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得以統治世界是因為地理方面的原因。生物學告訴我們，人類為什麼要推動社會的發展；社會學告訴我們，人類是如何做到的（除非人類沒有推動社會發展）；地理學告訴我們，為什麼是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在過去的200年裡統治著全球。生物學和社會學提供了普遍規律，適用於任何時期、任何地點的任何人，而地理學則告訴我們其中的差異。
生物學告訴我們，我們是高級動物，像所有的生物一樣，我們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我們從周圍環境獲取能量。當能量不足時，我們就變得無精打采，最終死亡；當能量充足時，我們就精力充沛。像其他動物一樣，我們充滿好奇，但是也很貪婪、懶惰和怯懦。我們與其他動物唯一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有能夠控制這些情緒的工具——進化給予我們更加聰明的大腦、更加圓潤的嗓音以及可對掌的拇指。正因為這樣，我們能夠以與動物不同的方式對環境施加影響，能夠儲存更多的能量，從而在全球建立起村莊、城市、國家和帝國。
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早期，很多西方人認為是生理方面的原因使西方得以統治世界。他們堅持認為歐洲白人比其他種族進化得更快。他們錯了。首先，我在第一章已經討論過，基因和骨骼方面的證據是非常清楚的：大約10萬年前，有一支人類在非洲慢慢進化，然後擴散到全球，使得原先的人類滅絕。全球各地，現代人的基因差別是非常小的。
其次，如果西方人在基因上真的比其他人優越，那麼社會發展歷史就不會是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了。在早期領先了一段時間後，西方應當繼續領先下去。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見圖11-1）。在冰河時期末期的時候，西方確實領先於東方，但是它的領先優勢時而擴大，時而縮小。公元550年左右，西方的領先優勢完全消失，並且在接下來的1200年裡，東方的社會發展領先世界。
現在很少有學者宣揚西方人基因比東方人優越的種族論，但是任何支持這一說法的學者，都會發現西方人在公元6世紀的時候並沒有基因優勢，而在公元8世紀的時候又具有基因優勢了，或者說東方人在公元6世紀的時候更加優越，而公元8世紀的時候則失去了這種優越性。說得婉轉些，這將是一個艱巨的工程。一切都顯示，無論我們看哪裡的人們——整體而言——他們看起來都完全一樣。
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西方統治世界不是由於生物方面的原因，雖然生物學解釋了為什麼社會發展保持前進，但是生物並不是唯一的原因。下一步要講到社會學，它告訴我們社會是如何迅速發展的。
如圖11-1所示，社會發展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前言部分，我提到了「莫裡斯定理」（由偉大的科幻小說家羅伯特·海因萊因的一個想法推演而來），以此來解釋整個歷史的進程——變化是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的人們（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想獲得更簡單、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產生的。我希望第二章至第十章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這一點了。
圖11-1 歷史的發展：東西方社會發展以及硬上限，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
我們已經看到，人們在不停地忙碌著，把自己的生活變得更舒適、更富裕，或者當環境發生變化時，想緊緊抓住自己已有的東西。一般說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漸漸地推動了社會發展。但是在社會發展中的這些巨大變化——農業的起源，城市和國家的出現，不同帝國的創立以及工業革命——沒有一個僅僅是因為人們的忙碌而出現的，每一個變化都是在危急時刻孤注一擲產生的。冰河時期末期，狩獵採集者發展迅速，這給資源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為了獲得資源，他們對捕獲的動物和採集的植物進行馴養，慢慢的，一些狩獵採集者變成了農民。一些農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於是又對資源造成了新的壓力，為了生存——特別是遇到惡劣天氣的時候——他們把村莊變成了城市和國家；一些城市和國家運轉得很好，然後它們也遇到了資源問題，於是就把國家變成了帝國（首先是征服陸地，然後是草原和海洋）。一些帝國又重複了這個過程，它們變得非常強大，也給資源帶來了巨大壓力，於是就開始了工業革命。
歷史並不是一波接著一波發生。事實上，歷史是不斷重複的。世界總是不斷產生新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適應，而歷史就是人們不斷適應世界變化的過程。在這本書中，我把這個過程稱為社會發展的悖論：社會的發展創造了削弱社會發展的因素。
人們每天都面臨和解決這樣的悖論，但是有的時候，悖論會達到難以解決的程度，因此就會產生急劇的變革。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往往不知道要做什麼，更不用說怎麼做了。並且，隨著社會接近悖論的極限，發展和崩潰之間就開始了競賽。社會很少會保持在一個極限停滯不前。相反，如果它們不知道如何打破這個極限，它們所面臨的問題就會變得難以控制。我所說的五個天啟騎士中，就會有一些或者全部失去控制，饑荒、疾病、遷移和國家崩潰——尤其是加上氣候變化的因素時——會使社會停止發展幾個世紀，甚至會將社會帶入一個黑暗世紀。
當社會發展指數達到24分左右，就會出現一個硬上限。公元前1200年後，西方的社會發展就是在這個水平停滯然後崩潰的。不過，最重要的一個門檻是在43分左右，我稱之為硬上限。公元1世紀的時候，西方的發展達到了這個硬上限，然後就崩潰了；大約1000年之後，東方的社會發展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這個硬上限嚴格限制了農業帝國的發展。突破這個硬上限的唯一辦法就是開發化石燃料中儲存的能量，就像1750年後的西方人那樣。
將社會因素和生物因素聯繫起來，能解釋很多歷史進程，告訴我們人類是如何推動社會發展的，並且為什麼在某一時刻社會發展迅速，而其他時候卻發展緩慢，甚至倒退。但是，即使我們將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聯繫在一起，還是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是西方統治著世界。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借助於地理因素。
