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指數作為連接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研究發現的橋樑，是本書的重點。社會發展指數本身並不能解釋為何西方能夠統治世界，但是卻能夠告訴我們歷史的基本輪廓。在本書中，我詳細介紹了社會發展指數。如有讀者對書中的方法和詳盡的證據感興趣，可登錄相關網站查看或閱讀《文明的度量》[1]。本附錄僅對主要的術語和基本的結論做出簡要總結。
社會發展指數的四大異議
關於社會發展指數，主要有四大異議。
第一，對社會發展進行量化，並且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地點的社會發展做出比較，忽略了人類的意義。因此，我們不該利用社會發展指數。
第二，對不同的社會進行量化和比較是合理的，但是書中所定義的社會發展是不正確的。
第三，書中所定義的社會發展能夠有效地將東西方進行對比，但是作者用來測量社會發展的四大因素（即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並不適宜。
第四，這四大因素能夠很好地測量社會發展，但是作者所列舉的事實有誤，因此測量並不準確。
我在第三章中已對第一個異議做出解釋。對於很多歷史學和人類學問題來說，對社會發展進行量化和比較並沒有多大幫助，但是為什麼由西方統治全球這個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比較和定量的問題。要對此做出回答，我們必須量化社會發展並做出比較。
在第三章中，我也對第二個異議做出過一些回答。或許有比社會發展更為有效的方式，但我還未想出。這個問題就留給其他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吧。
至於第三個異議，我們可以有三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我們可以在四大因素的基礎上增加更多的因素；二是，我們應該使用不同的測量因素；三是，我們應當減少所使用的因素。在我撰寫本書時，我確實還考慮了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最大的政治單位面積、生活標準、交通速度或者最大遺址的面積），但是，所有的這些因素要麼缺乏事實依據，要麼缺乏相互獨立性。在任何情況下，大多數因素在整個歷史中都不斷反覆出現。對這些因素進行任何可信的組合都將得出極其相似的結果。
對於這個反覆出現的規律而言，主要有兩大特例。我們將一個特例稱為「反常的遊牧民」，即大草原社會通常在能量獲取、社會組織和信息技術上得分較低，但是在戰爭能力方面的得分卻很高。這種反常現象解釋了為什麼真正的遊牧民族能夠打敗其他帝國，卻不善於管理帝國[2]。雖然這值得我們仔細研究，但是它並不會直接影響本書中對東西方核心之間的比較。
關於第三個異議的另一個說法則是只需要考慮能量獲取，而不考慮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等因素，原因是這三者都只是利用能源的不同方式而已。圖附-1顯示如果只考慮能量指數，歷史看起來將會如何。該圖與圖3-3有所區別，但是差異並不大。在只有能量指數的這個圖中，在90%的歷史時期，西方仍然領先於東方，在大約公元550～1750年之間，東方還是趕超了西方；在公元100～1100年之間，一個瓶頸依舊阻礙了社會發展（人均每天獲取30000千卡能量），後工業革命依然使得早期時期相形見絀，並且在2000年還是由西方統治世界。
如果我們只考慮能量，那麼相比四個因素而言，確實更加簡便，但是也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缺陷，這就是我接下來要提到的第二個特例：自工業革命以來，各大因素之間的關係變得非線性。由於新的科學技術的出現，在整個20世紀，城市的面積增加了3倍，戰爭能力增加了4倍，信息技術增加了7倍，而人均能量獲取僅僅增長了1倍。假如我們僅僅分析能量的話，那麼就未免過於簡單了，而且也扭曲了歷史。
