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親王在北京
倫敦，1848年4月3日。維多利亞女王的頭在痛。她這樣臉貼地跪在木碼頭上已經有20分鐘了。她強忍住淚水，既憤怒又恐懼，並且已精疲力竭。現在，天開始下起雨來。綿綿細雨浸濕著她的衣裙。她只希望，沒人誤以為她是因恐懼而戰慄。
她的丈夫就在她身旁。如果她伸出手臂，就可以將手搭在他肩上，或者為他理順被雨打濕的頭髮，賦予他力量，以面對即將到來的一切。要是時間能夠靜止不動就好了，或者匆匆過去。要是她和艾伯特親王在別的地方就好了，只要不在這裡。
他們就這樣等待著——維多利亞女王、艾伯特親王、威靈頓公爵和大半的朝臣——雙膝跪地等在雨中。看得出來，河上出了點問題。由於中國艦隊的旗艦過於龐大，無法駛入東印度碼頭，總督耆英大張旗鼓的倫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裝甲汽船，此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可即使是耆英號，對於布萊克沃爾的碼頭來說，還是嫌大了些。6只拖船牽引著耆英號進港，場面一片混亂。總督耆英面無表情。
透過眼角的餘光，維多利亞女王可以瞥見碼頭上的小型中國樂隊。一個小時前，樂手們的絲質長袍和怪異的帽子看起來還非常華麗，現在被英格蘭的雨水打濕了，凌亂不堪。以為耆英的轎子即將上岸，樂隊四度奏起嘈雜的東方樂曲，又四度戛然而止。第五次，樂手們終於奏至曲終。維多利亞女王心中一顫。耆英終究要上岸的，這事真的發生了。
接著，耆英的隨從赫然出現在他們面前，如此貼近，維多利亞女王都能看清他鞋上的針腳。鞋面上繡著小小的龍、升騰的雲煙和火焰，比她的侍女的女紅要精緻得多。
隨從以單調低沉的聲音，朗讀著來自北京的官方聲明。維多利亞女王已知曉上面的內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顛女王向宗主國致敬的意願；維多利亞女王乞求向清帝國進貢和納稅，並頓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將英帝國納為中國的領地，並准許英國遵從中國之道。
但在英國，人人皆知實際上發生了什麼。起初，中國人受到了歡迎。中國資助過英國人民反抗拿破侖的戰爭，後者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不准英國船隻駛進歐洲各港口。但1815年後，中國銷往英國的商品越來越廉價，最終導致蘭開夏的紡織廠破產倒閉。當英國人抗議並提高關稅時，中國軍隊將驕傲的英國皇家海軍一舉擊潰，將納爾遜海軍上將擊斃，並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線的各個城鎮。近8個世紀以來，英國無人能侵，可是如今，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將永遠記入恥辱的史冊。她的統治時期充斥著兇殺、洗劫和綁架，充斥著戰敗、恥辱和死亡。現在，耆英，這個道光皇帝的奴才，親自來了，越發顯得偽善和不懷好意。
這時，跪在維多利亞女王身後的翻譯輕咳了一聲，只有女王能夠聽到。這是一個信號：耆英的下屬已講到賦予她「兒皇帝」身份的部分了。維多利亞女王從碼頭上抬起前額，起身恭受屬於野蠻人的帽子和長袍，那象徵著英國的恥辱。她這才第一次端詳起耆英來。
她不曾料想，眼前的這個中年人如此充滿才智，如此活力四射。他難道真是那個令她畏懼的怪物嗎？這時，耆英也第一次看到維多利亞女王。他看過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的畫像，但她比想像中更為健碩、更為尋常，並且十分年輕。她浸在雨水中，渾身都濕透了，甲板上的泥點濺了她一臉。她甚至不知道如何規矩地叩頭。多麼粗鄙的人啊！
最可怕的、無法想像的時刻到了。兩名中國官員深鞠著躬從耆英背後走出，扶艾伯特親王起身。維多利亞女王知道，她既不能出聲，也不能動彈——事實上，她僵在原地，抗議不得。
他們把艾伯特親王領走了。艾伯特親王莊嚴地走了，他步履蹣跚，停了下來，回頭望著維多利亞女王。那一眼裡，彷彿有整個世界。維多利亞女王昏倒了。她還未倒在甲板上，就被一個中國侍從扶住——在這樣的場合，一個女王，即使是一個外國的邪惡女王，暈倒受傷也是不妥的。艾伯特親王彷彿夢遊一般，失魂落魄，他的表情凝固了，他喘著粗氣，離開了自己的國土。他登上踏板，走進深鎖的豪華船艙，踏上了去中國的航程。在那裡，他將作為道光皇帝的陪臣幽居在北京城中。等到維多利亞女王甦醒過來，艾伯特親王已經走了。終於，她忍不住嗚咽起來，渾身都在顫抖。艾伯特親王要花費半年時間才能到北京，回來也要同樣長的時間。他還要在那些野蠻的中國人中生活更長的時間，才能得到道光皇帝的召見。她能做什麼呢？孤身一人，她將如何保護自己的人民？在這一切暴行之後，她將如何面對這個萬惡的耆英？
艾伯特親王一去不返。他到了北京，在那裡，他以流利的中文和對儒家經典的瞭如指掌震驚了天朝。就在他走後不久，接踵而至的消息是，失去土地的農民發動起義，砸毀打穀機，起義風潮席捲英國南部，血腥的巷戰在半數歐洲國家的首都爆發。幾天後，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上書，建議將艾伯特這樣有才能的親王幽禁在中國，保障其安全。這一暴動是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陣痛，中華帝國也曾經歷過，但面對如此騷動的民眾，不應心存僥倖。
於是，艾伯特親王幽居在北京城中。他丟棄了英國人的裝束，留起了滿族人的長辮子，時光荏苒，年復一年，他對中國的經典日漸諳熟。他獨自在中國生活，終日與佛塔為伴，垂垂老矣。在這金籠子裡被幽禁了13年之後，他終於棄世而去。
在世界的另一面，維多利亞女王把自己關在白金漢宮寒冷的房間裡，對她的殖民宗主不聞不問。英國完全由耆英治理，數不勝數的所謂政客匍匐著乞求與他做交易。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駕崩的時候，沒有舉行國葬，人們只是聳聳肩，帶著諷刺的微笑看著這一中華帝國時代之前的最後一件老古董湮沒於史冊。
從圓明園中搶走的京巴狗
當然，事實上，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至多只發生了一部分。確實存在一艘叫「耆英號」的中國船隻，它也確實曾在1848年4月駛入倫敦的東印度碼頭（見圖1），但那並不是艘裝甲艦，也並未載著一名中國總督到倫敦來：真實的耆英號只是一艘裝飾華麗的木質帆船。幾個英國商人幾年前在英國的殖民地香港買下這艘小船，他們覺得，將它送回故國會是一大笑料。
維多利亞女王、艾伯特親王和威靈頓公爵確實曾駕臨泰晤士河畔，但並不是來給他們的新主子叩頭的。相反，他們是作為遊客來觀賞在英國所見的第一艘中國船的。這艘船確實是以兩廣總督耆英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耆英並沒有在1842年中國水師摧毀英國皇家海軍後接受英國的臣服。真實情況是，他在那一年代表中國政府向英軍求和。在此之前，一支英國海軍中隊摧毀了其所到之處的所有中國戰艦，使中國的海防炮台寂然無聲，封鎖了聯繫京城和魚米之鄉江南的大運河，使京城陷於饑荒之中。1848年，道光皇帝確實統治著中國，但他並沒有使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親王勞燕分飛。事實上，女王夫婦十分恩愛地繼續生活在一起，維多利亞女王不時發點兒脾氣，直到艾伯特親王1861年辭世。實際上是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親王使得道光皇帝夫婦勞燕分飛。
圖A-1 真實的耆英號：1848年成群結隊的倫敦人划船爭相觀看。（《倫敦新聞畫報》載圖）
歷史往往比小說更不可思議。維多利亞女王的同胞打垮道光皇帝，使他的帝國搖搖欲墜，為的是最具英國特色的事物——一杯茶，或者確切地說，是幾十億杯茶。在18世紀90年代，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控制著南亞地區，將其視為自己的封地，該公司每年從中國運往倫敦的茶葉價值達2300萬英鎊。雖然利潤之大令人瞠目結舌，但還是存在一個問題：中國政府無意於進口英國製造的商品作為交換，中國政府只需要銀子。東印度公司感到籌措可維持貿易的資金頗為困難。當商人們意識到，不管中國政府需要什麼，中國人民總會需要些別的東西時，他們感到欣喜若狂，那就是——鴉片。最好的鴉片種植在印度，而印度正是東印度公司的勢力範圍。在廣州——一處外商可以進行貿易的中國港口，商人們出賣鴉片換取銀子，再用這些銀子去購買茶葉，最後再在倫敦高價銷售茶葉。
然而，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導致另一個問題的產生，在貿易中同樣如此。印度人食用鴉片，英國人則將鴉片溶於水飲用，每年大約消耗10～20噸（有些是用於鎮靜嬰兒）。這兩種食用方式只產生輕微的鎮靜作用，足以使古怪的詩人靈感大發，或者刺激公爵、伯爵們沉湎於酒色，但不足為慮。可是，中國人吸食鴉片。其中的差異，就好比咀嚼古柯葉和將其在煙斗中點燃吸食的差異一樣。英國毒販故意忽視其中的差別，可道光皇帝並沒有，於是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了。
這是一場稀奇古怪的戰爭，不久便演變成了個人對決——在道光皇帝的禁煙力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艦長之間。當義律意識到自己行將失敗，他慫恿英國毒販向林則徐交出令人咋舌的1700噸鴉片，並向這些毒販保證，英國政府將補償他們的損失。毒販們並不知道義律是否有權做出如此保證，但他們還是將補償諾言照單全收了。林則徐收繳了鴉片，義律保全了面子，也維持了茶葉貿易，而毒販們則為毒品得到了最高的補償（加上利息和運費）。每個人都是贏家。
這裡說的每個人，要除去英國首相墨爾本。墨爾本不是贏家，他得找到200萬英鎊來補償毒販的損失。區區海軍艦長讓堂堂首相如此難堪，聽來未免匪夷所思，但是義律清楚，他可以依靠財團遊說議會以彌補損失。於是，圍繞著墨爾本，各種複雜的人際、政治、經濟利益糾纏在一起，使得墨爾本別無選擇，唯有先付清這筆錢，然後派遣一支遠征軍前往中國，迫使中國政府賠償英國鴉片被繳造成的損失。
這可不是大英帝國最為輝煌的時刻。要尋找當代的例子進行類比是不可能準確的，就好比為了反擊美國禁毒署突擊搜查毒品的行動，蒂華納販毒集團勸說墨西哥政府一路殺進聖迭戈，要求白宮賠償毒品大亨被繳可卡因的損失（加上利息和運費），並承擔遠征軍的開支。試想，就在我們身邊，一支墨西哥艦隊佔領了卡塔利娜島作為下一步行動的基地，並威脅封鎖華盛頓，直到國會給予蒂華納毒品大亨在洛杉磯、芝加哥和紐約的毒品專賣權。
當然，其中的差異是，墨西哥絕不可能炮轟聖迭戈，而在1840年，英國卻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英國戰艦以摧枯拉朽之勢打垮了中國的海防，耆英被迫簽訂了一份屈辱的條約，開放中國的通商口岸並允許傳教士進入。道光皇帝的后妃並沒有被擄去倫敦，如同作者在本書開頭所假想的艾伯特親王進京那樣，但是，鴉片戰爭還是擊垮了道光皇帝。他使3億臣民在英國人面前卑躬屈膝，背叛了兩千年來祖宗留下的傳統。他應該感覺一敗塗地——中國四分五裂，毒品成癮者人數大幅飆升，整個國家如脫韁之馬失去控制，傳統習俗土崩瓦解。