我已經強調過地理因素和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一方面，自然環境影響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另一方面，社會發展的變化改變了自然環境的意義。2000年前，生活在煤田之上並沒有多大意義，但是從200年前起，這開始變得意義非凡。通過利用煤炭資源，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發展得都要迅速——以至於在1900年後不久就產生了新的能源替代了煤炭資源。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包括地理因素對人類的意義。
以上就是我的論點。在本章，我會花大量的篇幅闡述一些最顯而易見的反對理由。但是在這之前，我要先概述一下第二章至第十章中提到的主要事件。
在15000年前左右的冰河時期末期，全球變暖劃出了幾條幸運的緯度（在東半球約是北緯20～35度，在西半球約是南緯15度～北緯20度之間），在這裡進化了大量可馴養的動物和可種植的植物。在這一廣闊的地帶中，亞洲西南部一個名為側翼丘陵區的地區是最為幸運的。因為那兒有著最多適合馴養的動物和植物，所以那兒的人們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們更容易變成農民。公元前9000年，側翼丘陵區的人們率先建起村莊，開始馴養動物和種植植物。西方社會產生了第一批農民。大約2000年後，在現在的中國——這裡適合馴養的動植物雖然沒有側翼丘陵區豐富，但種類也非常多——人們也是這樣做的，他們就是起源於東方的農民。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裡，世界上近一半地區的人們開始種植植物和馴養動物，每一次都開創了新的區域傳統。
因為西方人是首先從事農業的，也因為（群體的）人們大致相同，所以西方人首先感受到了社會發展的悖論，首先掌握了我所說的後發優勢。社會的發展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口、更加精緻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財富以及更強的軍事力量。通過殖民擴張和戰爭，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社會以犧牲那些社會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社會來推動自己的發展，農業也傳播得更遠、更廣。為了使農業在新的土地上發展，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河谷，人們不得不重新改造農業。在灌溉農業出現之後，那些落後區域的農業甚至比側翼丘陵區的核心農業更加多產。公元前4000年後的某段時間，當側翼丘陵區最大的農業村莊還在努力維持著農業時，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們已經懂得如何建立城市和國家。大約2000年後，東方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發展的悖論使得黃河流域的村莊具有了類似的後發優勢。
新的國家要以新的方式與周圍的地區打交道，這就在它們的邊境產生了更具破壞力的社會矛盾。它們不得不試著應對這些矛盾，當它們把事情弄糟時——或許就像公元前31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的烏魯克、公元前2300年左右中國的陶寺以及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之後的西方——它們就陷入了混亂。每一次崩潰又帶來一段時期的環境變化，我認為，可以將這個天啟騎士加入另外四個天啟騎士。
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更糟糕的破壞和崩潰，但同時也產生了更大的彈性和更強的恢復力。公元前1550年後，西方的城市以及國家從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向地中海東岸發展。接著，東西方間第二大地理差異開始發揮作用：東方沒有哪一個地方像地中海一樣，能夠提供廉價、便捷的運輸。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樣，地中海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既有機遇，又有挑戰。當社會發展指數達到24分的時候，它產生的破壞就無法控制了。並且在公元前1200年，天啟騎士再次降臨。西方核心地區受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的重創，進入了長達幾個世紀的黑暗時期。
由於發展的悖論，冰河時期末期，地理因素使得西方在社會發展方面長期領先，但這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崩潰無法預測。有的時候，一些不同的決定或者一點小運氣就可以延遲甚至阻止災難，我們的選擇相當重要。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國家要重新進行組織，發展一種全新的思維來研判世界，從而創造所謂的第一波軸向思維。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人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他們社會發展的領先優勢被縮小了；在公元前的第一個千年，西方人和東方人都根據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必要的調整，因此在接下來的1000年裡，他們並駕齊驅。
東方和西方一樣，都建立起了集權的國家，然後發展成為成熟的帝國。公元前200年後，地理的意義又發生了變化。在西方，羅馬帝國控制了地中海地區，社會發展指數超過了40分。到公元1世紀，社會發展又達到了硬上限。不過同時，羅馬帝國以及漢朝的興起也改變了東西方之間距離的意義。歐亞大陸兩端有大量的財富，商人和遊牧民也就有了新的理由進行遷移。他們嘗試著連接起核心區域，於是開始了第一次東西方交流。交流進一步推動了東西方的社會發展，但同時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天啟五騎士首次同時出現在核心地區，帶來貨物和思想的同時，也帶來了病菌。羅馬帝國和漢朝非但沒有突破這個硬上限，反而在公元150年時都崩潰了。
