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潮：西方超過了東方
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曾說過，「水漲船兒都跟著高」。這一論斷在1500～1800年間再正確不過了，因為此時連續三個多世紀東西方社會都呈現出上升的發展趨勢（見圖9-1）。
在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肯尼迪在一次慶祝新建大壩的演講中發表了這一著名的論斷。在他的反對者們看來，這項計劃是最糟糕的籠絡民心的政治撥款：在他們看來，諺語中所說的漲潮確實能夠托起所有的社會之舟，但是在這股大潮推動下，一些社會之舟卻要比其他的上升得更快。同樣，這一觀點在1500～1800年間再正確不過了。東方社會發展上升了25%，而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是其兩倍。在1773年（或者，考慮到合理的誤差範圍，大約是1750～1800年間）西方社會的發展趕超東方，結束了長達1200年的東方時代。
關於世界發展潮流何以在1500年後上升如此之迅速，以及西方社會之舟何以上升得尤其之快這兩個問題，歷史學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本章的討論中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一旦我們將其置於社會發展的長期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發現答案了。
圖9-1 一些地方的社會之舟上升得更快：18世紀社會發展的浪潮推動東西方社會達到經濟發展的極限，但是這股浪潮卻推動西方發展得更好、更遠、更快。根據圖中的指數可以看出，在1773年西方社會再次佔據了領先位置
張居正、戚繼光：他們挽救不了明朝的頹勢
皮雷斯事件過了很久才在中國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國官員們才開始對定居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干涉。儘管到1570年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後在遠至日本長崎的亞洲海岸附近開設商店，但他們的人數仍然少得可憐。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東方大陸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對大多數東方人來說，葡萄牙甚至都無法引起他們的興趣。
這些歐洲的冒險家們對於16世紀普通東方人的主要影響在於那些他們從歐洲帶來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無法生長的地方生長，在惡劣的天氣中存活下來，神奇地餵養了農民和他們的家畜。在整個16世紀，從愛爾蘭到黃河流域，各地都種滿了這些植物。
葡萄牙人移民來的時候可能正是一個緊要關頭。16世紀是東西方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在16世紀90年代（無可否認的一個尤其好的年代）倫敦市民們能夠看到最新上演的戲劇，如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尤利烏斯·愷撒》和《哈姆雷特》，花費不多就能買一本宗教宣傳冊來讀，如約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傳》，被新出版社成千上萬冊地印製出來，裡面充斥著宗教信仰者們的木版插畫。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頭，北京人能夠觀看湯顯祖長達20小時的《牡丹亭》，此劇直到今天仍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傳統戲曲。他們還可以讀《西遊記》。
但是在這些光輝燦爛的外表之下，一切並不是都真的那麼美好。黑死病曾經奪去了東西方核心地區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後的近100年間不斷地反覆爆發，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間，每個地區的人口反而都幾乎成倍地增長了。1608年一位中國學者曾經這樣說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無前例。」在遙遠的法國，觀察者們也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正如一句民諺所講的那樣，人們繁衍之速就如「穀倉裡的老鼠」。
恐懼一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著要將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後代被排擠到寒冷的野外，並且也總是意味著更多的麻煩和爭端。農民們要更經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壩，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編織並努力賣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遠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間和沙漠中維持生活，而這些貧瘠的地方是他們的祖先以前絕不會涉足的。一些人放棄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帶，而選擇到荒涼、人煙稀少的邊境地區。但是即使他們遷移到新大陸來種植莊稼，似乎也沒有足夠的地方讓人們四處流動。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紀對人們來說越來越變成一個模糊的回憶：歡樂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與啤酒，東方的豬肉與白酒。1609年中國南京附近一個縣城的縣官曾經說過，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當時好：「每家每戶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種，可以從山上砍柴來燒，有自家的菜園來種植蔬菜，每家都能夠自給自足。」但是現在，「貧者十人而九……貪婪罔極，骨肉相殘。」曾在中國待過的一位德國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陳述更加直白：「在過去，農民家吃的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肉類和食物都有著充足的供應。」但是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徹底改變了……今天即使最為寬裕的農民家裡吃的食物也要比過去長工和僕人吃的差。」
在迪克·惠廷頓筆下的英國童話故事裡（和許多同類故事一樣，也追溯到16世紀），一個貧窮的小男孩和他的貓一起從鄉下漂泊來到倫敦並過上了好生活。但是在現實世界中，數百萬逃難來到倫敦的饑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從油鍋跳進了火坑裡，情況絲毫沒有得到改善。圖9-2展現了1350年後城市實際工資（即刨除通貨膨脹後消費者購買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所經歷的變化，圖中數據來源於經濟歷史學家們數年間艱巨刻苦的挖掘工作。他們從各種不同歷史人物口中得出支離破碎的片段並做出解讀。直到14世紀歐洲的文件檔案才開始提供清晰連貫的數據以精確計算出不同時期的城市實際收入，而在中國，直到18世紀以後我們才能獲得這樣的機會。儘管有著數據上的缺口以及大量的交叉線，至少歐洲的發展趨勢是清晰的。基本上可以說，在所有我們可以證明的地方，在黑死病消失後的一個世紀內實際工資幾乎都翻了一番，然後隨著人口的恢復與增長，大部分又回落到黑死病爆發以前的水平。在15世紀20年代，佛羅倫薩人將石塊運至高處，建成了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設計的佛羅倫薩大教堂那高聳的穹頂，這時他們以肉類、奶酪、橄欖油為食物。而到1504年，他們的後代們運送安置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像時卻只能靠麵包勉強過活。又一個世紀以後，他們後代的後代能有麵包吃就感到很滿足了。
圖9-2 1350～1800年間北京和6個西方城市的非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雖然每個城市每種行業情況各有不同，但是通過測算，幾乎每個地方都能發現這一趨勢：在1350～1450年間工人的工資水平幾乎翻了一番，但之後就開始回落，到1550年或者1600年時工人的購買力已經下降到了1350年前的水平。1600年以後歐洲西北部的工資水平逐漸和歐洲其他地方拉開了差距，這一原因我們將在本章後面詳細討論（巴黎和瓦倫西亞的統計數據始於1450年左右，北京的統計數據始於1750年前後，還有，毫不奇怪的是，1453年前後君士坦丁堡的統計數據存在空缺，因為當時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洗劫了該城市）