在這個風雲動盪的世界上，一個科舉落榜的書生洪秀全嶄露頭角。他在廣州城外長大，四次進城趕考，又四次落榜。最後，在1843年，他心力交瘁，被抬著回到了家鄉。在高燒的幻夢中，天使帶著他翩然飛昇到了天堂。在那兒，他遇到了一個據說是他兄長的人，他們在長鬚飄飄的父親的注視下，並肩與魔鬼戰鬥。村裡沒人能解讀他這個夢的含義，好幾年了，洪秀全似乎忘了這個夢。直到有一天，他翻開一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是他在去廣州應試途中別人發給他的。
圖A-2 並非最輝煌的時刻：1842年，英國艦船炸毀長江上的中國戰船。圖中最右端是「復仇女神」號，世界上第一艘鐵甲戰艦
那本小冊子是對基督教《聖經》的詮釋，洪秀全意識到，其中蘊藏著破解他那場幻夢的鑰匙。顯然，夢中的兄長正是耶穌，而洪秀全則是天父的中國兒子。夢中，洪秀全和耶穌齊心協力將魔鬼逐出了天堂，這個夢似乎昭示著天父希望洪秀全將魔鬼逐出人世。洪秀全將基督教的部分教義與儒家學說雜糅在一起，宣告太平天國誕生。憤怒的農民和遊民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下雲集響應。到了1850年，他的烏合之眾擊垮了前來鎮壓的組織渙散的清軍。他順應天父的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激進的社會改革：他分田地，立法保護婦女的平等權利，甚至禁止纏足。
在19世紀60年代初，當美國人在槍炮聲中自相殘殺，打響世界上第一場現代戰爭時，中國人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用的是大刀和長矛，打的是世界上最後一場傳統戰爭。這場傳統戰爭的殘忍恐怖程度，使得那場現代戰爭難以望其項背。戰爭共造成2000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於饑荒和疾病。西方外交家和將軍利用這場混亂，把自己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張到東亞地區。1854年，為了尋求加利福尼亞與中國之間的裝煤站，美國海軍准將佩裡迫使日本打開口岸。1858年，英、法、美三國又從中國攫取了新的特權。可想而知，咸豐帝對毀了他父親道光帝的洋鬼子恨之入骨，現在則忙於鎮壓洪秀全的農民起義軍，設法逃避新條約的束縛。但是咸豐帝舉步維艱，因為英法兩國政府提供了他無法拒絕的「優厚條件」。英法聯軍開進北京城，咸豐帝顏面盡失地逃往熱河。
英法聯軍隨後放火焚燬了風景秀麗的圓明園，這讓咸豐帝認識到，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對紫禁城也可以一焚了之。咸豐帝投降了，他的頹廢比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從此蟄伏不出，也不面見群臣，終日沉湎於大煙與女色之中以求慰藉。他於一年後駕崩。數月後，艾伯特親王也離開了人世。艾伯特親王長年累月地告誡英國政府糟糕的排污系統會傳播疾病，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死於溫莎城堡骯髒的下水道帶來的傷寒。更悲哀的是，維多利亞女王——這位與她的丈夫一樣深愛現代管道系統的女王，在她丈夫去世時，正在盥洗室裡。
痛失一生的摯愛，維多利亞女王陷入深深的哀傷之中，情緒也變得喜怒無常。但她也並非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英國軍官向她獻上從北京圓明園劫掠來的珍玩——一隻京巴狗。維多利亞女王叫這隻狗「洛蒂」。
蘇格拉底和孔子：西方的優勢是長期注定的嗎
為何歷史會循著這樣的路徑發展，把洛蒂帶到巴爾莫勒爾堡，讓它與維多利亞女王相伴終老，而不是讓艾伯特親王去北京研習儒家學說？為什麼在1842年，是英國艦船橫衝直撞，沿著長江逆流而上，而不是中國艦船駛入泰晤士河？或者更明確地說，西方緣何主宰世界？
要說西方「主宰」，可能語氣上聽起來有些強硬，畢竟，無論我們如何定義「西方」（這個問題後面還將述及），自1840年以來，西方人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運作一個世界政府，也不能為所欲為。許多年長者一定還記得，1975年美國人灰頭土臉地從越南西貢（即今天的胡志明市）撤兵，以及20世紀80年代日本工廠將它們的西方對手擠出行業。很多人會感覺到，我們今天所購之物皆是中國製造。但顯而易見的是，在過去的100多年中，西方人把軍隊開進亞洲，而不是相反。東亞的政府在西方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間痛苦掙扎，可是沒有哪個西方政府試圖以儒家學說或者道家學說管理社會。東方人常跨越語言的藩籬，以英語互相交流，可歐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這樣交流。正如一位馬來西亞律師直言不諱地告訴英國記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那樣：「我穿著你們的衣服，說著你們的語言，看著你們的電影，就連今天是什麼日期，都是你們說了算。」
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自從維多利亞女王派去的部隊搶走了京巴狗洛蒂，西方已經史無前例地主宰了全球。
乍看起來，這一任務似乎並不艱巨。幾乎人人贊同西方主宰世界，因為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而非東方。18世紀，是英國企業家釋放出了蘊藏在蒸汽與煤炭之中的無窮威力。工廠、鐵路和艦炮給予19世紀的歐洲人和美國人統治全球的能力，而飛機、電腦和核武器則使他們20世紀的接班人鞏固了這一統治地位。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必然的。如果1839年義律艦長沒有迫使首相墨爾本插足發兵，英國可能不會在那年攻打中國；如果欽差大臣林則徐更注意加強海防，英國軍隊可能不會如此輕易得手。但這確實意味著，不論時機何時成熟，不論哪位君主在位，不論誰贏得選舉，不論誰領兵打仗，西方終將在19世紀操得勝券。英國詩人和政治家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在1898年總結得恰到好處：
無論發生什麼，我們有
馬克沁機槍，而他們沒有。
故事終。
然而，這當然不是故事的結局，它只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為何西方擁有馬克沁機槍，而其他地方沒有？這是我將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因為答案會告訴我們，西方緣何主宰當今世界。然後，我們可以據此提出第二個問題。人們關注西方緣何主宰的理由之一是，他們想要知道，這一現狀是否會繼續存在，會繼續存在多久，會以何種方式繼續存在——即接下來將會發生些什麼。
當20世紀緩緩過去，日本作為一個大國崛起，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在21世紀早期，它將是不可迴避的。中國的經濟規模每6年就會翻一番，在2030年以前，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正如我所述，在2010年年初，大多數經濟學家指望著中國，而非歐美，重新點燃世界經濟的引擎。2008年，中國主辦了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兩個中國「太空人」成功進行了太空行走。中國和朝鮮都擁有核武器，西方戰略家擔心美國將如何適應中國的崛起。西方的主宰地位還能保持多久，這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歷史學家的預言能力之差是眾所周知的，所以他們大多拒絕談論未來。
然而，關於西方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識到，業餘歷史學家溫斯頓·丘吉爾的理解比大多數專業學者要透徹得多。「你越能回溯歷史，」丘吉爾堅稱，「便越有可能展望未來。」按照這一思路（雖然丘吉爾可能並不會贊同我的回答），我認為弄明白西方為何主宰當今世界，有助於瞭解21世紀將會出現何種局面。
當然，我並非第一個探究西方為何主宰世界的人。這一問題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紀以前，這一問題很少有人提及，因為那時它並無多大意義。17世紀，西方知識分子首次開始認真地琢磨中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東方的悠久歷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慚形穢；而少數當時關注西方的東方人對此也認為理所當然。有些中國官員欣賞西方人精巧的鐘錶、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確的曆法，但他們並不覺得傚法這些除此之外一無長物的西方人有何價值。如果18世紀的中國皇帝知道伏爾泰等法國哲學家寫詩讚頌他們，他們很有可能認為，這些法國哲學家們本該如此。
但自從工廠煙囪裡排放的濃煙密佈英國的天空，歐洲知識分子們便意識到，他們有一個問題，但這並不是一個糟糕的問題——他們似乎正在主宰世界，卻不知為何。
歐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現實主義者都在思索西方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癡如狂，產生了千奇百怪的預言和理論。關於這一問題的答案主要分為兩類，我將其分別命名為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無須贅述，並非每種想法都能恰巧歸入某一陣營，但這一分類方式的確有助於聚焦問題。
長期注定理論的觀點是，自從史前時期，某一關鍵因素使得東西方判然有別，從而決定了工業革命必然發生在西方。至於這一關鍵因素到底是什麼，以及它何時開始發揮作用，長期派內部產生了激烈分歧。他們中有些人強調物質因素，如氣候、地形或者自然資源，其他人則指向一些無形的因素，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視物質因素的人傾向於把「長期」看得極為漫長，他們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時期末期，有些甚至上溯至更為久遠的年代。而那些強調文化因素的人則把「長期」看得稍微短些，僅上溯1000年至中世紀，或者上溯2500年至古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和中國古代聖賢孔子生活的時代。