東西方都進入了新的黑暗時期，在此期間，第二波軸向思想（天主教、伊斯蘭教和大乘佛教）替代了第一波軸向思想，但是它們崩潰的方式並不相同。在西方，德國的入侵者攻入了地中海西岸相對落後的地區，核心地區在地中海東岸發展起來。在東方，亞洲腹地的侵略者摧毀了黃河流域較為發達的地區，核心地區轉移到長江以南次發達的地區。
地理上的差異帶來了巨大的差別。公元450年，長江流域出現了發展稻作農業的區域；到了公元600年，中國又重新統一；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連接長江和黃河的大運河成為中國漕運的重要通道，它對於中國的意義就如同地中海對於古羅馬的意義。不過在西方，阿拉伯人雖然強大得可以摧毀地中海的核心地區，但卻不足以重建這些核心地區，社會發展一路下跌，直到公元700年。
公元541年左右，東方的社會發展領先於西方（這證明了西方並不是一直都處於領先地位的）。到了1100年，東方的社會發展達到硬上限。由於經濟的發展超過了資源的再生速度，制鐵工人開始利用化石燃料，發明者創造出新的機器，宋朝的知識分子努力尋求真正的中國文化復興。但是就像1000年前的羅馬帝國那樣，宋朝也無法打破這個硬上限。
從某種程度上說，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早期發生的事件和發生在第一個千年的事件是相似的，只不過要將東西方對調而已。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第二次東西方交流，並且再一次解放了五個天啟騎士。東西方的核心地區都衰退了，只不過在東方衰退的時間更長，程度更深。在西方，地中海東岸社會發展程度更高的伊斯蘭中心地帶受到的影響最大。到了1400年，一個新的核心區域形成了，並且西歐開始了文藝復興。
這些孤立的、原先邊緣化的歐洲地區發揮了後發優勢。西歐人利用在第二次東西方交流中從東方學到的造船、火藥及其他技術，把大西洋變成了一條交通要道，再一次改變了地理的意義。為了得到東方的財富，西方船員誤打誤撞地登陸了美洲，這令他們自己都感到驚訝。
15世紀的時候，東方人本可以發現美洲（一些人認為東方人確實發現了美洲），但是由於地理方面的原因，西方人總會比東方人更快到達美洲。對東方人來說，航行到印度洋上比航行到空蕩蕩的太平洋上收穫要大得多，並且將內陸向草原推進，收穫也很大，因為近2000年來，草原上的遊牧民族一直是他們最大的威脅。
17世紀，核心地區的擴張使地理的重要性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央集權的帝國用火槍和火炮阻斷了連接東西方的交通要道——亞洲腹地的草原，結束了遊牧民族的遷移，有效地扼殺了天啟五騎士之一。相反，在大西洋，西歐商人開闢的這條海上通道推動了新興的市場發展，並就這個物質世界如何運轉提出全新的疑問。到了1700年，社會發展再一次達到了硬上限，但是這一次，天啟五騎士並沒有降臨，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發生災難，西歐由於海上路線的刺激，開始利用煤炭和蒸汽。
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東方人也可能會有同樣的發現，也會有自己的工業革命，但是由於地理的原因，西方人更容易發現美洲——這意味著西方人會首先開始工業革命。正是地理的原因把洛蒂帶到了巴爾莫勒爾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帶到了北京。
西方統治的必然性
你可能會問，是否有來自人類自身的影響呢？這本書大量地談到了偉人和愚昧之人，他們的信念以及他們不斷的衝突，難道最後，其中都沒有一個有重要影響嗎？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我們都有自由的意願，正如我反覆強調的那樣，我們的決定確實能改變世界。只是我們大部分的決定並不能使世界發生多大的改變。例如，我現在就可以馬上停筆，辭掉工作，成為一名狩獵採集者。這當然會產生很大的變化。我會失去我的家，並且，由於我對狩獵和採集知之甚少，我很可能會被毒死或者餓死。我周圍的人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更多的人並不會受到多大影響。例如，你就會找點兒其他書來讀。但是，世界還會繼續。我所做的任何決定都不能改變西方對世界的統治。
當然，如果上百萬的美國人決定辭掉朝九晚五的工作，變成狩獵採集者，那麼我的決定就會由一個瘋狂的個人異常行為變成一個集體運動，這樣的話，確實會產生很大的不同。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這樣的群體決定。例如，「二戰」後，約有5億婦女比自己的母親結婚年齡要小，生育的孩子更多，於是人口激增。30年後，她們的女兒則做出截然相反的決定，於是人口增長變慢。這些選擇共同改變了現代歷史的前進方向。
但是這些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一個半世紀前，卡爾·馬克思直接說道：「男人（和女人）製造了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歷史，因為他們面臨的環境不是他們能夠選擇的。」20世紀，婦女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決定生更多的孩子（之後是生更少的孩子），但是她們卻常常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其實毫無選擇——就像一萬年前，那些決定從事農業的人，或者5000年前搬到城市的人，又或者200年前在工廠工作的人，他們也一定常常覺得自己實際上並沒有選擇。
要做出符合實際的決定，我們都面臨巨大的壓力。我們都知道那些忽略這些壓力、做出奇怪決定的人。我們往往崇拜激進分子、叛亂者和浪漫主義者，但是我們卻很少會追隨他們。我們大都非常清楚循規蹈矩的人往往更成功（這裡的意思指的是更容易得到食物、住處和配偶）。進化決定了我們所謂的常識。
即便如此，奇怪的決定很顯然也會有不同尋常的後果。以穆罕默德為例，或許這個例子比較極端。公元610年前，這個平庸的阿拉伯商人本可以非常明智地將與加百列天使的相遇歸咎於胃痛或者其他一切可信的理由。但是他選擇了聽從妻子的話——他的妻子堅持認為天使的造訪是真實的。多年來，穆罕默德和大多數的先知一樣，看起來荒謬可笑。但是後來，他統一了阿拉伯。他的繼承者哈里發摧毀了波斯，粉碎了拜占庭，把西方分成了兩半。