那個時候飢餓已經蔓延到了整個歐亞地區。收成不好，政策不對，或者僅僅是壞運氣都能使得貧窮的家庭淪落到四處覓食果腹的境地（在中國是米糠豆莢、樹皮野草；在歐洲是甘藍殘茬和各種雜草）。一次災難就能使上千人湧到馬路上來尋找食物，最虛弱的人會餓死。在歐洲那些最古老的民間傳說（如迪克·惠廷頓筆下的那些）的原始版本中，農民出身的講故事人經常夢想的不是金蛋或者神奇的魔法豆莖，而是實實在在的雞蛋與豆莖，很有可能這一切並不是巧合，這些農民們想向神祈求的只是填飽自己的肚子。
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社會，中等階層逐漸對流浪者和乞丐們變得冷酷無情，將他們趕進救濟院和監獄，或者將他們送到邊境地區，或者將他們賣為奴隸。當然這些做法都很冷漠無情，但是顯然那些富裕的人覺得自己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沒有心思理會別人的事情。正如一位紳士1545年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發現的那樣，當生活艱難的時候，「災民們（也就是最窮的人們）被免於徭役賦稅」，但是「富人們因此受到的賦稅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們也變成了窮人」。整個社會的下滑速度使得那些出身顯貴的人也感到了壓力。
那些上流社會的後代們努力尋找新的方法，在這個艱難的世界中爭奪財富與權力，這些人對傳統的不屑一顧使得保守主義者們非常恐懼。一位中國官員曾這樣警示說：「人們逐漸穿戴起了奇異的服裝與帽子。」他的一位同事這樣寫道：「甚至有書香之家開始經商！」更糟糕的是，甚至以前頗受尊敬的家族「也瘋狂追逐起了財富與顯耀……他們以控告別人為樂，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訴訟案件施壓，以至於你根本分不清是非曲直。他們追逐奢侈與精細巧妙的款式，以至於無法分辨尊卑貴賤」。
中國的文官制度成了一個爆發點。士族階層不斷擴張，但是行政職務的數量並沒有相應增長。隨著科舉中榜的門檻越來越高，富人們發現謀生求財之道遠比讀書科舉重要。一位縣級官員曾經這樣抱怨道：「寒窗苦讀之士欲（在科舉考場）得一方席位，卻因窮困潦倒，被官員們當做難民一樣拒之門外。」
即使對於社會階層最頂端的皇帝們來說，也是艱難之世。理論上來說，不斷增長的人口對於統治者大有益處——更多的人上交賦稅，更多的士兵可以徵募——但是實際情況卻沒有那麼簡單。被逼到無以為繼的時候，飢餓的農民們可能就會起來反抗，而積怨已久、難以駕馭的顯貴們經常會和這些農民達成一致。（長久以來中國形成了這樣的特殊傳統，失敗的官員若不能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便會以叛亂者的身份重新出現。）
這些問題自從王權出現就一直存在，幾乎和王權一樣古老，而大部分16世紀的君主們也選擇以老辦法來應對，那就是中央集權和對外擴張。日本可能是一個最為極端的例子。日本的政治權威在15世紀徹底崩潰，村莊、寺廟，甚至單個城市街區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並僱傭暴徒來保衛自己的政權或者搶奪相鄰地方。[1]到16世紀，人口的增長引發了對資源的激烈爭奪，在眾多的小領主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大的領主。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生產的槍支被運送到日本（比葡萄牙人遠渡重洋而來要早一個世紀），而到16世紀60年代的時候，日本的手工業者們已經可以製造出高級的滑膛槍，幫助大領主們擴張。1582年，一位叫作豐臣秀吉的首領統一了幾乎整個日本群島，成為幕府將軍。
豐臣秀吉成功說服了他爭論不休的同胞們將他們的武器統一上交，並承諾將會把這些武器熔鑄成釘子與螺絲，以此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其高度幾乎是美國自由女神像的兩倍。他解釋說，這「不僅有益今生，更能造福於身後」。（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卻不為豐臣秀吉的話所動，在他看來，豐臣秀吉「詭詐狡猾難以想像」，「竟然以宗教獻身為借口來剝奪人們的武裝」。）
不管豐臣秀吉的意圖是什麼，解除民眾的武裝確實是邁向中央集權政府的一大進步，極大地減輕了清點人口、測量土地、徵收賦稅與分派兵役的工作量。1587年，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豐臣秀吉表示軍事擴張是解決他所有難題的辦法，並決定入侵中國。5年後他的軍隊——可能有25萬之眾，全部武裝有最新的滑膛槍——在朝鮮登陸，並清除了之前的一切阻礙。
他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中華帝國：歷任統治者們在擴張的優缺點上意見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明朝皇帝，正如日本的豐臣秀吉一樣，試圖全面整頓帝國搖搖欲墜的財政，並對外擴張。他們制定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試圖釐清每人應繳什麼樣的稅，將複雜的徭役和田賦改為簡單的銀兩賦稅。但是，絕大多數政府官員卻並不贊成。他們指出，數百年的傳統顯示理想的君主應該安靜地（而且要不那麼奢侈地）坐在權力的中央，作為道德的典範來引領民眾。理想的君主不會主動挑起戰爭，當然也不會從地主紳士階層抽取賦稅，獲得錢財，因為這些正是官僚們出身的家庭。人口普查與稅務登記是豐臣秀吉的驕傲所在，在這裡卻可以被完全忽略。所以，如果長江流域的某個縣城在1492年上報的人口數量和8年前調查的一樣，又會怎樣呢？學者們堅持說，不管它有沒有對人口進行普查，這樣的王朝可以延續一萬年。
激進的皇帝們則陷在官僚體系的沼澤中艱難掙扎。有些時候結果頗具喜劇性，例如1517年明朝的正德皇帝堅持要對蒙古發動戰爭，但守衛長城的官員拒絕打開城門讓其通過，理由是皇帝應該待在皇城北京。有些時候，事情卻遠不是有趣可以形容的，如正德皇帝因為頑固守舊而杖責其宰相，在這一過程中還處死了一些人。
皇帝們很少有正德這樣的精力來整治政府和土地賦稅，大部分人只是任由賬簿慢慢腐爛。因為國庫空虛，他們停止了軍隊的軍餉供給（1569年，當時的兵部侍郎承認他只能找到花名冊上1/4的士兵）。畢竟，賄賂蒙古人比和他們打仗要便宜得多。
皇帝們還停止了對海軍軍費的撥付，即使這些海軍要承擔鎮壓沿海黑市貿易這樣的重任。自從14世紀明朝洪武皇帝禁止私人海上貿易以後，這一地下黑市就逐漸發展起來。沿著中國海岸線從南向北，中國、日本、葡萄牙的走私者們經營著利潤豐厚的生意，購買最先進的滑膛槍並逐漸變成海盜，而且他們在武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了那些攔截他們的海岸巡防軍隊。也許這些海岸巡邏隊並沒有真的試圖攔截，因為來自走私者們的回扣是他們主要的額外收益。
中國的海防越來越類似於那些像《火線》[2]這樣的警匪電視劇，金錢交易的流動，逐漸混淆了暴力罪犯、地方名流和腐敗官員間的界限。一位正直而天真的政府官員曾經真的遵循法律處決了一個走私團伙，儘管這些人中的一個是一位法官的叔叔。然後有人動用了關係，這名官員被解除了官職，後來他在皇帝宣佈通緝他時選擇了自殺。
在16世紀50年代，政府實際上喪失了對海岸防線的控制。走私者們成了海盜王，控制了20個城市，甚至揚言要搶掠位於南京的皇陵，最終由一群政治精明而且廉潔的官員將其打敗。改革者們利用一支由3000名火槍手組成的秘密軍隊（因其統帥戚繼光而被稱為「戚家軍」，是那些常勝軍隊中最有名的一支）打了一場戰爭。這支軍隊有時是由政府提供資金，有時卻得到不到政府的資助，而是由一位揚州知府向當地富戶徵收額外稅款並暗地裡提供給他們。戚繼光領導的戚家軍表明，只要有足夠的決心，大明帝國還是可以擊敗挑戰者的，而他們抗倭的成功也開啟了一個（短暫的）改革時代。戚繼光後來被調派戍守北方，在此期間他改進了長城的邊防，建造了敵樓，在敵樓之間調派了訓練有素的火槍手，像一個世紀前匈牙利人在與奧斯曼大帝的戰爭中使用的車輪堡那樣將火炮架到馬車上。
16世紀70年代，中國歷史上最能幹但又頗具爭議的宰相張居正改革了稅收制度，收清了所有的欠賬，並改革軍隊使之更現代化。他提拔了許多能幹的年輕將領，比如戚繼光，並親自監督年幼的萬曆皇帝的教育。國庫重新充實了，軍隊也再一次振興，但是在1582年張居正死後官僚體系再一次反擊。張居正死後遭到了貶黜，他派系下的官員也都被解除了官職，值得尊敬的抗倭英雄戚繼光死時孤獨一人，一貧如洗，就連他的妻子也拋棄了他。
自從能幹的首輔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在每件政務上都備受挫折，最終失去了耐心，在1589年開始了罷工。他退縮到一個自我放縱的世界中，在服裝上大肆揮霍，變得大腹便便以至於需要有人在旁攙扶才能站起來。其間有25年他都拒絕上朝，留下一幫大臣們對著空空的寶座叩頭。這期間沒有任何政策得到執行與實施，沒有任何官員得到任用與提拔。1612年時大明帝國中一半的官位都無人擔當，朝堂之上未辦理的案件已經積壓數年之久。