圖附-1 僅有能量指數：如果我們只從人均能量獲取方面來看，東西方之間的對比是怎樣的
第四個異議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問題，因為要判斷我是否誤解了事實或者使用了不恰當的方法，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檢驗我用來計算東西方分值的所有信息來源。要在這個附錄中對此進行檢驗顯然不太可能，這只會使得這部作品更加冗長，所以我已將相關信息放到網站上或《文明的度量》中。有時間和興趣的讀者可以查證。
接下來我將總結數據，闡述自己是如何計算出這些分值的，並對誤差做出解釋。
能量獲取
我將首先闡述能量獲取，因為這是四個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回溯足夠久遠的歷史，就會發現，社會組織、戰爭能力以及信息技術這三大因素的分值均為零，這是因為那時人類活動的規模非常小，因此它們產生的價值指數還不到0.01。相反，能量獲取的分值卻從未降到零，這是因為人類如果沒有能量獲取的話，就將面臨死亡。為了生存，每人平均每天就要消耗約2000千卡。現代西方人均每天獲取的能量約為228000千卡（=250分），因此在理論上，最低的分值應為2.19。在實際中，自冰河時期末期以來，能量獲取的分值一直在4分以上，這是因為人類使用的大部分能源是不可食用的（例如衣服、房子、工藝品和石油等）。直到工業革命前，能量獲取分值大約佔了社會發展指數的75%～90%。在2000年，能量獲取在東西方分值中依然分別佔據20%和28%。
有關能量獲取的依據既有來自現代統計，也有來自文學作品中關於農業、工業和生活方式的記載，還有來自考古學中關於飲食、工藝和生活品質的發現。如何將這些方面結合起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是，和其他作者一樣，我也借鑒了先前研究者的成果。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釋的那樣，厄爾·庫克在1971年關於能量流的研究中提供了一個簡便的基點，能夠用來檢驗其他的估計。所有的這些彙集起來就形成了西方核心地區的當代水平，即每人每天獲取23萬千卡。庫克將此大致分成了四類：食物（提供給人類和動物）、家庭/商業，農業/工業和交通。
瓦茨拉夫·斯米爾有效地將非食物消耗分解為生物質和化石燃料，並將它們在西方核心地區的發展用圖表表示出來。要將他的數據轉換為能量獲取分值，需要幾個步驟，得出的數據是在1900年時人均每天獲取93000千卡；在1800年時，人均每天獲取38000千卡，正好將庫克的估計（即工業化後的歐洲將在1860年人均每天獲取77000千卡）包含其中（見表附-1）。
假如我們回溯到1800年以前，回顧的年代越久遠，越難以得到官方數據。但是經濟越依賴生物燃料，我們就越可能用經濟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得出的對比信息代替官方文件。1700年，西方核心地區人均每天獲取30000～35000千卡。我們得到的關於西方社會的數據清楚地顯示，我們回顧的歷史越久遠，數字下降得越多[3]。對比數據顯示，西方人均每天獲取的能量從未低於30000千卡。雖然這有值得質疑的地方，不過我認為，即使是在公元8世紀，人均每日能量獲取也從未降到25000千卡以下。我將在後面給出解釋，不過我認為這些猜測與實際的差距不超過5%～10%。
羅馬時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和遺址、遇難船隻的數量、生產貨物的總量、冰芯的工業污染程度以及聚居地驚人的動物骨骼數量，所有的這些都表明公元1世紀西方的能量獲取高於其在公元8世紀甚至13世紀時的水平，但是具體高多少呢？經濟史學家給出了一個答案。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認為，公元300年時，西方核心地區的實際工資可與18世紀歐洲南部人們的實際工資相比；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則認為，羅馬時期人們的工資比中世紀歐洲的大部分人的工資都要高；傑夫·克朗（Geof Kron）、尼古拉·克普克（Nikola Koepke）和約爾格·巴滕（Joerg Baten）收集的數據顯示，公元1世紀和18世紀的水平幾乎沒什麼變化；克普克指出，古代房屋比18世紀歐洲最富裕地方的房屋都要結實。我估計公元1世紀人均每日獲取能量31000千卡，在公元500年前緩慢下降，之後加速發展，一直到公元700年。