所有人都認同穆罕默德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對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即便如此，公元7世紀以及之後的西方核心地區的變化並不能歸結於穆罕默德個人。在加百列天使造訪穆罕默德前，阿拉伯人就已經開始創造新的一神論，並且已經在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了。早在穆斯林主戰派入侵時，拜占庭和波斯就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了，而且地中海地區在公元3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瓦解了。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一樣的決定，那麼公元7世紀的基督教也許會選擇其他的攻打對象，而不是入侵穆斯林地區。如果沒有穆罕默德的話，西方的社會發展在公元750年之後也許會恢復得更加迅速，也許不會，但是西方仍然需要幾個世紀才能趕上東方。無論穆罕默德做了什麼，西方核心地區仍然是在地中海東岸；土耳其人也依然會在11世紀的時候入侵西方，然後蒙古人在13世紀的時候入侵（在1400年左右再一次入侵）；核心地區也仍然會向西轉移到意大利，然後在15世紀以及之後的幾個世紀轉移到大西洋。如果穆罕默德更正常一點的話，那麼現在就可能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蘭教影響從摩洛哥到馬來西亞這些地區的信仰——這是一件大事。但是毫無疑問，仍然會是歐洲人征服美洲，西方現在也仍然會統治世界。
適用於穆罕默德的情況也適用於其他我們所知道的偉人。亞述國王提格拉·帕拉薩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可怕的高度集權的古代帝國；16世紀時，歐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豐臣秀吉都沒能建立帝國；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以及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使改革派得以掌權。但是大部分的偉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所做的就是加快或者減緩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進程。沒有一個人能夠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我們能像做實驗那樣回到過去重新開始，除了把偉大人物替換成愚笨之人以及將愚笨之人替換成偉大人物之外，其他的保持不變，事情的結果也會基本保持不變，即使事情發展的軌跡可能有所不同。顯然，偉人通常認為僅僅憑借自己的意願就能夠改變世界，但是他們錯了。
這個道理適用於對外政治，也適用於對內政治。例如，馬修·博爾頓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後者發明了改變整個世界的蒸汽機，而前者為瓦特提供了設備資金以及技術上的支持，特別是在加工製造工藝方面。但是他們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偉大人物，正如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一樣。亞歷山大於1874年2月14日為自己新發明的電話申請了專利——就在同一天，伊萊沙·格雷（Elisha Gray）也為他自己新發明的電話申請了專利。博爾頓和瓦特與約瑟夫·普裡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相比，也未必就顯得獨一無二。約瑟夫在1774年發現了氧氣，而一年前一位瑞典化學家就已經發現了氧氣。同樣，他們也不會比1611年各自發現太陽黑子的四位歐洲科學家更獨特。
歷史學家常常驚歎幾個獨立的個體常常會想到一起，例如發明燈泡的想法幾乎同時在幾個人的大腦中出現。與其說偉大的思想是出於一個人的智慧，還不如說是一群有著相同疑問和解決方法的思想家的邏輯結果。17世紀早期的歐洲學者也是如此，一旦有人發明了望遠鏡（9個人宣稱自己發明過望遠鏡），如果沒有一些天文學家很快發現太陽黑子，那才令人驚訝。
很多了不起的現代發明不止被發明一次。統計學家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甚至提出一條法則，他認為沒有哪一項發現是以真正的發現者命名的（施蒂格勒法則實際上是由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在25年前發現的）。博爾頓和瓦特領先了，但是其他人也有可能領先。如果瓦特沒有在18世紀70年代發明出蒸汽機，其他人以後肯定也會發明出來的。事實上，如果瓦特沒有去申請專利，從而把其他人從這個領域排擠出去的話，蒸汽機會改進得更快。
偉人以及愚笨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那麼，我們能否認為這個時代的某種精神而不是某些特定人物決定了歷史，使得有些時候產生偉人，而有些時候則產生了一群愚笨之人？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是如此，例如，在他們看來，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真正原因是14世紀的時候，中國的文化變得保守，放棄了整個世界，而此時歐洲的文化變得開放，促使探險家漂洋過海，直到到達美洲。
我在第八章花了一些篇幅闡述了這個想法，認為這個想法與現實並不符合。與其說文化是我們腦海中的一個聲音，告訴我們該做什麼，還不如說文化是一個市政廳，能讓我們討論我們的選擇。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需要的思想，受到地理以及社會發展因素的影響。
這能夠解釋為什麼東西方思潮在過去的5000年裡是如此相似。在東西方的核心地區，第一批國家的興起——西方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東方是公元前2000年後——引起了關於神聖王權的本質以及限制王權的討論。隨著東西方核心地區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官僚化——西方是公元前750年後，東方是公元前500年——這些討論產生了第一波軸向思想，思考個人成就的本質以及與世俗權威的關係。到了大約公元200年左右，隨著漢朝以及羅馬帝國的瓦解，這些問題就催生了第二波軸向思想，討論有組織的教會如何能夠在一個混亂而又危險的世界中拯救它的信徒。當社會復興時——中國在1000年，意大利在1400年，如何跳出令人失望的過去從而獲得第一波軸向思想中失去的智慧，這個文藝復興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
我認為，長久以來，東西方的思潮發展得如此相像的原因在於，社會要保持發展只有一條途徑。社會發展指數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東西方都要加強國家的中央集權，最終將不可避免地促使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第一波軸向思想。而這些國家的衰退又促使人們轉向第二波軸向思想，它們的復興幾乎總是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文藝復興。每一次巨大的變化都促使人們思考時代所需的思想。
