，都是給作坊做，一個是沒那個力量，一個是那一行做得了得交，做得了得交行，做的那個沒有賣的精，我聽他們念叨過，後來就沒落了，幹別的去呀。就跟一個親戚家，一個姑姑家吧，姑夫家，開始是推車賣菜吧，後來就跑小市兒，那會兒叫跑小市，賣破爛，買點舊衣裳啊，賣舊估衣，到了淡季就沒事，沒事就賣點水果什麼的。最後把我母親接上來，自己就過日子，老是坑坑坎坎的。
定：那您母親是哪兒的人呢？
王：母親也是定興的，後來接上來的，要不顧不過來，生活方面。我母親那邊也沒人了，就姐兒倆，都沒有了，老人兒，姐妹兒，早就沒有了。整個就沒了，早，我們記事的時候就沒聽見說。
定：您母親就一個人跟著您父親過來的？
王：那就不知道了，沒提過。我母親小腳，我們記事就都放了，不裹腳了。
定：那您母親做什麼呢？
嚴秀芹(王妻，以下簡稱嚴)插話：那時候農村的老太太能做什麼呢，幾個大小子，整天地縫，做。不做，他們穿什麼。
王：補補髒襪子。整天就縫縫補補的，4個孩子。我父親屬大龍的，要活著多大歲數說不好。我母親跟他一邊大歲數。
嚴：我也是聽我嫂子說的，結婚以後我們妯娌，說咱媽咱爸都是屬大龍的，不好。我說怎麼不好啊，別那麼些事啊，這不是挺好的嗎，兒女都挺好的，得了唄。我們那老爺子好著呢。什麼話都說，老實著呢。七十一去世的。解放後了，困難時期。
定：你們那時住在哪兒？
王：就是金魚池大街，天壇北牆那兒。我就生在那兒，生在天壇北牆那兒。租的3間房，離街也沒多遠，也是小棚子似的，據說那房子從蓋上就那麼晾著沒人住，不是這兒壞就是那兒壞。它頭裡3間是旋木床子，旋木頭活兒的，後頭是我們住，旁邊開一個小道，我們走那小道出來。它那一趟街呀就跟龍鬚溝邊上，後房簷兒就叉到那個臭河邊上。我們睡的那鋪都是兩根木頭橛兒，搭一橫槓，上頭再搭上板子，那橛兒多少日子就糟了，潮濕潮濕的。房後頭是個小院似的，實際上沒什麼地方，頂多就是走個人。
定：當時是叫臭溝是嗎？
王：也叫龍鬚溝，龍鬚溝恐怕是在天橋那兒起的名兒，它是通過天橋，往西還通。說是民國多少年的時候改到地下了，東邊是蓋板兒，蓋石板什麼的。也就只蓋了一巷那一段兒，就是現在濟生院街南口那兒，後頭就都是明溝了。明溝它也不深，髒極了，養豬的什麼的，亂七八糟的什麼都往那地方倒。我小時候就那樣。那時候這壇根兒、壇根兒之間，不是現在這大馬路，頭裡還是房子，都是小矮房，好像在壇根兒一邁步就能上房似的。
定：壇根兒是什麼？
王：天壇的北牆。壇牆的北牆，這是牆吧，這還一個根兒，跟一個磨盤似的，這磨盤似的呢，下邊是能過一輛牲口車吧，在這邊還有一溜房子，我們住的北邊這房子，形成一條街。再北邊就是臭溝，龍鬚溝。這是解放以後，從金魚池大街這一條街挖的地下水道，砌牆，臭溝那邊呢，就填了。
嚴：它那溝往這邊滋水的也有，往別處滋的也有。等到陰天下雨天熱那會兒，六月份的時候，大尾巴蛆都往那邊上爬。髒著呢。
定：原來這地方環境都差不多是吧。
嚴：都差不多。就是他們(指王春茂家)住的那房特別次。我們家那兒也夠次的，一通連兒的柁，不是給你單搭的那個。三根柁，再弄一個沿柁，再給你蓋上，都不是牢固的房，都是湊合的。棚子似的。
王：那一帶都是那樣。
定：那是自己搭的？
王：租的，得交租錢哪。我那會兒還挺小的。
定：你們家哥兒幾個？
王：我們家哥兒4個，我第三。二哥比我大7歲，中間沒有了。我倆哥哥都沒上學，都擺小攤，後來我大哥帶著老婆孩子，回家種地去了。在這兒不行，這兒生活也不行，這兒一直生活不行，地方沒地方，工作也不好找，怎麼辦呢，家裡還有幾畝人家的地，給人看著這地。種那地。後來他們回去呢，就帶著幾個孩子，又給了點兒地。也好了，他那兒還有老一輩的那哥兒幾個，哥仨呀，也是分散的，都在定興。好像他回去還是我們這一支呀，要是不回去那兒就沒有我們這一支了，我嫂子她們都是定興人，本村的。