表附-1 能量獲取（單位：1000千卡）
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區的能量獲取不僅低於羅馬時期的水平，甚至低於其在公元8世紀的水平。公元前300年後，能量獲取劇增，這是因為地中海地區融合成了一個更大的經濟政治單位，以及羅馬暖期增加了產出，不過大量的考古數據表明，早在公元前600年，能量獲取就已經加速發展。我認為，公元前1000年，能量獲取可能為人均每天20000千卡，與公元前2000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是高於公元前3000年的水平。
史前早期的分值更低。在新仙女木事件末期，採集者大約人均每日獲取能量5000千卡，但是隨著氣候變暖，人均每日獲取能量劇增（相比之前的水平而言）。人們通過種植植物和馴養動物來獲得食物，同時還利用動物進行勞作。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側翼丘陵區建立村莊的人們從衣服、燃料、農場動物、房屋、日常用品和遺址中獲取的能量為人均每日12000千卡，雖然他們的飲食相比4000年前並沒有多大改善。
計算東方的分值難度更大，部分原因是諸如庫克和斯米爾這樣的學者只關注世界上能量獲取最多的地區，並沒有將地區之間進行對比。不過，我們可以從聯合國2006年的一份統計入手。聯合國統計，在2000年，日本人均每日獲取能量104000千卡（還不到西方水平的一半）。在1900年，東方的大部分核心地區還是以農業為主，其中日本的石油利用和以煤為動力的產業才剛剛起步。日本的人均每日能量獲取約為49000千卡（依舊不到西方的一半）。在之前的5個世紀，煤炭利用和農業產出穩步增長。在1600年，長江三角洲的產量比西方任何地方的產量都要高，但是到了1750年，荷蘭和英國的農業迎頭趕上，並且東方的實際工資只能與南歐相比，而不能與富裕的北歐相提並論。我估計在1400年和1800年，東方核心地區的人均每日能量獲取分別為29000千卡和36000千卡，這個數字在18世紀的時候迅速增長。
關於1200年後的危機給中國的能源使用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影響，人們看法不一，不過很可能自宋朝鼎盛時期後，能源使用有所下降，當時的人均每日能量獲取很有可能超過30000千卡。
在西方，考古證據表明，在公元後第一個千年的中期，能量獲取下降，但下降了多少，我們難以給出答案。我在第五章中提出，漢朝的能量獲取比東方之前的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高，但是低於同時代的羅馬或者之後的宋朝；我認為公元1世紀的人均每日能量獲取為27000千卡，之後略有下降，在公元700年時又恢復到了之前的水平。
相比西方而言，東方的能量獲取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穩步增長，約在公元前500年後加速發展，並且由於運河的開通、貿易的發展以及金屬工具的傳播，能量獲取在公元前300年後發展更為迅速。公元前1000年，人均每日能量獲取約為17000千卡；到了秦朝，這個數字很可能達到了26000千卡。
在史前時期，東方的能量獲取似乎和西方經歷了同樣的門檻，但是之後的發展卻落後了西方一兩千年。
社會組織
在工業化之前的歷史中，社會組織在社會發展指數中始終是第二大重要因素。我在第三章對這個因素做了詳細介紹，解釋了我選擇最大的城市面積作為社會組織代表的理由。引用的數據有很多歧義，專家也對各個時期的城市規模見解不一，因此定義也就相對靈活。我在網站上和《文明的度量》中對我的選擇做出了解釋。在表附-2中，我總結了我的一些主要計算。