但是，1600年左右，當西歐人邁向科技思潮而東方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大西洋沿岸核心區域外的西方人）卻故步自封時，其中產生的巨大分歧又具有怎樣的重大意義？思想方面劃時代的轉變是否反映了東西方巨大的文化差異，而不僅僅是時代獲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
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認為如此。這些學者指出，當心理學家把人們綁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機上，叫他們回答問題時，如果這些問題需要將信息放在一個廣泛的背景下而不是孤立看待的話，西方受試者大腦中的額葉和頂葉會更加活躍（意味著他們更努力來集中注意力）。東方人正好相反。
這些差異意味著什麼？脫離背景孤立地看待事實是現代科學的特點（就像常見的描述方式：「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也許有一個理論能夠解釋，大腦功能上的差異意味著西方人在邏輯和科學方面強於東方人。
但是也許不是這樣。這些實驗並沒有表明東方人不能將事實和背景區分開來，或者說西方人無法從恰當的角度考慮問題，只是他們不大適應用對方的方式思考問題，並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想明白。東西方人都能夠執行兩種類型的任務。
在每個時代的每片土地上，我們總會發現理性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前者將具體的事物抽像化，後者著迷於錯綜複雜的事物，甚至有一些人既是理性主義者，又是神秘主義者。變化的只是他們面臨的挑戰。1600年左右，當歐洲人開始發展大西洋經濟的時候，他們也給自己帶來了問題。機械模型和科學模型成為解決這些問題最有效的手段。在接下來的400年裡，這些思考方式融入了西方教育中，並漸漸地成為默認的思考模式。在東方，大西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似乎並不那麼迫切，甚至到了19世紀，這個過程也沒有走太遠。
20世紀60年代，一些西方社會學家認為，東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信仰者無法產生冒險精神以及創新精神這兩個經濟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紀80年代，一群新的社會學家從日本經濟的成功案例中得出結論，認為孔子思想中對權威的尊敬以及為集體自我犧牲的精神並沒有抑制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儒家思想解釋了日本經濟的成功。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更加理智的結論，那就是人們會促使文化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在20世紀末期，產生了儒家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
每個時代都會產生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思想，這個結論也許能夠解釋另一個奇怪的現象，心理學家稱之為弗林效應。自從有了智商測試，測試的平均分穩步上升（大約每10年提高3分）。想一想我們變得越來越聰明了，這真是令人興奮，但是這很可能是因為我們越來越擅長以現代、分析的方式思考問題，而這正是這些測試所要測量的。看書比聽故事更能讓我們變得現代化，而且，令很多教育家恐懼的是，玩電腦遊戲能讓我們在此基礎上變得更加現代化。
毫無疑問，並非所有的文化對變化的環境都會做出一樣的反應。例如，在伊斯蘭教的土地上，就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或者多樣化的現代經濟。一些非伊斯蘭教徒認為，伊斯蘭教的教條非常愚昧，令人們深陷迷信的深潭中。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們就難以解釋，為什麼1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家、哲學家和工匠都是伊斯蘭教徒，以及為什麼直到16世紀，伊斯蘭教的天文學家都無人能夠超越。
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自1700年後許多伊斯蘭教徒對軍事和政治上的缺陷都採取了保守的態度，正如13～14世紀的中國儒家思想家一樣。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現在已經非常現代化，足以成為加入歐盟的候選國家。不過，總的說來，隨著伊斯蘭世界從西方國家的核心變為外緣，它的社會發展停滯了，令人感覺它是受害者。要結束這種局面，對伊斯蘭教來說，任重而道遠，但伊斯蘭世界也有可能發揮後發優勢。
文化和自由意願這兩個因素，使莫裡斯定理變得更加複雜——莫裡斯定理認為變化是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的人們（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尋求更簡單、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產生的。文化和自由意志會加快或者延緩我們對環境變化的反應。他們偏離了任何簡單的理論。但是第一章至第十章的那些事件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文化和自由意志從來不會長久地勝過生物、社會以及地理因素。
帖木兒摧毀了意大利：如果歷史可以假設
西方得以統治世界既有長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依賴於地理因素和社會發展之間不斷的相互影響。但是西方統治本身既不是一直存在的，也不是偶然的，將之稱為可能發生的事件更加準確。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地理因素對西方都非常有利。我們不妨認為，西方統治往往看起來更為可能。
為了解釋這些相當神秘的評論，我想借用一下羅伯特·澤梅基斯（Robert Zemeckis）在1985年的喜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中所使用的方法。電影的開頭是一個瘋狂的教授將巨大的吉他放大器、偷來的鈽和一輛德羅寧汽車組裝起來，發明了一部時光機器。當恐怖分子殺死教授後，年輕人馬蒂（由邁克爾·福克斯扮演）開始追擊，然後時光機器把他帶回了1955年。在那兒，他遇見了他未來的父母，當時他們還只有他現在這麼大。然後災難降臨了——馬蒂未來的母親沒有愛上馬蒂未來的父親，反而愛上了馬蒂。這在整個歷史中，或許毫不起眼，但是對馬蒂來說，卻非常重要：如果他不能在電影結束前讓過去恢復原樣，那麼他就無法出生。
