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的恢復與鬥爭（1640~1642）
國王讀過議會提出的條件後，兩眼冒出怒火，滿臉通紅，說道：「若批准這些條件，我或許還保有國王的名號，但早已被權力拒之門外。我不過空有國王的虛名，徒有國王的象徵而已。」從此，國王中止了一切談判。
議會對改革政治與宗教制度的嘗試
國王在指定的日期召開議會。他沒有採用盛大的排場，只乘一條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威斯敏斯特，以避人耳目。他的講話空洞、態度扭捏。他答應緩解民間一切疾苦，卻堅稱蘇格蘭人為反叛，還竭力要求把蘇格蘭人驅逐出境，好像戰事仍在進行似的。下議院代表冷冰冰地聽他講話，態度還算恭敬。議會開幕式的出席人數前所未有的多，而他們在國王面前表現這樣的傲慢神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國王剛走出議會，他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就從人們的談話中明顯覺察到公眾的憤怒，這種憤怒甚至超過了他們所擔心的程度。上次解散議會，就連最溫和的議員也發了火。如今沒有人談到和解或謹慎，他們說，時機到了，要運用議會的全部力量來剷除所有濫用權利的事，要斬草除根，不留一點剩餘。儘管議員們的力量各有大小，卻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團結一致，同國王對壘。國王和教會在這十一年間，千方百計地強迫國人服從他們的統治，卻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他們發現自身軟弱無力，就想求助於議會。可議會卻相信他們有能力行使自己的主權，不必受國王牽制。
他們先毫不含糊地宣佈了所瞭解到的全部疾苦。各議員把他們所代表的地方請願書讀給眾人聽，建議在議會能夠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議決他們申訴的內容是否合法。幾天之中，國內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見，議會把所有的苛政行為——專賣、船捐、濫捕、主教們的擅權橫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為，一一加以揭發和譴責。沒有人反對這些議案，院內的意見是如此一致，有幾個議案還是不久之後就成為國王親信的人[ 指約翰·科爾佩珀爵士、迪格比勳爵、福爾克蘭勳爵等人。
]提出來的。
議員們認為這樣好像還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於是派出四十多個委員調查弊病，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訴。每天都有商人和農民成群結隊地來議會呈遞當地的申訴書。無論以什麼形式，無論是從哪裡送來的，都有人熱情地接收；無論是泛泛地控告整個政府，還是指名道姓專門針對某人，議員們全都相信確有其事。委員們權力無限，沒人可以拒絕他們，即使沉默地拒絕也不行。樞密顧問官們若被傳證，也得直言匯報他們當日商議的是什麼事。
凡是替國王辦事的人，不問級別高低，只要參加執行過議會所斥責的措施，就被稱為「失職者」。每郡都列出了本郡中失職者的姓名。議會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立刻傳失職者來，勒令他繳納罰款，或監禁他，或將他的財產充公。
議會在審查議員們的選舉時，宣稱曾被授予專賣權的人都沒有擔任議員的資格（1640年11月9日）。1641年1月21日，有四個議員因此被除名，也有因為選舉不符合規定而被除名的議員。其實這些都沒有合法的根據，只是因為人們不信任他們的意見。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專賣者亨利·邁爾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卻因為投靠了占統治地位的一派，而毫無阻礙地當上議員。
國王的臣僕們看見下議院擁有如此大權，又有如此堅定的決心，無不感到危機四伏，防衛無方。國王企圖掩飾自己的憂慮不安，而將自己隱藏在無所作為的帷幕之下；法官們害怕得發抖，不敢保護一個罪人；主教們看到新制度、新儀式處處被人抵制，也不敢阻止。牛津主教約翰·班克羅夫特，因為不堪騷擾再加上恐懼，突然去世了。長老會的牧師們，未經任何合法步驟，就恢復了他們原來的教職和講壇；所有不奉國教的教派又公然聚會起來；各式各樣的小冊子可以隨便流通。國王和主教們的專製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全都無法行使，毫無實權。
斯特拉福德已預料到這樣的形勢。他曾苦勸國王，免除他出席下議院的任務。他告訴國王，如果自己在議會裡，不但不能替國王效勞，反而會妨礙國王事務的正常進行。但是國王急於要斯特拉福德前來，就下了命令，並保證能夠使他免受任何危險。斯特拉福德還是猶疑不決，國王再次請他，他只好冒著危險啟程。他決心根據最近搜集到的證據，親自到上議院控告下議院的幾個主要議員，控告他們煽動與協助蘇格蘭人入侵英國。皮姆和他的朋友們得知斯特拉福德快要動手，就決定先發制人。斯特拉福德於11月9日到倫敦。10日，他因勞累而發燒，養病在床。11日，下議院緊閉院門，皮姆突然提議以叛逆的罪名彈劾他。只有福爾克蘭勳爵一人雖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卻敢說句公道話，認為本案應調查後再進行。皮姆說道：「稍微遲緩，也許就全盤失敗；如果伯爵與國王談一次話，議院也許就要被解散；況且，本院不過是彈劾，又不是當裁判官。」於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立刻將彈劾案送到上議院。
斯特拉福德此時正和國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趕去上議院，而皮姆已先到了。他看見院門緊閉，門官遲疑地拒絕他入院，他就很生氣地怪罪門官。他向會議廳走去，打算入座，卻被人請出。一小時之後，才傳他進來，上議院告訴他，貴族們接受了彈劾他的陳訴，並根據下議院的要求，決定將他監禁到倫敦塔。他想說話，但議院不許，命令立即執行。
接下來，下議院又彈劾了勞德和國王的其他幾位大臣。其中有個叫芬奇的，在議院低聲下氣地懺悔，請求議員們原諒（12月21日）。黨人們聽了很高興，這是國王的大臣第一次拜倒在議會的威權之下，於是准許他在限期內出國。有幾個議員看到這樣不公平，就很詫異，但那兩個巧妙的領袖皮姆與漢普登卻樂於鼓勵反對黨的卑劣行為。後來又著手彈劾了兩個主教、幾個神學家、六個法官。他們拚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彈劾斯特拉福德一案，於是指派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負責詳細調查他的生平，要在他的言語和行動中尋找叛國的證據；在愛爾蘭也成立了一個同樣的委員會，協助議會調查；蘇格蘭人發表了一篇刻毒的聲明，表示如不對他們最殘酷的仇人加以嚴懲，軍隊就絕不撤出境外。三個國家居然聯合起來反對斯特拉福德這麼一個犯人，大眾卻並不覺得這麼做過分。
下議院議員們已從敵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權奪過來。他們議決供應的只是零星小額款項，僅夠維持很短一段時間。他們選派幾個委員撥發這筆款子。關稅也是每兩個月議決一次，以後再隨時議決重撥。眾議員們以自己的名義向本市的同黨和本院的議院們借款，以他們的允諾還款作為唯一的擔保，這就是公債的起源。國王想要遣散兩支軍隊，尤其是蘇格蘭軍隊，國王說他們繼續駐紮在英格蘭境內是加重北方幾郡的負擔。下議院卻需要這兩支兵，而且覺得人民能夠忍受這種負擔。不僅如此，他們在頒發軍費時甚至還優待蘇格蘭軍隊。他們還說，蘇格蘭人曾給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議決送給蘇格蘭三十萬鎊的補貼款。同蘇格蘭談判議和的是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而不是國王的內閣。現在大權全歸下議院，國王的樞密顧問官們甚至不能決定最細微的事，他們無事不請示下議院。法庭已經宣佈過的判決，國王及宮廷的私事，都要歸平民代表們處理。他們說當初懲辦普林、伯頓、巴斯特威克、萊頓以及利爾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復他們的自由（11月7日）。一聽說他們回來，就有五千人前往歡迎他們，大街上到處張掛著旗幟，男人們的大帽上都插著迷迭香和桂葉。人民的狂歡和國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們獨攬國家大權，各種力量彙集起來，擁戴他們的統治。
他們第一次改革制度的嘗試，即使沒有明顯地表現出君臨天下的氣勢，也宣佈了他們的獨立。1641年1月19日提出一個議案，規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議會。如果國王不召集，那麼只要有十二個貴族在威斯敏斯特集會，就可以不經國王同意而召集議員開會；如果貴族們也不召集，郡長與市政官員可以進行；如果郡長忽視不辦，那麼市民們有權召集人選舉代表。不經兩院准許，不得解散或停止議會，而且只有在開會五十天後才能解散或暫停議會。同時，選舉各自議長的權力，完全屬於兩院自己。1月23日，國王聽見這個議案，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召集議員們到白廳，說：「我喜歡召開議會，它是國王與人民之間溝通的好工具。但你們要把該由我來辦的事交給別人，我卻絕不能讓步。」下議院聽了國王這番話，反而催促趕快通過這個決議。2月16日，因為沒有拒絕的理由，國王只好讓步，又想保持他的尊嚴，於是說：「我不知道你們將來有什麼問題要我讓步，目前為止，你們還沒有讓我受到鼓舞，因為你們所進行的事只是為了你們自己，而不是為了富國強民。你們幾乎把政府機關弄得一團糟，簡直亂套了。一個巧手的修表匠，為了清潔一個表，把零件拆卸下來，等重新裝好後，這個表應該走得更好。現在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事，你們也該知道你們要做些什麼了。」
