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80度大轉變
有時，只需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改變腳下的土地。在西方世界中，1776年恰是這種情形。在美國，一場抗稅起義演繹成了一次革命；在格拉斯哥，亞當·斯密完成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首部鴻篇巨製《國富論》；在倫敦，愛德華·吉本的著作《羅馬帝國的興衰》出版發行，一夜之內震撼全城。此時，偉人們正成就著不凡的事業。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是奧金萊克的第九任領主。不過，在當年的3月22日，博斯韋爾並沒有參加智者雲集的聚會，而是登上了一輛馬車，沿著泥濘的土地，駛往英格蘭中部伯明翰外的一片領地——索霍區。
從遠處看，索霍區的鍾塔、車道、帕拉第奧式的建築外表恰似鄉村小屋，說不定哪天博斯韋爾也想進去沏上一杯茶，聽幾個笑話。可是走近一瞧才發現，這裡錘子撞擊聲、車床嘶鳴聲、勞工咒罵聲嘈雜混亂、充斥雙耳，他對此地的任何美好幻想隨即消散得無影無蹤。這並非簡·奧斯汀小說中的場景，此處是一個工廠。雖然博斯韋爾特權在握，自命不凡，但是仍想一睹為快，因為索霍區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索霍區展現的一切正如博斯韋爾所料——成百上千的工人、「高大宏偉、設計精巧的機器」。更重要的是，此地的主人是馬修·博爾頓（博斯韋爾稱他為「鐵的領主」）。博斯韋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永遠不會忘記博爾頓先生對我說的話：『先生，我在這裡出售的是全世界想要的東西——能源。』」
正是博爾頓這類人欺騙了政治經濟學家，令他們做出悲觀預言。從採集狩獵者巡遊苔原覓食的冰河時期至博斯韋爾和博爾頓相識的1776年，西方社會發展緩慢，社會發展指數僅提高了45分。可是在隨後的100年裡，卻提高了100分。進步之快難以置信，世界來了個180度大轉變。1776年東西方的實力仍然不相上下，都只比43分——這一發展分值的上限高一點兒。一個世紀之後，能源交易將西方領先變成西方統治。「此乃真理」，詩人華茲華斯於1805年如是說：
……一小時的
世界在躁動，最溫和的人都被激發了；
騷動、激情與觀點的碰撞
充滿了貌似平靜的屋子。
普通的生活中卻激盪著思想觀點的碰撞。
我一直說：「歷史真是諷刺啊，
過去就是現實生活的鏡子！」
的確，歷史是諷刺的，至少過去是這樣。但實際上，未來並非如此。其實，世界的躁動才剛剛開始，在下個世紀西方世界將迎來超常規的發展。對於任何在縱軸顯示出當代西方社會發展指數衝到906分的圖表（見圖10-1），都會將充斥本書前九章的上下沉浮、領先落後、勝敗得失的社會變化貶得一文不值。而這些變化都是由博爾頓所出售的能源導致的。
圖10-1 世界躁動：過去2000年社會發展狀況。此圖展示了自1800年來西方引領的發展騰飛，這讓世界早期歷史中的所有事件變得無足輕重
蒸汽機：改變了一個時代
其實，早在博爾頓之前，世界就有了能源，而他所出售的是更先進的能源。幾百萬年來，幾乎所有驅動力都來自人力和畜力，雖然人力、畜力非常驚人——可以興建金字塔、開鑿大運河、描畫西斯廷大教堂——但終究有局限性。最明顯的就是，人力、畜力是動物身體的一部分，動物需要吃，需要睡，還需不時地補給能量、添加衣物。而所有這一切都來源於植物和其他同樣需要吃、睡等活動的動物。並且，在這條相互依存的關係鏈上，所有的東西都需要土地的支持。因此，當土地在18世紀中葉越來越緊缺時，人力、畜力也變得昂貴起來。
幾個世紀以來，風能和水能推動輪船和磨石運轉，助人力、畜力一臂之力。但是，風能和水能同樣有弊端，它們只能在某些地方使用。蒸汽冬天凝結，夏天蒸發；而空氣一旦凝重，風車的葉片就一動不動。
人們需要的是隨時隨地都能方便使用的能源，這樣人們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能源，而不是將工作遷移到能源所在的地方完成。此外，這種能源來源要可靠，不會因天氣的變化而改變供給；它佔地適中，不會侵佔百萬頃樹木和農田。11世紀中國開封的冶鐵工場主發現，煤是種不錯的能源。但它也有局限性，煤只能在發熱時提供熱量。
將熱量轉化為動力的突破始於18世紀，地點就在煤礦中。當時，洪水一直困擾著人們。雖然可以用人力、畜力和鏟斗開採礦井（比如，有個聰明的礦主給500匹馬套上軛，讓它們來拉一條鏟斗鏈），不過非常昂貴。事後，人們發現解決方法非常簡單：可以用發動機（以礦井中的煤為動力）將水抽上來，而無須吃食物的動物了。不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在18世紀，東西方文化的核心地區都需要煤，都面臨著礦井被淹的情況，但英國的發動機製造者想出了解決方法。如我們在第九章所講，這裡是歐洲西北部最邊緣的地方，大西洋經濟體的國家鼓勵具有某些科學性的補鍋工作。補鍋匠將商業的敏銳、實際操作金屬的經驗與一些基本物理知識相結合，來解決能源緊缺問題，他們的出現正是時候。這些人在中國和日本也存在，不過鳳毛麟角。而據我們所知，到目前為止，他們中甚至沒有一個人試著修補過燃燒煤炭的發動機。
「礦工之友」是西方使用的第一台抽水機，於1698年在英格蘭獲得專利權。這台機器燃燒煤來煮沸水，然後將蒸汽在真空中冷凝。隨後，操作人員打開閥門，在真空的作用下水從礦井中吸上來。如今，工人們關上閥門，移動灶火，同樣可以將水煮沸，產生蒸汽，不斷重複煮沸、冷凝這一有違萬有引力的過程。
「礦工之友」運行緩慢，且只能將水提升40英尺。此外，它的明顯不足之處就是易爆炸。不過，它仍比餵養上百匹馬要便宜。這台機器也給予修補工作更多的靈感，但改進後的發動機依舊十分耗能，因為它們要用同一汽缸煮沸水，然後冷卻形成真空。工人們在每次擊打活塞的時候都得重新加熱汽缸。即使是最好的發動機也只能將不到1%的煤產生的能量轉化為抽水的動力。
幾十年來，這種低效率的轉化限制了蒸汽動力的使用範圍，使它僅在礦井中用於抽水工作。即使這樣，一個礦主還抱怨說：「這些發動機使用了大量的燃料，嚴重損害了我們礦井的利潤……賦稅太重與禁止採礦無異。」對於任何需要將煤炭從礦井運輸到工廠的企業而言，蒸汽發動機真是太貴了。
但是，教授們對發動機卻頗有興趣。格拉斯哥大學購買了一個微型發動機樣品，可是卻沒有哪一個學者可以將其發動起來。直到1765年，該校數學儀器製造師詹姆斯·瓦特在工場裡成功將其發動。發動機雖然運行了，可是效率並不高，這讓瓦特百思不得其解。在進行其他任務的時候，瓦特一直在思索蒸發、冷凝水的更好辦法。直到有一天，他終於想了出來，就如他寫的那樣：
在一個週日的下午，天氣晴朗，我出門散步……正在此時，一個想法從腦中蹦出。蒸汽具有伸縮性，會衝進真空中。若能在（加熱的）汽缸和耗盡的容器中間建立連接，蒸汽就會衝進去，這樣可以不冷卻汽缸而冷凝蒸汽……當整個過程在腦海中構建妥當時，我發現半晌的工夫已經過去了，我還沒走到高爾夫球場呢。
那是個週日，對主虔誠的瓦特只能放下手中的活，但是週一早上他以現有材料迅速組建了一個新模型，將冷凝器和蒸汽汽缸分開。這樣，汽鍋保持高溫，冷凝器保持低溫，而不是加熱冷卻交替進行。這種方法可以減少用煤近8成。
此時，一系列新問題接連產生，但瓦特仍孜孜不倦年復一年地繼續探索。他的妻子去世了，支持者也破產了，可發動機仍舊不能穩定地運轉。1774年，就在瓦特準備放棄研究尋求更穩定的職業時，「鐵的領主」馬修·博爾頓前來幫助瓦特。他收購了瓦特負債纍纍的支持者，將發動機製造廠遷到伯明翰。為了解決瓦特的困境，博爾頓既投入了資金，又投入了人力，派遣聰慧的金屬製造工「鋼鐵瘋子」威爾金森（Wilkinson）前來助陣。（威爾金森認為，萬事萬物都可以用鐵來製造，包括自己的棺材。）
就在6個月後，瓦特給父親寫了封信。我認為這是封有史以來低調程度位列第二的信（在本章後面的內容中，我將談談最低調的信）。在信中，瓦特寫道，他的發動機現在「相當成功」。1776年3月，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公開展覽會。會上，瓦特和博爾頓的發動機只用60分鐘就將水從60英尺深的礦井中抽了上來，而消耗的煤僅為舊機器的1/4。
怪不得在博斯韋爾訪問索霍區時，博爾頓表現得自信十足。現在發動機在礦井外性價比很高，局限性很小。「如果我有……100個小發動機……外加20個大的共同運作，我們就能夠把全部問題成功解決掉，」博爾頓給瓦特寫道，「曬草要趁太陽好，我們要抓緊有利時機。」
雖然一些顧客的光臨會讓他們感到驚喜，但他們的確抓住了有利時機。第一個利用蒸汽動力的製造商是棉布製作商。西歐並不產棉布，直至17世紀，英國人一年四季都穿著破破爛爛、帶有汗臭味的毛料衣物，內衣往往也是如此。可以想像，當商人開始從古印度進口輕便、色澤明麗的棉布衣物時，該有多麼轟動。1708年，丹尼爾·笛福回憶道：「棉布悄悄來到我們的屋子，進入壁櫥、臥室。窗簾、地毯、椅子，連床都是用棉布做的，要不就是印度製品，絕非他物。」
進口商發了大財，不過他們投資的是印度棉花，而不是英國羊毛。因此，羊毛巨頭們遊說國會禁止買賣棉布衣物。於是，其他英國人進口生棉花（這仍是合法的），自己製造棉布。不幸的是，這些棉布織物沒有印度貨的質量好。到了18世紀60年代，英國棉布市場的規模只有其羊毛市場的1/13。
但是，棉花的確有個好處，即可以用機械將纖維紡成紗，完成這一費力的工作。1萬年來，紡織品的生產需要心靈手巧的女工（極少使用男工）將一小捆羊毛或纖維繞在紡錘上。我們在第七章看到，1300年，中國的紡紗工人用水能或畜力為能源的機器來提高生產率。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這種機器使用得越來越普遍，產量也穩步提高。但英國突然開始機械化，使古代的一切技術相形見絀。1770年，一個紡紗工人用腳踏式紡紗輪要花200小時才能紡出一磅紗線[1]；到了1800年，性能卓越的設備可以在3小時內完成相同的工作量。這些設備的名稱轟動一時——哈格裡夫斯的珍妮紡紗機、阿克賴特的水力紡紗機和克朗普頓的走錠細紗機（羅伯特自行控制的走錠細紗機誕生於1824年，只需要1小時20分鐘就可以將上述任務完成了）。機器不斷進步，蒸汽動力日趨完善，織機在大工廠裡聚集排布。第一個完全由蒸汽發動機供能的紡織工廠於1785年開張（當然，這裡的發動機是博爾頓和瓦特提供的）。
