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內戰進入白熱化階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見兩方委員還不曾得到什麼結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於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時候，協同作出最後努力。在他們看來，關於民團問題，如果國王作一些讓步，例如在若干年內讓出指揮民團之權，交給幾個領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頓伯爵就急匆匆地趕往牛津，請求國王讓出這個兵權。
議會的不和與獨立派的興起
現在，長老會會員高興到極點：議會得救了，他們的仇敵悶不吭聲了，蘇格蘭軍隊已答應幫助他們。因此，今後的一切，無論繼續改革，還是停止戰爭，都由他們說了算。
不久後，一股宗教狂熱和專制風氣瀰漫於議會內外。10月12日，教士大會奉命起草一個管理教會事務的計劃；10月20日，四個蘇格蘭大臣[ 分別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貝利。
]奉命協助教士大會準備一個宏偉規劃，以便統一兩國的禮拜儀式。各郡所派的委員會抓緊調查在職教士的行為和宗旨，將近二千名牧師被驅逐[ 主教派的文章說被驅逐者達八千人，反對主教派的人則說不足一千六百人。這裡採用的估計數字是尼爾提供的情況。
]，他們被控告為再浸禮派、布朗派或獨立派等。那些把他們送進監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的人。在倫敦市裡，凡是拒絕在盟約上簽名的人都不能當市政會的會員，甚至連選舉市政參議員的投票權都沒有。星期日和節假日的各種民間遊樂活動全被禁止，無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還是明顯沒有什麼害處的，都不能倖免。冬去春來，自古豎起的五朔節花柱[ 用花或綵帶裝飾的柱子，少男少女會繞柱舞蹈遊戲。
]全被拔掉，也不許再立新的，若是小孩們犯了這條禁令，就要重罰父母。大主教勞德已被監禁三年，無人過問，11月13日，忽然傳他到上議院受審，奉命答覆下議院所控的各項罪狀。
他們對戰爭也表現出同樣的狂熱。因為在最近幾次戰役中立下大功，就揚揚自得，不再談和平了。許多富裕市民出錢為士兵供給軍裝，還有自願入伍的。甚至有幾個領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納德等人，向來對談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卻對市政會大聲疾呼，鼓勵他們作出最大努力。這個黨派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精力充沛、大權在握。
但是，這一派離垮台也不遠了。從一開始，該黨就擔任宗教與政治的雙重改革，但從沒有用相同的觀點來辦這兩件事。宗教方面，這個黨的信仰熱誠，信條簡單、堅決、連貫。長老會的體制，是由平等的牧師們管理宗教事務，共同開會議事。這個體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說是根據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體制，人們不能隨意修改。他們認為自己進行的是一場神聖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它的勝利。但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卻與此相反，思想空洞無物。他們雖然出兵抵抗國王，內心卻熱愛獨裁；雖然要節制君權，但還是尊重國王的特權；雖然只相信眾議員，卻並不怨恨或藐視貴族；既服從維新的需要，又服從古老的習慣。他們對於自身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夠了。
長老會派就這樣交替地被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隊伍中從未湧現過一個領袖。它跟隨政治改革家的足跡，這些改革家是民族運動的最早闡明者，又是他們的真正代表。這樣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為什麼說是自然的？因為這兩黨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為什麼說是必要的？因為政治改革家擁有大權，可以運用他們在階級、地位、財富和知識上的優勢來維持這個權利。在這些優勢面前，即使是最熱心的長老會會員也不願意和他們一爭高低。大多數政治改革家雖接受長老會的支持，但對教會事務，卻不能與他們達成一致意見。政治改革家滿足於一個溫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來管理教會事務。因此他們表面上支持長老會，私下卻盡力阻止他們的發展。這樣一來，主張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會被一些領袖們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兩黨的聯盟才是完全真誠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經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卻幾乎還沒有開始。而且，政治改革也處於動盪不定的階段，缺少保障，大有轉化為一場革命的趨勢。現在，迄今為止占統治地位的黨派的內部缺點，它們在結構上、綱領上、計劃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嘗試各種不恰當的努力，它的立場與言論往往先後矛盾。一會兒宣揚民主派的原則與感情，以反對主教制；一會兒又宣揚專制獨裁和貴族制的教義與影響，以反對正在上升的共和主義。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罵維新派；有時敢作敢為，有時縮手縮腳；有時叛逆，有時專制；有時以自由的名義去迫害主教們，有時又以權利的名義去制裁獨立派。
此時，這一派覺得自己已被他們的幾個領袖拋棄、否定或牽連。有些像拉迪亞德這樣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講道德，現在卻不肯挺身採取行動。皮姆等更為堅忍和有膽略的人，卻一心想與新黨妥協，因為他們認定新黨將很快獨攬大權。許多腐化墮落的人已經放棄一切愛國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貴。他們在管理事務的委員會中，形成一個貪污集團，互相勾結，利用分配官職、徵用物品等差事進行斂財。許多貴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國王，其餘的貴族們則歸隱鄉下，不問國事，他們輪流和議會或宮廷談判條件。9月22日，上議院還剩下十個貴族，到10月5日，只剩五個了。於是每次開會都要點名，有些人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們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較為高級的貴族，日益脫離人民大眾，不但不再支持長老會，反而成為他們的障礙。他們的信教狂熱使有才幹保護民權的人和他們脫離關係；而他們溫和的政治觀點，卻使他們擺脫不了可能會危害他們的盟友。
況且，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無論它在教會或政府中的計劃是否完成，這三年裡的公共事務都是在他們的協助和同意下進行的。於是，人民就將所受的許多痛苦，所遭遇的許多失望，都歸咎於這一派。人民譴責他們，說他們的壓迫不亞於主教們，專橫又不亞於國王。一想到該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無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們愈發感覺需要有新的原則和新的統治者出現。