兩院議決致謝國王，就馬上進行改革工作。接下來議決廢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會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沒有人反對這幾個議案，甚至連辯論也沒有，有的只是關於民間疾苦的申述。這個時候還沒有人能夠預測到政治改革的具體後果和影響程度，人人都贊成政治改革，可是沒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動機。但有一群目光遠大的人，例如漢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爾頓等，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將足以決定生死存亡的權利從國王手中奪過來，移交給議會。在他們看來，這是國民的權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證，他們不得不走這一步。許多人跟著他們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異端的人，也有極其活躍但還不知名的議員。克倫威爾和亨利·馬丁，曾多次發言反對國王或政體，但他們在議會中還無足輕重。大多數議員以為取締種種弊政之後，他們就可以恢復到所謂古老英國的情形，國王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只是要接受兩院的約束，把它限制在法律範圍以內而已。這就是大家都同樣嚮往的政治改革，儘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卻正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漸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況卻大不相同。從一開始，人們的見解和願望就並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倫敦市遞上一份有一萬五千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完全廢除主教制。幾乎同時，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廢止主教們干預政治之權和教堂裡的專制。不久，又有各郡遞來的十九份請願書，據說有十幾萬人簽名，呈請保留主教制。議會中也有各種不同看法。倫敦市的請願書差點被下議院拒絕，經過一番很激烈的辯論後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個議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擔任官職，主教們不許參加貴族院；11日，為了勸導下議院議員們通過此議案，長老會答應不再提進一步的議案。不料這個議案竟遭到貴族院否決。長老會非常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職權、教長職權以及牧師會，同樣遭到反對。有段時間，兩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眾禮拜中的混亂問題，不料過了幾天，他們又出現了爭議。下議院議員們未通知貴族院，就派委員們前往各郡，從教堂裡取出神像、神壇、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遺留物品。貴族們聽說獨立派人士公然再開會議，就召集他們的領袖來聽審，還責備了他們。其實，對於這個問題，當時全國並沒有佔絕對優勢的意見。一些人因為信仰或個人利益，堅持主教們擁有神賦之權；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種世俗制度，認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許多人主張不許主教干預公眾事務，卻願意保留主教們做教會的首腦；那些最開明的人則認為，無論哪種教會體制都沒有神賦的權利，也不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因此議會永遠有權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決定主教制存留與否的唯一根據；長老會覺得主教制就是福音書中所譴責的偶像崇拜，他們反對天主教的禮拜形式，要求恢復被主教們奪走的神權。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後的一段時期，這些不同意見阻礙了議會的進展。每當討論宗教問題時，宮廷的反對者們就從本來一致的立場轉入分裂。情況變化不定，沒有哪一派能夠占主導地位。皮姆、漢普登等政黨領袖們，刻意容忍長老會派，支持他們最大膽的議案，但人們都知道他們心裡只想削減主教們的干政之權，並不想改變教會的根本體制。在最為眾望所歸的貴族之中，卻有許多擁護主教制的人。有幾個精明的人就此勸國王利用議會的分歧，大膽地將宮廷大事拿來和政治改革家們商討，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與宗教改革家的聯合。
談判就是這麼開始的。漢密爾頓侯爵對此出力最多，他常常很熱心地在各派中居間調停。貝德福德伯爵是個溫和的人，在上議院頗有影響，為公眾所敬重，他也參與了磋商。國王同意先成立一個新的樞密院，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裡克、賽伊、金布爾頓等勳爵奉召進入。他們全是民黨，其中還有人很熱心地在反對派中辦事，地位都很高。新的樞密顧問官們不肯同他們的朋友分離，他們反覆向國王說明，他所痛恨的那些下議院領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這幾個人並不拒絕國王的主動表示，但也並不熱心。如果他們接受這個表示，就能達成他們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標，可以取得合法權利，強迫國王承認他們成立的內閣，使國王接受議會的意見；但國王的條件是挽救斯特拉福德並保全教會，換句話說，就是要議會恢復他們最可怕仇敵的自由，和他們最親密的朋友絕交。雙方彼此互不信任，但最終還是提出了明確建議。貝德福德被委以財政大臣之職，皮姆為管庫大臣，霍利斯為國務大臣，聖約翰升為總檢察長，漢普登做威爾士親王的老師。
但是雙方在談判的時候，其實都不抱多大希望，也許甚至並不期望能成功。不滿情緒逐漸在軍隊中傳播，有幾個軍官——也是下議院議員——當眾表示不滿。威爾莫特委員在議會中說道：「倘若蘇格蘭人要錢，只需一開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麼英吉利的士兵就會學他們。」不久，就有人把這種情緒告訴王后，她便積極通過寵臣亨利·傑明在白廳接待英國軍人，對他們的處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王后態度客氣，情緒活躍，不費多少口舌就說服了他們，使他們相信國家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中。於是雙方多次秘密開會，提出各式各樣的計劃。有人提議立刻將陸軍開往倫敦，將國王從束縛中解放出來；其他較為冷靜明智的人只是建議軍隊遞一份請願書給議會，表明效忠國王和教會；也曾討論過尋求外國援助，如在葡萄牙、法蘭西招兵。這都是一些輕率的想法，並無什麼效果可言。和這些宮廷陰謀有關的，是一些陸軍軍人。他們也在陸軍內部進行一些活動，但都徒勞無功。許多心懷不滿的人來往於軍營與倫敦之間，小冊子在軍隊營盤中到處流傳。不久後，國王召見珀西，他是諾森伯蘭伯爵的兄弟，也是陰謀者之一。國王看到一份請願書的副本，其中有許多威嚇議會的話。國王同意了這份請願書，並違心地簽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以便增加和此事有關的領袖們的威望。
請願書並未遞上去，但這件事沒能瞞過不信任宮廷的全國人民。一旦他們的不安情緒被激起，他們就會把言辭當作計劃，把計劃當作行動。大批自告奮勇的偵探，在公眾場所收集軍官們的不慎言語，然後匯報給皮姆。計劃並未付諸實踐，可國王竟聽信了許多將會招致最可怕災禍的建議。下議院的領袖們已得知這項建議，卻秘而不宣，要等待合適時機。他們甚至不曾中斷用國王名義進行的談判，其內容是委派他們擔任官職。但從此以後，他們不再猶豫不決了，他們和狂熱的長老會密切聯合。他們只信任這派人，認為他們是無限忠誠的，有堅定不移的原則，他們要求完成一項革命，且擁有完成這項革命所必需的群眾力量。與此同時，下議院已下定決心要殺死斯特拉福德了。
斯特拉福德的受審與死亡
3月22日，對斯特拉福德的審訊開始了。下議院全體議員都堅持要出席法庭，以支持這個彈劾案，和他們一起出席的，還有專程為此案前來的蘇格蘭及愛爾蘭委員們。八十位貴族充當法官。下議院議員們希望主教們也到庭，但他們辭謝了。國王與王后坐在貴族席位上面的一處廂座裡，他們急於看清全場的動靜，國王要掩飾他的痛苦，王后則要掩飾她的好奇心。看熱鬧的人成群結隊，有男有女，多屬上等階級，他們都是被這轟動一時的場面、審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審人的眾所皆知吸引來的。