但是有一點，那些持長期注定理論的人是一致贊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紀40年代英國人長驅直入攻進上海，還是10年後美國人迫使日本開放口岸，在冥冥之中，這些都是在幾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個持長期注定理論的人會說，以艾伯特親王在北京和京巴狗洛蒂在巴爾莫勒爾堡這兩個反差鮮明的場景作為本書的開頭，作者是個十足的傻瓜。維多利亞女王是穩操勝券的，這一結果無法避免。這在無數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來，在1750～1950年，幾乎所有解釋西方緣何主宰的理論都是長期注定理論的變體。其中家喻戶曉的版本是，歐洲人在文化上擁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自從羅馬帝國日薄西山，大多數歐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為基督徒，尋根溯源至《新約》。但在解釋西方緣何主宰的問題上，一些18世紀的知識分子則另闢蹊徑，重新為自己尋找了一個源頭。他們認為，2500年以前，古希臘人創造了一種以理性、創新和自由為特徵的獨特文化，正是這種文化使歐洲人與眾不同。他們也承認，東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東方的傳統是無序、保守和等級森嚴的，無法與西方思想匹敵。由此，許多歐洲人得出結論，他們攻城略地，包舉宇內，是因為他們有優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經濟和軍事優越性中痛苦掙扎的東方知識分子，就算歷盡波折，往往最後接受了這一論調。在美國海軍准將佩裡叩關東京灣的20年內，日本興起了明治維新運動。一批法國啟蒙運動和英國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被譯成日文，倡導民主改革、發展實業、解放婦女以趕上西方的思潮應運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將英語作為國語。19世紀70年代，像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這樣的日本知識分子則強調問題的形成是長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國，而中國在遙遠的過去就已誤入歧途。結果是，日本僅僅是「半開化」。福澤諭吉認為，雖然這個問題是長期注定的，但也並非不可動搖。通過摒拒中國影響，日本也可以達到完全開化。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宣稱，中國的傳統從根本上說仍然是完好的，中國只需要造些汽船，買些洋槍。最終證明這是一個謬論。1895年，現代化的日本軍隊奇襲中國要塞，繳獲中國軍隊的洋槍，並瞄準中國的軍艦。顯而易見，問題的深度遠遠超過了擁有合適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追隨日本的道路，譯介經濟學和進化論方面的西方書籍。與福澤諭吉的觀點相同，他們的結論是，西方的主宰是長期注定的，但並非不可改變，通過摒拒過去，中國也可以迎頭趕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長期注定理論的人認為，東方是無能為力的。他們認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極，但那並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為文化本身是有物質起因的。有些人相信，東方過於炎熱，或者瘴癘盛行，故而無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樣具有創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為東方人口過密，消耗了所有的剩餘產品，人們的生活水平只能維持在一個很低的層次上，因而無法產生像西方那樣自由、前瞻的社會形態。
各種各樣帶著不同政治色彩的長期注定理論紛紛湧現，其中以馬克思的版本最為重要，影響力也最大。就在英國軍隊搶走京巴狗洛蒂時，正在為《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國問題專欄撰稿的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確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認為，數千年來，東方國家是如此的集權和強大，以至於阻遏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古代的歐洲從封建主義進化到資本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又帶來了共產主義，而東方卻滯留在君主專制階段，無法走上與西方一樣的進步道路。儘管歷史並未完全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發展，後來的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列寧和他的追隨者）改進了馬克思的理論，聲稱一場革命的先鋒運動可能將古老的東方從沉睡中驚醒。但是列寧主義者們也認為，只有當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打碎陳腐的舊制度時，這一切才會發生。
整個21世紀，西方繼續跳著複雜的舞步，史學家們發現了一些似乎並不符合長期注定理論的史實，而長期派則據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論。例如，如今無人質疑，當歐洲的航海大發現時代剛剛開始時，中國的航海技術遙遙領先，中國船員已經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區、東非地區，可能還包括澳大利亞。[1]
1405年，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從南京出發駛向斯里蘭卡，他率領的船隊有將近300艘艦船。其中既有運輸飲用水的水船，也有宏偉的寶船，後者裝備有先進的船舵、水密倉和複雜的信號發送裝置。在他的2.7萬名船員中，有180名醫生和藥劑師。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492年，哥倫布從西班牙加的斯出發的時候，他手下只有3艘船，90名船員。哥倫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鄭和寶船的1/30，85英尺[2]的船長還不及鄭和寶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舵桿的兩倍長。哥倫布的船隊既無水船，也無醫生。鄭和有羅盤指路，憑借21英尺長的海圖，他對印度洋瞭如指掌。而哥倫布則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說正向哪兒駛去。
這可能使任何一個認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遙遠的過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躊躇，但也有幾本重要的著作爭辯道，歸根結底，鄭和的例子也符合長期注定理論，只是解釋更為錯綜複雜而已。例如，經濟學家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著《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詮釋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歐洲對中國擁有絕對優勢的說法。他提出新論，認為中國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權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統治者從鄭和航行中牟利的動機。因為所向無敵，大多數中國皇帝擔心的不是自己如何獲得更多財富，而是貿易可能使不受歡迎的商人階層致富。又因為國家非常強大，他們可以禁止這種危險的做法。在15世紀30年代，遠洋航海活動被禁止，鄭和的航海記錄可能於15世紀70年代被毀，從而終結了中國偉大的航海時代。
生物和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經典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Germs，and Steel）中有類似的論述。他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是解釋為何在貫穿中國和地中海的那個緯度帶內誕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寫道，歐洲而不是中國主宰當今世界的原因是，歐洲的半島地形使得小王國有能力抵禦潛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權力，而中國更為渾圓的海岸線使得中央集權而不是諸侯割據成為偏好，由此帶來的政治統一使得15世紀的中國皇帝能夠禁止鄭和那樣的航行。
與之相反，在政治權力分散的歐洲，儘管一個又一個君主拒絕了哥倫布瘋狂的提議，他總能另尋明主。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假如鄭和像哥倫布那樣有如此眾多的選擇，可能1519年埃爾南·科爾特斯[3]（Hernan Corte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將是個中國統治者，而不是遭受厄運的孟特儒[4]（Montezuma）。但是根據長期注定理論，巨大的非人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這種設想淪為空談。
然而，鄭和的航海之舉和其他許多史實使有些人瞠目結舌，無法再契合長期注定理論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敗了沙皇俄國，表明東方國家也可以使歐洲人在耗資靡費的戰爭中甘拜下風。1942年，日本曾一度將西方勢力逐出太平洋地區，然後，又在1945年驟然跌落，落得戰敗的下場。
後來，日本轉變方向，重新崛起，成為經濟巨頭。1978年以來，正如我們所知，中國在走一條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甚至在2008年經濟危機最為嚴重的時期，中國經濟仍然持續增長，增長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其經濟形勢最好的年份裡也會忌妒。或許，我們需要將老問題暫且擱置，而提出一個新問題：不是西方緣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長期注定理論就是為一個並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尋求遠古解釋，自然也就是一紙空談了。