織機使得英國棉花價格更低、質地更為纖細結實、粗細均勻，其品質甚至超過了印度產品。1760～1815年，英國出口的成衣數量增長了100倍。棉紡業，這一曾經不起眼的產業，轉變為國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產值約占國民總收入的1/12。10萬男男女女（尤其是童工）一天12小時以上、一周6天奮戰在工場，大批大批地生產棉布運到市場。紡紗的價格從1786年的每磅38先令跌至1807年的每磅7先令。雖然價格下降，但市場擴張，利潤仍在繼續膨脹。
地理位置的優勢促使棉紡業在英國蓬勃發展。棉花的原材料產於英國海外，因而不需要在國內爭奪土地生產。相反，美國渴望得到英國的鈔票，他們將百萬頃土地變成棉花種植園，讓成百上千的奴隸在此勞動。美國的棉花產量從1790年的3000包陡升至1810年的17.8萬包，到1860年更是飆升至450萬包。英國在紡織技術上的創新促使美國在種植園生產上產生了新創意。例如，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的軋棉機。它可以把棉花纖維從黏性種子上分離，這比僱傭奴隸用手來分要便宜。美國棉花供給增加，滿足了英國的需求。這樣，美國的棉花仍保持在低價位。工廠和種植園主富裕起來，棉花生產給大西洋兩岸創造出龐大的勞動力新隊伍。
回看英國，先進技術從一個產業擴展到另一個產業，促進了更多新技術的產生。最重要的飛躍就是製造材料以供其他新興產業使用的制鐵業。英國的制鐵工人在1709年已經知道如何用焦炭熔煉鐵（這比中國的冶金學家晚了7個世紀），但是如何讓熔爐恆定高溫，一直沒有找到辦法。1776年後，博爾頓和瓦特的發動機通過提供穩定氣流解決了這一難題。在隨後幾年中，科特的攪煉法（這和棉紡業其他名稱一樣讓人叫絕）成功解決了剩餘的技術問題。和棉花的問題一樣，制鐵工人發現勞動力成本下降了，同時就業、產值及利潤陡升。
博爾頓和其競爭者揭示了能源的真面目。雖然他們的革命用了幾十年的時間（1800年，英國製造商使用水車產生的能量是蒸汽發動機的3倍），然而這卻是整個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進展最快的變革了。在近百年的時間中，技術變革粉碎了社會發展指數上限永遠不可突破的神話。1870年，英國蒸汽發動機產生400萬匹馬力的動力，與4000萬的人力相當。假如工業繼續依靠人力的話，這些人所需的小麥將是英國小麥總產量的3倍多。化石燃料讓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
巨大的差距：為什麼中國、日本沒有發明蒸汽機、紡紗機
當地人喜歡稱我的家鄉——英格蘭中部地區斯托克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它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此地是制陶場的中心。18世紀60年代，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將機械化推廣至制瓶業。斯托克遍佈頗具工業規模的制陶場。這甚至影響到200年之後，就連我小時候的考古經歷都烙上了韋奇伍德的印跡。那會兒，我正在考察從威爾登工廠後面那大堆垃圾中挖出的一個破罐子，而韋奇伍德當年就在威爾登工廠學手藝。
斯托克是個以煤炭、鋼鐵和泥土為主的城市。在我小的時候，大部分工人天沒亮就起床，奔向礦坑、鋼廠、制陶場。我的祖父是鋼廠工人，父親未滿14歲就輟學下礦井了。在我唸書的時候，不斷有人告訴我，我們的祖先給英國添了彩，並且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還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的勇敢、堅毅和富有創意。但是卻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是這片土地上的山川峽谷成了工業啟蒙地，而不是其他什麼地方。
這個問題卻是討論中西方巨大差距之源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具體說來是在斯托克及其周邊地區）而不是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什麼必然的原因嗎？如果沒有必然關聯，那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某種必然嗎？或者說，工業革命必然會發生嗎？
在本書開頭，我談道，即使這些問題的確是關於西方的領導地位是否形成於遙遠的過去，對這些問題作答的專家們最多也就往後推四五百年來尋找答案。我認為，應把工業革命放到長遠的歷史中進行考察。我希望，到目前為止，我在本書前九章闡述的觀點能夠提供一個不錯的解答。
工業革命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迅速地在大範圍內促進了社會發展。若不考慮這一點，工業革命與歷史上早期的改良運動就無異了。與早期其他迅速（或相對迅速）發動起來的運動一樣，工業革命產生於歷史上一個今人看來並非特別重要的時期。自農業起源以來，主要的核心地帶已經通過殖民和模仿等方式，經過整合並擴大了，邊緣地區的人採用了核心地帶的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有時他們還將核心地帶的理念融入環境迥然不同的邊緣地區。這一過程時而顯示出後發優勢：公元前5000年，農民們發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謀生的唯一方式是灌溉，這樣可以將這片平原變成一片新的核心地帶；公元前1000年，當城市和國家擴展到地中海盆地時，產生了一種新的海上貿易形式；公元400年後，中國北方的農民向南遷徙，將長江以南的窮鄉僻壤變成了一片沃土。以上這些時期無不體現了後發優勢。
公元10世紀以後，當西方核心地帶從地中海沿岸向北、向西擴展時，西歐國家終於發現新的海上技術可以將他們在地理上獨居一隅、長期以來成為落後之源的劣勢變成優勢。與其說是按照設想，倒不如說是得益於機遇的垂青，西歐建造了一個新興的海上帝國。此外，嶄新的大西洋經濟體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挑戰。
沒有誰可以保證歐洲會戰勝這些挑戰。羅馬（公元1世紀）或中國的宋王朝（11世紀）也沒有找到突破社會發展指數上限的方法。所有跡象表明，人力和畜力是動力的最終來源，識字的人不超過10%～15%，城市和軍隊的人數永遠不會超過100萬，社會發展指數永遠都不會超過43分。但是，在18世紀，西方人卻無視這些限制，他們出售能源，使以前發生的一切變得一文不值。
在羅馬和中國宋朝失敗的地方，西歐卻取得了成功，這是因為那時產生了三個變化。第一，技術不斷積累。每次社會發展衰退的時候，一部分技術就會消失，不過大部分技術不會，幾個世紀過後，一些新的技術又會加入其中。因此，同一條河踏進兩次、同樣的技術有新發展的原則繼續起作用。任何一個在公元1世紀和8世紀之間逼近社會發展指數上限的社會都和它們的前輩不同。它們做的會比逝去的更好，這點它們都知道，並且相信可以做得到。
第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技術積累，農業帝國現在已擁有高效的武器，這讓俄國和中國清王朝關閉了西伯利亞大草原上的通道。最終，在17世紀當社會發展指數逼近上限時，第五個天啟騎士——移民——並沒有到來。核心地區也成功地應對了其他四大天啟騎士，避免了社會崩潰。假如沒有這一變化，18世紀可能會和公元3世紀、13世紀一樣成為一場災難。
第三，還是因為技術的積累，船可以將人們載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這樣，歐洲人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西洋經濟體了。羅馬王朝和宋王朝都沒能建設一個可以如此促進商業發展的國度，因此，它們都不需要面對17～18世紀歐洲國家關注的那些問題。牛頓、瓦特等人也不一定就比西塞羅、沈括等人聰明，只是他們想到了不同的事情而已。
在突破社會發展指數上限方面，18世紀的西歐做得比以前任何社會都要好。在西歐，由於西北部區域國王統治力量更為薄弱，商人力量則更為強大，因而西北部發展得比西南部好。而在西北部，英國發展得最好。1770年，英國不僅薪水更高、煤資源更多、金融實力更強，而且那裡實行了比其他地方更開放的制度（不管怎麼說，對於中上階層的男士是這樣的）。另外，由於英國對荷蘭和法國的戰爭都取得了勝利，它也同時擁有了更多的殖民地、貿易和戰艦。
英國是工業革命最容易發生的地方，不過並不是注定會發生。如果1759年是法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而不是英國（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發生），如果法國奪去了英國的海軍、殖民地和貿易，而不是相反的情況，那麼我的長輩們就不會在小時候對我講述斯托克是如何成為工業革命搖籃的故事了。在法國那些和英國同樣煙塵密佈的工業城市裡（如裡爾），長者們講的故事或許就是另一番情景了。畢竟，法國有許許多多的發明家和企業家，只要國家的要素稟賦或國王和將軍的決策中有什麼小小的改動，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無論是偉大的人物、笨拙的白癡，還是走霉運的人都與工業革命為什麼在英國而不是在法國發生有關，但是他們和工業革命為什麼首先在西方展開的關係卻不甚清楚。為了解釋這一現象，我們需要考察一些更強大的力量，因為一旦技術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一旦西伯利亞大草原通道開放——比如說在1650年或1700年——我們就很難想像有什麼力量能阻止工業革命在西歐的某個地方發生。如果法國或一些低地國家而不是英國成為世界工廠，那麼工業革命的進展就沒有現在這麼迅速了，它或許會在19世紀70年代發生，而不是18世紀70年代。今天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也會有所不同，不過西歐仍會成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西方仍會統領世界。這本書仍然可以繼續寫下去，只是我可能會用法語來寫，而不是英語。