斯特拉福德經過水路從倫敦塔到威斯敏斯特，他從擁擠的人群中走過，既沒有發生混亂也沒有人侮辱他。他因有病在身已經駝背了，但眼睛還是和年輕時一樣炯炯有神、傲然自若。群眾見他來，脫帽讓路，他也對他們還禮。他認為人民如此多禮是一個吉兆。他並沒有斷絕希望，他曾細心研究過他們的控詞，毫不懷疑自己能夠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愛爾蘭的控詞令他驚駭，他不能理解，一直對他唯命是從的愛爾蘭，怎麼突然間改變了態度？
第二天，一個偶然事件讓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實處境。當時他說：「我預料我將輕而易舉地駁倒那些心懷惡意的仇敵們的詆毀。」辦理這件重案的皮姆很生氣地訓斥他說：「你的這番侮辱性言辭是針對下議院的，你說他們是心懷惡意的仇敵，我宣佈，這就構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聽了一驚，雙膝跪地，道歉求饒。從此以後，他完全鎮靜地控制自己，不讓自己流露出絲毫的怒意和不耐煩，也不再說一句招人反對的話。
有十三個人輪番控告他，他單槍匹馬地進行辯駁，沒有人協助他。很多條控訴無可辯駁地證實他犯了不公正與暴虐之罪，還有很多不符事實，都很容易地被他駁回了。事實上，沒有一條能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叛國罪。斯特拉福德拼盡全力洗刷叛國的指控，他很雅量地批評自己的短處、弱點，他以謙恭的態度對待對方的猛烈攻擊，以不帶一絲侮辱的語言證明對方採取的審訊過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於法不合。他的對手們使用種種不名譽的方法為他的辯護設置障礙。他克服了下議院的百般阻撓，才找到幾個律師來幫助他，但對方既不許律師擺事實，又不許他們詢問證人；被告方面要傳自己的證人，對方也不許。期特拉福德只要有機會，就要求他的權利。法官們若同意，他就感謝他們；法官們若拒不承認，他也沒有怨言。他的仇敵們看到他能幹的自我辯護所造成的拖延，就十分生氣，他不過回答道：「我認為，既然你們有這麼多的權利對我作致命的打擊，我也有同樣多的權利來保護我的性命。」
由於他的成功辯護，原告們狼狽不堪，彈劾委員會甚至覺得敗局已定，至少叛國的罪名已難以成立。對此下議院議員們十分不安：這個偉大的罪犯，法律條文竟有利於他，他快要勝利了；改革的事業還未成功，又要遭受最危險仇敵的攻擊了。於是他們決定採取最大膽的突然一擊。1641年4月10日，殘酷卑鄙的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議宣佈斯特拉福德有罪，並以議會決議的形式判刑。這種程序並非沒有先例，但所有先例都發生在暴政時代，而且統統被譴責為罪惡行為。下議院找到幾張字條作為補充證據，證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國罪。這些字條說他曾在公開會議上，勸國王用愛爾蘭軍隊彈壓英吉利，儘管那些話本身不用做那麼惡毒的解釋，而且已被幾個樞密顧問官和閣員的證詞所否定。這個議案立刻通過了第一讀。有人認為他們為公道而犧牲法律，也有人說他們為需要而犧牲公道。
這些都是在審判進行的時候做的。4月13日，斯特拉福德又開始為自己進行辯護。他的發言很長，他以卓越的雄辯才能表明，無論根據什麼法律都不能證明他犯了叛國之罪。在法官們的心中，對被告人發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在場的聽眾聽完他的辯白，也開始可憐他、稱讚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著他，露出極端輕蔑的神情。皮姆為之不安，兩手發抖。他眼前放著一張紙，紙上寫著他已準備好的答話，卻找來找去找不到合適的內容。最後終於把這段話匆匆念完，卻沒有人聽，答話和議員的感情也格格不入。
激情過去了，但憤怒還在！皮姆與他的朋友們憤怒到極點，4月14日，他們匆匆通過了剝奪犯人公權的議案。一些有聲望的人反對這個議案，但都歸於枉然。現在他們只能採用這個辦法了，因為他們清楚，法官們不會定斯特拉福德有罪。他們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審訊，不聽取斯特拉福德律師的發言。貴族們堅持聽取律師們的陳訴，可眾議員不作答覆，甚至不聽他們講話。四天之後，儘管迪格比勳爵（他原本一向最反對斯特拉福德）竭力反對，那個剝奪公權的議案仍然通過了第三讀。
國王得知此事後，只想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寫信給斯特拉福德說：「你儘管放心相信我，無論你的生命、財產還是名譽，都不會受到損傷。」他向下議院議員的領導人作出種種讓步，還與人商定讓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陰謀。但是這些陰謀損害了談判，談判又損害了陰謀。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計劃出現，又一個個宣告失敗。最終，國王不理會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斷，召集兩院來，承認斯特拉福德的錯誤，答應永遠不再起用他，甚至連一個警官也不給他當；同時卻宣言，無論什麼辯論和恐嚇，都不能使他同意處死斯特拉福德。
但是下議院議員們寸步不讓，他們的膽大妄為超過國王的想像。自從剝奪公權的議案送達上議院，群眾每天攜帶武器，喊著「我們要公道！」包圍威斯敏斯特大廳，威嚇遲遲不投票的貴族們。阿倫德爾[ 蒙哥馬利勳爵。
]被逼下車，他答應推動議會滿足群眾的要求，央求群眾先退下。有五十九個眾議員投票反對這個議案，群眾就把他們的姓名張掛出來，還寫道：「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的同黨，他們是賣國的叛徒！」5月3日，貴族們奉國王的命令，對這類不合規矩的行為向下議院表示不滿，下議院議員們卻置之下理。議案還是毫無著落，就有人決心使用當初保留的那決定性的一擊。皮姆利用復仇心理和恐怖心理，宣佈宮廷與軍官們正陰謀攻打議會。議院與人民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5月11日，議決關閉議會大門，拆開每一位議員的書信。到處都流傳著荒誕絕倫的謠言。就在人心動搖的時候，下議院巧妙地鞏固了它的力量。兩院議員們傚法蘇格蘭人盟約的模式，也宣誓訂立一個同盟，以保護基督教和公眾自由。下議院議員們想把這個同盟推廣到民間，他們宣佈，凡是不肯宣誓參加盟約的，一概不許在教會和政府中任職。5月7日，又提出一個議案，宣佈若不經議會本身的同意，議會永遠不能解散。貴族們想修正這個議決案，也徒勞無功，上議院已被下議院征服。法官們宣告，斯特拉福德已在法律上構成叛國之罪。5月7日，剝奪公權的議案交付最後評議，參加審判的貴族有三十四名缺席，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贊成，十九名投票反對。現在只等國王批准啦。
查理還在反抗，他招來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痛苦地問道：「怎樣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說，斯特拉福德應呈請國王特赦，國王則親自到議會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當場替國王寫下一篇演說詞，同時答應盡力勸他的朋友們給斯特拉福德以放逐處分了事。佈置好以後，君臣就分頭行動。有人說霍利斯的計劃本已有幾分成功，可王后向來仇視斯特拉福德，又聽說斯特拉福德為保命，正要揭發他所知道的王后的陰謀，王后就害怕起來，用她的懷疑和恐懼來糾纏國王。查理被王后的眼淚所打動，自己做不了主，就召見顧問官和主教們。只有倫敦主教賈克森勸國王服從良心的指導，其餘的主教們，尤其是一向愛好陰謀的林肯主教長期反對宮廷，力勸國王犧牲一人以保全君位。這個主教才走出議事廳，就有人將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給國王，其中說道：「陛下，經過長時間艱苦的思想鬥爭，我得出唯一合適的結果，就是一切私人的利益都要讓位於陛下以及國家的幸福。我請求陛下批准議案，以清除阻撓國王與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礙。陛下，我既在這裡表示同意，那麼陛下便不會愧對上帝和良心。我的靈魂快離開我的肉體了，蒙上帝施恩，現在我以無限的滿足寬恕所有人對我做的所有事，我只求陛下施恩於我可憐的兒女們。」
次日，國務大臣卡爾頓代表國王告訴斯特拉福德，國王已同意那件決定他命運的議案了。國王本答應霍利斯親自前往議會請求特赦伯爵，此時便只打發威爾士親王送去一封信，信尾附言：「倘若一定要處死他，請暫緩至星期六再執行。」議會沒有理會國王這個冷冰冰的要求，吩咐次日便行刑（5月11日）。