這種種不確定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一些西方歷史學家已經發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論，解釋為何西方曾經主宰世界，而今卻喪失了主宰地位。我把這些理論稱為「短期偶然」理論。短期偶然理論相比長期注定理論要更為複雜，並且這一陣營中存在著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點，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論的人是一致贊同的，那就是，長期注定理論的幾乎所有觀點都是錯的。西方並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確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紀以後，在鴉片戰爭前夕，西方才暫時領先於東方，即使是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親王在北京的假想場景並不是我愚蠢的虛構。它完全可能發生。
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一切都是偶然嗎
加利福尼亞州的奧蘭治縣聞名於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齊的棕櫚樹和長期居住於此的影星約翰·韋恩（John Wayne，當地機場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雖然他並不喜歡飛機在高爾夫球場上空飛過），而不是激進的學術。可是在20世紀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歷史短期偶然理論的中心。兩位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王國斌（Bin Wong）[5]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會學家王豐，撰寫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主張不管從哪方面考察——生態結構或家庭結構，技術和工業或金融和機構，生活水平或消費品位——遲至19世紀，東西方之間的相似之處仍然要比差異之處多得多。
如果他們的說法成立，要想解釋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倫敦，而不是艾伯特親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難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論者，如標新立異的經濟學家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寫過30多本著作，從史前學到拉美金融，內容無所不包），他認為東方的條件實際上比西方更有利於工業革命的發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變了這一狀況。弗蘭克總結道，歐洲僅僅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個遙遠的邊緣半島」。因為亞洲市場蘊藏著真正的財富，歐洲人非常渴望進入亞洲市場。1000年前，他們試圖通過十字軍東征開闢通向中東的道路。當發現這樣做行不通的時候，有些歐洲人，像哥倫布，轉而試圖向西航行以到達中國。
那樣做也失敗了，因為有美洲橫亙在中間，但弗蘭克認為，哥倫布的錯誤恰恰標誌著歐洲在世界體系中地位發生變化的開端。在16世紀，中國經濟欣欣向榮，卻面臨著持續的白銀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銀，為了應對中國的需求，歐洲人驅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魯和墨西哥的山嶽間開採出了15萬噸貴金屬。其中1/3最後流入了中國。白銀、野蠻和奴隸制，正如弗蘭克所言，將西方帶到了「亞洲經濟列車的三等座位上」，但是，還需要有更多的事情發生，西方才能「取代亞洲的火車頭地位」。
弗蘭克認為，西方的崛起，歸根結底，與其說是由於歐洲人的主動精神，還不如說是由於1750年以後「東方的衰落」。他相信，這一切是從白銀供應縮水開始的。白銀供應縮水引發了亞洲的政治危機，卻為歐洲注入了一劑強心劑——由於歐洲缺少用於出口的白銀，歐洲人開始實現工業機械化，以製造在亞洲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弗蘭克稱，1750年以後的人口增長，也在歐亞大陸的兩端造成了迥異的結果：在中國，這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引發了政治危機，並且抑制了創新；而在英國，則為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工廠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正當東方慘淡經營之時，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本來應該發生在中國，但是最後還是發生在了英國，西方繼承了整個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論的人卻對此表示不敢苟同。社會學家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創造了術語「加州學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論家）爭論說，直到1600年以前，東西方的優勢大致相當，它們都由強大的農業帝國統治，複雜的神職系統守衛著古老的傳統。18世紀，從英國到中國，處處遍佈著瘟疫、戰火和王朝的覆滅，將這些社會推向崩潰的邊緣，然而，大多數帝國還是恢復了元氣，重新鞏固了正統思想的統治，而西北歐的新教徒則摒棄了天主教傳統。
戈德斯通認為，正是這種反抗行為推動著西方走向工業革命之路。掙脫了古代意識形態的束縛，歐洲科學家們迅速有效地揭開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奧秘，而與之同樣具有務實傳統的英國企業家們則學會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絕對領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認為，這些都不是長期注定的，事實上，一些偶然事件本來可能完全改變整個世界的進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戰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軍隊射來的滑膛槍子彈撕破了奧蘭治親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後者覬覦著英國王位。「幸好子彈射偏了一些」，威廉親王或許會這樣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說，如果那發子彈再低幾英吋[6]，天主教可能仍然統治著英國，法國可能會主宰歐洲，而工業革命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彭慕蘭想得更遠。在他看來，工業革命的發生原本便是一個偶然事件。他說，在1750年左右，東西方都在走向生態災難。比起技術進步，人口增長要快得多，人們為了生存，幾乎窮盡一切辦法，如發展農業、運輸貨物，以及重新組織人力。他們幾乎達到了科技所能允許的極限，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完全可以預計，19世紀和20世紀將發生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和人口減少。
可是，事實上過去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超過了先前所有年代的總和。彭慕蘭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釋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歐，尤其是英國，只是運氣好而已。同弗蘭克的觀點一樣，彭慕蘭認為，西方的運氣始於偶然發現美洲，從而產生了一個能為工業生產提供動力的貿易系統。但是，與弗蘭克的觀點不同，他認為，遲至1800年，歐洲的好運仍然有可能喪失。彭慕蘭指出，為了給英國早期粗糙的蒸汽機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這就需要種植足夠多的樹，從而佔據很大的空間——事實上，人口擁擠的西歐地區是無法提供這麼大的空間的。但就在這時，第二次幸運又降臨了：英國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便於開採的煤炭儲備，以及快速實現機械化的工業。到了1840年，英國人將以燃煤為動力的機器普及到了各行各業，包括可以長驅直入駛入長江的鐵甲戰艦。要不是有了燃煤作為動力，英國將不得不每年多燃燒1500萬英畝[7]的林地，而英國根本沒有這麼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開始了，生態災難避免了（或者說至少推遲到了21世紀），西方一夜之間克服困難，主宰了全球。這根本不是長期注定的，這只是最近發生的一個奇特的巧合。
關於西方工業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論的種種變體，從彭慕蘭的僥倖避免全球災難論，到弗蘭克的在不斷擴張的世界經濟中暫時轉移論，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長期注定理論陣營中賈雷德·戴蒙德和馬克思的觀點差異。儘管兩大理論派別內部都有諸多分歧，但是它們之間的戰線劃分了兩種關於世界如何運行的涇渭分明、針鋒相對的理論。有些長期派宣稱，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確的偽學術；短期派則回應道，長期派是親西方的辯護士，甚至是種族主義者。
這麼多專家學者得出的結論竟如此大相逕庭，這說明我們考慮問題的方法出現了問題。在本書中，我將闡明，不管是長期派還是短期派，都誤解了歷史的形態，從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結論。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不同的視角。