我們小時候就上私塾。我、我弟弟都上的私塾。一開始說得上學去，不上學不行，7歲吧，上哪兒上學去，金台書院注341吧。那時候就是老學堂，叫什麼學校，是一個住的地方，聽說，後來改成東曉市大街小學，再後來改成崇文區一中心。我也是念的那個(三本小書)，我念得不錯，這兒念點兒，那兒念點兒，就一個地方還時間長點，可是那會兒從小開蒙啊，都不講，就是稀里糊塗的就是死背，等到背書的時候就拿一摞書去，挨著背。
定：那您後來在哪兒學徒啊？
王：車子營兒，油鹽店，那會兒找不著事兒，哪兒找事去呀。街坊認識那兒的，給介紹了，就有個吃飯的地方唄。就是小鋪似的，那會兒叫小鋪，雜貨鋪，賣油鹽醬醋、青菜、酒，就是學徒，到年下回去，回家看看吧，給倆錢兒。
嚴：給倆錢兒也給不了多少錢。
王：嗨這個，反正人家給……平常不給錢，就管吃，就是櫃上的人啊，櫃上的小徒弟啊，什麼都干，買菜賣菜呀。買貨賣貨都干，那會兒是早上起來一直得到晚上上了板以後，還得開小窗戶。我們這是連家鋪，老太太都不錯。
嚴：得賣到12點呢，拉洋車的都回來了，也都沒吃飯呢。
定：在那兒待了幾年？
王：將近4年。要不怎麼這記得清楚呢，等到3年以後，就讓你考慮，還繼續幹不繼續干，自己要想幹，說一說，該怎麼給你，今後每個月按多少錢。那時候日本人快投降了，買什麼都，那會兒叫配給，什麼東西都沒有，也陷於癱瘓似的，沒地兒買貨去。不干就跟著我父親擺小攤。
定：您父親一直就擺小攤？
王：一直的，在人民市場那兒，後來合營回來了。
定：擺小攤的生活怎麼樣，能養活一家子？
王：勤謹點兒就什麼點兒唄。反正擺小攤的都是這樣，指身為業吧。你要是能賣點兒再買去，買回來再賣。生活就是窮吧。
定：生意好做嗎？
王：不好做，見不著錢，錢緊著呢。像我們這個家庭，要是小孩跟老人要一分錢的時候，且磨半天呢。且得磨呢，沒錢。都那樣，舊社會的事，不願意提了。那時候都這樣，您找誰也是這樣。
2.那趟街都是那樣
定：你們從小的時候就在這一帶住，是不是對天壇就比較熟悉？
王：那會兒呀不照現在，那會兒就是生活，所以幹什麼也是在那一層的。我們原來在二巷住，現在一巷二巷不都沒有了麼，都成了一條大馬路了。他們那第一巷，都是農村的，他在北京擺這攤，他村子裡的人就都到這兒來，也跟著他擺這攤，這樣就都是定興人，就叫定興攤，擺定興攤，這是叫白了，實際上都是賣破爛的，從小市上買點舊貨，回來修理修理，歸置歸置，擺這兒賣，就是倒一手。賣鉗子，克絲鉗子，管鉗子。
定：還有人買？
王：有哇，老百姓不是都錢緊嗎？您買鞋還買舊的呢，打包頭的。人家把舊鞋買回來，壞了自個兒補上，補好了擺上攤，你看著穿上合適你就買了就穿唄。舊貨攤都是那樣。
往東就不價了。由一巷往東去，就我住的金魚池大街那兒，再往東北牆根兒，都是小手工業，打剪子的、打銼的、做鋸的，都是那個。還有就是玉器作，什麼掐絲作，往那銅胎上掐那銅絲，再往那上頭點藍，琺琅。還有做壺的，打銅的，做銅盆的。這麼大的銅盆，做的時候啊，就這麼大一塊方銅片，打成幾塊，打一個銅片，一下一下打，打完了這一片，燒，燒完了，再打，這麼樣打出來，再打薄了就得幾個，四個五個呀摞在一塊打，單獨就打不了了。打來打去就成為圓殼兒了，再打就成型了，就是人把它打成型了。不像現在做鋼種鍋那樣用模子壓呀，沒有。還有染房，染房也不是染大布，小布的多，土布。