斯特拉福德在倫敦塔總管的陪伴下趕赴刑場。他徒步走出獄門，走在衛兵前頭，四處張望，好像他正大踏步走在一列軍隊前面似的。當他走過勞德被囚的屋子時，勞德已在窗口相候。此時斯特拉福德鞠躬說道：「大主教，請你祈禱，請你賜福。」大主教兩手伸向他，不料他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麼堅強，年紀又老，精力不濟，便朝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繼續往前走，說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別啦，但求上帝保佑你的無辜！」他走到斷頭台，毫不遲疑地登台，跟隨在後的有他的兄弟、教會牧師以及幾個朋友。他跪下一會兒，隨即站起來對群眾說道：「我願我們的王國享受人間一切繁榮。我在世時，一直為此不斷努力；在臨死之時，這也是我的唯一願望。但是對於聽我說話的各位，我請求你們捫心自問，認真審視，在開始改革一個國家的時候，是否就要用血寫出這個改革？希望你們回家之後，仔細思考這個問題。切勿讓我的血，成為你們之中任何人的罪過。但是，我怕你們正在走錯的道路。」他又跪下，祈禱了一刻鐘，隨後轉過頭來，向他的朋友們告別。他脫下袍子，說道：「感謝上帝，我並不怕死，也不會被任何失敗嚇倒，現在我很高興地脫下我的裌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脫衣時一樣高興。」他喊劊子手過來，寬恕了他，祈禱了片刻，把頭放在砧上，自己給劊子手做出動手的信號。他的頭最終落下，劊子手高舉這個頭給眾人看，說道：「上帝保佑國王！」人們一陣狂呼亂喊，有幾群人散往市中，大聲叫喊，慶祝勝利；也有些人不聲不響地散去，他們雖然親眼看見仇敵人頭落地，心裡卻充滿懷疑和不安，不知道這一切是否公道。
愛爾蘭暴亂
上議員們看到許多人的懷疑與不安，自己也感到心緒不寧，只能全力將這種感覺抑壓下去。下議院的勢力從未像現在這樣雄厚，但他們還需要得到保證。他們的權力越大，就越發趨向於專制。下議院重新審查民間疾苦，具體宣佈廢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審院等所有專制獨裁法庭。7月5日，國王在猶豫了兩天之後，還是允許廢除。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設想的政治改革，好像已大功告成，但是宗教問題的鬥爭卻越來越明顯。一切反對教會的議案又重新提出來，蘇格蘭人甚至公開要求兩國採用統一的禮拜儀式。兩院在宗教改革上一事無成，又被許多感情和五花八門的宗教計劃弄得頭昏腦漲，使他們在審議程序時顯得毫無把握，疲憊不堪。不奉國教的派系膽子越大，正統教會就越動搖。上議院一向是教會的堅定支持者，而現在所有情況都顯示出教會的衰落。提案上不再特別列出主教們的姓名；上議院的職員宣讀提案時，背對著主教們的席位；在公開的典禮上，非教會的貴族位次也排列在前面。這種情形瞞不了長老會派的目光。他們不停地攻擊，充當政治改革派的領袖，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權利。表面上看，長老會派在宗教改革中好像失敗了，其實正趨向勝利。
國王忽然想起訪問蘇格蘭的計劃，他說兩國要簽訂和約，需要他親自到場。這時又有人說，王后以身體不適為由，準備前往歐洲大陸。國人早已疑心王后與大陸諸國暗中勾結，如今國王與王后突然同時出行，更加重了人們的懷疑。人們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倫敦無權無勢，身邊不過是一群無用的大臣和顧問官，他的思緒自然就轉向他祖先的王國與歐洲的專制帝王們。下議院議員們並沒將他們的懷疑表露出來，但他們要求王后不離開倫敦，同時要求國王暫緩啟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出不悅的神色，為了假裝他自己的答覆無足輕重，就要下議院議員們去問蘇格蘭的委員團和王后。蘇格蘭人自願同意國王暫緩啟程，王后也答應不走。下議院議員們暫時放心了，於是催促查理遣散軍隊，在此之前他們有意推遲了這個要求。下議院給軍隊寫信保證立刻發給他們所要求的軍餉。為了籌措軍餉，許多熱心市民熔化了他們的金銀器皿，國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稅。但是遣散軍隊進行得很緩慢，一來錢款不夠，二來許多軍官有意為難。國王暗自慶幸，因為這樣能讓下議院議員們再度焦急。8月8日，國王答應暫緩出行的期限已到，下議院議員們又要求國王再次延期，可是國王聲稱他要盡快動身。下議院便要求國王出國的時候，指派一人攝政，以便國事不致停頓。國王卻只是委任埃塞克斯伯爵為特倫特以南的大將軍，他覺得不需要再做其他事了，便於8月10日離開倫敦。他滿懷希望，但誰也不知道希望的根據何在。
下議院決定在國王出行的時候，嚴密注視他的行動，並重新激發各郡黨人們的熱心。8月27日，在開會兩個星期毫無收穫之後，暫時休會。許多議員想料理私事，或略作休息，但領袖們卻不肯偷懶。漢普登帶領一個委員會前往蘇格蘭，要在國王身旁密切留心議會的利益；另一個委員會以皮姆為委員長，於議會休息期間坐鎮威斯敏斯特。上議院也有許多議員散往國內各處，傳播他們的意見和憂懼。兩黨都以暫時的休戰作掩飾，各自在外尋求新的力量，考慮展開新的戰鬥。
英吉利軍隊正在遣散，蘇格蘭軍隊則在回國途中。國王想聯絡他們的意圖流露得太明顯，以致辦理遣散的霍蘭勳爵寫了一封信給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對此事很不放心。查理一到愛丁堡就向議會和蘇格蘭教會的所有要求讓步，如每三年召開一次議會，放棄國王的古老權利，懲辦反對《盟約》的重要人物，連議會要干預國王選派閣員之權也答應了。國王屈尊參加長老會的禮拜儀式，做得很嚴肅，毫無遷就之色。他優待誓約派領袖們，無論他們是教徒還是教士，是貴族還是市民，他毫不吝嗇地賜給他們頭銜、官位以及年金。
10月初，忽然有謠言傳遍愛丁堡，說議會裡最有勢力的貴族漢密爾頓和阿蓋爾已離開議會，躲進金內爾堡（漢密爾頓兄弟蘭拉克伯爵的住宅）以逃避拘捕或暗殺。國王大發牢騷，說這些謠言侮辱了他，要求議會逐出漢密爾頓，直到國王恢復榮譽為止。議會下令調查，最終作出報告說，國王沒有必要要求賠償名譽，逃亡者也沒有必要恐懼。兩個貴族果然回到議會來，對此事卻一言不發。查理也是這樣。
雙方都不願讓人知道更多的情況，那事實究竟是什麼呢？原來，國王想爭取蘇格蘭來反對英格蘭，因而作出許多讓步，並想設法打倒兩個王國內的仇敵。他知道，英格蘭中心懷不滿的人曾同蘇格蘭誓約派秘密通信，或許這就是蘇格蘭興兵入侵的原因。他親自來尋找證據，打算回國後指控議會的領袖們，他深信法官們會判這種私通外國的行為為叛逆。蒙特羅斯伯爵是個年輕而大膽的人，原效忠於誓約派，後來重新得到國王的恩遇。他答應替國王找出證據。但是查理到達北方之前，阿蓋爾截下一封密碼信，這就引起蘇格蘭人的懷疑，將蒙特羅斯監禁起來。後來，蒙特羅斯在朋友的幫助下，逃出監獄，把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訴國王，他控告漢密爾頓和阿蓋爾參與陰謀，說服國王立刻拘捕這兩個貴族。查理一向衝動行事，完全沒想到這樣粗暴的舉動會對他想言歸於好的人民產生怎樣的不良後果。他同意了蒙特羅斯的全部意見，陰謀與讓步同時進行。不料計劃執行時，兩個貴族早已得到警告，公然離開，使全局失敗。
蘇格蘭議會很明智地盡力壓下這件事，議會不怕有危險，但也不敢走極端。國王想掩飾此事，便提升了兩個貴族，晉封漢密爾頓為公爵，阿蓋爾為侯爵，並封萊斯利為萊文伯爵。但是漢普頓和他的委員會完全明白發生了什麼，趕快報知倫敦，當時議會即將開會。議會領袖們很恐慌，他們雖然不信任查理，卻沒料到會有這種危險。領袖們一直以為關於蘇格蘭叛亂的所有事情已在和約中得到赦宥。國王既然這樣執拗不化，他們也決不能妥協，儘管這些人都是不走極端的溫和人士。下議院議員們第一天開會，就請求埃塞克斯伯爵派衛兵保衛議會安全。伯爵立刻照派。兩院領袖們在開會時互通消息，商量對策。紐波特勳爵說道：「國王若陰謀反對我們，他的妻室和兒女全在這裡。」大家聽了這話反而更加恐慌，因為他們還不敢利用國王的妻室和兒女來煽動人民。蘇格蘭既然不曾發生什麼事變，倫敦就沒有什麼可揭露的。
11月1日，忽然傳來消息，愛爾蘭發生暴動，勢態兇猛，基督教和議會都受到威脅。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在各處起事，要求禮拜自由和政治自由。他們出示了所謂的國王委任令，並宣佈要將國王從英格蘭的清教徒手中解放出來。這個陰謀醞釀已久，只有都柏林在爆發的前兩天晚上聽到風聲，但政府已沒有更多時間採取保護措施。變亂一起，亂黨勢如破竹，在各處都沒遇到什麼障礙。愛爾蘭的基督教徒，隨處都可能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攻擊，受盡種種折磨。倫敦得到最令人難過的消息，聽說有無數人死去了，受盡前所未有的痛苦。事實上，這場災禍如此之大，即使按照各人的恐懼加以誇大，仍然與事實相符。他們是一個半野蠻的民族，死抱著野蠻制度不放，壓迫者們還阻止他們擺脫這種制度。現在壓迫者出現內訌，半野蠻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抓住解放的希望。他們的過火行為，使得舊主人張皇失措。英格蘭的當權者們此刻簡直無法抵抗。議會心中只有對斯特拉福德與國王的仇恨，一心傾注在英國確立民權自由的計劃上，卻忘記了還要在愛爾蘭保留專制虐政。那裡國庫空虛，戒嚴法已廢除，陸軍縮小成一支微不足道的隊伍，君權也被解除武裝；政府甚至違反國王的意圖，被禁止遣散的愛爾蘭兵投效外國，這些士兵就成為暴動的力量。當時，萊斯特伯爵已奉命接任斯特拉福德的職位，不過還沒有駐紮到愛爾蘭；總督公務暫時歸兩個法官辦理，他們既無才能又缺乏影響，僅僅因為他們都是熱心的長老派，才取得這樣的職位。
整個英格蘭都響起充斥著恐懼與仇恨的反對天主教士的聲音。國王在蘇格蘭得到消息，就趕快告知議會，宣佈他在蘇格蘭人的幫助之下已經開始進行平亂，但是將來對此事的處理完全交與議會辦理。查理與暴亂並無關係，費林·奧尼爾爵士拿出的國王委任令只是一份偽造的公文。但是眾人都知道，國王與愛爾蘭人總是有些不清不楚的聯繫。他並不幫助叛黨，絲毫不想同叛黨聯絡，但也不急於平亂。他把責任交給議會，如果平亂出了差錯，就讓議會來承擔國人的指責，自己則可以避免預知其事的嫌疑。但是民意激昂，他既缺乏真心誠意，就騙不過人民。下議院領袖們的手段更巧妙，他們的不安已經消失，愛爾蘭亂黨的宣言使英吉利人以為自己陷入危境，議員們正好利用這種高漲的情緒。儘管下議院接受了國王交付的平亂權力，但他們的注意力並不在此，送往愛爾蘭的軍隊和糧餉都不充足，而且還進展緩慢。他們現在準備針對英格蘭，採取一個決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手段。