從歷史的形態中把握未來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長期注定理論的人，還是持短期偶然理論的人，都贊同在過去的200年間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對在此之前世界是什麼狀況，他們存在分歧。所有的這一切都圍繞著他們對前現代歷史的不同評估。我們解決這一爭端的唯一途徑是研究這些更早的時期以建立總體的歷史「形態」。只有建立穩定的基礎後，我們才能夠卓有成效地解釋歷史進程。
可是，似乎無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大多數寫書論述西方緣何主宰的專家都擁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或者現代史的學術背景，大體而言，他們是當代或近代事件的專家。他們傾向於聚焦最近的幾代人，頂多回溯500年，簡略地梳理早先的歷史（如果他們回溯歷史的話）——儘管主要爭議是，賦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較早的時代便已存在，還是在現代突然出現的。
少數思想家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十分與眾不同，他們先是聚焦於遙遠的史前時期，然後突然跳到了現代，而對於其間的數千年則很少提及。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把這種做法推演到了極致——他認為，出現於史前時期的農業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在那時和推動哥倫布等航海家遠渡重洋的社會大發展時代之間，大約過去了4000年，相較過去而言，中間發生的事件乏善可陳」。
我認為，這一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我們將研究局限在史前時期或現代，我們將一無所獲。不妨加一句，如果我們將目光局限在中間的那四五千年，也將不會有收穫。這一問題要求我們在討論歷史為何呈現此種形態之前，將整個人類的悠久歷史看成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體的形態。這正是我試圖在本書中做到的。
我是一個考古學家和古代史學家，專業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讀書的時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數古典學者都醉心於長期注定理論，認為始創於2500年前的古希臘文化造就了獨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紀較長者）甚至會說，正是這一古希臘的傳統使得西方優於世界其他地方。
從我的記憶來看，這些絲毫不成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我開始在劍橋大學讀研究生，從事古希臘城邦國家起源的研究。這使我與在世界其他地方從事類似研究的人類學考古學家成為同行。他們公然嘲笑道，認為古希臘文化是獨一無二的，並且開啟了以民主與理性為特色的西方傳統，這一觀點是荒誕不經的。就像人們常常會做的那樣，幾年間，我腦中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觀點一直在你爭我斗：一方面，古希臘社會循著與其他古代社會一樣的進程發展；而另一方面，它開啟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西方發展軌道。
1987年，當我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第一份教職的時候，要平衡腦中的這兩種觀點變得更為困難了。在芝加哥大學，我教授久負盛名的西方文明史課程，時間跨度從古代雅典到東歐劇變。為了備課，我必須比以前更認真地研讀中世紀和現代歐洲史。結果我發現，很長一段時期以來，與其說人們遵守了古希臘給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創造的傳統，還不如說人們完全違背了這些。為了尋根究底，我開始博覽史籍。我驚訝地發現，被稱為與眾不同的西方歷史，與世界其他地方，如偉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和伊朗的歷史，是如此驚人的相似。
教授們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負擔，但1995年我調至斯坦福大學後，我很快發現，在委員會工作是從自己的方寸天地瞭解外界的絕佳途徑。從那時起，我擔任了斯坦福大學社會科學史學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學系系主任和人文與科學學院副院長等職務，並主持一項大型考古發掘工作——這當然帶來了大量的文書工作，令人頭痛，但我也得以結識了很多領域的專家，從基因科學到文學批評，他們的研究或許有助於解答西方緣何主宰當今世界。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點：要想解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取精用弘，把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環境的關注、考古學家對於深挖過去的意識，以及社會科學家的比較方法結合起來。為了結合各方優勢，我們可以組織一個跨領域專家小組，集中各領域的資深專家，事實上，這正是我在西西里島開始主持考古發掘工作時的做法。對於分析所發現的炭化種子所需的植物學知識我知之甚少，對於鑒定動物骨骼所需的動物學知識、鑒別儲物容器中殘餘物質的化學知識、重建地貌形成過程的地質學知識，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專業知識我都知之甚少，於是我求助於有關專家。主持考古發掘的人就像是一個學術樂團的經理，將各具天賦的藝術家組織起來舉辦演出。這是寫作發掘報告的好方法，因為發掘報告的目的在於集中數據為他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員會的報告在針對大問題制定統一答案方面則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我在寫作本書時採用的是跨領域而非多領域的方法。我沒有驅使一大堆專家為我寫書，而是自己動手，將無數領域中專家的發現加以彙集和解釋。
這不免招致各種危險——膚淺之見、學科偏見，還有一般性錯誤。比起皓首窮經研讀中世紀手稿的學者，我不可能細緻入微地瞭解中國文化；比起遺傳學家，我不可能掌握人類進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識（有人告訴我，《科學》雜誌更新其網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電腦上打下這句話時，我可能已經落後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於自己學科之內的人將永遠無法看到宏大的圖景。要完成本書這樣的著作，較之其他方法，單作者、跨學科的寫法也許是最糟的。可對我來說，這種寫法當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讀者來評判了。
那麼，研究結果是什麼？在本書中，我認為，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問題實際上是關於社會發展的問題。這裡的社會發展是指社會達成目標的能力，即社會通過影響物理、經濟、社會、智力等環境以達到相應目標。19～20世紀，西方觀察家將社會發展視為理所當然的好事。他們含蓄或者公開地說，發展就是進步（或者進化，或者歷史），而進步——不管是向著上帝、富裕還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義。現在，這些意義似乎不那麼顯而易見了。很多人感到，社會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種種弊端，如環境惡化、戰爭、不平等和幻想破滅，要遠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會發展的寓意有何變化，社會發展這一事實是無可否認的。與100年前相比，今天幾乎所有的社會都更為發達了（從上一段中我對發展的定義來看），有些社會則比其他社會更為發達。1842年時，確鑿的事實是，英國比中國更發達——事實上，當時的英國非常發達，它的勢力遍及全球。過去曾存在過無數的帝國，但這些帝國的勢力範圍都是區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國製造商的產品可以湧入中國，英國工業家可以製造舉世無匹的鐵甲戰船，英國政客可以派遣遠征軍穿越半個地球。
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問題。我們既需要知道，為何西方更為發達，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備達成目標的能力；我們還需要知道，為何在過去200年間，西方的發展達到如此高度——有史以來第一次一些國家可以主宰整個地球。
我認為，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唯一途徑是，用一張圖表來揭示歷史形態，衡量社會發展。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長期注定理論還是短期偶然理論，都未能很好地揭示歷史的形態。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何西方社會比世界其他地方更為發達——並不在於最近的偶然：在過去的15個千年中，有14個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地區。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領導地位也不是在遙遠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從公元550～1775年的1000多年中，東方更為發達。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幾萬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結果。
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也無法回答第二個問題，即為何西方的社會發展達到了其他社會難以企及的高度。我們將看到，直到1800年左右，西方才開始以驚人之勢迅速崛起，但這一崛起本身僅僅是長期以來逐漸加速的社會發展的最近表現而已。長期因素與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綜上所述，要想解釋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時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幾百年。要想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縱覽整個歷史進程。然而，描述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起伏興衰，雖然能夠揭示歷史的形態並告訴我們需要解釋什麼，但這並不是解釋本身。我們還需深入史冊，搜尋細節。