表附-2 東西方核心地區最大聚居地的人口數量（單位：千人）
續表
戰爭能力
自有文字以來，人們就開始記載戰爭，並且自史前早期開始，人們就常常將武器作為陪葬品。因此我們能夠瞭解到大量的甚至是現代以前的戰事。在給戰爭能力打分時，最主要的挑戰不在於經驗，而在於概念，即我們如何對比性質完全不同的戰爭體系，而且這些戰爭體系與以前的體系也無法進行對比。最著名的是，1906年當英國製造出「無畏」號戰艦時，就是基於這麼一個想法：它有著令人驚訝的槍支彈藥，無論多少數量的19世紀90年代的船隻加起來都比不上一艘1906年後的戰艦。
不過，實際情況是，事情從來不會這麼簡單。在恰當的環境中，簡易爆炸裝置能夠給高科技軍隊重重一擊。理論上，我們可以將同一指數分值分配給完全不同的軍事系統，雖然專家可能對這些分值看法不一。
在2000年，西方軍事力量前所未有地達到了250分，顯然比東方高了許多。東方的一些軍隊也很龐大，但是武器系統的重要性遠超過單純的數字。美國與中國的軍事開銷比例為10︰1；在航空母艦和核彈頭數量方面，中美之間的比例分別為1︰11和1︰26；中國落後的體系與美國的M1主戰坦克和精確武器之間的差距更大。因此，東西方的比例應在1︰10到1︰50之間。我選擇了1︰20，即在2000年，西方達到250分的時候，東方僅有12.5分。
將2000年的分值與早期的分值相比，難度更大。但是如果我們觀察軍隊規模、移動速度、後勤能力、攻擊能力、裝甲和防禦工事等方面的變化，我們就能做出估計。據估計，大炮的火力從1900～2000年增加了20倍；考慮到20世紀其他的變化，我認為，1900～2000年，西方戰爭能力增強了50倍，即1900年時，西方的分值為5分，而2000年時，其分值為250分。
1900年時，西方的軍事力量遠遠高於東方，雖然差距沒有2000年時大。1902年，英國海軍的噸位幾乎是日本海軍的6倍，而且歐洲任何一個大國的軍隊規模都比日本大；我將1900年東西方的比例設為1︰5，即1900年，東方分數僅為1分（1900年西方的得分為5分；2000年，東方的得分為12.5分）。
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種主觀性的計算。但是，這裡的重點是，2000年，西方的軍事力量如此強大，顯得其他分值（包括1900年西方的分值，甚至2000年東方的分值）都無足輕重。也正因為如此，這個估計中的錯誤也就顯得不那麼重要。我們可以把1900年之前的戰爭能力分值全都翻倍或者減去一半，卻不會對總體社會發展指數造成多大的影響。
西方戰爭能力在1800～1900年的變化雖沒有1900～2000年的變化那麼大，但影響也非常深遠。它將我們從航海時代帶到了機關鎗時代，同時也即將帶來坦克與飛機。19世紀，西方的戰爭能力很可能有了大幅度增強，我將1800年西方的戰爭能力設定為0.5分。當時的西方戰爭能力遠遠高於東方，因此此時的東方戰爭能力可能僅為0.1分。
1500～1800年，歐洲經歷了歷史學家稱之為「軍事革命」的時期，使得其戰爭能力增強了3倍。而在1700～1800年（1700年時，康熙開始征服大草原），東方的戰爭能力卻倒退了。由於缺乏外部威脅，中國的統治者為了尋求和平紅利，往往減少本國的軍備，忽視科技進步。1800年時，東方的作戰水平並不比其1500年的水平高出多少，因此在19世紀40年代的時候，英國軍隊輕而易舉地入侵中國。
14世紀，火藥的出現增強了東西方的戰爭能力，雖然其影響比不上19～20世紀的發明所帶來的影響。1500年左右，歐洲最好的軍隊比5個世紀前的軍隊強大了一倍左右。這些軍隊的強大依賴於軍隊規模、後勤能力以及火藥技術。