11月初，一個委員會奉命撰寫一篇《大抗議書》。書中將以往的弊政和疾苦說得漆黑一片，詳述了國王的全部罪行，把議會的功德與之相比較，還有議會所克服的困難和艱險，尤其是議會現在仍然面臨的威脅，需要竭盡全力來對付。簡而言之，這篇抗議書就是向人民發出的一個呼籲，特別是針對處於發狂狀態的長老會派。愛爾蘭的叛亂已經重新點燃了火苗，這篇文章又加以煽動，要激發他們死心塌地地擁護議會，認識到只有下議院才能夠把他們從天主教徒和國王手中解救出來。
當初次宣讀抗議書的時候，有許多人表示反對。這樣的敵視行動既缺乏公共基礎，又沒有任何直接目標，反而引起原本對宮廷說不上友好的議員們的詫異與懷疑。他們抱怨說，抗議書的語言過於辛辣，對於已經解決的疾苦表示憤怒完全是多餘的，而且文章對國王太粗暴無禮，又給奉異端的人們太多希望。現在，究竟隱藏著什麼陰謀，需要採取這樣激烈的辦法？黨魁們沒有作出正式答覆，只是在私下談話時解釋說，他們只想威嚇宮廷，使其陰謀詭計難以得逞而已。他們還說，只要議案通過即可，他們並不打算公佈它。11月21日，議會在開了幾個小時後準備散會，黨魁們突然提議將抗議書交付投票表決。他們計算過人數，認為肯定能夠通過。但是福爾克蘭勳爵、海德、科爾佩珀、帕爾默等人激烈反對這個動議，堅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願意地照辦了。次日午後3點開會，等到快天黑的時候，辯論好像還沒開始。現在已經不是宮廷與人民的對壘，而是來自全國的兩個黨派相爭。兩黨都說要支持公共利益與感情，都自稱擁有高尚和獨立的市民作為追隨者。共同的希望將他們聯合在一起，而方向相反的畏懼卻將他們分開。此時，兩黨互相仇恨，鬥爭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辯論進行了好幾個小時，許多人因為疲倦先走了。瀕臨深夜，他們終於投票了。最終，贊成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對的一百四十八票。於是漢普登站起來，提議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們早就知道，你們要抬高人民，攆走貴族！」海德說道：「本院不習慣這樣刊布其議決案，我認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會產生有害後果。若要通過這個議案，請允許我抗議。」他的朋友們同聲附和道：「我抗議！我抗議！」貴族院習慣抗議，可這在下議院是前所未聞的，於是引起了對方的驚駭和憤怒。皮姆站起來，證明抗議是非法而且危險的。有人用咒罵打斷他的話，他不加理會，繼續說下去，就有人以威嚇的話對答，於是全體議員都站起來。有幾個議員作勢拔劍出鞘，好像議會裡要展開內戰似的。就這樣僵持了兩個小時，漢普頓溫和但嚴肅地對這場丟臉的混亂表示惋惜，他建議暫時休會，下午再討論。他們果然散了。
下午的會議比較安靜，保王黨放棄了勝利的希望；他們的對頭認為自己瀕臨失敗邊緣，也無意再奮鬥下去。在相互解釋一番之後，這次鬥爭就默默平息了。憑著三十二票的優勢，最終決定印刷抗議書。但是命令的執行遇到了耽擱，因為需要先送給國王檢閱。
國王果然來了，自信而又高傲，儘管他在蘇格蘭碰了釘子，也對議會最近的刻薄態度有所耳聞。他沿途所經的地方，特別是約克，人民都歡聲雷動、興高采烈，表示親切和欣喜。他對蘇格蘭人的讓步，在很多地方讓人民感到歡喜。保王黨無論在鄉間還是議會，都聚在一起，表示他們的好感。國王的朋友們選出了倫敦市新市長理查德·古爾尼，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且忠於國王。倫敦準備了一個漂亮的盛會來歡迎他的主人。一群市民騎馬持械，在許多商行的旗幟導引下前進，迎接國王；人們在歡呼聲中擁著國王回到白廳；國王設筵款待他們，答謝他們的厚意，以爵士勳位賜封給市長和幾個市參議員。他到達的次日（11月26日），為了向眾議員們表示自己的地位已經鞏固，他撤掉了埃塞克斯伯爵當初為議會設置的衛兵。
國王被革命逼離倫敦
現在時局改觀了，從前是舉國一致的熱忱，現在則繼之以黨爭；從前是改革，現在則繼之以革命。領袖們看出這一點，因此他們的行動忽然表現出新的特點。這一年12月1日，議會向國王呈遞抗議書。國王很耐心地聽完抗議書的內容，表示將思考以後盡快作出答覆。下議院議員的領袖們毫不在乎這點。他們隨即提出幾個計劃，內容是抗議書中未曾提過的。他們宣佈了一些解除民間疾苦的新原則，不客氣地要求革新；他們要求徵兵出擊愛爾蘭，又在議案的前言裡加入幾句話——「除了外敵入侵的時期，國王在其餘任何情況下都無權強迫自由的人民當兵」；他們提出若遇到組織民團或選派軍官等事宜，必須經過議會同意才能進行（12月7日）。在國王回來之前，有一項不許教會教士做官的議案，由長老會派提出，但上議院擱置不理。下議院議員們因此很憤怒，說出一些聲討他們的話，不過幾個聲望很高的貴族如諾森伯蘭、埃塞克斯與沃裡克諸伯爵，都對這些反對意見不聞不問。在會外，這個政黨的擁護者以同樣的熱心團結在他們的黨魁周圍。9月14日，下議院議員們刊出了抗議書；倫敦市宣佈，這次空前隆重地接待國王，決不意味倫敦市民對朋友們的好感降低，並表示他們願與議會共存亡；手工藝人們把貿易及工商業所受的損失，歸咎於天主教徒以及行為不良的地方議員們。各郡都成立了許多聯合會，專門保衛人民的權利與宗教信仰。下議院議員們每天要求恢復他們的衛隊，群眾也每天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廳的四周，擔任下議院議員們的衛兵，不停地宣稱危險即將來臨。
另一方面，查理也在積極召集他的黨徒，除了那些享受專制好處的大臣們、國王的忠誠保衛者，他還吸引到許多市民。這些市民原本都是反對專制的，但由於害怕新事物，又害怕過火行為，便回到國王的寶座下。他們在下議院形成了日益得勢的保王黨。這派人以福爾克蘭勳爵、海德以及約翰·科爾佩珀爵士為首，查理決定拉攏他們。查理在趕赴蘇格蘭之前，已同海德秘密會談過幾次。由於海德相當聰明，反對一切新事物，又對教會特別忠誠，因此深受查理信任。但國王並不喜歡福爾克蘭勳爵，因為他藐視宮廷，不太愛戴國王，又不曾親近過國王。福爾克蘭反對維新人士，是因為維新使執法過於不公，並不是因為君權受到威脅。查理害怕他，覺得在他面前很拘束，卻不得不敷衍他，於是派他最親密的朋友海德擔任談判任務。福爾克蘭最初沒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不願支持革命；但他的理想、原則性以及浪漫的想像力，又使他常常靠攏擁護民權自由的朋友們。海德對福爾克蘭強調說，如果拒絕幫忙，必會對國王有很大損害。福爾克蘭只得勉為其難，為忠君而犧牲自己，擔任了國務大臣。科爾佩珀雖然影響很壞，卻以富有膽量和足智多謀聞名，他擔任了管庫大臣。只有海德拒絕擔任任何職位，他為人審慎，同時認為如果自己保持表面上的獨立地位，將可以更好地幫助國王。這三個朋友負起在下議院中為國王辦事之責，查理也答應若不先同他們三人商量，就不做任何事情。
與此同時，還有其他臣僕火速從國內各處趕來保衛國王的名譽和生命。儘管封建制度日趨腐朽，但這種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夠使許多鄉紳振奮。他們在鄉間的住宅裡無所事事，又不喜歡思考或辯論，可他們打心眼裡看不起那些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這些市民居然膽敢約束國王，他們的先祖連伺候國王的體面差使都沒有呢。鄉紳們追憶起自己往昔的榮耀，從而感到驕傲，因此就不在乎民權自由的新需要了。他們也曾發過怨言，反對過宮廷與暴政；但在看到國王作出許多讓步之後，他們對缺乏遠見和忠誠的維新人士感到憤憤不平。這些維新人士手持軍械來到倫敦，在大街上整隊遊行，炫耀自己；在酒店和公共場所大聲發表他們的意見；還常常走到白廳，表示他們願為國王效力。此時還有很多投機分子和冒險家加入進來，這些人多半是被遣散的軍官，議會使他們失業，因此他們憎恨議會。此外還有青年律師、法律學生、宮廷豢養的人，或急於分享宮廷樂趣的人。這些人咒罵下議院議員，侮辱擁護下議院議員的人，說了許多自誇自讚和挖苦他人的話。他們急於替國王出力，尋找機會證明他們對國王的忠誠，從而獵取富貴。
民黨的聚會日益增多，而且愈發慷慨激昂。成群的學徒、工匠、婦女每日清晨從倫敦市前往威斯敏斯特，經過白廳時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貴族！」他們有時站住，有人爬上柱子，對著群眾宣讀下議院的「心懷不滿的代表們」的姓名，或上議院的「奸詐惡劣、腐敗透頂的貴族們」的姓名；甚至大膽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宮門的衛士，以便平民隨時都可以見到國王。此後不久，兩黨發生了激烈衝突，於是分別用兩個名稱——保王黨和圓顱黨[ 參加該黨的人都要把頭髮剪短顯得頭很圓，因此而得名。
]來稱呼對方。保王黨在威斯敏斯特大廳周圍尋找他們的仇人，侮辱他們，同時保護離開上議院時受人威脅的保王黨議員們。人民的憤怒特別指向上議院，因為不許主教們擔任貴族院議員的議案還擱置在上議院裡不肯交付討論。約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議院途中，試圖捉拿一個跟在後面侮辱他的青年，群眾就向大主教衝來，他的朋友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他救出來。憤怒的群眾隨時圍在威斯敏斯特四周，使出席議會的主教們受到威脅。上院曾經兩次請求下院幫忙鎮壓，但下議院議員們一聲不吭，或者反以保王黨本身擾亂治安為答覆。貴族們只好找地方官，請他們用法律來反對鬧事的人們。地方官奉了印有大璽的命令，才吩咐警察派兵環繞威斯敏斯特大廳，以驅散亂民。下議院議員們卻把警察拘來聽審，認為那道命令是濫用權利，並將一個地方官送入倫敦塔監禁。同時，下議院投票議決，國王既然屢次拒絕派兵保護議院，只好由每個議員各帶一個僕從來，由他們把守議院大門，無論用什麼武器裝備都行。