因此，當豐臣秀吉於1592年出征時他期待著輕輕鬆鬆就能勝利就毫不奇怪了。但是不知是因為豐臣秀吉犯了錯誤，還是因為朝鮮海軍的改革，還是中國軍隊（尤其是戚繼光創建的炮兵）表現得異常勇猛，日本軍隊陷入了困境，裹足不前。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如果豐臣秀吉沒有在1598年死掉的話他可能還是會征服中國，但是實際情況是，豐臣秀吉手下的將領們立刻重新考慮了擴張的計劃，他們放棄了對朝鮮的征服，很快退回到日本國內處理更為嚴重的內部爭鬥問題。萬曆和他的政府官僚們也恢復了無所作為的糟糕狀態。
在1600年以後，東方核心地區的強國們默認了官僚們意見的正確性：中央集權和對外擴張並不能解決它們的問題。邊境草原部落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大挑戰，歐洲海盜或者貿易者們在東南亞地區仍然不斷製造各種麻煩，但是日本受到的威脅卻如此之少——單就世界的歷史而言——以至於它實際上完全停止了火藥槍支的使用，那些熟練的制槍工匠們又回到以前，開始製造刀劍（謝天謝地，不是犁頭）。但是，在西方卻沒有國家能夠有幸這樣。
帝國的皇冠
在某些方面，16世紀的東西方社會非常相像。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有一個強大的帝國統治著傳統意義上的中心地區（在東方，是位於黃河長江流域的明朝，在西方是位於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奧斯曼帝國），而且在它們的邊緣地帶都存在著商業發達的小國（在東方有日本和東南亞諸國，在西方有西歐諸國）。但是在這些邊境鄰國方面，東西方卻各不相同。相對於明朝內部的爭執不休，不管是奧斯曼帝國的蘇丹還是其臣屬官僚們都一致堅信不疑地認為對外擴張是解決他們問題的關鍵。經歷過1453年奧斯曼軍隊的洗劫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一度降到僅僅5萬人，但隨著它再次成為一個強大帝國的首都，人口又很快地回升了。到1600年時這個城市共有40萬人口，因此——像數百年前的羅馬人一樣——他們需要整個地中海地區的果實來供養自己。像古羅馬時代的元老院首領們一樣，土耳其帝國的蘇丹們認為對外征服是保證這一切給養的最好辦法。
蘇丹們制訂了複雜的計劃，猶如舞蹈一般，他們一隻腳踩在西方核心地區，一隻腳橫跨草原。這就是他們成功的秘密所在。1527年，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粗略估算，他的軍隊一共包括75000名騎兵和28000名禁衛軍。騎兵中的大部分都是傳統遊牧部落中的貴族射手，而禁衛軍則是由訓練成火槍手的基督教奴隸和輔助的炮兵組成。為了使那些騎兵們高興，蘇丹們將征服後的土地作為封地一一分派；為了使禁衛軍們滿意——也就是說，按時按量分發工資——蘇丹們制定了連豐臣秀吉都會印象深刻的土地測量制度併力圖促進現金的最大化流通。
所有這些都需要良好的管理，而奧斯曼帝國逐漸膨脹的官僚制度確實發揚了帝國最光輝燦爛的一面，這時的蘇丹們只需要靈巧地挑動各利益團體去互相爭鬥。在15世紀，蘇丹們通常比較偏向於支持禁衛軍、中央集權政府和都市文化；在16世紀，蘇丹們傾向於貴族制度、權力下放和倡導伊斯蘭教。但是，比這些靈活的政策變動更重要的是對外掠奪，因為正是對外掠奪提供了一切。奧斯曼帝國需要戰爭，而他們也總是能夠在戰爭中取勝。
他們面臨的最艱難的考驗來自東部邊境。很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在應對著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小規模叛亂，這一地區的紅髮[3]什葉派武裝分子痛斥他們為腐敗的遜尼派暴君。當波斯國王於1501年宣稱自己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後代時，這一衝突變得更為嚴重。什葉派的指責轉向帝國內飢餓的、被剝削和壓制的大眾，他們狂熱的做法甚至讓久經沙場的士兵們也震驚不已：「他們摧毀了一切——男人，女人甚至孩童。」一位中士曾經這樣記錄什葉派的叛亂：「他們甚至還要滅掉貓和雞這樣的動物。」土耳其的蘇丹向宗教學者們施壓，宣佈什葉派為異教徒，因而在整個16世紀聖戰從未停止過。
先進的武器使得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更具優勢，儘管他們從來沒有徹底打敗過波斯軍隊，卻使得波斯人裹足不前，然後他們就可以向西南方向入侵，在1517年征服更大片的土地——埃及。自從900多年以前阿拉伯人勝利以來，飢餓的君士坦丁堡人第一次可以有保障地得到尼羅河出產的早餐供應。
但正如亞述人以來的每次權力擴張一樣，奧斯曼人發現一場戰爭的勝利只是拉開了另外一場戰爭的序幕。要想恢復埃及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糧食貿易，他們必須建造一支強大的艦隊來保護自己的船隻，但是當他們打贏地中海地區凶狠的海盜（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後，他們的艦隊也航行得更遠了。到16世紀60年代時，土耳其人控制了整個北非海岸，並和西歐海軍開戰。土耳其軍隊還向歐洲內陸推進，在1526年戰勝了兇猛的匈牙利人，殺死了匈牙利人的國王以及大部分的貴族。
1529年，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在維也納城外安營紮寨。他暫時還不能攻下這座城池，但是圍城本身已經使得基督徒們心驚膽戰，害怕奧斯曼帝國很快就會吞併整個歐洲。「一想到（一場大戰的）結果我就忍不住打顫，」駐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使曾這樣寫道。
在奧斯曼帝國一方，他們擁有著無盡的財富、豐富的資源、戰爭方面的經驗與訓練、老練的士兵們、一連串從不間斷的勝利……在我們這邊，卻只能看到空虛的國庫、奢侈的習慣、枯竭的資源、沮喪的士氣……而且，最糟糕的是，敵人已經習慣於勝利，而我們則是習慣於失敗。我們還能對結果有任何的懷疑嗎？
但一些歐洲人確實仍對結果抱有懷疑，尤其是查理五世。他是哈布茨堡家族的族長，這個家族是黑死病爆發後一直在爭奪中歐統治權的幾個超級宗族之一。由於精明的政治聯姻，而他們的姻親也「適時」地去世了，哈布茨堡家族逐漸擠到了從多瑙河到大西洋一帶地區的寶座上，並且在1516年整個歐洲遺產——奧地利、德國的大部分和現今的捷克共和國、意大利南部、西班牙以及現今的比利時與荷蘭——都落入了查理的手中。在這諸多地區擁有的王位使他擁有著整個歐洲最好的士兵、最富裕的城邦和最優秀的財務官。而且在1518年，德國王子也選他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一項稱號，作為歐洲混亂的中世紀的一項奇怪的遺風，可謂好壞參半。正如伏爾泰在18世紀50年代所說的那句名言一樣，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駕馭那些爭吵不休的王子們並將他們聚到一起花費的力氣遠超過了王位帶來的價值，儘管如此，原則上，任何坐在神聖羅馬帝國皇位上的人都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孫——當集結整個歐洲來對抗土耳其時這一點尤為重要。
許多觀察家們預想西歐只有兩種可能：被伊斯蘭世界征服，或者順服於哈布茨堡家族——唯一一個足夠強大可以抵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查理的大臣在1519年給這位皇帝的信中這樣總結道：「上帝對您一直都是很仁慈的。他使您凌駕於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國王與王子們之上，並使您享有著自從您的祖先查理曼大帝以來任何君主都未享有過的至高權力。他促使您走向世界範圍的君主制，走向在唯一上帝護佑下的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統一。」
如果這位大臣正確的話，西歐會更加類似於世界上其他的核心地區，都是由一個偉大的皇帝所統治。但是被人領導驅使這樣的想法卻使基督教世界的眾多國王和王子們警惕起來，他們先發制人對查理發動了戰爭，想要使他下台。法蘭西甚至和奧斯曼帝國簽訂了條約共同對抗哈布茨堡家族，法蘭西與土耳其的聯合艦隊甚至於1542年炮轟了法屬裡維埃拉（當時處於查理的統治下）——理所當然，所有這些都迫使查理大帝更努力地嘗試統領整個基督教世界。
查理大帝與其兒子菲利普二世都將他們長期統治時間[4]的大部分用於和其他基督徒的戰爭，而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們的努力不但沒有將西歐變成一個偉大的陸上帝國，反而使得歐洲更加四分五裂，加深了舊的分歧，又造成了新的爭端。舉例來說，在1517年萬聖節，馬丁·路德在維滕貝格城堡教堂門前發表其不滿基督教會做法的《九十五項論綱》的時候，他所做的並不是非常特別的事，這只是宣傳神學辯論的一種傳統方式（和黑死病以後許多關於教會的批評比較起來，路德更積極溫和）。但當時緊張的社會氛圍使他的宗教抗議變成了一場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大地震，這一社會震盪經常被他同時代的人拿來和土耳其世界中的什葉派——遜尼派分裂相提並論。