懶惰、恐懼和貪婪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嗎
「歷史：名詞，指一種往往虛假的記錄，記錄的大多是無關緊要的事情。這些事情由統治者和軍人引起，這些統治者大多是無賴，而軍人往往是傻子。」安布魯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關於歷史的這條風趣的定義，有時你不得不贊同：看起來歷史似乎僅僅是一件討厭的事情接著另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詩人和盜賊混雜在一起的一團亂麻，或創造非凡之舉，或在墮落邊緣掙扎。
理所當然的，這些人將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扮演重要角色。畢竟，正是血肉之軀的個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為因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死亡、創造和鬥爭。但是，在所有的喧嘩和憤怒背後，還是有明顯的模式可循的，歷史學家們可以使用恰當的工具辨明這些模式，甚至解釋它們。我將使用其中的三種工具。
第一種工具是生物學[8]，生物學告訴我們，真實的人類是什麼——聰明的猿猴。我們是動物王國的一部分，而動物王國又是從大型類人猿到變形蟲的更為廣袤的生命帝國的一部分。這一明顯的事實帶來了三個重要結果。第一個結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樣，我們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我們從環境中攝取能量，並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個結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動物一樣，我們有好奇心。我們總是在修修補補，思索著哪些東西能吃，哪些東西能玩，哪些東西能加以改進。
我們只是在修修補補方面比其他動物要強，因為我們擁有碩大、敏捷、有許多褶皺的大腦來思考問題，有柔軟、靈巧的聲帶來談論問題，還有可對掌的拇指來解決問題。
即便如此，同其他動物一樣，人類顯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從環境中攝入更多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後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創造力、更聰明，或者更為實際。而我們作為動物的第三個結果是，與個體的人相對的群體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從一群人中隨機地挑出兩個，可以想像，他們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兩群人，他們很可能頗為相似。如果比較有百萬之眾的群體，正如我在本書中所做的那樣，他們很可能擁有同樣多充滿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創造力和智力的人們。
這三條非常符合常識的觀察結論解釋了大多數歷史的進程。數千年來，由於我們的修修補補，社會總是在發展，並且是日益加速地發展。奇思妙想越來越多，並且一旦產生就難以忘卻。但是，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生物學並不能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有時，社會發展長期停滯不前；有時，社會甚至會倒退。所以，僅僅知道我們是聰明的猿猴是不夠的。
這裡就需要引入第二種工具——社會學[9]。社會學同時告訴我們，什麼導致了社會變化，社會變化又帶來了什麼。聰明的猿猴圍坐在一起修修補補是一回事兒，他們的奇思妙想流行開來改變社會又是另一回事兒。看來，這需要某種催化劑。羅伯特·安森·海因萊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曾提出一條定理：「懶人想尋找更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於是就有了進步。」本書後面我們將看到，這條海因萊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確，因為懶惰的女人與懶惰的男人一樣重要，懶惰不是唯一的發明之母，對於所發生的事情，「進步」通常是個聽來頗為樂觀的字眼。但是如果我們再充實一下內容，我認為海因萊因的見解是對社會變化的原因不錯的總結。事實上，本書隨後將提出我自己的一個「莫裡斯定理」，這個定義版本較為複雜：「導致變化的原因是懶惰、貪婪、恐懼的人們尋求更為簡便易行、獲利豐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歷史告訴我們，一旦施加壓力，就會產生變化。
懶惰、貪婪、恐懼的人們在保持舒適、盡可能少工作和獲得安全之間尋求令自己滿意的平衡。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因為人們繁衍生息和攝取能量將不可避免地使他們所能獲取的資源（這裡既包括物質資源，也包括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承受壓力。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之中，也潛藏著阻止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力量。我把這稱為「發展的悖論」。成功帶來新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後，更多新問題又會產生。正如人們說的那樣，生活是個眼淚之谷。
發展的悖論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們面臨艱難的抉擇。人們經常無力應對發展帶來的挑戰，於是，社會發展陷於停滯甚至倒退。但是，有時候，懶惰、恐懼和貪婪推動著一些人去冒險、創新，改變遊戲的規則。如果有些人成功了，並且大多數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會便有可能突破資源瓶頸，繼續向前發展。
人們每天都在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自最後一個冰河時期末期以來，社會發展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有些節點上，發展悖論仍然製造了堅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變化才能將之突破。社會發展在這些「天花板」下徘徊不前，走得艱難而絕望。在一個又一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社會無力應對遇到的問題，大量弊病——饑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國家滅亡——接踵而至，社會由發展停滯轉為衰落；而如果在饑荒、瘟疫、移民和國家滅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壞性力量如氣候變化雪上加霜（我把這5個破壞性因素總稱為「天啟五騎士」），衰落可能會轉變為長達數個世紀的災難性的崩潰與黑暗時代。
在此之間，生物學和社會學解釋了大部分的歷史形態——為何社會有時候會發展，為何有時發展得快，有時發展得慢，為何社會有時會崩潰。但這些生物學和社會學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們告訴我們人類這個整體是什麼樣的，卻沒有告訴我們，為何一處之人與別處之人行事如此不同。為了解釋這一問題，我會貫穿全書來論證，我們需要第三種工具：地理學[10]。
地理因素也會如此重要
「傳記的藝術不同於地理學，」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在1905年評論道，「傳記是關於人物的，而地理則是關於地圖的。」很多年來，人物——英國人所說的上層階級男人——主宰了史學家們講述的故事，以至於歷史與傳記相差無幾。這一狀況在20世紀得到了改觀，史學家們把女人、下層階級男人和孩子也算進了人物之列，在一團混雜之中加入了他們的聲音，但在此書中我想更進一步。我認為，一旦我們把人物（在新的、更為寬泛的定義下的更大群體的人物）看作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圖了。
很多史學家被這一論斷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紅色的鬥牛布一般。其中有幾個史學家對我說，拒絕幾個偉人就可以決定東西方歷史走向的陳詞濫調是一回事兒，拒絕承認文化、價值觀和信仰的重要性，僅在無理性的物質因素中尋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兒。但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張。我將試圖說明，在過去的15000年中，東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經歷了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因為東西方由相同種類的人組成，而正是這些人創造了相同種類的歷史。但我也試圖說明，他們並非以同樣的頻率和速度完成這些事情。我的結論是，生物學和社會學能解釋全球範圍內的相似之處，而地理學則能解釋區域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地理學解釋了西方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講，這聽起來可能像長期注定理論的強硬路線，當然有些歷史學家是這樣看待地理學視角的。這一觀點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羅多德（Herodotus），這個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人常被譽為「歷史學之父」。他堅稱：「土質鬆軟的國家養育生性軟弱的人民。」並且，正如由他開啟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傳統，他得出的結論是，正是地理環境決定了他的祖國的偉大。或許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爾斯沃思·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這位耶魯大學的地理學家在20世紀初收集了大量統計數據，用以證明他的家鄉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產偉人的氣候條件。（只有英國的氣候條件要更好些。）作為對比，他總結道，加利福尼亞州「過分整齊劃一的刺激性氣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產了大量瘋子。「加利福尼亞州的人民，」亨廷頓向他的讀者保證說，「可以比作不堪驅策的馬，他們中的一些因筋疲力盡而垮掉。」