這樣無休止的吵嚷，無法約束的擾亂秩序，使國王又氣又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時候，也未曾想到過這樣騷亂的情景。現在他不是因為權利而害怕，更多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和尊嚴而害怕。他實在無法容忍了，決定想方設法阻止或懲辦人民的過火行為，於是免除倫敦塔總管威廉·巴爾福爵士的職務，因為他忠誠於下議院。查理變賣王后的珠寶，賺得三千鎊，賞給被免職的巴爾福爵士，以平他的怒氣。繼任者托馬斯·倫斯福德爵士是在白廳聚會的保王黨中最大膽的領袖之一。這時，國王開始對下議院聲色俱厲，竭力使用威嚇手段。海德寫好一篇堅決和有才華的文章，作為對下議院抗議書的答覆。查理採用了這篇文章，並以自己的名義刊布出來。當時徵兵議案尚在議會討論中，12月14日，他親自來到議會，宣佈前言裡有一段話取消了他的徵兵權利，必須刪去這段話他才能夠接受。愛爾蘭事務沒有進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務必辦好這件事，只要下議院肯給軍餉，他願意召集一萬人的義勇隊。主教們聚會商討他們的處境和地位，最終決定以生命受到威脅為由不再出席議會。他們在一篇抗議書上發表不出席的原因，聲明無論什麼議案，若未經議會全體合法議員們的同意，一律無效。這篇抗議書由十二個主教[ 這些人分別是約克大主教，達勒姆、利奇菲爾德、阿沙夫、牛津、巴思和威爾士、赫裡福德、伊利、格羅斯特、彼得博羅、蘭達夫、諾裡奇的主教。
]起草並簽字，之後立刻送與國王。國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這個文件為借口，將他無法拒絕的議會法案統統宣告為無效。他沒有向新顧問們提到這件事，與其說他尊重這些人的影響，不如說他更害怕聽他們的忠告。12月30日，他吩咐掌璽大臣將這份公文送給上議院，自己則因為這篇東西而揚揚得意起來。
貴族們見了大為驚愕，他們不能想像十二個主教居然敢規定議會的命運，妄圖以他們的缺席來否定議會。上議院趕緊把主教們的抗議交與下院。下議院議員們收到這件東西，表面憤怒，內心卻分外高興。下院於是立刻提議彈劾主教們共謀反對國家根本大法以及議會的存在，此事很快通過了。主教們的朋友被他們的魯莽行事激怒了，所以都不聲不響。只有一個人起來說，他們簡直是瘋了，因此不必送他們去法官面前，只需送他們到瘋人院。上議院批准了彈劾案，把主教們送入倫敦塔監禁。下議院的領袖們急於充分利用這個好機會，發動大規模攻擊。國王曾對徵兵議案表示不滿，議員們就說，這是破壞議員的權力，因為國王不得關注正在討論中的任何措施。他們抗議國王派托馬斯·倫斯福德爵士管理倫敦塔，此人聲名狼藉，既無財產又無信仰與道德，只以暴虐反對人民而聞名。他們還說，倫敦市民一得到這個消息，無不萬分驚恐，商人與外國人再不敢將他們的現金現銀寄藏在倫敦塔裡。現在國王身邊最親信的人——迪格比勳爵，因為曾說過議會不自由而受到譴責。最後，甚至有傳聞說，王后不久可能也要被彈劾犯有叛國罪。
國王好像打算讓步，並沒有採取援救主教們的行動；他免去倫斯福德管理倫敦塔之職，改派約翰·拜倫爵士。拜倫是個嚴肅而穩重的人，很受人們敬重。國王不再提到鬧事，對最近的辯論也不發牢騷了；王后緘默不語，好像看到了什麼希望。迪格比勳爵一向以膽大妄為出名，常常覲見王后，現在則與王后和國王越發親密了。12月31日，下議院議員們再次請求派警衛隊給他們，國王並未答覆這個請求，只說下院若有請求，應使用書面申請。眾議員們就命人送軍械到下議院，好像真有什麼危險似的。三天以後，國王答覆拒絕所請，但說道：「君王言必有信，我今鄭重對你們宣諭，我擔保你們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騷擾，如同我保護我和我的家人一樣。」下議院卻更加驚恐，命令市長和市議會徵調倫敦的民團待命。
1642年1月3日，檢察長愛德華·赫伯特爵士以國王的名義進入上議院，控告金布爾頓勳爵以及五位下議院議員漢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羅德、哈斯勒裡格以叛逆罪。罪名之一是他們陰謀推翻本國的根本大法，企圖剝奪國王的法定權威；之二是他們散播謠言，使人民與國王離心離德；之三是他們興兵反抗國王；之四是他們勾結蘇格蘭人入侵；之五是他們取消兩院的權利；之六是他們聚眾滋事激起民變，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們的罪惡計劃得逞；之七是他們招兵置械，向國王宣戰。愛德華·赫伯特爵士同時要求上議院派一個委員會調查所告各款，並請看管所告各人。
貴族們聽了，如同晴天霹靂，從來沒有人預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金布爾頓勳爵站起來說道：「我願意服從本院任何命令，但由於對我的彈劾是公開的，因此我要求審判也是公開的。」他坐下以後，眾人還是不發一言。迪格比勳爵坐在他身旁，附耳說道：「他們給國王出的什麼壞主意呀！我去打聽這是誰的主張，我要叫他倒霉！」於是他馬上走出議院，好像是去打聽消息似的。可是，據說慫恿國王的人就是他，而且他還擔保只要檢察官一控告，他就立刻拘捕金布爾頓勳爵。
貴族院馬上派人送信給下議院，他們聽說國王的人已經前往那五個議員的住宅，正將房內的東西貼上封條。下議院當即投票議決，認為這種行動侵害了被控議員的權利，於是命令警察盡職抗拒，並將國王的官吏們解來議會聽審。約翰·霍瑟姆爵士被派往貴族院進行會商，倘若貴族院不肯和下議院議員們一起向國王要求派衛兵，下議院議員們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當下議院議員們正在等待貴族院答覆的時候，一個糾察官走來說道：「我奉國王之命前來拘捕五個犯叛逆罪的議員。」接著念出五個人的姓名。這五人全在議院裡，但並無一人離座。議長命這個糾察官退出，指定一個委員會，在議會開會時前去告訴國王，說這樣重要的信息需要考慮成熟後方能答覆。福爾克蘭勳爵和約翰·科爾佩珀爵士都在委員會裡，他們對於這個計劃一無所知。於是召開上下兩院共同會議，不到一個小時就聯合議決，撤去貼在五個議員文件上的封條，同時還要求派來衛隊。國王最忠誠的寵臣裡奇蒙公爵將請求衛隊的呈文送給國王，國王說道：「我明天作出答覆。」下議院議員們暫停會議，定於明天一點復會，吩咐被告們照常來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下午一點，下院按照預定時間開會。現在他們倍加不安與憤怒，人人心裡都有一種危險的預感。保王黨們坐在那裡面帶戚容，一言不發。他們的對手中則傳播著各種謠言，傳說保王黨已經開過會，國王要他們準備好，有兩桶火藥和武器已從倫敦塔送往白廳。眾人擠在五個議員周圍，作出種種猜測和建議。忽然，蘭格裡什上尉走進下院，說他看到國王已從白廳出發，由三四百人護衛，親自來拘捕被告的五個議員。下院立刻沸騰起來，但他們需要決定對策，因此很快就平靜下來了。最終，五人在人們的勸說和逼迫下離開，其餘議員全都各就各位。國王穿過威斯敏斯特大廳，從兩排隨從中走過，但是只有他的衛隊隨他登樓，到了議會門口，他就不許他們再進一步。他免冠走進議會，只有一個侄兒陪著他。全體議員免冠起立，國王看到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無人，就走向議長說道：「議長先生，我請你讓我借你的位子坐一會兒。」他坐下後，四圍看看，說道：「諸位議員先生，我這次到你們這裡來，滿懷歉意，我親自來拘捕那些被指控為叛國的人。我今天必須對你們聲明，我願盡我所能維護和關心你們的權利。但是一個人一旦犯了叛國罪，就無權利可言，所以我想知道被控告的議員中還有誰在這裡？他們犯的不是小錯，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因此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必定要拘捕他們。議長先生，他們在哪裡？」議長雙膝跪下答道：「陛下聽言，我只是議院的僕人，只能聽從議員的指揮。請陛下赦宥，陛下無論怎樣問我，我都只能這樣答覆。」國王說道：「我從來不想使用武力，我將用合乎法律和公平的辦法，對他們進行控告。既然他們不在這裡，我就先走了。不過他們若到這裡，希望你們將他們交給我，不然我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們了。」他說完就離座了，帽子還拿在手中。議員們仍然動也不動。但當國王退出的時候，議場的幾個地方都有人喊道：「權利！權利！」
國王一走，下議院就宣佈休會到第二天。議員們急於瞭解國王的計劃進行到什麼程度，以及輿論如何。他們看見外面的台階上、大堂裡、大門口，聚集著他們的僕人和群眾，大家有一種情緒，其氣氛之強烈一點不亞於他們自己。五個議員退居市內，市民們執械以待，市長嘗試平息也沒有效果。人民主動組成強大的巡防隊，以保衛公共安全。整個上半夜，都有成群的學徒工在大街上巡行，挨戶宣傳，說國王快要率領保王黨來放火燒市區了。
白廳也是一樣亂哄哄。國王與王后希望這次政變能成功，他們對此寄予厚望。這天早上，查理答應王后，他將於一小時之內回來。他說自己終於做回王國的主人了。王后看著表，一分鐘一分鐘地數，直到他回宮。可是現在全盤失敗了，雖然國王仍在堅持這個計劃，卻不指望有什麼效果。他最聰明的朋友福爾克蘭、海德和科爾佩珀都怒氣沖沖，愁腸滿腹。他們遠遠避開國王，也不獻什麼計策了。於是國王下令關閉城門，不許市民窩藏被告。那五個議員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沒人肯去捉拿他們，只有迪格比勳爵自告奮勇，願同倫斯福德以及幾個保王黨一起前去拘捕五個議員。查理卻拒絕了這個貴族的建議，或許因為他還剩下幾分尊重法律的心，或許因為他本來就搖擺於大膽與怯懦之間。他決定明天親臨倫敦市，鄭重地命令市政廳交出那五名議員。他原想著他親自前去說幾句好話，就能夠平息他們的怒氣，可是他對這股怒氣的估計遠遠不夠。