路德本來希望查理大帝會支持他，但是查理認為要想統領整個基督教世界，就需要一個統一的教會。「當一個僧侶與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意見相左的時候，他一定是錯誤的，」查理曾這樣對路德說，「我決意用我的所有屬國與領土，我所有的朋友，我的身體、血液、生命、靈魂來與之對抗。」他也確實如此做了，但是當整個歐洲武裝起來支持或反抗哈布茨堡的時候，否認基督教世界內存在的派系分歧就顯得具有災難性了。有時因為原則的問題，有時因為些微的優勢，有時僅僅因為困惑，上百萬的人們拒絕承認羅馬教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殘殺，新教徒殺害其他的新教徒，關於抗議的不同解讀也成倍增加。一些新教徒宣揚基督復臨、自由博愛，或者共產主義的思想，一些人的下場血腥淒慘。但總而言之，不管他們的抗議暴烈還是崇高，都使得哈布茨堡想要統一基督教的做法更加困難——而且代價更為高昂。
民眾一旦認定他們的敵人是敵基督[5]的代理人就很少會願意和解，因此小衝突上升為大衝突，大衝突又拒絕終結，所以代價就這樣螺旋增加。最終，哈布茨堡的底線就是底線本身：他們只是負擔不起統一整個西歐的代價。
查理沒能完成他統一西歐的事業，他在1555～1556年間從各個王位上退位，並將之分給了兩個人：他的堂兄得到了奧地利和神聖羅馬帝國，而菲利普則繼承了西班牙和其他西歐地區。這是很聰明的一項策略：將哈布茨堡統治等同於西班牙統治，菲利普能夠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並集中精力解決真正的問題——錢的問題。
在40年的統治期間，菲利普像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樣辛苦工作，試圖改革哈布茨堡的財政狀況。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花費大量的時間在馬德里市外的辦公室內工作，經常忙碌得沒有時間去實地參觀一下自己的領地。但是儘管他像豐臣秀吉一樣滿腔熱情地統計人口，向民眾徵稅，增加收入，並打敗了法蘭西與土耳其，他所追求的統一西歐的終極勝利卻從來沒有實現。他的稅官們壓搾得越嚴重，出現的問題就越多。菲利普的臣民們繁衍之快如穀倉裡的老鼠一般，處在飢餓和國家稅收的夾縫之間，而且看到他們上交的稅收被用於和遙遠的國家作戰，但他們對於這些國家的人們一無所知，於是開始了越來越多的反抗。
在16世紀60年代，菲利普甚至試圖將基督教會與徵稅相提並論。本來很遲鈍麻木的荷蘭人，承受著哈布茨堡新教的迫害和嚴苛重稅的負擔，爆發了一場衝擊祭壇、褻瀆教會的暴烈行動。失去富裕的荷蘭而將之置於一群加爾文主義者的手中，對菲利普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他派遣軍隊前去鎮壓，而這只是促使荷蘭人建立了自己的軍隊。菲利普不斷地贏得一場場戰役的勝利，卻總是不能贏得整場戰爭。荷蘭民眾再也不願向哈布茨堡繳納新的賦稅，而且當他們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脅時，不管花費多少錢財、犧牲多少生命，他們都要捍衛自己的信仰。到16世紀80年代，菲利普在戰爭上花費的錢財遠遠大於整個帝國的收入，因為不能再負擔勝利或者失敗，菲利普向意大利金融家們借的錢越來越多。當他既不能支付軍隊的開銷，也不能向債權人還錢時，他就宣佈破產，然後再如此反覆重演。而他的軍隊因為得不到俸祿，變得騷動起來，四處搶掠為生，因而菲利普的信用也一落千丈。但直到1639年（在海上）和1634年（在陸上）西班牙才被徹底打敗。而當菲利普於1598年去世時，整個帝國已經瀕於毀滅，所負的債務是其年收入的15倍。
200年後，又有一個西歐陸上帝國和哈布茨堡帝國非常相像，而到這時，其他的西歐國家已經開始了一場變革整個世界的工業革命。如果哈布茨堡或者土耳其人在16世紀統一了歐洲的話，可能這次工業革命永遠都不會發生。或者說，在沒能統一整個西歐的查理與菲利普身上，在沒能征服西歐的奧斯曼·蘇萊曼身上，我們終於發現了改變歷史進程的拙劣傻瓜。
儘管如此，我們要再次提醒，這不能單單歸罪於任何一個人。那位擔憂土耳其人入侵的歐洲大使曾指出：「唯一的障礙是波斯人，他們處在奧斯曼帝國的後方，使得（土耳其）侵略者們不得不小心提防。」打敗波斯人、什葉派教徒和歐洲人對土耳其人來說都在他們能力範圍之外。相類似的，查理和菲利普之所以沒能成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統治者，不是因為他們輸掉了一些決定性的比賽（實際上，在16世紀80年代以前他們幾乎每戰必勝）或者缺少一些決定性的資源（實際上，他們擁有的運氣、才能和優勢都比自己本來的份額要多），只是因為打敗土耳其、統一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和西歐的其他國家對他們來說是超出組織架構與財富資源所能承受範圍的。既然哈布茨堡擁有著眾多的優勢都不能統一西歐，那麼就真的沒有人能做到了。西歐注定要和那些從土耳其到中國之間的眾多帝國截然不同。
暴動、革命、農民起義：風雨飄搖的東西方帝國
儘管每個帝國的經歷各不相同，但東西方核心地區的社會發展一直都在進步，而且在1598年豐臣秀吉和菲利普去世後的數十年間，明顯又可以看到社會發展的悖論再次出現。像以前的很多時候一樣，氣候變化導致了不斷加劇的危機，雖然自從1300年後氣候一直比較寒冷，但是現在卻變得越來越寒冷了。一些氣候學家將之歸因於1600年秘魯境內的火山噴發，而其他人則將之歸結於太陽黑子活動的減弱。但是多數人都同意大部分的舊大陸地區在1645～1715年間非常寒冷。從英國倫敦到中國廣東，書吏和行政官員們都在抱怨冬天的冰雪天氣和過於涼爽的夏天。
住在寒冷城市裡的人們和貧瘠土地上的人們聯合起來，使得17世紀對那些毫不設防的民族來說無異於一場災難，不管這些民族的人們生活在森林、濕地、野外還是殖民地。有時政府受到良心的譴責，於是制定法律想要維護這些受害者的利益，但是那些試圖將核心地區的邊界往外擴展的殖民者卻很少理睬這些法律。在中國，所謂的棚屋民族侵入了大山森林深處，在當地脆弱的生態系統中種植甘薯和玉米，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被。他們將苗族等原住民族驅趕到了飢餓的邊緣，但是當苗族人起來反抗的時候，政府又派遣軍隊來鎮壓他們。日本北部的阿依努人、英格蘭最早殖民統治下的愛爾蘭人以及北美洲東部的原住民族都有過這樣悲慘的遭遇。
殖民者們之所以如此大舉入侵是因為他們本來所處的核心地區的資源正在逐漸枯竭。「每一寸土地都能壓搾出利潤來，」一位中國官員曾這樣堅持道。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各國政府都在積極地與開發者合作，力圖將灌木叢與濕地改造成牧場與耕地。另一位中國官員在17世紀20年代痛斥道：
請不要再去佔有掠奪那些蘆葦地和草場上的蠅頭小利！……一些人因其惰性，不考慮長遠之將來，而僅追逐於蘆葦之地的蠅頭小利，拒絕耕種莊稼所獲得的更大利益。他們不僅不願復墾土地，更因別人如此做法而惡之……商業集市因而日漸荒涼，政府收入因此日益不敷。如此之境況孰能忍乎！
荷蘭和英國的企業家們以同樣飽滿的熱情對濕地進行拓荒開發。國家贊助的灌溉計劃帶來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之前生活於此的當地人卻在法庭上、大街上掀起了激烈的抗爭。他們（大部分是無名氏）的抗議之歌讓人為之心酸：
看哪，這些排水工人正在破壞著造物主的偉大設計，
這些正在使我們的身體越來越消瘦，並終成烏鴉與蟲蟊的獵物；
因為這些確實意味著所有的沼澤地區都將枯竭，
所有的一切都將乾涸，我們也將死去，
而一切只是因為埃塞克斯的牛犢們需要牧草。
鳥禽們尚且有羽毛翅膀可以遷徙到其他的國度，
但是我們卻沒有類似的交通工具來幫助我們移居；
除非我們團結起來，用戰爭將他們驅逐，
我們將不得不將自己的故鄉土地（啊！多讓人傷心的事）
讓給那些有角的野獸與牛畜。
侵略者以及他們帶來的同樣具有侵略性的動植物，迫使當地物種遷移離開，或者大肆獵殺而終使這些物種滅絕，然後他們就可以開墾棲居地，毀掉森林。在17世紀60年代，一位學者曾抱怨說日本4/5的森林已經被砍伐殆盡。在16世紀50年代前後，英格蘭和蘇格蘭地區有10%的土地尚有森林覆蓋，但是到18世紀50年代時這些剩下的樹木有一半以上已經消失了。對比之下，在1600年時愛爾蘭仍有著12%的森林覆蓋率，但是到1700年時殖民者已經砍伐掉了5/6的樹木。
大城市附近木材的價格上升得非常快，人們開始尋找替代手段。在日本江戶附近地區，制鹽制糖工廠、陶藝工人，最後甚至連普通家庭都開始用煤作為燃料，而在歐洲人們同樣可以這樣做，用泥炭和煤來代替木炭。正如500多年前中國開封的人們一樣，倫敦人欣然接受了這些化石燃料，因為它們的市場價格要比木炭低。雖然大部分英國家庭還是可以找到木柴的影子，但是到16世紀50年代時，平均每個倫敦人每年燒掉的煤幾乎達到了0.25噸，到1610年時這數字又增長了3倍，而到17世紀50年代為止，整個大不列顛的燃料有一半以上來自煤炭。「倫敦被包圍在一團如雲般密佈的煤海當中」，1569年一位倫敦人這樣抱怨道，以至於「如果這個世界上真有和地獄相似的地方的話，那就是大霧天氣下火山一般的倫敦城」。
令人悲哀的是，他誤解了當時的情況，因為其他歐亞大陸的人們正在為自己製造更糟糕的地獄。氣候變化只是啟示錄中第一個衝破束縛的騎士，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緊缺壓力也導致了政府的失敗，壓力之下越來越多的政權崩潰坍塌。如果君主們試圖削減開支，他們就會失去自己的大臣以及將士們；而如果他們試圖從納稅者身上擠出更多的稅收，他們就會失去所屬的商販和農民。自從國家政權出現以來，窮人的激烈抗爭就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現在這種抗爭變得更加劇烈了，因為那些被剝奪財產的貴族們、破產的商人們、領不到軍餉的士兵們還有怨恨的官員們都加入了這一隊伍。