嚴：那會兒呢都笨，那會兒的科學都不發達。
定：做買賣的那些人是不是就比較富裕點？
王：不富裕。做小手工藝的不富裕。就是作坊頭，有幾個徒弟的那個，也是生活方面艱苦著呢。掌櫃的好比有仨徒弟，這徒弟學滿了，學滿了以後這掌櫃的給你介紹一家，就說你要是還願意在我這兒呢，我就說官話，一月給你多少錢。你要是不願意在我這兒呢，我給你介紹一家，就介紹一家，介紹出去就不管了，你就自己單干去吧。生活去了。出來單干的那個呢，自己也成年了，給人家幹點也掙倆錢，得，自己找個小屋，也弄個床子，自己旋木頭活，旋擀面杖呀，改錐棒啊。還有的那個有條件，越來越發展，就弄兩間房子，弄幾個床，弄幾個砧子就打銅，他就那什麼，自個兒混得不錯，把媳婦接上來，就跟著一塊干，什麼剁銼呀，一下一下，她給你打下手，幹什麼都是她打下手，這樣呢都上點兒年紀，或者是有個小孩兒，或是把自己的侄子呀，內侄呀，接上來，小徒弟似的，跟著一塊兒干。小手工業呀，苦著哪，冬景天兒這樣，夏景天兒也那樣。
嚴：瞅著那小徒弟又沒媽又沒爹。
王：我們就在那條街上住，那趟街都是那樣，都是小手工業。要不說崇文區最窮呢，崇文門南邊這一帶，都是小手工業。
定：幹這些活的都是老北京人還是從外地來的？
王：外地人多。定興的就是紅廟頭裡這一點兒。賣皮帶的，把破輪帶拉了做鞋掌什麼的，也沒多少活兒。哪兒的人多呀，山東啊，河北深縣啊，陽原啊那一帶。像拉大鋸的，儘是山東的、河南的。淘糞的也是山東的多。有些小飯鋪，切面鋪，(拉大鋸)拉一天了，就上那個飯鋪吃碗麵哪，一斤12兩，就是那個，沒有飯館這一帶。
後來解放以後，在天壇南邊那塊空場，開了一個物資交流會，那一個會就得到教訓了，就說跟外省市訂貨，人家說王麻子刀剪好，跟你訂多少多少，你拿不出來，小手工業都是一家一戶的，出不來那麼多呀，這就得走合作化，你看這就安上機器了，使那電動的錘，光當光當，他光坐那兒就行了，那大錘子一下一下，要用人銼，得銼多少個印兒呀。
這一趟街呀，由一巷往東，最不行的是再往北去，那一帶明朝的時候就叫六鋪，它那兒都是一鋪一鋪的，沙子市，山澗口，大坑小坑臭坑，都是什麼呀，都是雞毛店，就是那小店，儘是那要飯的多，儘是要飯的，或者是做什麼的。什麼抽白面兒的，多啦，破被臥。屋子破著呢。就為的是到那兒打通宵。
定：那小店裡住的都是旅客呀還是什麼？
王：什麼旅客呀，就是我說的這些人，每天都住那地方。實在沒錢了就待在街上，在哪兒躺到哪兒了，就倒臥了。
定：那都是因為抽白面兒是吧？
王：多數倒臥是那樣。他連抽連癮嘛。死了就扣個筐。
嚴：光著脊樑，脫下棉襖來，就在外頭太陽地底下就拿開虱子了。到處找，擠，這一天他不幹別的光找虱子，知道虱子嗎？明天一清早起來上那兒趕那頓粥去。
定：你們這一帶還不至於到那份兒上？
王：這邊都是買賣市。都是小手工業。能過。他那些人可能想當初也都不是那樣的，染上毒了，抽白面兒，沒錢了，抽窮了，先偷家裡，然後偷外頭，抽去。多數是不要強的，要強你想辦法你怎麼樣，到果子市遞遞垛也行啊，就是來了貨，來了果子了，先得選，不是裡頭有壞的麼，壞的擱這簸籮裡，這好的擱裡頭，這叫遞垛。完了剩下挑出來爛了的你拿著上馬路邊上賣去，這不就是錢哪。
嚴：賣出錢來就歸你自己了。
王：實在沒錢你到早上菜市撿點菜葉你不是也能餬口嗎。他們那些人，像那打粥啊有的恐怕還許不去呢，他有別的偷偷摸摸的。
定：那時候你們這邊治安好嗎？
王：我們這邊治安沒什麼事。窮家破路誰也不想那個。說這個還是解放前的大前，就是我們小時候，後來怎麼著社會也是發展。