國王在1月5日十點左右離開白廳，不帶衛兵，表示他完全深信人民的愛戴。群眾聚集在他經過的路上，冷淡無言，偶爾有幾個人揚聲勸告他與議會同心同德；有幾處地方，有人一直高呼「議會的權利！」有個名叫沃克的人，將一本小冊子摔進他的馬車，書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這是耶路撒冷十個部落向羅波安王造反的口號[ 見《聖經·舊約·歷代志下》，第10章，第16節。
]。查理到了市政廳，要求交出五個議員。他語氣和平，態度和善，並堅決表示他崇奉新教，允諾遵照法律辦事。沒有人說恭維的話答覆他，市政會裡從表情嚴肅而面帶愁容。國王對一個執行官說，自己要同他一起進餐，這個官員鞠躬致敬。等到市政會全體人員站起來散會時，他恭敬地歡迎國王到他家裡吃了飯。查理返回白廳的時候，群眾的反應還是和他出宮時一樣。他只能揣著一肚子的氣，悶悶不樂。
1月5日下議院議員們開會，他們投票議決休會六天，因為他們的權利受到巨大打擊，又沒有可靠的衛兵來保護他們的安全。他們雖然暫停會議，卻沒有停止行動。一個被賦予大權的委員會在倫敦市成立，調查議員們最近所受的侮辱以及王國最近的情況，尤其是愛爾蘭的情形。1月6日，這個委員會很隆重地在市政廳開始辦公，由一隊有力的衛兵保護著。市政委員會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服務機關交給他們調度使用。五個議員所在的地方離此不遠，因此這個委員會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聽從他們的建議。他們甚至親自到過委員會好幾次。當他們走過的時候，市民們大聲向他們歡呼。議員們與倫敦市民之間的聯繫愈來愈親密，而且彼此鼓舞著。1642年1月7日，委員會公佈了一個宣言，詳述其調查結果。市政會於是遞給國王一份呈文，內容是抱怨國王任用惡劣的樞密顧問官、保王黨、天主教士，同時對五個議員加以崇高評價，此外還要求進行所有的改革，那些都是議員們以前只稍稍提過一下的。
國王被孤立了，獨自一人深閉在白廳裡，那些比較誠實的黨徒們也不再承認他了，甚至保王黨現在也感到威脅，一些已作鳥獸散，其餘的則默不作聲。國王試圖寫一封回信，答覆市政會的請願書，再次下令拘捕那五個議員。可惜這個答覆毫無影響，他的命令也毫無結果。兩天之後，他知道議會又要開會了，民團、市民、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要親自護送那五個議員回威斯敏斯特，氣派得如同凱旋一般。查理被人們拋棄，遭受了屈辱，無人理睬。一想到他的仇人們在他的王宮前凱旋般走過，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會兒怒不可遏，一會兒又害怕得發抖，她力勸他離開倫敦。保王黨在倫敦失敗，卻誇口說他們在各郡都很有勢力，只要國王離開議會，就能夠自由，而議會離開國王卻什麼都做不了了。於是作出決定，一致同意國王先退到漢普頓行宮，隨後若有必要，再退遠些。他們又打發人將秘密命令送給各處地方官，紐卡斯爾伯爵出發去了北方，因為他在那裡很有勢力。1月10日，在下議院議員們復會前一日，查理離開了倫敦，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兒以及幾個僕從。他從此與倫敦永別，直到上行刑場時才能再度回來。
國王出走以後，次日下午兩點，泰晤士河上許多有武裝的船隻護送那五個議員回到威斯敏斯特。倫敦的民團走在河的兩岸，長矛的尖子上插著議會的最後宣言，無數市民跟隨著他們。等他們走到威斯敏斯特大廳時，那五個議員當即頌揚倫敦市熱心國事，執行官們被介紹入議院，領受議長的感謝。之後又有四千名騎士、鄉紳、地主等走上來，他們騎馬從白金漢郡（漢普頓的故鄉）遞來文件，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貴族們、惡劣的顧問們，並表揚他們尊敬的代表。他們還有第二張文件給上議院，第三張遞給國王。四面八方都湧現出歡欣鼓舞、自豪自信的氛圍，它容許並號召人民的領袖們作最大膽的決定。在幾個小時之內，下議院議員們已經投票表決，若無議會允許，不得用任何借口拘捕議員。同時議決，如有必要，上下兩院都有權力暫時休會，改往別的地方開會。他們遞呈文給國王，請他免去約翰·拜倫管理倫敦塔之職。接著發信給樸茨茅斯的地方長官戈林，告訴他若沒有議會授權，不許在本鎮接待軍隊或接受軍火；又命令約翰·霍瑟姆爵士（約克郡一個有錢有勢的鄉紳）立刻領兵前去防守赫爾，這是英格蘭北部的重鎮，而且有幾處大軍械庫。1月13日，議院投票議決，已受威脅的王國應該立即宣佈進入防衛狀態。貴族們不肯批准這樣的宣言，但這無關緊要，下議院把他們的意願告訴人民，就達到了目的。
國王的秘密備戰
國王現在一心只想為打仗做準備，他在倫敦既無權利又受人侮辱，但他離開倫敦後就只有黨徒在他周圍，就不會時時刻刻收到自己懦弱的證據。他完全沉醉在用武力征服對手的希望之中。保王黨又自高自大起來，他們像是已經宣戰似的，急於打第一仗。國王走後第一天，議會得知倫斯福德帶領二百名保王黨徒正向金斯頓前進，好像要奪取那裡作為據點。這個地方離倫敦十二英里，是薩裡郡的軍械庫所在。議會又得知，迪格比勳爵奉國王之命前來歡迎這支隊伍，並同他們協商一個攻敵計策。議會立即採取措施，對方的這些企圖都失敗了。迪格比勳爵受到很大譴責，只好出國躲避。1642年1月12日，查理又前往溫澤，倫斯福德及他的保王黨徒跟隨。他們在這裡秘密商定，由王后攜帶王室珍寶前往荷蘭，購買軍械和彈藥，並請求大陸君主們的援助。借口是送瑪麗公主給奧林奇王子，他們在六個月前剛結了婚。國王仍繼續同議會談判條件，同時慢慢退到北方，定居約克，在那裡等待機會。1月20日，諸事議妥之後，王后極其秘密地準備出發；國王則請議會起草一篇包羅全部不滿的陳訴書呈遞給他，並答應一天也不耽擱地解決一切，以便盡快結束君民之間的爭議。
貴族院得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院中有許多人都是國王的朋友。其他的貴族有感到驚惶的，也有疲於奔命的，都願盡早結束這次鬥爭。但下議院議員們對事態看得較為透徹，態度堅決，他們不相信國王會答應他們的全部要求，即使答應了，也不相信他會說話算數。下議院議員們對貴族們如此急於表達對國王的感激之情不敢苟同。若要他們贊成的話，那麼國王先要讓出倫敦塔、各處堡壘以及民團的指揮權，交給議會信得過的人掌握。貴族們不接受這條修正案，但有三十二個貴族反對拒絕。在這些人的支持下，下議院議員們用自己的名義將請求上呈國王。1月28日，國王在答覆中拒絕交出倫敦塔及各處堡壘的管理權，至於民團，則用含糊其詞的說法表示反對交出。國王的用意顯然是不再讓步，同時拖延時間。下議院卻不願再耽誤時機。下議院議員們到處都有偵探和朋友，在溫澤也有人幫他們的忙。他們對國王的計劃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國的用意，以及宮廷在北方和大陸的種種陰謀。危險步步逼近，在民團領導權問題解決之前，國王可能已準備好開戰，那麼議會該怎樣抵抗呢？各種恐慌的猜測傳播著，人們談到從倫敦塔運走了許多彈藥，又說有人計劃謀害幾個領袖們的性命。有人認為，唯有一場新的、有力的輿論熱情爆發，才能克服目前出現的種種障礙。於是請願書雪片似的從王國各郡飛來，藝徒、小店主、貧窮的工人、倫敦的搬運工，還有婦女們，成群結隊地環繞著威斯敏斯特大廳，呈遞請願書。所有請願書說的都是完全一樣的話，它們無不要求改革教會，懲辦天主教士，鎮壓保王黨。有些說得更詳細具體一些，其中包括公然威脅貴族院的。他們說道：「我們從來不懷疑眾議員們，但無論什麼事，一到貴族院就行不通。我們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貴族們與平民代表們和諧一致的人們的姓名。」甚至在貴族院內部，兩個黨派的語言也開始尖刻起來。諾森伯蘭伯爵說過：「關於民團問題，凡是拒絕同意下議院意見的人，就是國家的敵人。」有人叫他解釋，他的朋友們就喊道：「我們跟他有同樣的想法！」在這個問題上，他的這些朋友當時其實只佔少數。廣大群眾聚集在門口，貴族們就害怕起來，有幾個人出去了，有幾個人改變了意見。大法官利特爾頓本人和下議院議員們站在同一立場投票，這個議案最後得到議會的批准。2月5日，擱置近三個月的將主教們排斥於議會之外的議案也通過了。
最後這個議案是單獨呈送給國王的。關於民團的法令還沒有起草，國王對此大惑不解。他剛剛告訴議會，王后即將啟程，為了緩和他們，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議員一案（2月2日）。他還應允派下議院所推薦的約翰·科尼爾斯爵士管理倫敦塔（2月11日）。他的目的是避免處理任何重大問題，直到他的力量強大到足以拒絕他們的一切要求為止。不許主教們充當上議院的議員，他只是良心上有點過不去；把民團交讓出來，豈不是將全國可用的兵力全盤交給仇敵統領？但下院逼得很緊，他的樞密顧問官們也認為無法拒絕。福爾克蘭勳爵常常主張妥協，姑且假定他依舊是真誠的。科爾佩珀並不是特別忠心的人，他常常為自己打算，力勸國王批准不許主教們充當上議院議員的決議案，但民團問題先不考慮。國王有些猶豫，科爾佩珀便去見王后，指出國王和她所面臨的危險，以及她在赴外國途中存在的障礙。他的態度誠懇，語氣迫切，很快就使她信服，也使她不再那麼友好地看待主教們了。她淚如雨下，哀求丈夫考慮他們夫婦以及兒女們的安全。查理不能拒絕她，只好不情願地讓步。他心中的悔恨滋味，有點像從前判決斯特拉福德時。他授權委員們用他的名義，簽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對民團則一字未提。2月16日，他前往多佛，王后要在這個港口登船。