長老會派和主教派都準備就緒，等待時機力圖爭奪指揮大權。早在這許多糾紛開始以前，長老會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圖強迫國教會採用一種共和制，並利用那種形式來保持自己的權利和信仰。獨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禮派都公開質問，為什麼讓國教會存在下去？無論是天主教士還是主教派，或者長老會派，它們究竟有什麼權力壓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們說，凡是同一地方或鄰近地方的居民，因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會來讚美上帝，他們就是一個真正的教會，任何別的教會都沒有統治這個教會的合法權威。這種良心自由原則（這是地位卑賤的新教徒在盲目熱情的錯誤行動中對人宣佈的）剛一出現，就被人們看作犯罪或瘋狂。主教派和長老會派，牧師們和地方官都要求嚴禁這個原則。應該怎樣管理基督的教會，以及歸誰管理，這兩個問題一直是需要討論的重要問題。大家都認為，他們只需要在教皇的絕對權力、主教們的貴族制、長老會的民主制之間任選其一就可以了，卻沒有人追究這幾種體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稱是否合法。
此時，有一項偉大的運動正在動搖全局，儘管從表面上難以察覺。每天都會出現各種爭論，全國人民需要考慮社會的新問題，來衡量意見。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並進入到與人文、社會相關的更廣闊的領域中去，能夠大膽擺脫所有的古老成見和清規戒律。與此同時，關於奉行信仰與禮拜方式的自由，幾乎已成定局，但還沒有從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權。議會忙著應付敵對勢力，無暇顧及它的黨人在宗教方面脫離常規的問題。長老會派的熱情有時會讓兩院發出帶威脅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條法令聲明「禁止近來對宗教和政府名譽肆意譭謗的報紙、書本、小冊子」，無論什麼出版物都要先接受嚴格的檢查。但是，權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運動前面的人。幾個禮拜之後，只有保王黨和主教派受到這條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對此不是設法規避，就是置之不理。於是，數目更多、種類更繁、狂熱更高漲的新教派佈滿全國，例如獨立派、布朗派、反浸禮派、反童年洗禮派、貴格派、唯信仰論派、基督的王國派[ 「基督的王國」一詞出自《聖經·舊約》，意即「上帝的國必存到永遠」。基督的王國派是狂熱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臨的基督教派。
]等。在長老會處於支配地位的情況下，這次革命同時喚起了許多狂熱教徒、哲學家和自由思想家來反對長老會派。
從此以後，所有問題全部面目一新，社會動亂改變了它的性質。那些勢力強大、受人尊敬的傳統，過去曾經指導政治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觀點，受到嚴峻挑戰。對政治改革家而言，這些傳統就是古代英格蘭的法律；對宗教改革家而言，這些傳統就是教會的組織方式。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種典範又是一種約束，無論他們的事業有多麼冒險，雙方都沒有對空泛的願望和無限的要求讓步。如果說他們在行動上有錯誤趨向的話，至少還能夠指出行動的目標，而他們的勁敵卻沒有明確的目標作為指導，又沒有歷史或法律的傳統來限制他們的思想。他們賦予革命決定和管理一切事物的權利，且以革命作為他們的唯一指導。在革命的指導下，哲學家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真理，狂熱的教徒不惜任何代價尋求信仰，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價追求成功。於是調動制度、法律、習慣、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意志來控制革命。在這樣大膽的事業裡，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據對一個原則的信仰，或是出於一種宗教狂熱，或是以需要的名義行事。長老會派在教會裡嚴禁君主制與貴族制，那為什麼在國家體制裡還保留君主制與貴族制呢？政治改革家們曾透露，如果國王或貴族堅決拒絕一個有利於人民的議決案，眾議員們就應該運用自身的權威強行通過它。既然有這樣的意向，為什麼不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呢？為什麼一定要等到事態緊迫時才請出民權，其實民權早應該作為合法權利，且作為政權本身的基礎。教士們依靠什麼權利才能形成一個永久性的、財務自由的、獨立的集團？若從他們手中收回全部司法權，甚至收回貶逐教徒的權力，只留下勸導、講經、教訓、祈禱的職能，那麼所有一切濫用宗教權威，所有令宗教與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難，當然都會立刻停止。況且，信仰的合法權利本來就不屬於教士而屬於教徒。選擇和委派牧師的權利，應該屬於信徒；牧師並無互相選派之權，更無權強迫信徒承認。不僅如此，一個基督信徒本來就是一個牧師，是他自己的牧師，是他家庭的牧師，是所有被他的語言所感動的人的牧師，這些人會因此而承認他受感於天，願意和他一同祈禱。無論是布道還是鬥爭，唯有上帝才能選擇並賜封他的聖徒，誰都不能與上帝相爭。自由思想家聽了這番話大聲喝彩，對他們來說，不管用什麼方法，也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要實行革命。
於是獨立派興起了，他們比長老會派的人數少得多，在英國土地上的根基也沒有長老會那麼牢固，但他們卻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勢頭。英格蘭此時正處於一個光榮而令人畏懼的危機之中，人們忘記了自己的脆弱，只記得尊嚴。無論是政客還是奉異教的信徒，無論是長老會派還是獨立派，都想極力證明自己的權利。但是長老會派經受不起這樣的考驗，因為他們的智慧建立在傳統和法律權威的基礎上，因此他們不善於用講原則講道理的方法來駁斥對手的論據。只有獨立派說出了一條簡單的原則，這個原則支持著他們的全部行動，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誠實的人不致被虛偽欺騙。他們開始發出一些強有力的號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義，在人們心中喚起了昂揚的熱情。這些號召是：權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取消全部弊端。他們的政治體制與宗教體制之間並沒有矛盾，一般成員與領袖之間也沒有秘密鬥爭，既無排他性的信條，又無嚴格的考驗使人們難以加入。他們將信仰自由作為一條基本大法，由於他們所建議的改革規模巨大，他們的計劃又廣泛而尚未確定，這就吸引了目的各異的人投入他們麾下。律師們加入他們的團體，希望從教士手中奪去全部司法權及管轄權；酷愛自由的立法者考慮在他們的幫助下製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簡單的立法計劃，以便從律師們手中奪去巨大權利和利潤。哈林頓可以夢想在他們之中有一群聖人，西德尼可以夢想斯巴達的自由或羅馬的自由，利爾伯恩可以夢想古代薩克森法律的恢復，哈利森可以夢想基督再來到世上。無論是共和派或階級平等派，無論是推理派或理想派，無論是信仰狂徒或胸懷大志的人，都在兼收並容之列。只要對保王黨和長老會派懷有深仇大恨的人們能抱著同樣的熱情，一起衝向那情況不明的未來，這就足夠了。
國王在牛津的行動
儘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們在戰場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廳取得了勝利，卻無法平息這些內部鬥爭，這在倫敦和牛津都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了。國王身邊的人勸他利用這些分歧，不斷有人提供各種不同的消息和建議。有人說應該把仗打下去，因為衝突的各派必定只顧私鬥，不管公敵；也有人勸國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貴族——特別是霍蘭伯爵和貝德福德伯爵——出來調停，嘗試和埃塞克斯等人談和；甚至有人提議試探一下獨立派領袖們的態度，因為有利於同他們談和時取得較好的條件。洛夫萊斯勳爵已得到國王的許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聯繫起來，卻不知道哈里·文其實是議會派來的臥底。事實上，那些背離議會的貴族，在牛津並不受歡迎。查理雖然同意接見他們，卻一副冷冰冰的態度。霍蘭伯爵在傑明的幫助下，設法重得王后的歡心，卻沒有效果；他用盡手段想要恢復從前與國王親密的關係，也是枉然。在紐伯裡之戰中，他曾自告奮勇，親臨前線，以他的血作為重新效忠國王的證據，但是傲慢沉默的國王絲毫不為所動。這些來牛津躲避的貴族，看到宮廷執意不要他們效勞，一直在考慮怎樣擺脫這種難堪的處境。向國王建議繼續打仗當然更為動聽，但也沒有什麼結果。圍攻格羅斯特的失敗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無政府狀態，甚至還有公然結黨營私的。