隨著時局變得越來越艱難，西方統治者們想方設法增加人們的叛亂成本，從而降低人們叛亂的可能性。這些統治者們更加堅定地重申他們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們更積極地討好宗教學者們，西歐的知識分子們則創立了「專制主義」的理論。他們宣稱，國王的權威完全來自上帝的恩典，任何議會、任何教堂、任何個人的意志都不能削弱國王的權威。根據法語中的一句名言，國王的權威不受制於任何一個國王、任何一種信仰、任何一種法律。挑戰這一權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等同於挑戰所有純潔美好的事物。
但是恰恰有許多不滿的民眾想要挑戰這一權威。1622年，土耳其的蘇丹和哈里發奧斯曼二世——分別是命定的穆罕默德繼承人以及上帝在塵世的代表——因為越來越多的軍費開支而試圖削減步兵軍隊，最後這些步兵隊伍的反應卻是將皇帝從皇宮中拖出來勒死，然後還切割了皇帝神聖的軀體。奧斯曼的弟弟想要解決這一困境，於是他和那些嚴苛的教士們結成同盟，甚至通過禁止喝咖啡、制定對吸煙的死刑處罰來取悅教會。但是在17世紀40年代，蘇丹宣稱其存在合理性的努力徹底失敗了。1648年，步兵軍隊和教會結成了同盟，處死了蘇丹「瘋狂者」易卜拉欣（這個綽號於他確實名副其實），由此拉開了持續50年內戰的序幕。
17世紀40年代對所有地方的皇室來說都不啻一場夢魘。一場場反對專制統治的叛亂使整個法國陷入了混亂；而在英國，議會向頑固的國王宣戰並最終將國王送上了斷頭台。這一切就如打開魔瓶釋放出妖怪一樣，引發了一系列的混亂。如果連本來如神明一般權威的國王都能被審判並處決，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自從古希臘文明以後，這可能是民主思想第一次開始萌芽。「在英國最窮困的人和那些最偉大的人一樣，有著同樣的人生可以展開，」議會領導的軍隊中有一位上校軍官曾這樣說，「每一位生活在政府管理下的公民首先應該自己同意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下生活。」
這些在17世紀的背景下都是頗有衝擊力的言論，但是英國激進派的各個分支派系的言論甚至更為狂野。其中一個自稱「平等主義者」的派系對所有的社會區分都持反對態度。「沒有人生下來是要受別人控制的，」他們指出，「更沒有人生下來是為了駕馭別人。」而且，如果說社會等級是有悖於自然、不應該存在的，財富更是如此。在國王登上斷頭台的一年之內，一個自稱「真正的平等主義者」的派別分裂開來，分別建立了10個公社。另外一支派系浮囂派將上帝看作「偉大的平等主義者」並宣揚永久革命的思想——「推翻，推翻，推翻……定要確保天下公平公正，否則上帝帶來的災難將會腐蝕併吞噬你們擁有的一切。」
平等主義思潮的時代已經來臨。例如，1644年一份關於平等主義者的報告中曾這樣寫道：（平等主義者們）將他們的犁鋤打造成了刀劍，並為自己取了「和國王平等」這樣的稱號。他們宣稱他們正在消除主人與奴隸、富人與窮人、達官顯貴與底層人民的區別和差異。佃戶們佔有了地主們最好的衣服……他們會命令地主們跪下來為他們倒酒，他們會在地主們的臉上扇上兩記耳光並且說：「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們有什麼權利稱呼我們奴隸？」
然而，那些極力宣揚平等的軍閥們卻不是英國人，事實上，他們正在中國的東海岸地區猖狂活動。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這樣的情況：上文討論過的對穩固的社會等級制度的激烈挑戰——例如15世紀90年代中國的王陽明對朱熹思想的批判，以及16世紀前10年馬丁·路德對天主教會的挑戰那樣，這些挑戰和國家的失敗一起形成了關於人的平等的新觀點。但是，我們接下來就會看到，這些不同的思想在18世紀的世界有著各不相同的命運。
在中國，明王朝因為財政破產和派系鬥爭而陷入癱瘓，而當瘟疫——啟示錄中的第三個騎士——在1628年爆發時，明王朝的皇帝看起來已經喪失了天意的授權。叛亂者們越來越覺得任何行動都不過分。在17世紀30年代，明王朝分裂成了不同的割據政權，而1644年，北京城最終也陷落了。明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在皇宮大殿後的一棵孤零零的樹上吊死了。「朕涼躬聖意，有傷天德，」他在衣袍上這樣寫道，「死去無顏見祖宗。朕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
實際上崇禎帝只是在浪費自己的遺言。這些軍閥們較之歐洲的國王、土耳其的蘇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都沒有財力來支撐膨脹的軍隊。因此他們只得放縱士兵們四處搶掠，試圖從民眾的身上獲取收益。自從戰爭出現以來，軍隊都免不了要劫掠無辜的民眾，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們就已經設計了種種不同的殘忍行為，在那以後的恐怖年代中，他們只是通過各種令人瞠目的對等行為來不斷地重複他們的殘忍行徑。儘管如此，在殘酷的17世紀，整個歐亞大陸上，憤怒、貪婪、恐懼的士兵們似乎在殘忍行為方面又開創了新的高度。我們的文獻中充斥著各種折磨、大規模屠殺、輪姦等行徑。當北京城陷落的時候，市民們遭到了士兵的殘酷毆打，只是為了搾取他們可能擁有的銀兩。有些人反覆三四次地被夾手指或者夾胳膊。而且負罪之人還會牽連到與之相關的其他人，於是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被牽連獲罪……百姓們開始對生存失去了興趣。
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在西方世界國家政權的衰敗所引起的暴力則更為嚴重。在德國，宗教戰爭在1618～1648年間達到了糟糕的頂點。在基督教世界的每個角落我們都能找到龐大的軍隊，如果士兵們真有薪水的話也極不規律，他們和土地隔離開來，敲詐勒索任何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現存的原始資料充斥著各種殘忍野蠻的暴行。德國小鎮貝利茨，不幸地因為位於1637年神聖羅馬帝國軍隊行進的路上，因此成為這樣一個極好（或者說極壞）的例子。一位海關官員曾寫道，在召集了當地人之後，這些強盜和殺人犯們找到一截樹枝，插進那些可憐的人的喉嚨裡，任意攪拌並往裡倒進水去，再加上沙子甚至人類的糞便。這些人為了錢而折磨他人，令人憎恨，一個叫作大衛·奧特爾的貝利茨公民就是一例，他在被這樣折磨後很快死掉了。
另外一群士兵將一個貝利茨人吊到樹上，用火來烤，直到他答應供出自己的積蓄所在；而另外一群士兵，因為聽說他們的同伴將人放到火上烤而得到了錢財，又把這個人抓了回來，將他的臉對著火，「直到他死去，這個人的皮膚如一隻被屠宰的鵝那樣剝落下來」。
一直以來歷史學家們都認為這樣的故事只是一種宗教宣傳，這些故事如此可怕，人們很難想像它們竟是真實發生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況恰恰相反。超過200萬人死於暴力（直到20世紀世界大戰之前這一死亡人數都是無可匹敵的），而且可能有10倍之多的人死於緊隨戰爭而來的瘟疫與疾病——啟示錄中的第三個和第四個騎士。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中歐地區，人口下降都有1/3之多，就像一場人為的黑死病那樣。
瘟疫本身則以更為兇猛的變種席捲而來。丹尼爾·笛福的《瘟疫年》就是在此50年之後寫成的。他在書中生動地記敘了1665年橫掃整個倫敦的謠言、恐慌與痛苦。中國醫生的報告也幾乎同樣生動形象。在1642年的長江三角洲有人這樣記述道，「有時很多人都因為甲狀腺炎脖子腫了起來，有時候很多人的臉部和頭部都膨脹起來」，或者「有時候很多人都遭受腹瀉和間歇性發燒的折磨，也可能是抽筋、膿皰、皮疹、結痂處發癢，或者疥瘡」。
啟示錄五騎士中的四位都在爭相角力，但是就像圖9-1所顯示的那樣，並沒有發生像17世紀那樣的社會崩潰。社會發展繼續往前推進，西方於1710年（因為參考指數的準確性差異，可能要加減25年的時間），東方於1723年（同樣，在這附近）分別達到羅馬帝國和中國宋朝以前發展指數的頂點——43分。到1800年時，東西方社會發展都接近了50分。這時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社會發展會與歷史潮流相悖呢？
草原時代的終結：沙俄和清朝的邊疆政策
1689年8月22日，尼布楚。西伯利亞的夏天雖然短暫卻出奇的美麗。每年的這個時候，隨著地面解凍，新發出的草芽如綠色的地毯一般鋪滿了整個徐緩起伏的山區，其間又點綴著各種紅色、黃色、藍色的野花與蝴蝶。但是今年的夏天卻有一點不同：在石勒喀河河岸附近，出現了一個帳篷組成的小鎮，數百名中國談判人員與頭髮斑白的俄羅斯人一起坐了下來，一同商議一個共同的邊界。這些中國人是通過讓基督教傳教士將他們的條件譯成拉丁語來談判的。[6]
這些俄國人此時距家鄉萬里之遙。在1500年時，俄國還只是荒涼的西歐眾多公國中的一個，掙扎著試圖在從南方大草原侵襲而來的蒙古人和西方日益推進的波蘭、德意志、立陶宛等國家的夾縫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俄國凶狠的、未開化的王子們自稱沙皇（即獨裁者），從而表明他們像拜占庭帝國甚至羅馬帝國一樣自命不凡，但他們似乎常常不能確定他們到底想成為歐洲式的國王還是蒙古式的可汗。直到16世紀50年代沙皇「恐怖伊萬」——即使以俄國統治者們令人不安的標準來看也頗為暴虐——的時代，莫斯科才開始有一定的份量，但是伊萬行動如此迅速，很快就補上了逝去的時間。冒險家們背負著滑膛槍，越過烏拉爾山脈，在1598年打敗了當地的蒙古可汗，從而開啟了通向西伯利亞之路。