我們難以計算出1500年左右的西方與國土遼闊、組織嚴密但還未使用火藥的羅馬帝國在戰爭能力方面的比例。據一項研究，2000年左右，一架轟炸機的破壞能力是一個羅馬軍團的50萬倍。我們不妨由此推斷，公元前/公元1世紀時，西方的分值是0.0005分。但是顯然，羅馬軍團的數量遠多於美國轟炸機的數量，因此，我將現代西方與羅馬的戰爭能力的比例估計為2000︰1，因此公元前/公元1世紀的西方分值為0.12分。因此，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其軍隊是15世紀時歐洲陸軍和海軍的一大威脅，但對「軍事革命」時期的軍隊來說，並非如此。這也意味著，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其戰爭能力可與蒙古的戰爭能力相當，優於中國唐朝的戰爭能力。
表附-3 戰爭能力（單位：分）
在東方，到了公元前200年，銅器依然是主要的工具。漢朝（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軍事力量似乎沒有羅馬強大，雖然在第一次中西方交流後，中國的軍事力量沒有西方下降得多。公元6世紀，隋朝統一了中國。隋朝的軍隊比西方的任何軍隊都要強大。在公元700年左右，武則天在位期間，這個差距更大。
公元前東方的軍事實力比羅馬帝國時期和漢朝都要弱得多。我認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東方沒有哪支軍隊能夠達到0.01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方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軍隊很可能達到了0.01分。
信息技術
考古發現和文字記錄展示了各個時期出現的各種信息技術，而我們也很容易估計這些媒介能夠以怎樣的速度傳輸多少信息，以及傳輸多遠的距離。真正的困難在於估計多少人能夠使用各種不同的科技，在大部分的歷史時期，這就意味著有多少人能夠讀和寫，以及水平如何。
摩爾定律——自1950年以來，信息技術的成本效益每18個月就翻一番——似乎暗示著2000年的分值應該比1900年的分值高10億倍。因此，有人認為1900年時，西方的分數為0.00000025分。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就忽視了諸如書籍（現在受到了數碼媒介的挑戰）這樣過時的信息儲備形式的靈活性以及先進技術的變化。
在戰爭能力這一方面，現代信息技術與早期信息技術之間差距巨大，但是兩者之間的正確比例應該不到十億比一。1900年之前的分值（甚至1900年之前的誤差）應該更低。另一方面，關於多少人能夠讀、寫和計算，以及水平如何，這方面的證據比戰爭方面的證據更模糊，因此我的猜想也就更加主觀。
在表附-4中，我採用了多步驟方法來量化信息技術。首先，按照歷史學家常用的方法，我將人們的水平分為高級、中級和初級。每一個級別的範圍按照讀寫能力劃分如下：初級——能夠讀和寫一個名字；中級——能夠讀和寫一個簡單的句子；高級——能夠讀和寫結構緊湊的文章。這與中國在1950年的掃盲運動中的定義也頗為相似（有文化：能夠認識1000個漢字；半文盲：能夠認識500～1000個字；文盲：認識300～500個字）。
其次，利用現有的知識，我將不同時期的成年男性劃分為3種類別。在高級水平中，每1%的男性就獲得0.5分；在中級水平，這個數字為0.25分；在初級水平中，則為0.15分。之後，我將同樣的分值標準用於女性。關於女性文化程度方面的證據比男性的少，在20世紀之前，能讀書寫字的女性顯然比男性少（往往少很多）。儘管我對近代之前的數據基本靠猜測，但是我嘗試對女性和男性使用信息技術的百分比做出估計。之後，我將基於信息技術的數量和水平對每一個時期計算出分數。
表附-4 信息技術分值
續表
2000年，東西方核心地區所有男性和女性文化水平均為高級[4]，因此東西方的信息技術的分值均為100分。1900年，在西方核心地區，幾乎所有的男性都至少識一些字（50%為高級水平，40%為中級水平，7%為初級水平），並且女性得到幾乎與男性同樣良好的教育，這使西方核心地區在信息技術方面獲得了63.8分。在東方，大多數男性也有一定的知識，雖然他們的知識水平並不高（我估計有15%為高級水平，60%為中級水平，10%為初級水平），而且有文化的女性可能只有男性的1/4。這樣，東方核心在信息技術方面的分值只有13.4分。隨著我不斷重複這些計算，我的猜想中的誤差也就逐漸增加，雖然這些誤差的影響並不大。