大家因為這次致命的失敗而互相責難。內閣對於陸軍的無紀律性頗有微詞，陸軍卻很無禮地責罵內閣；魯珀特親王雖然除了國王之外，可以不聽任何人的號令，卻很妒忌統帥；統帥與貴族們也口出怨言，反對魯珀特親王的獨立行事與粗鄙行為。國王很尊重自己親人的榮譽，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魯珀特親王，他為了維持王族體面，不惜犧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們。只有海德曾經直率地嘗試改正國王的錯誤，但他在宮廷畢竟是一個新人，並無職務以外的名望和權利，有時還需要國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氣或大臣們的陰謀。總的說來，牛津與倫敦同樣存在內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產生致命傷，因為倫敦的不和正推動事態往前進展，而牛津的不和則使事態陷入癱瘓。如今，查理在內心深處厭倦了自己那班人馬，如同當初他厭倦自己的人民一樣。他才得知議會與蘇格蘭已結成新聯盟，於是派漢密爾頓公爵（他重新得到國王的信任）駐紮在蘇格蘭首都愛丁堡，準備不惜任何代價，阻止這兩者的聯盟。據說公爵奉命向蘇格蘭建議，將來內廷的官職將分派三分之一給蘇格蘭人，原屬於蘇格蘭的諾森伯蘭、威斯特摩蘭和坎伯蘭各郡重新交還給蘇格蘭，國王答應定居紐卡斯爾，威爾士親王及其王廷則駐在蘇格蘭。無論國王的條件是否出於真心，最近發生的一件事使這一切成為泡影。安特裡姆伯爵不久前在愛爾蘭被駐紮的蘇格蘭軍隊拘捕，從他身上搜出幾項證據指向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他和蒙特羅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約克時所定的。他們準備裝運很多愛爾蘭天主教徒進入蘇格蘭，同時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敵人的兵力，以幫助國王。這個計劃顯然即將實行，因為蒙特羅斯在圍攻格羅斯特的時候回到國王身邊，而安特裡姆剛從牛津來此。國王和他上次前往蘇格蘭一樣，一邊對人民提出最動聽的建議，一邊進行最黑暗的陰謀反對他的人民。在蘇格蘭首都的議會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議會已訂好條約，並將這些詳情通報倫敦。
安特裡姆伯爵的文件還暴露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國王與愛爾蘭叛黨經常通信，接受過他們的建議和貢獻，甚至他正同叛黨訂立停戰條款。可是，當查理和英格蘭對話的時候，總是對愛爾蘭痛加咒罵，以掩蓋他和愛爾蘭的秘密接觸。叛亂所點燃的戰火已經在這個不幸的地方接連發生，但還沒有達到目的。愛爾蘭共有一萬多名士兵，軍餉不高，又很少有機會休息，根本不夠平亂，只夠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內戰還沒開始之前，議會曾計劃出大力氣平亂，於是借了一筆款項，打算進行一場決定性的征伐。不料內戰爆發，議會自顧不暇，極少想到愛爾蘭。即使想到，也不積極，只是在當地基督教徒鬧得厲害的時候，說幾句安撫的話，最重要的是想讓他們知道，一切禍害都是國王的責任。查理很少注意愛爾蘭人民的利益，也很少為愛爾蘭基督教徒作出犧牲。他責備議會不該動用安撫愛爾蘭人民的款項，自己卻截留下解往愛爾蘭的糧食，又從都柏林的軍火庫裡取走了槍炮子彈。愛爾蘭的重要基督教徒是親附主教制和王室的貴族，陸軍的軍官中有很多人是保王黨，都是議會急於驅逐的。他們的將軍奧蒙德伯爵，有錢有勇，慷慨大方，為人民所愛戴，他兩次擊敗叛黨，卻將勝利完全歸功於國王。愛爾蘭的議會黨衰落得很快，親附議會黨的地方官全被保王黨撤換了。議會曾派兩個下議院議員前往愛爾蘭當委員，想恢復失去的勢力，可是奧蒙德不許他們入市政會，最終將他們逼回英國。從這時起，愛爾蘭所有軍政大權都集中到國王手中。1642年11月14日，愛爾蘭叛黨在基爾肯尼設立了一個握有統治大權的二十四人的議會，井井有條並審慎地管理亂黨。他們不止一次對國王表示服從與親密，勸他不要再與效力於他的忠誠人民為難。這個時候，查理還不能完全置英格蘭輿論於不顧，所以不能公開同愛爾蘭叛黨聯盟，但他認為可以向愛爾蘭表示一些好意，於是把正在愛爾蘭平叛的軍隊撤回英國，以攻打更惡劣更可怕的反叛。奧蒙德奉命同基爾肯尼的議會進行磋商，不談別的，只說基督教的事業及其捍衛者在愛爾蘭所處的困境（事實上也不假）。軍隊寫了一篇悱惻動人的抗議，向都柏林的大堡陳訴，歷數軍人的疾苦，宣佈他們不想再當兵。同時將這篇備忘錄送交牛津與倫敦，要國王和議會都知道他們的痛苦。當安特裡姆被逮捕的時候，談判正在進行，也快要達成協議。9月底，也就是議會在威斯敏斯特鄭重接受它與蘇格蘭訂立的新條約的前幾天，英格蘭得知國王剛剛同愛爾蘭叛黨訂立了停戰一年的條約，調回前往平亂的英吉利軍隊，共有十個團的部隊回來，五個團將在切斯特登岸，五個團將在布利斯托爾登岸。
各方面一片嘩然，愛爾蘭人成為英國人蔑視、仇恨和恐懼的對象。甚至在牛津城裡，保王黨也心懷不滿，有幾個軍官離開紐卡斯爾勳爵的軍隊，向議會投降了。霍蘭勳爵回到倫敦，他說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確大有勢力，良心不容許他再在那裡逗留下去。貝德福德勳爵、克萊爾勳爵、佩吉特勳爵和愛德華·迪林爵士，都以同樣的借口來掩飾他們的三心二意和膽小怕事。議會十分歡迎這些回頭的人們歸來。國王的行為變成大家咒罵和挖苦的對象，他們回想他剛剛才鄭重發佈的誓言，又回想他提出答覆時盛氣凌人的腔調，那時已有人抱怨宮廷與叛黨私通消息了。人民得知在調回的軍隊裡雜有大批愛爾蘭天主教徒，居然還有許多女人身穿野蠻的奇裝異服、手執長刀，就憤怒不止。國王不僅不為被屠殺的愛爾蘭基督教徒報仇雪恨，反而收留那些萬惡的兇手在軍中。許多較為優秀的人士，本來沒有群眾那樣感情用事的偏見，從此以後也深深恨上國王，有的是因為國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為他重用聲名狼藉的天主教徒。
查理很快得知這種情形，並察覺是議會在背後煽風點火。他認為無論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詞而以他的行動來判斷他的動機，簡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發人去請海德來，他說，他曾在宣言中提到過議員們是議會的一部分，這未免給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國王認為，同意他們繼續存在的法令，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因為一個國王無權取消自己實行解散議會的權利。無論如何，他們已經通過反叛放棄了所有權利，因此他想命人寫一篇通告，宣告他們實際上已被解散，從而明文禁止他們集會，並嚴禁任何人承認他們是議會。海德聽完國王這番話，十分驚詫，又很著急，只能答道：「我知道陛下已經周詳地考慮過這個問題，我自己卻還沒有仔細考慮過，它需要很認真地考慮。我個人無法想像，因為陛下禁止他們在威斯敏斯特開會，他們就不再前往那裡。陛下的嚴令反而會讓許多已經脫離他們的人重新回去。也許議論中的法案會判無效，至少我希望它無效，但是這要等議會去宣佈它才行，不然的話，無論什麼法官，都絕不會宣佈法案無效。有人指責說陛下想解散這個議會，想取消這個議會所通過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許多對人民很寶貴的法令。既然陛下常常否認有這樣的意圖，就應該知道發佈這樣一個宣言會使多少忠誠善良的人民憂心。因此，我懇求陛下在實行這個計劃以前再鄭重思考。」
內閣大臣們幾乎都表示同意海德的意見，查理雖然驕傲，但和這些大臣在一起時，就變得搖擺、膽怯起來。一旦有人表示反對，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和自己的樞密顧問官們開會的時候，當他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或不知道怎樣結束令他不愉快的討論時，他多半就會讓步。他猶豫幾天之後，放棄了這個想法。但此時有必要採取一些決定性措施，僅僅為了使保王黨們保持警惕，不讓議會在和平間歇期得到便宜，贏得早已不耐煩的人民的注意。有人提議說，既然議會的名義具有號召人民的影響，那麼何不召集那些曾經退出威斯敏斯特的議員來牛津開會，用這個由國王出席的合法而正式的議會來反對他們那個叛逆又破裂的議會？查理不歡喜這個建議，因為一旦有議會出現，他就得聽議會的建議，受它的勢力左右，他認為這樣有損於君王的尊榮。王后反對得更堅決，她認為一個英吉利的議會，無論怎樣熱心幫助國王，都不可能支持天主教徒和她所寵幸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這個提議，就難以拒絕它了。保王黨對它極其歡迎，甚至內閣也指出它的種種優點：新議會將議決以款項支持國王；當大家看到有這麼多議員同威斯敏斯特議會脫離關係時，威斯敏斯特的議會將喪失名譽。所以，查理雖然心存不滿，也只好同意了。當時大家的看法是，若打算解散一個桀驁不馴的議會，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第二個議會。