我在這裡不按照歷史學家常用的方法，即從開始講到我們這個時代，我想，我們不妨像馬蒂一樣，回到過去，然後，就像電影那樣，想想可能會發生什麼阻止未來事件像現在這樣發生。
我會從兩個世紀前的1800年開始。我們處在簡·奧斯汀的時代，我們發現，那個時候西方看起來就已經很有可能在2000年的時候統治世界。英國的工業革命正在進行，科學發展欣欣向榮，歐洲的軍事力量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強大。當然，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只要多一點運氣，拿破侖就有可能贏得戰爭，或者說只要少一點運氣，英國的統治者就無法解決工業化帶來的挑戰。無論怎樣，英國的發展都有可能變得緩慢，或者——正如我在第十章提到的那樣——工業革命有可能轉移到法國北部。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不過，我們很難想像，如果西方的工業革命受阻的話，1800年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一旦開始了工業化，我們同樣也難以想像，有什麼可以阻止它那貪婪的市場走向世界。1793年，當清政府拒絕馬戛爾尼勳爵的貿易使命時，馬戛爾尼勳爵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要讓中國關注人類知識取得的進步是徒勞無益的。」雖然這句話有點誇張，但是或許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無論我們假設何種對西方不利的情形，例如想像它的工業化延緩了100年，或者說直到20世紀歐洲才進行帝國主義擴張。但是即使這樣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東方能夠在西方之前開始工業革命。東方的發展或許需要像西方那樣建立起多樣化的區域經濟，而這需要花上幾個世紀的時間。1800年的時候，我們不能完全肯定，西方會在2000年統治世界，但是我認為有95%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再倒退150年，回到1650年，當時的牛頓還是一個小男孩，那麼西方的統治看起來就沒那麼確定，但是仍然是可能的。火炮打退了蒙古人，船隻開拓了大西洋經濟。工業化看起來仍然遙不可及，但是在西歐有了產生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如果17世紀50年代，荷蘭在與英國作戰時贏了英國；如果1688年，荷蘭支持的英國政變失敗；或者說如果1689年，法國成功入侵英國，那麼有利於博爾頓和瓦特的特殊機制就不會形成；如果這樣的話，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工業革命就會延遲幾十年或者會發生在西歐其他地方。但是我們還是很難看到，如果這樣的話，1650年之後將會發生什麼。或許如果西方的工業化進程變慢，清朝的統治者也有不一樣的表現，那麼17世紀和18世紀的中國可能會更快地跟上歐洲的科技發展。但是正如我們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樣，東方人要首先發生工業革命還不僅僅需要這些。1650年時，我們還不能像1800年那樣肯定西方會在2000年統治世界，但是這看起來仍然是最為可信的結果——有80%的可能性。
不妨再往回倒退150年，退到1500年，這個預測看起來更不可信。當時的西歐已經有能夠航行到新大陸的船隻，但是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對新大陸進行搶掠。如果哈布茨堡家族更幸運一點兒的話（或者如果盧瑟從未出生過，或者查理五世指派了他，又或者如果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取得勝利，然後鎮壓了荷蘭的獨立運動），或許他們真的能成為基督教世界的領導者——這樣的話，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許就會消滅諸如牛頓和笛卡兒這樣激進的聲音，而且任意徵稅就有可能像歷史上破壞西班牙商業那樣破壞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貿易。不過，這些只是假設，儘管我們知道哈布茨堡帝國可能帶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驅使更多的清教徒穿過大西洋，建立城市，開始開拓大西洋經濟以及科學改革。
或許哈布茨堡家族會面臨比現實更加糟糕的情況。如果奧斯曼帝國更徹底地擊敗了波斯什葉派教徒，那麼土耳其就有可能在1529年佔領維也納，伊斯蘭教徒就有可能入侵英國，並且，正如吉本所說的那樣，牛津的學校現在就有可能教授古蘭經。土耳其的勝利也許會使西方的重心留在地中海，從而把大西洋經濟扼殺在搖籃中——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假設的哈布茨堡的勝利，這也許會刺激一個更加強大的大西洋世界的形成。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如果在17世紀，奧斯曼帝國和沙皇俄國廝殺得更為激烈，他們也許就無力擊退蒙古人。如果這樣的話，17～18世紀的時候，清朝的勝利也許就會把蒙古人驅逐到歐洲，使17世紀西方的危機轉變為與羅馬帝國末期所面臨的危機一樣嚴重。一方面，西方面臨著新的黑暗時期；另一方面，在經歷了足夠長的幾個世紀後，中國在其社會發展達到硬上限時，就有可能發生科學和社會變革。誰知道呢？不過，有一件事非常清楚：1500年時，可以看出西方將在2000年統治世界的可能性比1650年要低得多，最多有55%的可能性。
再往回退150年，退到1350年。這個時期黑死病流行，西方在2000年統治世界的可能性看起來非常渺茫。最不可思議的一點是，過不了多少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兒從中亞一路入侵印度和波斯，然後在1402年摧毀了奧斯曼帝國。就在那個時候，帖木兒決定掉頭前往中國報復中國皇帝，因為他認為中國皇帝侮辱了他。但是帖木兒在到達中國前就駕崩了。如果1402年後，他繼續往西進軍，那麼他就有可能摧毀意大利，阻止文藝復興，使西方的發展倒退幾個世紀。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於1405年在東征的途中駕崩，而是多活幾年的話，他就有可能像忽必烈那樣征服中國，使東方而不是西方的發展倒退幾個世紀。