3.我做的這些工作，沒出過什麼差錯
定：說說您自個兒吧。您後來怎麼就上天壇了？
王：怎麼說呀，解放初期的時候我二哥呢，他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孩子多，好多孩子，就上那個甘肅了，不是墾荒，那會兒叫什麼，注342回來又上了紅星農場。我呢，也不行，也不好幹別的，也不願意離開，就還是賣水果什麼的，也不是擺攤，就是賣。後來攤販都得領牌照，我們家就給我領了個牌照，實際上是一家子，就寫我一名兒，就在人民市場擺攤兒，成立一部分一部分的，有挑花市兒，布市兒，雜貨市兒，還有什麼肉市、蔥市、估衣市，賣舊衣裳的。我那時候就在估衣市。那就有規律了，都有定價，不許還價，也不打價，那會兒還講誠信，不許騙人，環境也不錯。
從打1951年吧，鎮壓反革命，就選我當治保委員，結果呢，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學習呀開會呀，整天就忙這個，攤也不行了。後來那邊有一個大院兒，破案的什麼，找過去的什麼罪證吧，挖地找罪證嘛，別人還不能去呀，還得是派出所看你可靠。找上不少人呢，在那兒挖。挖一宿呢，給5毛錢……也不光是為那5毛錢。那會兒顯然生活上就特緊張了。
後來天壇招臨時工，找生活緊張的那些人，我說我也去。還讓我帶了六七個人吧。修大壇牆，整個那一圈兒，那會兒大壇牆都多年了，老往下塌，接不遠兒塌一塊，接不遠兒又塌一塊兒。我們30多人，最後就剩了我和姓周的我們倆人。別人都不幹了。
嚴：累呀，那一塊城磚這麼老厚，這麼長，來回搬它。真夠嗆。
王：搬那大城磚，那老壇牆啊，就跟城牆的構造似的，頂子都是瓦，還有脊，兩邊是城磚，當間兒暄的是土。一捅就連土帶瓦什麼的，全都捅下來，亂七八糟還得清，清理完了，再砌。那會兒光靠我們還不行，還得建築公司啊，從外邊借來的。我就當小工，過去叫壯工，就幹那個，幹了一個月吧，我們倆就都轉正了。
定：別人就都不幹了？
王：別人就沒戲了。我連幹活還帶給人記工，量量活呀，用小黑板兒寫幾個工，寫寫總結，也搞這個。可是實際上還是壯工，不幹活不行啊。一般的是晚上回去弄。這就養成了一個習慣。反正領導越信任越得認真干，別出岔兒。
我在工程6年，然後到文化票。那會兒淨搞什麼遊園晚會啊，舞會啊，劇場演戲呀，就在神樂署，大殿裡的，院裡的，搞兩場舞會。院子裡頭都墁上水磨石了呢，墁上水磨石就裡外跳。樂隊是兩伙兒，跟陶然亭倒著，一夥兒中樂，一夥兒西樂，在平台上奏樂。這一個禮拜在這兒，一個禮拜在那兒，來回那麼倒。其實陶然亭那個也歸我們管。活動越搞得多，賣票的壓力越大，在棚裡邊賣票，老排大隊，特別是夏天擱電扇都不行，都熱，(別的部門)跟賣票的都有矛盾，老提意見。後來成立文化票務班，我當班長，把票務班也歸我，(讓其他部門)能勞動的話就去義務勞動，幫忙呀什麼的，那時候經常是什麼都講義務勞動。這樣就解決這個矛盾了。後來把巡查也並在我那兒。
嚴：那會兒他累著呢，一個人管好幾個班。
王：文化單一個班，票務單一個班，巡查單一個班。文化班包括殿堂，祈年殿啊，皇穹宇啊，講解這方面，那時候都管。反正不到50人，這3個班。到晚巴晌兒我都得記幾項事，有什麼事宜，或者說問題，幾個班的存休、輪休，你老得想著，站到人家角度上呢，千萬別給誰落下，你不給考慮到了，人家有意見。所以有的畫圈兒，有的畫紅點兒。(每天的事)我都有記錄，我就愛記，我老怕有什麼事找不著根據，或者遇見什麼事想不起來。我就在那兒住，我就搬到那兒去了。