人們很容易嘲諷這類說辭，但當我說地理學解釋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時候，我的想法頗為不同。地理差異確實有長期的效果，但這些從不是根深蒂固的。並且，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的地理優勢，在另一階段可能是毫不相關的，甚至可能轉化為劣勢。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雖然地理推動了社會發展，但是社會發展決定了地理的意義。這是條雙行道。
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點，也為了給本書的內容做一下快速導航，我想要回溯兩萬年，上溯到最後一個冰河時期最為寒冷的時刻。那時，地理環境至關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蓋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區，冰川邊緣是乾燥而不適宜居住的苔原地帶，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類以採集和狩獵為生。南方（人們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們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異是極端的，但在南部地區，東西差異則相對較小。
冰河時期末期改變了地理的意義。當然，兩極地區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區依然很炎熱，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六處地方，即我在第二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帶，更溫暖的天氣條件配合著當地的地理環境，為適宜人類馴化的動物和植物的進化（即改變它們的基因使之更能為人類所用，最終使得經過基因改進的生物只能與人類共生）提供了有利條件。馴化的動物和植物意味著更多的食物，這樣就能養育更多的人，從而產生更多創新。但是，馴化同時也意味著施加給推動這一進程的資源更大壓力。發展的悖論就在這裡起作用了。
這些核心地帶一度是冰河時期極為典型的相對溫暖、適宜居住的地區，但是現在，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了。地理眷顧了所有這些地方，但對其中的某些地方更為偏愛。歐亞大陸西部一個叫側翼丘陵區的核心地帶，是可馴化的動物和植物的集中之地。由於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這片動植物資源最為豐富、馴化最為便捷之地，開始了人類對動植物的馴化過程。那大約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識，我用「西方」一詞描述所有從歐亞大陸核心地帶最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很久以前，西方從亞洲西南部[11]的核心地帶開始擴張，包舉地中海盆地和歐洲，在最近的幾個世紀裡，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亞（泛指澳大利亞、新西蘭及附近南太平洋諸島）。希望以常識的方式來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瞭（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謂獨特的「西方」價值觀念，諸如自由、理性、寬容，然後論證這些觀念來自何方，以及世界的哪些地方有這些觀念），這對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響。我的目標是解釋為何從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帶沿襲而來的一系列社會——首先是北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會，即沿襲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帶的社會為何沒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邏輯，我使用「東方」一詞指代自歐亞大陸核心地帶最東端（古老程度僅次於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也是在很久以前，東方從中國的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原始核心地帶開始擴展，那裡對於植物的馴化大約始於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東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島的廣大地區。
發源自其他核心地帶的社會——位於今天的新幾內亞的東南核心地帶、位於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亞核心地帶、位於東撒哈拉沙漠的非洲核心地帶，以及分別位於墨西哥和秘魯的兩個新大陸核心地帶——都有它們各自令人神往的歷史。在下文中，我將反覆提到這些地區，但著眼點還將落在東西方對比上。我的主要根據是，自從冰河時期末期以來，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社會要麼發源自原來的西方核心地帶，要麼發源自原來的東方核心地帶。艾伯特親王在北京，與京巴狗洛蒂在巴爾莫勒爾堡相比，是個貌似可能的選擇，而艾伯特親王在庫斯科、德裡或者新幾內亞則不然。因此，要想解釋西方緣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東西方對比，這正是我所做的。
這樣撰寫本書是要付出代價的。通過更為全面的全球性論述，審視世界上的每一個地區，這種處理方式在內容上將會比本書更為豐富並注意到細微差別，也將為南亞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對整個人類文明所作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但是這種以全球視野論述的書也會存在不足，尤其是將會導致失去焦點，篇幅較之本書也將會更為冗長。18世紀英國最機智的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經評論道，雖然人人都喜愛彌爾頓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但沒人希望它更長」。這一評論適用於彌爾頓，更適用於我將要著手論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釋歷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個希羅多德式的長期注定理論解釋，那麼，在指出對動植物的馴化在西方核心地帶始於公元前9500年，在東方核心地帶始於公元前7500年之後，我便可將本書匆匆結束。如此說來，西方社會的發展便會簡簡單單地領先於東方2000年，在西方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東方還在發明書寫。當然，情況顯然不是這樣。在接下來的幾章裡，我們將看到，地理並不能決定歷史，因為地理優勢最終往往適得其反。它們推動了社會發展，但在此過程中社會發展又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核心地帶的範圍擴大了，有時是通過移民，有時是通過鄰近地區的效仿或者獨立創新。在老的核心地帶非常有效的技術——不管是農業技術，還是關於村莊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國或者重工業的技術——擴散到新的社會和新的環境。有時候，這些技術在新的背景下興旺發達；有時候，它們無功無過；還有的時候，它們需要做出重大調整才能發揮作用。
儘管這看起來有些奇怪，但社會發展中的最大進步往往發生在這些無法很好地應用從更發達的核心地帶引進或效仿的技術的地方。有時，這是因為使舊方法適應新環境的努力迫使人們取得突破；有時，則是因為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無關緊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個發展階段變得舉足輕重。
例如，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英國從歐洲大陸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勢，意味著這些地區遠離美索不達米亞（亦稱「兩河流域」）[12]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會的發展改變了地理條件的意義。有了新型的艦船可以橫渡原先無法通行的海洋，於是突然間扭轉了形勢，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條件變成了一大優勢。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艦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艦船，開始駛向美洲、中國和日本。西歐通過遠洋貿易將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西歐的社會發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越了原先地中海東部的核心地帶。