事情完全可能會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內戰後有可能無法重新統一中國，那麼中國在15世紀的時候，就會是地方割據，內戰頻繁，而不是成為一個偉大的帝國，成為東方的核心。那麼誰又能說結局會是怎樣呢？可能會發生混亂，但是如果沒有明朝獨裁的高壓統治，海上貿易或許就會受到刺激。我在第八章說過，明朝的中國永遠也不可能創造一個西方後期大西洋經濟的東方版本——地理是一個極為不利的因素。但是，如果沒有明朝的話，東方的殖民者和商人有可能會在東南亞以及香料群島開拓小型大西洋模式的經濟。不過，底線是1350年的各種可能性要比1500年還要多。2000年時西方得以統治世界，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最多只有25%的可能性。
我可以繼續假設下去，做出各種假設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關鍵點很明確。西方能否在2000年的時候統治世界，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一種偶然性。我們往回走得越遠，可能性就越多。1800年，不同的決定、文化趨勢或者偶然性完全不可能阻止西方在2000年時統治世界；1350年，這個結果仍然非常可信。但是，我們很難想像，1350年之後發生的任何事會使東方在西方之前發生工業革命，或者說這些事會阻擋東西方的工業革命。
如果要找到東方或許能夠在2000年統治世界的跡象的話，我們就要倒退整整9個世紀，回到1100年。如果當時宋徽宗能夠更好地對付女真人，避免1127年開封的淪陷，或者如果鐵木真的父母在鐵木真小時候真的把他丟掉，讓他死在大草原上而不是長大成為成吉思汗，那麼誰知道未來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距離和航海技術使得東方不能像18世紀的歐洲那樣通過開拓大西洋經濟開始工業革命，不過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開拓類似的經濟。如果宋朝沒有受到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欺凌，那麼中國的復興文化就有可能發展為科學變革，而不是演變為自滿和裹腳。一億中國人的內在需求、南方農業區域和北方工業區域之間的貿易，以及亞洲東南部的殖民化都有可能扭轉局勢。當然也可能不會這樣，要知道，在槍炮和軍隊封鎖遼闊的草原之前，中國一直支持大規模移民政策。但也可能我們對清朝統治者同時應對諸多複雜問題的能力過於樂觀。總之，我想，東方會在12世紀發展起來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我們利用時光機器做最後一次旅行，從宋朝再往回退1000年，則又是另一種情況。現在，我們要問的，不是為什麼東方不能在2000年時統治世界，而是要問羅馬帝國能否在西方突破硬上限的1700年前突破硬上限。坦白地說，我認為這完全不可能發生。像宋朝一樣，羅馬帝國不僅需要在沒有大西洋經濟的背景下，找到突破硬上限的途徑，還要有足夠的運氣來躲過天啟五騎士。當中國的漢朝在公元3世紀崩潰的時候，羅馬帝國已經被削弱了，在公元5世紀的時候也崩潰了。當然，羅馬人有可能戰勝哥特人，在國內混亂的情況下繼續支撐下去，但是羅馬帝國能夠擺脫17世紀的危機嗎？即使能夠擺脫這個危機，他們又怎麼能夠逃脫西方社會發展的衰退？公元100年後羅馬發生工業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比公元1100年後的宋朝還要小。
以上所有的這些都說明，西方在2000年前得以統治世界，既不是長期以來注定如此，也不是一個短期的偶然性。它更多的是長期的可能性。即使在1100年，東方也不太可能首先發生工業革命，從而在全球施加它的影響，然後像現在的西方這樣得以統治世界。不過，這些看起來總是可能發生的：火炮最終會被發明出來，將蒙古人擊退，船隻和市場能夠開闢海洋通道。並且一旦事情這樣發生了，新的地理因素會使得西方更可能在東方之前發生工業革命。我想，唯一可能阻止這些發生的就是艾薩克·阿西莫夫在《夜歸》中提到的夜幕低垂時：毀滅一切的大災難摧毀了文明，使得人性又回歸原始。
夜歸：如果希特勒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西方統治的時代前，世界最接近崩潰的時候是在公元前10800年，當時有一大塊冰湖變成了北大西洋，溫度降低使墨西哥灣暖流轉向。之後是長達1200年的短冰期，稱為新仙女木事件。這次事件阻礙了社會發展，使得穩定的農村生活以及側翼丘陵區的早期農業受到破壞。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期的最後一次寒冷事件。新仙女木事件之後氣候變暖，進入溫暖的全新世。
在過去的幾千年裡，假如發生像新仙女木事件這樣規模的事件，結果會非常恐怖：世界各地年年都將無法獲得豐收；上百萬的人會餓死；大量的移民將會使歐洲大部分、北美和中亞變為空城；戰爭、國家的滅亡以及瘟疫帶來的巨大災難將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是天啟騎士將自己的坐騎變成了坦克。急劇縮小的人口規模將使赤道附近的村落荒廢。人們祈禱下雨，在乾燥的土地上勉強度日。社會發展將會因此倒退幾千年。
其他災難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天文學家曾計算出，假如有一個直徑一英里的小行星撞擊了地球，效果就相當於1000億噸TNT當量。人們對此產生的後果看法並不一致，但這肯定會導致高層大氣充滿塵埃，遮蔽陽光，導致幾百萬人餓死，還有可能產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破壞臭氧層，使人們暴露在致命的太陽輻射中。相反的，我們更容易對一個直徑兩英里的行星撞擊進行模擬。它產生的效果相當於兩萬億噸TNT當量，能消滅地球上的所有人。
很顯然，慶幸的是，在我們的歷史中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不用沮喪地想像事情會變得多糟糕。行星撞擊以及冰期並不像戰爭或者文化：它們現在（或者應該說直到最近）是人類無法控制的。愚昧之人、文化趨勢或者偶然性都不能產生另一片寒冷的巨大海域，使得灣流轉向，這意味著不可能形成新的新仙女木事件。即使是最悲觀的天文學家都認為直徑幾英里的行星撞擊地球幾萬年才會發生一次。
事實上，愚笨之人在歷史上所做的任何事都不會使人類面臨滅絕。即使是最為血腥的戰爭，如20世紀的世界大戰，也只是加速了正在發生的趨勢。1900年，美國這個新興的次大陸帝國已擁有一個工業核心，挑戰著西歐的海洋帝國。兩次世界大戰總的來說，就是為了決定誰將代替西歐。是美國？是在20世紀30年代前迅速工業化的蘇聯？還是在20世紀40年代試圖征服次大陸帝國的德國？在東方，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日本試圖征服世界，工業化為一個次大陸帝國，然後超過西方。日本失敗之後，中國開始工業化：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社會蕭條，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飛速發展。我們難以知道歐洲的海洋帝國如何能夠在這樣的競爭中存活，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從非洲到中南半島的民族主義浪潮、西歐逐漸減少的人口及其對手國家的工業時。