這個措施最初在倫敦引起一番焦慮。他們聽說保王黨企圖同市民們直接進行和平談判，不要議會干預；又聽說和約的基礎已經商量好了，其中一條就是承認在倫敦辦成的借款。議會常常不能按時付息，而國王則保證到期清償。又有人揭露溫和派與獨立派想阻止蘇格蘭人進入英格蘭，而且準備不惜任何代價擺脫長老會派的束縛。12月8日，皮姆病逝了，下議院議員們哀悼他們喪失了一個最老的，也許是最有用的領袖。他的才華雖不及漢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評論及公開的辯論中，對議會黨功勞很大，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漢普登。他為人堅決、耐煩、能幹，善於攻擊對方，善於佈置辯論或對策，善於鼓動人民的情緒，又善於取得搖擺不定的重要貴族們的支持。他幾乎是各個委員會中最勤奮的成員，本黨的決議案幾乎全出自他的手筆，凡是別人想要規避的任務，他都慨然擔任。總之，他不辭辛勞，不求名利，他把雄心壯志完全傾注在自己的事業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過一本為自己辯護的書。它是專門針對主張秩序與和平的人所發表的言論，就好像他對過往有所遺憾，又怕將來有人會責怪他似的。他死了，與漢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可以免受做出違心行動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免受違反過去一貫生活的痛苦。現在那些正在變改良為革命的人物，如克倫威爾、哈里·文、哈斯利格等人，不僅沒有心懷惡意地指出這位維新老將晚年時略帶遲疑的表現，還帶頭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遺體停放了幾天，以便成群結隊的人們前來瞻仰，也為反駁保王黨傳播的他死於不體面的病症的謠言。有一個委員會奉命調查他的身後遺產情況，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為他建紀念碑。全體議員為他送殯，幾天以後，全體議員代他償還了一萬鎊的債務，據說是他因國事積欠下來的。
當下議院議員們通過上文所說的幾個提案時，市政公會派遣一個代表團來上議院，感謝議會出力，感謝勳爵將軍的勇敢，在議會面前重新宣誓，表示願為議會的神聖主張赴湯蹈火，並請全體議員赴會，以示團結（1644年1月13日）。
議會又恢復了信心。在牛津議會預定開會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議會點了名，上議院只有二十二個貴族到會，下議院卻有二百八十人出席。缺席的人中，有一百人是奉議會之命出去辦理公務。兩院議決，不容許對他們的權利加以懷疑，他們將以輕藐的態度拒絕和對手們通信。2月1日，埃塞克斯轉交給上議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黨軍隊的統帥福思伯爵送給他的。於是指派一個委員會來審查信的內容，委員會報告說這件公文並沒有向議會說什麼話，貴族院的將軍只好將它送回原寄處。
原來這封信是聚集在牛津的四十五個貴族代表和一百一十八個下議院議員專門寫給埃塞克斯本人的。信件告訴他，他們已經就任，並且願意講和，國王也有意贊成，希望他運用他的影響「促使信任他的議員們也趨向於議和」。這種說法針對威斯敏斯特的上下兩院，查理已堅決不再承認他們是合法議會了。
2月18日，又有一封信送給埃塞克斯。這是福思伯爵請發通行護照給兩個人，國王想派遣這兩人來倫敦談和。埃塞克斯答覆道：「伯爵，若你寫信來要求一張通行護照給兩個前來倫敦議會的人，我將很高興能夠促成國王與他忠誠的、唯一的議會之間的真正諒解。」
查理發現他的對手絲毫不肯通融，反而慶幸起來，認為這樣他身邊的人就會寄希望於奮力一戰。牛津的議會充分瞭解自己的弱點，對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抱有懷疑態度，所以他們不敢再自稱為議會，而且私下懊惱國王不准稱威斯敏斯特的兩院為議會，為議和的道路設置了障礙。這個議會力勸國王，請他無論如何退讓一點，以緩和與倫敦議會的關係。3月30日，查理答應寫信給兩院，提議談判。他信上的稱謂是「在威斯敏斯特集會的貴族們和下議院議員們」，但在信裡，查理說到「在牛津聚集的議會的貴族們及下議院議員們」，是與他們平等的一方。埃塞克斯派往倫敦的號手不久就帶著議會的回信來了，其中說道：「當我們考慮陛下信內所用字眼的時候，我們對於獲得和平，感到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悲觀失望，因為你的詞句將現在聚集在牛津的人（他們違反職責，背棄陛下的議會）置於和議會同等的地位。這個現存的議會，原是按照眾所周知的基本法律召集的，是按照陛下所批准的一條法令而得以繼續存在的，現在陛下反而不許以議會的名義稱呼我們。但我們不能不恪盡職守，因此我們決定以我們的生命財產，保衛並堅持這個議會的正當權利和全部權利。」
牛津的議會完全失去了重修舊好的希望，從那以後就認為自己這個團體已沒有什麼目的。不過他們繼續開會，刊布了幾篇長而無聊的宣言，投票議決幾種捐稅與借款，對威斯敏斯特議會說了許多責難的話，通過了幾條重重疊疊的議案，聲明效忠國王。但是貫穿這些決議的是它的忸怩作態與無所作為，以及它對於自身弱點的惶惑不安。國王本來就害怕這些智囊的監督，不久以後又發現他們不但討厭而且一無是處。4月16日，在鄭重宣佈他將繼續按照他們的意見來約束自己的行動以後，查理宣佈議會暫時休會，議員們只好解散。議會的大門還沒有關閉，查理就滿懷慶幸地對王后說，他終於擺脫了這個雜種議會，說它不過是做出膽怯的、煽動性的決議的巢穴[ 他在致王后的信中是這樣說的，信上的日期是164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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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重燃
冬天的時候，雙方的主力軍隊還沒有什麼行動，國內其他地區已經打過幾仗。從愛爾蘭撤回來的軍隊在西北地區打了六個星期勝仗之後，卻被費爾法克斯在柴郡的南特威治城打得幾乎潰不成軍（1月25日）。在北方，1月19日，利文伯爵所統領的蘇格蘭軍開始向英格蘭進軍，紐卡斯爾勳爵上前迎戰；4月11日，費爾法克斯趁機在塞爾比打敗了許多保王黨。為避免約克要塞被敵軍攻破，紐卡斯爾只能在這裡閉城堅守。東方則有曼徹斯特勳爵和克倫威爾訓練的一支一萬四千人的新軍，已隨時準備開赴戰場。南方戰場上，威廉·沃勒爵士在漢普郡的阿爾雷斯福爾德出其不意地戰勝了拉爾夫·霍普頓爵士（3月29日）。魯珀特親王在諾丁漢郡和蘭開夏打過幾次勝仗，卻彌補不了這些失敗。保王軍越來越沒有紀律，誠實的士兵日益感到憂愁和憎惡，其餘的人則肆意蹂躪。國王越來越節制不了他的軍官，軍官也越來越管束不了他們的士兵。倫敦卻與此相反，所有措施都很正常，甚至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執行得好。有人說議會辦事不迅速，計劃難以保密，國王很快能得到議會的消息。於是，2月16日，成立兩王國委員會，其中有七個貴族、十四個下議院議員、四個蘇格蘭委員，管理戰時兩王國間的關係以及外交事宜，幾乎握有絕對的權利。3月26日，議會通過一條法令，把自願捐款改為強迫捐款，凡是倫敦及四郊居民都要繳納。一向未曾徵收過的國內消費稅也開始徵收了，它們是各種酒稅、煙稅和一些其他貨物的稅。剛開戰的時候，議會共有五支軍隊，其中蘇格蘭軍、埃塞克斯所率軍隊和費爾法克斯所率軍隊，都由公款供給；此外，曼徹斯特和沃勒所統率的軍隊，則是本地捐稅供給。這些軍隊共有五萬多人，全歸兩王國的委員會指揮調度。
儘管牛津一片高傲氣派，不久卻表現出不安的景象。宮廷得不到倫敦的確切消息，看見議會辦事那樣神秘就很驚慌；牛津只知道倫敦正在積極籌備戰事，大權都集中在幾個最有膽量的領袖手中。突然有一個消息傳播開來，埃塞克斯與沃勒帶兵前來圍攻牛津。王后此時已有七個月的身孕，立刻聲稱她要離開。查理和幾個顧問官希望她能改變決定，以免產生不良影響，但是沒有成功。她堅持要向西方躲避，住在一個離戰場很遠的地方，這樣一遇到危險她就可以坐船回法國。她又是哀求，又是痛哭，大家最後只好依從她，選擇埃克塞特做她的躲藏地點。4月底，她離開了丈夫，此後兩人再也沒有了相見的機會。
王后的恐慌不是沒有道理的，埃塞克斯與沃勒果真領兵來封鎖牛津了。費爾法克斯、曼徹斯特和蘇格蘭人也在約克城下會師，共同包圍該城。於是，保王黨的兩個重鎮和兩支保王黨大軍——國王和紐卡斯爾勳爵，同時受到議會軍隊的攻打，兩王國的委員會最近所採納的就是這個簡單而大膽的計策。