也就是說，除非東方率先獨立地進行工業化，否則統領世界的就是西方。假設西方工業化進展變慢了，東方可以獨立發展工業化嗎？當然這裡我列舉的是種種假設，但是我想答案是非常明顯的：不太可能。即使到1800年東西方社會發展實力不相上下，也鮮有跡象說明如果獨立發展，東方可以快速進行工業化，並於19世紀開始騰飛。
東方國家有廣闊的市場和繁榮的貿易，但是它們和大西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不同。雖然東方居民不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的（「在中國，下層階級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連歐洲最貧窮的國家都不如」）那樣窮，圖10-2同樣表明他們也並不富裕。北京人[2]並不比佛羅倫薩人窮，可卻比倫敦人窮不少。中國、日本（及南歐國家）勞動力價格低廉，這並沒有激發他人和博爾頓一樣用同樣的激情去投資機器。在1880年，開一個僱傭600名中國工人的礦廠的成本預計為4272美元，差不多和一台蒸汽泵的價格一樣。即使在他們有其他動力可供選擇的時候，精明的中國投資商們通常仍會樂意僱傭便宜的勞動力，而不會購買昂貴的蒸汽機。
由於修補生意收入太少，東方商人、宮廷學者都沒有對鍋爐、冷凝器產生足夠的興趣，更別提珍妮紡織機、水力紡紗機和攪煉機了。要產生自己的工業革命，東方需要創造出一些與大西洋經濟體相提並論的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東方國家也可以產生出更高的工資，應對新的挑戰，促進整個科學思想、機械修補技術的發展及廉價勞動力的誕生。
如果時間允許，這種情況有可能產生。18世紀，在南亞，一群散居在外的中國人蓬勃發展起來。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大西洋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的地理關係可能在19世紀出現。可是其他條件不會相同。從英國在美洲建立的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敦到機械大師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機，西方人用了200年的時間。如果東方處於極端隔絕之中，如果東西方在19～20世紀走同樣的路，都在構建一個地理上多元化的國家，如果東方和西方走的路線大致相同，一個中國的瓦特或日本的博爾頓將會在這一非常時刻出現，並在中國上海或日本東京展示自己的首部蒸汽機。可是，這些「如果」一個都不會發生，因為西方的工業革命一旦開始，它就主導了整個世界。
圖10-2 世界各地的工人工資不同：雖然工人們並不樂意，但是在1780～1830年間，英國工人的工資比其他國家工人的高。本圖對倫敦、佛羅倫薩（代表南歐低收入群體）和北京（代表中國、日本勞工的收入水平）非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進行了對比
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資本家和無產階級
直到1750年，東西方核心區域間的相似性還是很明顯的。先進的農業經濟在東西方並存，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勞動力劃分複雜細緻、貿易網絡密集、製造業不斷增長。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富有的地主們堅信自己的社會地位、傳統習慣和財富價值不會改變。每個地主都用詳細的規則讓他人服從，遵守禮節，每個地主都踐行著文明的精華部分。除了在文體和敘述上有明顯的不同外，我們不難發現18世紀出版的小說中存在著某種相似性，比如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說《克拉麗莎》（Clarissa）和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就體現了某種密切的關係。
到1850年，一個顯著的不同點將所有這些相似性驅散得無影無蹤，這個不同之處就是：在西方，一個新興的以蒸汽作為能源的鐵之領主崛起。按照最著名的評論家的話，「混雜的封建關係將人和他『自然屬性的上一級』相聯繫，但鐵之領主的崛起將這一聯繫無情地扯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說：「這一新興的階級將最為神聖的宗教狂熱、俠義的熱情、無藝術修養的情感淹沒，把它們投入自我本位主義的冰冷水域中。」
關於這個新興的階級正在做什麼，觀點不一、眾說紛紜，但是大多數都贊同無論他們在做什麼，這個階級改變了一切。對於一些人來說，那些利用能源、出售能源的百萬富翁是英雄。他們的「能源和堅定不移的信念受到判斷力的明確指引，但（只是）獲得了一種普通的獎賞」。因此，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在其維多利亞時期的經典作品《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中解釋道，「在早期，技術工業的產品主要是奢侈品，是針對少數群體的。而現在，最精緻的工具和發動機都用於生產針對社會大眾的普通消費品」，這是因為人們對工業的投資增加了。
但是，對於其他人而言，工廠主們是一群毫無人情味兒的衣冠禽獸，他們就像狄更斯小說《艱難時世》中的葛擂梗先生一樣。葛擂梗一直認為「生活中只需要事實。沒有別的東西要種植了，把其他一切東西都根除掉吧」。狄更斯探索工業革命的方法並不輕鬆。他在一家制靴廠上班，父親在債務人的牢房裡賣命。就像狄更斯所看到的那樣，工人無法在生活中發現美好，他們被驅趕到摧殘靈魂的城市，比如小說中虛構的科克鎮，「勝利實質上就是……一個機器密佈和煙囪高聳的城市，煙塵冗長的尾巴不斷地伸展著，伸展著」。
當然，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不少葛擂梗一樣的人。恩格斯在年輕時描述19世紀40年代曼徹斯特的情況，並對科克鎮工人的困境發表演講。恩格斯說：「一個商人耐心地聽著，在街角我們分開了。他說：『但是，這裡的確創造了很多財富。就說到這吧，先生。』」
這個商人說得沒錯：通過利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博爾頓和瓦特的蒸汽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是，恩格斯也沒錯：那些創造財富的工人只分享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1780～1830年間，每個工人的產量增幅超過25%，但是薪水僅僅上漲了5%。剩餘的這些產值都被當成利潤剝削了。在貧民窟裡，憤怒呼聲迭起。工人們組織了工會，要求執行《人民憲章》。激進分子則密謀推翻政府。雇農的生計受到打穀機的威脅。1830年，他們砸碎機器，燒燬柴垛，聯名簽署寫給貴族的恐嚇信，署名「斯溫船長」，聽上去像個海盜頭子的名字。在每個地方，地方官員和牧師都受到激進主義的影響，他們給法國式起義起了各種各樣的名稱，領主們全力向激進主義逼近。騎兵們踩踏示威者，工會會員被捕，砸壞機器的工人被押到大英帝國最遠的殖民地接受刑事處罰。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一過程顯得分外清楚：西方的工業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進社會的發展，但同時用一種反常的節奏演繹著發展的悖論[3]。資本家把勞動者僅僅看成「幫手」、磨坊廠和工廠裡有血有肉卻無足輕重的人物。同時，資本家也賦予了他們共同的使命，將其變成了革命者。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道：「所以，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家用柵欄把農村圍起來，將無產者驅逐進城市成為僱傭奴僕，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富有的地主並沒有將農民驅逐出土地，而是婚姻家庭驅使農民來到城市。實際上，19世紀的集約型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不是減少勞工數，人們拋棄農場來到城市的真正原因是繁殖後代的需要。1750～1850年間，人們的平均壽命增長了3歲。但是，歷史學家卻未能解釋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是因為瘟疫減少了？營養食品更多了？水質更好、下水道變乾淨了？育兒經驗更科學了？是棉質內衣造成的，還是其他什麼導致的呢？）人們多活的那些年可以用來養兒育女。這就意味著除非女士晚婚，或者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性行為，或是流產、餓死孩子，否則她們可以養育更多的子女。女士們確實改變了她們的行為，但是這還不足以解釋為何她們的壽命變長了。在1780～1830年間，英國的人口幾乎增長了一倍，達到1400萬。約有100萬多出來的人口在田間地頭工作，600萬人在城市尋覓工作。
這些關於人類繁殖的確鑿事實說明工業革命的弊端是明顯存在的：工業化帶來創傷，但是其他的選擇會更糟。16世紀人口增長之時，整個西方的工資體系全面崩潰。但實際上，1775年後英國的工資卻開始增長，把其他國家拋在身後（見圖10-2）。當英國人真的出現集體饑荒的時候（即19世紀40年代的愛爾蘭饑荒），這也與貪婪的地主和笨拙的政治家有關而和工業無關（愛爾蘭的工業數量極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潮流將那些年裡工人的熱情轉變成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自1780年以來，資本家將很多利潤用於莊園、貴族爵位和暴發戶的服飾上，同時把更多的資金投資於新機器和磨坊。大約到了1830年，這些在機械上的投資提高了每個髒兮兮、營養不良且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幫手」的生產率，使得這些「幫手」變得有利可圖。老闆常常撕毀與罷工者的條約，將其解雇，和其他老闆展開競爭尋找新的「幫手」。在隨後的50年裡，工資和利潤一同增長。1848年，在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時，英國工人的收入終於達到了黑死病之後工人工資的水平。