嚴：他都不家來。家裡不用他，我仨孩子哪個有病，他都管不了。都是我一人弄。
王：我在那兒，老伴全力以赴地支持我。那會兒就想將來理想實現了，社會主義了，生活都沒問題。就那樣想。
天壇的發展，那就單是一說了，那時候可真苦，窮啊，太窮了，整個園子沒燈，就是二門那兒一個燈，我在西門，票務班在西門。晚上淨完園還得上東門鎖這個門去。
嚴：一個人兒去淨園去，多危險呀。上大殿。
王：淨園是大夥兒淨，就是鎖門的時候，人家都住到外頭。讓人走了我拿著鑰匙，我到東邊鎖了就完了。
嚴：西門到東門就特遠了。
王：還得鑽那黑牆洞子呢，叫鬼門關。打那邊走，拿著電棒兒。就是養成那麼一個習慣。
那會兒反正也沒斷了受到表揚，參加市五好職工大會，上人民大會堂。回來呀，就當工會專職幹部，就選為監委，後來又讓我做財委，管理賬，可是我不經手錢。錢交會計，到時候會計給打條，這費呀那費呀撥款。還做了一段時間工會主席。後來我們那兒一個行政幹部住院回來，由他做那個工作。我呢，月季園要搞一個全國月季會議，我們那兒有個月季園，養月季也挺出名，就讓我到那兒當班長，後來會又不在北京開了，我又回到票務(班)。那就到困難時期了，文化活動就少了，露天劇場就少了，舞會根本就不搞了。
工程班6年，文化票務班6年。完了就趕上「文化大革命」，天壇都住紅衛兵。不賣票了，沒多少事了，也不搞文化活動了，都造反嘛。我們那是保守的，捍衛團。人家是造反派，我們是捍衛團。我整天就著急什麼呀，老怕空崗位，這兒把鑰匙給你，開會去啦，那兒開會去啦，派人，派誰呀，那怎麼辦，光著這個急，老怕出問題，出點什麼錯。
後來就奪權，我這個班長的權也得奪，班裡頭奪呀，也得有個核心哪。人家造反了，說你把鑰匙拿過來吧，其實鑰匙有什麼呀，就我那門上那鑰匙，還有我那抽屜。奪了權也開會，說你們該怎麼幹還怎麼幹，我說那怎麼幹呢，還兩派呢我怎麼抓呀，倒是誰都不怎麼我。
嚴：他人緣兒好著呢。
王：沒有幾天就成立政工組，連帶擴充帶形勢變化吧，就單獨分出一部分人，成立一個保衛組。這就明確了，文物古跡歸我們，實際上還是我做。後來成立外事文物組，又讓我去做，就做聯絡外事工作。那陣兒禮節性的接待，不照現在是旅遊接待，那會兒不是，那會兒要求領導出面，像總統一級的，都要求領導出面。一般的部長級的接待，就不要求領導出面了，一般的就是讓我去。我掌握這方面情況呢，新來的同志就教給他們。禮節性接待一年還挺頻繁的，頭頭腦腦的，總統啊，都是領導人。人家差不多也都熟悉，外辦的或者什麼的，公安部門的。我就覺得不能老是我一個人出面啊，人都一樣，我就列一個表，禮拜一禮拜二……禮拜日，再輪迴來，該誰誰出面，可是儘管這樣，領導還是讓我去，組織決定你也不好說。
定：聽說您接待過好多次基辛格？
王：啊，單獨接待也有幾次，一塊兒接待的也有不少次。像他帶著總統的女兒，或者是別的總統，或者別的領導人去，像是英國女王，還有英國的那個首相，也是女的，那就得找女同志去，找女同志去領導也還是讓我盯著。我就怕出問題。要出點錯反正得由我承認了。可是我也要求別人：咱們出小事也是國家大事，一捅就捅到天上去。
嚴：有時候夜裡就讓上大殿去。
王：不管你什麼時候通知，只要你通知了，我這腦子就閒不住了。有時候還得寫出來，到哪兒要說什麼。
定：您的接待就是給他們講解是嗎？