5月底，牛津幾乎被整個包圍了。國王的軍隊原駐在附近好幾處地方，現在都被驅逐了，有的退入鎮內，其餘則退入市鎮北城牆外一個有堡壘的地方。國王的援兵無法及時趕到。魯珀特親王正深入蘭開夏內地，莫裡斯親王正在包圍多塞特郡的萊姆港口，霍普頓勳爵正設法從敵軍手中奪取布里斯托爾。八千名倫敦民團的生力軍趕來，援助埃塞克斯完成封鎖行動。此時國王的處境危險萬分，有一個最忠誠的樞密顧問官勸他向伯爵投降，查理大怒道：「也許我有一天會落到埃塞克斯伯爵手中，但那是我死之後的事。」當時倫敦流傳著一個謠言，說國王決定出其不意地回來，說不定會請埃塞克斯保護他。下議院議員們很驚慌，與國王的憤怒程度相同。他們立刻寫信給埃塞克斯說道：「伯爵，我們得到報告說國王會來倫敦，我們奉本院命令請你竭力找出這種謠言的根據。無論什麼時候，你若得知國王的真實意圖，請務必告訴兩院，若無議會的指示，不得採取任何行動。」埃塞克斯從這番話的字裡行間看出對自己不信任的意思，於是答道：「議長，我完全不知道國王回到倫敦的消息是怎麼來的。我將盡力追查這個消息來源，但好像倫敦才是最可能知情的地方，我們軍中並無這樣的消息。若我知道國王有意回到議會或軍隊中，我必定如實相告。不過，若真有什麼根據，我相信我也將是最後一個聽見消息的人。」
議會和軍隊隨後得到一個更令人意外的消息，他們聽說國王已經逃走了。6月3日晚上9點鐘，他撇下次子和隨從，帶著威爾士親王離開牛津，穿過敵方兩個軍營之間的地帶，和等候在市鎮北邊的一支部隊會合，迅速逃離。
大家非常驚愕，顯然需要立刻作出決策。現在再圍攻牛津就沒有意義了。國王一但獲得自由，馬上就會變成很可怕的人物，最要緊的是必須阻止他和魯珀特親王聯合在一起。
埃塞克斯召開了一個大型作戰會議，提議沒有大炮輜重拖累的沃勒應該追趕查理，他自己則率軍西行，以解萊姆之圍，使這片土地處於議會的權利之下。沃勒反對這個計劃，但作戰會議表示同意元帥，埃塞克斯很高傲地要求他服從。沃勒雖然服從了命令出發，卻先向委員會表示了不滿，說伯爵太藐視委員會的指令了。
委員會在盛怒之下，立刻報告議會。議員們經過辯論後，給埃塞克斯下達命令，讓他掉頭去追趕國王，而沃勒率軍西行。
伯爵參加作戰，心情本來就不愉快。儘管他的仇敵們在短期內曾被自己的危險處境和他的英勇勝利弄得十分膽怯，但是一到冬天，他們又重新開始懷疑他、攻擊他，給他製造麻煩。當他快要出發的時候，有一份群眾請願書要求改組他的軍隊，下院收受請願書時，並未表示什麼不快。沃勒的軍隊經常得到更好的供應，軍餉也不會延期。曼徹斯特勳爵正在成立一支新軍，準備在必要時代替他統率軍隊。他和他的朋友們都很氣憤，責怪那班不懂軍事的人，居然敢在威斯敏斯特大廳指揮軍事，向將軍們發號施令。於是他回答委員會道：「你們的命令，既違犯軍紀，又沒有道理。我若現在回去，只會鼓勵各處的敵軍。受到你們懷疑但是無辜的埃塞克斯呈復。」接著他又繼續前進了。
大為驚奇的委員會停止爭執，而且壓下他們的怒氣。埃塞克斯的仇敵覺得現在還不能把他搞下台，他們只好敷衍他，不過在給他的答覆裡說了幾句責備的話，告誡他以後不要再用這樣的語氣。最終，他奉命前進，而之前的命令卻是要他放棄前進。
查理得知議會的兩個將軍已分開，他只需對付其中之一，便暫停前進，寫信囑咐魯珀特親王立刻馳援約克，自己卻勇敢地順著逃出來的路往回走，再度回到牛津。那是國王離開牛津十七天後的事。現在國王自己統率軍隊，採取攻勢。當時沃勒正在伍斯特郡尋找國王，他聽到國王這樣的舉動，就兼程回頭，因為留下來把守通往倫敦大路的只有他的軍隊了。6月29日，兩軍於白金漢的克羅卜雷迪橋交戰，沃勒雖然抵抗得很出色，但最終還是打了敗仗，其失敗規模之大甚至超出勝利一方的估計。
查理交上好運，居然表現出他從未表現過的勇敢和技巧。他決定向西方前進，傾盡全部軍力進擊埃塞克斯。最近敵方兩支軍隊圍困他許久，使他差點成為釜中之魚，現在他想徹底摧毀這兩支敵軍。此外，埃塞克斯也兵臨王后居住的埃克塞特城下。此時王后分娩不過數日，還不知道丈夫大勝，又陷入恐慌的境地。查理在出發時，從伊弗夏姆給兩院發去一封信（日期是1644年6月4日），他雖不以議會之名稱呼他們，但要求和平之意溢於言表。
但是，查理剛剛離開牛津，在他的求和信到達倫敦以前，議會的恐懼之心已經消散。他們並不認為沃勒的敗仗有什麼重要意義。議會剛剛得到消息，將軍們在約克附近打了一個極漂亮的勝仗，約克獻城在即。簡言之，北方的保王黨軍已瀕臨完敗了。
事實上，7月2日晚上7點到10點，雙方在馬斯頓荒原地區進行了一場至今為止最重要的戰役。三天前，魯珀特親王統領兩萬人向約克進發，挫敗了議會將軍們阻攔他的計劃，順利進入約克城。紐卡斯爾說敵人軍中不和，等三千援軍到來，己方會有更大勝算。魯珀特不肯聽他的話，很無禮地回答，他接到國王的命令，於是派軍隊追趕正在敗退的敵軍。他們不久就趕上敵軍的後隊，雙方都停下來，準備戰鬥。兩軍只相隔幾道壕溝，距離都在步槍射程之內，卻寂然不動達兩小時之久，互相等待對方先動手。魯珀特讓紐卡斯爾勳爵先回去休息，可勳爵剛走上馬車，就聽到一排槍聲。他立刻回到戰場，沒有統率什麼軍隊，只領著幾個紳士（他們和勳爵一樣都很生親王的氣）和志願的戰士。幾分鐘後，這片窪地就變成一團混亂。兩軍相遇，衝入彼此陣中，紛紛擾擾，亂成一團。議會黨人與保王黨人，騎兵與步兵，軍官與士兵，或獨自一人，或幾人成群，在戰場上亂走，尋找自己的隊伍，遇見敵人就廝殺起來，完全沒有計劃和結果。最先潰敗的是議會軍隊的右翼，隨後是蘇格蘭騎兵被保王黨一陣猛攻，也被擊散了，費爾法克斯竭力聚攏他們，也是枉然。他們四處傳播自己被打敗的消息，很快有人從紐瓦克送信到牛津，大家以為打了勝仗，便點燃篝火，慶賀傳聞的勝利。但是，保王黨軍隊追敵回來時，很詫異地發現，他們剛才所佔據的地方又被敵人佔領了。原來，在蘇格蘭馬隊逃走的同時，魯珀特所統率的右翼被克倫威爾和他堅韌不拔的馬隊擊敗，曼徹斯特的步兵也完成對敵軍的挫敗。克倫威爾看到打敗親王的馬隊，也不敢懈怠，立即重聚他的士卒回到戰場，確保已取得勝利之後，才想到慶祝。到10點鐘時，戰場上沒有留下一個保王黨，只有三千名戰死者和一千六百個俘虜。
魯珀特和紐卡斯爾半夜再入約克，彼此並未相見。親王送信給伯爵說道：「我已決定今天一早就帶著我的馬隊和剩下的步兵離開。」紐卡斯爾答道：「我到海邊去，從那裡登船前往大陸。」兩人都說到做到，紐卡斯爾果然在斯卡巴勒登船，魯珀特前往切斯特帶著他的殘軍走了。7月16日，約克投降了。
獨立派十分高興，充滿希望，這是議會軍第一次擊敗保王黨的馬隊。這次光榮的大捷應歸功於他們的將軍和戰士——克倫威爾所統率的聖騎士軍，他們在戰場上獲得了「鐵騎軍」的外號。他們奪得魯珀特親王的大旗，陳列在威斯敏斯特，以顯示勝利。雖然埃塞克斯也曾打過兩次勝仗，但好像是出於勉強，只是為了拯救議會而不得不戰，並沒有其他效果；而克倫威爾的聖騎士軍則處處求戰，敢於勝利。還要再說和平是必要的嗎？勝利與自由是唯一的需要，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要爭取勝利與自由，以便充分實現那種為人民造福的改革。到處都能聽到這種話，到處都有獨立派、自由思想派或狂熱信仰者、市民、講經師、軍人大聲疾呼，表達他們的激情與願望；到處都能聽到克倫威爾的名字，他的話比所有人都激烈得多，同時以善於創造最深遠的謀劃著稱。有一天，克倫威爾對曼徹斯特勳爵說道：「勳爵，你已完全成為我們自己人了吧，不要再談議和的事了，不要再同貴族們保持良好關係了，也不要再怕被議會拒絕了。只要你和誠實的老百姓站在一起，不久你就會統領一支軍隊，將法律帶給國王和議會。」
克倫威爾雖然心存膽大無比的希望，卻也沒想到他們這一派已勝利在望，一場大災禍很快就要降臨到他最怕的對頭身上。
埃塞克斯被輕易得來的勝仗所鼓舞，絲毫沒有覺察到後面越積越大的危險，只管往西挺進，越進越深。他在三個星期內解了萊姆之圍，攻下韋茅斯、巴恩斯塔普爾、蒂弗湯、湯頓，幾乎用不著一戰就打散了試圖攔阻他的保王黨軍隊。當他快到埃克塞特時，王后打發人去要通行護照，以便前往巴思或布里斯托爾，進行產後調養。他答道：「王后若是願意的話，我可以親自送您到倫敦，無論什麼好醫師或調養品那裡都有。至於您想去的那一兩個地方，我沒有得到議會命令，就不能從命。」王后害怕起來，便於7月14日在法爾默思登舟跑回法國。埃塞克斯繼續前進，忽然得到消息，說國王打敗了沃勒，正迅速向他進軍。於是立刻召開作戰會議，商討究竟是繼續前進，在康沃爾築溝據守，還是回師尋找國王，與他開戰。埃塞克斯主張同國王一戰，但有幾個軍官如哈里·文爵士的朋友羅伯茨勳爵，在康沃爾有很多田產，原想借這次出兵收租。所以他們反對回師，說康沃爾的人民久受保王黨壓制，大軍一到，必定群起響應，埃塞克斯就能得到從國王手中奪回這一郡的光榮。埃塞克斯果然聽信了他們的話，先派人回倫敦請援，自己走入康沃爾的山隘。可是人民並沒有起來響應他，軍糧即將告竭，國王已經逼近他。他再度寫信給倫敦，說他的處境極其危險，必須派人出兵攻打國王后方，分散國王兵力，才可使他的軍隊脫險。兩王國委員會對這件不幸之事煞有介事地討論了一番，彷彿是滿腔熱血要救他，號召人民為他祈禱，又命沃勒、米德爾頓和曼徹斯特去救他。可是，沃勒寫信要錢要兵，信誓旦旦表示要與敵人進行戰鬥，卻沒有前進；米德爾頓也說出同樣的話，並揮師前進，但遇到第一個障礙就停步不前了；曼徹斯特根本不曾分兵赴援。獨立派的領袖如哈里·文、聖約翰、艾爾頓、克倫威爾等人因為自己在馬斯頓澤地獲得大勝，就信心十足，正高興地看著對手失敗。