最後是根據通信科技的變化速度和覆蓋範圍計算出乘數。我將用來處理信息的高級工具分為三大類：電子類（到2000年，東西方均使用）、電氣類（西方在1900年前就已經使用）和非電氣類（在西方可能已經使用了11000年，而在東方可能使用了9000年）。
與大多數的歷史學家不同，我不準備對比印刷術發明前後的時代。印刷術最主要的貢獻就是產生了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廉價的資料，而不是像電報或者互聯網那樣改變了通信方式。這些量的變化也已被考慮在內。至於電子科技，我認為東西方的乘數應分別為1.89和2.5，這反映了2000年東西方分別可利用的計算機和寬帶數量。電氣技術在1900年前就對西方有所影響，因此我用了0.05的乘數；非電氣技術在其他時期均有使用，所以我在東西方都使用了0.01這個乘數。因此，在20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指數最高值很可能達到了250分，而東方則達到了189分；在1900年，西方達到了3.19分，而東方達到了0.3分；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西方的分值就達到了社會發展指數的最低要求，即0.01分，而東方則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達到這一數值。
存在的誤差
在上一節，我反覆提到估計和猜想這兩個詞，這是因為要建立社會發展指數就不得不提到它們。這產生的結果之一就是沒有任何指數是「正確」的，無論我們如何正確定義這個詞。因此，要問我在計算社會發展指數時所得出的分值是否有誤，這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肯定有錯誤。真正的問題是：這些錯誤是大還是小？這些錯誤是否嚴重到扭曲了基本的歷史，使得第四章至第十章的圖表完全誤導讀者，因此這一整本書也就有著致命的錯誤？或者這些錯誤實際上非常小？
圖附-2 顯示的錯誤：社會發展指數出現系統性錯誤的含義。（a）將西方的指數提高10%，將東方的指數降低10%；（b）將東方的指數提高10%，將西方的指數降低10%
理論上，我們很容易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我們只要問以下兩個問題：（1）如果我們要使過去看起來與本書中提到的完全不一樣，我們需要對分值做出多大的改變？
（2）這些變化是否可信？
要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我在前面提到過的網站中所列舉的證據，檢驗我所做出的每一個計算。但是這裡，我要簡要說明一下，有可能會有系統性的錯誤影響了我對整個歷史發展的看法。根據我的社會發展指數，在公元前14000年之後，西方得以領先。東方慢慢地追趕上來，並且在公元前的第一個千年裡，西方在大部分的歷史時間裡領先的優勢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進一步領先。但是在公元541年，東方領先西方，直到1773年。之後西方重新領先，如果在21世紀這種趨勢繼續的話，西方的領先優勢將會持續到2103年。自冰河時期末期以來，在92.5%的時間裡，西方的社會發展一直都領先於東方。
我曾在第三章指出，我的整體分值最多會有10%的浮動，但不會影響基本模式。圖附-2a顯示，如果我將西方社會發展指數整體降低10%，將東方社會發展指數提高10%，結果會是怎樣；圖附-2b顯示如果我將東方社會發展指數降低10%，而將西方社會發展指數提高10%，結果又是如何。
首先要注意的一點是，這些分數都十分不可信。圖附-2a中，西方的分值被提高了10%，東方的分值則被降低了10%，我們在圖中看到，1400年時，西方比東方更加先進，此時正是鄭和下西洋的前夕；它還意味著公元前218年，當漢尼拔率領他的大象進攻羅馬時，西方的發展已經高於東方。如果以上這些都不夠特別的話，這個圖還告訴我們，當公元前44年愷撒大帝被謀殺時，西方比1793年的東方更加先進，此時中國的乾隆皇帝拒絕了馬戛爾尼勳爵的貿易要求。