西伯利亞最為人所知的是作家索爾仁尼琴關於古拉格（前蘇聯勞改集中營）的小說中冰天雪地的背景，但那個時候它在俄國人的印象中卻是一個財富之地。對皮草的狂熱緊緊攫住了他們：因為很久以前已經將他們境內的貂鼠、黑貂、鼬獾等捕獵滅絕，歐洲人現在很願意為他們的皮大衣支付高昂的價格。在40年間，俄國的皮草商人在這片苔原上馳騁捕獵來供應這一利潤豐厚的市場，他們最遠甚至來到了太平洋岸邊。他們在西伯利亞的寒冷森林的邊緣上建起了一圈細細的柵欄，他們從這裡出發冒險去誘捕水貂，或者從當地石器時代的獵人們手上敲詐毛皮。儘管以蘇萊曼大帝或日本幕府將軍豐臣秀吉的標準來看，這些空曠的荒野稱不上一個帝國，但是從毛皮生意中獲取的稅收曾不止一次地使沙皇們免於災難。
俄國的捕獵者們和中國的軍隊很快就在黑龍江邊發生了衝突，但是到17世紀80年代時雙方都準備好了開始談判。每一方都害怕對方會像之前的許多決策失誤的君主那樣，邀請蒙古人作為同盟軍並因此釋放天啟錄中的第五騎士——遷徙，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們都來到了尼布楚協商談判。
他們那一年夏天在西伯利亞達成的協定完成了世界史上的一大轉變。2000年來這片乾草原一直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大通道，很大程度上處在那些偉大的農業帝國的控制範圍以外。移民、微生物、思想以及發明創造都隨之湧來，將東西方捆綁到社會發展抑或崩潰的一致旋律上來。在極少數情況下，一些征伐進取的國王會花費極大的代價將他們的意願強加到這片草原上，如波斯帝國的大流士大帝、中國漢朝的漢武帝或者唐朝的太宗皇帝，但這些畢竟只是少數。歷史上的規則是：農業帝國向遊牧民族支付任何他們想要的和希望的最好的東西，以此來確保邊疆的穩定。
但是火槍的使用卻改變了這一切。遊牧民族經常使用火器（人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槍，是1288年在中國東北一個遊牧地區發現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蒙古人將火器從中國傳入了西方。但是隨著槍支製造得越來越好（射擊得更快也更遠），帝國建設得越來越有組織，那些有足夠的財力徵召上萬名步兵，用滑膛槍和加農炮來武裝他們，並訓練他們連續發射的將軍們逐漸開始擊敗那些遊牧民族的騎兵。在1500年前後，那些從草原上來的馬上的弓箭手們還經常打敗農業王國的步兵。但是到1600年，他們就只能偶爾取勝了。而到1700年時，勝利對他們來說則是聞所未聞的事了。
俄國人在這一潮流中領先。在16世紀50年代，「恐怖伊萬」的炮兵部隊將軟弱的蒙古汗國趕出了伏爾加盆地，而且在接下來的100年間，俄國、土耳其、英國和波蘭逐漸用游擊隊、溝渠、柵欄等圍住了乾旱的烏克蘭大草原。以滑膛槍為武裝的村民們開始引導遊牧民族的活動方向，並最終將他們隔絕開來。在尼布楚，沙俄和中國商定：沒有人——難民、商人、逃兵，尤其是遷移的遊牧民族——可以在未經兩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在這片大草原上自由遷移。現在所有的人都成了農業帝國的屬民。
1644年發生在中亞地區的最後騷動向我們展示了改變之巨。那一年，一支農民起義軍攻克了北京，中國大明王朝的統治終於崩潰，而隨著內戰越來越失去控制，一位前明將領認為請滿族人——來自東北地區的半遊牧民族——越過長城來重建秩序可能是眾多正在發生的罪惡中相對較輕的一個。中國的統治者們一直有這樣一個傳統，將亞洲內陸地區的遊牧民族帶進帝國的內戰中來，而這通常都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但是和之前的入侵者不同，滿族人不是以遊牧民族騎兵的形式而來，相反他們帶來的是一支和明朝相差無幾的軍隊，都是由步兵組成，裝備有從葡萄牙人那裡仿造而來的滑膛槍和火炮。
滿族人毫不費力地佔領了北京城，其間沒有遇到任何抵抗，於是他們宣稱自己將建立一個新的大清王朝，並用了將近40年的時間四處征戰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滿族人的這些努力和之前草原遊牧民族入侵的結果大相逕庭。滿族人的入侵沒有打開閘門，讓更多的來自寒冷北方的遊牧民族進來，他們的長期征戰與努力只是將清朝軍隊磨煉得更為強大，並重新向中亞地區擴張。1697年，清朝軍隊在內蒙古草原深處擊敗了一支強大的遊牧民族武裝，1720年，清政府又將中央政府的管轄範圍延伸到多山的西藏地區。在18世紀50年代，針對遊牧民族的問題，清政府又實行了最後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將他們的槍支、彈藥、炮彈運送至當今的吉爾吉斯斯坦地區，打敗了最後的抵抗力量。
在17世紀和18世紀，那些農業帝國們——最先是，沙俄和大清帝國——高效地消滅了天啟四騎士之一。因為這個原因，社會發展即將達到極限時的壓力並沒有像公元2世紀和12世紀那樣引發草原移民的浪潮。而且，即使國家管理失敗、饑荒、疾病以及氣候變化這些因素都加起來，也沒有使這些核心地區徹底崩潰。大草原作為高速通道已經被關閉了，而伴隨著它的關閉，舊世界歷史的一個篇章也落幕了。
對於遊牧民族來說，這是十足的災難。那些在戰爭中倖存的族人們被束縛得越來越緊。自由遷徙——他們生活方式的根本所在——不得不依賴於遙遠的皇帝們的一時興起，而自從18世紀以降，那些曾經驕傲的草原勇士們越來越多地淪落為雇工、暴徒——例如那些被用來監督看管暴民們的哥薩克人。
儘管如此，對這些帝國來說，關閉草原通道卻是一項不折不扣的勝利。中亞地區長久以來都是外敵入侵等危險的主要來源，現在卻已經成為帝國的新邊境。隨著來自遊牧民族的襲擊的減少，一兩百萬俄國人以及500萬甚至多達1000萬的中國人從擁擠的核心地區遷徙而來，定居於草原邊境上的這片新的土地。而一旦移居到這裡，那些吃苦耐勞的人們就開始開發分割這片土地，他們有的種田，有的採礦，有的伐木，源源不斷地將原材料和上繳的賦稅送回帝國的核心地帶。草原通道的關閉不僅僅避免了帝國的崩潰，它還開闢了一個草原寶藏，突破了數千年來社會發展限制在40分這個低水平上的極限。
海洋時代的開端：西歐國家對財富的追逐
當沙俄和中國忙於關閉舊的草原通道時，西歐國家正在試圖打開一個全新的海洋通道，這一通道的開闢將更劇烈地改變整個世界的歷史。
自從西歐人第一次穿越大西洋進入太平洋海域以後，100年來他們的海上帝國看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自從13世紀以後，威尼斯人就一直在通過開展和印度的海上貿易，遠渡重洋跨過非洲南端而不是討價還價地穿越土耳其帝國來聚集財富。葡萄牙的水手們同樣在進行海上貿易，卻更為迅速，成本也更為低廉。西班牙人在美洲進入了一個完全的「新世界」，他們在那兒的所作所為和俄國人後來在西伯利亞的所作所為頗為相似。
無論是西班牙人還是俄國人都盡可能地將自己的這些附屬地對外承包。沙皇「恐怖伊萬」給予斯特羅加諾夫家族在烏拉爾山脈以東所有事務的決斷權，條件是只要對方給予自己一定的綵頭；任何人提出要求保留自己在美國所得的一切，西班牙國王們都會多多少少給予他們，只要能保證哈布茨堡家族享有其中的20%。無論是西伯利亞還是美洲，都有小群的亡命之徒呈扇形四散開來，在這片地圖上尚未標明的領土上四處設置柵欄，佔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大片區域，而且經常寫信回國來交換更多的金錢和歐洲女人。
就像對毛皮的狂熱驅使著俄國人一樣，對金銀的狂熱同樣驅使著西班牙人。科爾特斯在1521年洗劫了特諾奇蒂特蘭，首先將西班牙人領到了這條道路上，而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則加速了這一進程。他在1533年綁架了印加國王阿塔華爾帕，作為贖金，他要求國王的臣民們將一間長22英尺、寬17英尺、高9英尺的房子裝滿金銀財寶。皮薩羅將這些印第安文明歷史上積累起來的藝術寶藏都熔化成了金錠——13420磅的黃金和26000磅的白銀——最後還是扼死了國王阿塔華爾帕。
到1535年，這些輕輕鬆鬆就能獲得的不義之財逐漸耗盡了，但是對於埃爾多拉多——遍地都是財富的黃金國——的幻想使得殘忍的行為不斷發生。「他們每天都無所事事，只是幻想著黃金、白銀還有秘魯印第安人的那些寶藏，」一位編年史作家曾經這樣感歎，「他們就像亡命之徒一樣，瘋狂，著魔，腦子裡充滿了對金銀財寶的貪婪慾望。」
這些人的瘋狂在1555年找到了新的出口。這個時候先進的銀礦開採技術使得新大陸的採礦業成為一項利潤豐厚的產業，產出非常驚人：1540～1700年間大約有5萬噸白銀從美洲運到了歐洲，其中有2/3來自現今的玻利維亞境內的波多西山脈，人們發現這一山脈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礦山。到1580年為止，歐洲的銀庫儲備增長了一倍，而哈布茨堡家族所擁有的份額則增長了10倍之多——即使這樣，正如1638年間一位從西班牙來到波多西的遊客所注意到的那樣，「在波多西所鑄造的每一比索（中南美貨幣單位）硬幣都是以10名印第安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另一方面，和俄國頗為相似的是，哈布茨堡家族開始將他們所征服的殖民地作為開創歐洲陸上帝國的戰爭的財政來源。「波多西銀礦的存在只是為西班牙不斷擴張的野心而服務，」一名參觀者這樣寫道，「它的存在旨在懲罰土耳其人，讓摩爾人謙卑，使佛蘭德斯人顫抖，令英格蘭人畏懼。」
哈布茨堡家族將其從新大陸開採的銀礦的絕大部分用於支付欠意大利金融家們的債務，而大部分的白銀經由這些威尼斯商人之手又流通到了中國，因為中國需要銀幣來滿足其蓬勃發展的經濟需求。「中國的皇帝們可以用在秘魯開採後流通到中國的銀條來建造一座宮殿，」一位商人曾這樣認為。儘管哈布茨堡家族一直在對外出口銀幣，而中國明王朝一直在進口銀幣，在其他方面它們卻有許多相似之處，那就是，它們更關注做大整個經濟蛋糕中自己的那一部分，而非做大經濟蛋糕本身。這兩個帝國都嚴格地將海上貿易限制在少數容易徵稅、有國家壟斷支持的領域。