他們都沒有想到，此時處於極端困難中的埃塞克斯也許已將他們的命運掌握在手中。8月6日，國王派伯爵的侄子比徹姆勳爵送了一封信到他的大本營，講了許多敬重的話，敦勸他給國家帶來和平。他軍中的幾個上校好像對此信表示贊成，埃塞克斯卻說「我不給答覆」，「我只有一個勸告，我勸國王回到他的議會去」。查理不再強求他。他雖然在馬斯頓打了敗仗，卻並不想讓這樣一個人居間調停，但是他身邊有很多人願意講和。此時的保王黨已頗具獨立精神，當他們聚會時，軍官們可以自由地討論公共事務與國王的行為，他們相信埃塞克斯之所以拒絕議和，是因為他覺得國王的諾言缺乏保證。於是他們決定做出他們的保證，請他與他們會面。帶頭支持這個計劃的人是威爾莫特勳爵與珀西勳爵，兩人均深受軍官們愛戴。查理看到以他們的名義所傳閱的那封信，大發脾氣，但因為身邊的人都支持，他也不敢禁止，便決定贊成此事。於是，這封信變作正式文件，由莫理斯王子、統帥布倫特福伯爵和那兩個發起人簽字。8月9日，一個號手送書到敵營。埃塞克斯回復：「諸位勳爵，來函開端便表明你們前來致函是奉什麼權威之命，可我是議會所派，議會不曾授權我議和，我若同你們議和，就是違令。埃塞克斯復。」這樣乾脆利落的拒絕議和令保王黨頗為難堪，於是放棄所有議和的念頭，下令解除威爾莫特和珀西的兵權，雙方又繼續敵對下去。
埃塞克斯不久就發現他自己已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他每天打仗，士兵已經厭戰，隊伍中醞釀著許多陰謀。國王的兵馬越圍越近，在四面八方築起台壘，伯爵的馬隊已經沒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糧草了。總之，8月底時，他被團團圍困，保王黨已能在附近高地上俯瞰他軍中的全部行動。他處於這樣困難的地位，只好命威廉·鮑爾弗爵士所統領的騎兵盡一切可能突圍而出，自己則統領步兵向福韋海口走去。騎兵利用夜深多霧，居然從兩個保王黨軍隊中穿過；步兵在狹窄泥濘的路上艱難行進，國王率領的全部軍隊在後面追趕，為保證速度，只好邊走邊扔下大炮行李，最後完全失去安全的希望了。此時眾人都表示願意投降。埃塞克斯心灰意冷，又急於避免那樣的奇恥大辱，於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帶著兩個軍官突然離營，登舟向普利茅斯行駛，將他的軍隊交給斯基龐統領。
軍中得知他離開的消息，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斯基龐說：「諸位，你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將軍扔下我們走了，我們的騎兵也走了，現在只剩下我們去抵禦敵軍。我們的勇敢並不亞於騎兵，同一個上帝會幫助我們，因此我現在向你們提議，試試我們的運氣，努力從敵軍中突圍。我認為與其含羞忍辱而生，不如抱著廉恥與忠信而死。」可惜斯基龐未能把自己的英勇傳給軍事會議。有許多軍官是長老會派，如同埃塞克斯那樣溫和，那樣憂愁。國王勸他們投降，只要他們交出槍炮、彈藥和武器，全數軍官戰士可保留他們的自由，還可以平安到達最近的議會軍所在地。9月1日，議會軍如約投降，由國王的騎兵保護，沒有將軍，沒有武器，走過不久前他們才以征服者姿態所走過的地方。
這期間，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把他的敗績報告給議會，他寫道：「本黨遭受的最大打擊莫過於這一次，我一心想回來接受審判，這樣的大敗決不可加以隱瞞。」一星期後，他接到倫敦的回文：「伯爵，兩王國委員會把你從普利茅斯的來信告訴兩院，今奉兩院命令讓你得知，他們完全瞭解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認識到天意如此，所以他們還是一樣地敬愛你，信任你。議會決定盡力補救這次損失，重聚軍隊，仍交給你統領。上帝賜福，希望你恢復到比之前更好的狀態。曼徹斯特勳爵已奉命率領全部騎兵步兵，迅速向多爾切斯特進發；威廉·沃特爵士也奉命率全軍趕往多爾切斯特。兩院已派人押解六千步兵軍械、五百支手槍、六千套軍衣前往普利茅斯交與伯爵閣下，以鼓勵你的軍隊，使他們有軍械使用。兩院深信你在那些地方，重新召齊軍隊，加以部署，將對議會有利。」
埃塞克斯接到公文，詫異之極。他原本預料會受彈劾，至少也要受嚴厲斥責。但是由於最近發生的事情證實了他的忠誠，又由於必須給敵人點顏色看看，因此那些一向猶豫不決的人開始團結一致，而他的對手們也決定不再攻擊他了。他們深知，他不久就會辭職歸田，以免他的尊嚴受到這樣的激烈震撼。所以，他們依然體面地對待他，自己也能得到體面。他們避免追查埃塞克斯打敗仗的真正原因，如果那樣做，對他們自己也不利。還有，主和的人現在不能不重新努力主戰；獨立派的領袖們既誠摯又有手段，仍然一言不發。看來議會全體人員都很莊重地接受了這次大敗。
最初，議會的活動及堅決態度使國王的步調遲緩下來，他給兩院送去一封和平的信件。但是到了9月底，國王聽說那個早已聲言要在蘇格蘭境內搗亂的蒙特羅斯終於成功了，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蒙特羅斯在馬斯頓澤地戰役之後，扮成一個僕人，步行通過蘇格蘭邊界，前往斯特拉森，並在高地的入口處等候安特裡姆送給他的愛爾蘭援軍登陸。7月8日，他聽說愛爾蘭隊伍已經登陸，正往內地前進，沿途擄掠蹂躪，卻不知道該去哪裡尋找那個給予他們承諾的將軍。蒙特羅斯帶了一個隨從，在阿索爾的邊界上找到他們，立刻領他們去打仗，只要他們奮勇打仗，就隨便他們。兩個星期內，他們打了兩次勝仗，佔據了珀思、阿伯丁。北方部族紛紛舉兵響應，威聲遠震，轉瞬到達愛丁堡城下。
查理得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以為挽救了馬斯頓澤地之敗，議會不久將在北方發現一支勁敵，而他自己只管在南方乘勝進軍就好了。他決定領兵前往倫敦。為了師出有名，便在出發的時候，到處傳播一篇宣言，號召南部及東部人民響應他，在路上加入他的軍隊，和他一起前進（1644年9月30日）。
但是議會已經採取措施：曼徹斯特、沃勒、埃塞克斯的聯合軍隊已經從西面控制了倫敦。議會從來沒有在同一個地點集中過這麼多軍隊。詹姆士·哈林頓爵士聽說國王快要到來，就率領五個團的倫敦民團加入軍隊；議會同時抽收新稅；下議院又命人把國王存貯於倫敦塔的金銀器皿熔化變賣，以供軍需。當兩軍列陣相對時，店舖都關了門，人民跑入教堂，恭敬禁食，求主保佑即將到來的戰爭。
城裡與營中一樣，天天都等著戰事到來，只有埃塞克斯一人疾病纏身，心灰意懶。他雖奉命統領全軍，但仍留在倫敦城內毫無行動。議會聽說他尚未出城，就派來一個聯合代表團，重新聲明兩院熱情信任他。埃塞克斯多謝代表團，卻仍不到軍中。10月27日，兩軍在紐伯裡開仗，他不在軍中。一年前，當他從格羅斯特回來的時候，曾在同一個地方打過一場很光榮的勝仗。埃塞克斯既不在軍中，就由曼徹斯特勳爵指揮軍隊。這一仗打得很久，雙方都很拚命，埃塞克斯部下的士卒尤其奮勇建功。他們看到不久前在康沃爾失去的大炮，就很勇猛地衝向保王軍，奪回大炮送到自己陣中，欣喜若狂地摟抱這幾尊大炮。可是曼徹斯特的部分軍隊受到嚴重挫折，有一段時間，兩方都稱自己得勝。第二天早上，國王放棄攻打倫敦的計劃，開始退走，回牛津過冬去了。
休戰期雙方的努力
議會很少談起這次勝仗，也沒有舉行公開的慶祝典禮。1644年11月30日，在勝利的消息抵達倫敦的第二天，兩院還是照常進行每月的禁食，好像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人民覺得詫異，於是開始有人散播不好的謠言。人們傳說若不是將軍們意見不一致，國王就不會逃走，因為那時一片月光，國王卻當著全軍的面跑了。後來又有消息說，國王在紐伯裡附近出現，卻無人攔阻他；他從唐寧頓堡搬出槍炮來，還要再戰，議會軍仍然沒有任何舉動。到處一片喧鬧，下議院下令調查。克倫威爾一直等著這個機會發表意見，他說道：「這件事的責任完全在曼徹斯特伯爵，自從馬斯頓之戰以來，他就害怕具有決定性的大勝。最近國王在紐伯裡出現，我們原本可以輕易全殲他的軍隊，將軍卻不許我們出戰。他只說：若我們打倒國王的軍隊，國王仍然是國王，永遠有另一支軍隊來延長戰事；而如果我們打了敗仗，我們不過是叛逆之輩，法律會殺了我們，把我們的財產充公。」最後這兩句話最能觸動議會，議員們不能忍受有人質疑他們對抗國王的合法性。曼徹斯特第二天在上議院答覆克倫威爾的攻擊，反過來指責克倫威爾不聽命令、說謊，甚至背信。他說打仗那一天，克倫威爾與他的軍隊並不在指定地點。克倫威爾沒有答覆這一點，只是更激烈地攻擊曼徹斯特。
長老會派大為震動，克倫威爾早已使他們感到恐懼了。最初，克倫威爾很聽話，巴結曼徹斯特，遇到機會就褒揚曼徹斯特，而貶低埃塞克斯。後來他逐漸在伯爵的軍隊中握有權力，甚至超過伯爵自己的權力。他把這個軍隊變成獨立派的避難所，以及各種不奉國教派、盟約派和國王仇敵的避難所。不久後，克倫威爾看到本黨實力有明顯的進步，就更加大膽起來，居然公開宣佈他是信教自由的保護人。他促使議會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怎樣可以使不奉國教的人滿意，至少也要使他們安心做事，不受干擾。現在，他攻擊曼徹斯特本人，侮辱蘇格蘭人，主張驅逐他們出境。長老會派的領導人，溫和派的領導人，蘇格蘭的委員們，還有霍利斯、斯特普爾頓、梅裡克、格林等人，聽到他這番話，又驚又怒，就在埃塞克斯家裡開會，想設法打倒這樣一個危險的敵人。他們商討了很久，決定請教懷特洛克和梅納德律師，兩人都很有名望，又受到兩院敬重。快到半夜時，以大將軍的名義請他們來，兩人應召而來。蘇格蘭首相勞登勳爵略作寒暄之後，說道：「你們兩位也知道克倫威爾少將不是我們的朋友，自從我們的軍隊進入英格蘭以來，他用了許多見不得人的狡猾手段，奪去我們王國的體面與功績。你們兩位都十分瞭解，我們兩個王國曾經很莊嚴地訂立過盟約，倘若有人從中煽動兩國，應該怎樣對付他呢？以蘇格蘭法律而言，凡是在國內煽動紛爭及不和、危害國家的，就被稱為公敵。如果這位少將真是一個煽惑人心的人，你們也十分瞭解應該怎樣對付他吧。」