和其他年代一樣，19世紀30年代產生了這個時代所需的思想。隨著工人身價的提高，中產階級對被壓制群體有了那麼點兒同情心。一方面，失業似乎必然成為一種不道德的行為，貧者被驅趕至工場（中產階級說這是為貧者好）；另一方面，狄更斯對這些工場的真實描述使得《霧都孤兒》成為暢銷書，一時間「改革」一詞成為標語口號。官方委員會譴責城市的骯髒環境，國會禁止工廠僱傭9歲以下的童工，並將13歲以下童工的每週工時限制在48小時以內。此外，他們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推廣全民教育。
在今天看來，這些維多利亞時期的改革家似乎是偽善的，但是採取切實的措施提升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具有革命性。這與東方核心社會的對比非常明顯：在中國，工廠僱員數量仍然很少，有識之士按照傳承了幾百年的傳統，將親手寫的關於烏托邦改革構想的卷軸交至帝國官員的手中，這些官員同樣保留了中國的傳統習慣，那就是對此不理不睬。這些即將成為改革家的人大部分從地主階級中分化而來，並在繼續分化。洪亮吉（因在社會問題上批判政府無能，被判「大不敬」罪，處以死刑）和龔自珍（他是一個怪人，衣著古怪，寫著草書，沉迷賭場）被證明是最具建設性的社會批判家，兩個人幾次參加科舉考試均落第，且在改革上都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即使是非同尋常的實用改革方案也無人問津：比如19世紀20年代的改革方案，計劃用船經海路調運糧食至北京，以避免途徑大運河時食物腐爛變質。
在西方，也只有在這裡，一個嶄新的以煤和鐵為主的世界就要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能如此接近夢想。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1851年發表評論：「在本世紀前50年，我們希望可以實現美好的憧憬，這是一件令人高興並引以為榮的事。在過去的50年中，社會空前發展，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其進步之大令人吃驚。就文明的歐洲來看，在幾個關鍵的地方，18世紀和19世紀的不同之處還是很明顯的，這比公元1世紀和18世紀之間的差異還要大。」西方世界迅速發展，把世界其他地方拋在了身後。
西方世界轟隆隆地前進，而東方世界卻沉寂異常
1872年10月2日，晚上7點45分，倫敦。這裡將要出現一個著名的故事場景：「先生，我在這兒呢！」菲利斯·福格（Phileas Fogg）大步流星跨進俱樂部，叫喊著。雖然他在埃及被當成銀行搶劫犯，在內布拉斯加受到北美印第安蘇族人的攻擊，在印度營救一個被迫自殺的漂亮寡婦，福格卻做到了自己承諾的事。他在80天裡環遊地球，未耽誤一分一秒。
這同樣是個虛構的場景，但是和儒勒·凡爾納的所有小說一樣，《80天環遊地球》也是以現實為依據的。1870年，一個名叫喬治·特雷恩（George Train）的人環遊地球80天，「特雷恩」在英語中意為「火車」，名字取得真是恰到好處。當科學技術不能為他所用的時候[4]，小說中的福格會轉而依靠大象、雪橇和帆船以尋求幫助。但是如果沒有嶄新的工程項目的勝利完工——蘇伊士運河（1869年開通）、舊金山——紐約鐵路（同年完工）、孟買——加爾各答鐵路（1870年完工）——福格和特雷恩都不可能順利實現他們的旅行。正如福格出發前說的那樣，世界沒有以前那麼大了。
由於殖民主義者將新的生活方式帶到周邊世界，邊緣地區的人們相互效仿、抵制抑或背井離鄉，在提升社會發展水平的同時，核心區域總在不斷地擴張。19世紀與前幾個世紀的不同僅僅體現在規模和速度上，但是這些不同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在19世紀以前，偉大的帝國佔據了世界的各個部分，憑著自己的意願兼併土地，但是新技術將這些界限淡化。社會發展領先的國家可以統治全球，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將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轉化成動力徹底打破了距離對社會發展的制約。早在1804年，英國工程師展示了輕便高壓的發動機，它可以推動客車沿著鐵路運行。到了19世紀的頭10年，類似的發動機可以開動划槳船。在另一代有靈感的人大膽嘗試後，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著名的名為「火箭」的機車在利物浦——曼徹斯特的鐵軌上運行，速度為每小時29英里[5]。用這台發動機開動的輪船能夠跨越大西洋航行。社會發展改變了地理格局，並在這一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輪船不受狂風和海浪的限制，不僅可以想去哪兒就去哪兒，而且什麼時候去都可以。人們在哪裡鋪設了鐵路，貨物就可以通過陸路運送到哪裡，成本和海運一樣便宜。
科學技術改變了殖民現狀。1851～1880年間，500多萬英國人（當時總人口為2700萬）移居國外，大部分遷至北美——這片他們最重要的新天地。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稱這次白種人的大規模遷徙為「白色瘟疫」。1850～1900年間，「白色瘟疫」隊伍砍伐了美洲1.68億英畝的森林，面積超過英國可耕種土地面積的10倍。1799年，一位旅行者曾記錄，美國的先驅們「對樹木有著不可容忍的極端厭惡之情……他們不帶絲毫憐憫之心，砍伐了眼前所有的樹……所有這些樹遭遇著相同的厄運，經歷著同樣的浩劫」。100年之後，砍伐樹樁的機器、噴火器和炸藥讓這夥人更為囂張，他們對樹的厭惡之情有增無減。
一個前所未有的農業發展高峰期促進了進展同樣迅猛的城市的發展。1800年，紐約城區只有7.9萬人口，而在1890年達到250萬。此時，芝加哥成為世界的奇跡。芝加哥是個平原城市，在1850年人口只有3萬。到1890年，它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人口超過100萬。因為芝加哥的發展，科克鎮成了上流社會。這讓評論家大為驚歎，一位評論家寫道：
對於芝加哥來說，在所有中部城邦內，在所有東北部城市中，交通和工業咆哮著，鋸木廠嘶鳴著。工廠的濃煙染黑了天空，機器相互碰撞，火焰迸發。車輪轉動，活塞推進汽缸。齒輪緊挨著齒輪。傳動帶勾住巨大的鼓輪。轉爐將熔鑄鋼鐵的煙霧噴向濃煙密佈的天空。
此乃王者帝國。
在將工業化向東擴展至整個歐洲的過程中，競爭發揮的作用比殖民要大。1860年，英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完全工業化的經濟體，生產的鐵和紡織品占世界總量的一半，但是比利時（這裡有上等的煤和鐵）率先步入了蒸汽和煤炭時代，沿著法國北部——德國——奧地利這條弧線緊隨其後步入新時代。到1910年，德國以前的邊緣地區和美國發揮了後發優勢，逐步超過了領先於它們的國家。雖然德國的煤炭資源沒有英國豐富，但它的利用率比英國高。當前這批德國工人的父輩是邊工作邊接受培訓的，缺少什麼時候關閉閥門、什麼時候收緊線軸的本能直覺。而今，德國推行了技術教育。
美國雖缺少能夠聚集資本的家族企業，但卻擁有另一個優勢：出售股份來為現代大公司募集資本，從而有效地將資產所有者和僱傭經理區分開來。這些僱傭經理能夠自由地對生產流水線和新的管理科學進行實驗。所有這些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在英國人看來是如此荒謬，但是在新的高科技產業，諸如化學工業中，知道一點關於科學和管理理論知識卻能比只憑感覺產生更好的結果。
歷史學家通常稱德國和美國領先的時代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此時科學更系統地應用於技術。這一切迅速將菲利斯·福格的功績變得陳舊不堪，將20世紀變成石油、汽車和飛機的時代。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爾·本茨（Karl Benz）兩人明白了如何在內燃機中有效地燃燒汽油（此時，燈具使用的是一種低價的煤油副產品）。同年，英國的機械師改良了自行車。此外，人們將輕便的新型發動機和穩固的新型底盤相結合，設計出了汽車和飛機。1896年，汽車的運行速度依然很慢，在美國首屆汽車賽上，一些人起哄道：「讓馬來比賽吧！」但是到了1913年，美國工廠生產出100萬輛汽車。那時，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自行車修理工萊特兄弟給汽油發動機裝上了兩翼，可以在天空飛行了。
石油改變了地理格局。一位英國石油商在1911年興奮地說：「內燃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它將代替蒸汽，速度之快讓蒸汽機頓時黯然失色。」因為石油比煤炭輕便，產能更多，並且可以讓機器運行得更快，因此那些堅持使用蒸汽機的人必然會被投資新發動機的人超越。英國首席海軍顧問1911年堅持認為：「速度是重中之重！」溫斯頓·丘吉爾——英國第一位年輕的海軍艦隊司令——也被先進的技術所折服，將皇家海軍的動力來源從煤炭更新為石油。相對於俄國、波斯（今伊朗）、東南亞的石油，以及美國舉足輕重的石油資源來說，英國無窮無盡的煤炭儲備顯得不值一提。