理論上，西班牙每年只允許一艘大型帆船滿載銀幣越過大西洋對外流通，而且（再一次地，理論上而言）對其他貨物的貿易規定也同樣嚴格。但實際上，結果正如中國困擾不斷的沿海地區一樣，那些被排除在官方交易之外的人們開創了一個巨大的貿易黑市。這些「闖入者」就如中國當時猖狂走私的海盜一樣，無視官方的徵稅規定，任意殺害反對的人們，低價拋售貨物來和官方貿易者競爭。
那些16世紀20～30年代在哈布茨堡家族的歐洲戰爭中首當其衝的法國人，最先加入了這場關於海盜的爭鬥。最早的有記錄的海盜襲擊是在1536年，到16世紀50年代時海盜襲擊就變得非常普遍了。「遍佈整個海地的海岸邊，沒有一座村莊沒有遭受過法國人的洗劫，」1555年一位官員曾這樣抱怨道。16世紀60年代，英國走私者也開始進行奴隸販賣，或者在機會出現的情況下，登岸劫掠那些運送白銀的騾隊。由此劫掠來的不義之財頗為豐厚，因而在20年內西歐地區最野蠻、最不顧一切的男人們（還有一些女人）都聚攏而來，加入了這一行列。
像中國一樣，西班牙對此的反應緩慢而又漫不經心。通常情況下，這兩個帝國都認為忽略這些海盜要比打擊他們代價更小，直到16世紀60年代，西班牙才開始像中國一樣真正地反擊。一場全球範圍內持續數十年之久的打擊海盜的戰爭就此爆發，從中國到古巴（同樣還有地中海地區的奧斯曼帝國）都有軍隊用短刀、火炮作戰。1575年，中國艦隊和西班牙艦隊甚至在菲律賓群島附近聯手鎮壓海盜。
到這時為止，中國明王朝與奧斯曼帝國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打擊海盜戰爭的勝利，但是西班牙仍然在與一種更加嚴重的私掠活動鬥爭——國家支持的海盜活動。私掠船船長們一般都有國家統治者頒發的許可證，甚至國家給予的船隻來掠奪西班牙人。這些人的頭腦中沒有適可而止的概念。在16世紀50年代，凶殘的法國私掠船船長「木腿」勒克萊爾將古巴的重要城鎮洗劫一空。1575年，英國的約翰·奧克斯納姆將船駛入加勒比海地區，停在巴拿馬附近，然後將船上的兩門大炮拖出，面朝整個島嶼。當他行駛到太平洋一側的時候，他下令砍伐樹木，建造了一艘新船，招募了一群逃跑的奴隸作為船員，幾周之內在秘魯無人防守的海岸一帶令人聞風喪膽。
奧克斯納姆最後的結局是在利馬城被吊死，但是4年以後他的老船友弗朗西斯·德雷克（同樣是善於欺詐的盜賊，但有著遠見卓識，總而言之，最完美高超的海盜）捲土重來，帶著更野心勃勃的計劃：航行繞過南美洲的最南端，將秘魯劫掠一空。在他所率領的由6只海船組成的船隊中，最終只有一艘成功地繞過了好望角，不過這艘船裝備的武器彈藥非常充分，因而很快就在太平洋地區建立起了英國艦隊的權威地位。德雷克繼續他的海盜事業，從一艘西班牙貨船上搶奪了史上最大一批金銀（超過25噸），之後意識到不能再原路返回，於是他鎮靜地滿載著他的戰利品環遊世界。海盜的事業是有著豐厚的回報的：德雷克的贊助者們得到了47倍的回報，而伊麗莎白女王僅用她所享有的1/3的戰利品，就還清了英格蘭所有的對外債務。
受到這些勝利的鼓舞，西班牙的競爭對手們分別將自己國家那些想要成為征服者的人們派往新大陸。但是這些進展卻不怎麼順利。在一次希望戰勝經驗的巨大勝利後，法國人於1541年在魁北克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希望在此找到金礦和香料。但他們後來發現，在魁北克這兩種東西都缺少，因此殖民地的建立也就失敗了。法國人接下來的努力也沒有能夠成功：法國殖民者模仿西班牙人，幾乎就在佛羅里達西班牙要塞的隔壁定居，結果迅速地遭到了屠殺。
第一批英國的冒險家們也同樣不切實際。在於1579年威懾整個秘魯以後，德雷克沿美國西海岸往北航行，在加利福尼亞（也許就在現在被稱為德雷克灣的、舊金山附近風景如畫的入海口處）登陸。在那兒他將當地人召集到海灘上，然後對他們宣佈他們的家鄉現在被更名為新阿爾比恩——新英格蘭——是女王伊麗莎白的屬地。然後，他再次出發起航，再也沒有返回。
1585年，德雷克的對手沃爾特·拉雷（或者像他的對手們習慣稱他的那樣，沃爾特·雷利）在現在的北卡羅來納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羅阿諾克。拉雷比德雷克更加務實，至少給殖民地帶來了真正的拓荒者，但是他想將羅阿諾克作為劫掠西班牙船隻的海盜巢穴的計劃卻是災難性的。羅阿諾克島的地理位置非常差，因此當第二年德雷克從島邊駛過的時候，飢餓的定居者們便搭載德雷克的船隻回英國了。拉雷的一個副手把第二批人運到了羅阿諾克（他本應該把這些人帶往切薩皮克灣一個更適宜的地方，但是卻迷路了）。沒有人知道第二批定居者們發生了什麼，當他們的統治者於1590年返回的時候，他發現所有的人都不見了，只有一個名字——克羅坦，定居者們對於羅阿諾克的稱呼——刻在樹上。
這些邊境地區充滿暴力，生命因而顯得廉價，但無論何時美洲原住民的生命總是要比那些殖民者的廉價許多。西班牙人喜歡開玩笑，嘲弄位於馬德里的君主們是如此的低效，以至於「如果死亡來自西班牙，我們所有人都會永生」，但是美洲原住民可能不會覺得這玩笑有趣。對於他們來說死亡確實來自西班牙。因為有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屏障，他們進化得對於舊世界的病毒沒有絲毫的抵禦能力，自從哥倫布登陸美洲的幾個世代以來，他們的人口至少下降了3/4。這就是第六章中提到過的「哥倫布大交換」：歐洲人得到了一個全新的大陸，而美洲原住民卻染上了天花。雖然歐洲殖民者有時發現他們遇到的原住民有著令人恐懼的殘酷，但大部分情況下死亡卻是以一種不為人察覺的方式降臨在原住民身上，就像人的呼吸或者體液中的微生物一樣。而且這些病毒傳播的速度要比在歐洲大陸上快得多，一旦從殖民者傳播到原住民身上，只要這位感染了的原住民接觸其他健康的原住民，病毒就會隨之傳播。因此，只要白種人露面，他們就能輕而易舉地奪去原住民不斷縮減的人口。
在任何土地肥沃的地方，殖民者都會創建歷史學家與地理學家克羅斯比所稱的「新歐洲」——移植他們家鄉的翻版，使他們熟悉的莊稼、雜草、動物四處遍佈。而在那些殖民者不想要的土地上，比如新墨西哥，正如西班牙總督宣稱的那樣，「除了裸體的原住民，假的珊瑚，以及一些鵝卵石」，那裡什麼都沒有，但這些殖民者的生態帝國主義（克羅斯比的另一妙語）仍然改變了這些土地的樣貌。從阿根廷到得克薩斯的廣大地區，牛群、豬群、羊群四處奔跑，變得更加野性，並繁殖了上百萬的牲畜，佔據了整片草原。
更妙的是，殖民者們還創造了「改進的」歐洲，在這裡他們不用試圖從粗暴的農民身上努力斂稅，他們可以將倖存的原住民變成奴隸或者——如果原住民無法利用的話——運到歐洲做奴隸（證據證明第一批運送而來的黑人奴隸是在1510年，到1650年為止黑人奴隸的數量已經超過了西屬美洲的歐洲人）。「即使你是窮人，你在這兒過得也要比在西班牙富裕得多，」一位在墨西哥的殖民者在家信中這樣寫道，「因為在這裡你總是負責的人，不需要親自工作，而且你可以騎在馬背上監督他人。」
通過建造升級版的歐洲，殖民者們開始了地理學意義上的另一次革命。在16世紀，歐洲的統治者們總是依照傳統的思維方式，僅僅將新大陸作為劫掠的來源，用以資助歐洲大陸上的戰爭，因而對於他們來說將美洲與舊世界分割開來的海洋就是一件麻煩事。但是到17世紀，地理上的分割開始變成一件好事了。殖民者們可以利用新舊大陸的不同生態環境，生產歐洲所沒有的，或者在美洲出產效益更高的商品，然後將之銷往歐洲市場。於是，大西洋不再是一種屏障，而更像是一條高速通道，使得貿易者們可以將兩個不同的世界連接到一起。
1608年，法國殖民者們又回到了魁北克，只不過這次是作為毛皮商人，而不是為了淘金，他們由此繁榮發達起來。詹姆斯敦的英國殖民者們在1612年發現煙草在弗吉尼亞生長得特別好，而在此之前他們幾乎餓死。儘管這些煙葉沒有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區種植的質量好，但是成本非常低廉，於是很快英國人就開始大把地賺錢。1613年，荷蘭的毛皮貿易商在曼哈頓定居，之後買下了整座島嶼。17世紀20年代，為了逃離宗教迫害而從英格蘭來到馬薩諸塞的人們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將用來製造船桅桿的木材運回國內。到17世紀50年代時，他們開始將牛群和魚乾送往加勒比海地區，在那裡糖就像白金一樣正掀起一輪新的熱潮。殖民者們和奴隸們，開始是細水長流般緩慢地，然後如洪水般大批地向西跨過大西洋來到新大陸，而奇異的商品與賦稅則向東流回歐洲。
在一定程度上，新邊境的移民總是做著類似的事。古希臘人將小麥從西地中海地區運回國內，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定居者們將大米沿大運河一直北上運往京城，而大草原邊上的殖民者們則將木材、毛皮與礦產運回莫斯科與北京。但是大西洋周圍生態環境的多樣性以及海洋的廣袤無垠——儘管很大但仍是可以管理的，考慮到複雜的現代航運的話——使得西歐的人們能夠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一種由互相疊加的三角貿易體系連接起來的相互依賴的、橫跨大陸的經濟。
貿易者們不再是簡單地將貨物從A地運到B地，他們可以將西歐的工業製品（紡織品、槍械等）運到非洲西部，以此交換奴隸獲取利潤，然後他們可以將奴隸運到加勒比海地區，並以之交換糖（同樣，獲取一定的利潤），最終他們可以將糖帶回歐洲出售，獲取更多的利益，然後再購進一批新的製成品，再次出發去非洲進行交易。另外，定居於北美洲的歐洲人也可以將他們釀造的朗姆酒運到非洲來交換奴隸，然後將這些奴隸運至加勒比海地區以交換糖，然後再把糖帶回北美洲以生產更多的朗姆酒。其他人可能會將食物從北美洲運到加勒比海地區（那裡用於生產糖的土地非常昂貴，如果為奴隸們的生活需要而種植莊稼太不划算），他們在那裡購買糖，然後將其運到西歐地區，最後帶著北美洲所需要的各種製成品返回。