我將這一模式稱為「後發優勢」[13]，它同社會發展一樣歷史悠久。當農業村寨開始轉變為城市（在西方是公元前4000年之後不久，在東方是公元前2000年後），擁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某些特定土壤和氣候條件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更為重要的是擁有可以引水灌溉或作為商路的大河。當國家不斷擴張，擁有大河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後來居上的是擁有金屬礦藏、更長的貿易線路，或者人力資源。隨著社會發展的變遷，所需資源也發生了改變，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區可能會發現，落後之中也蘊藏著優勢。
蘊藏於落後之中的優勢是如何逐漸展現出來的，往往很難預見，並不是所有的落後都可以等量齊觀的。比如，400年前，在很多歐洲人看來，加勒比海地區欣欣向榮的種植園要比北美農場更有前景。事後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海地變成了西半球最為貧困的地區，而美國則最為富裕，但要預見到這樣的結果十分困難。
然而，這種後發優勢的一個非常清楚的結果是，每個核心地帶最為發達的地區總是因時而異的。在西方，在早期農業時代，最發達之處是側翼丘陵區；隨著國家的出現，它南移至美索不達米亞河谷地區和埃及；再後來，隨著貿易與帝國地位的凸顯，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東方，最發達之處先是從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地區北移至黃河流域，然後又西移至渭水流域的秦地。
第二個結果是，西方在社會發展中的領先地位時起時伏，部分是因為這些至關重要的資源——野生動物和植物、河流、商路、人力——在每個核心地帶的分佈各不相同；部分是因為在這兩個核心地帶，擴張和搶佔新資源的過程既猛烈又動盪，將發展的悖論推演至極致。例如，公元前2000年西方國家的發展，使得地中海不僅成為商貿要道，而且也成為毀壞之源。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西方國家失去控制，移民、亡國、饑荒和瘟疫引發遍及核心地帶的崩潰。而並不擁有這種內海的東方，則未經歷類似的崩潰，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會發展中的領先地位已經嚴重動搖。
在後來的3000年中，同樣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造成的結果不斷變化。地理因素決定了在世界什麼地方社會發展腳步最快，而社會發展又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在不同的時刻，連接歐亞大陸東部和西部的那些大草原、中國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是極為重要的。當17世紀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漸顯露的時候，那些處於開發利用大西洋最佳位置的人們——最初主要是英國人，後來還有以前曾被英國人殖民的美國人——創造了全新種類的帝國和經濟，並釋放出蘊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我將會論證，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
洞悉世界進程的脈絡
隨後的章節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討最為基礎的問題：什麼是西方？我們的故事從何講起？主宰的含義是什麼？如何判斷誰處於領先位置或者主宰位置？在第一章中，我從故事的生物學基礎講起，評述人類如何進化，以及現代人類如何遍佈地球。在第二章中，我追蹤冰河時期之後原始東方核心地帶和西方核心地帶的形成和發展。在第三章中，我宕開一筆，界定社會發展的含義，並且解釋將如何用社會發展來衡量東西方差異[14]。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十章），我將詳細追蹤東西方的歷史，不斷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解釋了東西方的相似與差異。在第四章中，我將審視國家最初的興起，以及公元前1200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帶遭受的巨大破壞。在第五章中，我將思考最初的東西方大帝國的社會發展如何逼近農業經濟所能承載的極限。然後，在第六章中，我將討論公元150年以後橫掃歐亞大陸的大崩潰。在第七章中，出現了轉折，東方核心地帶開拓新的疆域，引領社會發展。到了大約1100年，東方再次逼近農業社會的發展極限。在第八章中我們將看到，這將如何導致第二次大崩潰。在第九章中，我將描述在恢復過程中，東西方如何在乾草原上和跨過海洋開拓新的疆界，並考察西方是如何縮短與東方的發展差距的。最後，在第十章中，我們將看到，工業革命是如何將西方的領先地位轉化為主宰地位的，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影響。
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將轉向對史學家而言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又怎樣？在第十一章中，我將從過去15000年的萬千歷史細節之中歸納出自己的觀點，即兩套法則——生物學法則和社會學法則——決定了全球範圍內的歷史形態，而第三套法則——地理學法則——決定了東西方發展的差異。正是這些法則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長期注定的因素，或者短期偶然的因素，把京巴狗洛蒂帶到了巴爾莫勒爾堡，而不是把艾伯特親王帶到北京。
這不是史學家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大多數學者在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社會制度或者盲目的隨機事件中尋找解釋，而不是關注確鑿的物質現實世界，少數人一談起規律法則就啞口無言。但是，在考慮並剔除某些備選因素之後，我將更進一步，在第十二章中指出，歷史的規律事實上有助於我們預見未來。到了西方主宰階段，歷史並沒有終結。發展悖論和後發優勢仍然在起作用，創新推動著社會發展，而毀壞則使之倒退，這兩股力量仍然在角逐。事實上，在我看來，這種角逐正變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的類型的發展和毀壞預示著——或者威脅著——它們不僅會改變地理學，而且會改變生物學和社會學。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大問題，並不是西方是否會繼續主宰世界，而是我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能否在災難使我們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創新，進入一種全新的生存模式。
[1] 有些人甚至認為，中國船員早在15世紀就到達了美洲。但是，正如我將要在第八章中論述的，這一說法可能是天方夜譚。對於這種假想的航程，最可能作為證據的是一張世界地圖，2006年曾在北京和倫敦展出。主辦方聲稱，這是一幅1418年中國原作的複製品，繪於1763年。這張地圖與真正的15世紀的中國地圖迥然不同，而與18世紀法國的世界地圖極為相似，比如將加利福尼亞描繪成一個島嶼。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一位18世紀的中國地圖繪製者綜合了15世紀的中國地圖和新近得到的法國地圖繪製而成。繪圖者或許並不想欺騙任何人，但是21世紀那些汲汲於聳人聽聞的發現的收藏家們，卻心甘情願地欺騙了他們自己。
[2] 1英尺≒30.48厘米。——編者注
[3] 埃爾南·科爾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統治。——譯者注
[4] 孟特儒二世，阿茲特克人的第九代首領，西班牙佔領墨西哥初期的統治者。——譯者注
[5] 王國斌2005年離開了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但只搬遷了40英里（1英里≒1609米），到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王國斌還有個合著者：詹姆斯·李（James Lee），後者任教的地方離歐文分校也只有40英里，即帕薩迪納的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
[6] 1英吋≒2.54厘米。——編者注
[7] 1英畝≒4046.86平方米。——編者注
[8] 作為學術的生物學是一片極為廣闊的領域，本書採用的是生態/進化視角，而不是分子/細胞視角。
[9] 我使用「社會學」作為縮略術語，用以描述更為一般的社會科學，主要是那些概括所有社會如何運轉的分支學科，而不是那些聚焦於社會差異的學科。這條定義超越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和政治學之間傳統的學科界限，著重強調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領域，尤其是人口統計學和心理學。
[10]地理學，同生物學和社會學一樣，是個龐大而定義寬泛的領域（事實上，它的定義如此寬泛，以至於20世紀40年代以來，許多大學紛紛取消了地理系，因為這些大學認為地理學根本算不上學術意義上的學科）。我更多地採用的是人類/經濟地理視角而不是物質地理視角。
[11] 19世紀以來，人們將這一地區誤稱為「中東」。
[12] 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希臘語，意思是「兩河之間的土地」。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共和國境內。習慣上，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用美索不達米亞來指稱公元637年阿拉伯入侵以前的這一地區，之後則稱為伊拉克。
[13] 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希臘語，意思是「兩河之間的土地」。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共和國境內。習慣上，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用美索不達米亞來指稱公元637年阿拉伯入侵以前的這一地區，之後則稱為伊拉克。
[14] 我從經濟學家亞歷山大· 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處借用了這一術語，儘管後者使用這一術語的方式與我略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