同樣，通信手段也在快速發展。1800年，傳遞信息最快的方式就是通過船隻運送信件，但是到了1851年，英國人和法國人可以通過海底電纜用電子信號傳遞信息。1858年，英國女王和美國總統打起了越洋電話。在《80天環遊地球》中，我們多次發現每件事都取決於電報技術。在1866～1911年間，跨大西洋電報成本下降了99.5%，但當時這方面成本的降低是理所當然的。凡爾納科幻小說中曾暢想電話的誕生，僅僅三年後，第一部電話於1876年問世。1895年，無線電報誕生。1906年，無線電應運而生。
快速發展的交通和通信技術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的發展。早在18世紀70年代，亞當·斯密已經意識到財富取決於市場的規模和勞動的分工。如果市場大，每個人都可以生產出物美價廉的東西並售出，用賺來的利潤購買他們所需的其他東西。斯密推斷，這種經營方式要比每個人自給自足的生產利潤更高。他還認為，產生這個結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化：經濟邏輯要求推翻阻礙人們溝通的那堵牆，讓人們沉浸在「用貨車裝運、物物交換、商品交易的活動中」。
不過，說得容易做起來難。那些生產世界上最低價位商品的人（如英國實業家）都是為自由市場而生產的，而那些生產毫無競爭力的高價產品的人（如英國農民）通常認為遊說國會對競爭者徵收關稅比轉至新的生產線更好。為了說服英國統治者廢除保護主義政策，流血衝突發生了，政府垮台了，饑荒不斷。所幸，保護主義終於廢除了（並且對進口商徵收的平均關稅從1825年前後的超過50%到50年後降至不足10%），全球市場蓬勃發展著。
對於一些人而言，對自由市場的迷戀可以用瘋狂來形容。英國製造商出口火車、輪船和機器，英國金融家借給外國人資金讓他們去購買這些產品。英國建立起來的外國產業實際上挑戰了自己的經濟主導地位。但是，對於自由貿易者來說，他們的狂熱中蘊涵著策略。通過在世界各地向競爭對手銷售產品、借出資金，英國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市場，它可以在此集中經營那些利潤最豐厚的工業（以及正在不斷增長的金融）技術。而英國所做的不僅僅是這些。英國的機器幫助美國和歐洲生產出英國本土需要的食物，通過向英國出售食物獲得的利潤又可以讓其他國家的人購買更多的英國商品。
自由貿易者分析道，人人都會贏——不管怎麼說，人人都願意接受這嚴厲的、葛擂梗式的自由主義邏輯。鮮有像英國這樣富有熱情的國家（德國和美國格外保護其年幼的工業，不與英國競爭），但是到19世紀70年代，西方核心國家都迅速和這個金融體系聯繫了起來。西方的各種貨幣與黃金的匯率限定在一個固定值，這讓商品交易更具有可預測性，政府通過市場規則為貿易服務。
但這僅僅是開始。自由化會跨國界起作用，它可以清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但卻原封不動地將國家內部的貿易障礙保存了下來。自由化是一個一攬子協議，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的那樣：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的相互關係。
如果傳統規章制度中關於人該如何穿著、誰值得崇拜、什麼樣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規定阻礙了生產和市場的壯大，那麼這些傳統還得繼續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論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總結道：「人類，個人也好集體也罷，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們任何一個人行為的自由，其最終結果是自我保護。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個人佔據了統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爭取。
農奴身份、行業協會和其他對行動和職業的法律限制崩潰了。1865年，一場戰爭結束了美國的農奴制度，但是在二三十年內，西方其他保有蓄奴制的國家將這一古老制度中和平（通常也是有利可圖）的部分合法化了。越來越多的老闆和員工相處融洽，1870年後，大部分國家將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合法化，讓所有男性參與選舉，提供免費的小學教育。隨著工資的上漲，一些政府提供退休保障、開展公共健康服務、發放失業保險金。國民對政府的回饋就是願意在陸軍和海軍中為國家服役。畢竟，國家給人們提供了這麼多保障，還有誰不願意為國而戰呢？
自由化消除了很久以前形成的偏見。2000年來，基督徒迫害猶太人和不跟隨耶穌的人，但是突然間其他人的信仰也似乎成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當然他們並沒有理由剝奪這些異教徒的財產或選舉投票的權利。實際上，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信仰似乎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了，因為諸如社會主義、進化論、民族主義等新的信條擠入了宗教長期把持的地盤。似乎將上帝廢黜還不夠，女性低等說——這一最為根深蒂固的偏見同樣受到攻擊。穆勒寫道：「調節現存男女間社會關係的原則（一個性別合法地從屬於另一個性別）本身就是錯誤的，現已成為人類進步的主要障礙。最終，沒有一個奴隸最後還是奴隸，他們總會翻身，這話同樣適用於婦女。」
電影和小說常常將維多利亞時代展示為一派安逸的景象，那裡燭光閃閃、爐火熊熊、溫暖人心，人們各司其職。不過，當時人們所經歷的可不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19世紀的西方「像一個魔術師，再也不能控制下層社會的力量，雖然它已經動用自己的魔咒來召喚了」。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在此狂歡，保守主義者試圖阻止這一切的發生。教會表明立場（有的用粗魯的方式，有的用靈活的方法），反對社會主義、物質主義和科學。擁有土地的貴族捍衛他們在階級秩序中的特權。反猶主義和奴隸制度又冒了出來，戴上了新的面具。各類衝突變得激烈。實際上，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一同闡述了其觀點，因為在那一年，革命幾乎席捲了每一個歐洲國家的首都，似乎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西方社會很快剝離了他們和東方社會極為相似的特徵。通常，這種改變在小說中最能體現。你不會在19世紀早期中國的小說中發現性格果斷的女主人公形象，而這種形象卻充斥著同時期的歐洲小說。最能體現反對婦女受壓迫的小說應當是李汝珍的傳奇諷刺小說《鏡花緣》，書中一名男商人被女性化，甚至被逼至裹小腳的地步。（李汝珍在書中寫道，他的腳幾乎失去了原本的形狀，血肉擠成漿狀……腳上只剩下乾枯的骨頭和乾癟的皮膚，真的縮到了一個很小的尺寸。）在當時的中國小說中，狄更斯筆下向上奮進的形象難以尋覓，塞繆爾·斯邁爾斯筆下白手起家的男性形象毫無蹤跡。沈復令人傷感的《浮生六記》雖說浪漫感人，但生活卻被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摧毀，更體現了這一特徵。
但是實際上，西方的新特點正是：它越是高速發展，跑步行進在和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國家跟隨其路線，緊追其快速前進的步伐。市場不會沉睡，它必須擴張，整合前所未有的活力，否則工業這匹餓極了的猛獸就會死去。西方自由的酸性吞噬了社會內部及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間的障礙，沒有哪種社會風俗、傳統或皇帝聖旨可以保留令沈復如此壓抑的古代秩序。不管是否準備就緒，這就是一個世界。
「復仇」號旗艦：西方對東方的壓搾與欺凌
全球化展示了這個時代的秘密——在這個新世界中，說西方僅僅在社會發展方面領先他國是毫無意義的。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原先的農業核心社會大部分已經獨立發展起來了，但是社會的發展穩步地改變著地理格局，將世界核心區域聯繫在了一起。
早在16世紀，新型船舶就可以讓歐洲人征服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將新大陸上以前獨立的核心區域轉變成西方的外圍區域。歐洲人在18世紀就開始將南亞的核心區域變成另一個類似的外圍區域。到了19世紀，蒸汽船、鐵路和電報將西方的觸角伸向世界，再一次改變了地理格局。英國是西方最強大的國家，可以將自己的意願傳遞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隨著西方人從環境中獲取更多的能源，為了合理確定相互間的佔有比例，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陡升。1800～1900年間，西方能源獲取量只增長了2.5倍，但其軍事力量卻增長了10倍。工業革命將西方在社會發展中的領先地位變成了統治。
令人憤怒的是，東方的強大國家卻對此不予理睬，它們把西方的貿易商限制在廣州和長崎等幾個極小的區域內從事交易。如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當英國馬戛爾尼勳爵於1793年來到北京要求開放市場的時候，乾隆皇帝堅決回絕了他——儘管如此，正如馬戛爾尼在日誌中回憶的那樣，普通中國人「都是做非法買賣的。在我們所停泊的幾個中國海港裡我發現，沒有什麼能比看見我們的船經常駛入這些港口更讓他們感到愜意的了」。
在19世紀30年代，問題越發凸顯。300年來，西方商人一直都是乘船來到廣州，兌換銀元。銀元似乎是唯一一件他們擁有同時中國官員也需要的東西了，他們可以用銀元來買茶葉和絲綢。18世紀80年代，每年有將近700噸的銀元從西方運至廣州。但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發現，許多中國人喜歡吸食鴉片——這種種植於印度的神奇毒品。西方商人（尤其是英國人）極大地推動了毒品交易。到1832年，他們運送了將近12噸的鴉片到廣州，每年吸鴉片成癮的人數保持在100萬～200萬（見圖10-3）。購買毒品所需的錢將中國由白銀流入國變成白銀淨支出約400噸的國家。這可是一大堆毒品，一大筆錢啊！