兩個律師聽完面面相覷，沉默一陣之後，懷特洛克站起來說道：「今天，我在幾位大人的允許下，發表一些拙見。『煽惑者』這個字眼在英格蘭法律上與蘇格蘭法律上的意義相同，但克倫威爾少將是否就是這樣一個煽惑者，卻要看他所說的話以及所做的事情是否令兩國發生矛盾與不和。我們的統帥和蘇格蘭的委員們都是有榮譽、有權威的人物，我料想諸位必定已覺得證據確鑿，才會控告他犯罪，不然是不肯出面的。我認為克倫威爾少將是一個思維敏捷的人，近來在兩院中都有不小的勢力，況且他能夠為自己辯護。我不知道有什麼清楚明白的證據能使下議院相信，克倫威爾是一個從事煽惑的人。所以，我無法勸阻諸位在此時對他的指控，我只請諸位命人搜集與他有關的言論。如有這樣的證據，我們將更好地為諸位提出意見，諸位也更容易判斷究竟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
梅納德與懷特洛克意見相同，他說「煽惑者」這個字眼在英吉利法律中很少用到，它將產生很大的解釋分歧。霍利斯、斯特普爾頓、梅裡克等人極力堅持自己的見解，並舉出幾件事實及言論，認為可以很清楚地證明克倫威爾的陰謀；但蘇格蘭的委員們拒絕參與這場鬥爭。快到早上兩點鐘的時候，梅納德與懷特洛克退席。這次會議沒有產生任何效果，除了加快克倫威爾的步伐。懷特洛克說有個靠不住的兄弟把會議經過告訴了克倫威爾，但這個靠不住的兄弟，或許就是他自己。
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們設法補救，將全部心思都放在議和上。議會始終沒有完全打消議和的想法，願意講和的人太多，因此沒人敢公然反對。最近這六個月，由兩院所委派的委員會和蘇格蘭委員會，一直在從事擬訂和議草案的工作。
現在長老會派忽然催促草案的制訂，幾天之內，和議稿子就送到兩院。一番辯論之後，11月8日，投票議決採用；11月20日，派了九個委員攜帶草約去見國王。他們先到沃林福德，結果撲了個空，守將布萊克上校告訴他們國王已經回牛津了。翌日，他們到達牛津，國王派基利格魯來領他們入城。當他們在牛津大街上走過時，人民聚在一起痛罵他們，甚至有人向他們擲石子。他們被帶到一間很簡陋的小客棧，還沒有坐下，保王黨軍官就同委員們的隨從吵起來，稱他們的主人是「可憐蟲」「賣國賊」「叛徒」。霍利斯抓住一個軍官的衣領，責備他的無禮，推他出去。晚上，有幾個樞密顧問官來看他們，海德也在其中，對剛才的騷亂說了一番抱歉的話，表示他們十分願意與委員們協力議和，國王準備明天接見他們。
委員們覲見的時間很短，鄧比勳爵大聲讀議會提議。國王沒想到議會要他卑躬承受這樣的條件，議會不信任他，要他放棄君權，交出保王黨。當鄧比勳爵念出魯珀特親王和莫理斯親王的名字時，這兩個人正站在旁邊，條件說兩個親王不在大赦之列。大臣們正要開口大笑，國王回過頭來很嚴厲地看他們一眼，眾人不敢吱聲，繼續莊重地聽著。讀完之後，國王問道：「你們有權談判和約麼？」他們答道：「我們只是奉命送來條件，請你們用文書答覆。」國王答道：「好的，我將盡我所能，趕快給你們回信。」於是，委員們回到了小客棧。
當晚，霍利斯和懷特洛克得了同事們的許可，前去拜訪林賽勳爵。他們同勳爵談話不到一刻鐘，國王進來，滿臉和藹的神色，與兩人交談。國王請他們獻策，自己應該如何答覆議會的條件，兩人勸國王回到議會。國王說道：「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吧，我要霍利斯先生和懷特洛克先生到隔壁房間稍微商量一下，然後把你們認為我應該答覆的話，可以促進和議的話，全寫下來。」
於是兩人走進另一間屋子，懷特洛克遲疑一會兒之後，很小心地掩飾自己的筆跡，把國王要他發表的意見寫出來，然後把寫好的東西留在桌上。國王獨自進入房間，拿走他們所寫的東西，出來後再談了一會兒，便很客氣地走了。兩個委員立刻回到小客棧，絕口不談剛才這件事。
三天後（11月27日），國王請委員會來，把一份加封的文件交給鄧比勳爵，說道：「這就是我的答覆，你帶回去，交給打發你們來的人。」伯爵看見這樣特別的形式，國王又不稱威斯敏斯特的兩院為議會，就與國王爭辯了一陣。霍利斯和皮爾龐特也竭力設法使國王承認，這是給議會的答覆，卻毫無效果。最終委員會只好接受這種形式的答覆，啟程回倫敦，國王派了一個號手同行，奉命領取議會給國王的回信。
國王信中的內容，不過是為裡奇曼公爵和南安普頓伯爵索取一張通行護照，以便他們兩人幾天後送來他的詳細答覆。護照立刻照發，12月14日，兩個貴族一到，便與當權的人見了面。其實，他們也沒有帶來什麼明確答覆，只是來與議會商議，由雙方派人談判和約。他們說完這番話，還繼續逗留在倫敦。於是就有謠言說，成批可疑的人陸續來到，兩院的幾個議員多次與兩個貴族見面，市政公會（獨立派的勢力佔優勢）顯得極度不安。議會於是請兩個貴族離開，可他們以各種借口遲遲不動。倫敦日益不安，人民的憤恨與日俱增，大有在黨派的陰謀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發之勢。12月24日，在主和的人力勸之下，他們終於回牛津去了。當時商量好，在他們走後三個星期，兩王國的議會派二十二人，國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裡奇定期商談和約。
當長老會派一心談和的時候，獨立派卻在備戰。12月9日，下議院考慮到國家所受的痛苦，打算商量補救的辦法，但沒人站起來說話。長久的沉默之後，克倫威爾對議會說道：「現在是說話的時候了，否則就永遠不要開口。我們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地打仗，一旦戰事拖延，國人必定憎惡我們，憎惡議會。現在人們都在說些什麼呀？他們說，兩院議員獲得利益，手握兵權，就可以使自己永居高位執掌大權，怎麼還會想趕快結束戰爭呢？戰爭一結束，他們的權利也就結束了。我說這些話，完全不是指責什麼人，我知道現在手握兵權的議員們的高尚品質。我只是覺得，倘若不能給軍隊帶來新的方法，不更加努力地作戰，人民將不能再忍受戰事的痛苦，就會逼你們訂立不體面的和約。我希望大家都有真正英格蘭人的心腸與熱情，為我們祖國的公共利益作出貢獻，而不要害怕犧牲自己的利益。」
有一個不知名的信教狂徒朱什·塔特提出一個重要議案，說道：「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結束這種混亂，那就是我們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現在提議，凡是兩院的議員，無論是誰，在戰爭期間，一概不得擔任文官或者武將，請大家照此規定辦事。」
這個提議並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早在1643年12月12日，就曾有人在上院發表過這樣的意見，不過當時並沒有產生什麼效果。1644年11月14日，下議院議員們大概是因為人民不滿，要安慰他們，所以派人調查議員們佔據各類職務的數目和價值。也許是礙於顏面，長老會派猶豫不決，不敢反對，因此塔特的議案很快就通過了。兩天後，又作為一宗單獨的議案提出，一個星期內辯論過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們都很清楚，這個議案的用意在於從溫和的政客、長老會派及革命第一批領袖們手中，奪走行政大權，只許他們關在威斯敏斯特的大會場裡議事。議案還企圖在議會外成立一支獨立軍隊，不受議會節制。每次開會都會重新辯論，越鬧越激烈，許多獨立派的朋友們現在也反對這個辦法。
議員們公然指斥他們的對頭暗藏野心，說道：「你們說什麼自我克制，這其實不過是忌妒與營私的勝利。」但是人民不會相信這樣的預期，長老會派已經江河日下，聲譽掃地。雖然獨立派在議會裡頭還遠算不上大多數，他們的提案卻很順利地通過了。12月21日，議決通過這一案，就送與上議院。
長老會派將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議院，而貴族們的迫切利益就在於否決這個議案，因為這條法令一實行，他們最後的權利也失去了。但是就輿論而言，這一點卻正是他們喪失信用以及他們弱點的來源。為了減輕這個議案的效力，免得人們疑心，為了阻止保王黨的陰謀發作，也為了使長老會派的激情得到滿意，貴族院決定審理很久以前束之高閣的四件彈劾案。第一件是麥圭爾勳爵被訴案，愛爾蘭的叛亂牽連了他；第二件起訴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為他們想將赫爾獻給國王；第三件起訴案是亞歷山大·卡魯爵士，因為他將聖尼古拉斯島獻給國王；第四件起訴案就是勞德案。麥圭爾、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魯三案都是最近犯的罪，已經過法律證實；只有勞德一案，他在獄中已經四年，年老體弱，只能追究他協助施行虐政的責任，而那個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終。勞德的案情和斯特拉福德案類似，無法證實他大逆不道。若要援用公權喪失法來定他的罪，就像判斯特拉福德一樣，需要國王的許可。不過，人們的仇恨難以平息，特別是當初曾被他割去耳朵的普林，正迫不及待地要羞辱與殲滅他的仇人。在經過長期審訊之後，就由僅僅七名貴族投票通過的簡單法令（即使按照議會霸道的傳統標準來看，這也是不合法的），宣佈了他的罪狀。他死的時候，表現出奉教虔誠的勇氣，十分藐視他的仇人，也為國王的未來表示擔憂。審訊其餘三案時，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六個星期裡，托爾希爾五次豎起死刑架[ 1644年12月23日，亞歷山大·卡魯爵士被處死；1645年1月1日，小約翰·霍瑟姆被處死；1月2日，約翰·霍瑟姆被處死；1月10日，勞德被處死；2月20日，麥圭爾被處死。