落後的政治體制也顯示了其優越的一面，為貿易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作為16世紀歐洲的大帝國，西班牙擁有最發達完善的君主專制政體。這一政體通常將商人們看作賺錢機器，威脅他們繳納錢財，還將殖民地看作用於掠奪財富的來源。如果哈布茨堡家族真的成功地打敗他們的歐洲勁敵，將歐洲統一為陸上大帝國的話，大西洋經濟肯定會像這樣一直保持到17世紀。但是，相反的是，那些來自歐洲相對落後的西北邊境的商人們，因為他們國王的軟弱，將情形導向了另一個方向。
這些人中最為領先的是荷蘭人。在14世紀時荷蘭還只是一個四面環水的地區，被分割成一個個城市大小的城邦。理論上來講荷蘭人應該效忠於哈布茨堡王朝，但實際上那些遙遠而繁忙的統治者發現，將他們的意志強加於歐洲西北地區要麻煩得多，顯得很不值得，因此就將政權留給了荷蘭本地城市的上層人士。為了生存，荷蘭的這些城邦不得不改革創新。缺少木材，它們就開發泥炭作為能量來源；缺少食物，它們就在北海一帶捕魚，然後用漁業所得和波羅的海附近的國家交換糧食；因為缺少國王和貴族來統一管理國家，富裕的商人們盡力使城邦成為商業友好之地。充足的資金與更為完善的政策幫助荷蘭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資金，到16世紀後期，曾經落後的荷蘭一躍成為歐洲的銀行業中心。因為可以以低利率對外借款，荷蘭一直為歐洲持續不斷的消耗戰提供資金支持，直到慢慢地削弱西班牙政權。
英國緩慢穩步地朝著荷蘭人的方向發展。黑死病爆發之前，英國已經是一個真正的王國，但是其蓬勃發展的羊毛貿易使得英國的商人比除荷蘭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商人都更有影響力。在17世紀，商人們最先帶頭反對國王、挑起戰爭，甚至最終將那些軟弱的統治者們送上了斷頭台，然後推動政府建立一支龐大的、最先進的艦隊。當1688年一場政變將一位荷蘭王子推到英國王位的寶座上時，商人們就是其中主要的受益人。
1600年以後西班牙王室的統治逐漸削弱，與此同時荷蘭和英國的商人們積極地向大西洋推進。如圖9-2所示，1350年在歐洲西北部邊境的英格蘭和荷蘭地區，普通民眾的工資水平已經稍高於富裕但更擁擠的意大利的工資水平。1600年以後，差距拉得越來越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飢餓的人們所帶來的無情壓力使得工資退回到黑死病爆發之前的水平，但是在歐洲西北部人們的工資卻越來接近15世紀黃金時代的水平。
這一切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像以前的西班牙人一樣，從美洲大陸搾取財富運回歐洲。當專家們就歐洲西北部的新財富有多少直接來自殖民與貿易展開辯論時，最高的估計也在15%以下（最低的僅為5%）。大西洋經濟的革命性變化在於它改變了人們工作的方式。
在這本書中我曾好幾次提到過歷史發展的動力在於恐懼、懶惰以及貪婪。恐懼一般會戰勝懶惰，因此當1450年後人口急劇增長的時候，全歐洲的人們因為對失去地位、挨餓甚至餓死的恐懼與焦慮而行動起來。但是1600年後，貪婪逐漸開始戰勝懶惰，大西洋經濟系統的多樣性生態、成本低廉的交通、開放的市場使得小奢侈品成為歐洲西北部普通民眾負擔得起的消費。到18世紀時，一個人只要口袋裡有些餘錢就可以做很多事，而不僅僅是買塊麵包。他可以買到進口茶葉、咖啡、香煙、糖或者自家製作的土煙管、雨傘、報紙一類的東西。大西洋經濟體系不僅使金錢獲得慷慨的回報，也使得人們願意支付貿易商們所需要的現金，因為貿易商們會不惜價錢購買一切他們所能買到的帽子、槍支、毛毯並運往非洲或者美洲進行交易，而製造商們會付錢讓人們來生產這些東西。一些農民整個家庭都從事紡紗織布的工作，一些人加入了手工作坊，一些人徹底放棄了耕種的生活方式，還有一些人發現為這些手工業者提供食物是一個更為穩定的市場，從而使圈地、灌溉、施肥的集約化管理和購買更多的牲畜成為可能。
具體的細節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歐洲西北部的人們確實越來越多地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工作時間也越來越長，因此能夠購買更多的糖、茶葉與報紙等生活用品——這也意味著有更多奴隸跨過大西洋被販賣到美洲，更多土地被改成種植園，更多工廠和商店陸續開辦。銷售額逐漸增長，規模經濟開始出現，物價下跌，這片遍地貨物的新大陸更多地為歐洲人打開。
不論是好是壞，到1750年為止世界上第一種消費文化已經在北大西洋沿岸成形，並改變著上百萬人的生活。這時的男人們一般都不敢在咖啡館公然露面，除非他們能夠大方炫耀自己的皮鞋和懷表——更不用說要告訴自己的妻子當客人來訪時不能在茶裡加糖，自然不會悠閒地把幾十天的宗教聖日當做假期一樣度過，也不太可能會遵守「聖週一」的習俗，用這天來睡覺以擺脫週日狂歡的宿醉。當有那麼多商品要買的時候，時間就如同金錢一樣珍貴了。英國小說家托馬斯·哈代曾經惋惜道，「以時針就能很好地分割一整天時間」的日子再也沒有了。
世界就像鐘錶一樣，但中國的時間卻是靜止的
事實上兩個指針的時鐘只是新的時代對於人們的最低要求。西方人想要瞭解播種機和三角犁，想要知道真空與鍋爐的原理，想要瞭解那些不僅有兩個指針，而且即使帶到世界的盡頭也能準確顯示時間的時鐘。正是這樣的時鐘使得在海上航行的船長們能計算出經度。2000年以來——事實上，自從上次社會發展指數達到40分上限以來——古代人睿智、古老的聲音一直都在為人類生活中的尖銳問題提供指引與借鑒。但是現在，人們越來越清楚，古人的經典不能為他們想瞭解的東西提供答案。
弗朗西斯·培根寫於1620年的《新工具論》一書的書名就說明了一切。工具論是哲學家們對於亞里士多德的6本邏輯學著作的稱謂，但是培根卻重新賦予它們以新的定義。培根堅持，「古代典籍所享有的榮譽和尊敬絲毫不變，從不消減」。他說，他的目標是「僅僅作為一種指導來指引未來的道路」。儘管如此，培根也指出，一旦我們開始這項征程，我們會發現「只有一條道路……一定基礎上對科學、藝術和所有人類知識的完全重構」。
但是什麼又能提供這一重構的基礎呢？非常簡單，培根（以及越來越多的他的同輩們）說，那就是觀察。哲學家們應該從理論的故紙堆中抬起頭來，認真審視他們周圍的一切——星星與昆蟲、火炮與船槳、掉落的蘋果和擺動的吊燈。他們應該和鐵匠、鐘錶匠以及機械師這些真正懂得事物是如何運作的人們交流。
在培根、伽利略、笛卡兒以及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學者們看來，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就會不約而同地得出相似的結論：和大部分古聖賢所說的相反，大自然並不是一個有著自己願望和意圖的活著的、呼吸著的有機體。它實際上是機械的。事實上，大自然和時鐘非常相似。上帝就像一個鐘錶匠，他擰開內部互相嚙合的齒輪使自然運行，然後退到旁邊觀看。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麼人類就應該可以像對待其他的機械裝置那樣揭開大自然的運作機制。畢竟，笛卡兒說：「一個由必要數量的齒輪組合而成的時鐘會顯示時間，就像由一粒種子萌芽而生的植物會結出特定的果實一樣自然。」
關於自然的這一鐘錶模型——再加上一些非常聰明的實驗與推理——所獲得的收益非常驚人。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一直隱藏著的秘密被突然地、驚人地揭露出來。結果發現，空氣實際上是一種物質而非虛無；心臟的跳動將血液輸送到身體各處，就如同河水的流動與咆哮一樣；還有，最讓人困惑的是，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這些發現都和古代的著作甚至聖典相違背，因而引發了一場場批判的風暴。伽利略對於天空的縝密觀測的回報是，在1633年被拖到教皇法庭上，被恐嚇威逼收回對於自己知道是正確的理論的宣稱。但是所有這一切恐嚇威脅最後的結果卻是促進了新思想從舊地中海中心地區傳播到歐洲的西北部。在這裡，社會發展正在快速前進，因而古代思想的缺點也就最為顯而易見，人們對於挑戰古代權威的焦慮也最為輕微。
歐洲西北部的人們開始了全面的文藝復興運動，拒絕古典的思想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從中尋求答案。到17世紀90年代，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社會發展已達到頂峰，正在艱難地緩慢推進，巴黎的學者們一本正經地就現代人是否正在超過古代人展開了辯論。到那時為止，對任何有眼睛可以視物的人來說答案都再明顯不過了。1687年，牛頓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字原理》，使用他本人創立的微積分來表達他所構建的宇宙的機械模型。[7]這本書之深奧難懂（即使對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而言）不亞於愛因斯坦於1916年發表的廣義相對論。不過儘管如此，每個人都不得不同意（正如他們對於相對論那樣）這本書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再誇張都不足以描述這些偉大科學家的功績。當英格蘭詩人亞歷山大·蒲伯被請求歌頌牛頓的時候，這位詩人這樣頌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