王：講解呀，帶著他們走呀。我沒有能力，文化水平低，可是我也鑽研……參加工作以後上夜校，一點點學的。在工程班的時候我鑽工程，買砌磚技術的小冊子什麼的。一搞文化班呢也硬鑽，找人啊，搜集資料啊，反正幹哪幾樣就得鑽哪幾樣，我自己考慮我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這後來呀我就老想，那會兒念的書還真不如現在出的書，現在出的書解釋這方面特好懂。那會兒背還背不過來呢，先念去吧，晚巴晌就背。實際上人家領導人來的時候，聽不了那麼多，把主要的介紹一下就行了。領導之間人家還要說話兒呢，你得看情況，不能冷場，這一段沒人說話自己就得上去。可是外賓一般的不管領導人也好，總想把解說員揪到跟前，人家領導跟著呢，有時候確實我也……
嚴：他躲一邊兒去。
王：人家叫我才過來，或者都排好了，我得讓別人找。你就是一個導遊，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業務，就像人家砌磚的，不就是該撮泥的撮泥，該砌磚的砌磚麼。做好了，做得圓滿了就得了，我也不考慮別的，人走了就完了。究竟人家領導之間說什麼話，也不那什麼，接待這伙了提起上伙的事兒，絕對沒有那個，走了就是走了。這是一個大的記性。可是我有一個記載，來的時候誰出面，幾點到的，幾點在哪兒下的車。每次都有。可是領導之間要說點笑話，我就不記載，要不就不好。我每一個月都寫一個總結，年終也有一個總結。一年有一個本，一共是多少本。現在都在檔案室，都交了。我就想要給人家留一個完整的東西。開始的時候我也沒考慮到，說我這東西怎麼怎麼，有參考價值啊，沒那麼好。就……就是毛主席去……
定：您接待過嗎？
王：沒有，就是接到通知，我就在那兒等著……第二天江青去，還有一個女同志，不過記錄上什麼也沒有。我不記，是中央領導人，誰去我也不記。
嚴：那陣兒他整天不著家，一說急了，說今天我接待，我說你接待誰了？接待總理的夫人了，鄧大姐了，我說哎喲，怪那什麼的，他說我給你學學啊……
王：我去了，他們說鄧大姐在月季園那邊等著我呢，我連車也沒騎，趕緊地就往那兒跑，跑得直喘呢，跑到月季園那兒……
嚴：鄧大姐看見他了，就說別跑了，別跑了，慢走慢走，「11路」吧。平易近人。
王：鄧大姐來了，她照這麼一說，馬上距離就近了，就跟平常人兒似的。我再一看哪，鄧大姐膠皮鞋後跟，一邊一個大補丁。
嚴：那鞋還補著呢。
王：照相的時候她就說，別我一人照啊，就那樣。真的好，真好。
嚴：真好，一點兒都不像說我是首長，我是怎麼著，平易近人，夠意思。
王：我接待過她兩次，這事我還寫過呢，小姚(指姚安等人)他們都看了，讓我交了發表去，我說我不往外發表，我就像是上一次黨課，接待一次上一次黨課。到這日子了，我就想留下……這就是好像自個兒安慰自個兒似的。
定：您這輩子經歷得也夠多的，小時候那麼苦……到後來跟那些中央領導都打交道，也挺有意思……
王：我在工程6年，文化票務6年，辦公室，21年吧。現在多咱我也跟他們說，我沒什麼貢獻，也沒做出什麼成績來，就是我做的這些工作，沒出過什麼差錯。
4.我就念叨共產黨好
定(問嚴)：您叫什麼名字呀？
嚴：……這還說嗎？
王：她叫嚴秀芹。
定：您多大歲數啦？
嚴：我差多少日子七十二，我們倆差3歲。我也是老北京。我祖父是農村種地的，在永定門外的木樨園，這會兒我都不認識那地兒。他後來死到外邊了，他們那叫什麼，跑野檯子戲。出去是唱戲還是幹什麼不知道，沒有了就。然後我父親在城裡頭就學了個蓋房，建築，就是瓦工啊。現在到處都蓋房，那會兒誰老蓋房啊，誰蓋得起呀，那會兒的瓦匠半年閒，就是查補，哪兒漏了補補，哪兒塌了給砌砌，那一巷二巷三巷，那兒的活兒都找我爸爸，誰的房要是漏了就叫我爸爸，來吧來吧給修修吧。我爸爸人緣特好。那幾條街都挺好的，都是做買賣的，就是我們家不擺小攤。