圖附-2b也許更加特別。在圖中，公元700年時的西方社會發展指數低於東方孔子時期的社會發展指數，這顯然不對。公元700年時，阿拉伯人控制著大量來自大馬士革的哈里發；在這張圖中，1800年已開始工業革命的西方社會，其發展指數低於1000～1200年間處於宋朝統治下的東方核心的社會發展指數，這更不可能。
即使歷史學家能夠忍受這些奇怪的結論，圖附-2中所顯示的歷史發展軌跡與圖3-7中的差異還沒有大到需要改變基本的模式。短期偶然理論依然證據不足，因為即使在圖附-2b中，在大部分的歷史時期，西方的分值依然高於東方（雖然此時的「大部分」只有56%，而不是92.5%）；長期注定理論也是如此，因為即使在圖附-2a中，東方也曾領先7個世紀。對於不斷向前但卻受到干擾的發展而言，生物學和社會學依舊是最合理的解釋，而地理因素也仍然最能夠解釋為什麼西方得以統治世界。
圖附-3 更大的錯誤：（a）將西方的指數提高20%，將東方的指數降低20%；（b）將東方的指數提高20%，將西方的指數降低20%
要改變基本模式，我的估計就要做出20%的改動。圖附-3a顯示，如果我將西方社會發展指數整體降低20%，將東方社會發展指數提高20%，結果會是怎樣；圖附-3b顯示如果我將東方社會發展指數降低20%，而將西方社會發展指數提高20%，結果又是如何。
這一次的模式非常不同。在圖附-3a中，西方的分值始終高於東方，使得長期注定理論看起來非常可信，同時也讓我的觀點，即社會發展改變了地理的意義變得不成立。圖附-3b中的東西對比有效推翻了我的實際指數所得出的理論，使得東方自冰河時期以來有90%的時間都領先於西方。
如果圖附-3a或圖附-3b中有任何一個是正確的話，那麼你在本書中所讀到的一切均是錯誤的。不過，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它們都是錯誤的。在圖附-3a中，西方社會發展指數被提高了20%，而東方的指數則降低了20%，我們看到，在公元前/公元1世紀的時候，羅馬帝國的發展僅比1900年工業化的日本低5點，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在圖附-3b中，東方社會發展指數被提高了20%，而西方的指數則降低了20%，這意味著，在商朝之前的東方社會比波斯帝國統治下的西方社會發展的程度要高；這意味著，西方在1828年，即鴉片戰爭的前夕才趕上東方；同時還意味著，西方的統治已經結束了（在2003年）。以上這些都不可信。
因此，我在第三章中提出：我的估計出現的誤差很可能低於10%，絕對不可能超過20%。即使誤差達到了10%，我所闡述的歷史基本框架依然成立。
結論
我在第三章中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制定社會發展指數是一種藝術。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個指數能夠給我們一個大概、足夠好的估計，使得指數設計者的假想顯而易見。我已說過，長久以來我們無法解釋西方為何統治世界的原因是，學者用不同的方式定義術語以及關注問題的不同方面。只要建立指數，就能幫助我們向前跨出一大步。那些批判本書的學者，即提出四大異議的人，應該想出自己的測量方式。也許到那個時候，我們能夠看到一些真正的進步。
[1] 《文明的度量》，[美]伊恩·莫裡斯，中信出版社。
[2] 諸如帕提亞人、鮮卑和滿族人這樣的半遊牧民族最終發展為帝國統治者，但是像匈奴這樣的遊牧民族卻沒能發展成帝國統治者。最例外的要數蒙古人，不過關於他們作為帝國統治者的記錄卻非常少。
[3] 中世紀學者可能會驚訝於表附-1中，西方核心地區在1000～1400年之間，人均每日能量獲取均保持在26000千卡。眾所周知，當時西方的歐洲社會正在迅速擴張，但此時的西方核心實際上代表了東部地中海伊斯蘭的核心地區，當時這個核心地區停滯不前（詳見第七章）。在這幾個世紀中，西歐人均每天能量獲取均低於25000千卡，直到15世紀才趕上地中海地區。
[4] 我需要再一次強調，我所劃分的等級，即初級、中級和高級，其標準遠比21 世紀的標準低。任何能夠填寫現代工作申請表或納稅申報單的人都被認為是具有高級水平的人。