圖10-3 1730～1832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鴉片銷售量陡然增加
商人們堅稱鴉片「只是為中國社會的上層階級服務，就像英國白蘭地和香檳是為上流社會提供一樣」。但是，實情卻並非如此，而且這些商人也心知肚明。鴉片使許多人的生活破碎，使這些人境遇悲慘。同樣，這讓一個從未見過鴉片煙槍的農民心碎，因為銀元流入鴉片貴族手中增加了金屬的價值，這就迫使農民銷售更多的農作物以換得更多的銀元繳納賦稅。實際上到1832年，稅收增長到了50年前的兩倍。
清朝道光皇帝的謀士提出了一個市場解決方案，即將鴉片合法化，卻遭遇了冷嘲熱諷。鴉片本土種植後將會減少從英國進口的數量，這樣就可以阻止白銀外流，增加稅收收入。但是道光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並沒有聽從他手下大臣們的建議。他想從鴉片自身尋求解決方案。1839年，道光皇帝宣佈禁煙。
我在此對第一次禁煙運動做一下簡單介紹。起初，禁煙運動很成功。道光皇帝的禁煙大臣沒收了數噸鴉片，並將其燒燬，投入大海中（之後寫了一篇堪稱經典的詩歌獻給海神，對污染其領域的事件致以歉意）。但是隨後，禁煙運動進展得並不順利。英國的貿易專員發現，市場的神奇力量無法奏效的地方，槍炮卻可以做得更好，於是他將英國拖進了和中國的戰爭中。
隨後，就到了工業革命展現其優勢的時候了。英國的秘密武器就是軍艦「復仇」號，一艘嶄新的全鐵製大輪船。不過，甚至連皇家海軍都對這個巨大的武器持懷疑態度。就像其船長坦言的那樣，「木頭的漂浮性質讓其成為建造船隻最天然的材料，因而我們無須考慮用什麼形狀的木頭或是用什麼方式來打造木頭。而鐵的下沉性質卻使其一眼看上去並不能像木頭那樣，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這一擔憂似乎是有道理的。船的鐵製外殼擾亂了指南針的正常運行。甚至還未駛離英國，「復仇」號就撞上礁石了，它在好望角附近還險些撞成兩半。船長需要把幾塊木頭和鐵塊拴在船側才能保持船體漂浮於水面。但是，一旦到了廣州，它就一掃往日的陰霾。「復仇」號沒有辜負這個名字的內涵，它依靠蒸汽駛入了木船無法經過的淺水道，將所有敵對勢力撞成碎片。
1842年，英國船隊關閉了京杭大運河，將北京城逼到了飢餓的邊緣。清朝欽差大臣耆英握有與外國人和平談判的權力，向皇上保證仍可以「解決這些小問題，完成國家宏偉大業」，但實際上他卻允許英國船隻駛入其要求開放的中國港口——隨後美國、法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也提出相應要求。當中國人民對這些外國魔獸（見圖10-4）的敵意奮起反抗，使得這些特權未能獲得預期的利潤時，西方人就會提出更多的要求。
圖10-4 文化不一致：中國一幅簡筆漫畫——口中噴火的英國士兵（1839年）
西方人之間也相互引誘，嚇唬對方說，商業中的競爭對手會獲得更多的特權，會把英國的貿易商們從新市場中驅逐出去。1853年，英國與他國的貿易競爭擴展到日本。海軍准將馬修·佩裡（Matthew Perry）乘汽船來到東京灣，要求獲得讓美國駛往中國的船隻在東京灣補給能源的權力。雖然僅有四艘現代船隻跟隨，但是這些船隻裝備的軍事火力比日本所有槍支火力加起來還要大。它的艦隊是「水域裡自由移動的城堡」。當時有人目睹這一切後驚奇地說：「一團黑煙從煙囪裡冒出來，我們還以為起火了呢，真的是這樣！」最後，日本允許美國在兩個港口通商。立刻，英國和俄國要求同樣的待遇，日本也一一滿足。
地位之爭並未就此停止。1842年，在中英《南京條約》附件中，英國律師創造了一個關於法律地位的新名詞，即所謂的「最惠國」，這意味著中國給另一個西方國家的任何權利也要同樣給予英國。中美於1843年簽署的條約規定可以在12年後進行修訂，因此，英國外交官於1854年也要求享有同樣的權利。可是清王朝終止了這項權利，英國隨即向中國宣戰。
即使是英國國會，也覺得這麼做有點兒過分了。國會嚴厲指責了帕默斯頓首相，其政府隨之倒台，不過選民對他的支持率卻不斷攀升。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火燒圓明園，將贓物送回巴爾莫勒爾堡。為了在修約時不讓他國超過自己，美國總領事威逼日本答應另一個新條約，並威脅若不答應，英國的船隊就會轟開日本的大門，輸入鴉片。
1860年，西方像個巨人一樣立於世界之上，所及之處無邊無際。古老的東方核心在一個世紀前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而今與南亞和美洲以前的核心地帶一樣，已淪落成西方核心國家新的邊緣地帶。北美大部分人口來自歐洲，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擠進了世界的核心區域。對於此次地理格局的巨大調整，歐洲則繼續開拓新的邊疆。他們駕駛著汽船將白人大批大批地運送至南非、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然後運回沉甸甸的穀物和綿羊。1870年，非洲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上還是一大片空白的區域，等待開發。到1900年，它幾乎已經全部掌握在歐洲人的手裡了。
回首這些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19年將其稱為「黃金年代」，此時：
對於（西方）中產階級來說，生活成本低，麻煩事兒少，服務便利，身心舒適，消遣娛樂隨手可及。這比以前社會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權有勢的君主生活得還要好。倫敦的市民打個電話就可以叫來可口的飯菜，在床上喝著早茶，品嚐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這些訂單很可能提前送達呢！此時此刻，以同樣的方式，他還可以將自己的財富投資於自然資源和世界各地新興的企業……如果願意的話，他可以立刻獲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種氣候環境下便宜又舒適的旅行，而且不用護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續……接著，他可以繼續出訪他國，不瞭解那裡的宗教信仰、語言風俗也沒什麼大礙。他新創造的財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對此有任何一點干涉，他都會覺得自己的權利受到極大的損害，震驚萬分。
但是，對於1890年在剛果盆地度過大部分時光的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來說，事情卻有著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反殖民主義經典著作《黑暗的心靈》（Heart of Darkness）中評論道：「征服全球大體意味著，從那些和我們有著不同膚色或比我們的鼻子稍微大一點的人手中奪去所有。當我們深入探究後就會發現，征服全球並不是件好事。」
剛果確實是一個極端的實例：比利時利奧波德國王奪取剛果，並將它占為私人財物。他折磨、傷害並殘殺了500多萬剛果人，用這種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進貢橡膠和象牙。借此，利奧波德國王成了億萬富翁，但這絕不是個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亞，白人幾乎將原住民斬盡殺絕。一些歷史學家譴責歐洲殖民主義，因為這些殖民主義者幾乎將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間的弱季風變成了一場場災難。從中國到印度，從埃塞俄比亞到巴西，飢餓已經擴展成饑荒。痢疾、天花、霍亂、黑死病接踵而至，奪去了將近5000萬生命。一些西方人為緩解饑荒狀況籌集善款，一些人則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還有一些，如《經濟學人》雜誌則抱怨道，饑荒救濟款只會告訴飢餓的人「政府有讓人民存活的義務」。難怪庫爾茨先生漸漸消失的話語在此時赫然出現，成為歐洲帝國主義的墓誌銘——「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庫爾茨是個邪惡的天才，康拉德描繪他在森林中開創自己的事業。
東方世界沒有出現像剛果那樣糟糕的情況，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國家的軍事打擊、羞辱和剝削。由於社會各界人士——愛國志士、持異議者和犯罪分子譴責政府的無能，發動了武裝起義，中國和日本已經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熱分子和民兵屠殺離開保護地的西方人以及縱容這些侵略者的官僚們。西方海軍轟炸沿海城市進行打擊報復，敵對派別在西方國家間挑撥離間。歐洲的武器大量湧進日本。1868年，英國支持的日本派別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國內戰奪去了2000萬人的生命。隨後，西方金融學家斷定政權更迭會傷及投資回報。於是，在一批「常勝軍」和美英官員及炮艦的幫助下，大清王朝鎮壓了起義，總算保住了統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揮東方各國政府該做些什麼，西方抓住東方的資產，在它們的國會內閣中安插西方的顧問。毫無懸念，這將壓低西方的進口關稅，並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價格。有時，這些舉措甚至會讓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蘭特（Ulysses S.Grant）告訴日本天皇：「看到歐洲列強試圖侮辱亞洲國家，我怒火中燒。」