定：你們家也住到這兒？
嚴：我們住的不是，我們住在二巷。離他們也不算遠吧，也得走一會兒。
王：他們老爺子一到冬天就沒活兒。要是夏天一下雨漏房，嚴師傅您去，漏了，去了給修修，不就什麼嘛，就不見得一天睜著倆眼還沒飯轍嘛。要到冬天這時候沒什麼事，怎麼辦呢，可不也得備著呀。
嚴：那就全仗著我母親了。我母親也是老北京的，我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住，我們家就是我姨跟我媽倆人，我姥姥老早就沒有了，就我媽看著我姨。我姥爺是理發的，就在天橋，原來他們有個門臉兒，後來理發也不行了，就剩我姥爺一人跟我姑姥姥他們了。我姥爺等到不能幹的時候就上我們家去了。我就聽我媽一句兩句地說過。我們家裡，嗨，從來就是窮，都不想上邊的事。(笑)
我們家兩輛車子，兩輛打線的車，我們就給織襪子的打線兒，打織洋襪子的線，四個桄子擱到車子上，錠子似的，把線往那桄子上頭繞，我媽就整天搖那個。你要按這會兒來說，打這一捆線，要是二十的，就是二百支是一捆，兩塊錢一捆；要是三二的，三百二十支是一捆，四塊錢一捆，可那細得跟頭髮似的，不好擇著呢。我媽她要是打二十的，再有我姐姐她們幫著點，一天能打一捆。三二線的就不行，打不了那麼多，細呀。等到搖到晚巴晌餓了，我爸冬天沒活呀，怎麼辦呀，就幫著做做飯什麼的，我出去買買東西挑個水，後來買東西到做飯幹什麼，都是我一人，我就不用我爸了。
定：您也在金台書院那兒讀過書嗎？
嚴：我啊？我沒文化。我就是解放以後掃盲嘛，我掃盲上了二冊。就這二年級，能瞅瞅糧票啊，布票啊，油票啊，能瞅瞅這個。
王：她整天幹嗎？壇根兒撿煤核。倒土的都倒到壇根，根底下那兒。像她們撿煤都上遠處去撿去。
嚴：上二道山門撿去。西門那兒是頭道山門，到這兒永定門這邊是二道山門，上那兒撿煤去，真有好煤。人家撿頭過兒，我就湊人家底下撿二過兒去，還得跟人熟識，認得，不認得他也不讓你撿。二過兒再撿還有好煤。真不錯。
定：您小時候就撿煤核？
嚴：撿煤核。還打粥呢，有捨粥的。我打粥是跟著人家，我媽她們有個老街坊叫張姥姥，張姥姥讓我上她那兒去，走吧上我那兒待幾天去吧怪想你的。一清早起來，走，咱們打份粥去，布圍子圍嚴了戴上帽子……唉小時候瞎鬧就是，領著我走就走唄。
定：在哪兒呀？
王：先農壇犄角，百貨公司後頭。
嚴：去了就接那牌，那麼大、那麼寬的竹牌，要是滿牌的紅啊，就是給一份，一份就多，要是你來晚了就不給你那麼多了，就給你勺子尖上那一點兒。我們娘兒倆就打兩份，拿回家熱熱，熱兩碗，別人還喝一碗。再有點干的，不就有稀的有干的麼。我平常在這邊(指自己家)不去打粥去，這邊沒有。
我們家就慘啦。他們家(指夫家)4個大小伙子，我們家4個閨女，我是老三。我大姐姐屬牛的，七十七。她15歲就結婚了，給了臭溝嘴那兒了，叫什麼胡同啊，現在她都沒了。後來我二姐也給出去了。我們家就剩我一人了。她們都走啦，就我一人，就我累，家裡頭的火是我供著燒，我到時候還得挑水去，買東到西兒的，都是我一個人干。4個姑娘我妹妹太小了，我們倆人差多少呢，現在她才多大歲數，小多著呢，孩子管她叫小姨都不樂意，那你也得叫啊，我親妹妹呀。
定：怎麼比您小那麼多啊？
嚴：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不著挨家兒的。我底下我媽又生了兩個小子吧，一個姑娘，三個也不(知)是四個呢，還一個流產的，就活下我這妹妹一個。都是我侍候我媽月子，我一點也不招我媽生氣，說怎麼就是怎麼著，我老覺著我媽不容易，弄著我們，弄著線車子光啷啷光啷啷這麼……