]，比革命以來任何時期的次數都多。在殺勞德的前一個星期中，一直被人們勉強容忍的英國國教禮拜儀式正式取消。經教士會的提議，一本名為《公共禮拜指南》的書經議會批准，取而代之。黨魁們明知這樣的革新會招致許多人反對，但是為了保持即將會丟掉的權利，他們需要信教狂熱的長老會派的支持，因此對他們有求必應，不敢拒絕。獨立派努力想讓上議院通過具有決定性的法令，於是開始有人遞請願書，甚至有些近乎威脅，要求貴族與眾議員同在一院開會。12月18日，議員們禁食一天，在威斯敏斯特宣講聖道，祈求上帝光照他們的心胸。經過多次通信往來及會商之後，1月13日，下議院全體走到上議院，要求採用這條法令，但貴族們已經作出決定，就在這一天否決了這個法令。
這樣的勝利好像很重大，時機也很合適。在阿克斯布裡奇談判的時間臨近了。那些從倫敦逃走的議員偷偷摸摸地在牛津開過第二次會議，由於他們竭力苦勸，查理終於答應稱威斯敏斯特的上下兩院為議會（1644年12月底）。他寫信給王后說道：「如果內閣裡有兩個人同意我，我是絕不肯讓步的。」同時，他選定了他的委員，幾乎全部都是主和派；議會也派出委員，其中只有哈里·文、聖約翰和普裡多懷有異心。1月29日，雙方的談判代表都到達阿克斯布裡奇，滿懷好意與希望。
他們彼此都以熱誠相見，以禮相待，很多人原本就是很好的朋友。當天晚上，海德、科爾佩珀、帕爾默、懷特洛克、霍利斯、皮爾龐特互相拜訪，以能合力為國家求和平而相慶。談判以二十天為期，磋商的重點是宗教、民團與愛爾蘭問題。商定每個題目討論三天，或連續討論，或交替討論。在他們商討的初級階段，磋商進行得很順利，相互之間頗為信任和客氣。但當討論開始進入正題的時候（1月30日），在談判的會議桌上，所有困難又出現了。議會本身就有好幾派，每派都有自己的根本利害所在，誰也不肯後退一步。牛津的委員們對每一派做出的讓步，又是其他各方所拒絕的。每方面都盯牢一個大問題，就是和談之後大權是否在自己手上。這是最要緊的條件，這點若不成立，就無談判可言。先談的是宗教問題，不久就變成神學的爭論。大家最開始還彼此客客氣氣，後來逐漸變成舌槍唇劍；有幾個委員因為一些問題阻礙公開討論的進行，就私下商量以便掃除障礙，但這樣的私談也很快變為反唇相譏。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暴露出各種糾纏不清的問題，暴露出主和願望與和談毫無用處。有一天是集市日期，一個從倫敦來的狂熱講經師洛夫，在阿克斯布裡奇的教堂裡當著許多聽經人的面，以最惡毒的語言猛烈攻擊保王黨與議和。他說：「議和沒有任何好處，從牛津來的人們滿心只想流人民的血，他們不過要敷衍人民，直到他們能夠下狠手傷害人民為止。」國王的委員們要求懲辦這個人的膽大胡言，但議員們只肯打發他離開阿克斯布裡奇，不敢再做什麼。有許多不利於國王的謠傳，說國王雖然對他的內閣作了讓步，其實他並不想要和平，他曾答應王后，不得到她的許可，決不訂立什麼條件。他倒是一心企圖醞釀議會內部的不和，甚至有人懷疑他私下同愛爾蘭天主教徒立約，要他們成立軍隊。無論他的委員們怎樣鄭重其事地矢口否認，也不能令倫敦消除對國王的懷疑。
這時，指定的談判期限快到了，議會無意延期。主和的人眼見兩方委員還不曾得到什麼結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於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時候，協同作出最後努力。在他們看來，關於民團問題，如果國王作一些讓步，例如在若干年內讓出指揮民團之權，交給幾個領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頓伯爵就急匆匆地趕往牛津，請求國王讓出這個兵權。起初查理不肯，後來貴族們懇求，為了他的君位與人民，千萬不要拒絕這樣的講和機會。查理終於讓步了，提議將民團交給某幾個統領，其中就有費爾法克斯和克倫威爾兩人。他的顧問們喜不自勝，以為全部困難很快就可以結束。次日，南安普頓伯爵準備返回阿克斯布裡奇前，他去見國王，接受國王的書面訓令。不料國王竟收回諾言，斷然拒絕讓步，使伯爵非常詫異。
原來前夜國王得到蒙特羅斯勳爵從蘇格蘭送來的一封信，導致他忽然改變主意。在兩星期前，蒙特羅斯在阿蓋爾郡的因弗湖大敗阿蓋爾親自統領的蘇格蘭兵（2月2日）。他在信中把這件事告訴國王之後，就說他極端反對同英格蘭的反叛議會立約。他自信能夠帶一支英勇的軍隊來效忠國王，為國王征服兩個王國中的叛逆。這封信恢復了國王的最大希望。南安普頓伯爵雖然不是那麼自信，卻不再力勸國王。於是他把國王拒絕的話帶回阿克斯布裡奇，卻不說出原因。長老會派的領袖們回到威斯敏斯特，因為和議不成，心痛欲裂，而且他們又再次處於危險境地了。
當他們不在倫敦的時候，這裡的情況變得更危險了。獨立派拋棄克己的法令，開始改組軍隊。幾天之中，諸事便齊備了，計劃、形式、經費和籌款的方法全都有了。規定將來有一支常備軍，二萬一千人，歸一個指揮官統領，這個將軍有權委派他部下的全部軍官，只要議會批准。大家一致推選費爾法克斯擔任這個將軍，他異常勇敢，為人坦白，善於取勝，早已眾望所歸。克倫威爾當眾贊成派他做將軍，私底下也對本黨表示物色得當。埃塞克斯雖然保住了他的軍階，沃勒與曼徹斯特也保住了他們的軍官委任，卻毫無權力了。1月28日，實行這次調整辦法的法令送到上議院。貴族們原想提議幾個修正案，並拖長辯論，以耽擱法令的通過。但是下議院議員們有人民作後盾，迫使法案通行無阻，貴族們只好讓步。2月19日，費爾法克斯經過介紹來到議會，他站在一把專為他準備的椅子旁，質樸而謙恭地領受議長的正式獎勵表揚。
長老會派的領袖們一回到威斯敏斯特，就想努力彌補這次失敗。上院很憤激地表示不滿，說最近有人針對上議院使用攻擊性和威脅性的語言，還到處傳播，下議院正考慮要廢除貴族。3月24日，下議院作出答覆，鄭重宣佈他們非常尊重並將堅決支持貴族們的權利。蘇格蘭的委員們以盟約的名義，對兩院說了一番抗議的話，下議院不予理睬，送出另外一條法令給上院，進一步加強費爾法克斯的權力。在給他的委任令中，下院刪去了一句話（以前的所有委任令都有這句話）：「要保障國王的人身安全。」貴族們決議恢復這句話，而下議院議員們表示拒絕，他們說：「這句話會令士兵們灰心，且鼓勵國王率領他的軍隊冒一切冒險。」貴族們卻一定要恢復這句話，在連續三次投票時，贊成票與反對票都相同。因為這樣，諸事都懸而不決。下議院議員們說，他們已盡其所能，若因此耽延誤事，貴族們就該對國家負責。貴族們其實已經料到這樣反對下去毫無用處，也已經看到即將到來的結局，所以開始放棄抵抗了。正在這個時候，阿蓋爾侯爵從蘇格蘭趕來。以宗教論，他是長老會中人；但以政治論，他屬於更大膽的思想家之列。獨立派的人，尤其是哈里·文與克倫威爾，不久就同他成為親密朋友。況且阿蓋爾有新仇要報，這個人有優異而豐富的知識，思想活躍，但他在議事廳內所表現的堅決卻遠勝過在戰場上。蒙特羅斯打勝蘇格蘭人那一仗，阿蓋爾剛到湖中，還不曾靠近戰場呢，一看見他的軍隊潰散，就自己逃了。從這一天起，無論在英格蘭還是蘇格蘭，保王黨們一提起阿蓋爾的名字就趁機侮辱他。只有讓保王黨完全失敗，才能使他的報復心理得到滿足。他施用自己的影響勸告蘇格蘭委員們和幾個長老會派的頭領，不要再反對重新組織軍隊，而且不要反對自我克制的法令。埃塞克斯看到他的朋友們決心在動搖，便決定在他們示弱之前就宣告辭職。4月1日，他出席上議院會議時，突然站立起來，拿著一張稿紙，說道：「諸位勳爵，我從前奉兩院的命令，擔負這個重任。我敢說，我受命以來，在三年時間中，我一直盡心為你們效力。在此過程中，我希望我既沒有失去自己的榮譽，又沒有辜負公眾。現在，我看見通過了的這許多的法令，就知道下院想要我空出我的位置。在格羅斯特之役後，我就想辭職。無論人家怎樣批評我，我都不是為了自己而久不辭職，只因有許多人為公益著想，對我委以重任，也有許多人表示愛戴，我不能不聽他們苦勸。我現在辭職，把我的使命交還當日給我的人。有人相信我的辭職會有利於現在不妙的時局，我但願如此。我請求兩院查核現在被免職軍官們的欠薪單，照發大部分欠餉，以維持他們的生計，未給的部分將來由公家償還。諸位勳爵，我知道我們處於現在這樣不幸的時局，私心在所難免，但是明智與博愛應該對此加以限制，不讓它傷害國家。但願我這個建議提得還算及時，我因為熱愛議會才有這個舉動，無論議會怎麼對待我，我還是衷心祝願議會興旺發達。」
這番演說，在上議院看來，好像是從天而降的救贖。他們趕快通知下議院，不加修正就通過了重新組織軍隊的法令。鄧比和曼徹斯特兩伯爵也同時辭職。上院為他們兩人因愛國而作出的犧牲，投票議決感謝他們，給他們許多承諾，下議院全體贊成。翌日，上議院毫無阻礙地通過一條自我否定的法令，與最初的略有不同，卻有助於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次鬥爭曾使人們很不放心，現在終於結束了，人們深感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