但是，大多數西方人總結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該發生的那樣進行著。看著東方國家一個個崩潰，西方優勢的長期注定理論變得更加確定了。在東方國家裡，君王腐敗，孔門弟子卑躬屈膝，十幾億苦力吃了上頓沒下頓。似乎這些國家命中注定就該受欣欣向榮的西方國家的征服與壓迫。世界似乎行進至終結，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東方的戰爭：日本衝到了前面
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沉浸在19世紀長期注定理論的成功應用中，卻忽視了一件大事，即他們以市場為導向的帝國主義理念的邏輯性。正如市場曾經引導英國的資本家在其最強悍的競爭對手德國和美國進行工業基礎建設一樣，現在市場獎賞將資金、技術、經驗投資於東方國家的西方人。西方人可以隨時依照他們的喜好累積資本，但是資本對新利潤的不斷追求也給準備利用投資機遇的東方人提供了契機。
東方人抓住機遇進行投資的速度快得驚人。19世紀60年代，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模仿西方的精華。他們將西方在科學、政治、法律和醫學方面的書籍翻譯成中文、日文，派代表團去西方進行實地調查。西方人也迅速前來向東方人出售他們剛生產出的小玩意。中國和日本的資本家在農村開設工廠，也污染了那裡的生態環境。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並不出人意料。東方人爭先恐後地嘗試促使西方社會迅速發展的工具。其實，西方人600年前也是這麼對待東方傳來的先進技術的，如指南針、鑄鐵技術，還有各式槍炮。以前美洲、南亞的主要國家在過去300年間已經淪落成西方的邊緣地帶。這些地區對西方統治的反應與中日等東方國家對此的反應截然不同。
美洲原住民從未發展過本土工業，南亞在這方面做得比東亞各國還要慢。一些歷史學家覺得文化解釋了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他們認為（可以明確地說），西方文化十分鼓勵努力工作、理性思考，而中日等東方文化在這方面卻很少強調，南亞文化提及得更少，其他地區的文化則幾乎從未涉及過。但是殖民主義思維定式留下的產物確實需要這麼做。
當我們在一個長期的範圍內觀察東方國家對西方統治的反應時，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兩種顯著的相關性。第一，那些在西方統治世界之前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如東方的核心區域）工業化的速度往往比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核心區域快；第二，那些避免了歐洲直接殖民的地區往往比淪落成殖民地的地區發展速度快。日本社會在1853年前已經取得了較高的發展，並且沒有成為西方的殖民地。在19世紀70年代，日本已經開始了工業化。而印度的社會發展較為一般，並且淪落成西方列強的完全殖民地。直到20世紀90年代，印度的現代化才開始起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發展水平很低，也成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直至今日，那裡才開始追趕其他國家的發展腳步。
由於19世紀的東方（按照工業化前的標準來看）是個農業高度發展的社會：城鎮發達、文化普及、軍事力量強大，不少居民變通西方的方法，將其應用到新的社會環境中。甚至有些東方人接納了西方關於工業化的觀點。對於每一個東方資本家來說，他們的頭腦中都有一個上了年紀的武士在抱怨：「舊生活需要美好的東西，雖然這些東西可能一無是處。但是新生活只需要有用的東西，雖然它們可能看上去並不賞心悅目。」雖然1900年城市實際工資上漲，但是中日兩國的持異議者還是積極組建社會主義政黨。
各個國家對工業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在西方，一旦時機成熟，不管是偉人、傻子、文明人還是倒霉鬼基本上都不會出來阻撓工業革命的開展。但是，和西方一樣，這些力量卻可以決定哪個國家處於領導地位。
當W·S·吉爾伯特（W.S.Gilbert）和亞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於1885年表演喜劇《天皇萬歲》（The Mikado）時，他們將日本看成是東方異域國家的典型代表，在那裡小鳥會為愛殉情，劊子手也會自殺。但實際上，日本的工業化速度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都要快。1868年內戰後，他們將年少的新天皇扶上寶座。在東京，聰明的掌權人成功地使日本免於和西方列強作戰。他們主張主要利用本地資本投資工業，勸阻憤怒的人們對外國人先發制人。與此相反，中國於1884年和法國開戰（在一小時內，中國昂貴的新型戰艦大部分被摧毀），西方列強從中國拿走——準確地說是搶走——大量財物，中國遭到了破壞性攻擊。
日本的政府中堅分子面對的事實是：自由化是個一攬子交易。他們戴上了西方的高帽子，穿上了西方傳來的服裝。一些人建議採用拉丁文字，其他人主張日本人學說英語。他們開始思考任何可能奏效的方法。而中國的清王朝官員的做法與此形成反差。清朝官員考慮的是各自集團的利益。46年來，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反對任何危及清朝統治穩定性的現代化方案。有一次，她採納了西方人的提議，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當光緒皇帝於1898年試圖進行百日維新運動（精簡政府機構、改革科舉制度、創立新式學校、創辦大學、調節茶葉和絲綢生產、進行出口貿易、發展採礦、興修鐵路、西化陸軍海軍）時，慈禧太后宣佈光緒帝請她回來攝政。隨後將光緒幽禁於宮中，處決了光緒手下進行變法運動的大臣。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她用砒霜將光緒帝毒死。然而，光緒皇帝至死都是改革派的支持者。
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裹足不前之時，日本正在趕超。1889年，日本頒布了一部憲法，給予富有的男性選舉權，允許組建西式政黨，創建現代政府部門。中國僅在慈禧太后在位期間欽定了一部憲法大綱，於1909年給予男性有限的選舉權。日本將普及全民教育列為重中之重。到了1890年，2/3的日本男孩和1/3的日本女孩接受了免費的小學教育，而中國最終並沒有進行全民教育。兩國都於1876年鋪設了第一條鐵路，但是上海政府於1877年拆毀了鐵軌，因為擔心叛民會利用鐵路進行不法活動。1896年，日本有2300英里的鐵路，而中國僅有370英里。這種巨大的差距還體現在鋼鐵、煤炭、蒸汽機的擁有量及電報線路的數量上。
縱觀歷史，核心地帶的擴張通常會在邊緣地區展開激烈的戰爭，這將決定邊緣地區的哪一部分會抵制（或同化）大國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雅典、斯巴達和馬其頓為爭奪波斯帝國的邊緣地區進行了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戰爭。在中國，隨著核心地區在黃河流域的擴張，楚、吳、越三國在南方同樣展開了爭奪戰。19世紀，當東方成為西方的邊緣地帶時，爭奪戰再次上演。
16世紀9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未果。自此以後，東方大國認為國與國之間戰爭的代價大於所獲得的利益，但是西方的入侵推翻了東方人此前的想法。無論哪一個東方國家，只要它盡快進行工業化，重組經濟，重振軍威，它不僅會拒西方帝國主義者於國門之外，還會壓制其餘東方國家的發展。
最後，帶給中國重創的是日本的工業化，而非英國的戰艦。日本缺少自然資源，而中國供應充足。日本需要市場，而中國市場廣闊。在日本，關於國家發展戰略的爭論很是激烈，甚至發展到暴力的程度，但是在過去五六十年中，日本逐漸變得依賴於中國的原材料和市場。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好戰分子已經下定決心征服整個東方世界的核心國家，將中國和東南亞變成其殖民地，趕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場東方大戰打響了。
但是，這場東方大戰和18世紀的西方大戰的最大不同就在於東方戰爭發生時西方已經佔據了全球的統治地位。這將一切都變得複雜了。因此1895年，當日本無視中國對其侵佔朝鮮的抵制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送給其表兄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一幅令他十分害怕的畫《黃色的危險》（見圖10-5），敦促他「要教育亞洲人，要保護歐洲免受不凡的黃色人種的襲擊」。因此，尼古拉斯奪取了日本從中國侵佔的大片土地。
圖10-5 「黃色的危險」：這幅畫是根據德國威廉二世創作的草圖而繪製的。威廉二世解釋說，此圖的創作意圖在於鼓勵歐洲人聯合抵制佛教教義、異教教義和野蠻的侵襲，保衛基督教
但是，其他西方國家卻發現了與日本合作的好處，它們想利用日本處於萌芽階段的力量來為它們維持東方的秩序。1900年，機會來了。當時，中國的一個秘密反帝國主義團體——義和團發動起義（他們宣稱，練習中國武術100天就能刀槍不入）。2萬外國軍隊鎮壓了這場運動，其中參與鎮壓的大部分士兵來自日本，雖然西方的記載中不會對此進行記錄——尤其是好萊塢大片《北京55天》（55 Days in Peking）更是隻字未提。英國對此十分滿意，它們在1902年簽訂了海軍同盟協定，認可了日本在亞洲的大國地位。日本堅信英國的中立立場，於1904年對俄國展開復仇戰，擊沉了俄國的遠東艦隊，與俄國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陸地戰，擊垮了俄國軍隊。沙皇尼古拉斯派遣自己的主力艦隊航行兩萬英里來到日本意圖扭轉局勢，日本戰艦同樣將其擊沉。