王：我們姥姥後來跟著她們轉到床單廠去了。打一輩子線。
嚴：我媽落一個床單廠的工人呢，大興。
定：您多大結的婚？
嚴：我二十三結的婚。我和我二嫂我們倆人同歲，我生日比她還大十天。玩就玩到一塊兒了，他們都走了，我們就玩，她說你管我叫三姐啊，不許叫三妹妹。我們倆人就鬧，折騰。我們一家子都挺好的，脾氣都挺好。可是我一結婚就是孩子忙慌的，三個孩子，我要拿錢不夠托兒費錢，乾脆我看孩子了。那時候全家(收入)就靠他一人。他掙60塊錢吧。
王：開始時是130分，合32塊錢。那會兒工資都按多少錢一分，按那個折，那會兒就是130分。在我去之前是發給多少斤老玉米，天壇那裡邊淨是農場，給多少袋老玉米，我去了以後就正好趕上那個分，130分，32塊錢。
嚴：我那會兒就倆孩子了，沒有我們老爺子了(指公公)，您說這不是重擔子嗎，一個人在家裡頭怎麼辦呢。忍著忍著就到1958年，我就堅決不在家待著，憑什麼一個人在家待著呢，弄著孩子轉悠，我就著急，我就想找個工作。哎，1958年成立加工廠，做嵌絲網子，擰那刺蒺藜，編笊籬，我就跟他們干去了，我都拿22塊錢了。那會兒拿22塊錢就不錯了。
定：您後來在哪兒當工人？
嚴：天壇針織廠。那兒是我們組織起來的，就是挖防空洞那年，注343我們有幾個人出來挖防空洞，還炸油餅，也搞那個看機器，這麼幹起來的。我這就不錯了，我怎麼著，先頭我退休拿多少錢呢，不叫退休，退養，拿12塊錢也不是19塊錢，錢特別不多，人家一問幹嗎去呢嚴姐？我就說我領我那一壺醋錢去。錢太少了，就您這錢還叫開工資？結果慢慢慢慢一年一年，多少年了，就這麼長，反正不長二十，也長四十，一月老長點兒，現在給我長到四百二，每月開支有我四百二，你還有什麼說的。他比我多，他也該多了。
我們過去住那房子，夏天一下雨，底下泡著，上頭也漏著，那邊爐子還冒著火，他下班一進門，說這還能住嗎，不行，我得找領導去，趕緊回去天壇找領導，領導趕緊就來了，說不行，得趕緊搬。領導說那住哪兒呢？說讓我們住西門，他說住西門不合適，西門是遊覽區，遊覽的地方，你搬進去安個家那算什麼呀，那你上哪兒去呀，他說就上我辦公室去吧，神樂署那大院裡頭，就搬那兒去了。那兒是個犄角，三面的廊子，住了三家，北邊一家，犄角里頭一家，牆後頭還一家。進我們那門，再奔他們那門兒，我們是住一個刀把兒，一間屋子。那門口都沒有這張桌子這麼大的地兒，還得擱一個火，三家就一個犄角，仨火你怎麼擱呀。你說我怎麼忍呢，一直就在那屋子住了31年。1988年，1989年搬到這兒，十幾年了。提起那時候，今天我還跟他說呢，我說現在誰住什麼樣的房啊，我聽著都不眼紅，我現在這套房，我特滿足滿足的了，我特知足。
剛到這兒來的時候，這兒還沒成立居委會呢。我就愛在街道上搞搞什麼活動，我是那兒的積極分子，計劃生育一直是我，不控制都生倆孩子怎麼弄啊。
提起那會兒我真想哭，我奔到這份兒上不容易，咱們這國家我奔得有勁，知道嗎？我小時候我撿煤核的時候想這麼干呢，行嗎？你上哪兒干去？你只能湊人而過，人家讓你湊就湊，不讓你湊你就湊不了。我現在知足得了不得我，真的，沒想到，我沒想到。我三個孩子也都不錯，都上班呢。
嘿！我就說了，我就念叨共產黨好，誰說也不行，我就認為是共產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