如果歐洲的大國沒有在1914年和1939年參與世界大戰的話，它們的海洋帝國肯定能夠持續更長的時間；如果美國沒有在1919年逃避它的全球責任的話，這些海洋帝國也許會崩潰得更快；如果希特勒打敗了丘吉爾和斯大林，情況就會完全不一樣了；又或許，情況不會發生改變。羅伯特·哈里斯的小說《祖國》（Fatherland）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事中的謀殺之謎發生在1964年的德國，但是——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德國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每一件事都似乎出奇的不同。希特勒殺害了所有歐洲猶太人，而不是殺死了大部分的猶太人。他手下的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將希特勒的想法變為現實，重建了柏林。柏林的勝利大道有巴黎香榭麗捨大街兩倍那麼長。勝利大道通向世界上最大的建築——這裡的建築高聳入雲。隨著故事的展開，場景開始呈現出一種更加奇怪的熟悉感。美國和蘇聯之間開始了冷戰。兩國各自都有核導彈撐腰，彼此虎視眈眈，都爭取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它們正慢慢走向緩和。在某些方面，一些結果和現實並沒有多大的差異。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可能造成的唯一不同的結果就是演變為核戰爭。如果希特勒製造出了核武器，那麼他肯定會使用，但是因為他在1942年取消了核研究，所以假設的情況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美國在日本扔下了兩顆原子彈也沒有受到任何處罰。但是當蘇聯在1949年測試它的第一個核武器時，末日變得愈加可能。即使在1986年它們處於最頂峰的時候，世界上所有導彈的彈頭加起來造成的破壞力也只有直徑兩英里的行星撞擊地球的破壞力的1/8，但是這也足夠毀滅現代文明了。
我們很難理解那些能夠沉著冷靜看待核戰爭的人物。
不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和美國的領導人意識到只有通過「確保相互毀滅」才能解決核武器的問題，即在核戰爭或大規模常規戰爭中，每一方都應該做好毀滅對方城市和國家的準備。關於這場競賽如何開始的細節，人們至今還不清楚。當時美蘇之間還有一些頻繁的電話聯繫，尤其是在1963年秋，約翰·肯尼迪和赫魯曉夫試圖制定美蘇競爭規則的時候。赫魯曉夫由於害怕美國的武力威脅，在古巴部署了核導彈，肯尼迪出於擔憂，武裝封鎖了古巴。蘇聯的戰艦開到距離美國海域幾英里的地方，肯尼迪派了一艘航空母艦阻攔它們。肯尼迪認為此時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達到了1/3甚至1/2。接著在10月24日星期三的早晨10點左右，情況急轉直下。肯尼迪和他顧問緊張得一言不發，此時手下報告說，蘇聯的潛艇擋住了美國航空母艦的路。如果蘇聯不發動進攻的話，那麼它這麼做的目的又是什麼？肯尼迪的弟弟回想當時的情況：肯尼迪「將手抬了起來，捂著自己的嘴。他不停地攥緊拳頭，然後又鬆開。他的臉看上去很疲憊，眼裡透出痛苦」。他的下一步行動有可能是發射4000個導彈，但是蘇聯的潛艇並沒有開火。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在10點25分的時候，蘇聯的船慢了下來，然後掉頭走了。災難並沒有發生。
30年來，邊緣政策和荒謬的錯誤產生了一連串的災難，但是最糟的情況並沒有發生。自1986年以來，世界核導彈的數量已經減少了2/3，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即2010年年初，核武器的數量有可能會大量減少。美國和俄羅斯現有的幾千種武器仍然能夠殺死地球上的每一個人，但是依照現在的局勢，發生災難的可能性還是比40年前「確保相互毀滅」時的可能性小得多。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繼續編織著各自的網，歷史還在繼續。
基地
至少到目前為止，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夜歸》還不能很好地解釋歷史的發展，不過也許他的《基地》系列能夠更好地做出解釋。阿西莫夫在書中寫道，在遙遠的未來，一個名叫哈里·謝頓的年輕數學家乘坐太空船去川陀星。川陀星是已經存在了12000年的銀河帝國的首都。謝頓在那兒的「10年數學會議」上發表了他的學術文章，解釋了心理歷史學這個新科學的理論基礎。謝頓認為，大體說來，如果我們將常規歷史、大眾心理以及先進的數據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理解驅動人性的力量，然後將其用於預測未來。
謝頓在川陀星最大的大學當上主任之後，他研究出了心理歷史學的方法。他預見未來銀河人將會經歷一段長達3萬年，充滿無知、野蠻和戰爭的黑暗時期。皇帝提升謝頓為第一部長。擔任這個了不起的職務後，謝頓計劃組建一個名為基地的智囊團。這些學者一邊把所有的知識收錄到銀河百科全書中，一邊密謀1000年後重建帝國。
《基地》系列小說在科幻迷中掀起了一股熱潮，風靡了半個世紀，但是對那些聽說過哈里·謝頓的專業歷史學家來說，謝頓只是一個滑稽人物。歷史學家堅稱，只有在阿西莫夫瘋狂的想像中，才有可能利用已經發生的事預知未來將會發生什麼。很多歷史學家否認過去有很多的發展軌跡可循，而那些認為過去確實存在這些發展軌跡的歷史學家則認為瞭解這些發展軌跡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例如，傑弗裡·埃爾頓（Geoffrey Elton）——他是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對歷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也許能代表大多數人的觀點。他認為：「有記載的歷史，最多也就追溯到200代前。即使在歷史上有更大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目前為止還不能真正地從手頭那一點歷史記錄瞭解這個目的。」
在這本書裡，我曾經提到過歷史學家往往低估自己。我們不一定要把目光局限於有著歷史記錄的這200代。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展到考古、基因以及語言學——本書前面幾章中主要的證據——我們就會更加瞭解歷史。事實上，回到500代前就已經足夠了。我認為，有這麼充足的時間，我們真的能夠從中得出事物發展的趨勢。現在就像謝頓那樣，我想說，一旦我們這麼做了，我們就可以利用過去預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