雖然從東方掠奪財物返回倫敦還不到半年，但是古老的東方國家對此的反應卻是如此激烈，似乎都可以顛覆西方帝國了。顏面盡失的俄國司令官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Aleksei Nikolaevich Kuropatkin）總結道：「1904～1905年間發生的事不過是和先遣部隊進行的一場小規模衝突……對於所有歐洲人來說，維護亞洲和平的共同認知才是重要的事。只有懷著這一願望，我們才能遏制『黃色危險』。」但是，歐洲卻忽略了他的建議。
世界大戰：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14～1991年間，西方大國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其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決定了德國能否建立歐洲陸上帝國。其二是1939～1945年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的是同樣的問題。其三是1947～1991年間的冷戰，目的是商定美國和蘇聯如何分割世界。這一系列戰爭加起來形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戰爭。它包含奪去上億人性命、威脅到了人類生存的東方戰爭。與此相比，18世紀戰爭的規模真是相形見絀。1991年，西方仍然統領著世界，但是在很多人看來似乎庫羅帕特金的擔心真的快要來了：東方蓄勢準備奪去世界霸權。
人們常常說到新的西方戰爭是如何開始的——奧斯曼帝國的長期衰敗是如何導致巴爾幹地區滋生恐怖主義分子或自由鬥士的，當時，一個名叫黑手黨的團伙專幹壞事，雖然運氣不好，但它是如何於1914年6月刺殺奧地利哈布茨堡家族繼承人的（第一個刺客扔的炸彈沒有扔到奧地利大公的車上，僅僅讓司機拐錯了方向，倒了車。車恰好停在第二個刺客的面前，這位刺客行刺成功），以及旨在維護歐洲和平的一系列條約是如何把每個人拖到崩潰邊緣的。
隨後的事情也同樣眾所周知——歐洲現代化城市是如何徵召年輕人參軍的，數量之多前所未有。這些人裝備上最新式的武器，將他們巨大的能量投入這場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屠殺中。1914年前，一些學者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經濟聯繫得太緊密。如果戰爭發生，所有國家都會受損，因此它們會阻止衝突產生。但是，到1918年，他們得到的教訓是：只有那些有效利用廣闊而多元經濟形式的國家才可以在20世紀的戰爭中求得生存。
戰爭似乎展示了自由、民主國家的優勢，這些國家的人們全身心投入這場爭鬥中。公元前1000年，東西方人都明白，富有活力的帝國是發動戰爭最有效的組織形式。歷史上，帝國是長期存在的政府管理形式，其中帶有從亞述、波斯、秦朝等帝國延續下來的傳統。在當今這個10年中，他們明白了這些富有活力的帝國與戰爭格格不入。
最先走向滅亡的帝國是中國的大清王朝。清王朝陷入債務、戰爭的泥潭中，政府管理混亂，小皇帝溥儀的大臣們早在1911年就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不過，當袁世凱1916年稱帝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同樣不能掌控國家的局勢。另一個軍閥派別輔佐溥儀重新即位，這也是沒有辦法之舉。一架飛機在北京紫禁城上方投下炸彈，溥儀再次被罷黜，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幾天之後中國的帝制結束。
隨後滅亡的是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1905年，俄國與日本開戰，尼古拉斯沙皇政府差點兒被日本推翻，勉強保住江山。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其王朝徹底顛覆。1917年，尼古拉斯家族被自由派奪走了權力，並於1918年被布爾什維克黨槍決。德國的霍亨索倫家族和奧地利的哈布茨堡家族倉皇逃離自己的祖國，從而避免了像羅曼諾夫王室一樣的命運。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苟延殘喘，到1922年終於滅亡。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破壞，但是也清除了歐洲古老的王朝帝國，中國一天比一天危弱，「一戰」強化了西方統治。「一戰」最大的贏家似乎是英國，然後是法國。英國不僅侵佔了德國的殖民地，將大英帝國延伸至更遠的非洲、太平洋以及古奧斯曼帝國的油田，此外還欺凌東方盟國日本，讓日本交出其在戰爭中奪取的大部分德國殖民地。到1919年，世界上超過1/3的大陸面積和約1/3的人口在英國和法國的掌控之下。
但是，在我上學的時候，舊地圖上仍然用彩色標示著這些帝國，這其實是一種誤導。戰爭在增強西方力量的同時，也重新分配了它們之間的權力。歐洲進行戰爭的花費超出了其本身的財力，戰爭的開銷甚至超過了英國的貸款數額。1920年，通貨膨脹率上漲至22%；1921年，失業率超過11%。8600萬工人進行罷工。英國仍然是日不落帝國，不過它得掙扎著維持對商業的全球開放。
為了還清債務，英國進行了大量投資，其中大部分是跨洋投資。戰爭就是地獄，而美國就有這麼一場戰爭，它以世界工廠和銀行的方式出現。回溯至15世紀，西方的核心區域從地中海地區轉移至西歐；到了17世紀，核心區域又轉至歐洲西北部的海上帝國；到了20世紀，隨著歐洲西北部海上帝國的崩潰，北美帝國崛起，西方的核心地帶再次發生轉移。
美國將自己改變成一種新的組織，我們可以稱其為次大陸帝國。和傳統的皇室帝國不同，美國沒有古代壓迫農民的貴族統治階級。和歐洲各海上帝國不同的是，這個帝國沒有工業化的較小的定居地來生產棕櫚和松樹。但是，在幾乎消滅原住人口，進行了血腥內戰，將上百萬過去為奴隸的人變成實質的農奴身份後，歐美國家將民主公民身份從大西洋東岸散播至世界其他國家。那裡富裕的農民在東北部和中西部偏北地帶廣闊的工業化腹地上飼養牲畜，購買商品。1914年，這個次大陸的美洲帝國已經可以和歐洲的海上帝國相抗衡了。1918年後，美洲帝國的貿易走向了全世界。
歐洲富商們紛紛跑到美國吸收資本，這讓他國大為吃驚。一位美國國務卿評論道：「世界金融中心從幼發拉底河岸轉至泰晤士河及塞納河河岸需要上千年的時間，但是轉移至哈德遜河河岸似乎只用了一朝一夕。」1929年，美國持有1500多萬美元的外資，和英國1913年擁有的數量差不多。此外，美國的全球貿易增長約50%。
在美國的領導下，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經復活，但有個明顯的不同之處。1914年以前，雖然凱恩斯說，「倫敦對全球信貸行業有顯著的影響，英格蘭銀行幾乎可以聲稱自己是世界管絃樂隊的指揮」，但是1918年後，美國擔當了這一指揮角色，雖然它並不情願。1918年以後，美國的政治家們逃避了歐洲的競爭及戰爭，離開了空空的指揮台，他們撤到政治孤立中，和18世紀的中國及日本情況相似。當時機不錯的時候，管絃樂隊即興表演，還可以應付過去。但是當時機不好的時候，演出的音樂就變成了刺耳的雜音。
1929年10月，事情進展得不怎麼順利，運氣也不太好，樂隊指揮也不在場，而美國的股市泡沫不斷，全球金融隨之崩潰。就像傳染病一樣在資本主義世界火速蔓延開來：銀行倒閉，信貸蒸發，貨幣崩潰。雖然沒多少人挨餓，但是到1932年聖誕節時，25%的工人失業。在德國，失業率接近50%。失業大軍一列接著一列，探出灰白的臉朝外張望。英國記者喬治·奧威爾認為：「他們凝望著自己的命運，就和動物在牢籠裡的呆滯驚異神情一樣，只是不明白自己這是怎麼了。」
至少到20世紀30年代中葉，自由民主黨所做的一切只是讓事情變得更糟糕。似乎不僅是發展的悖論降低了西方核心世界的發展水平，而且後發優勢在其他方面也顯現功效了。幾百年來俄國都是一個落後的邊緣國家，重組後它形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美國一樣，它將新興工業和廣闊的農業腹地聯繫起來。但是和美國不同的是，蘇聯鼓勵國有企業、集體農業及中央計劃模式。蘇聯採用更接近西方國家的方法來動員人民，而非用舊皇室帝國的方式。
與失敗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同，蘇聯發展成功了，不過其人民生活水平卻很低。無可置疑的是，斯大林的確採取了一些正確的措施。因為當資本主義工業在1928年和1937年崩盤的時候，蘇聯生產總值增長了三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訪問蘇聯回國後，曾對美國人民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我已經看到了未來，而且它起效了。」[7]
1930年，對於許多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的教訓並不是告訴人們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未來的社會形態：雖然主張自由主義，但依舊是英國——法國——美國的聯盟獲得了勝利，而不是自由主義獲勝。其實，獲勝的真正原因是次大陸帝國，它越是不自由開明，就越容易獲勝。日本跟隨主張自由的國家，獲得了很大利益，但是當全球經濟和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日本並未繼續追隨這些國家。由於失業率飆升，民主制度步履維艱，共產主義勢力增長，軍國主義介入，強烈要求組建日本帝國，讓日本人求生。軍隊，尤其是激進的初級軍官失去控制，利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混亂態勢和中國內戰吞併了中國東三省，直指北京。一名日本中佐解釋說：「只有通過日本——滿洲間的合作和日中友誼，日本人才可以成為亞洲的統治者，進而發動對各類白種人的最後一場決定性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