他一到多佛，下議院就派人跟蹤送信來。下議院議員們與科爾佩珀一樣，認為民團問題遠比排斥主教問題重要得多。下議院議員們已經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規定了統領各郡民團的將領姓名，要求國王立刻予以批准。國王借口需要時間考慮。王后登船啟程後，國王在返回途中，又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封催得更緊。同時他知道，下議院議員們反對他的兒子威爾士親王出國，又聽說代表們指控檢察長赫伯特，告他聽從國王的話控告那五個議員。國王很生氣，他已經作出這麼多讓步，還是遭到那樣的懷疑，好像他的讓步是出於真誠似的。他怒氣沖沖地接見送信人，卻未作出任何決定性的答覆。2月26日，他在格林尼治看到威爾士親王，原來親王的老師赫特福德侯爵不顧下議院議員們的禁令，應國王之召，帶著親王到達這裡。現在他對王后和孩子們放心了，就送信給下議院。他應允把民團交給下議院所派的統領們，條件是如果他覺得應該免他們的職，就可以免職，而且聲明國內幾個重要市鎮的民團除外。後來，他不等議會的答覆，就啟程前往約克。3月1日，他到達西奧巴芝，議會派來的十二個委員趕上了他。議會得到國王的回信後，議決認為這個回信是明確無誤的拒絕，他若固執不允許，議會只好不同國王商量，自行處理民團之事。議會還說，只有國王回到倫敦才能夠阻止眼前威脅王國的禍事。議會的公文語氣粗暴，好像要表示，議會知道自己的力量，並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國王說道：「議會的話使我驚奇得不知如何答覆是好。我老實對你們說，你們送來的公文並沒有減輕我的不安。關於民團問題，我曾再三考慮，我深信我的答覆適合於你們所能夠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也適合於我所能夠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賜予。至於要求我住在與你們相近的地方，你們捫心自問，如果能照顧到安全與不失體面，我有必要離開白廳嗎？最後，我以我的榮譽向你們保證，我對於人民只祈求公道和太平。」他說完這幾句話以後，繼續上路。3月9日，他到達紐馬克特，又有幾個委員來見他。他們帶來一篇議會宣言，重新綜述了所有苦情和恐懼，重申他們行為的正義性，再次敦勸國王返回倫敦，與人民達成諒解。這幾句堅決的話充滿了深厚的感情。當國王和委員們相見的時候，也流露出同樣的感情。君民談話談得很久，很誠懇，就好像是人們面對即將來臨的決裂時刻，卻仍互相苦勸，力圖避免最後的決裂。此時，雙方顯然都覺得，雖然已無和解的希望，將來的鬥爭已不可避免，必須下定決心奮鬥到底，但雙方也察覺到這場鬥爭將帶來的痛苦，所以明知無望，卻不能不作最後的努力，以阻止它的發生。不過，會議最終沒有進展，委員們返回倫敦；國王繼續前進，平安到達約克。
議會與國王進行鬥爭，這是歐洲從未出現過的情況。革命清晰而光榮的道路從此開始，注定要在我們的時代[ 指作者所處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
]完成。雙方不斷進行談判，但都不希望有什麼結果，他們彼此間的宣告與書信往來現在已不是針對對方，而是與全國人民對話。雙方就各種問題進行公開辯論，以爭取人民的力量，尋求成功。在辯論中，下列問題先後出現，並經過解釋和評論：社會秩序的普遍原則，各種不同的國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權利，英格蘭的歷史、法律和習俗。當議會兩黨的辯論暫停時，人們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學所創造的幾個月中，雙方爭相為自己的事業打上合法印記，以尋求人民的支持。在議會開會的時候，英國不願，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國教的人只想到教會的革命；國人的唯一企求，就是回到法定的秩序，重享古代自由，改革非改不可的弊政。領袖們儘管比常人更大膽，更有眼光，但也不曾形成如此長遠的計劃，他們不過是被自己所處地位的事態發展驅使前進，勉強滿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罷了。當人民宣告他們的反抗時，通常使用法律的名義；過去，在取得權利的過程中，英格蘭總是認為它不過是在保衛自己的傳統。受到大眾自發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這種尊重是不允許討論的。現在卻不同了，雙方都以「非法」和「標新立異」來指控對方，而且雙方都是有道理的。因為一方違犯了王國的古老權利，不肯否定專制的法律；另一方卻以尚乏規定的原則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還不為人所知的自由和權利。全國人民都熱烈地參加進來，他們比各自的領袖們更加感情衝動，這些感情好像互相矛盾，其實都很真誠。有許多壓迫人民的苛政，曾在他們祖先的法律中被譴責過，但未能有效制止；現在他們剛從這些苛政下擺脫出來，就很熱心地追求更有效的保障。許多新見解和新思想正在他們腦子裡醞釀著，他們決心全力以赴地獻身於追求真理的勝利，同時又很尊重舊時的各項制度。他們願意相信，不但沒有什麼舊事物會改變，還要恢復古代風俗制度的活力。此時的英格蘭刊印了許多小冊子，風行於全國各地。其中，關於政治、宗教、歷史、新聞、經論無所不談，此外還有計劃、建議，甚至還有罵人的文章，應有盡有，包羅萬象，無論什麼問題都有人提出來討論。許多人自願在各處叫賣，人們爭先恐後地買來閱讀。在當時的作品和紀事中，占中心位置的本質上是國民主權和國王神賦權利之間的鬥爭，但常引用法令、法律、傳統和風俗，作為爭論的唯一合法標準。其實到處都在革命，不過沒人敢說出口，人們甚至都不願說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議會便在道義上處於虛偽的地位，因為革命原本是由議會發動，而且是為了議會的利益而進行的。議會被迫進行革命，又拒絕承認革命，導致議會的言行互相背棄，反覆無常。如果只當作適用於某個時期的原則和措施，那麼議會的根本原則是正確的，它所決定的議案也是合法的。但雙方都不肯因暫時的合法性而滿足，他們都自認為是以永恆真理的名義來駕馭未來。議會不滿足於獲得統治大權，不僅不將統率民團之權交給國王，還要作為一個重要原則議決。而且規定，國王不得拒絕人民所要求的議案；兩院有權宣佈什麼是法律，而無須經過國王同意。最後還規定，凡申請變更習慣法和現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申請保留舊法的，都應加以拒絕。儘管古代的先例不太確定，但若將這許多通則作為永久性的大眾權利，顯然和專制政體的歷史基礎相違背。國王就利用了這點，現在輪到他以舊時英格蘭的名義，追溯古代的法律，回顧以往的情況。愛德華·海德仍然住在倫敦，有時他獨自一人，有時會同福爾克蘭勳爵，起草文章答覆議會的各種宣言，秘密送到約克呈與國王。國王又徹夜不眠，親手抄錄，以內閣的名義刊布出來。這些文章寫得很有才華，有時說幾句諷刺話，如同刀刃一般鋒利。其目的在於揭露議會的奸猾手法、矯揉造作，以及違法行為。查理現在已不管國事，因此不存在什麼實質上的專制可解除。他把自己的私人意見、獨裁希望和最終目的深藏起來，一字不提，轉而徵引法律來攻擊他的敵人，也就是目前執行專制大權的那些人物。國王的出版物產生強烈反響，以致議會竭力禁止。保王黨的力量明顯增強，不久就變得更加大膽，以自由的名義來反擊對手。倫敦市有個富商喬治·貝尼昂，上了一個呈文，反對兩院關於民團的法令；3月25日，巡迴法庭開庭，肯特的鄉紳們遞上一個呈文，主張維持君權和主教制度。保王黨的小冊子議論辛辣，自視甚高，卻大受讀者歡迎。他們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咒罵下議院議員的領袖。國王的朋友們在兩院裡神氣十足，有些過去不大開口的人，如拉爾夫·霍普頓爵士和赫伯特勳爵，現在也嚴詞斥責對國王不敬的一切言論。許多人以為國王又得勢了，開始堅決擁護國王的立場，採取他的主張，不再遲疑不決。議會恐慌起來，他們在群眾的頌揚聲中成長，怎麼能耐心忍受侮辱和輕蔑？為了對付目前面臨的新危險，他們只好使用極端的專制，完全禁止言論自由。3月7日，拉爾夫·霍普頓爵士被監禁在倫敦塔裡；3月20日，赫伯特勳爵受到斥責和威嚇；3月25日，由肯特地方送來的請願書被摔在桌子底下。克倫威爾報告下議院議員們，這個文件可能會再度呈送上來。此刻，下議院還沒有特別注意到克倫威爾，但是他比別人更有才能，更瞭解革命的意圖。
戰爭迫在眉睫，這是不容置疑的。雙方已不能在一個議會廳內共同議事了，每天都有議員離開倫敦。有人因為厭倦或驚慌，回到自己的莊園；有人去別處尋求新的武力，以對抗他們的敵人。多數人來到國王那裡，他的全體樞密顧問官和閣臣已經和他在一起了。此時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使雙方關係走向更加無可挽回的地步。4月23日，國王率領三百名騎兵向赫爾前進，並傳信給守將約翰·霍瑟姆爵士把地方交出。霍瑟姆為人懦弱，優柔寡斷。他並不十分反對國王，可是由於沒有上面的訓令，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哀求國王暫等，以便他告知議會。查理沒有理會，繼續前進，上午十一點就兵臨城下。前一天晚上，他的兒子詹姆士（即約克公爵）、他的侄兒以及紐波特勳爵，都已混進城。市長和市民們想為國王開城門，霍瑟姆卻命令他們各自回家，隨即帶領幾個軍官登上城樓。國王親口令他開城，霍瑟姆雙膝跪下，卻始終不肯打開城門，無論怎樣威嚇或引誘他們，都是枉然。對話許久之後，國王暫時退到離城很近的地方。過了一個小時，國王打發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帶二十騎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許。國王回到城腳下，命人宣佈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寫信給議會，要求對這樣罪大惡極的行為加以懲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